（接上文）2.資產階級的“列寧道路”，小資產階級的“今朝”疫情是一個偶然的、特殊的事件，但其中的現象蘊含着必然性。在這樣矛盾激化的時候，包括將要到來的帝國主義戰爭時期，各階級的不同利益將日益鮮明地反映在他們的行動規律上，平時看似隨機無序的思想將變得涇渭分明。在去年的運動中，我們看到無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有着不同的利益，尚未意識到必然破產前途的半無產者跟着小資產階級走，小資產階級（尤其是大量依附於私人資本的小資產階級）和自由資產階級站在一起，而官僚資產階級在不超出本階級利益的範圍內調整着策略，首先是在工廠、後來是在全國，“代表官僚資本的派別向整個資產階級做出了讓步，專制制度的特殊利益向資本主義的一般利益做出了讓步”5——工人的鬥爭必然迫使資產階級的不同陣營考慮共同的階級利益、日益自覺地對工人進行聯合圍攻。如果“放開”是一場“勝利”，這歸根到底是資產階級的勝利。小資民主派是要歌頌這種“勝利”的，這是他們和資產階級有着共同利益的必然結果。但“列寧道路”和“今朝”在共同歌頌這一“勝利”時，也要為各種各樣的分歧而爭論。這些分歧不是偶然的、隨意產生的，背後是他們之間一系列看似很大、實則很小的分歧，從革命性質、革命階級，到最根本的問題——各自代表的階級利益。（1）革命性質同樣是把三場運動全部說成民主運動，把“放開”說成民主勝利，“今朝”對放開與否的態度是庸俗的、含混的、折中的，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的兩難。最終其所謂“勝利”，只是為了肯定“民主運動”而被迫承認一個本不太滿意的結果：“一方面，封控可以限制疫情傳播，一定程度上避免大面積經濟生產秩序出現停滯或混亂，但封控帶來人員就業受限，生活收入斷絕，從而加重生活危機，尤其在資本主義、官僚主義環境中，對底層民眾的影響會更加嚴重。另一方面，解封可以讓社會生產一定程度上得到穩定，保持就業和收入，但無疑會加大防疫難度，出現大面積感染，同時在目前經濟陷入滯漲的條件下，解封帶來的經濟生產照樣是極為有限的，仍存在着大量無法解決的失業隊伍，而同時出現的感染病例是無法正常進入勞動力市場的，他們被拋棄在資本主義市場之外，忍受失業和貧窮的折磨，同時還會衝擊醫療衛生系統。換言之，單從經濟生產層面，統治階級會陷入“封控”和“解封”的兩難境地，缺乏足夠的動力實現政策的快速轉變。那麼到底是什麼促使了疫情防控快速的、讓人驚訝的轉變，使其從一個極端短時間內滑向另一個極端呢？是人民群眾可歌可泣的英勇鬥爭，是人民群眾血淚鋪就偉大道路。”6而“列寧道路”則從始至終明確地肯定“放開”訴求、否定工人提出的“反對共存”。他們在運動一開始就發出了這樣的指示：“工人的恐慌心理不夠科學”！它在“列寧道路”這篇文章中的出現並不是偶然的“不近人情”，而是不可或缺的、反映本質立場的一句話。它是為了解決一個繞不開的問題：為什麼事實上的“共存”會引起工人的反抗情緒？無法解答，只能向自由派取經：這是過度恐慌！即使不這樣露骨地提出來，他們也必須以其他方式提出，因為“列寧道路”認為他們有義務向無產階級傳播的“科學”就是：無產階級應該支持“共存”，反對“清零”，因為清零是“非資本主義的阻礙”7，“無產階級可以而且應該在破壞前資本主義殘餘的意義上支持自由貿易，以促進生產力和階級鬥爭的自由發展*”8，“‘共存’取消了對資本主義商品和勞動力自由流動設置的障礙，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要對群眾‘放開’的訴求予以支持”9（黑體是我們加的）。難怪“列寧道路”對自由派總抱有如此大的希望，他們根本就是一路貨色，核心目的就是讓自由資本充分發展！“列寧道路”宣稱他們繼承了列寧的路線。列寧在俄國革命中指出工人苦於資本主義的不夠發展，主張首先以民主革命掃清封建殘餘。“列寧道路”則處處試圖造成一種印象：今天實行“清零”政策的中國專制政府，等同於俄國民主革命中的沙皇政府、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中的地主買辦。他們說政府“利用封控與核酸產業大量撈錢，所以根本不希望結束疫情、核酸和封控”、“一切政策都圍繞着一個核心目的：儘可能多且快地榨取全國勞動人民尤其是工人階級的勞動成果，為此甚至不惜進行超經濟剝削…要維持這種榨取和盤剝，特色專制政府就必須把維持自己的專制統治當作首要任務”10，他們將防疫政策、專制制度歸因於竭澤而漁式的經濟動機，並說這是“非資本主義的”，是“前資本主義殘餘”。於是“剝削有道”的自由派有了進步性，民主主義有了革命性，“無產階級領導的”民主革命成了最符合工人利益的道路。事實真是如此嗎？在《只有通過領導徹底的民主革命才能實現社會主義革命》這篇文章中，“列寧道路”詳細論述了他們民主革命的主張。如果對這篇又臭又長的文章中每個謬論逐句反駁，本文將會陷入毫無重點的泥潭。我們要重點揭露的是以下問題：民主革命根本不符合工人利益。“列寧道路”很喜歡引用列寧原著來給自己臉上貼金，假扮成無產階級利益的代表。我們僅指出文中兩處重要的、極其無恥地歪曲列寧原意的地方。第一處歪曲，用於論證他們提出的“革命判斷標準”——無產階級沒有覺悟和組織起來時，革命只能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的，所以現在的中國革命也只能是民主革命。他們聲稱這是一個列寧也會同意的觀點：“列寧不僅用無產階級覺悟和組織起來的標準思考俄國革命，而且用這一標準來思考其它國家的革命，例如德國革命。這一點特別有啟發，因為列寧認為德國是當時的第二號帝國主義國家，和今天特色帝國主義的地位相當。但是列寧並不因此就做出德國革命一定是社會主義性質的結論：“拿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標本德國來說，它在資本主義、金融資本主義的組織程度方面超過了美國。在許多方面，即在技術和生產方面，在政治方面，它不如美國，可是在金融資本主義的組織程度方面，在變壟斷資本主義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方面，它超過了美國。看來這是一個標本。但是那裡的情形怎樣呢？德國無產階級是否同資產階級分開了呢？沒有！根據報道，只有幾個大城市的多數工人是反對謝德曼分子的。但這是怎樣造成的呢？這是由於斯巴達克派同德國可惡到極點的孟什維克獨立黨人結成聯盟，這些獨立黨人把一切東西攪成一團，竟想使蘇維埃制度和立憲會議成親！請看，這就是德國的情形！而德國還是個先進國家哩。”（《關於黨綱的報告》，《列寧全集》第三十六卷，第142頁，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德國革命後來走了下降型民主革命的路線。這當然不是因為德國的帝國主義不夠發達，不是因為德國的生產力水平不夠高，而是因為德國無產階級的覺悟和組織程度不夠。”“列寧道路”無恥地欺騙那些不熟悉德國革命歷史的群眾。列寧1919年3月在此談及的“德國的情形”（標誌性事件：1918年11月革命，1919年1月起義）是一場失敗的社會主義革命，建立資產階級民主政府的結局正標誌着它的失敗。斯巴達克派（國際派）在1918年11月革命中散發的傳單《鬥爭的最近目標》裡提出了“由工人士兵蘇維埃的全權代表接管政府”，末尾赫然寫着“社會主義共和國萬歲！”。斯巴達克派是德國唯一的無產階級革命派，他們以社會主義革命、無產階級專政為目的展開鬥爭，列寧支持這個派別。並且列寧正確地指出，德國社會主義革命失敗的原因是無產階級覺悟和組織程度不夠，無產階級在政治上沒有和資產階級分開。無論是當時還是現在，任何一個對組織路線問題有了清晰認識的革命者回顧這段歷史，都會不僅痛恨機會主義者的卑鄙，而且痛惜革命派在組織路線上的軟弱。“與獨立社會民主黨（註：即上文中的“獨立黨”）截然相反，國際派從世界大戰開始起便擺脫了一切自欺欺人的觀念。……只有在一點上我們欺騙了自己：即在獨立社會民主黨成立時，當然在保持我們的獨立立場的情況下，在組織上參加了這個黨，懷着能夠推動它前進的願望。現在，我們不得不放棄這種期望，因為我們的一切努力已告失敗。”（《弗蘭茨·梅林就德國工人運動不同流派評價問題致布爾什維克黨的一封公開信》，1918年6月3日）革命派與黨內的機會主義者分裂得太遲了，以至於到1918年11月革命前夕，德國還沒有一個代表無產階級的革命政黨，斯巴達克派依然不得不依靠獨立黨的工人組織進行工作。“列寧道路”必然不會和我們有一樣的感想——他們甚至覺得列寧和馬爾托夫、普列漢諾夫的分裂都是可以避免的！不僅如此，他們還要給德國的革命派出主意：失敗是因為你們的民主革命不夠徹底。然而在當時的德國，就連議會裡的社民黨（社會沙文主義者，代表資產階級利益，可以類比俄國革命中的“立憲民主黨”和今天中國的自由派）也已經搬出了社會主義的幌子。革命前他們抹黑革命派：“那些被布爾什維主義革命詞藻迷惑而不負責任的人，力圖煽動工人鬧事去搞現在毫無意義和毫無目標的反政府的罷工和遊行。他們的種種破壞活動，為德國實現和平的民主化增加了困難……我們要通過和平改革，把我國政體引向民主制，把經濟生活引向社會主義。”（《德國社會民主黨中央理事會就該黨參加政府所持態度和要求繼續“堅持”的呼籲書》，1918年10月17日）然而在多個地區出現罷工奪權、德國皇帝被迫退位的時候，正是同一個社民黨搶先打出“工兵蘇維埃”的名號，搶先發出總罷工的號召，欺騙群眾說：革命已經達到了它的目的，政權已掌握在工兵蘇維埃手裡，現在的任務就是鞏固秩序和“團結”！優柔寡斷的獨立黨人立刻背叛了革命，因為他們害怕這種“團結”破裂，就像“列寧道路”害怕“反專制政府的民主革命聯盟”不能建立一樣。斯巴達克派為什麼不“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進行“徹底的民主革命”？為什麼要反對高喊“一切權力歸人民”的黨內大多數，堅持“一切權力歸無產階級”？依“列寧道路”的理論，這該是“冒險主義”，可你們敢不敢公開把斯巴達克派定性為“冒險主義者”？德國的經驗恰恰表明，“革命民主主義”這樣的術語，只有在民主革命任務（反封建、民族解放）還未完成的時候才是正確的，只有此時民主主義才具有革命性。超出這個範圍，就只有“反革命的民主主義”。同樣的，俄國二月革命勝利後，革命民主主義就立刻變成了反革命民主主義；在民國，新民主主義毫無疑問是革命的，但三大改造時期，還要“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的都是反革命。德國革命的實質是：革命的社會主義者失敗了，反革命的民主派勝利了。德國乃至整個西歐無產階級的任務是社會主義而不是民主主義，列寧的態度很清楚，今天“列寧道路”這樣的機會主義者卻把德國革命的性質說成民主革命，或者“不徹底的民主革命”（因為保留了“封建殘餘”——但他們自己也說不清什麼是“封建殘餘”！）。這真是先打槍再畫靶，定了個“民主革命”的調子，眼裡就只有“上升的民主革命”和“下降的民主革命”了，就是看不到德國革命派明明白白寫過的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第二處歪曲，是他們給上述觀點打的補丁。“列寧道路”絕不敢說要放棄提高無產階級覺悟，也不敢說無產階級的覺悟不能提高到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程度，便在“如何提高”上做起了文章：“在列寧看來，不通過領導民主主義走向社會主義的策略，不可能走過從開始的17個人到1917年的20多萬人的道路。在我們看來，不通過領導民主主義走向社會主義的策略，也不可能走過那條從2018年佳士抗爭的百餘人到十幾年乃至幾十年後的數百萬覺悟和組織起來的工人階級的道路。”“列寧道路”聲稱只有通過民主革命才能提高無產階級的覺悟，並照搬了列寧的結論，全然不顧列寧是在什麼條件下、為什麼主張民主革命，當今中國又是否處於同樣的條件下。列寧確實說過這樣的話：“無產階級作為一個歷史階級，如果不經過最徹底和最堅決的革命民主主義的訓練而要戰勝資產階級，卻是根本不可設想的。”這也是俄國無產階級必須首先進行民主革命的原因。但這是不是說，在任何時間，要提高無產階級的覺悟和組織程度，就必須通過民主主義的教育和民主革命的實踐？誰要是這樣想，就是抹殺了“歷史階級”在這句話里的意義，同時暴露了他完全不理解俄國的民主革命。中國的無產階級作為一個歷史階級，自它一百多年前在歷史舞台上出現後，從1919年到1949年，有沒有經歷過“最徹底和最堅決的革命民主主義的訓練”？有沒有用徹底的民主革命掃清過封建的生產關係？文革失敗後，復辟的生產關係究竟是封建性質（也就是“列寧道路”含糊其詞的“非資本主義”或“前資本主義”性質）還是資本主義性質？今日中國的專制和壟斷，究竟是“資本主義發展的阻礙”，還是資本主義發展的結果？“列寧道路”不敢去深究這些問題，因為維持並散布“今天的中國資產階級專制就等於二月革命前的俄國農奴主專制”這樣一個模糊的錯誤印象最有利於他們的主張！把“列寧道路”用覺悟和組織程度標準來判斷革命任務的唯心主義邏輯推到徹底，結果就是在當今世界上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美國、英國、法國、德國等等，都不能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只能先進行民主革命，因為這些國家的無產階級還“普遍缺乏社會主義覺悟”。除非“列寧道路”用更加無恥的手法，把諸如拜登支持的UWA罷工等工聯主義運動說成社會主義運動，把歐美工人貴族的民主主義情緒說成工人階級的社會主義覺悟，以此證明美國具備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兩處歪曲，都是“列寧道路”拉大旗作虎皮，理論立場尚且和革命背道而馳，在現實鬥爭中又怎麼可能做出有利於無產階級的事？看看“列寧道路”依據這種主張在“白紙抗議”中做了什麼：他們要求工人階級“借鑑和吸收這次運動中群眾的民主主義訴求，提出普選權，罷免權，底薪制，經濟上要反對一切形式的資本主義壟斷，反對官商勾結和腐敗，口號可以是“要普選，不要獨裁”，“言論自由,表達自由”，“允許人民說話”，“反對官商勾結”，“要真社會主義，不要假社會主義”。”11很明顯，其中具有實際意義的訴求幾乎全是自由派也要提出的內容，而他們比自由派多提出的一點只是反映小資產階級民主情緒的“反對資本主義壟斷”。更可笑的是，或許“列寧道路”自己也多少意識到了這些，又在最後挽尊般地加了一句“要真社會主義，不要假社會主義”。社會主義是徹底剷除資本主義而不是僅僅反對壟斷資本，是鎮壓和剝奪一切剝削者，這裡沒有一人一票的普選，沒有任何非階級的形式民主，社會主義的訴求和“政治自由”等訴求本就是矛盾的。提出這樣自相矛盾的口號，就是既要“吸收民主主義訴求”來修正社會主義的鋒芒、保全自由派和民主派的利益，又要扯“真社會主義”的大旗欺騙工人去為“政治自由”賣命——好一個左右逢源的政客！列寧在《民粹派化的資產階級和驚惶失措的民粹派》中就批判過一個這樣的政客，這位政客說“按其基本理想來說，兩者（社會主義和自由主義）是相同的，是不可分割的。社會主義並不像許多人擔心的那樣會對自由主義形成危險，它不是要毀棄而是要實現自由主義的遺訓”。在自由派也開始披上紅皮、搶奪“真社會主義”解釋權的今天，把要求政治自由的具有實際意義的口號和“真社會主義”這樣抽象的、缺乏具體解釋的口號並在一起，就是在無恥地幫助自由派掩飾他們的本來面目。他們一定很欣慰有“列寧道路”這樣的角色去介入無產階級運動，因為正是“列寧道路”們不會“對自由主義形成危險”，反而會“實現自由主義的遺訓”！要問怎麼實現？那就看看“列寧道路”在文章第四節末尾提出的五項主張。繞開一些混淆視聽的空話後，我們把實質性的內容總結如下（黑體是我們加的）：（1）擱置社會主義革命還是民主革命的分歧，先把黨建起來。（2）建立起有一定群眾基礎的秘密黨後，“用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和機構開展黨內路線鬥爭，看兩種策略中的哪一個能夠獲得多數覺悟工人的支持”。（3）“工人階級以勞動者專政為主要口號，從自由派手中奪取對小資產階級的領導權，以97.8%的人口作為徹底民主革命的力量來源，麻痹占人口2.3%的自由派資產階級，在例如帝國主義戰爭造成的深刻危機中，武裝推翻僅有0.59%人口支持的黑幫專制政府，實現勞動者專政的口號，並力爭在這個專政中使無產階級處於支配地位”。（4）民主革命後，努力改變力量對比，儘快實現社會主義革命。（5）“在各個階段，對工人群眾都應既進行社會主義的宣傳和鼓動，又進行民主主義的教育。在將社會主義的宣傳鼓動放在首位，保持無產階級的階級獨立性和組織獨立性的同時，須竭力對無產階級進行仇恨專制政府的民主主義影響”。（1）（2）兩條中，“列寧道路”不敢把分歧說的太嚴重，甚至允許這種分歧保留到“建黨”以後，揭示了他們信奉什麼樣的組織路線：“無產階級政黨”內不僅要允許不同綱領的派別存在，甚至要允許他們搞派別宣傳——別說列寧，就是最露骨的孟什維克，也從來沒有說過“要和社會革命黨合併，再通過派別宣傳來統一綱領”。共產黨人從不隱瞞自己的觀點，但“列寧道路”可不是什麼共產黨人，他們之所以對分歧的性質含糊其辭，就是害怕和“今朝”、“燎原”等一眾把民主主義當成社會主義的小資民主派發生過於激烈的衝突，徹底鬧掰。他們知道革命派不可能跟他們組黨，所以痛恨革命派“排斥性”的態度，讚賞並迎合“今朝”等民主派的“同志態度”，為的就是按照這條機會主義的組織路線“擱置分歧”，極力促成一個機會主義的“黨”，通過“黨內民主”鑽到這些影響力更大的、更能代表小資產階級多數的派別中去爭得一個席位，好為自己在小資民主派的反革命運動中爭取更多影響力，使小資群眾儘可能少受無產階級影響而多受資產階級影響，放棄中立而成為反革命的民主派。這樣的組織路線本就是對資產階級抽象民主原則的崇拜，自然要吸引那些嚮往資產階級民主的小資產階級；而他們幻想的“黨”實際上是個自由的議會，黨內派別反而更像真正的政黨——能提出自己的綱領，能“按照自己的主張進行教育和組織工人的工作”，為此就必然也能保留自己的派別組織、中央委員會和機關報，然後用自由的黨派宣傳來爭取多數選票。正因為“列寧道路”關於民主革命的反動主張甚至在一般小資當中都不受歡迎（就連混亂的“燎原月刊”也要口頭支持融工和“社會主義革命”），他們才要搞這些名堂。“列寧道路”比“燎原”和“今朝”更右，更靠近資產階級，他們要在一般小資中擴大影響力，就必須靠“燎原”和“今朝”這樣的中介，正如資產階級自由派要在被統治階級中擴大影響力必須靠“列寧道路”和“中國左翼民主聯盟”（某Telegram群組，以“泛左翼”的面目聚集了一批反政府的自由派）這類號召“泛左翼團結”的中介一樣！第（3）條，民主主義、階級合作的“勞動者專政”。“列寧道路”這樣向工人許諾：“勞動者如果能建立反專制政府的民主革命聯盟，那麼這個聯盟將獲得勞動力人口的97.8%，即絕大多數的支持。這個聯盟將是不可戰勝的。”俄國的工農革命民主專政，專政對象是封建地主階級；今天中國革命的專政對象是誰？我們說專政對象是資產階級，所以必須推翻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列寧道路”卻要我們“暫時”放棄這一切、走上民主革命的道路，即聯合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內某一派別（自由資產階級）專政資產階級的另一派別（官僚資產階級）的道路。“列寧道路”騙人們說這是“無產階級領導小資對資產階級進行專政”，實際上這是“無產階級放棄建立無產階級專政，跟着小資走並被資產階級專政”，這種聯盟中真正“不可戰勝的”只有資產階級，它能成功建立本身就宣告了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勝利。它意味着在應該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國家中，工人運動的道路事實上已被民主派機會主義者掌控，歷史上斯巴達克派的鮮血已給我們敲了警鐘，今天“列寧道路”卻要重建魏瑪德國和考茨基式的政權。“列寧道路”又這樣恐嚇工人：“如果目前這種工人階級無組織無力量的狀況持續下去，自由派將獲得59.6%（小資產階級和私營資產階級占勞動力人口的比例之和）這一多數的擁護。”且不說“列寧道路”對階級界限和力量對比的分析混亂透頂，任何革命者看到前途未卜的嚴峻形勢，想的都是要儘快在工人階級中組織起來，傳播社會主義思想，增強無產階級的力量、反對整個資產階級、打擊民主派領袖、爭取小資群眾中立，為此必須掃清工人中包括民主主義在內的資產階級思想，建立獨立的無產階級政黨。可“列寧道路”卻叫工人“打不過就加入”，威脅工人“不接受民主革命就會有更悲慘的下場”！而第（4）條，是“列寧道路”承諾給工人的虛幻遠景。要怎麼實現社會主義革命？“列寧道路”說了一番正確的廢話：“極力壯大覺悟和組織起來的工人階級先進階層，極力促進小資產階級內部的分化並組織其下層半無產者與工人階級接近，極力爭取多數人口的支持或中立，儘快實現社會主義革命。”我們要問：為什麼不從現在就開始做這些？為什麼一定要在中間加一個“民主革命”階段？如果你們覺得沒有民主制度就不可能把無產階級組織起來、不可能讓無產階級的覺悟和力量有什麼增長，那憑什麼言之鑿鑿聲稱這樣沒有組織和覺悟的無產階級也能在“民主革命聯盟”中奪得領導地位？！如果沒有民主制度也能把無產階級組織起來，喚醒無產階級的革命覺悟，又為什麼要把這第（4）條推到遙遠的將來？！第（5）條正回答了這個問題。“列寧道路”究竟想在他們的“民主革命階段”做些什麼、和我們有哪些不同？我們是要向工人做社會主義的宣傳鼓動的，而“列寧道路”則是“將社會主義的宣傳鼓動放在首位”同時“竭力對無產階級進行仇恨專制政府的民主主義影響”，仿佛他們也很認同社會主義，多加的這個“民主主義影響”只是為了（像他們強調的那樣）加強工人對政府的仇恨，從而鼓動起革命，有利於無產階級。但這種理由是說不通的，難道社會主義的宣傳鼓動不讓工人仇恨專制的資產階級政府？什麼原因讓你們非要施加“民主主義影響”？這只能說明，“民主主義影響”的真正目的不是讓群眾仇恨專制的資產階級政府，而是讓群眾不要仇恨民主的資產階級政府，不要仇恨資本主義和私有制。民主主義叫群眾不要仇恨政治自由，不要仇恨憲政和多黨制，不要仇恨知識私有和腦體差別，這就是為什麼一定要把“民主主義影響”塞到工人階級中！他們把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推得越遠，就有越充分的時間去將小資產階級群眾影響成反動派、將工人影響成糊塗蟲。“列寧道路”對日本排海的評論文章12印證了我們這一判斷。再一次，他們散布了“今天的中國專制就是二月革命前的俄國專制”這樣一個模糊的印象，引用列寧在《旅順口的陷落》一文中所說的“在兩個資產階級國家發生衝突的問題上”要正確指出“其中一個國家在歷史上所起的進步作用”，將今天的中國資產階級專制政府比作封建專制的沙俄政府，稱今天的日本政府是更進步的、比中國專制政府好些的東西，因為它“有形式民主”！根據同一個理由，“列寧道路”認為俄烏戰爭中“民主的”烏克蘭比專制的俄羅斯更正義。民族主義者“紅色中國網”和“晨星評論”為俄烏戰爭中的俄方辯護13時，以相反的方式引用了《旅順口的陷落》。在他們那裡，烏克蘭及其背後的北約等老牌帝國主義集團，對應着一戰前沙俄代表的歐洲統治全球的舊秩序，而新興的中帝及其支持的俄羅斯，則對應着挑戰舊秩序的日本。“紅色中國網”按民族劃分界限，胡說新的帝國主義比舊的帝國主義更進步；而“列寧道路”則按專制/自由劃分界限，胡說自由的帝國主義比專制的帝國主義更進步。他們依據各自的胡說，一個要支持中帝，一個要支持美帝。“紅色中國網”和“列寧道路”在今天的帝國主義爭霸中，引用了列寧的同一篇文章，這不是巧合，而是必然。片面截取有利於本派別的詞句並將之絕對化，這是機會主義者的慣用手段。列寧在《旅順口的陷落》一文所說的“歷史上的進步作用”，既不是按民族，也不是按專制/自由，而是按階級劃分界限的。《旅順口的陷落》所說的進步作用，是資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比農奴主-地主專政的國家更進步，是資本主義比封建主義更進步。君主立憲的、積極擁抱資本主義的日本，從先進的生產關係中得到了極大的力量，戰勝了封建專制的、保留了大量中世紀農奴制殘餘的沙俄。人們有史以來第一次看到，只要擁抱資本主義，一個曾受壓迫的小國日本也能戰勝沙俄這個強大的“歐洲憲兵”，沒有什麼比這更能說明封建專制已走到了它的末路。“一切先進的俄國人，俄國社會民主黨，俄國無產階級對專制制度的批判，現在已被日本武器的批判所證實”（《旅順口的陷落》）。先進的資產階級國家戰勝落後的農奴主-地主國家是歷史的必然，先進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戰勝封建制度是歷史的必然，但沙皇政府不肯放棄至高無上的君權，不承認“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垂死掙扎地抵抗這種必然性。在國內，它還能靠反動軍警維持統治，但在世界範圍，資產階級掌權的國家已經能追上來揍它了。封建社會的法律是為貴族、農奴主、地主服務的，明文規定了等級制度。封建君主有最高權威，不僅能侵犯資產階級的私有財產和人身自由，而且用徭役制把農民束縛在土地上，使他們無法成為自由的小商品生產者。立憲制則是自由主義制度，這一制度下權威的不再是血統、家族，而是憲法規定的私有財產。在經濟上，立憲制承認勞動力流動的自由，承認人有支配自己財產的自由，這使資產階級的統治有了依據，而他們要的也僅止於此。不管這種“自由”有多不徹底，立憲依然造成了質變，資本主義衝出了封建宗法的牢籠，開始肆意掠奪、蓬勃發展。那些“不徹底的自由”，如日本煤礦里堪比奴隸制的納屋制度，以及1900年日本鎮壓工運的《治安警察法》（皆存在於日俄戰爭前後），此時代表的正是資產階級的利益，維繫它們的是資產階級而不是封建主，決不能像“列寧道路”那樣庸俗地把這些稱為“封建殘餘”。“列寧道路”歪曲的核心，就是把列寧所特指的沙俄農奴主專制，偷換成性質完全不同的資產階級專制，把生產關系所決定的先進與落後，偷換成“專制/自由”的抽象對立。列寧在他所有文章里寫的“沙俄專制”都沒有超出封建專制的範圍，儘管當時沙俄已經是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已經在生產關係中占據統治地位，俄國政權卻依然在農奴主-地主等封建貴族手中。更重要的是在廣大的、落後的農村，農民依然深受封建之苦，他們不被允許離開土地，在工役制和高利貸的殘酷盤剝下，有時生活水平甚至低於無產階級。而沙皇政府正是維繫這種制度的反動農奴主頭子，一直維繫到了1917年二月革命前夕。沙俄封建專制是阻礙資本主義發展的，但當代中國的資產階級專制恰恰相反，它主動設計和引導資本主義的發展，設置關稅保護本國工業，營造有利於資產階級的“法治環境”並鎮壓工人，試圖通過政府投資擺脫經濟危機，完全為資產階級利益服務。立憲制相對封建專制的進步，只在於它讓資本主義能自由發展。而從本質上說，資本主義在立憲國家所能獲得的一切發展條件，在資產階級專制國家同樣存在，二者根本無所謂誰在“歷史上更進步”。今天誰篤信資產階級愚弄人民的宣傳，抽象地把“專制/自由”的區別抬高到本質地位，誰就是無可救藥的庸人。一戰中“民主”的英法和專制的德國都是資產階級專政，按“列寧道路”的標準，哪國政府在“歷史上更進步”？這篇文章中，“列寧道路”不但在分析國家制度時歪曲列寧，在階級分析時也要把歪曲貫徹到底：“這背後首先是資產階級專制派與自由派之間的利益衝突：“經濟上比較進步”(《列寧全集》第15卷，第351頁，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的中等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需要商業自由，以便榨取工人的剩餘價值；需要富人即資產階級有政治自由，以表達和協調各行業資產階級之間的利益(通過公開競爭的方式，如議會和競選)。”此文僅僅是他們一貫態度的一個縮影。他們一次又一次機械地截取列寧對沙俄專制下資產階級的評價，給今天的資產階級加上“進步”濾鏡，透露出刻舟求劍式的愚蠢——如果這樣肢解理論、篩選特定的詞句就是馬列毛主義，AI的理論造詣比你們高得多！他們一邊干着混淆視聽的勾當，一邊喊着“反對日本政府”等口號當作免罪金牌，但我們很清楚哪些是掩人耳目的偽裝，哪些是偽裝之下的要害。“列寧道路”說：“而在此次排海事件中，我們則是要領導國內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首先堅決地反對中共專制政府的民族主義、轉移矛盾、封殺掩蓋和帝國爭霸的行徑，揭露它比日本政府更反動更落後的事實。”可以預見，在中美的爭霸當中，他們同樣要把美國說成“比專制政府更進步”，把這一點摻進反對中國政府的鼓動中，並用革命的失敗主義來包裝這種論調。在帝國主義戰爭中，我們也要首先反對中帝政府，但那是因為各參戰國無產階級要首先反對、也只能首先反對本國的資產階級（這才是革命的失敗主義），絕不是因為專制的帝國主義和“民主的”帝國主義誰更好些、誰更壞些，絕不勸群眾“不要仇恨民主的資產階級政府”！資產階級政府的民主和專制不是憑空確立的，也不像“列寧道路”胡說的那樣是由封建殘餘決定的，而是階級矛盾決定的。民主制度最擅長形式平等的把戲，最能掩蓋階級矛盾，但耍這種把戲的前提是其治下的“公民”大部分是出於階級利益而被資本主義意識形態馴化的小資產階級，能夠維持民主制是統治階級強大的表現，這意味着他們已在被統治者中收買了足夠的人，國內階級矛盾已極大轉移，無產階級的反抗已撼動不了資本主義。專制則是統治階級無能、階級矛盾激烈的表現，無產階級的憤怒像地底流動的岩漿，有着毀滅一切的力量，而政府對此無能為力，只能一堵再堵，多給任何一點政治自由都要迎來滅亡。中國的封建殘餘早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後就已消滅，資本主義早就發展成熟，然而老牌帝國主義橫行的世界市場已不允許它過多插足。中國資產階級和專制政府要想通過收買人民讓本國的階級結構變得和老牌帝國主義國家一樣，從而逐步實行政治自由化改革，這是絕對不可能的。早來一步、靠着技術壟斷和寄生吸食殖民地人民血汗而穩固了統治的民主國家，和晚來一步、想掠奪殖民地而不得的專制國家，誰比誰先進？在日俄戰爭中，“蓋得和海德門並沒有袒護日本資產階級和日本帝國主義，但在兩個資產階級國家發生衝突的問題上，他們正確地指出了其中一個國家在歷史上所起的進步作用。”（《旅順口的陷落》）與此同時，日本的社會民主主義者也在反對日本政府的軍國主義，進行反戰鼓動。而“列寧道路”恰恰相反，他們通過錯誤地指出並不存在的進步作用，無恥地袒護國際帝國主義，袒護一切吸血殖民地而生的資產階級民主國家。在中帝謀求打破舊日格局、拼命擴張的今天，國內資產階級對官僚資本的仰仗已使他們成為民族主義自由派、秩序黨，而反習反共、要求政治自由、懂得利用小資民主情緒的所謂“自由派左翼”（即反政府的自由派），則代表國際帝國主義的利益（註：關於“國際帝國主義”的含義，參考選段：“由於中國私人資本家越來越依靠政府和軍隊的“火與劍”出海爭奪市場，同時又不希望官僚完全獨享政權，他們也就在政治上形成了一批支持中帝爭霸的“愛國”的民族主義自由派和“十月黨”，追求溫和的、以兩院制和反民主的選舉法為基礎的、嚴格限制選舉資格的立憲制度。至於那些想把中國變成四分五裂的殖民地，在爭霸戰爭中支持美國日本等老牌帝國的“逆向民族主義”自由派，實際上是美帝國主義者或者說國際帝國主義者，他們與民族主義者的矛盾實質上更多是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把理論變成階級鬥爭的武器》，2023.10.17,Telegram頻道“中國無產階級鬥爭報”）。在《帝國主義中國里“公民運動”衰落的必然性》14一文中，我們初步展開了這一觀點的前半截。當時我們說，自由主義在中帝的衰落是必然的，但今天我們要補充：這種衰落不是終點。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的此消彼長，其根源不僅是中帝資產階級和老牌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矛盾運動發生了變化，更是因為世界歷史結束了新自由主義時代，進入了新帝國主義時代。在中國，隨着壟斷的形成和世界市場的開拓，國內以官僚資本為中心的資產階級力量必然加強，國內的自由派必然衰落；但在世界範圍內，占據優勢的仍是老牌帝國，並且這兩大集團必有一戰。可以預見，隨着中美爭霸的開展，中帝將會面臨國際上節節敗退、國內階級矛盾加劇的情況，國內資產階級力量將被削弱，到了那時，國內民族主義和自由主義的矛盾又要有新的變化。然而支配歷史進程的並不是這兩個資產階級集團間的矛盾，而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間的矛盾。如果無產階級信了民族主義者或自由派宣稱的誰比誰更“好些”的鬼話，被利用來為這種“好些”的前景而鬥爭，結果只能是加入某個資產階級陣營，再次鞏固資本主義；但如果無產階級能起來反對整個資產階級，反對無論是國內還是國外、民主還是專制的一切資產階級政府，只為無產階級專政而戰，無產階級就將沿着正確的道路一步步壯大自己的力量，而各帝國主義集團就要聯合起來進行更加殘酷的鎮壓，“紅色中國網”、“列寧道路”等資產階級的狗就要一起高呼“本來就用不着拿起武器”，大罵我們“極左”和“冒險主義”，一如他們把中國政府對“左翼”的高度敏感歸咎於佳士鬥爭的“盲動”！“列寧道路”一派為了靠攏“先進的”代表國際帝國主義的自由派，無所不用其極地斷章取義；近來電報上出現的新頻道“前進報”同屬於這一類，一樣是主張民主革命卻要曖昧地“擱置爭議”鑽到影響力更大的民主派中去的投機分子。我們奉勸“今朝”等一切民主派好好看看，拉攏你們的究竟是個什麼東西！（2）革命階級先擺我們的結論：今天中國的革命階級只有無產階級和半無產階級。在中國，無產階級的定義是：真正貧窮到一無所有、沒錢購買良好的教育，所以不僅不占有生產資料而且不掌握知識技術，只能被迫從事簡單的體力勞動，一年中的幾乎全部時間都在為資本生產剩餘價值，並且不以任何方式剝削他人（分享他人剩餘價值/占有他人勞動）的僱傭勞動者。“列寧道路”在判斷革命性質上的唯心主義，“今朝”看似沒有犯：他們聲稱自己主張社會主義革命，反對民主革命。我們基本同意他們對“民主革命論”的批判，贊同他們對“列寧道路”想要“聯合自由派資產階級去推翻壟斷資產階級”的揭露。然而“今朝”否認民主革命的同時，卻接受了“聯合小資產階級的政治需要”：“從聯合小資產階級的政治需要，得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性質，這中間是缺乏邏輯依據的。小資產階級在一定條件下的革命性是人所共知的，因此，在革命的統一戰線中必然要團結和聯合小資產階級。但是，難道團結和聯合小資產階級的革命就只能是民主革命嗎？有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參加的統一戰線就只能是民主革命的統一戰線嗎？為什麼就不能是社會主義革命的統一戰線呢？”15這正合“列寧道路”的心意。他們十分清楚，只要承認當今的小資產階級是革命階級，無論口頭上聲稱要民主革命還是社會主義革命，實際行動上都必然走向民主革命。這就是他們為什麼強烈要求擱置爭議與“今朝”等民主派結盟。問題的關鍵在於，在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在今天的中國，小資產階級是不是革命階級？“今朝”在這個問題上使用了和“列寧道路”一樣的歪曲列寧的手段：“《列寧道路》簡單地把小資產階級參加革命和“民主革命”等同起來了，這在歷史上是完全錯誤的。俄國在從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時期（即無產階級專政時期），列寧所領導的布爾什維克認為農村中的無產階級、半無產者和小農（類似於中國土改時的“中農”）總體上都是支持無產階級革命的，應該聯合與團結，這裡的“小農”就是歷史上典型的小資產階級。因此，從一般意義上來講，小資產階級既可能支持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又可能支持社會主義革命。從小資產階級參加革命這一特點，並不能直接推出革命的性質。”16“今朝”的目的是證明“典型的小資產階級”可能支持社會主義革命，但他們卻舉了這樣兩個例子：一個是俄國無產階級專政下的例子，一個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例子（土改中團結和保護中農）。這是因為他們在馬列毛的著作中絕對找不到任何“典型的小資產階級”支持社會主義革命的依據。農民從來都不是一個統一的階級，而是分為大農（富農）、中農和小農（貧農），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常識。“今朝”還犯了一個錯誤：俄國革命中，典型的小資產階級恰恰是中農，而不是小農。在民主革命以前，中俄兩國農村中的資本主義發展情況不同，階級和階層的分化也就不同。但在中國完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開始社會主義性質的農業合作化運動時，中國的中農分化為了“下中農”和“富裕中農（上中農）”。在無產階級專政的蘇聯，無產階級要團結半無產者、小農，中立中農17；在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改造中，要依靠貧下中農（貧農和下中農），中立富裕中農18。兩國的這三個階層基本是一一對應的，而兩國的共產黨都明確認識到，爭取小資接受集體化的可能性只建立在先進生產力對落後生產關係的顛覆上，絕不可能建立在他們作為小資產階級的階級利益上。在發展集體化的初期，對於中農/富裕中農，入社事實上損害他們的階級利益，所以這一時期既不能像強制剝奪地主富農那樣強制他們入社，也不可能通過說服教育入社，而是根本“不能給自己提出把這個階層爭取過來的任務”（《為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準備的文件》土地問題提綱初稿，1920）。上述所有事實體現的規律只有：在無產階級專政下，隨着集體化的發展、公社力量的壯大，落後的生產方式和生產關係日漸不可維繫，在這之後“典型的小資產階級”才會由下層開始一點一點地匯入集體經濟當中，絕不可能直接把他們爭取過來。“今朝”把民主革命、社會主義革命、無產階級專政時期的各種問題攪作一團，只為雜揉出一個“社會主義革命也可能團結小資產階級”的結論。但任何頭腦清醒的人都能看到，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革命”有極其顯而易見的區別。在資產階級專政下，小資產階級支持無產階級革命便面臨着破產風險；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小資產階級卻是為避免破產的前景而主動消亡、融入集體、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總之，小資怕的就是破產。只有背叛階級的個人，沒有背叛利益的階級，既然小資怕的就是破產，它就不可能作為一個階級來支持社會主義革命。自覺的資產階級從來不希望小資大規模破產，只是當他們頭上還有封建貴族和帝國主義殖民者時，不論他們希望與否，小資（甚至資產階級自己）都要破產。一旦擺脫這些限制，他們就要想盡辦法避免小資破產，避免小資在破產引起的絕望狂熱情緒下起來反對自己。各帝國主義國家在世界市場中的位置不同，剝削獲利不同，收買本國小資的能力不同，自然要造成各國小資的規模與實際生活水平不同，“今朝”卻害怕把小資產階級說得太多，仿佛這樣做就是否定社會主義革命：“《列寧道路》通過一頓操作，認為中國有大約4.5億的小資產階級，占到了勞動力總人口的57%……這樣的數字是極端可笑的！我們知道，上一個認為整個社會的中產階層的人數在不斷擴大、乃至占據社會人口的主體結構、最終走向“人民資本主義”的人，還是大名鼎鼎的愛德華·伯恩施坦。”19我們同樣反對“列寧道路”的階級劃分，尤其是其中“非生產勞動”的部分，但中國作為迅速擴張的新興帝國主義國家，確實稱得上“小資產階級的汪洋大海”。與否認階級鬥爭的“人民資本主義”不同，我們很清楚中產階級不是憑空擴大的，剩餘價值不是憑空增加的，帝國主義剝削民族內部的小資產階級化，必然要以殖民地被剝削民族內部的無產階級化作為血腥的代價。“列寧道路”用覺悟水平和組織程度等主觀標準來確定革命任務，這是明目張胆的唯心主義；“今朝”在判斷革命任務時，知道起決定性作用的是生產關係，這是唯物的；然而當他們指責“列寧道路”把小資產階級說得太多，質問“既然如此，又如何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呢？”時，是在用“無產階級必然是社會主義革命的主力軍”來為自己把（包括大量複雜勞動者在內的）大多數人口划進無產階級提供依據，甚至拒絕承認存在以小資產階級為主體的剝削國家，這就使他們的“社會主義革命”變成了唯心的幻想。我們要說：在一切已打倒了封建專制和擺脫了殖民剝削的資本主義國家，無論無產階級占比如何、階級力量對比如何，無論專制還是民主，無產階級的革命任務都是社會主義革命。一國內階級力量的對比僅能預見革命的成敗，不能決定無產階級革命應有的任務和性質。無論是在小資產階級占總人口相當大一部分的歐美老牌帝國主義國家（其無產階級幾乎僅包括不能享受公民福利政策、從事簡單體力勞動的外來勞工、非法移民、難民等。一些糊塗蛋用“工人貴族只能是一小撮”來為歐美帝國主義國家的工人貴族辯護，硬說這些國家大部分工人都是無產階級，卻忘了這個“一小撮”究竟是相對於哪個範圍而言，是在一國之內還是在世界範圍的“一小撮”），還是在極度專制但已全面發展起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資產階級君主國（如：卡塔爾等依賴石油工業和金融資本獲取暴利的海灣國家），無產階級的革命任務都是社會主義革命。“今朝”質疑“列寧道路”高估了中等資產階級的革命性，我們卻要說“今朝”高估了小資產階級的革命性。“今朝”說：“小資產階級在一定條件下的革命性是人所共知的，因此，在革命的統一戰線中必然要團結和聯合小資產階級”20。我們要把後半句換成這一句：小資產階級在一定條件下的反動性也是人所共知的。資產階級無力收買小資時，會形成前一種條件；資產階級有能力收買小資時，會形成後一種條件。後一條件下，小資產階級是會跟着國內帝國主義政府走的，一戰時的西歐各國就是前車之鑑；小資產階級也是會跟着國際帝國主義走的，二戰後的國際共運浪潮中，老牌帝國扶持起來的日本、韓國、台灣、新加坡等反共堡壘就建立在收買小資的基礎上。在今天中國的小資當中，眼紅這兩條道路的人比比皆是，只不過大部分仍然是自發而充滿幻想的小資產階級群眾，他們既看不到中國必然要在帝國主義爭霸中失敗，也看不到日韓等國依靠老牌帝國主義扶持、收買小資、實現民主化的歷史絕不會在中國這樣的人口大國重演（尤其是當共產主義的幽靈還未使這些老牌帝國感到威脅時）。我們既不能將這個階級看作敵人，也不能給自己提出把他們爭取過來的任務，只能預先指出他們的幻想必然破滅、人類歷史的未來屬於無產階級，用我們的理論批判和現實鬥爭，讓他們掂量一下自己是要淪為“戰狼小粉紅”或“逆民帶路黨”式的反動走狗，幫助國內外資產階級鎮壓無產階級革命，還是離開保皇派和自由派，不給資產階級任何支持。“今朝”在用曖昧的態度掩蓋自己的小資產階級立場。“說小資產階級全體成為無產階級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同盟是不正確的，但說他們的下層，那些生活境遇越來越糟糕，乃至幾乎已經不能維持其個體的經營狀態的小資產階級們，他們轉入支持社會主義革命則是可能的。”21這句話在抽象上正確，但今朝說這句話時，實際上是一邊用有革命性的具體的半無產者為抽象的“小資產階級”打掩護，試圖證明“小資產階級”作為一個“階級”有革命性，為“無產階級應該爭取小資的多數”提供依據，一邊早就把大量小資產階級包裝成了無產階級。半無產者—顧名思義，每年有一半時間做工人，另一半時間做小資的勞動者，他們一隻腳站在無產者一邊，另一隻腳站在小資產者一邊，比如每年至少有一半時間不得不離開土地、被僱傭從事簡單體力勞動、為資本生產剩餘價值的貧苦農民，或常常破產失業、做三年工人攢夠錢再回去做兩年小資的小業主和底層雇員，或主要從事生產剩餘價值的簡單體力勞動、少量從事推銷等非生產勞動的部分商業服務業員工，或主要從破產小資中補充成員、有勞動工具、相比工廠工人更自由的外賣員，等等。這些人的社會經濟地位和無產階級差別較小些，經常要落到無產階級中來，心態相比小資產階級更靠近工人一些，也更能看到必然破產的未來命運，相對更容易擺脫資產階級散播的反動幻想。這些經常遭遇失業破產等變動、處境極不穩定的半無產階級屬於被剝削勞動群眾，他們和暫時不用擔心失業破產、地位能相對保持穩定、基本不被剝削的小資產階級已經是兩個不同的階級。我們同意半無產階級能出於自己未來的利益而跟着無產階級走，但那些穩穩噹噹做着腦力工作的小資產階級（“今朝”所謂的“腦力無產者”）和“今朝”列出的其他小資產階級，他們究竟有什麼革命性？“今朝”反駁“列寧道路”劃分無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荒謬標準時，稱他們把“無產階級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如商業店員等）劃入了小資產階級的陣營”（黑體是我們加的），然而“商業店員”本來就是一個模糊不清、界限不明的概念，包括了餐飲業等在內的幾乎一切商業活動的雇員，並不是一個單一的階級。其中既有從事單純體力勞動的保潔員、洗碗工（無產階級），也有在從事上菜收桌等體力勞動的同時推薦菜品和收銀的服務員（半無產階級），也有主要從事推銷等腦力勞動的房地產銷售、汽車銷售（小資產階級）。“今朝”特意拿含混的“商業店員”舉例，掩蓋這個群體內部的階級差別，就是擺出無產者和半無產者來給小資產階級打掩護，他們真正關心的並不是從事簡單體力勞動的清潔工、理貨員、服務員等作為無產者/半無產者的商業店員，而是大量不進行物質生產的腦力僱傭勞動者。按“今朝”的分類，滿足某些條件的帶貨主播也將被劃分進無產階級。既然你們得出了“產業工人在產業資本家的領導下實現了產業資本的增殖；商業僱傭工人不生產剩餘價值，但在商業資本家的支配下實現了商業資本的資本增殖；銀行業店員不從事物質生產部門，在銀行家的控制下服務於生息資本的增殖。……在這裡，生產勞動成為僱傭勞動的同義詞。”22這樣的結論，那請你們再徹底一點，不要畏畏縮縮地只敢舉出“商業店員”這樣的例子，請直白地宣布銀行業櫃員、保險和房地產推銷員、被資本家僱傭來直播帶貨的網紅、普通醫生、程序員、金融分析師等腦力僱傭勞動者都是“無產階級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讓工人把你們看得更清楚一些！在上述問題上，“燎原”等派別和“今朝”有着一致的立場。儘管他們沒有像“今朝”一樣跳出來系統論述自己對小資產階級的態度，但無論他們理論上是否認為應當團結小資產階級，依據其信奉的“腦力無產論”，完全可以推斷出他們在實踐中的態度。正如不承認剝削壓迫的存在實際上就是維護剝削壓迫一樣，不承認存在腦體對立，實際上就是維護腦體對立；不承認“知識私有”是小資特權，實際上就是在維護這一特權。這類民主派代表的正是小資產階級中的這群人：既有反抗大資本的願望，又不願拋棄小資產階級特權。階級利益決定了他們不能徹底反對私有制，只能幻想一場小資產階級領導的、不反腦體對立和知識私有的革命。因此不管他們願意與否，在鬥爭中實際上都只能倒向資產階級，要麼跟“列寧道路”一起滾到國際帝國主義一邊，要麼成為考茨基式的叛徒。即使現在“今朝”疑似停更，“燎原”分裂出了新的頻道“東風”，後者又與“革命社會主義陣地（RSF）”、新出現的“鬥爭公社”等組織形成了“統一戰線”，但無論某個具體的組織如何出現、消失、分裂、合併，無論它活躍在牆外還是牆內，階級基礎都是一致的，他們是以不同面貌和活動方式存在着的同一派別，這些評論對他們普遍適用。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這一立場同樣在對“白紙抗議”的態度上得到了驗證，我們仍以“今朝”為例說明這個派別的特點。前文提到，“今朝”和“列寧道路”都把“白紙抗議”這一自由主義運動說成小資產階級民主運動，但“列寧道路”承認這是自由派領導的運動，“今朝”則認為是不受自由派領導的、小資群眾自發的運動。“列寧道路”的側重點在於這是“民主運動”，所以運動是進步的，不管誰參加誰領導（畢竟他們眼中“中等資產階級”和“自由派左翼”也可以有革命性），都是進步的。他們可以大方承認自由派的領導，指出這一點甚至更有利於他們強調自己在民主主義上的“徹底性”。但他們所謂的“無產階級要提出徹底的民主主義訴求，用徹底的民主主義領導這一運動”的實際意義如下——一邊用比自由派更激進的、但在沒有封建殘餘和殖民壓迫的地方就失去意義的“徹底民主主義”引誘小資群眾和民主派，一邊向資產階級自由派遞出投名狀：我們同情自由派，支持民主革命，反對社會主義革命，“民主的”議會裡正需要我們這種“工人代表”！“今朝”的側重點在於，運動的主體是“小資產階級”，是革命的階級，運動反映這一階級的“普遍願望”，所以運動是進步的，即使它不是社會主義性質的。社會主義革命時代，革命階級的政治運動為什麼表現為民主運動？“今朝”等民主派只能解釋為運動是自發的，參與運動的群眾還沒有意識到符合自己根本利益的不是民主主義而是社會主義。自覺的運動意味着明確的目標和路線，不可能被改造，最多能進行有條件的聯合和利益交換，自發的運動才有可能改造得更自覺。今朝沒有列寧道路那種對自由派的好感，這使他們在對待防疫政策的態度上更加尊重事實，不說“共存比清零更符合無產階級利益”這樣的鬼話，然而“今朝”對小資產階級的好感十分深厚，不僅承認它是可以被無產階級領導的革命階級，甚至幻想它已能獨自進行反對現政府的政治鬥爭。可是這種唯心的幻想造成了什麼結果？不承認白紙抗議事實上完全受自由派的支配，反而會加強自由派的影響。“今朝”把資產階級的白紙抗議劃分到“群眾運動”里，結果不是變出一場能讓無產階級領導的“自發的小資群眾運動”，而是給自由派打起了掩護：進行解封鬥爭的真正的小資群眾消失在“今朝”對運動的劃分中，“今朝”讓“白紙抗議”中高喊四通橋綱領的自由派代表了他們。最終，口頭主張“社會主義革命”的“今朝”，為了實現和小資產階級的“統一戰線”，必然要求無產階級在行動上爭取民主運動的領導權：“在未來的爭取民主的鬥爭中，無產階級對民主運動的領導權的獲得，不是靠預設一個必經的“民主革命”階段，不是靠把自己的要求局限於資產階級民主範圍之內，以避免把小資產階級盟友嚇跑。……在爭取民主的統一戰線中，無產階級獲得領導權的方式恰恰是展現其徹底的堅決的革命性，而非妥協性！”23——事實上，如果展現堅決的革命性，當然要嚇跑小資產階級，就像機會主義者聽到對“腦力無產論”的否定時那樣。“今朝”之所以不怕嚇跑小資，正因為他們並沒有堅決的革命性，而是打算維護“小資產階級多數”（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裡，就是廣大的腦力僱傭勞動者）的核心利益——將知識技術作為資本、以此牟利的特權。認同小資產階級的革命性，幻想在社會主義革命中小資產階級是可以聯合的、小資產階級的民主運動是可以被無產階級領導的，“今朝”就這樣一步步踏進了“列寧道路”的圈套。“推翻資本主義、剝奪資產階級，才可能充分地、全面地實行一切民主改革”固然沒錯，但小資產階級想要的“民主改革”總有“自我以上人人平等，自我以下階級分明”的極不徹底的特點，絕不會為了“實行一切民主改革”就支持社會主義革命。小私有者（無論其擁有的是店鋪、土地還是知識技術）的地位在這裡起決定性的作用，同時資產階級的社會影響、資本主義的社會條件也制約着他們，讓他們不會相信並支持社會主義。只有無產階級專政建立後、資產階級的社會影響和資本主義的社會條件被破壞後——媒體上不再有資產階級喉舌抹黑社會主義，為資產階級鎮壓群眾的警察不復存在，白領、農民和小業主不再受大資本的牽制——直到這一切真的實現，小資產階級看到了好處，才有可能支持社會主義。民主改良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副產物（無產階級專政在消滅私有制的同時，必然要消滅私有制引起的一切剝削和壓迫，徹底實現改善勞動條件和生活水平、性別平等、民族平等……等等），但絕不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動力，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就不是什麼“實行一切民主改革”，反而要實行無產階級專政，消滅資產階級民主——若把這一點明白地、具體地說出來，聯合小資產階級的幻想就要破滅；若把這一點拋開不提，實際上就在走民主革命的道路。民主派在階級分析、派別劃分等問題上的幻想不是由於理論知識不足或偶然的誤會，而是階級利益決定了必然如此。小資產階級不是獨立的階級，沒有長遠的利益，只有局部的、短期的個人私利。從長遠和根本的利益上講，社會主義符合一切被統治階級的利益，包括小資產階級。但自發的小資產階級群眾不關心政治，只想着過好自己的小日子，而自覺的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則總想着利用自己欺騙小資群眾得來的名聲、形象、影響力來換取政治地位和經濟利益，躋身資產階級。代表小資利益的民主派只能像“今朝”這樣，或是堅持“腦力無產論”，或是把小資產階級說成有社會主義革命性的階級，使自己可以一邊保留身為小資產階級的利益、一邊混入工人運動冒充“革命者”以投機。他們只要抱定這種利益，就無論如何不可能放棄包括“腦力無產論”、“聯合小資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等觀點，不可能進行真正的社會主義革命。回到我們一開始的判斷：“這些分歧不是偶然的、隨意產生的，背後是他們之間一系列看似很大、實則很小的分歧，從革命性質、革命階級，到最根本的問題——各自代表的階級利益。”不管這兩個派別口頭要的是社會主義革命還是民主革命，他們實際上要團結的是同一撥人，提出的是同一套方法，儘管“列寧道路”比“今朝”更靠近自由資產階級，但他們之間沒有不可逾越的鴻溝，都是要走民主革命路線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五、無產階級應該怎樣看待這一系列運動和“左翼”中的爭論？一切真誠對待無產階級解放事業的同志都應該考慮一個問題：在今天的中國，誰才是真正的馬列毛主義者？我們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只反對專制政府，卻不談同時也必須打倒資本主義的，或者認為自由資產階級比官僚資產階級更進步、打算跟自由派搞團結合作、高喊“言論自由”、“民主選舉”口號的，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口頭上反對資本主義、主張社會主義革命，實際上把各種有知識有技術的小資說成工人，把民主革命說成社會主義革命，要無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資產階級分享政權的，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只有在號召打倒專制政府的同時要求推翻整個資本主義，在專制政府垮台時立刻採取實際行動把工人群眾武裝起來、解除舊軍隊警察的武裝、粉碎舊國家機器、剝奪和鎮壓整個資產階級，建立真正的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公有制，才是馬克思主義者。隨着階級矛盾的尖銳化，露骨地維護剝削的自由派在群眾中逐漸破產，新興的自由派活動者要麼像“白紙革命”頻道所宣稱的那樣“採取實用主義原則”、“不分左右意識形態”、“最大公約數是反習”，以“團結一切”的姿態來代表“人民”、吸引小資民主派；要麼為了借無產階級的力量完成政治自由的目的，套上“左翼”的紅皮混入革命隊伍，然後立刻和“列寧道路”等派別互相吸引。在許志永等老一批自由派活動者被政府宣判之際，這些人就繼承了資產階級自由派的一切任務——尤其是反革命的任務。而機會主義者正是他們在工人運動中的代理人，他們假模假樣地抨擊自由派，實際上卻是小罵大幫忙，在真正關鍵的問題上給自由派套上一層層好似有利於無產階級的偽裝。先看看紅皮自由派“中國左翼民主聯盟”在自由派媒體“光傳媒”採訪中的聲明24吧：“問題四：您怎麼看待年輕毛左群體對於俄烏戰爭（有的主張不選邊，有的則選邊俄或烏）、現在中國是需要民主革命還是社會主義革命的爭論？答：其實俄烏戰爭可以理解為獨裁專制對抗民主等普世價值的，雖然在毛主義者來說二者都是含有資本主義，但是我想說的是連馬克思都承認民主自由的政治制度好與獨裁專制等專制制度，在民主自由的制度下的無產階級比獨裁下的無產階級更有力量，雖然這遠比不上共產主義社會，但向共產主義社會進步的空間仍是比獨裁主義國家的進步空間大的多的。當今中國的政治局勢可以說已經退化到晚清時期，實現民主革命是第一必要的，正如孫文先總理所說的“革命尚未成功”那樣，民主二字從未在中國大陸上實現所以先要把民主二字刻在中國人的腦子裡是很有必要的，在民主後進行進一步的社會主義改革也是可以的但是若現在直接社會主義革命，以中國的思潮，這無疑是又一場苦難的輪迴。問題五：請談談您對後面中國毛左乃至泛左翼運動的展望？答：後面我希望左翼聯合後繼續聯合其他各派，先推翻中共在進行建國會議。泛左運動是有必要的，希望以後左翼的勢力和話語能比右翼高出一截並反思之前的錯誤，對毛左來講希望他們能夠接受民主，這對以後的中國無疑是非常有意的，只有這樣才能建成一個完美的中國，否則又將是一個歷史悲劇的輪迴。”如果大家還記得“列寧道路”在俄烏戰爭、中日關係、民主革命和“勞動者聯合專政”上的主張，一定會發現他們的內在邏輯和核心訴求與這自由派完全一致！“列寧道路”是小資民主派中的特殊成分，是最反動的政治掮客，他們實際起到的作用是修正馬列毛主義來“解釋”自由派的主張，幫助自由派領導小資民主派、利用小資群眾和工人群眾的鬥爭來爭取資產階級民主。他們看似要把無產階級推上前去“領導”民主革命，實際是為了讓工人當資本家的炮灰，阻止工人獲得社會主義覺悟，讓自由派在背後竊取勝利果實。“列寧道路”、“前進報”、一切自覺主張不反對民主革命的派別都屬於此，他們身體力行地向我們示範了什麼叫“想使蘇維埃制度和立憲會議成親”。“布爾什維克自覺地幫助無產階級走第一條路線，英勇忘我地進行鬥爭並帶領農民前進。孟什維克則總是滾到第二條路線上去，他們把無產階級引入歧途，使無產階級運動順應自由派的需要。”（列寧《論革命的兩條路線》，1915）今天“列寧道路”等派別正是要使無產階級運動順應自由派的需要。“列寧道路”勸“今朝”不要怕自由派會離開民主革命，反而要推動他們進行“徹底的民主革命”，正是因為“列寧道路”深知自由派完全可以接受所謂的“民主革命”。如果“列寧道路”之流用政治上的“勞動者聯合專政”和經濟上的“國有化”騙來了無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自由派必然會熱烈歡迎，因為小資民主派這種只針對壟斷資本的“國有化”註定軟弱無力和流於形式，絲毫也不會傷害自由派的基礎和私人資本家的根基。只要生產資料仍然被私人占有，只要自由派等資產階級政黨擁有政治自由和民主權利，就能充分利用經濟上的優勢製造輿論、操縱選舉、威逼利誘小資產階級、收買各階層中的反動分子建立新的“黨衛軍”、鎮壓無產階級（放棄了剝奪鎮壓資產階級的民主派們對此能有什麼辦法呢？），而國家機器遲早會回到資產階級手中，“國有化”的企業也隨時可以私有化或者再次變成官僚資本（政權剛到手就交了出去的民主派們對此又能有什麼辦法呢？）。甚至就連官僚資產階級都能接受這種所謂的“革命”和“民主化”，因為它畢竟保護了資本主義制度免於顛覆，保住了軍隊警察和官僚的飯碗。資產階級當然可以在議會中賞賜“列寧道路”等小資民主派幾個席位，承認他們是“工人代表”，隨便他們重彈“徹底民主”的老調、像一切議會反對派一樣發表一些無用的“譴責”。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派則要被“自由”的宣傳機器抹黑為“自由之敵”、“恐怖主義”等等，被自由派和民主派聯手用絕不亞於專制政府的力度鎮壓。所謂“勞動者聯合專政”的盟約難道對資產階級有什麼限制嗎？它只會限制無產階級剝奪資產階級！“列寧道路”把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劃在自由資產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之間，“今朝”等民主派則劃在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今朝”們想革資產階級的命，卻不想革私有制的命，他們的立場和文革期間反對教育革命的民主派一致，要使一切資本特權在革命後復活起來，重新分化出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幻想着一旦原有的資產階級被剝奪和鎮壓，小資產階級就能憑藉不可剝奪的知識技術，在新的分化下獲利。無產階級既要認清自由派的謊言，也要認清民主派的偽裝。民主派在“白紙抗議”中全都跟着自由派走，這是歷史的必然。在民主革命中，民主派和自由派分別是革命派和反革命，前者要民主共和國，要徹底剝奪地主土地，後者要君主立憲，要保留地主土地、緩慢實行改革，向資產階級地產過渡。而在社會主義革命中，自由派和民主派都是反革命，在現實鬥爭中，他們的界限也不會像民主革命時那樣清晰。今天他們必將合流，就像德國十一月革命中獨立黨和社民黨的合流一樣。小資民主派必然跟着資產階級，支持“白紙抗議”這樣的運動並指責我們“不參加民主運動，不領導小資產階級”，他們是有黨性的自覺分子，是不可能中立的敵人。圍繞在民主派身旁、能被我們的批判鬥爭或說服工作爭取成中立的，則是小資產階級群眾，是我們力爭麻痹和中立的中間派。無產階級革命派支持民主派去對更反動的階級做鬥爭，但不支持民主派本身。他們揭露批判中特政府、喚起小資群眾對警察和政府憤怒的地方，我們都支持；但他們模糊運動的真實階級面貌、試圖欺騙無產階級的部分，比如“燎原”叫嚷的什麼“人民白紙紅燭成為堅強支撐”25，以及“革命火炬”在新年賀詞中把各地“白紙抗議”形容為“群眾運動此起彼伏”26，我們都要揭露。無產階級革命派對待他們的主要方面不是團結，而是鬥爭，使他們在群眾面前破產。自由派和“列寧道路”這樣的掮客拼命要促成的跨階級“左翼聯合”，我們也要通過揭露來促使其破裂，讓自由派利用自發民主情緒領導小資群眾的企圖不能得逞——這就是為什麼“列寧道路”、“燎原月刊”、“今朝”、“革命火炬”等頻道相繼吹捧的“白紙抗議”，在無產階級革命派這裡只會得到無情的批判。這一系列鬥爭已經過去了一年，社會矛盾暴露得越來越充分，各方的立場越來越鮮明。文章的最後，我們對各階級、各派別在這一系列運動中採取的態度作出總結：自由派發起了“白紙抗議”，目的是爭取政治自由，為金融自由化、對國際資本開放、和國際接軌等一系列計劃鋪路，支持以國際帝國主義為主的自由資產階級奪權，運動的實質是資產階級的內鬥。自由派“悼念烏魯木齊大火”是因為這能利用小資的自發情緒反對政府、提出“政治自由”的訴求；然而改革開放以來無數工人死在礦難、火災、爆炸事故、嚴寒酷暑中，生不如死地掙扎在貧困和疾病中，因被剝奪了尊嚴和思想而日復一日沉浸在絕望、麻木和墮落中，就在白紙抗議前幾天，河南安陽工廠大火就吞噬了42名工人，自由派可曾在意過工人的生命和自由？？四通橋綱領說得明明白白：“不要文革要改革”。一旦自由派掌權，只會和今天的專制政府一樣維護資本剝削、鎮壓工人革命，無產階級絕不該為自由派當炮灰。小資民主派附和着自由派，幫助自由派領導小資產階級群眾。他們將“白紙抗議”說成小資群眾的民主運動，要無產階級參與並“領導”民主運動、爭取“政治自由”。他們有的對民主革命路線連連稱是，有的則對社會主義革命路線陽奉陰違。無產階級革命派應該揭露他們的主張根本上符合資產階級的利益，批判他們利用群眾的企圖，促使他們在小資群眾和工人面前破產。小資群眾和半無產者進行了民主主義的解封鬥爭。無產階級革命派支持他們向更反動的階級進行民主主義鬥爭，應在不破壞原則的情況下幫助和聲援這種鬥爭，使小資群眾麻痹和中立，但絕不幻想領導小資產階級的這種鬥爭，只跟資產階級爭奪對半無產者的領導權。我們的揭露批判不僅要使小資離開資產階級，更要使半無產者和小資分開。在將來的行動中，要尤其強調使半無產者分離、分化出來，形成獨立於小資和資產階級的組織。無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資產階級的界限在現實中（而不是民主派的抽象論戰中）是很分明的，工人普遍不認為線長、工程師、“坐辦公室的”、老闆等人和自己是一路人，把他們說成一路人的理論也得不到多少工人的支持，使工人從小資和資產階級中分離和分化出單獨的組織相對沒有那麼困難；但半無產者和小資的界限不那麼清晰，今天的貧農和中農，服務員和小店主，製衣散工和製衣場主，外賣員和外賣軟件程序員，比大工業生產中的工人更可能在資產階級的欺騙和鼓動下結成“行業協會”一類的聯盟，跟隨民主派進而被資產階級領導。我們要預見到這種傾向，並通過揭露鼓動使這種聯盟不能誕生或終於破裂。鄭州富士康的無產階級進行了自發的、激烈的經濟鬥爭。自由派民主派詆毀他們是“被政府洗腦”，歪曲他們是“反抗清零”，因為他們想要利用卻沒能領導這個階級。但只要工人的頭腦依然被資產階級思想所占據，就只能日復一日進行改變不了工人無權現狀的自發經濟鬥爭。無產階級革命派最重要的任務正是把無產階級思想灌輸到工人中去。而要完成這個任務，革命者（尤其是非無產階級出身的革命者）首先就要摒棄與無產階級利益相悖的個人利益，改造自己的資產階級思想，真正站到無產階級立場上。切不要以為讀了馬列毛理論就叫做“掌握了無產階級思想”，這還遠得很，“一個對工人階級毫不熱愛，對剝削階級沒有仇恨，對自己占有精神生產資料所以能從事腦力勞動和享受自由時間的階級特權毫無反思和愧疚的知識分子，哪怕通讀了馬恩列斯毛的所有著作，甚至能倒背如流，也只會像考茨基一樣反革命。”27社會主義革命是解放無產階級和一切被剝削壓迫者的唯一道路。“中國左翼民主聯盟”說中國要社會主義革命就“又將是一個歷史悲劇的輪迴”，階級敵人不僅覺察到社會主義革命將給自己帶來“悲劇”，甚至要預言這是“輪迴”，無產階級專政還沒實現就開始預想復辟，自覺反動的程度令人髮指！我們要說：這當然是一切資產階級及其走狗的“悲劇”，無產階級要沒收你們的財產、討回血債，群眾大會將揭露你們的罪行、執行對你們的判決，你們作威作福的日子將一去不返。“悲劇”是你們的，社會主義革命使無產階級失去的只有鎖鏈，得到的卻是整個世界！頻道：@gongrenjiefang注釋：[1] 《被捕者：那些青年》，2022.12.19首載於NGOCN。本段關於廣州海珠廣場白紙抗議的內容都出自此文。發稿時原文已刪除，其他網站上仍可搜到全文[2] 相關觀點見“列寧道路”頻道文章《評四通橋抗議及其綱領——中國的立憲民主派在公開行動》、《革命左翼如何看待許志永被黑幫重判14年》[3] 《富士康工人在怒吼！》，2022.11.26，Telegram頻道“中國無產階級鬥爭報”[4] 《製衣村的日與夜：重返廣州疫情“風暴眼”康鷺片區》[5] 《富士康工人在怒吼！》，2022.11.26，Telegram頻道“中國無產階級鬥爭報”[6] 《【深度分析】從階級鬥爭視角看當下防疫政策調整》，2022.12.18,Telegram頻道“《今朝》：觀天下風雲”[7] 《從“全民坐牢”到“全民感染”——特色專制政府為何突然轉變防疫政策》，2022.12.14,Telegram頻道“列寧道路”[8] 《《列寧道路》2023年開年的話》，2023.1.3,Telegram頻道“列寧道路”[9] 《《列寧道路》2023年開年的話》，2023.1.3,Telegram頻道“列寧道路”[10] 《從“全民坐牢”到“全民感染”——特色專制政府為何突然轉變防疫政策》，2022.12.14,Telegram頻道“列寧道路”[11] 《馬克思主義者應該站在群眾運動的前面——11月下旬各地群眾抗議的分析》，2022.12.29,Telegram頻道“列寧道路”[12] 《怎樣用列寧主義分析福島核污水排海事件？》，2023.9.9,Telegram頻道“列寧道路”[13] 《《旅順口的陷落》與俄烏戰爭》，2022.12.4,紅色中國網[14] 《帝國主義中國里“公民運動”衰落的必然性》，2022.4.5,Telegram頻道“解放報”[15] 《【今朝特刊|理論爭鳴】民主革命還是社會主義革命？——駁《列寧道路》的民主革命論》，2023.1.10,Telegram頻道“今朝：觀天下風雲”[16] 《【今朝特刊|理論爭鳴】民主革命還是社會主義革命？——駁《列寧道路》的民主革命論》，2023.1.10,Telegram頻道“今朝：觀天下風雲”[17] 《為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準備的文件》土地問題提綱初稿，1920.6,列寧[18] 《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1955.7.31,毛澤東[19] 《【今朝特刊|理論爭鳴】不參加物質生產部門的勞動者是小資產階級嗎？——回應《列寧道路》（一）》，2023.2.25,Telegram頻道“今朝：觀天下風雲”[20] 《【今朝特刊|理論爭鳴】民主革命還是社會主義革命？——駁《列寧道路》的民主革命論》，2023.1.10,Telegram頻道“今朝：觀天下風雲”[21] 《【今朝特刊|理論爭鳴】小資產階級與社會主義革命——回應《列寧道路》（二）》，2023.3.5,Telegram頻道“今朝：觀天下風雲”[22] 《【今朝特刊|理論爭鳴】生產勞動與非生產勞動——回應《列寧道路》（三）》，2023.3.10,Telegram頻道“今朝：觀天下風雲”[23] 《【今朝特刊|理論爭鳴】如何評價2022年11月的民主運動？——回應《列寧道路》（五）》，2023.4.22,Telegram頻道“今朝：觀天下風雲”[24] 《對近期爭議的回應-暨一些補充思考》，2023.8.30，Telegram頻道“中國左翼民主聯盟新聞部”[25] 《破曉之際，準備戰鬥——2023年新年獻詞》，2023.1.1,“燎原月刊”第六期[26] 《同志投稿：2023年新年賀詞——記波瀾壯闊的2022》，2023.1.22，Telegram頻道“革命火炬”[27] 《把理論變成階級鬥爭的武器》，2023.10.17,Telegram頻道“中國無產階級鬥爭報”原文鏈接（二次轉載，第一次由中國毛澤東主義共產黨轉載 原作者：解放報）：https://jiashigrsyt1.github.io/Why-do-opportunists-refer-to-the-bourgeoisies-white-paper-as-red-flag/https://proletarianstruggles.wordpress.com/2023/11/26/why-do-opportunists-refer-to-the-bourgeoisies-white-paper-as-red-fla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