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中國勞工論壇 寫於 二零二四年

當美國總統拜登稱中國經濟為“定時炸彈”時，可以說是不經意地一語中的。如今危機影響着經濟，以及習近平的獨裁資本主義政權；而對於這場危機的深度與嚴重度，大部分西方資產階級“專家”的認識仍然遠遠落後於現況。許多評論人士或多或少被北京官方GDP數據所蒙蔽（官方數據顯著誇大了經濟增長），認為當前的危機是周期性的——3年痛苦的疫情加上習近平瘋狂的“清零”政策加劇了經濟復甦的乏力。

結構性萎靡

但中國的萎靡是結構性、而非周期性的。中共政權由債務驅動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模式已經崩潰。其結果是：(i) 債務危機，特別是地方政府層面的債務危機，而地方政府一直是中國投資的主要推動力；(ii) 失業、工資下跌、房地產行業不安加劇，在這些因素影響下消費下滑；(iii)習近平所熱衷的建設“新質生產力”工程帶來了歷史性的生產與產能過剩，觸發了殘酷的價格戰，並將經濟推入更深重的通貨緊縮。這些都是我們多年來一直警告的“日本化”的特徵。

同時，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全球化時代已經結束，取而代之的是帝國主義集團對抗、戰爭聯盟和經濟保護主義的新時代。作為全球權力爭霸的兩個中心，北京與華盛頓之間的衝突日益激烈，而這給習近平政權帶來了額外且嚴峻的外部壓力，並放大了前述內部壓力。美國牽頭的切斷中國獲得高端電腦芯片與製造設備的戰略，將在今年晚些時候再次收緊。供應鏈脫鈎正在加速。如今經濟保護主義正沿着地緣政治（帝國主義集團衝突）所塑造的方向進行，兩個集團之間的貿易和投資不斷減少，而各集團內部成員之間的貿易和投資則增多。

在此，我們絕對可以說習近平政權正處於“高壓鍋”態勢，這樣的態勢將不可避免地從經濟與地緣政治層面，蔓延到更具爆炸性的國內政治格局。獨裁政權通過加大壓制和審查力度來不惜一切代價“維穩”的企圖最終將註定失敗，就如其穩定經濟和恢復“信心”的努力一樣。

《改革家習近平》被撤下

在中共7月召開的三中全會上，我們可以看到一系列跡象，說明這個看似無所不能的獨裁政權內出現新的緊張局勢。不同尋常的是，與先前的高層會議相比，這次全會的最後發言較少提及習近平及習近平“思想”。這看似是在群眾不滿日益高漲之際，嘗試弱化習近平的強橫形象，以此作為一種防衛機制。即使在中共黨國高層中，單一事件也可能揭示某種轉變，迄今為止，習近平已掃除了所有反對派。三中全會開始時，新華社發表了一篇評論《改革家習近平》，想必是在會議召開之際強化他的權威。該傳記文章虛構了習近平在鄧小平親資改革政策早年所扮演的歷史角色，而很快就在網上被刪除、撤下。《日經亞洲》資深中國記者中澤克二在8月29日表示，撤回這篇文章“極不尋常”，反映出習近平及其幕僚的誤判及過度發揮。中澤表示，這引發了巨大的反彈，“尤其是退休黨內元老和‘紅二代’的強烈批評”，隨後這些猛烈批評瀰漫在三中全會的氣氛中。

下調增長預測

馬克思主義者持續更新的中國與世界資本主義展望，其中一部分便是我們於《社會主義者》雜誌對於中國經濟與政治危機的廣泛分析。儘管全球整個資本主義制度都受到經濟與政治危機的破壞，但在所有主要經濟體中，中國目前遭遇最嚴重的困境。

截至本文付梓時，包括高盛、瑞銀集團在內的外國銀行與資產階級分析機構正下調對於中國經濟增長的預測。許多機構表示，除非有重大刺激經濟措施，否則北京“5%左右”的GDP增長目標將無法實現。關於這點的呼聲越來越高。但資本家並沒有問自己，為什麼習近平政權如此頑固地拒絕採取鉅額的刺激計劃，拒絕重用溫家寶2008年“拯救全球”的刺激政策來提振經濟。

相反，北京的政策緩緩漸進——諸如針對房地產行業的政策等零碎的措施，但未能產生任何影響。如果像其他一些左翼組織的理論那樣，中共政權憑藉對銀行體系更大的控制力，能夠籌集其他資產階級政權無法獲取的，如同奇蹟般的“儲備”，那麼他們今天為什麼不這樣做呢？答案是，當年及隨後幾次的鉅額刺激，造成了極為龐大的債務，而這些債務如今正在給經濟帶來壓力，並限制了中共政權的迴旋餘地。

3年來的房地產暴跌不僅在持續，而且在2024年還跌得更快，住宅投資、房屋銷售更大幅度下跌，需要“續命”的大型建商也增多。萬科集團是中國其中一間最大的國有房地產開發商，在今年8月首次錄得半年虧損，這是它20多年來的頭一次。

“國家隊”救市

在習近平直接干預之後，國家金融機構組成的“國家隊”於2月受到動員、買入股票，使得不斷下跌的股市止跌，這看上去也是一次代價高昂的失敗。雖然我們可能永遠不知道在這件事情上糟蹋了多少億人民幣，但中國整體股市市值已經回到了干預之前的水平。股市將出現自2020年以來的連續第4年下跌，總市值蒸發超過6萬億美元，而這一數字反映民眾對經濟的更廣泛悲觀情緒。

中國經濟情勢逆轉之突然令人震驚。用一名失業的金融業從業者的話講，這就像一列高速列車突然急煞，所有人都摔倒在地。去年，建築業裁員1000萬，占該行業從業人員總數的1/5。這些農民工大多沒有勞動合同、養老金或失業保險金。但就業危機影響到各個行業，越來越普遍的“35歲魔咒”籠罩着IT行業及其他白領工作。工人越來越害怕老闆會在員工達到這個年齡時解僱他們，並從大量失業人口中招聘工資更低的年輕人來取代他們。

“零工經濟”是這一趨勢當中的一個例外，目前有超過2億人（中國23%的勞動力）正從事零工經濟。這一部門猶如“海綿”一樣，成為民眾就業的最後選擇，吸收了待業青年和其他行業的下崗工人，但他們的工作條件極其惡劣且高壓，絕少或根本沒有養老金和醫保。

據《南華早報》報道，這一部門已成為中國的“新常態”。隨着越來越多的工人被迫從事臨時且不穩定的“零工”崗位，工資及整體工作條件都面臨巨大的惡化壓力。國際勞工組織（ILO）的數據顯示，2018至2021年，中國擁有正式勞動合同的外賣員減半，比例從43.3%降至20.7%，而完全沒簽訂勞動合同的工人比例在2021年達到41.6%。在北京、成都等城市，只有大約1/5的零工經濟從業者享有養老金。

根據官方數據，7月有1700萬未滿25歲年輕人失業，由於去年更改、推出了新的統計方法，這一數據嚴重低估了青年失業的實際情況。相較之下，歐盟25歲以下失業人口為280萬，僅為中國的1/6。用社交媒體上出現的一個新詞講，這造就了一代“爛尾娃”，將待業青年與百萬計未完工、遭廢棄、沒有窗戶、沒有水電、給城市帶來了災難的“爛尾樓”相提並論。

據《南華早報》報道，中國23家龍頭企業中有14家在過去一年中進行過裁員。該報調查了房地產、網絡、汽車、金融及電動車這5個行業的企業，發現它們“幾乎普遍裁員並削減工資”。阿里巴巴裁員12.8%，保利地產裁員16%。報導稱，“今年早些時候，字節跳動、京東、快手、滴滴出行、嗶哩嗶哩和微博也都啟動了裁員計劃。”在價格戰激烈的汽車行業，理想、小鵬、蔚來等中國最大的國產電動車製造商去年都進行了裁員。自5月以來，北京理想汽車已裁掉了18%的員工。總部位於廣州的小鵬汽車在2023年裁掉了14.4%員工。

《南華早報》的報道也突出了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行為的差異，前者削減工資及其他與勞動力相關的成本，而後者則已經進行裁員。去年，中國1/3的白領工人遭減薪，有一份調查顯示近半表示他們擔心自己會失業。整個中國經濟中，工資和獎金的削減規模前所未有，在此之際，部分工人在過去一年內經歷了兩次減薪。當然，官方數據很大程度掩蓋了這一現實，並且壓制對此類話題的討論——這正是壓制“負面新聞”的其中一個做法。

“砸鍋賣鐵”工作專班

經濟危機深化的關鍵因素是地方政府的處境。在許多情況下，地方政府已經因債務負擔及房地產崩盤而實質破產。地方政府被逼得更加狗急跳牆，以求籌得資金。其中一個面向是，倒查並要求當地企業補繳幾年、甚至幾十年前的“未繳稅務”，這已經成為一個趨勢。無論這些公司是否真的有逃稅、還是只是被隨機抓到，這種情況之所以會發生，顯然只有一個原因：填補地方政府的財政窟窿。但在當前資本主義危機的背景下，負擔最終將落在普通工人身上，因為企業將會要麼裁更多員工、要麼減薪，從而抵銷這些額外開支。

服務業也遭遇裁減，政府資產的私有化正在加速。自2022年以來，已有20多個城市暫停了公交服務。去年4月，在40萬人口的黑龍江省嫩江市，全市公交站都貼著“暫停運營嫩江市市內公交所有線路”的告示。在重慶市璧山區，當地政府最近宣布成立一個以“砸鍋賣鐵”為使命的工作專班。這呼應了1950年代末“大躍進”的口號。這一政策意味着加快推動房屋、土地等國有資產清算。

在深圳，因為地方政府無力負擔失業保險，甚至失業者也被勒令退還失業金。今年6月，國務院審計發現，60多個地方政府挪用為貧困兒童提供免費營養餐的資金共20億元。他們用這些錢來償還債務。

在三中全會上，北京面臨壓力要救助地方政府。但就具體政策而言，結果大多很模糊。北京將考慮改革甚至擴大消費稅，轉移更多稅金給地方政府。但即使這落實成為政策，也只是杯水車薪。彭博社7月23日報道，2023年消費稅收入僅1.6萬億元人民幣，“而去年中國各省市及城鎮財政赤字累計15萬億元，這一數字創下紀錄、遠遠超出消費稅收入，預計2024年會有同樣大的預算缺口”。如果中共提高消費稅，在目前消費者支出已然低迷的情況下，這將等同又往自己身上捅一刀，加劇通貨緊縮。

就在幾年前，習近平政權還吹噓中國的崛起“勢不可擋”，但自7月以來，該政權堅決取締有關“歷史的垃圾時間”的討論。這個新短語表達網絡上的不滿情緒，將當今中國經濟的倒退與蘇聯末年相提並論。審查機器之所以立即認定這個短語比“躺平”或“潤”更加危險，是因為“垃圾時間”可被視作政權垮台的預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