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王江松 寫於 二零二三年

榮劍在發表了批判大陸極左思潮代表人物汪暉的數萬字長文《為革命招魂？》之後，又一連發表了 7 篇“左翼問題批判導論”。憲法學家張千帆撰寫了長篇評論文章，在肯定榮劍文章兼顧左右的基本立場的同時，對涉及左右、普世價值和憲政民主的一系列問題，提出了自己不同於榮劍的看法。接着，陳天庸對張千帆一些偏左貶右的觀點（儘管張千帆自我定位於中右）進行了質疑。議報發表了陳天庸的文章，其主編蔡霞在推特上予以大力推薦。我在蔡霞的推文下連寫了 5 條推文，表達了我對這篇文章的基本看法：

——陳文明顯是逢左就反、逢右就捧的專政邏輯，不是左右制衡的憲政民主邏輯：把阿連德的社會民主主義誣陷為蘇俄共產主義，同時美化皮諾切特的軍事政變和極右法西斯專政，這與華人川粉醜化民主黨和美化川普黨是同一個邏輯。如果中國未來轉型到極右政治+新自由主義經濟的話，那不過是換湯不換藥的鬼把戲而已。

——所謂權貴/官僚資本主義、權貴市場經濟等等，其實質不就是極右政治+新自由主義經濟嗎？權力壟斷經濟不是通過資本市場實現的嗎？資本家能夠發財致富，不是得到了權力的保駕護航嗎？資本討厭和批判權力專橫霸道沒問題，但說自己純潔無辜，純屬自欺欺人；新興精英想取代老權貴也沒問題，但與憲政民主無關。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權貴官僚市場經濟）與中國特色自由主義（俗稱土奧）有諸多共同之處：擠壓勞工權益（工資福利社保等實體性權利和結社集體談判罷工等程序性權利）、拒斥來自社會對市場的制衡（消費者運動和環保運動）……因為它們共享極右邏輯，只不過前者掌權後者在野，形成所謂中國模式的陰陽兩面。

——中國特色自由主義並不構成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真正否定，因為它們在國家社會主義向國家資本主義、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演化過程中，在很大程度上是共同開發和攫取勞工、社會和環境的利益共同體，這些新生社會精英如果始終不能建立現代自由平等正義的價值觀，是不可能成為憲政民主法治的建設力量的。

——另一方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僅不視中國特色自由主義為天敵，而且可以輕鬆地收割由後者推動的反/非極左運動的紅利（比如對平等價值的解構），而且對它而言，搞定人數很少的新興精英比搞定幾乎無限的下層民眾要容易得多，結果是，拼盡全力逢左必反的極右化自由主義不知不覺間成了維穩體系的重要環節。

這 5 條推文太過簡略，容易引起誤解，因此有必要做一些展開論述。由於拙作《當代中國極右、中右、中左、極左的思想政治譜系》已經提供了一些基礎性論述，本文就直接針對張千帆文章所揭示的一些問題以及陳天庸的反駁意見做一些更具體的挖掘，不再重複那些有關左右的基本原理了。

一、為什麼說逢左就反、逢右就捧是一種專政邏輯

1、如果說，陳天庸是站在憲政右翼的立場和位置批判極左，主張自由和憲政優先而平等和民主稍後、不能把當代西方對平等和民主的追求搬到當下中國、中國當下的主要矛盾是官民矛盾而不是勞資矛盾、中國當下最根本的問題是官府對於財富的暴力攫取而不是資本對於勞動的剝削、資本家和商人也是追求消極平等（平等政治權利）的抗爭力量而不能被當作民眾追求積極平等（實質平等或經濟社會平等）的鬥爭對象……那麼我們憲政民主左翼是完全能夠理解和接受的，不僅對於批判極左是絕不甘居人後的，而且對於憲政右翼與憲政左翼之間的爭論，也是視為當然、願意求同存異的。

2、問題在於，陳天庸正如張千帆在其文章中指出的很多知識分子和異議人士一樣，在強烈反對極左的同時，把中間偏左的憲政左翼也給否定了，從而不知不覺間把自己定位在極右的位置上了。張千帆尖銳批評哈耶克說，既然市場自由成了他的“自然法”，政治自由還是獨裁就不那麼重要了；如果民主政治干預市場自由，那還不如支持市場的獨裁政府。他在成名作《通往奴役之路》中說：“民主本質上只是一種手段，一種保障國內安定和個人自由的實用措施。它本身絕不是一貫正確和可靠無疑的……一個高度同質化和教條的多數民主政府其統治的壓迫程度，或許並不亞於最壞的獨裁統治。”事實上，他為南非種族隔離制度辯護，並和西班牙獨裁者佛朗哥、葡萄牙獨裁者薩拉查和智利獨裁者皮諾切特惺惺相惜。據說他甚至將《自由憲章》送給薩拉查並附言：看了我這本書，你就知道怎麼對付那些喜歡講民主的人了。

作為哈耶克擁躉的陳天庸，對此有完全相反的認知，他認為智利皮諾切特，其17 年執政使智利擺脫了蘇俄式社會主義統治，智利至今是拉美幾十個國家中社會與經濟發展最好的國家之一，智利民眾至今受益於皮諾切特按弗里徳曼經濟學思想的國家治理成果。民眾的生活福𧘲、社會相對自由與安全，是不是可以作為評判政策優劣的標準？舍此還有什麼更好的標準？

3、陳天庸在這裡有一些錯誤的事實判斷和價值判斷：

第一，智利阿連德政府是以社會黨人為首的左翼執政聯盟，是民選的合法政府，奉行社會民主主義，政治上屬於憲政民主左翼，雖然不如歐洲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和政府那樣穩健和成熟，匆忙實施了相對於智利國情而言過於激進的一攬子改革方案（沒收外國資本、比重過大的國有化、勞動收入占比過大的第一次分配和過高福利的第二次分配等），導致了經濟狀況惡化、財政危機和通貨膨脹，但與以國家所有制和計劃經濟為基本特徵的蘇俄式社會主義（國際上通稱共產主義）和共產極權專政還是有本質區別的。然而，自米塞斯、哈耶克以來，把社會主義打成共產主義、把憲政民主左派打成極左派，已經成為極右派的標準動作、橫掃一切的棍子和不假思索的教條，既然阿連德政府是共產主義政府，那麼用軍事政變等非常手段顛覆它，彷佛就具有了政治上和道義上的合法性了。

第二，皮諾切特背叛軍隊不得干政的憲政原則，領兵包圍、攻打和炮擊總統府，殺害民選合法總統，建立軍閥獨裁專制，殘酷鎮壓、酷刑和殺害政治反對派、工會領袖、知識分子和普通公民，對智利人民欠下了累累血債，這是傾大西洋和太平洋之水也不可能洗乾淨的罪行。本來，在憲政民主框架內，是實行社會民主主義的、New-liberalist 還是Neo-liberalist 經濟綱領，都是可以的，前提是獲得人民的選舉授權，實現合法的政黨輪替，就智利而言，具有 100 多年歷史的多黨制和憲政民主體制還在正常運行，反對阿連德政府的政黨和政治力量，完全可以通過動員和爭取選民，在即將到來的下一輪選舉中實現政黨輪替，根本用不着訴諸軍事政變。任何政黨和政治力量，不管是偏左的還是偏右的，只要是用暴力等非法手段奪取政權，就犯了顛覆憲政民主國家政權的首惡之罪。

第三，哈耶克、弗里德曼的 Neo-liberalism 產生於歐美社會環境，應該說，相對於凱恩斯主義（社會自由主義、新政自由主義、New-liberalism）與社會民主主義，當然具有相當的學術合理性，且在長期實行凱恩斯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的情況下，也具有糾偏正誤、刮骨療毒的政策合理性，哈耶克、弗里德曼們通過歐美國家的憲政民主程序，推動新自由主義的學理變成撒切爾主義和里根主義的政策，也是無可非議的，但他們出於“理性的僭妄”和“致命的自負”，想把新自由主義推廣到全世界去，尤其是推廣到那些經濟不發達政治不穩定的國家去，為此不惜藉助美國政府尤其是共和黨政府對冷戰的意識形態考量和地緣政治的利益考量，通過中情局與這些國家的極右派政治力量聯手推翻民選合法政府，就完全背叛了知識分子的學術操守和政治倫理，這是他們怎麼洗也洗不掉的污點。

第四，在美國政府和企業界的大力援助下，在皮諾切特獨裁專制政府的刺刀保護下，“芝加哥男孩”們對智利經濟強制進行休克療法，全面實行新自由主義改革，即以私有化、市場化、國際化為取向的產權、價格、外貿、稅制、金融、勞工與社會保險等領域的供給側改革，迅速開發智利的經濟資源，一時之間取得了令人炫目的經濟增長，被弗里德曼稱之為“智利經濟奇蹟”。然而，這只是一種少數人（外國資本、權力精英、大資本家、大地主）得到暴利的經濟增長，其代價是底層民眾大規模的失業和極為懸殊的貧富兩極分化，1983 年，智利國內的失業率從 1973 年的 4.3%上升至 22%，而實際工資水平相比70 年代初下降了40%，之後，軍政府不得不實施了阿連德式的“最低報酬就業計劃”，為民眾提供了大量的公共服務就業崗位，就業情況才出現較大改善，到 1990 年，智利國內的失業率降至7.8%；皮諾切特的獨裁統治還瓦解了智利的社會安全網，使得越來越多的公民難以獲得公共服務和福利。第五，皮諾切特獨裁時期這種有片面自由而無基本平等、有效率而無公平、有GDP 增長而無全面和均衡發展的經濟模式，必然帶來社會矛盾的激化和政治危機，民眾的抗爭與日俱增。皮諾切特的明智之處是沒有一條道走到黑，沒有為了維護和鞏固權力而增大自己的罪惡，而是選擇了恢復大選和議會民主制。取而代之的中左翼執政聯盟在 1990 年至今的7 次大選中，贏得了 5 次大選。中左翼執政聯盟並沒有走向極左，並沒有取消私有化、市場化、國際化的合理內核，而是補足了需求側改革的內容，使經濟發展建立在擴大內需、增加民眾收入和社會保障、兼顧自由與平等的基礎之上。於今的智利，在綜合競爭力、經濟自由化程度和市場開放度、國際信用和國內生活質量、較低的腐敗感知和較低的貧困率等方面均為拉美之首；2010 年，智利成為南美洲第一個 OECD 成員國，此外，在新聞自由、人類發展指數、民主指數、穩定的政治環境等方面也獲得了很高的排名。這表明，社會民主主義和憲政民主左翼不僅與極左共產主義是兩碼事，而且在經濟上也能取得很好的成就。另一方面，2010年和2018 年，中右翼執政聯盟也兩度贏得大選，這表明，中左翼長期執政也必然會帶來諸多弊端，需要中右翼出來予以制衡、對沖、糾偏。可見，智利的例子根本不足以證明“獨裁專制+新自由主義”這種極右政經模式的合理性、合法性和長期有效性，只有中右和中左、自由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的長期競爭與合作，才是迄今為止最為優良的政經模式。

4、為什麼中國的陳天庸們，敢於跟在他們的西方導師哈耶克們身後，為皮諾切特（弗朗哥、薩拉查、蘇哈托、馬科斯、川普、普金……）們大聲點讚，一點不怕濕了自己的羽毛，一點不怕有損自己啟蒙導師、公共知識分子、自由民主派、異議人士的令譽呢？因為他們認為這些人並非人們所誤解的那樣是獨裁專制者，而是在自由面臨極左共產主義/極權主義的威懾和摧毀時，挺身而出捍衛自由的英雄人物，如果說他們因此採取了暴力和極端手段的話，那也是被極左共產主義/極權主義逼的，是正當的自衛反擊，因而也是正義的；他們因為恢復自由秩序而給人類帶來的福祉，遠遠地超過了他們給一些人帶來的不可避免的誤傷；無論新自由主義社會仍然存在多少令人不滿之處，那也比令人恐怖的極左共產主義/極權主義社會好得多。這裡存在一個二選一的道德決斷：自由還是奴役？

如果有人問，極左很壞，極右就是好的嗎？他們毫不猶豫地說，不錯！極右就是好的，因為從事物的本質上說，左就是錯的、壞的，右就是對的、好的（right），越右，就越對越好，極右，那就是極對極好了！著名社會學家郭於華教授就在推特上很坦蕩地曬出了自己的政治立場：“骨灰級極右”！那麼，在歷史上、國際上那些被公認為極右派的納粹法西斯也是對的和好的嗎？另一位中國保守自由主義的領軍人物劉軍寧回答說：“當然不是，他們是極左，但被誤判為極右了。”

5、 那麼，為什麼左的就是錯的、右的就是對的呢？因為從一開始，左派所倡導和追求的平等價值就是子虛烏有的，只有右派所倡導的自由價值才是真實的、源自人性本身的。每個人都是自由獨立的個體，是千差萬別的，絕不是一個模子複製出來的，硬要拉平一切人的個性和差別，達到起點和結果的一律平等，只有一種極端專制的權力才做得到，這就是20世紀極權主義產生的根源。自由獨立的個體可以產生自生自發的秩序，不需要一個以平等主義、社會主義為導向的國家力量把他們綁定在一起，平等，如果是指人格平等、資格平等、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的話，本身就包含在自由的含義之中，平等完全可以化約於自由之中，不再需要起點平等、結果平等、實質平等之類的東西，因此一切倡導和追求這類平等的左邊的思想，都是人類理性的迷誤，馬克思主義、西方馬克思主義、新馬克思主義是最壞的，民主社會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是次壞的，左翼自由主義、社會自由主義、凱恩斯主義、新政自由主義、福利資本主義等等，也不是好東西，此外，諸如女權主義、種族平權主義、性少數平權主義、環保主義等等，也都是屬於左邊的、走火入魔的東西。正如在右和極右之間劃等號，是極左派最大的思維誤區一樣，在左和極左之間劃等號，也是極右派最大的思維誤區，對此，張千帆舉了一個生動的實例予以駁斥：

國內的“川粉”、“田園奧派”等各色“保守主義”無視一個基本事實，那就是凱恩斯體制是戰後所有發達國家的政治經濟實踐，沒有一個例外；他們生活在信息閉塞失真的極權體制下，因為反感計劃經濟的極左體制而產生了自由放任的烏托邦幻像。當然，凱恩斯主義不是不可以批評，但把它等同於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顯然是錯誤的。戰後70 多年的福利制度實踐表明，對實質平等的有限追求並沒有走向絕對平等、平均主義或極權體制。事實上，正因為實現了有限平等和基本福利，窮人獲得了相對體面的生活保障，這些國家才有效防止了各種民粹主義和暴力革命。

6、問題在於，左右結構，不論在自然界，還是在人類社會，都是天然而普遍存在的：鳥有左右雙翅，車有左右兩輪，人有左右手腳，我總對一個我身邊的川粉朋友說，人不能總是邁左腿向左轉，或者總是邁右腿向右轉，那就成了原地轉圈了，必須一左一右交替邁腿，才能往前走。自由和平等，從人文主義、宗教改革、啟蒙運動以來，從英國革命、美國革命、法國革命以來，一直是並列提出的，兩種價值有交叉重疊的部分，也有獨特的、不可化約的部分，不能用一個概念取代另一個概念，於是歷史上才會出現偏於自由但兼顧平等的自由主義、憲政主義、資本主義與偏於平等但兼顧自由的平等主義、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的競爭，前者叫做中右（中間偏右），後者叫做中左（中間偏左）；至於只講自由不講平等的，那叫做自由至上主義、自由放任主義、自由意志主義，只講平等不講自由的，那叫做平等至上主義、絕對平均主義、共產主義，前者就是極右，後者就是極左。

7、中國大多數啟蒙者、公知、泛自由民主派和異議人士，親身經歷過並一定程度上仍在經歷極左和共產主義的苦毒和禍害，因此對它們極度厭惡、極度恐懼，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中國現實社會中，又基本上不存在中間偏左的、社會民主主義的甚至中間偏右的、社會自由主義思想政治力量的發育空間，於是就紛紛往極右方向跑過去了——至少，我們還可以利用權貴官僚主導的市場經濟給民間菁英提供的一些機會，實現一定程度的財富自由；至少，我們還可以在觀念形態、在自己的腦子裡、在小範圍的私人生活空間中，保留我們對於極左共產主義傳統的決絕的批判和拒斥態度。於是他們倡導在一切方面與極左截然相反的價值和事物：絕對私有財產權、完全放任自由市場、個人契約、結果不平等、最小政府、無再分配和社會福利，殊不知，他們在徹底拋棄了純粹的公有制計劃經濟這一極左烏托邦的同時，又給自己製造了一個純粹的私有制市場經濟的極右烏托邦。

8、如果極左烏托邦和極右烏托邦只停留在觀念形態的話，當然不會帶來實際的災難，其實，這兩種烏托邦在現實世界中從來就沒有現成地存在過，有的只有運用政治暴力強制實現烏托邦構想、在地上建立天國所留下來的悲慘而滑稽的模擬物而已。

首先，兩種烏托邦的信仰者和實踐者實際上只是少數人，大多數人實際上都處於極左與極右

之間的中間存在狀態，於是，烏托邦的信仰者和實踐者為了實現自己的理想，就通過有組織的力量強迫無組織的烏合之眾接受這一理想，於是必然出現極左專政和極右專政。其次，在極左專政下，雖然到處都呈現出平等的外觀，但由於存在代表某一先進階級的先鋒隊統治、控制、壓迫民眾的等級制結構，結果它在消滅了自由的同時也把平等消滅了，有的只有大多數人的普遍貧窮和無權而已；而在極右專政下，雖然到處呈現出自由的外觀，但也由於存在代表某一優秀種族或偉大民族的強人集團統治、控制、壓迫民眾的奴隸制結構，結果它在消滅了平等的同時也把自由消滅了，有的只有很少一部分人的任性妄為而已。那麼，中國反極左專政的極右自由派們，你們無條件地接受哈耶克們與皮諾切特們合力建立的“極右政治+新自由主義經濟”的政經模型，你們是想把這個東西引進到中國來嗎？

二、極右專政其實比極左專政更加源遠流長

1、榮劍在左翼問題批判導論中有一個相當嚴厲的責問：“為何是左翼而不是右翼總是與革命、激進、暴力、鬥爭、消滅、鎮壓這些詞彙所標誌的歷史進程聯繫在一起？”榮文總體上是兼容中右中左、反對極右極左的，但這個責問表明他否定了極右化與革命、激進、鬥爭、消滅、鎮壓等等之間的聯繫，這與其總體理論框架是自相矛盾、邏輯上不能自洽的。陳天庸當然比榮劍要右得多，他斷然否認平等主義（民主社會主義）的任何合理性，認為這種以平等為訴求的左翼思維，會因為導致新的殺富濟貧而成為中國社會進步的最大障礙，而以自由為訴求的右翼思維，則不會產生這樣的風險。他完全否認歷史上納粹法西斯、弗朗哥皮諾切特等極右專政，作為一種逆向革命或反革命，也是很激進和暴烈的，也是充滿血淋淋的鬥爭、消滅、鎮壓的，而且正如張千帆所指出的：“大概因為左翼極權沒有右翼國家的工業發達，底氣有限，因而大都在世界舞台上韜光養晦，沒有極右那麼張狂。如果極左主要限於禍害自己的國民，極右則是帶有明顯的擴張性和侵略性，無論納粹、法西斯還是日本軍國主義都造成了世界範圍的災難”；他更沒有意識到，正是因為平等和公正的缺失，才導致貧富兩極分化與民眾的抗爭和革命，才會進一步導致極右勢力對民眾的殘酷鎮壓，並以對外擴張來轉移國內矛盾。當然，我們無論如何嚴厲批判和譴責、嚴加警惕和防範左翼極權或極左專政都是應該的，但絕不能就因此說，右翼對於專制主義和極權主義就具有天然的免疫力，甚至認為越右越好，極右極好。

2、就 20 世紀極權主義的情況來看，極右政權具有更大的對外侵略性和攻擊性，一戰死1000萬傷 2000 萬，二戰死 7000 萬傷 13000 萬；而極左政權具有更大的對內破壞性和毀滅性，僅斯大林執政 24 年間，就害死 2000 萬人左右，中國自 1949 年到文革結束，整死、餓死人數約 5000 萬人左右，傷者和其他被害者無計其數，後來 30 多年的暴力計生，又導致數億嬰兒被強制墮胎，數千萬女嬰被溺斃，蘇中之外，尚有其他幾十個共產黨國家，也有數千萬的死傷和受害人數，所以很多人認為，極左專政造成的禍害更大於極右專政，因此，正如鄧小平所言，要警惕右，但主要還是要防左。

我想換一個角度來看這個問題。上述結論如果限於 20 世紀的話，大致是可以成立的，但如果從全部人類歷史來看，那就可以說，極右之禍害，是大於極左的：自古以來，君主專制是常態，而民眾專制是非常態即常態的中斷，通常發生在社會動亂和崩潰之時，持續時間也比較短，然後又復歸於常態的君主專制。君主專制是極右一端，民眾專制是極左一端，前者所占時間要長得多，因此累積起來的罪惡和禍害也要多得多，後者雖然爆發起來時極其猛烈，造成大規模死傷的慘烈後果，正因為如此，也就持續不了多長時間，又被新的君主專制所取代。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底層這個基數一直很大，總是處於散沙狀態，即使在非常時期能夠抱團造反和起義，很快又會被少數精英所組成的團隊所領導和掌控，在造反和起義的半途，民粹專政就開始被新的精英專政所取代，極左就開始被新的極右所取代。

於是就出現了這樣一個帶有規律性的現象：一方面，極左革命、造反、起義是長期極右的君主專制乃至暴君專製造成的；另一方面，極左專制、暴民專制持續的時間很短，很快從中會內在地產生新的等級專制制度。真正的極左，絕不能僅僅從口頭宣示、意識形態層面來理解，而應當從革命、造反、起義主體的結構性關係來理解，當且僅當領袖的產生和權力的行使受到群眾的制約、群眾的利益和意志得到滿足和實現、相當大的結果或實質平等成為基本的組織原則時，才可以稱之為極左，所以，只有在革命、造反、起義過程中，最多只是在其成功以後的一小段時間裡，才會有真正的極左，一旦革命的領袖成為不受群眾制約、群眾的利益和意志得不到滿足和實現、新的不平等的等級制度建立起來了，極左就逐步向極右轉化了。這種分析範式也適用於 20 世紀一度橫掃全世界的共產主義革命。無產階級專政或極左專政的典範其實只有失敗了的巴黎公社等極少數案例——以普選並隨時可以撤換的公社委員會取代官僚制國家機器，廢除常備軍而代之以國民自衛軍，公社委員、公務員、軍官的薪水最高不超過中等工人收入水平，這是對等級制的廢除，是實質平等與直接民主的實現。一個有意思的問題是，如果巴黎公社沒有被鎮壓，它後來的結果會怎樣？應該與俄國革命、中國命的情況差不多。俄國革命和中國革命，在奪取政權的過程和掌握政權後的一段時間，的確是極左革命和極左專政，但很快，在成功的革命的基礎之上，高高矗立起一個新的統治階級，一個由最高領袖—高級官員—中下級官員—普通黨員—人民群眾等環節構成的金字塔式的等級制結構，就其以等級制廢除平等原則、以官僚專制廢除以工農兵代表蘇維埃為主要形式的人民民主而言，極左專政已經轉變為極右專政、無產階級專政轉變為無產階級被專政或對無產階級專政了。轉變的時間節點，在俄國是在 1928 年，在中國是在1956 年。在這兩個時間節點以後，極左的意識形態外殼（馬列主義）、政治外殼（人民大會制度）和法律外殼（憲法和法律）繼續保存着，用以忽悠和欺騙人民大眾，但整個經濟政治社會的運行機制，已經是極右的或嚴格的等級專制了。這是一個形左實右的專政體制。

3、極左的確是與革命尤其是暴力革命緊密相關的，革命、造反、起義、暴動的確是被統治和壓迫的普通民眾的專利。首先必須承認，在統治階級的極右專政下，革命、造反、起義、暴動具有必然性（不可避免性）和正當性（道義合法性），對這一自然/歷史權利，這一來源於血親/同態復仇和正當防衛/反擊的、天然的、不證自明的權利，中國的儒家、英國的洛克、美國的獨立宣言和法國的人權宣言，都是明確予以肯定的。馬克思的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思想，只是對這一傳統的繼承和發揚，在這一點上，我不同意極右派對馬克思的魔鬼（撒旦）化，也不同意張千帆訴諸於“獨裁情結”、“獨裁人格”的心理學、倫理學分析——或許有這個因素，但不是主要的。主要的原因是，在早期資本主義和初級（1.0 版）憲政民主階段，上升為統治階級的資產階級，並沒有兌現普遍人權和平等自由的承諾，以財產資格限制把工人階級和窮人排除在選舉過程之外，工人的結社集會遊行示威權、集體談判權和罷工權也得不到法律保護，而且受到政府的鎮壓，如此一來，所謂“資產階級自由民主”在很大程度上的確就是馬克思所批判的虛偽的自由民主，實質上就是資產階級專政。在這種情況下，一部分受到嚴重侵害而沒有合法途徑伸張正義的、處於絕望狀態的無產階級，訴諸於暴力革命，應當被視之為正當的復仇和防衛反擊，事實上，英國憲章運動中就一直存在道義派與暴力派的競爭，法國則有巴貝夫—邦納羅蒂—布朗基主義的傳統，直至爆發了里昂工人武裝起義和巴黎公社革命，馬克思的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思想，只是對工人運動中這一流派的理論概括和提升，與其說是馬克思主義影響了布朗基派和巴黎公社革命，不如說是布朗基主義、里昂和巴黎工人起義影響和鼓舞了馬克思。至於後來資產階級讓步了，普選權實現了，工人可以結社組黨了，工廠法、勞動法、社會保險法出來了，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就過時和失效了，這也是理固當然、勢所必然的事情，而且晚年的馬克思尤其是恩格斯也意識到了這一點，並且做了順應時勢的轉變和修正，而伯恩施坦等人則由此發展出來一套修正主義或社會民主主義的思想體系，放棄了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想法。歷史學者、思想史學者不能因為某一種思想和觀念後來變成了謬誤，就否認他們當初出現時的合理性。在這個意義上，我支持張千帆對馬克思主義的如下評價：馬克思對資本主義放任自由的批判是有貢獻的，不應一概否定，但馬克思主義的批判雖然是有效的，不意味着它本身能夠成為有效的政治經濟體制，正如奧地利學派對計劃經濟的批判是有效的，也不意味着它本身能建構起可持續的有效經濟體制。

4、越是極右專制的國家，極左的土壤就越豐厚，極左的反彈就越猛烈，正如張千帆所指出的：“事實上，恰恰是在沒有任何國家保障的原始資本主義社會，暴力革命的擁躉特別多。貌似不可理解的是，正是在這些地方，馬克思與哈耶克合流了——恰恰是在實行國家最小干預的奧派國家，馬克思主義甚囂塵上。”反之，越是中右和中左競爭與合作的國家，極左革命產生的土壤、發生的概率就急劇地坍塌和縮小了，張千帆接着說：“福利領域的國家干預確實限制了資本的自由，但也為市場良性競爭和政治自由民主奠定了社會基礎。” 這裡有必要比較一下對於極左革命的四種觀點和態度：

第一種是極左派的自我評價，那當然是很高的，是站在理性、道德、真理和正義的制高點的，無產階級不僅要求和能夠解放自己，而且要求和能夠解放全人類，無產階級失去的只是鎖鏈，而得到的將是整個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將實現像天堂一樣完全、真正自由、平等、正義的社會。

第二種是極右派的完全否定的評價，認為極左革命是野心家煽動和組織的群氓的暴動，是對自由、憲政秩序和合法政府的顛覆，是摧毀人權、公民權利和文明成果的民粹主義、反智主義暴民專政，它追求絕對平等，結果既消滅了自由也沒有得到平等，而是把人間變成了地獄。

第三種是中間偏右派，承認極左派所要徹底否定的私有制和市場經濟也是有缺陷的，但堅決反對通過暴力革命或非暴力革命建立公有制和計劃經濟，主張吸納和接受工人階級和社會主義運動的一部分要求，通過經濟、政治、社會、法律等各個方面的改良逐步消除私有制和市場經濟的弊端。

第四種是中間偏左派，承認極左派揭露和批判原始資本主義、市場原教旨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功勞，但承認私有制和市場經濟的合理內核，也反對用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方式否定私有制和市場經濟，主張工人階級通過爭取普選權、參政修法、結社組織、集體抗爭等，逐步建立社會市場經濟與人民（社會）資本主義。

極右派與極左派表面上針鋒相對、你死我活，但其實又相生相成，彼此成為對方生存發展的條件：正因為極右派有意無意倡導和實施叢林競爭法則，造成了極為劇烈的貧富貴賤分化和官民勞資衝突，才不斷出現絕望者的復仇和推倒重來，另一方面，極左派在用暴力橫掃極右派以及保守派、改良派、整肅一切反革命分子以及非革命、不太革命者的過程中以及獲得勝利之後，也成為了一個掌握無限權力、掌控一切資源的超級統治階級，本身就成為最保守的既得利益者和反動的極右派，從而復辟了等級專制制度。極左革命發生了異化或蛻化變質，從前冒死反對極右專政的極左派現在成了新的極右專制者。

指出極右專制更加源遠流長，更具有結構上的穩定性，不過是承認它具有更多更好的經濟社會文化條件（包括社會分工、腦體分離、資源分布、多數人的弱勢和自身缺陷等等），並不是要否認極左革命的暴烈和危害，事實上，到了 19、20 世紀，恰好是由於近代以來，民眾素質普遍有所提高、平等意識和民主要求達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才使得那麼多人捲入到了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民粹主義/共產主義運動之中，然而，不幸的是，這場世紀革命，不僅讓民眾自己和整個社會付出了太大的代價，而且也沒有真正實現平等的目標，而是再一次地充當了重建極右專制的中介和橋梁。

幸運的是，並不是所有的有產階級、中產階級、資產階級成員都鼠目寸光、唯利是圖，他們當真相當一部分人放棄了極端個人主義、自由至上主義和損人利己主義，而建立了兼顧弱勢群體利益的溫和的個人主義、平等的自由主義、兼顧他人利益的合理的利己主義，這些人就

構成了政治上的中右派和中右政黨；另一方面，並不是所有的無產階級、工人階級、下層階級成員都想打碎重建、推倒重來，他們當中越來越多的人放棄了公有制計劃經濟的目標以及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手段，而選擇了溫和的工聯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通過工人聯合、勞資談判、普選制、多黨制和議會民主制逐步達到自由平等、經濟公平與社會公正的目標，這些人就構成了政治上的中左派和中左政黨。

人類要終止極右與極左之間翻大餅的遊戲，走出這樣一種專制的循環，只有奮力建立以自由、平等、正義為原則的憲政、民主、法治，而中右派和中左派正是實現這一目標的主體力量。

三、對當代中國左右狀況的分析判斷

1、中國民間極右派異議者，異口同聲地認定現政權是極左政權：共產黨領導、馬列主義指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人民民主專政，哪一條不是極左特徵啊？本文當然也認為上述四條都是極左特徵，但這只是這個政權的外觀和形式特徵，而不是其真相和實質特徵，其真相和實質是如假包換的極右，兩方面合而論之就是“形左實右”。

在它掌權前後搞的“打土豪分田地”、“劫富濟貧”，那的確是極左，但後來把土地從農民那裡“合作化”、“集體化”，把私營企業國有化，把一切經濟資源變成黨國所有以後，它就不是極左而是極右了。改開以後，把搶來的財產私有化、貨幣化、資本化以後，也只不過黨國所有制獲得了實現形式，黨國財產在全社會財產中的比重是降低了，但其所擁有的絕對量卻大大地增加了，並且憑藉戰無不勝的政治權力，黨國對那部分讓渡給民間的財產仍然擁有毋庸置疑的最終處置權或終極所有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變成了普天之下莫非黨土、率土之濱莫非黨臣。絕大多數民眾自己沒有什麼生產資料所有權，也不可能分享對於所謂國有財產、公有財產的所有權和收益權，他們只是幹活掙工資的僱傭勞動者而已，哪裡是公有財產的主人？作為雇員，他們不具有組織起來與雇主進行平等協商和談判的權利，他們也不平等地享有帶有真正社會主義性質的社會保障、公共福利和公共服務。中國的貧富兩極分化程度、社會不平等程度、等級差距和隔離程度，比所謂歐美日澳韓台資本主義國家要高得太多，或者說，其平等程度和社會主義程度要低得太多，這樣的國家不是極右國家又是什麼呢？

民間極右派為什麼會“誤判”這個極右政權為極左政權呢？一是照搬了它的自我表白和那一套糊弄忽悠民眾的虛假意識形態，這是表層的原因；二是深層的原因，就是迴避自己的極右價值取向與這個極右政權的同向同構性，就像把納粹法西斯搬到極左位置，既可以保持反納粹法西斯的政治立場，又不用顧忌別人批評自己與這個政權的諸多相似、巧合、“客觀上一致”之處，比如反平等和福利，反工人聯合和獨立工會，反勞資集體談判權和罷工權，反社會保障……他們不認為這個政權反平等和福利是問題，其最大的也是唯一的問題是反自由和競爭，至於底層民眾對平等和福利的要求，那是妨礙自由市場經濟發展的，將來也許可以考慮，現在不行，如果硬要的話，那就是應予打擊的民粹主義、平均主義和共產主義！這就是為什麼他們對現政權打擊勞工集體行動保持沉默的原因，因為他們知道，如果政權掌握在自己手裡，他們也會這樣干，如果他們公開譴責現政權這樣干的話，自己將來怎麼好意思干呢？這一點顯示了民間極右派與官方極右派之間的深層默契和同一性，只不過一者在朝一者在野而已。

2、如果民間極右自由派希望建立一個“皮諾切特式極右政治+新自由主義經濟”的政經模型的話，那麼恭喜你們，你們不需要從頭開始來創建它了，眼下的“中國模式”已經是這種模式了，那個由極左政權演變而來的極右政權已經很好地利用、消化、吸收、駕馭、保護、規制好一種新自由主義經濟了，張千帆對這一點有很深的感悟和很好的表述：似乎弔詭的是，只有獨裁國家才有能力有效實現“低人權優勢”，幫助自由自在的資本充分壓

榨勞工。恰恰是在我們熟悉的制度環境下，哈耶克、弗里德曼、張五常很有市場……民主國家“一人一票”真的實現，那就肯定會有一定程度（不可能太多）的社會福利和實質平等，因而反平等的邏輯結論必然是反民主。民主和福利之間的關係在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就闡述得十分清楚，當今世界沒有哪個民主國家不是福利國家。這樣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國內那麼多保守派反感“一人一票”，但如果這樣的話，他們應該很喜歡“中國模式”啊！企業家在政府面前確實很無力，但是對勞工卻享有幾乎絕對的“低人權優勢”——沒有選舉，沒有福利，沒有獨立工會，沒有合法罷工，工作壓力大、條件差，傷殘事故保障低，性別等各種歧視不受法律約束……在這個意義上，中國體制已經很“古典自由”了。也難怪張五常感嘆：“從來沒見過這麼好的體制！”我們還反什麼、批什麼呢？慶幸還來不及！這難道真的是自由派想要的嗎？

極右自由派對此很不服氣，陳天庸就反問，張文稱“恰恰是在實行國家最小干預的奧派國家，馬克思與哈耶克合流了”，但沒有例舉樣本。到底哪個以馬克思主義為法定指導思想的國家，可以稱為“奧派國家”？

如果他僅僅因為中國以馬克思主義為法定指導思想就判定它是一個極左國家，那麼當然，這樣的國家是絕不可能採用極右的新自由主義經濟的，但正如我在上文中所論證的，它早就是一個極右國家了，改開以來又走上了市場化的道路，它真的就是一個像模像樣的“奧派國家”的樣本了，它對新自由主義的包容、獎掖、形塑、收編，是有目共睹、不容否定的。極右自由派可能會反駁：新自由主義經濟本質上一定會追求憲政民主的，與弗朗哥、薩莫查、皮諾切特、蘇哈托、馬科斯、普金等政治軍事強人的合作只是權宜之計，只是對憲政民主的暫時擱置，等經濟情況穩定後就會恢復憲政民主和民選政府。

對此我們要對新自由主義經濟與極右政治的關係做一點深入的探討：它們之間不是偶然或暫時的結合，而是極右經濟和極右政治的一種耦合和匹配關係，這是因為，新自由主義只是一個極端自由放任的理想模型和烏托邦構想，通常情況下大多數社會成員並不接受，就像他們也不接受極端平等的共產主義理想模型和烏托邦構想一樣，為了實現這一模型，倡導者和推動者就必須利用經濟、政治、社會危機，通過傑出的政治軍事領袖及其強有力的團隊來對大眾予以強制推行，而大眾在經濟、政治、社會危機政治危機關頭，為了避免經濟崩潰、無政府和社會潰散等更壞的結果，也就接受了這一新自由主義經濟秩序以及威權主義乃至極權主義的政治秩序。

3、那麼，中國就沒有了極左派和極左化的危險了嗎？當然不是。有極左，但不是已經變成了極右的老極左或“皇左”，不是官方表面上懸掛和招搖的那套意識形態，而是反對現存極右政權和秩序的新極左，是原教旨馬列毛主義，主要是民間毛左。新極左與老極左共享一些同樣的意識形態資源，以至讓許多人分不清兩者，但他們相同的是表面的東西，在深層次上則是對立的：新極左指責現政權的路線、政策和實際運行體制，早就背離了馬列毛主義，放棄了共產主義理想和真正的社會主義原則，現行體制已經成為官僚資本主義，執政黨已經成為假共產黨，成為官僚買辦資產階級，成為新的無產階級革命或社會主義革命的對象。執政黨為了保持形式上的極左，對這種實質上的、真正的極左，在很長時間內是容忍並加以利用的（用以反對普世價值、憲政民主和顏色革命），但當新極左走向線下、走向工人群眾，發起像 2017 年佳士工運那樣的集體行動和政治行動時，當局就毫不客氣地予以嚴厲懲治了。“中國模式”越是興盛，貧富兩極分化越是嚴重，經濟社會矛盾越是尖銳，新極左的發展空間就越大，對此張千帆也注意到了：

同樣是在這裡“驗證”了馬克思的革命理論：經濟利益衝突是“不可調和”的，和這些貪得無厭的資本家沒什麼好談的，只有通過暴力革命徹底打倒。在拉美和非洲，革命和獨裁成了對立

統一、連環相生的一體兩面：只有右翼獨裁才能鎮住以實質平等為訴求的左翼革命，革命又產生新的獨裁政權……馬克思理論針對的恰恰是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也只是在實施這類體制的獨裁國家才有它的用武之地。這是耐人尋味的，因為極左理論和哈耶克代表的市場原教旨主義貌似背道而馳，卻都在獨裁國家找到自己的應用場域。

4、民間極右自由派還是不服氣：我們明明是幾十年如一日地推動啟蒙運動，宣傳普世價值，追求憲政民主的，你們怎麼把我們推到權貴官僚集團那裡去了？當局打壓我們，你們左派也攻擊我們，你們不是與當局同向同力了嗎？你們不是極左又是什麼？是的是的，從 80 年代開始，我們就都屬於“泛自由民主派”，我們曾經是同一條戰壕的朋友和戰友，我們一起參與過許多網絡異議活動與維權抗爭事件……我沒有質疑過你們的主觀動機和個人品格，我當然不會把你們和你們反對的那些極權專制力量等同視之，但是，面對你們中很多人從正確的出發點走向錯誤的歸宿，依次成了郭粉、川粉、普粉，我不得不痛苦地追問這是為什麼？

你們一而再再而三地把美國的民主黨人、歐洲中左翼的社會民主黨人乃至中右翼的基督教民主黨人稱之為“白左”、“聖母婊”、“極左”、“共產黨員”、“文明的災星”，從而把歐美一半左右的選民變成自己的對立面和敵人，這是為什麼？

面對國內有 6 億人人均月收入在 1000 元以下、世界上最高級別的基尼係數、無數人勞無所得病無所醫老無所養學無所教住無所居，你們反對平等、勞工權利、福利、再分配，你們與這麼龐大的人群背道而馳愈行愈遠，你們所追求的自由民主與絕大多數人的權利和利益不相干甚至相反，你們究竟想把中國引向何方？

如果你們主張自由、競爭、效率、憲政、做蛋糕要相對優先和重要於平等、合作、福利、民主、分蛋糕，這個一點沒有問題，反正別的人會提出與你們相異的主張，而作為憲政民主就是偏右和偏左兩種主張的反覆和可持續的博弈，雙方都階段性地服從於民眾的選擇就可以了。可是，你們或者忽視和否定平等、合作、福利、民主、分蛋糕的必要性和重要價值，或者在時間上劃一個界限，先有自由、憲政後有平等、民主，這就是我們主張左右平衡的憲政民主派萬萬不能苟同的。你們的問題不是一概否定普世價值和憲政民主，而是把其中你們所喜歡的要素片面誇大而否定其中你們所不喜歡的要素，並且達到了逢右就捧、逢左就反、非左即右、你死我活的程度，這不就造成了一種新的對“真理和正義”的壟斷，一種新的“正邪之戰”和“定於一尊”了嗎？這不是新極右嗎？其與你們深惡痛絕的逢右就反、逢左就捧的極左不是陷入了同一個極權主義的邏輯陷阱里了嗎？當然，你們還停留在觀念上的極端狀態，與正在手握權力禍害眾生的極權專制力量不可同日而語，但你們敢拍着胸脯保證，萬一你們取得了政治上的成功，你們不會幹弗朗哥、薩莫查、皮諾切特、普金幹過的那些事嗎？

5、我把中國民間極右自由思潮稱之為“中國特色自由主義”，它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無巧不同書地構成了同一個銅板（中國模式）的官方與民間兩個背面，這仍然不是從動機上做誅心之論，而是從後果上做客觀分析。所謂中國特色自由主義，是指它不同於20 世紀以來占主導地位的現代自由主義、社會自由主義、New Liberalism，而是全盤接受了米塞斯、哈耶克、弗里德曼、薩克斯等人的新自由主義（Neo Liberalism），它是古典自由主義的現代變種，但已經不是居於主導地位的自由主義了。它特別適合於中國市場經濟發展的初級階段，它對於解構極左意識形態立下了汗馬功勞！然而，不幸的是，它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卻是相互定義的，正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掛社會主義的羊頭賣權貴官僚資本主義的狗肉，中國特色自由主義也是掛自由主義的羊頭賣市場原教旨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狗肉，不管它們兩者之間有多麼激烈的競爭和衝突，但在對於環境資源和勞動力資源進行無責任、低成本、敲骨吸髓、殺雞取卵的開發和剝削方面，又是高度一致的，甚至結成了利益共同體，只不過一者占絕對主導地位，一者占相對從屬地位。這樣說，不是要否認中國特色自由主義、市場經濟和新興資產階級所包含的正面價值和合理內核，而是客觀地指出中國特色自由主義被掌握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如來佛的掌心這一事實。

中國特色自由主義自以為是反對極左專政推動憲政民主的主力軍和先鋒隊，卻不料，螳螂撲蟬黃雀在後，自己不知不覺地成了極右專政的衝鋒隊和白手套，原因有二：一是前者生長發育的空間是前者讓渡的，條件就是，在微觀經濟領域，你可以發財致富，你也可以掠奪環境和剝削勞工，但你要把大頭交給我，也不能對我有任何政治上的和宏觀經濟層面的挑戰，掌握整個經濟體系開關的只能是我，所以說，前者並不構成對後者的真正制衡、解構，而是一種補充和依附，以為自己清白無辜、能力外資本為零，的確有些自欺欺人了；二是前者以為自己引進了普世價值、市場經濟和對於憲政民主的追求，但因為這是一種片面的引進，包含着對平等、福利、底層民主訴求的忽視和拒斥，這正好可以被後者收割和利用，它作為形左實右的政權，表面上當然是不會公然否認而是會大講特講平等、民生、福利、共同富裕和人民民主的，現在有一些人在普世價值和自由主義的名義下否定這些，那真是神助攻，可以很好地吸引民眾的注意力和火力：你們看，我是真心要兌現民生民主承諾的，但對於我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也很重要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建設者”們認為不要超前實行過高的平等和福利政策以免造成平均主義養懶漢的後果，這個意見也是有道理的……當局者一方面可以把民眾的怨憤引向新自由主義，另一方面，也可以在適當的時候改善一點民生和福利以平抑民憤，如此一連可以贏兩次，對新自由主義能沒有好感嗎？

新自由主義者對“共同富裕”的一個錯誤的解釋是，這是極左回潮，是新一次的殺富濟貧，必須堅決予以抵制！對國有資產參股控股民營企業的解讀是，這是極左回潮，是新一次的公私合營，必須堅決予以抵制！

這都是嚴重的誤判！殺富是有的，濟貧何時見過？蠶食私企是有的，與公共利益和真正民有、民治、民享的公有制有何關係？這都是中國特色自由主義逢左就反縫右就捧、不知極左可以搖身一變成為極右的二極管思維所造成的盲區。親愛的朋友們，你們被極權搶了，還要替朝廷找個替罪羊（民粹），你們連輸了兩次你們知道嗎？

6、那麼新自由主義、民間極右自由派、中國特色自由主義就一無是處並且沒有前途嗎？不是，前面說了，在市場經濟初級階段，它們是有貢獻的，只不過改開40 多年了，人均GDP逼近 12000 美元了，就平均數而言，中國已經躋身中等收入國家了，再停留在自由放任和市場原教旨主義階段，的確是不合時宜了。陳天庸說，中國目前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狀況還停留在美國建國前的水平，讓中國實行 1930 年代的羅斯福新政和凱恩斯主義，一步跨越一二百年，會把蛋扯壞的，所以還是繼續搞新自由主義吧。情況不是這樣的，中國現階段，在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的制度（軟件和形式構架）層面的確不如羅斯福新政前的美國，但在物質、技術、生產力、教育文化（硬件和實體內容）層面甚至已經超過了，比如，1929 年美國人均 GDP 只有 858 美元，之後連續暴跌四年，到羅斯福開始實施新政的1933 年，只有455美元，到羅斯福去世的 1945 年，只有 1631 美元，中國 2021 年人均GDP 為11891 美元，超過了美國 1979 年的 11693 美元，單是這一點，就要求我們不能再簡單地移植早期資本主義階段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制度了，應該主動積極地邁向現代自由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現代市場經濟與現代憲政民主（2.0 版的憲政民主即中右和中左、中上階級與中下階級競爭與合作的憲政民主）。我們衷心希望越來越多的新自由主義者、極右自由派轉變為現代自由主義者和中右自由派，但如果有些人像某些死硬郭粉、川粉和普粉一樣一條道走到黑，那我們也就無能為力、愛莫能助了。

四、左右面臨的真問題

張千帆在文章的最後一部分，發人深省地指出：事實上，左右面臨的問題是共同的，雙方都

需要把焦點放在共同面臨的真問題上：

——革命與改良、精英與大眾之間的關係。首先，如何定義“革命”？左右能否就告別暴力革命達成共識？抑或一定範圍的暴力革命也是實現社會公平的手段，或特定社會結構與心理條件下不可避免的結果？在互聯網時代，精英還能否主導改良、避免革命？既得利益和政治精英如何與底層互動以防止革命？可持續的改良需要什麼客觀或主觀政治社會條件——消極自由與積極平等之間的關係。有意義的消極自由是否需要最低限度的社會平等？社會不平等如何影響公平競爭？如何定義“公平”？實質平等的限度在哪裡？如果階級或族群不平等不可避免，如何協調實質平等和機會平等之間的衝突？糾偏行動和身份政治的永久化有什麼弊端？

——市場經濟與憲政民主之間的關係。私有制+市場經濟有哪些優越性和弊端？自由競爭是否必然加劇經濟不平等？國家宏觀調控與財富再分配的限度何在？福利社會如何避免“養懶漢”現象？激進的平等訴求是否會引發革命或最終走向極權體制？凱恩斯主義的“喪鐘”還有多久會敲響？

此前我在《中國的出路》（手稿 1999）、《西方社會結構及其歷史走向》（中國書籍出版社 2011）、《勞動哲學》（人民出版社 2012）、《中國社會民主主義論綱》（紐約博登書屋 2021）等著作以及多篇論文中，對上述三個問題進行過比較系統的探討，這裡只做簡要的補充：

1、關於革命和改良。就傳統社會結構向現代社會結構的轉換和轉型而言，只能說是革命而不能說是改良，改良只發生在傳統社會結構和現代社會結構各自的內部，而不會發生在從前者到後者的轉變過程之中，在這個意義上，改良不能替代革命，至於革命以什麼方式進行，是暴力革命還是非暴力革命，那是另外一個問題。早期民主革命（英美法等）大都是暴力革命或帶有相當暴力革命成分，20 世紀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大都是非暴力革命，當然，非暴力革命中也有一些暴力元素。就主觀願望而言，追求憲政民主的人們誰都想希望以一場非暴力革命完成中國的政治和社會轉型，但是否能夠避免暴力革命，不取決於革命主體各方能否達成告別暴力革命的共識，而取決於傳統社會結構捍衛者是否堅持將暴力統治進行到底，如果在“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強大民眾抗爭和社會運動的倒逼下，統治階級作出妥協讓步，放棄暴力鎮壓，暴力革命就可以避免。張千帆所說的以改良替代暴力革命，是混淆了改良和非暴力革命這兩個概念。非暴力革命不是改良，仍然是社會結構和制度的根本轉換，是革命主體與革命對象之間以和平談判的方式達成的廢除極權、專制建立憲政、民主的制度性安排，要保留的只是當事人的一些個人利益，而不是他們曾經捍衛過的制度。

2、關於精英與大眾的關係。中右派比較重視精英在革命過程中的主體地位，但並不否認大眾的輔助地位，中左派則重視大眾的主體地位，但並不否認精英的輔助地位，至於極右派和極左派，則分別走向了精英主義和民粹主義。我在《痛罵底層之惡的孫毅安無意中暴露了中層之惡》一文中，指出孫毅安對底層民眾的態度，就是典型的極右派精英主義的態度，與極左派民粹主義一樣壞。我在那篇文章中，主張中層、精英、知識分子應該建立對於民眾的兩種正確態度，一種是現代自由主義的態度，一種是社會民主主義的態度，前者致力於推動建立一種尊重勞工和底層基本權益的、良性的私有制、資本主義和市場經濟，其最早的先行者就是支持和參與憲章運動的一些企業主和知識界人士；後者直接投身於工人運動和社會運動，為勞工運動提供思想理念、教育宣傳、組織方法和集體行動技術、經濟和法律資源等方面的幫助，引導勞工階級爭取人權和公民權利，進入並提升憲政民主結構，其典型代表有英國的費邊社以及各國的社會民主主義知識分子。只有現代自由主義者和社會民主主義者的通力合作，才會最大限度地消減底層民眾中的仇恨、憤怒、暴力因素，而增加其和平、理性、非暴力因素，相反，極右派和極左派則分別會以逼迫的方式和煽動的方式，把底層民眾引向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

3、關於消極自由與積極平等的關係。張文的一個貢獻是首次在中文世界提出了消極平等與積極平等的區分，這對此前已經有的形式平等與實質平等、機會平等與結果平等概念，是一個很好的補充。這一對概念的功能與西方思想界消極自由與積極自由這對概念有異曲同工之妙。人類的確不能停留在消極自由和消極平等的水平，應該積極爭取更多、更大、更高的自由和平等，但太積極了的話，結果只能適得其反，正如羅蘭夫人在斷頭台上所長嘆的：“自由，多少罪惡假汝之名以行！”同樣，後人也連連感嘆：“平等，多少罪惡假汝之名以行！”這裡的問題是，極右派完全否定積極平等、實質平等、結果平等，而極左派則要求太高的積極平等、實質平等、結果平等，中右和中左則在肯定消極平等、形式平等、機會平等的同時，應該有一定程度的積極平等、實質平等、結果平等，其中中右的尺度窄一點，中左的尺度寬一點。問題的關鍵在於，完全沒有積極平等、實質平等、結果平等的話，最終連已經得到和確立的消極平等、形式平等、機會平等也保不住，為何？第一，自由平等競爭的結果一定是有差別的，這種差別會有一種馬太效應，逐步擴大並通過代際繼承保留下來，形成新一輪競爭的不平等的起點，由此開始更大規模和程度的不平等；第二，“自由平等競爭”只是一種理想模型，實際競爭中充滿基於人性之惡的爾虞我詐和強橫霸道，由此造成的不平等比基於能力的不平等更大也更不公正；第三，以上兩種不平等疊加，使自然的和可以接受的差別變成懸殊的和難以忍受的差別，捷足先登者無不極力把這種鴻溝和兩極分化固定化、道德化、法律化、制度化，使行為和結果的不平等得到政治上和法律上的保護，從而形成一種制度上的不公平和不正義，使消極平等、形式平等和機會平等（消極自由、形式自由、選擇自由）也化為烏有。對此，只有追求積極平等、實質平等、結果平等（積極自由、實質自由、均等自由）的社會運動才能打破這種固化和僵化狀態。

4、關於市場經濟和憲政民主的關係。這裡我要特別強調的是，市場經濟有兩個階段：自由市場經濟和社會市場經濟，前者是自由放任的，後者是由國家宏觀調控的；前者基於勞資雙方的個別契約和勞動力個別定價機制，後者基於勞資雙方的集體合同和勞動力的集體定價機制；前者只有私人慈善，後者則有財富再分配、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前者是以市場原則凌駕於社會之上，後者是社會各方力量（勞工、消費者、政府、社區、社會組織）對企業和市場形成多方制衡。這一轉變啟動於 19 世紀後半葉。與市場經濟這兩個階段相適應的是初級的、1.0 版的憲政民主與高級的、2.0 版的憲政民主，前者是以人數很有限的選民、選舉資格受財產、性別、種族限制為基礎的，後者是以不分階級、階層、性別、種族的普選制為基礎的；前者是由資產階級單方控制的，後者是由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雙方控制的；前者還在很大程度上帶有階級專政的性質，後者才是真正和完全意義上的憲政民主。這一轉變也啟動於 19 世紀後半葉。

中國的官方極右派和民間極左派的問題是連 1.0 版的憲政民主都不要，而民間極右自由派，全然不知道市場經濟和憲政民主都有兩個階段，他們在 21 世紀還執着地追求兩三百年前的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和 1.0 版的憲政民主，這相對於現代、當代世界經濟政治形態與我國民眾的憲政民主要求而言，的確是太右了，故此我稱其為“民間極右自由派”，我主張中右自由民主派和中左社會民主派一起來追求社會市場經濟和 2.0 版的憲政民主。5、中右派不可能走向極左，中左派不可能走向極右，但中右走向極右與中左走向極左的可能性的確很高，在特殊情況下，比如經濟、政治、社會、民族危機時，甚至具有某種必然性。中右本身推崇自由而相對輕視平等，它之所以沒有變為只講自由、憲政不講平等、民主的極右，一是因為健康正直的中右派（比如 2021 年初拒絕支持川普耍賴、依法認證並承認大選結果的縣、州、聯邦三級議會、政府、法院裡的共和黨人）有比較堅定的價值觀、憲政民主法治理念和政治倫理操守，二是因為中左派的有力制衡。但在特殊的危機狀況下，就會有很多的中右派放棄自我約束，而朝着極右的方向狂奔！另一方面，中右本身推崇平等而相對輕視自由，它之所以沒有變成只講平等、民主不講自由、憲政的極左，也是因為它的自我約束（比如大多數社會民主黨並沒有利用其執政地位鎮壓中右政黨並強推極左政策）以及來自中右派的有力制衡，但在特殊的危機狀況下，或者會與極左的共產主義合流，或者自己就變成極左的共產主義，比如，委內瑞拉統一社會主義黨本來是一個中左政黨，查韋斯、馬杜羅利用其執政地位，打壓反對黨、推行極左政策，生生地把一個憲政民主國家變成了一個極左專政國家。

因此，中右對於遏制極右負有特殊的責任，因為中右與極右依託的社會基礎都是社會中上層群眾，中右爭取到的支持者越多，極右的支持者就越少；中右對於預防自己變為極右當然具有義不容辭的責任，在制定自己的綱領、政策時，要考慮到社會下底層民眾的權益，不要提出極右化的主張（放棄法律規制和政府監管、無視勞工權利、取消再分配和社會福利等等）。另一方面，中左對於遏制極左也負有特殊的責任，因為中左與極左依託的社會基礎都是社會下底層群眾，中左爭取到的支持者多了，極左的支持者就少了；中左對於預防自己演變為極左當然旁無責貸，在制定自己的綱領、政策時，要考慮到社會中上層的權益，不要提出極左化的主張（或者直接以公有制計劃經濟取代私有制市場經濟，或者以極強的國家干預和管控、極高的稅率和社會福利把私有市場經濟壓縮到很小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