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報》已有文章分析過，11月先後爆發的運動分為三類：一是富士康工人的鬥爭；二是烏魯木齊和廣州城中村等地小市民及半無產者的解封運動；三是資產階級自由派發動的“白紙抗議”。

富士康工人的鬥爭源於10月初的徒步返鄉，起因是反對廠方“陰陽混住”、放任病毒在惡劣的生活環境裡跟工人“共存”。迫於工人反對“共存”導致資本家生產難以為繼的形勢，政府發出“穩富士康就是穩河南”的口號，用承諾返費的方式騙來大量工人。工人們識破後便開展了英勇的街頭鬥爭。省委書記親臨富士康維穩，但工人並不把他放在眼裡，黑壓壓的人群包圍了辦公樓，與前來鎮壓的警察發生了正面衝突。儘管付出了流血的代價，工人換來的只有微不足道的經濟上的讓步，整個無產階級的命還在資產階級手裡攥着，這之後更是被他們一把扔進了疫病的漩渦。

市民即小資因經濟原因發起了解封運動。他們衝破圍欄，走上街頭，打碎官方媒體的粉飾，把現實矛盾捅到了明面上。鬥爭尤為激烈的是廣州城中村製衣業的半無產的散工。封控數周，手停口停，物資吃緊，無法就醫，他們作為城中村製衣產業鏈上最底層因而最困苦的人，產生了解封鬥爭中最強烈的憤怒和最徹底的行動。11月5日開始，城中村“沖卡”事件頻發，在11月中達到高潮，工人們與前來鎮壓的武警發生了直接衝突，甚至掀翻了警車。

在這些轟轟烈烈的鬥爭過後，資產階級自由派出手了。他們舉起白紙在各大城市和高校聚集，用解封的訴求吸引小資產階級市民和學生，實則偷運着“政治自由”的目的。自由派再一次把自己派別的政治目的包裝為全民的目的，再一次把工人和市民群眾鬥爭引發的結果歸於自己的功勞。

一、“白紙抗議”的政治意義

這是一場資產階級自由派領導的自由主義運動。11月24日，烏魯木齊一住宅樓發生火災，最終造成10人死亡9人受傷。小市民普遍相信，是封控導致了救援不及時的慘劇，但相關評論遭到刪除。11月26日起，以南京傳媒學院抗議為首，多個城市的街頭和大學校園內出現了手舉白紙的人群，以悼念死者的名義集會，在集會中表達了反對言論審查、要求政治自由等自由派的政治訴求。

在上海，抗議開始於11月26日晚。人們在烏魯木齊中路聚集，在路牌底下點起蠟燭、舉起白紙默哀。消息傳到牆內外的社交平台，人群越聚越多，人們開始喊起了口號，有“政治自由”，有曾被寫在四通橋橫幅上的“不要核酸要自由、不要領袖要選票”，有更加激烈的“共產黨下台、習近平下台”。當晚警察介入，大量示威者被拖進車裡帶走。第二天，抗議繼續，除了重複自由派那些口號便是要求放人。這天的抗議最終也被警察衝散，這場“去中心化”的抗議沒有持續下去。

北京亮馬橋也發生了一場大規模抗議。27日下午集會的消息預先就已傳開。和上海相比，抗議同樣持續到凌晨，同樣是由典型的自由派口號主導，新奇的是這裡出現了喊着毛語錄的所謂“左翼”，竟用“讓人說話，天塌不下來”這樣的口號跟在自由派後面爭取政治自由。

在廣州，成都，抗議爆發的其他地方，街頭的情況大抵相似。無論參與者們各有哪些主張，是真右派還是假左派，白紙成了他們統一的語言。

舉白紙代表的是對言論自由、民主憲政等資產階級民主制度的追求，也就是對“政治自由”的追求。白紙的政治意義源於一個蘇修笑話：有人在廣場發傳單被捕，那人辯解自己發的只是白紙，警察卻不買賬：“別以為我不知道你想寫什麼！”蘇修笑話為自由派提供了大量攻擊共產主義的工具，但彼時的蘇聯和當今的中特一樣，是掛羊頭賣狗肉的社會帝國主義，統治者已成了資產階級。當資產階級無力收買群眾、緩和國內階級矛盾時，維持統治的唯一辦法就是專制鎮壓。專制之下，一切反對觀點都不容討論，那乾脆不寫任何觀點，只舉白紙一張。看似不留把柄——南京傳媒學院的抗議現場，確實有參與者在面對鎮壓時問出了“白紙能有什麼攻擊力？”這樣的話，但實際上，這就是在反抗專制制度、爭取政治自由。儘管用的是極妥協極軟弱的力道，它確是刺向了專制政府的痛處。

二、誰在舉白紙

“白紙抗議”過後，陸續有參與者被捕的消息從自由派的圈子裡傳出來。隨後出現了對他們的聲援。聲援文案對被捕者的政治立場和主張總是語焉不詳，而把重點放在刻畫他們的日常形象，他們的性格、喜好、生活習慣等，試圖拉近讀者與他們的距離。言下之意：他們和所有人一樣都是普通人，他們為其他人的自由發聲而被捕，現在需要其他人來為他們的自由發聲了。

自由派知識分子會為這種“相互守望”感動得熱淚盈眶，被捕者的日常生活確實能助長他們的共情，因為這和他們自己相差無幾。但這都是什麼樣的“普通人”？一份北京被捕者的名單顯示，被捕者的職位有音樂人、記者、編輯、金融業人士、酒吧老闆、藝術家等等，是工人階級一輩子也見不到幾個的小資中上層。而他們用這種方式強調身份上的“普通”：和“普通人”一樣，會坐在假花環繞的咖啡廳里聊八卦；“擁有清華和芝大的學歷，卻並無自恃名校精英的架子”；或是“來自北京郊區的北京人”，“過着不富裕的生活”但卻用着“不是很貴”的相機來維持攝影愛好——這種“普通”對於工人階級已經是不可想象的，他們拼命拉近距離所塑造的“接近底層”形象，與壓住工人的重擔相比起來也顯得荒唐。更何況，知識分子能享有這樣的“普通生活”，本就是資本主義剝奪無產階級權力、壟斷知識技術的結果；他們用來“享受生活”，用來提升自己、使自己精神富足的每一項物質條件，都是從資產階級那裡分到的工人血汗。

白紙抗議的主要參與者就是這些具有高度黨性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這些自由派代表着私人資本家的利益，自覺地走上街頭、影響群眾。

反對專制、爭取政治自由，這是自由派的核心目的。這些目的已經在他們一遍遍喊出的口號“政治自由”和四通橋綱領（“不要核酸要吃飯，不要封控要自由，不要謊言要尊嚴，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領袖要選票，不做奴才做公民”）中充分地體現了。至於為什麼這些不講階級光講自由、人權、法治的口號就代表着自由資產階級的利益，我們在另一篇文章中已有過論述，這裡不再展開。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們並不要求民主革命，甚至害怕讓群眾掌握一定程度的武裝力量，將武裝群眾斥為“多數的暴政”，因為革命要用暴力改天換地，必然會打破一些有產者的罈罈罐罐。他們要的是政治改良，也就是蘇東劇變式的、台灣和韓國式的“民主改革”，要求政權不流血地從官僚手裡轉到自由派手裡。同時他們必然要求保留絕大部分國家機器，用來鎮壓無產階級的反抗。

“放開”在白紙抗議中則是次要的、附帶的目的。自由派聲稱現在的防疫政策是白紙抗議為人民爭取到的利益，是這一運動的階段性成果。我們則認為中特放開的原因根本不是白紙抗議，而是清零政策在前兩年能給資產階級帶來的收益已經消失——印度等製造業競爭對手已經渡過了疫情導致的混亂時期，迎來了訂單回流，中國政府卻剛剛開始對付奧密克戎這個難題，病毒極強的傳播力讓“停工清零”和“繼續生產”的矛盾開始尖銳化，富士康工人反對廠內共存的鬥爭提醒了他們這一點。在防疫政策問題上，官僚資產階級和自由資產階級之間沒有根本的利益衝突，只有局部的暫時的矛盾，而客觀的經濟形勢昭示了清零的不可維持，資產階級內部對此的態度必然會逐漸統一。如果說讓官僚資產階級放棄專制等於是要他的腦袋，那麼讓他放棄清零不過是適時地幫他剪了頭髮。疫情三年（註：在2023.2.11首次發布的版本中，此處誤寫為“清零三年”。事實上，在2020-2022三年期間“清零”並不是貫穿始終的政策。疫情初期武漢政府沒有採取“清零”，2022年3月奧密克戎毒株爆發前也有相當長的一段平穩期，期間上海政府的“動態清零”以“精準防疫”的面貌得到了大量小資群眾支持，把一家奶茶店劃為“最小”中風險地區就是上海的首創，這些政策正是為了消除疫情對資本主義生產的影響。），為什麼現在才發生白紙抗議？因為十月開始，疫情在工廠和城中村的大爆發、小資產階級市民自發的解封運動已經是清零政策客觀上無法維持的標誌，自由派只是抓住時機，利用這個鬥爭來表達資產階級的政治訴求。為什麼之前不抗議？因為在清零政策還能維持的時候，市民階級和城中村散工這樣的半無產者還不會廣泛地支持放開。自由派也清楚，沒有這些階級在他們前面衝鋒陷陣，他們除了給警察送業績外什麼也幹不成，就如鍵政“左翼”們愛說的那句話——“時機還不成熟。”而現在，白紙抗議確實搶在放開之前發生了，自由派摘走了鬥爭的果實。

機會主義者把白紙抗議說成是小資產階級的運動，聲稱這是資產階級自由派的四通橋綱領在市民解封運動中引起的反響。他們為什麼會這樣說，我們在下一章再揭露，現在要指出的是白紙抗議和代表小資產階級利益的市民解封運動在根本上的區別。縱觀整個市民解封運動，小資產階級提出的口號只有一個，就是“解封！”。解封運動在全國遍地開花，到處都是，得到了市民的廣泛響應，但從烏魯木齊、到廣州的康鷺片區、到各地其他要求解封的人群當中，市民階級沖卡完全是為了經濟利益，能夠凝聚他們共識的只有“解封”，至於所謂“白紙紅燭”、四通橋口號等等，根本不能吸引到解封運動中的人群。“白紙抗議”卻不是為了純粹的經濟利益。這是政治性的集會，是自覺的自由派在為“政治自由”的目的爭取群眾，兩種運動的動力截然不同。一種是小市民自發進行的、出於短期的個人經濟利益而進行的鬥爭，隨着政策改變，這種鬥爭就會消散。另一種是資產階級自由派自覺進行的，出於自由資本和官僚資本的深刻矛盾而進行的鬥爭，它不會因為政策改變而消散，只要這種矛盾繼續存在，鬥爭就會以新的形式進行下去。自由派對無產階級的欺騙和利用也會以新的形式繼續下去，就像電報頻道“白紙革命”所展示的那樣：

（註：截至發稿前，該頻道鏈接為：t.me/whitepaperevolution。頻道創始人吳迪釗（伊啟威）是個無恥反動的政治騙子，逆向民族主義自由派，出身官僚資產階級家庭，其父因貪污入獄自殺。被揭露的罪行包括但不限於：隱瞞已婚事實結交女友、被發現後炮製“李康夢是白紙第一人”的謠言利用政府機關進行打擊報復；利用民運組織架構，以籌款為名進行詐騙。參考消息：揭露“李康夢”真相還“白紙革命”清白被吳迪釗爆汁的十個月（長文）伊啟威-維基百科。

其他自由派也不要叫屈，吳迪釗公開的政治立場和運動訴求你們一條也沒有反對過，你們本質上就是一丘之貉，本文的批判對你們完全適用。至於那些上當受騙的群眾，我們的忠告是：不在反專制政府的同時徹底反對資本主義，就必將被各式各樣的政治騙子領導。）

富士康工人既沒有提到放開也沒有提到政治自由，反而是因為反對廠方“陰陽混住”的共存政策而爆發了鬥爭。但近期“白紙革命”頻道卻遮遮掩掩地把富士康工人運動說成是和他們一邊的：“此次示威潮起源可溯至2022年10月13日北京四通橋上彭立發的個人抗爭。11月中旬，優化防控措施20條發布後，疫情反覆，20條措施形同虛設，“層層加碼”的做法引起民怨。隨後，11月14日夜晚，廣州爆發反封控示威；河南同時爆發鄭州富士康抗議。”

而在十月份富士康工人剛開始反抗時，美國之音，這個在世界範圍都有代表性的自由派媒體卻是站在廠方一邊，支持富士康讓工人陰陽混住、通過不提供物資的方式逼迫密接人員“自願上班”的行為，認為這是先進的共存策略。他們這樣評價富士康工人：“他們既是清零之下的受害者，也是中共極端清零模式的踐行者與捍衛者，在對疫情過度恐懼與清零的洗腦下，才會忍受不住富士康相對比較寬鬆並與國際接軌的防疫政策。”

一邊說工人在“爭取自由”，一邊說工人在“捍衛清零”，看起來自由派內部在自相矛盾，但是哪邊更能代表他們的真實立場呢？我們看到，“白紙革命”頻道在最初訴求中絲毫沒有提到工人，只是在現在，在他們發現了工人運動強大的力量時，才把“工人權益”作為“恢復社會生產秩序”的一部分，似乎這是一個能在資本主義生產秩序下自然解決的問題，似乎他們真的在為工人說話。而據美國之音所說，富士康廠內實行的“與國際接軌的防疫政策”正是符合生產秩序的，工人的鬥爭倒是對這種生產秩序的破壞！

“白紙抗議”的最初訴求

“白紙抗議”聲稱的階段性成果（圖片皆來自電報頻道“白紙革命”）

白紙抗議的代表們，你們敢不敢說清楚，你們要恢復的是什麼樣的生產秩序，工人階級在你們的生產秩序下處於什麼地位？你們不敢，但凡要詳細地從你們資產階級自由派的立場分析這件事，就不可能不得出美國之音那樣的結論。在你們嚮往的“胡溫時期”，工人的地位和現在沒有兩樣，富士康工人連環跳樓事件便發生在那個時期，爆炸、礦難、塵肺、斷指等工傷工亡也是一樣地發生。你們鼓吹市場經濟的好處，仿佛無論工人還是資本家都可以從自由市場中獲益，這是天大的謊言！花言巧語是靠不住的，工人和資本家在階級利益上有着你死我活的根本矛盾。今天你們要利用工人階級，要把自己包裝成全民的代表去反對官僚資產階級，所以你們還能冠冕堂皇地說一說勞工權益，還能借富士康和中元匯吉藥廠的鬥爭來為你們的政治目的加碼。但自覺的工人會識破你們，就像識破富士康的套路那樣簡單，一旦你們自由派掌握了政權，坐上了今天官僚資產階級的位置，當上了政府首腦、市長、警察局長，那你們替資本家鎮壓工人運動的時候，跟今天的專制政府不會有什麼區別！

今天的資產階級自由派突然討好起了工人，這背後是時代的必然性。在中國還處於自由資本主義時期時，也就是2008年以前，自由派並不是這個論調。

體制內的自由派，比如厲以寧，這個推動了股份制改革的北大教授，2002年依仗自己的專業地位提出了一種算法，據說該算法下中國的基尼係數（代表貧富差距，數值越小則貧富差距越小）小於0.2，為世界最低；他表示“雖然有點匪夷所思”（他也知道！），但事實就是中國不存在貧富分化問題，反而是缺乏貧富分化，必須拉大貧富差距，中國人才有勤奮工作的壓力和動力，中國才能進步。也就是說要讓我們工人更窮，才會更拼命地給老闆和“國家”幹活！這一點我們是切切實實地體會到了。在我們“自願”放棄休假和社保的時候，在我們被壓着工資的時候，就是因為這個“窮”，我們被逼成了馴服的羔羊！如果無產階級真能掌握自己的勞動，我們怎會這樣摧殘自己的身體？怎會容許資產階級專家們心安理得地把我們當作“發展的代價”？

而體制外的自由派，和今天一樣，他們也用工人權益問題來論證“體制之惡”，但卻更加露骨地維護私人資產階級。因“零八憲章”而被政府以煽動顛覆罪逮捕的自由派劉曉波，在那個礦難頻發的年代做出一副仗義執言的樣子批評政府安全監管不力、經濟結構失調、市場制度畸形，但談起事故中極盡剝削的礦主便開脫道：“逐利是所有資本家的本性，不能說逐利就是‘黑心’。”他抨擊體制讓私人資本家“缺乏財產安全感”，卻不提最讓他們這些資產階級缺乏安全感的不是中特的國家機器——畢竟劉曉波本人在獄中還稱讚起了監獄的管理，開始“善意對待政權的敵意”、“以愛化解恨”（這些資產階級內部的矛盾真像過家家一樣容易化解）——而是武裝起來奪權的工人階級！他也提倡罷工權，白紙抗議的自由派在這方面倒是一脈相承，他們都主張勞資雙方階級調和，形成“維權同盟”，但劉曉波卻因工人革命的時代還未到來而敢說些心裡話。他告誡政府要向私人資本讓步，否則就是“為激進革命的突然燃燒準備乾柴和火種”——這就是他要罷工權的真正目的：給工人一點權力，但不能太多，只要夠讓工人階級幫他威懾政府就行！若是工人要組織起來暴力革命推翻資本主義呢？劉曉波也早已給出了自由派的態度：“不能通過激烈要求這個政權的變革來改變整個社會”！

自由派，無論身處體制內外，和官僚資產階級一樣，向來是反革命的。但在資本主義陷入危機、無產階級即將起來革命的今天，曾經鼓吹國企改制下崗、讚美資本家、鄙視工人的老自由派，必然越來越多地戴上面具，裝扮成“代表工人利益”的新自由派——即“社會自由主義”，也就是偽裝成社會主義、想讓人民把他們當成“左翼”的自由派。在不遠的將來，他們會想方設法混進群眾運動中，就像他們通過白紙抗議混進解封運動中那樣，向廣大的受到剝削壓迫的階級兜售他們政治自由的訴求。白紙抗議剛剛過去時，便有自由派在電報頻道“不羈的韭菜”上發表了對抗議者的建議，要他們“在口號上更多關注底層百姓”，一邊鄙視底層、認為他們“沒有獨立思考能力”、“被洗腦”，一邊要用“新青年的進步、魯迅先生的批判、五四運動的青年文化、「無產階級當家做主」的偽概念”向底層標榜自己的“正義性”，甚至要“從毛選中汲取鬥爭的口號”，企圖更進一步地偽裝起來，在無產階級鬥爭日益激烈的時候騙取工人的信任。而“白紙革命”頻道也用“各階級聯合起來的情況下繼續革命”這樣的話術，消解階級之間的矛盾，把自己塑造成徹底的革命的樣子，鼓動革命群眾為他們的政治自由流血犧牲，背後卻打着坐收漁利的算盤。

無產階級革命派從不做這種“全民代表”。我們非常明確，我們代表無產階級的利益，無產階級的利益與資產階級有根本衝突。當無產階級能被他們利用時，他們承認我們是人民，要領導我們去爭取“自由民主”。當無產階級阻礙他們的目的時，比如不願意和病毒共存，或要向私人資本家鬥爭時，他們就開始說我們“沒有見識”、“被洗腦”、“改不了窮人思維”，開始叫我們“愚民”或是“刁民”。當覺悟的無產階級要推翻資本主義自己掌權時，他們就要說我們破壞自由摧毀文明，開始叫我們“暴民”！

無產階級就是要破壞一切資產階級老爺們的自由，就是要摧毀剝削僱傭勞動的、蠱惑人心的“文明”。在21世紀的中國，符合無產階級利益的政權只有一種：無產階級專政！自由派政客們許諾的空話都是狗屁。只有無產階級專政才能鎮壓一切剝削階級，真正實現無產階級的自由。他們在想方設法利用我們，而我們要爭取利用他們，利用自由派和專制政府狗咬狗所暴露出來的資產階級內幕作為素材，對工人群眾進行政治教育；利用他們想用一切社會鬥爭來作為反政府籌碼的野心，傳播我們鬥爭的消息。但不要被他們利用了，不要被他們“政治自由”的旗號蠱惑，不要為我們敵人的階級利益出力！要預見到，只要革命革到了他們頭上，他們隨時準備反咬一口，抹黑工人的鬥爭性和政治覺悟，抹黑代表工人階級的派別和政黨。

重申一遍：白紙抗議是資產階級自由派領導的一場自由主義運動，運動的核心訴求是政治自由，“放開”則是附帶的、用於掩護核心目的而吸引小資產階級的訴求。運動的實質是資產階級內部矛盾，是中國政府（官僚資產階級）和自由資產階級的矛盾。

三、國內外資產階級政府對白紙抗議的態度

各國資產階級政府有着高度的、反動的政治自覺性，他們很清楚白紙抗議不同於其他解封鬥爭，有着特殊的政治意義。

中國政府自然是最先行動的。為了維護自己的反動統治，他們立刻對參與者進行問話或審訊，搜捕核心組織者，抓捕行動持續了一個多月。相比起來，自發的富士康工人運動和市民解封運動中，僅有使用暴力的部分人被當場帶走。

代表自由資產階級、希望從中國的“自由化”當中獲利的歐美各國同樣迅速做出了反應。12月1日，一個由40多名美國聯邦參議員組成的兩黨小組致信中國駐美大使秦剛，警告中國政府不要對參加“白紙革命”的和平抗議者進行任何暴力鎮壓。同一天，歐盟理事會主席米歇爾訪華時也向習近平提出了人權問題，重申“和平集會”的重要性。他們非常清楚，市民階級自發的解封鬥爭重複多少次都不會改變中特的專制，只有白紙抗議符合他們的利益。

中國政府一手鎮壓，一手也在輿論上做出回應。先是習近平接見米歇爾時聲稱“抗議主體是學生”，原因是“對清零感到沮喪”——為了保住體面，他絕口不提白紙抗議中“政治自由”的訴求，也不提真正迫使政府決定放開的富士康工人和城中村半無產者鬥爭（註：首次發布的版本中，此處為有歧義的表述：“他絕口不提真正迫使政府決定放開的富士康工人和城中村半無產者鬥爭，以及白紙抗議中“政治自由”的訴求”。白紙抗議並不是“真正迫使政府決定放開”的原因。）。接着，在12月7日，中國駐法大使盧沙野公開回應記者，白紙抗議是“顏色革命”，受外部反華勢力利用，“這些反華勢力總試圖把遊行推向政治化”。政府僅承認學生而不承認工人和市民的抗議，是因為他們不願承認防疫政策的轉變是為了鎮壓工人反抗而向私人資產階級作出的讓步和支援（註：首次發布的版本中，此處為“是因為他們不願承認清零政策對經濟和民生的影響，不願承認“放開”是迫不得已做出的決定”，屬於廢話。），不願讓真正有力量的工人和半無產者（半無產者指廣州城中村的散工們）意識到自己的力量。而對於意識形態上動搖統治根基但卻毫無實際威脅、一受打擊就退潮的白紙抗議，中特也就搬出了意識形態領域最常用的武器“境外勢力”，甚至都不擔心這種話語是否粗糙，反正官僚資產階級和自由資產階級在小資群眾中各有國家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作為基本盤，雙方誰也不會聽信誰，誰也不能說服誰。

四、小資民主派是怎樣歪曲事實、把自由派說成民主派，並要求工人為此當炮灰的？

富士康工人運動和市民解封運動、白紙抗議反映的是三種階級利益，三者之間從起因、經過、結果都存在着差別，運動的方向、目標和性質都根本不同。自覺的資產階級能看到這一點，但自由派為了本階級的政治目的，為了利用無產階級在深重壓迫中迸發的怒火，他們費盡心思不讓無產階級看到這一點。而某些打着“左翼”旗號的人也開始跟在他們屁股後面撒謊混淆視聽了！

電報上，這樣的代表性組織有“列寧道路”頻道、“《今朝》：觀天下風雲”頻道、“馬列毛主義與革命左翼大群”群組（其刊物為《燎原月刊》。後文對此派別簡稱為“燎原”派）、“革命火炬”頻道，等等。其中論述最詳盡，同時反動立場最露骨的是為資產階級自由派張目的“列寧道路”頻道。在本文寫作時，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今朝”頻道發出了《如何評價2022年11月的民主運動？——回應《列寧道路》（五）》一文與之論戰，“列寧道路”也在評價日本排海事件時進一步展現了國際帝國主義傾向，使得各派別在對待三場運動的態度上顯露了更加清晰的面目。我們將逐個分析他們的混亂觀點，並揭露這些錯誤是由怎樣的階級利益所決定的。

1.運動的劃分

純正的自由派是拙劣的，他們對這些運動根本不作分析，只要是個群眾運動就一股腦說成“反習”，捏造自己“得道多助”的假象。“列寧道路”卻更精緻：他們劃分了運動中的自由派、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和無產階級。但仔細看看他們是怎麼劃分的！類似的混亂觀點也存在於上述一切機會主義派別中，它有兩個方面：

（1）把自發的市民解封運動和自覺的白紙抗議混為一談，把代表資本家利益的白紙抗議美化成是“人民群眾”的民主運動，儘管它“受到自由派影響”；

（2）不加區分地把反對共存的富士康工人胡亂歸類到反封控的人群里，說專制政府放開防疫政策是工人和市民群眾“民主鬥爭”的“鬥爭成果”，抹殺工人階級的利益和訴求，掩蓋無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之間的鴻溝。

第一個方面。“列寧道路”在《馬克思主義者應該站在群眾運動的前面——11月下旬各地群眾抗議的分析》一文中，說完“這場運動中存在群眾自發的民主主義訴求和相對系統的自由主義兩種不同的政治傾向”之後，便對自由派和民主派進行了含混的、錯誤的劃分。據他們說，自由派包括“有錢有流量”的“海外爆料團隊（如老燈，李老師不是你老師等）”，“國內的秘密組織和動員網絡”，“黨內改革派”，至於被他們認為可以團結的所謂“有革命性的自由派左翼”，現在不知道劃分在誰的身上。對小資民主派的描述更加含混：“這一輪群眾運動中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階級基礎主要是城市高學歷年輕人和小市民，他們提出的反對官僚主義封控，要求解封，反對高價賣菜，反對官商勾結，反對官僚的不負責任，代表了相當一部分群眾的呼聲，掀起了這場運動繼工人運動之後的又一次高潮，但是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缺乏統一的訴求和口號，與工人相比缺乏力量，雖然引起輿論關注，但很快被鎮壓下去。”又總結說：“自由派有錢有流量，但缺乏群眾基礎……小資產階級的鬥爭最有政治色彩，最有輿論影響力，但缺乏力量，警察一來，就無力反擊”。既有政治色彩又有影響力、卻缺乏力量的“小資產階級的鬥爭”到底是市民解封運動，還是“白紙抗議”？在市民解封運動中，訴求和口號僅僅只有“解封”，沖卡的參與者都是自發的小資群眾，根本不知道什麼舉白紙的“蘇聯笑話”和四通橋口號。而這一運動開始後警察幾乎沒有鎮壓，許多小區在市民衝破關卡後立刻解除了封控。真正“有政治色彩”又遭到了鎮壓的運動不是市民解封運動而是白紙抗議，它的參與者根本不是“小資民主派”而是自由派，不是民主主義運動而是自由主義運動！

“今朝”關於運動的劃分更粗糙一些。他們將運動羅列了一遍，接着就開始稱之為“這場運動”，仿佛只要在發生時間上接近就足夠把這些運動歸到一起。市民解封運動在他們這裡也不見了，他們在《對當前疫情走勢的認識和判斷》一文里這樣總結：“白紙運動+富士康工人鬥爭可以說構成了中國二十一世紀最大規模的一波群眾運動”。

“列寧道路”把自由派的白紙抗議和小資市民的解封鬥爭模糊起來，便接着得出了這樣的結論：“自由派事實上領導了這場運動**，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在這場運動中明顯受到了自由派的影響”，依據是“在北京亮馬橋，廣州海珠廣場，成都望平街和武漢漢正街等許多地方，小資產階級群眾都喊出了有鮮明彭立發痕跡的‘不要核酸要自由’的口號，自由派對群眾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列寧道路”在這裡一句也沒有提到白紙抗議，而是用地名、口號和“小資產階級群眾”來概括了這一運動。他們這樣做並不是因為忘記了這場運動最鮮明的特點（即：白紙所象徵的政治自由），而是因為只有這樣，才能把“白紙抗議”這一自由主義的運動包裝得和市民解封鬥爭更像一點。“今朝”和“列寧道路”在這種混淆上是一致的，他們僅僅從這個意義上反駁“列寧道路”：“*資產階級自由派並沒有領導這些運動，這些運動缺乏行動綱領和具體計劃，本質上處於沒有領導者甚至組織者的境地*”。在他們看來，“白紙抗議”和市民解封運動同屬於一場“自發的群眾民主運動”。儘管這兩個機會主義派別在許多重大問題上能夠達成一致，且一致性遠多於差異，我們仍要提醒讀者注意他們的區別。這些就是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不同利益導致的不同的特點**，本章第二部分會進一步說明。

無論是“列寧道路”還是“今朝”，他們都想以“‘白紙抗議’的參與者大多是小資產階級”這個依據，來模糊它和解封運動的區別、謊稱它為民主主義運動。且不論酒吧老闆等“白紙抗議”的參與者實際上是資產階級，就算大部分是小資，難道我們能從參與者的小資身份直接得出“這是小資民主派”的結論嗎？小資產階級是游移的，動搖的，割裂的，儘管有部分人面臨着破產滑落到無產階級中的風險，但仍有部分人依附於官僚資本、部分人依附於私人資本而能維持階級地位，這決定了他們中必然產生相當部分的國家主義者和自由派，所以這種拿自覺分子的階級出身來判斷政治活動性質的論據是無力的。並且資產階級占總人口的比例很小，任何資產階級政黨，不論是法西斯黨還是立憲自由黨，其黨員必然大部分是小資產階級，不能因此就說這些黨派代表小資產者利益。所以必須區分政治派別和政治綱領所代表的階級利益和其成員的階級地位。希特勒是落榜美術生，後來成了納粹黨領袖，難道納粹黨就不是資產階級政黨了，反而代表小資群眾利益？現在的中特黨有一億黨員，中特黨代表官僚資產階級利益，難道這一億黨員大部分都是官僚資產階級？

任何政黨和政治派別內都能按自覺性進一步劃分出層次來。自由派的最上層是自覺地從自由主義中獲利、既有動力又有財力進行政治活動的資產階級自由派領袖（議員，黨首等等），最下層是受自由派影響的被統治階級群眾（會投票給自由派的選民），他們在運動中可能跟着自己的實際利益走，不會穩定跟隨自由派。在這兩極之間，又有一系列自覺程度不同的自由派（例如立憲黨的普通基層黨員）。他們共有的特點就是思想的主要方面被自由主義占據。自由主義，即政治上要求三權分立、憲政民主、言論自由，經濟上要求放寬政府限制、維護自由市場和私有財產。

“白紙抗議”的參與者主要是自由派，而且是較自覺的那部分自由派，是能被自由派領袖動員起來參加實際行動的力量，而不是顧慮眼前利益、害怕鎮壓的那部分群眾。一個只想安安穩穩過日子的小資產者如果不懂得所謂“蘇聯笑話”和舉白紙的含義，不知道四通橋彭載舟的口號，沒有明確要求言論自由和習近平下台的政治意識，不知道亮馬橋和海珠廣場等抗議的具體時間地點，就根本不可能理解和參加這些地方的白紙抗議。但這種去政治化的狀態卻完全不妨礙這個典型的小資產者為了上班掙錢、買菜買藥、聚餐旅遊等要求而自發衝擊所在小區的封控關卡，參加市民解封運動。

據了解，北京亮馬橋抗議之前，一些自由派內部群組就發出了暗示，且在加密軟件上有一些非常小的核心群組在發布號召，網上也有電子海報流傳。這些背後的組織者、宣傳者是最自覺的自由派，是未來政黨領導層的雛形。接下來是運動中的抗議者，他們未必都是自由派的核心領導，但最起碼也是自由派的“黨員”，是可以接受指揮部署、能被自由派號召動員起來的力量。據自由派媒體的消息¹，許多參與者是看到網上的消息後到場抗議的，很顯然，不是所有受自由主義影響的人都會被動員到現場，應該把這些參與者視為其中的自覺部分。參與者和旁觀者在專制政府那裡也有不同的待遇，“警察把大約四十多個人圍堵在中間、抗議者和支持者們被隔開”，“在人群的外圍，有支持抗議者的聲音，也有人在用粵語破口大罵，讓抗議者‘收皮’，也就是閉嘴”。這些在警察包圍圈裡舉白紙的人就是響應號召的自由派，而包圍圈外面則既有隨機看熱鬧的路人，也有專門來支持造勢但沒有進場舉白紙的人，比如在廣州海珠廣場“陪朋友圍觀抗議”後一周被捕的楊紫荊（點心）就是自由主義女權/LGBT圈子的人，本身屬於自由派的外圍圈層。旁觀者中的一般“支持者”和包圍圈中的“抗議者”自覺程度不同，再往下，還有不敢圍觀、不敢去現場只敢在網上傳播消息的人，還有什麼都不敢做只敢心裡想想的人。細緻的劃分是必要的，參與自由主義活動的被統治階級群眾是受欺騙去做違背階級利益的事，死心塌地的自由派則是為了經濟和政治上的利益、自覺追求自由主義。對不同層次的人要採取不同策略，但具體分析只能放在具體的人身上，而就整場白紙抗議來說，就其政治綱領、主張和所代表的階級利益來說，這就是自由派發起、領導並主要參與的自由主義運動。“列寧道路”和“今朝”直接把白紙抗議說成“民主鬥爭”，把自由派說成“小資群眾”或“小資民主派”，把這場反動的運動說成進步的、應該得到無產階級支持的運動，既是在洗白現實中的自由派，把自由派美化成民主派，也是在洗白概念上的民主派，通過要求工人支持民主派來維護資本主義制度。

小資產階級民主派是小資產階級中的自覺分子，其政治主張體現小資產階級利益。小資產階級利益有這樣的特點：一方面他們在資本主義社會下有私產、有上升希望，依靠資本主義秩序對無產階級的剝削而能過着寄生性的生活，這就使他們要維護這種秩序，維護自己的私產和上升希望。另一方面，這種私產還不夠大，客觀經濟規律使他們必然受到大資本的擠壓、面臨破產的可能，這就使他們要反對大資本的壓迫。前一方面是與資產階級一致的，昭示着他們要跟資產階級走的必然性，後一方面才能體現他們和資產階級的區別。民主主義正是這兩方面在政治上的反映。由於他們的實際願望是扭轉客觀經濟規律、保衛中間等級免於分化破產，這種願望註定是幻想。在社會主義革命中，小資民主派是自覺反動的，因為他們要麼跟着資產階級走，要麼妄圖違背客觀規律、阻礙歷史發展的進程。他們表面是小資群眾的領袖，本質上是資產階級領導小資產階級的工具、中介和代理人。在資本主義社會，大部分情況下，自發的、無意識的小資群眾只能跟隨小資民主派，從而跟隨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要求我們區分自覺的小資民主派領袖和自發的小資群眾，我們要爭取小資群眾的中立，但要批判乃至打擊小資民主派的領袖——後者是實現前者的必要條件。

對於自發的小資群眾來說，當他們要求政治自由時，實質是幻想在自由的條件下利用人數優勢來反對大資本、爭取有利於小資產階級的改良，而不是為了自由本身，一旦認識到政治自由並不能帶來平等，甚至會方便資本擴張從而加劇自己的破產，他們就會反對政治自由，尤其反對房產、金融之類大資本的自由——因為它們主要剝削小資產階級。當他們轉向國家主義，實質是幻想靠一個強有力的政府來保衛中間等級的利益，幻想大資本被收歸國有、像“打土豪分田地”一樣把房子和錢分給人民，等到這種幻想被打破，他們又要轉到別處去了。我們對小資產階級群眾應持這樣的態度：支持他們反抗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鬥爭，同時既指出民主主義的幻想必然破產，又不指望他們能夠轉到我們這邊。因為只有當幻想和現實發生衝突，幻想才能被打破，而帝國主義中國里的現實就是，絕大部分小資產階級的利益往往只在這兩者間發生變化：或是依附於自由資本，或是依附於官僚資本。這就意味着，絕大部分暫時免於破產的小資產階級只能在兩種幻想中游移，只有一條腿是無產者、另一條腿是小資的、常常要滑落到工人中去的半無產階級，才能在現實的教育下出於他們“將來的利益”而打破這些民主主義的幻想、接受無產階級的觀點，成為我們的同盟。

“列寧道路”賦予自由主義口號以“進步的民主主義性質”，這從他們對彭立發許志永等人難以掩飾的同情中就可見一斑²，所以當同樣的口號在“白紙抗議”這種群眾性政治集會中響起時，將之解讀為“民主主義運動”就十分符合他們一貫的立場。“今朝”的論斷則天真無比，一廂情願地認為“白紙抗議”雖然喊出了自由派的口號，但這“不代表完全認同該口號背後的思想”，自由派也沒有“在組織上以某種方式與運動參與者結合起來”，所以“資產階級自由派並沒有領導這些運動”；照這種說法，今天遍布牆內網絡的保皇派也不算一個自覺的派別了，畢竟他們不但表面上沒有“組織上的結合”，更未必說得上來什麼是民族主義，遑論“完全認同”！但我們很清楚，保皇派之所以能成為自覺的派別、統一意見和行動，靠的是相同的階級利益（“白紙抗議”中的自由派也正是這樣），以及由此產生的相同的對無產階級革命派的仇恨（現在攻擊革命派的各派機會主義者也是這樣！）。判斷一個運動的性質，關鍵在於運動實際上主張什麼綱領、受什麼思想支配、為什麼階級服務。白紙抗議的口號和行為藝術只能是主張自由派的綱領、受自由主義思想支配、服務於私人資本家的利益，這就是為什麼它實際上不能引起無產階級和解封市民的同情，只能在自由派的關係網絡中動員力量。“列寧道路”和“今朝”卻說“白紙抗議”也是“人民群眾”的“民主運動”，想要盡力引起無產階級和市民群眾對此的同情——小資民主派們就是這樣充當資產階級代理人的！

市民解封運動是自發的民主主義運動。自由派把“解封”這樣的口號歪曲成對自由的追求，但仔細考察就能發現小資產階級市民在解封運動中，有着和疫情之初嘲諷武漢F4抗疫不力、悼念李文亮等根本上一致的民主主義情緒。最能引起他們強烈情緒的並非抽象的政治自由，而是損害其個人利益的特權壓迫現象，比如封城時利用特權離開疫區的官僚家屬，物資緊缺時還能大吃大喝的公職人員，投機倒把發“瘟疫財”的關係戶和黃牛，因為健康碼異常而遭到區別對待、被醫院拒收的孕婦和患者。對他們來說，“自由”沒那麼重要，只要專制政府能保障他們的生活條件和經濟地位，他們願意配合政策，這種類似“等價交換”的平衡關係也是“清零”政策曾經能夠維持的基礎。而新的形勢出現了，政府已無力處理急劇上升的確診人數從而維持社會生產，甚至連像從前那樣放棄偏遠地區、收買大城市以維持穩定都做不到了，這一切構成了市民解封運動的基礎——既然平衡已經打破，資產階級政府不再能保證他們在“清零”之下免於破產，他們就必然反對這個政策了。

而“白紙抗議”是一場自發的群眾運動嗎？絕對不是！在北京亮馬橋、廣州海珠廣場和上海烏魯木齊中路提出的種種政治口號，甚至包括紅皮自由派們套用的毛語錄，全都體現了對國家政權進行系統的自由主義改造的要求，而絕不是小資群眾一時宣泄情緒要求改變局部政策的自發行為。“白紙抗議”的組織者，即對運動起到決定性作用的一批人，就是自覺進行自由主義政治活動的自由派（也只有這樣的人會在被捕後得到公開聲援。外圍的、無組織的參與者要麼不會受到這麼嚴重的打擊，要麼一直沉默無人聲援，比如南京傳媒學院第一個舉白紙的人）。無論這些運動中的積極分子在經濟上究竟屬於哪個階級，無論他們推廣“政治自由”時用了多少招數來偽裝成“人民”，他們根本不是“列寧道路”捏造的“跟着自由派走的小資產階級領袖”，或“今朝”捏造的“自發進行民主抗議的群眾”。民主派總是想把自己打扮成社會主義者，而自由派總是想把自己打扮成民主派，這早已不是新鮮事。可機會主義者看到這些離無產階級千萬里遠的人物竟紆尊降貴地喊起了“民主”，就樂得像狗見了主人，搖着尾巴叫：“這是人民群眾樸素的呼聲！這是進步的民主訴求！這是前所未有的政治化！這是‘黑幫政府’的統治危機！”機會主義者的判斷完全脫離現實。既脫離那些舉白紙的人，不知道他們本就高度政治化、本就是以自由主義為追求的自由派，又脫離那些沖卡要求解封的小市民，不知道他們根本沒有舉白紙的政治自覺。“白紙抗議”主要的、起決定性作用的訴求是“政治自由”，是改變政治制度以符合自由資產階級長遠和根本利益的政治上的要求。而放開只是附帶的次要的訴求，而且自由派提出放開也不是為了小市民的利益服務，而是為小市民的老闆們的利益服務，即保障私人資本的周轉和商品自由流通。自由派的口號是自覺的，他們提出“放開”卻絕不滿足於放開，這個口號和政治民主化、金融自由化、對國際資本開放、和國際接軌等一系列綱領是聯繫起來的，真正能實現這些利益的只有“政治自由”。而市民的解封訴求只是為了自己能照常上班和消費，只要本小區居民的封控解除了，他們就滿足了。不同於因政治自覺而參加“白紙抗議”的自由派，解封運動中的小市民主要是受私人資本僱傭的白領和開店做小生意的小業主，白領害怕公司破產和失業，依賴私人資本家，感謝老闆給他一口飯吃；小業主則依賴前者的消費。兩種小資都依賴私人資本，他們表面上和私人資本站在了同一個戰壕，但即便如此，也絕不意味着小市民就直接等於資本家。任何要把這兩個運動混淆起來的做法，都是在幫自由派打掩護，事實上是在把自由派說成民主派、把自由資產階級的利益說成“人民群眾”的利益。

小資產階級在經濟上依附於私人資本，可以和資本家站到同一個戰壕，但無產階級不是，工人和資產階級的矛盾更為尖銳且不可調和，而且私人資本往往處在這種階級矛盾的第一線。現在我們就來說這種錯誤劃分的第二個方面：自由派和所有機會主義的派別，不約而同地把富士康工人歸類到反封控的人群里，說放開防疫是工人和市民群眾“民主鬥爭”的“鬥爭成果”。

他們在這裡集體裝瞎，好像忘記了富士康工人提出的其實是“反對共存”而根本不是“反對清零”或者“解封”。難道他們真不知道這一點？絕對不是。就像自由派在“白紙抗議”還未出現時說富士康工人反抗是因為“對疫情過度恐懼與清零的洗腦”、在“白紙抗議”後又偷偷摸摸把工人鬥爭算進自己陣營一樣，“列寧道路”雖然現在把富士康工人鬥爭稱為“這一全國性民主運動的頂點”，但在《富士康工人的怒吼和革命左派的落後》一文（發布於11.24，正是“白紙抗議”前兩天！）中也寫道：“工人的恐慌心理當然不夠科學，受到黑幫對疫情妖魔化宣傳的影響”！真可惜，你們原本可以裝作真不知道工人的訴求，或者玩一些文字遊戲，比如：工人是在“反對工廠的防疫政策”，市民也是在反對防疫政策，而現在防疫政策確實改變了，所以這就是工人和市民的民主鬥爭成果。但是上述文章里的內容表明，你們非常清楚工人所憤怒的和市民所反對的根本不是一個東西。“今朝”則聲稱“人民群眾可歌可泣的英勇鬥爭”換來解封，事實上是讓小資產階級市民和自由派代表了“人民群眾”。放開也許算是市民解封運動的“鬥爭成果”，但決不是工人運動的“鬥爭成果”，工人的鬥爭訴求與它完全相反！

富士康工人的鬥爭和解封運動一樣出於自發的經濟動機，卻因無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有不同利益而產生了不同的訴求：小資產階級是為了自己免於破產、失業、滑落到無產階級中而進行解封鬥爭，工人則是在“反對共存”的鬥爭中捍衛自己的身體健康，也就是自己僅有的“資產”——勞動能力。從事腦力勞動或半腦力技術勞動的機會主義者們永遠都體會不到工人在感染新冠以後還要被迫從事繁重體力勞動的痛苦，感受不到因疾病而喪失勞動能力的絕望，不知道沒有醫保的工人有多害怕生病和高昂的治療費用。在兩個不同階級中，同樣是為經濟利益進行的自發鬥爭，在“列寧道路”看來前者就是“進步的民主主義”，後者就是“受專制政府影響”！但在我們看來，根本的區別在於小資產階級有着寄生性和受供養的地位，而工人沒有。市民解封運動的鬥爭對象是政府，這是小資和政府之間的討價還價，工人階級卻從不被允許走上他們的談判桌。在大部分小資仍能出讓一些利益換取政府庇護、從而使“清零”政策得以維持的時候，工人面臨的是要麼封在廠內，要麼五天八小時、停工放假甚至失業、斷糧。而新的疫情形勢下，“停工清零”和“復工復產”的矛盾剛一開始激化，工人就率先體會到了“共存”的滋味——閉環生產下連基本生活物資保障都沒有，在狹小惡劣的環境裡“陰陽混住”，自生自滅，上海達豐廠甚至曝出工人死亡的傳聞。最初的“大逃亡”是富士康工人無奈之下對“廠內共存”的消極反抗，在這之後，面對毫無改變的“廠內共存”和修改合同的問題，憤怒的工人開始了積極反抗。由於統治階級在思想上也還占據着統治地位，工人自發關注到的只會是當下的經濟上、人身安全上的利益，還想不到要推翻整個資產階級政府、實行無產階級專政以徹底改變無權地位，於是工人的矛頭首先對準了廠方。如《中國無產階級鬥爭報》所說，“不論是10月底衝破封鎖步行返鄉，還是11月23日的街頭激戰，支配着工人運動進程的決定性因素都是資本和僱傭勞動的矛盾。”³

工人是在向廠方爭取經濟性的條件，這是一場自發運動，但決不是一個支持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運動，工人提出了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無法滿足的要求。所有這三場運動表明，自由主義就能滿足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就能滿足小資產階級，但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滿足工人階級：只有革了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命，生產活動才不再是為了資產階級對利潤的瘋狂追求，而是為了給人民幸福生活創造物質條件；無產階級掌管了工廠，有計劃地調節經濟，才能杜絕強迫帶病上班、陰陽混住等等為了利潤不顧工人健康的罪行；用革命手段剝奪資本家，實現公有制，由無產階級掌握經濟大權，社會主義政權就有能力承擔隔離期間的飲食、醫療等公共支出，人民才能普遍住上寬敞衛生的房子、勞動環境和條件才能徹底改善；依靠自覺組織起來的勞動群眾而非警察保安來防疫，隔離才不會變得像坐牢一樣痛苦。發動群眾科學防疫，消滅失業、飢餓和病痛，保障群眾在隔離期間的生活來源和醫療資源的公平分配，用廣泛安全的疫苗和藥品戰勝病毒……這些主張只有在無產階級專政下才不是空話。

在富士康工運中，我們看到的是最反動的專制政府向資本家讓步，是民族主義向自由主義、民主主義讓步。河南政府支持富士康工人和病毒共存，得到了自由派“美國之音”的認可和同情（所謂“相對比較寬鬆並與國際接軌的防疫政策”），按“列寧道路”的標準（“列寧道路”多次強調：“清零”是“前資本主義”的中國政府在限制資本主義自由發展），難道河南政府是偷偷促進資本主義發展的民主主義者，是“前資本主義”專制政府中的少數異類？真是無稽之談。新冠疫情開始和結束的時候發生的兩件標誌性事件最能體現專制政府的資產階級性質（不是“前資本主義”！）：一是李文亮事件，武漢政府一開始就打算共存，根本沒打算封控和防疫。為什麼？為了旅遊業和餐飲服務業，為了稅收、GDP和政績，為了維護資本主義生產和自由貿易的秩序，為了“列寧道路”所追求的一切。二是富士康工運，鄭州政府早就在讓工人和病毒共存，原因也一樣，為了富士康資本家的利益，為了iPhone能及時出貨，搶占市場訂單。而且恰恰是鄭州/河南衛建委在公眾號上發文說新冠疫情一點都不嚴重，是自限性疾病，自己就能好，為共存找藉口和理由。在富士康鬥爭中，專制政府對工人的洗腦方向恰恰是支持共存，“列寧道路”卻撒完全相反的謊！

補充說明一點，機會主義者稱“工人反對清零”時，狡猾地利用了一個事實：廣州城中村散工的解封鬥爭。以“列寧道路”為例：“海外自由派媒體宣稱這場運動為‘白紙革命’，實際上忽視了之前廣州海珠區城中村工人起義和富士康工人起義，把這場以工人運動為先導的群眾運動包裝成自由派運動，實際過程正是之前的工人運動的勝利給了其他地方群眾極大的鼓舞，才有了從烏魯木齊到全國的抗議運動”。在這裡，他們把廣州城中村的解封運動和富士康工人鬥爭混在一起，以“工人運動”這一概念強行把兩件事歸為一類。“列寧道路”和他們在這裡反駁的自由派一樣，把三場性質完全不同的運動捏造成了一場“反對清零”的運動。

我們說，廣州城中村散工的鬥爭和市民解封鬥爭是同一類，和富士康工人鬥爭根本不同。首先製衣業小作坊的生產關係就與大工業不同，製衣散工不是無產階級而是半無產者，他們的雇主多是屬於小資產階級的小作坊主。他們與雇主的關係遺留着資本主義初級階段的特點，雙方的差距比大工業下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更小、矛盾更緩和，也就必然在利益上有更多的重合。在廣州城中村，製衣散工是跟着小作坊主即小資產階級走的，儘管其鬥爭比小資市民的解封鬥爭激烈得多，但沒有本質區別。散工有自主選擇工作和安排工作的權利，不受嚴格制度的限制，計件算錢，“一個散工一天就得給600元，手腳快的能給更高”⁴，較高的收入和積蓄、較靈活的工作和休息時間，意味着感染後可以更自由地治療和休息，所以封控導致的雇主破產是他們最大的問題。但富士康工人甚至沒有和雇主“共患難”的可能，且不說他們在經濟條件和時間自由度上與散工們的區別，資產階級更是寧可讓工人全部感染也要穩住富士康的生產活動。在廣州城中村，雇主與散工之間發生的是階級合作，他們出於共同利益聯合起來反對政府封控；而在富士康，雇主與工人之間發生的是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這就是這些機會主義者妄想迴避的事實。

而以上一切荒謬的運動劃分，就是他們妄圖把自己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利益說成工人階級利益的把戲。

2.資產階級的“列寧道路”，小資產階級的“今朝”

疫情是一個偶然的、特殊的事件，但其中的現象蘊含着必然性。在這樣矛盾激化的時候，包括將要到來的帝國主義戰爭時期，各階級的不同利益將日益鮮明地反映在他們的行動規律上，平時看似隨機無序的思想將變得涇渭分明。在去年的運動中，我們看到無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有着不同的利益，尚未意識到必然破產前途的半無產者跟着小資產階級走，小資產階級（尤其是大量依附於私人資本的小資產階級）和自由資產階級站在一起，而官僚資產階級在不超出本階級利益的範圍內調整着策略，首先是在工廠、後來是在全國，“代表官僚資本的派別向整個資產階級做出了讓步，專制制度的特殊利益向資本主義的一般利益做出了讓步”⁵——工人的鬥爭必然迫使資產階級的不同陣營考慮共同的階級利益、日益自覺地對工人進行聯合圍攻。

如果“放開”是一場“勝利”，這歸根到底是資產階級的勝利。

小資民主派是要歌頌這種“勝利”的，這是他們和資產階級有着共同利益的必然結果。但“列寧道路”和“今朝”在共同歌頌這一“勝利”時，也要為各種各樣的分歧而爭論。這些分歧不是偶然的、隨意產生的，背後是他們之間一系列看似很大、實則很小的分歧，從革命性質、革命階級，到最根本的問題——各自代表的階級利益。

（1）革命性質

同樣是把三場運動全部說成民主運動，把“放開”說成民主勝利，“今朝”對放開與否的態度是庸俗的、含混的、折中的，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的兩難。最終其所謂“勝利”，只是為了肯定“民主運動”而被迫承認一個本不太滿意的結果：

“一方面，封控可以限制疫情傳播，一定程度上避免大面積經濟生產秩序出現停滯或混亂，但封控帶來人員就業受限，生活收入斷絕，從而加重生活危機，尤其在資本主義、官僚主義環境中，對底層民眾的影響會更加嚴重。另一方面，解封可以讓社會生產一定程度上得到穩定，保持就業和收入，但無疑會加大防疫難度，出現大面積感染，同時在目前經濟陷入滯漲的條件下，解封帶來的經濟生產照樣是極為有限的，仍存在着大量無法解決的失業隊伍，而同時出現的感染病例是無法正常進入勞動力市場的，他們被拋棄在資本主義市場之外，忍受失業和貧窮的折磨，同時還會衝擊醫療衛生系統。換言之，單從經濟生產層面，統治階級會陷入“封控”和“解封”的兩難境地，缺乏足夠的動力實現政策的快速轉變。

那麼到底是什麼促使了疫情防控快速的、讓人驚訝的轉變，使其從一個極端短時間內滑向另一個極端呢？是人民群眾可歌可泣的英勇鬥爭，是人民群眾血淚鋪就偉大道路。”⁶

而“列寧道路”則從始至終明確地肯定“放開”訴求、否定工人提出的“反對共存”。他們在運動一開始就發出了這樣的指示：“工人的恐慌心理不夠科學”！它在“列寧道路”這篇文章中的出現並不是偶然的“不近人情”，而是不可或缺的、反映本質立場的一句話。它是為了解決一個繞不開的問題：為什麼事實上的“共存”會引起工人的反抗情緒？無法解答，只能向自由派取經：這是過度恐慌！即使不這樣露骨地提出來，他們也必須以其他方式提出，因為“列寧道路”認為他們有義務向無產階級傳播的“科學”就是：無產階級應該支持“共存”，反對“清零”，因為清零是“非資本主義的阻礙”⁷，“無產階級可以而且應該在破壞前資本主義殘餘的意義上支持自由貿易，以促進生產力和階級鬥爭的自由發展”⁸，“‘共存’取消了對資本主義商品和勞動力自由流動設置的障礙，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要對群眾‘放開’的訴求予以支持*”⁹（黑體是我們加的）。難怪“列寧道路”對自由派總抱有如此大的希望，他們根本就是一路貨色，核心目的就是讓自由資本充分發展！

“列寧道路”宣稱他們繼承了列寧的路線。列寧在俄國革命中指出工人苦於資本主義的不夠發展，主張首先以民主革命掃清封建殘餘。“列寧道路”則處處試圖造成一種印象：今天實行“清零”政策的中國專制政府，等同於俄國民主革命中的沙皇政府、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中的地主買辦。他們說政府“利用封控與核酸產業大量撈錢，所以根本不希望結束疫情、核酸和封控”、“一切政策都圍繞着一個核心目的：儘可能多且快地榨取全國勞動人民尤其是工人階級的勞動成果，為此甚至不惜進行超經濟剝削…要維持這種榨取和盤剝，特色專制政府就必須把維持自己的專制統治當作首要任務”¹⁰，他們將防疫政策、專制制度歸因於竭澤而漁式的經濟動機，並說這是“非資本主義的”，是“前資本主義殘餘”。於是“剝削有道”的自由派有了進步性，民主主義有了革命性，“無產階級領導的”民主革命成了最符合工人利益的道路。事實真是如此嗎？

在《只有通過領導徹底的民主革命才能實現社會主義革命》這篇文章中，“列寧道路”詳細論述了他們民主革命的主張。如果對這篇又臭又長的文章中每個謬論逐句反駁，本文將會陷入毫無重點的泥潭。我們要重點揭露的是以下問題：民主革命根本不符合工人利益。

“列寧道路”很喜歡引用列寧原著來給自己臉上貼金，假扮成無產階級利益的代表。我們僅指出文中兩處重要的、極其無恥地歪曲列寧原意的地方。

第一處歪曲，用於論證他們提出的“革命判斷標準”——無產階級沒有覺悟和組織起來時，革命只能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的，所以現在的中國革命也只能是民主革命。他們聲稱這是一個列寧也會同意的觀點：

“列寧不僅用無產階級覺悟和組織起來的標準思考俄國革命，而且用這一標準來思考其它國家的革命，例如德國革命。這一點特別有啟發，因為列寧認為德國是當時的第二號帝國主義國家，和今天特色帝國主義的地位相當。但是列寧並不因此就做出德國革命一定是社會主義性質的結論：

“拿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標本德國來說，它在資本主義、金融資本主義的組織程度方面超過了美國。在許多方面，即在技術和生產方面，在政治方面，它不如美國，可是在金融資本主義的組織程度方面，在變壟斷資本主義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方面，它超過了美國。看來這是一個標本。但是那裡的情形怎樣呢？德國無產階級是否同資產階級分開了呢？沒有！根據報道，只有幾個大城市的多數工人是反對謝德曼分子的。但這是怎樣造成的呢？這是由於斯巴達克派同德國可惡到極點的孟什維克獨立黨人結成聯盟，這些獨立黨人把一切東西攪成一團，竟想使蘇維埃制度和立憲會議成親！請看，這就是德國的情形！而德國還是個先進國家哩。”（《關於黨綱的報告》，《列寧全集》第三十六卷，第142頁，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德國革命後來走了下降型民主革命的路線。這當然不是因為德國的帝國主義不夠發達，不是因為德國的生產力水平不夠高，而是因為德國無產階級的覺悟和組織程度不夠。”

“列寧道路”無恥地欺騙那些不熟悉德國革命歷史的群眾。列寧1919年3月在此談及的“德國的情形”（標誌性事件：1918年11月革命，1919年1月起義）是一場失敗的社會主義革命，建立資產階級民主政府的結局正標誌着它的失敗。斯巴達克派（國際派）在1918年11月革命中散發的傳單《鬥爭的最近目標》裡提出了“由工人士兵蘇維埃的全權代表接管政府”，末尾赫然寫着“社會主義共和國萬歲！”。斯巴達克派是德國唯一的無產階級革命派，他們以社會主義革命、無產階級專政為目的展開鬥爭，列寧支持這個派別。並且列寧正確地指出，德國社會主義革命失敗的原因是無產階級覺悟和組織程度不夠，無產階級在政治上沒有和資產階級分開。無論是當時還是現在，任何一個對組織路線問題有了清晰認識的革命者回顧這段歷史，都會不僅痛恨機會主義者的卑鄙，而且痛惜革命派在組織路線上的軟弱。“與獨立社會民主黨（註：即上文中的“獨立黨”）截然相反，國際派從世界大戰開始起便擺脫了一切自欺欺人的觀念。……只有在一點上我們欺騙了自己：即在獨立社會民主黨成立時，當然在保持我們的獨立立場的情況下，在組織上參加了這個黨，懷着能夠推動它前進的願望。現在，我們不得不放棄這種期望，因為我們的一切努力已告失敗。”（《弗蘭茨·梅林就德國工人運動不同流派評價問題致布爾什維克黨的一封公開信》，1918年6月3日）革命派與黨內的機會主義者分裂得太遲了，以至於到1918年11月革命前夕，德國還沒有一個代表無產階級的革命政黨，斯巴達克派依然不得不依靠獨立黨的工人組織進行工作。

“列寧道路”必然不會和我們有一樣的感想——他們甚至覺得列寧和馬爾托夫、普列漢諾夫的分裂都是可以避免的！不僅如此，他們還要給德國的革命派出主意：失敗是因為你們的民主革命不夠徹底。

然而在當時的德國，就連議會裡的社民黨（社會沙文主義者，代表資產階級利益，可以類比俄國革命中的“立憲民主黨”和今天中國的自由派）也已經搬出了社會主義的幌子。革命前他們抹黑革命派：“那些被布爾什維主義革命詞藻迷惑而不負責任的人，力圖煽動工人鬧事去搞現在毫無意義和毫無目標的反政府的罷工和遊行。他們的種種破壞活動，為德國實現和平的民主化增加了困難……我們要通過和平改革，把我國政體引向民主制，把經濟生活引向社會主義。”（《德國社會民主黨中央理事會就該黨參加政府所持態度和要求繼續“堅持”的呼籲書》，1918年10月17日）然而在多個地區出現罷工奪權、德國皇帝被迫退位的時候，正是同一個社民黨搶先打出“工兵蘇維埃”的名號，搶先發出總罷工的號召，欺騙群眾說：革命已經達到了它的目的，政權已掌握在工兵蘇維埃手裡，現在的任務就是鞏固秩序和“團結”！優柔寡斷的獨立黨人立刻背叛了革命，因為他們害怕這種“團結”破裂，就像“列寧道路”害怕“反專制政府的民主革命聯盟”不能建立一樣。斯巴達克派為什麼不“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進行“徹底的民主革命”？為什麼要反對高喊“一切權力歸人民”的黨內大多數，堅持“一切權力歸無產階級”？依“列寧道路”的理論，這該是“冒險主義”，可你們敢不敢公開把斯巴達克派定性為“冒險主義者”？

德國的經驗恰恰表明，“革命民主主義”這樣的術語，只有在民主革命任務（反封建、民族解放）還未完成的時候才是正確的，只有此時民主主義才具有革命性。超出這個範圍，就只有“反革命的民主主義”。同樣的，俄國二月革命勝利後，革命民主主義就立刻變成了反革命民主主義；在民國，新民主主義毫無疑問是革命的，但三大改造時期，還要“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的都是反革命。德國革命的實質是：革命的社會主義者失敗了，反革命的民主派勝利了。德國乃至整個西歐無產階級的任務是社會主義而不是民主主義，列寧的態度很清楚，今天“列寧道路”這樣的機會主義者卻把德國革命的性質說成民主革命，或者“不徹底的民主革命”（因為保留了“封建殘餘”——但他們自己也說不清什麼是“封建殘餘”！）。這真是先打槍再畫靶，定了個“民主革命”的調子，眼裡就只有“上升的民主革命”和“下降的民主革命”了，就是看不到德國革命派明明白白寫過的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

第二處歪曲，是他們給上述觀點打的補丁。“列寧道路”絕不敢說要放棄提高無產階級覺悟，也不敢說無產階級的覺悟不能提高到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程度，便在“如何提高”上做起了文章：

“在列寧看來，不通過領導民主主義走向社會主義的策略，不可能走過從開始的17個人到1917年的20多萬人的道路。在我們看來，不通過領導民主主義走向社會主義的策略，也不可能走過那條從2018年佳士抗爭的百餘人到十幾年乃至幾十年後的數百萬覺悟和組織起來的工人階級的道路。”

“列寧道路”聲稱只有通過民主革命才能提高無產階級的覺悟，並照搬了列寧的結論，全然不顧列寧是在什麼條件下、為什麼主張民主革命，當今中國又是否處於同樣的條件下。列寧確實說過這樣的話：“無產階級作為一個歷史階級，如果不經過最徹底和最堅決的革命民主主義的訓練而要戰勝資產階級，卻是根本不可設想的。”這也是俄國無產階級必須首先進行民主革命的原因。但這是不是說，在任何時間，要提高無產階級的覺悟和組織程度，就必須通過民主主義的教育和民主革命的實踐？誰要是這樣想，就是抹殺了“歷史階級”在這句話里的意義，同時暴露了他完全不理解俄國的民主革命。中國的無產階級作為一個歷史階級，自它一百多年前在歷史舞台上出現後，從1919年到1949年，有沒有經歷過“最徹底和最堅決的革命民主主義的訓練”？有沒有用徹底的民主革命掃清過封建的生產關係？文革失敗後，復辟的生產關係究竟是封建性質（也就是“列寧道路”含糊其詞的“非資本主義”或“前資本主義”性質）還是資本主義性質？今日中國的專制和壟斷，究竟是“資本主義發展的阻礙”，還是資本主義發展的結果？“列寧道路”不敢去深究這些問題，因為維持並散布“今天的中國資產階級專制就等於二月革命前的俄國農奴主專制”這樣一個模糊的錯誤印象最有利於他們的主張！把“列寧道路”用覺悟和組織程度標準來判斷革命任務的唯心主義邏輯推到徹底，結果就是在當今世界上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美國、英國、法國、德國等等，都不能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只能先進行民主革命，因為這些國家的無產階級還“普遍缺乏社會主義覺悟”。除非“列寧道路”用更加無恥的手法，把諸如拜登支持的UWA罷工等工聯主義運動說成社會主義運動，把歐美工人貴族的民主主義情緒說成工人階級的社會主義覺悟，以此證明美國具備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

兩處歪曲，都是“列寧道路”拉大旗作虎皮，理論立場尚且和革命背道而馳，在現實鬥爭中又怎麼可能做出有利於無產階級的事？看看“列寧道路”依據這種主張在“白紙抗議”中做了什麼：他們要求工人階級“借鑑和吸收這次運動中群眾的民主主義訴求，提出普選權，罷免權，底薪制，經濟上要反對一切形式的資本主義壟斷，反對官商勾結和腐敗，口號可以是“要普選，不要獨裁”，“言論自由,表達自由”，“允許人民說話”，“反對官商勾結”，“要真社會主義，不要假社會主義”。”¹¹很明顯，其中具有實際意義的訴求幾乎全是自由派也要提出的內容，而他們比自由派多提出的一點只是反映小資產階級民主情緒的“反對資本主義壟斷”。更可笑的是，或許“列寧道路”自己也多少意識到了這些，又在最後挽尊般地加了一句“要真社會主義，不要假社會主義”。社會主義是徹底剷除資本主義而不是僅僅反對壟斷資本，是鎮壓和剝奪一切剝削者，這裡沒有一人一票的普選，沒有任何非階級的形式民主，社會主義的訴求和“政治自由”等訴求本就是矛盾的。提出這樣自相矛盾的口號，就是既要“吸收民主主義訴求”來修正社會主義的鋒芒、保全自由派和民主派的利益，又要扯“真社會主義”的大旗欺騙工人去為“政治自由”賣命——好一個左右逢源的政客！列寧在《民粹派化的資產階級和驚惶失措的民粹派》中就批判過一個這樣的政客，這位政客說“按其基本理想來說，兩者（社會主義和自由主義）是相同的，是不可分割的。社會主義並不像許多人擔心的那樣會對自由主義形成危險，它不是要毀棄而是要實現自由主義的遺訓”。在自由派也開始披上紅皮、搶奪“真社會主義”解釋權的今天，把要求政治自由的具有實際意義的口號和“真社會主義”這樣抽象的、缺乏具體解釋的口號並在一起，就是在無恥地幫助自由派掩飾他們的本來面目。他們一定很欣慰有“列寧道路”這樣的角色去介入無產階級運動，因為正是“列寧道路”們不會“對自由主義形成危險”，反而會“實現自由主義的遺訓”！

要問怎麼實現？那就看看“列寧道路”在文章第四節末尾提出的五項主張。繞開一些混淆視聽的空話後，我們把實質性的內容總結如下（黑體是我們加的）：

（1）擱置社會主義革命還是民主革命的分歧，先把黨建起來。

（2）建立起有一定群眾基礎的秘密黨後，“用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和機構開展黨內路線鬥爭，看兩種策略中的哪一個能夠獲得多數覺悟工人的支持”。

（3）“工人階級以勞動者專政為主要口號，從自由派手中奪取對小資產階級的領導權，以97.8%的人口作為徹底民主革命的力量來源，麻痹占人口2.3%的自由派資產階級，在例如帝國主義戰爭造成的深刻危機中，武裝推翻僅有0.59%人口支持的黑幫專制政府，實現勞動者專政的口號，並力爭在這個專政中使無產階級處於支配地位”。

（4）民主革命後，努力改變力量對比，儘快實現社會主義革命。

（5）“在各個階段，對工人群眾都應既進行社會主義的宣傳和鼓動，又進行民主主義的教育。在將社會主義的宣傳鼓動放在首位，保持無產階級的階級獨立性和組織獨立性的同時，須竭力對無產階級進行仇恨專制政府的民主主義影響”。

（1）（2）兩條中，“列寧道路”不敢把分歧說的太嚴重，甚至允許這種分歧保留到“建黨”以後，揭示了他們信奉什麼樣的組織路線：“無產階級政黨”內不僅要允許不同綱領的派別存在，甚至要允許他們搞派別宣傳——別說列寧，就是最露骨的孟什維克，也從來沒有說過“要和社會革命黨合併，再通過派別宣傳來統一綱領”。共產黨人從不隱瞞自己的觀點，但“列寧道路”可不是什麼共產黨人，他們之所以對分歧的性質含糊其辭，就是害怕和“今朝”、“燎原”等一眾把民主主義當成社會主義的小資民主派發生過於激烈的衝突，徹底鬧掰。他們知道革命派不可能跟他們組黨，所以痛恨革命派“排斥性”的態度，讚賞並迎合“今朝”等民主派的“同志態度”，為的就是按照這條機會主義的組織路線“擱置分歧”，極力促成一個機會主義的“黨”，通過“黨內民主”鑽到這些影響力更大的、更能代表小資產階級多數的派別中去爭得一個席位，好為自己在小資民主派的反革命運動中爭取更多影響力，使小資群眾儘可能少受無產階級影響而多受資產階級影響，放棄中立而成為反革命的民主派。這樣的組織路線本就是對資產階級抽象民主原則的崇拜，自然要吸引那些嚮往資產階級民主的小資產階級；而他們幻想的“黨”實際上是個自由的議會，黨內派別反而更像真正的政黨——能提出自己的綱領，能“按照自己的主張進行教育和組織工人的工作”，為此就必然也能保留自己的派別組織、中央委員會和機關報，然後用自由的黨派宣傳來爭取多數選票。

正因為“列寧道路”關於民主革命的反動主張甚至在一般小資當中都不受歡迎（就連混亂的“燎原月刊”也要口頭支持融工和“社會主義革命”），他們才要搞這些名堂。“列寧道路”比“燎原”和“今朝”更右，更靠近資產階級，他們要在一般小資中擴大影響力，就必須靠“燎原”和“今朝”這樣的中介，正如資產階級自由派要在被統治階級中擴大影響力必須靠“列寧道路”和“中國左翼民主聯盟”（某Telegram群組，以“泛左翼”的面目聚集了一批反政府的自由派）這類號召“泛左翼團結”的中介一樣！

第（3）條，民主主義、階級合作的“勞動者專政”。“列寧道路”這樣向工人許諾：“勞動者如果能建立反專制政府的民主革命聯盟，那麼這個聯盟將獲得勞動力人口的97.8%，即絕大多數的支持。這個聯盟將是不可戰勝的。”俄國的工農革命民主專政，專政對象是封建地主階級；今天中國革命的專政對象是誰？我們說專政對象是資產階級，所以必須推翻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列寧道路”卻要我們“暫時”放棄這一切、走上民主革命的道路，即聯合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內某一派別（自由資產階級）專政資產階級的另一派別（官僚資產階級）的道路。“列寧道路”騙人們說這是“無產階級領導小資對資產階級進行專政”，實際上這是“無產階級放棄建立無產階級專政，跟着小資走並被資產階級專政”，這種聯盟中真正“不可戰勝的”只有資產階級，它能成功建立本身就宣告了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勝利。它意味着在應該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國家中，工人運動的道路事實上已被民主派機會主義者掌控，歷史上斯巴達克派的鮮血已給我們敲了警鐘，今天“列寧道路”卻要重建魏瑪德國和考茨基式的政權。“列寧道路”又這樣恐嚇工人：“如果目前這種工人階級無組織無力量的狀況持續下去，自由派將獲得59.6%（小資產階級和私營資產階級占勞動力人口的比例之和）這一多數的擁護。”且不說“列寧道路”對階級界限和力量對比的分析混亂透頂，任何革命者看到前途未卜的嚴峻形勢，想的都是要儘快在工人階級中組織起來，傳播社會主義思想，增強無產階級的力量、反對整個資產階級、打擊民主派領袖、爭取小資群眾中立，為此必須掃清工人中包括民主主義在內的資產階級思想，建立獨立的無產階級政黨。可“列寧道路”卻叫工人“打不過就加入”，威脅工人“不接受民主革命就會有更悲慘的下場”！

而第（4）條，是“列寧道路”承諾給工人的虛幻遠景。要怎麼實現社會主義革命？“列寧道路”說了一番正確的廢話：“極力壯大覺悟和組織起來的工人階級先進階層，極力促進小資產階級內部的分化並組織其下層半無產者與工人階級接近，極力爭取多數人口的支持或中立，儘快實現社會主義革命。”我們要問：為什麼不從現在就開始做這些？為什麼一定要在中間加一個“民主革命”階段？如果你們覺得沒有民主制度就不可能把無產階級組織起來、不可能讓無產階級的覺悟和力量有什麼增長，那憑什麼言之鑿鑿聲稱這樣沒有組織和覺悟的無產階級也能在“民主革命聯盟”中奪得領導地位？！如果沒有民主制度也能把無產階級組織起來，喚醒無產階級的革命覺悟，又為什麼要把這第（4）條推到遙遠的將來？！

第（5）條正回答了這個問題。“列寧道路”究竟想在他們的“民主革命階段”做些什麼、和我們有哪些不同？我們是要向工人做社會主義的宣傳鼓動的，而“列寧道路”則是“將社會主義的宣傳鼓動放在首位”同時“竭力對無產階級進行仇恨專制政府的民主主義影響”，仿佛他們也很認同社會主義，多加的這個“民主主義影響”只是為了（像他們強調的那樣）加強工人對政府的仇恨，從而鼓動起革命，有利於無產階級。但這種理由是說不通的，難道社會主義的宣傳鼓動不讓工人仇恨專制的資產階級政府？什麼原因讓你們非要施加“民主主義影響”？這只能說明，“民主主義影響”的真正目的不是讓群眾仇恨專制的資產階級政府，而是讓群眾不要仇恨民主的資產階級政府，不要仇恨資本主義和私有制。民主主義叫群眾不要仇恨政治自由，不要仇恨憲政和多黨制，不要仇恨知識私有和腦體差別，這就是為什麼一定要把“民主主義影響”塞到工人階級中！他們把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推得越遠，就有越充分的時間去將小資產階級群眾影響成反動派、將工人影響成糊塗蟲。

“列寧道路”對日本排海的評論文章¹²印證了我們這一判斷。再一次，他們散布了“今天的中國專制就是二月革命前的俄國專制”這樣一個模糊的印象，引用列寧在《旅順口的陷落》一文中所說的“在兩個資產階級國家發生衝突的問題上”要正確指出“其中一個國家在歷史上所起的進步作用”，將今天的中國資產階級專制政府比作封建專制的沙俄政府，稱今天的日本政府是更進步的、比中國專制政府好些的東西，因為它“有形式民主”！根據同一個理由，“列寧道路”認為俄烏戰爭中“民主的”烏克蘭比專制的俄羅斯更正義。

民族主義者“紅色中國網”和“晨星評論”為俄烏戰爭中的俄方辯護¹³時，以相反的方式引用了《旅順口的陷落》。在他們那裡，烏克蘭及其背後的北約等老牌帝國主義集團，對應着一戰前沙俄代表的歐洲統治全球的舊秩序，而新興的中帝及其支持的俄羅斯，則對應着挑戰舊秩序的日本。“紅色中國網”按民族劃分界限，胡說新的帝國主義比舊的帝國主義更進步；而“列寧道路”則按專制/自由劃分界限，胡說自由的帝國主義比專制的帝國主義更進步。他們依據各自的胡說，一個要支持中帝，一個要支持美帝。

“紅色中國網”和“列寧道路”在今天的帝國主義爭霸中，引用了列寧的同一篇文章，這不是巧合，而是必然。片面截取有利於本派別的詞句並將之絕對化，這是機會主義者的慣用手段。列寧在《旅順口的陷落》一文所說的“歷史上的進步作用”，既不是按民族，也不是按專制/自由，而是按階級劃分界限的。《旅順口的陷落》所說的進步作用，是資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比農奴主-地主專政的國家更進步，是資本主義比封建主義更進步。君主立憲的、積極擁抱資本主義的日本，從先進的生產關係中得到了極大的力量，戰勝了封建專制的、保留了大量中世紀農奴制殘餘的沙俄。人們有史以來第一次看到，只要擁抱資本主義，一個曾受壓迫的小國日本也能戰勝沙俄這個強大的“歐洲憲兵”，沒有什麼比這更能說明封建專制已走到了它的末路。“一切先進的俄國人，俄國社會民主黨，俄國無產階級對專制制度的批判，現在已被日本武器的批判所證實”（《旅順口的陷落》）。先進的資產階級國家戰勝落後的農奴主-地主國家是歷史的必然，先進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戰勝封建制度是歷史的必然，但沙皇政府不肯放棄至高無上的君權，不承認“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垂死掙扎地抵抗這種必然性。在國內，它還能靠反動軍警維持統治，但在世界範圍，資產階級掌權的國家已經能追上來揍它了。

封建社會的法律是為貴族、農奴主、地主服務的，明文規定了等級制度。封建君主有最高權威，不僅能侵犯資產階級的私有財產和人身自由，而且用徭役制把農民束縛在土地上，使他們無法成為自由的小商品生產者。立憲制則是自由主義制度，這一制度下權威的不再是血統、家族，而是憲法規定的私有財產。在經濟上，立憲制承認勞動力流動的自由，承認人有支配自己財產的自由，這使資產階級的統治有了依據，而他們要的也僅止於此。不管這種“自由”有多不徹底，立憲依然造成了質變，資本主義衝出了封建宗法的牢籠，開始肆意掠奪、蓬勃發展。那些“不徹底的自由”，如日本煤礦里堪比奴隸制的納屋制度，以及1900年日本鎮壓工運的《治安警察法》（皆存在於日俄戰爭前後），此時代表的正是資產階級的利益，維繫它們的是資產階級而不是封建主，決不能像“列寧道路”那樣庸俗地把這些稱為“封建殘餘”。

“列寧道路”歪曲的核心，就是把列寧所特指的沙俄農奴主專制，偷換成性質完全不同的資產階級專制，把生產關系所決定的先進與落後，偷換成“專制/自由”的抽象對立。列寧在他所有文章里寫的“沙俄專制”都沒有超出封建專制的範圍，儘管當時沙俄已經是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已經在生產關係中占據統治地位，俄國政權卻依然在農奴主-地主等封建貴族手中。更重要的是在廣大的、落後的農村，農民依然深受封建之苦，他們不被允許離開土地，在工役制和高利貸的殘酷盤剝下，有時生活水平甚至低於無產階級。而沙皇政府正是維繫這種制度的反動農奴主頭子，一直維繫到了1917年二月革命前夕。沙俄封建專制是阻礙資本主義發展的，但當代中國的資產階級專制恰恰相反，它主動設計和引導資本主義的發展，設置關稅保護本國工業，營造有利於資產階級的“法治環境”並鎮壓工人，試圖通過政府投資擺脫經濟危機，完全為資產階級利益服務。立憲制相對封建專制的進步，只在於它讓資本主義能自由發展。而從本質上說，資本主義在立憲國家所能獲得的一切發展條件，在資產階級專制國家同樣存在，二者根本無所謂誰在“歷史上更進步”。今天誰篤信資產階級愚弄人民的宣傳，抽象地把“專制/自由”的區別抬高到本質地位，誰就是無可救藥的庸人。一戰中“民主”的英法和專制的德國都是資產階級專政，按“列寧道路”的標準，哪國政府在“歷史上更進步”？

這篇文章中，“列寧道路”不但在分析國家制度時歪曲列寧，在階級分析時也要把歪曲貫徹到底：“這背後首先是資產階級專制派與自由派之間的利益衝突：“經濟上比較進步”(《列寧全集》第15卷，第351頁，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的中等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需要商業自由，以便榨取工人的剩餘價值；需要富人即資產階級有政治自由，以表達和協調各行業資產階級之間的利益(通過公開競爭的方式，如議會和競選)。”此文僅僅是他們一貫態度的一個縮影。他們一次又一次機械地截取列寧對沙俄專制下資產階級的評價，給今天的資產階級加上“進步”濾鏡，透露出刻舟求劍式的愚蠢——如果這樣肢解理論、篩選特定的詞句就是馬列毛主義，AI的理論造詣比你們高得多！他們一邊干着混淆視聽的勾當，一邊喊着“反對日本政府”等口號當作免罪金牌，但我們很清楚哪些是掩人耳目的偽裝，哪些是偽裝之下的要害。

“列寧道路”說：“而在此次排海事件中，我們則是要領導國內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首先堅決地反對中共專制政府的民族主義、轉移矛盾、封殺掩蓋和帝國爭霸的行徑，揭露它比日本政府更反動更落後的事實。”可以預見，在中美的爭霸當中，他們同樣要把美國說成“比專制政府更進步”，把這一點摻進反對中國政府的鼓動中，並用革命的失敗主義來包裝這種論調。在帝國主義戰爭中，我們也要首先反對中帝政府，但那是因為各參戰國無產階級要首先反對、也只能首先反對本國的資產階級（這才是革命的失敗主義），絕不是因為專制的帝國主義和“民主的”帝國主義誰更好些、誰更壞些，絕不勸群眾“不要仇恨民主的資產階級政府”！

資產階級政府的民主和專制不是憑空確立的，也不像“列寧道路”胡說的那樣是由封建殘餘決定的，而是階級矛盾決定的。民主制度最擅長形式平等的把戲，最能掩蓋階級矛盾，但耍這種把戲的前提是其治下的“公民”大部分是出於階級利益而被資本主義意識形態馴化的小資產階級，能夠維持民主制是統治階級強大的表現，這意味着他們已在被統治者中收買了足夠的人，國內階級矛盾已極大轉移，無產階級的反抗已撼動不了資本主義。專制則是統治階級無能、階級矛盾激烈的表現，無產階級的憤怒像地底流動的岩漿，有着毀滅一切的力量，而政府對此無能為力，只能一堵再堵，多給任何一點政治自由都要迎來滅亡。中國的封建殘餘早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後就已消滅，資本主義早就發展成熟，然而老牌帝國主義橫行的世界市場已不允許它過多插足。中國資產階級和專制政府要想通過收買人民讓本國的階級結構變得和老牌帝國主義國家一樣，從而逐步實行政治自由化改革，這是絕對不可能的。早來一步、靠着技術壟斷和寄生吸食殖民地人民血汗而穩固了統治的民主國家，和晚來一步、想掠奪殖民地而不得的專制國家，誰比誰先進？在日俄戰爭中，“蓋得和海德門並沒有袒護日本資產階級和日本帝國主義，但在兩個資產階級國家發生衝突的問題上，他們正確地指出了其中一個國家在歷史上所起的進步作用。”（《旅順口的陷落》）與此同時，日本的社會民主主義者也在反對日本政府的軍國主義，進行反戰鼓動。而“列寧道路”恰恰相反，他們通過錯誤地指出並不存在的進步作用，無恥地袒護國際帝國主義，袒護一切吸血殖民地而生的資產階級民主國家。

在中帝謀求打破舊日格局、拼命擴張的今天，國內資產階級對官僚資本的仰仗已使他們成為民族主義自由派、秩序黨，而反習反共、要求政治自由、懂得利用小資民主情緒的所謂“自由派左翼”（即反政府的自由派），則代表國際帝國主義的利益（註：關於“國際帝國主義”的含義，參考選段：“由於中國私人資本家越來越依靠政府和軍隊的“火與劍”出海爭奪市場，同時又不希望官僚完全獨享政權，他們也就在政治上形成了一批支持中帝爭霸的“愛國”的民族主義自由派和“十月黨”，追求溫和的、以兩院制和反民主的選舉法為基礎的、嚴格限制選舉資格的立憲制度。至於那些想把中國變成四分五裂的殖民地，在爭霸戰爭中支持美國日本等老牌帝國的“逆向民族主義”自由派，實際上是美帝國主義者或者說國際帝國主義者，他們與民族主義者的矛盾實質上更多是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把理論變成階級鬥爭的武器》，2023.10.17,Telegram頻道“中國無產階級鬥爭報”）。在《帝國主義中國里“公民運動”衰落的必然性》¹⁴一文中，我們初步展開了這一觀點的前半截。當時我們說，自由主義在中帝的衰落是必然的，但今天我們要補充：這種衰落不是終點。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的此消彼長，其根源不僅是中帝資產階級和老牌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矛盾運動發生了變化，更是因為世界歷史結束了新自由主義時代，進入了新帝國主義時代。在中國，隨着壟斷的形成和世界市場的開拓，國內以官僚資本為中心的資產階級力量必然加強，國內的自由派必然衰落；但在世界範圍內，占據優勢的仍是老牌帝國，並且這兩大集團必有一戰。可以預見，隨着中美爭霸的開展，中帝將會面臨國際上節節敗退、國內階級矛盾加劇的情況，國內資產階級力量將被削弱，到了那時，國內民族主義和自由主義的矛盾又要有新的變化。然而支配歷史進程的並不是這兩個資產階級集團間的矛盾，而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間的矛盾。如果無產階級信了民族主義者或自由派宣稱的誰比誰更“好些”的鬼話，被利用來為這種“好些”的前景而鬥爭，結果只能是加入某個資產階級陣營，再次鞏固資本主義；但如果無產階級能起來反對整個資產階級，反對無論是國內還是國外、民主還是專制的一切資產階級政府，只為無產階級專政而戰，無產階級就將沿着正確的道路一步步壯大自己的力量，而各帝國主義集團就要聯合起來進行更加殘酷的鎮壓，“紅色中國網”、“列寧道路”等資產階級的狗就要一起高呼“本來就用不着拿起武器”，大罵我們“極左”和“冒險主義”，一如他們把中國政府對“左翼”的高度敏感歸咎於佳士鬥爭的“盲動”！

“列寧道路”一派為了靠攏“先進的”代表國際帝國主義的自由派，無所不用其極地斷章取義；近來電報上出現的新頻道“前進報”同屬於這一類，一樣是主張民主革命卻要曖昧地“擱置爭議”鑽到影響力更大的民主派中去的投機分子。我們奉勸“今朝”等一切民主派好好看看，拉攏你們的究竟是個什麼東西！

（2）革命階級

先擺我們的結論：今天中國的革命階級只有無產階級和半無產階級。在中國，無產階級的定義是：真正貧窮到一無所有、沒錢購買良好的教育，所以不僅不占有生產資料而且不掌握知識技術，只能被迫從事簡單的體力勞動，一年中的幾乎全部時間都在為資本生產剩餘價值，並且不以任何方式剝削他人（分享他人剩餘價值/占有他人勞動）的僱傭勞動者。

“列寧道路”在判斷革命性質上的唯心主義，“今朝”看似沒有犯：他們聲稱自己主張社會主義革命，反對民主革命。我們基本同意他們對“民主革命論”的批判，贊同他們對“列寧道路”想要“聯合自由派資產階級去推翻壟斷資產階級”的揭露。然而“今朝”否認民主革命的同時，卻接受了“聯合小資產階級的政治需要”：

“從聯合小資產階級的政治需要，得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性質，這中間是缺乏邏輯依據的。小資產階級在一定條件下的革命性是人所共知的，因此，在革命的統一戰線中必然要團結和聯合小資產階級。但是，難道團結和聯合小資產階級的革命就只能是民主革命嗎？有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參加的統一戰線就只能是民主革命的統一戰線嗎？為什麼就不能是社會主義革命的統一戰線呢？”¹⁵

這正合“列寧道路”的心意。他們十分清楚，只要承認當今的小資產階級是革命階級，無論口頭上聲稱要民主革命還是社會主義革命，實際行動上都必然走向民主革命。這就是他們為什麼強烈要求擱置爭議與“今朝”等民主派結盟。

問題的關鍵在於，在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在今天的中國，小資產階級是不是革命階級？

“今朝”在這個問題上使用了和“列寧道路”一樣的歪曲列寧的手段：

“《列寧道路》簡單地把小資產階級參加革命和“民主革命”等同起來了，這在歷史上是完全錯誤的。俄國在從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時期（即無產階級專政時期），列寧所領導的布爾什維克認為農村中的無產階級、半無產者和小農（類似於中國土改時的“中農”）總體上都是支持無產階級革命的，應該聯合與團結，這裡的“小農”就是歷史上典型的小資產階級。因此，從一般意義上來講，小資產階級既可能支持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又可能支持社會主義革命。從小資產階級參加革命這一特點，並不能直接推出革命的性質。”¹⁶

“今朝”的目的是證明“典型的小資產階級”可能支持社會主義革命，但他們卻舉了這樣兩個例子：一個是俄國無產階級專政下的例子，一個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例子（土改中團結和保護中農）。這是因為他們在馬列毛的著作中絕對找不到任何“典型的小資產階級”支持社會主義革命的依據。農民從來都不是一個統一的階級，而是分為大農（富農）、中農和小農（貧農），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常識。“今朝”還犯了一個錯誤：俄國革命中，典型的小資產階級恰恰是中農，而不是小農。

在民主革命以前，中俄兩國農村中的資本主義發展情況不同，階級和階層的分化也就不同。但在中國完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開始社會主義性質的農業合作化運動時，中國的中農分化為了“下中農”和“富裕中農（上中農）”。在無產階級專政的蘇聯，無產階級要團結半無產者、小農，中立中農¹⁷；在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改造中，要依靠貧下中農（貧農和下中農），中立富裕中農¹⁸。兩國的這三個階層基本是一一對應的，而兩國的共產黨都明確認識到，爭取小資接受集體化的可能性只建立在先進生產力對落後生產關係的顛覆上，絕不可能建立在他們作為小資產階級的階級利益上。在發展集體化的初期，對於中農/富裕中農，入社事實上損害他們的階級利益，所以這一時期既不能像強制剝奪地主富農那樣強制他們入社，也不可能通過說服教育入社，而是根本“不能給自己提出把這個階層爭取過來的任務”**（《為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準備的文件》土地問題提綱初稿，1920）。上述所有事實體現的規律只有：在無產階級專政下**，隨着集體化的發展、公社力量的壯大，落後的生產方式和生產關係日漸不可維繫，在這之後“典型的小資產階級”才會由下層開始一點一點地匯入集體經濟當中，絕不可能直接把他們爭取過來。

“今朝”把民主革命、社會主義革命、無產階級專政時期的各種問題攪作一團，只為雜揉出一個“社會主義革命也可能團結小資產階級”的結論。但任何頭腦清醒的人都能看到，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革命”有極其顯而易見的區別。在資產階級專政下，小資產階級支持無產階級革命便面臨着破產風險；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小資產階級卻是為避免破產的前景而主動消亡、融入集體、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總之，小資怕的就是破產。只有背叛階級的個人，沒有背叛利益的階級，既然小資怕的就是破產，它就不可能作為一個階級來支持社會主義革命。

自覺的資產階級從來不希望小資大規模破產，只是當他們頭上還有封建貴族和帝國主義殖民者時，不論他們希望與否，小資（甚至資產階級自己）都要破產。一旦擺脫這些限制，他們就要想盡辦法避免小資破產，避免小資在破產引起的絕望狂熱情緒下起來反對自己。各帝國主義國家在世界市場中的位置不同，剝削獲利不同，收買本國小資的能力不同，自然要造成各國小資的規模與實際生活水平不同，“今朝”卻害怕把小資產階級說得太多，仿佛這樣做就是否定社會主義革命：“《列寧道路》通過一頓操作，認為中國有大約4.5億的小資產階級，占到了勞動力總人口的57%……這樣的數字是極端可笑的！我們知道，上一個認為整個社會的中產階層的人數在不斷擴大、乃至占據社會人口的主體結構、最終走向“人民資本主義”的人，還是大名鼎鼎的愛德華·伯恩施坦。”¹⁹我們同樣反對“列寧道路”的階級劃分，尤其是其中“非生產勞動”的部分，但中國作為迅速擴張的新興帝國主義國家，確實稱得上“小資產階級的汪洋大海”。與否認階級鬥爭的“人民資本主義”不同，我們很清楚中產階級不是憑空擴大的，剩餘價值不是憑空增加的，帝國主義剝削民族內部的小資產階級化，必然要以殖民地被剝削民族內部的無產階級化作為血腥的代價。“列寧道路”用覺悟水平和組織程度等主觀標準來確定革命任務，這是明目張胆的唯心主義；“今朝”在判斷革命任務時，知道起決定性作用的是生產關係，這是唯物的；然而當他們指責“列寧道路”把小資產階級說得太多，質問“既然如此，又如何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呢？”時，是在用“無產階級必然是社會主義革命的主力軍”來為自己把（包括大量複雜勞動者在內的）大多數人口划進無產階級提供依據，甚至拒絕承認存在以小資產階級為主體的剝削國家，這就使他們的“社會主義革命”變成了唯心的幻想。我們要說：在一切已打倒了封建專制和擺脫了殖民剝削的資本主義國家，無論無產階級占比如何、階級力量對比如何，無論專制還是民主，無產階級的革命任務都是社會主義革命。一國內階級力量的對比僅能預見革命的成敗，不能決定無產階級革命應有的任務和性質。無論是在小資產階級占總人口相當大一部分的歐美老牌帝國主義國家（其無產階級幾乎僅包括不能享受公民福利政策、從事簡單體力勞動的外來勞工、非法移民、難民等。一些糊塗蛋用“工人貴族只能是一小撮”來為歐美帝國主義國家的工人貴族辯護，硬說這些國家大部分工人都是無產階級，卻忘了這個“一小撮”究竟是相對於哪個範圍而言，是在一國之內還是在世界範圍的“一小撮”），還是在極度專制但已全面發展起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資產階級君主國（如：卡塔爾等依賴石油工業和金融資本獲取暴利的海灣國家），無產階級的革命任務都是社會主義革命。

“今朝”質疑“列寧道路”高估了中等資產階級的革命性，我們卻要說“今朝”高估了小資產階級的革命性。“今朝”說：“小資產階級在一定條件下的革命性是人所共知的，因此，在革命的統一戰線中必然要團結和聯合小資產階級”²⁰。我們要把後半句換成這一句：小資產階級在一定條件下的反動性也是人所共知的。資產階級無力收買小資時，會形成前一種條件；資產階級有能力收買小資時，會形成後一種條件。後一條件下，小資產階級是會跟着國內帝國主義政府走的，一戰時的西歐各國就是前車之鑑；小資產階級也是會跟着國際帝國主義走的，二戰後的國際共運浪潮中，老牌帝國扶持起來的日本、韓國、台灣、新加坡等反共堡壘就建立在收買小資的基礎上。在今天中國的小資當中，眼紅這兩條道路的人比比皆是，只不過大部分仍然是自發而充滿幻想的小資產階級群眾，他們既看不到中國必然要在帝國主義爭霸中失敗，也看不到日韓等國依靠老牌帝國主義扶持、收買小資、實現民主化的歷史絕不會在中國這樣的人口大國重演（尤其是當共產主義的幽靈還未使這些老牌帝國感到威脅時）。我們既不能將這個階級看作敵人，也不能給自己提出把他們爭取過來的任務，只能預先指出他們的幻想必然破滅、人類歷史的未來屬於無產階級，用我們的理論批判和現實鬥爭，讓他們掂量一下自己是要淪為“戰狼小粉紅”或“逆民帶路黨”式的反動走狗，幫助國內外資產階級鎮壓無產階級革命，還是離開保皇派和自由派，不給資產階級任何支持。

“今朝”在用曖昧的態度掩蓋自己的小資產階級立場。“說小資產階級全體成為無產階級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同盟是不正確的，但說他們的下層，那些生活境遇越來越糟糕，乃至幾乎已經不能維持其個體的經營狀態的小資產階級們，他們轉入支持社會主義革命則是可能的。”²¹這句話在抽象上正確，但今朝說這句話時，實際上是一邊用有革命性的具體的半無產者為抽象的“小資產階級”打掩護，試圖證明“小資產階級”作為一個“階級”有革命性，為“無產階級應該爭取小資的多數”提供依據，一邊早就把大量小資產階級包裝成了無產階級。

半無產者—顧名思義，每年有一半時間做工人，另一半時間做小資的勞動者，他們一隻腳站在無產者一邊，另一隻腳站在小資產者一邊，比如每年至少有一半時間不得不離開土地、被僱傭從事簡單體力勞動、為資本生產剩餘價值的貧苦農民，或常常破產失業、做三年工人攢夠錢再回去做兩年小資的小業主和底層雇員，或主要從事生產剩餘價值的簡單體力勞動、少量從事推銷等非生產勞動的部分商業服務業員工，或主要從破產小資中補充成員、有勞動工具、相比工廠工人更自由的外賣員，等等。這些人的社會經濟地位和無產階級差別較小些，經常要落到無產階級中來，心態相比小資產階級更靠近工人一些，也更能看到必然破產的未來命運，相對更容易擺脫資產階級散播的反動幻想。這些經常遭遇失業破產等變動、處境極不穩定的半無產階級屬於被剝削勞動群眾，他們和暫時不用擔心失業破產、地位能相對保持穩定、基本不被剝削的小資產階級已經是兩個不同的階級。我們同意半無產階級能出於自己未來的利益而跟着無產階級走，但那些穩穩噹噹做着腦力工作的小資產階級（“今朝”所謂的“腦力無產者”）和“今朝”列出的其他小資產階級，他們究竟有什麼革命性？“今朝”反駁“列寧道路”劃分無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荒謬標準時，稱他們把“無產階級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如商業店員等）劃入了小資產階級的陣營”（黑體是我們加的），然而“商業店員”本來就是一個模糊不清、界限不明的概念，包括了餐飲業等在內的幾乎一切商業活動的雇員，並不是一個單一的階級。其中既有從事單純體力勞動的保潔員、洗碗工（無產階級），也有在從事上菜收桌等體力勞動的同時推薦菜品和收銀的服務員（半無產階級），也有主要從事推銷等腦力勞動的房地產銷售、汽車銷售（小資產階級）。“今朝”特意拿含混的“商業店員”舉例，掩蓋這個群體內部的階級差別，就是擺出無產者和半無產者來給小資產階級打掩護，他們真正關心的並不是從事簡單體力勞動的清潔工、理貨員、服務員等作為無產者/半無產者的商業店員，而是大量不進行物質生產的腦力僱傭勞動者。按“今朝”的分類，滿足某些條件的帶貨主播也將被劃分進無產階級。既然你們得出了“產業工人在產業資本家的領導下實現了產業資本的增殖；商業僱傭工人不生產剩餘價值，但在商業資本家的支配下實現了商業資本的資本增殖；銀行業店員不從事物質生產部門，在銀行家的控制下服務於生息資本的增殖。……在這裡，生產勞動成為僱傭勞動的同義詞。”²²這樣的結論，那請你們再徹底一點，不要畏畏縮縮地只敢舉出“商業店員”這樣的例子，請直白地宣布銀行業櫃員、保險和房地產推銷員、被資本家僱傭來直播帶貨的網紅、普通醫生、程序員、金融分析師等腦力僱傭勞動者都是“無產階級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讓工人把你們看得更清楚一些！

在上述問題上，“燎原”等派別和“今朝”有着一致的立場。儘管他們沒有像“今朝”一樣跳出來系統論述自己對小資產階級的態度，但無論他們理論上是否認為應當團結小資產階級，依據其信奉的“腦力無產論”，完全可以推斷出他們在實踐中的態度。正如不承認剝削壓迫的存在實際上就是維護剝削壓迫一樣，不承認存在腦體對立，實際上就是維護腦體對立；不承認“知識私有”是小資特權，實際上就是在維護這一特權。這類民主派代表的正是小資產階級中的這群人：既有反抗大資本的願望，又不願拋棄小資產階級特權。階級利益決定了他們不能徹底反對私有制，只能幻想一場小資產階級領導的、不反腦體對立和知識私有的革命。因此不管他們願意與否，在鬥爭中實際上都只能倒向資產階級，要麼跟“列寧道路”一起滾到國際帝國主義一邊，要麼成為考茨基式的叛徒。即使現在“今朝”疑似停更，“燎原”分裂出了新的頻道“東風”，後者又與“革命社會主義陣地（RSF）”、新出現的“鬥爭公社”等組織形成了“統一戰線”，但無論某個具體的組織如何出現、消失、分裂、合併，無論它活躍在牆外還是牆內，階級基礎都是一致的，他們是以不同面貌和活動方式存在着的同一派別，這些評論對他們普遍適用。

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這一立場同樣在對“白紙抗議”的態度上得到了驗證，我們仍以“今朝”為例說明這個派別的特點。前文提到，“今朝”和“列寧道路”都把“白紙抗議”這一自由主義運動說成小資產階級民主運動，但“列寧道路”承認這是自由派領導的運動，“今朝”則認為是不受自由派領導的、小資群眾自發的運動。

“列寧道路”的側重點在於這是“民主運動”，所以運動是進步的，不管誰參加誰領導（畢竟他們眼中“中等資產階級”和“自由派左翼”也可以有革命性），都是進步的。他們可以大方承認自由派的領導，指出這一點甚至更有利於他們強調自己在民主主義上的“徹底性”。但他們所謂的“無產階級要提出徹底的民主主義訴求，用徹底的民主主義領導這一運動”的實際意義如下——一邊用比自由派更激進的、但在沒有封建殘餘和殖民壓迫的地方就失去意義的“徹底民主主義”引誘小資群眾和民主派，一邊向資產階級自由派遞出投名狀：我們同情自由派，支持民主革命，反對社會主義革命，“民主的”議會裡正需要我們這種“工人代表”！“今朝”的側重點在於，運動的主體是“小資產階級”，是革命的階級，運動反映這一階級的“普遍願望”，所以運動是進步的，即使它不是社會主義性質的。社會主義革命時代，革命階級的政治運動為什麼表現為民主運動？“今朝”等民主派只能解釋為運動是自發的，參與運動的群眾還沒有意識到符合自己根本利益的不是民主主義而是社會主義。

自覺的運動意味着明確的目標和路線，不可能被改造，最多能進行有條件的聯合和利益交換，自發的運動才有可能改造得更自覺。今朝沒有列寧道路那種對自由派的好感，這使他們在對待防疫政策的態度上更加尊重事實，不說“共存比清零更符合無產階級利益”這樣的鬼話，然而“今朝”對小資產階級的好感十分深厚，不僅承認它是可以被無產階級領導的革命階級，甚至幻想它已能獨自進行反對現政府的政治鬥爭。可是這種唯心的幻想造成了什麼結果？不承認白紙抗議事實上完全受自由派的支配，反而會加強自由派的影響。“今朝”把資產階級的白紙抗議劃分到“群眾運動”里，結果不是變出一場能讓無產階級領導的“自發的小資群眾運動”，而是給自由派打起了掩護：進行解封鬥爭的真正的小資群眾消失在“今朝”對運動的劃分中，“今朝”讓“白紙抗議”中高喊四通橋綱領的自由派代表了他們。最終，口頭主張“社會主義革命”的“今朝”，為了實現和小資產階級的“統一戰線”，必然要求無產階級在行動上爭取民主運動的領導權：“在未來的爭取民主的鬥爭中，無產階級對民主運動的領導權的獲得，不是靠預設一個必經的“民主革命”階段，不是靠把自己的要求局限於資產階級民主範圍之內，以避免把小資產階級盟友嚇跑。……在爭取民主的統一戰線中，無產階級獲得領導權的方式恰恰是展現其徹底的堅決的革命性，而非妥協性！”²³——事實上，如果展現堅決的革命性，當然要嚇跑小資產階級，就像機會主義者聽到對“腦力無產論”的否定時那樣。“今朝”之所以不怕嚇跑小資，正因為他們並沒有堅決的革命性，而是打算維護“小資產階級多數”（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裡，就是廣大的腦力僱傭勞動者）的核心利益——將知識技術作為資本、以此牟利的特權。

認同小資產階級的革命性，幻想在社會主義革命中小資產階級是可以聯合的、小資產階級的民主運動是可以被無產階級領導的，“今朝”就這樣一步步踏進了“列寧道路”的圈套。“推翻資本主義、剝奪資產階級，才可能充分地、全面地實行一切民主改革”固然沒錯，但小資產階級想要的“民主改革”總有“自我以上人人平等，自我以下階級分明”的極不徹底的特點，絕不會為了“實行一切民主改革”就支持社會主義革命。小私有者（無論其擁有的是店鋪、土地還是知識技術）的地位在這裡起決定性的作用，同時資產階級的社會影響、資本主義的社會條件也制約着他們，讓他們不會相信並支持社會主義。只有無產階級專政建立後、資產階級的社會影響和資本主義的社會條件被破壞後——媒體上不再有資產階級喉舌抹黑社會主義，為資產階級鎮壓群眾的警察不復存在，白領、農民和小業主不再受大資本的牽制——直到這一切真的實現，小資產階級看到了好處，才有可能支持社會主義。民主改良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副產物（無產階級專政在消滅私有制的同時，必然要消滅私有制引起的一切剝削和壓迫，徹底實現改善勞動條件和生活水平、性別平等、民族平等……等等），但絕不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動力，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就不是什麼“實行一切民主改革”，反而要實行無產階級專政，消滅資產階級民主——若把這一點明白地、具體地說出來，聯合小資產階級的幻想就要破滅；若把這一點拋開不提，實際上就在走民主革命的道路。

民主派在階級分析、派別劃分等問題上的幻想不是由於理論知識不足或偶然的誤會，而是階級利益決定了必然如此。小資產階級不是獨立的階級，沒有長遠的利益，只有局部的、短期的個人私利。從長遠和根本的利益上講，社會主義符合一切被統治階級的利益，包括小資產階級。但自發的小資產階級群眾不關心政治，只想着過好自己的小日子，而自覺的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則總想着利用自己欺騙小資群眾得來的名聲、形象、影響力來換取政治地位和經濟利益，躋身資產階級。代表小資利益的民主派只能像“今朝”這樣，或是堅持“腦力無產論”，或是把小資產階級說成有社會主義革命性的階級，使自己可以一邊保留身為小資產階級的利益、一邊混入工人運動冒充“革命者”以投機。他們只要抱定這種利益，就無論如何不可能放棄包括“腦力無產論”、“聯合小資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等觀點，不可能進行真正的社會主義革命。

回到我們一開始的判斷：“這些分歧不是偶然的、隨意產生的，背後是他們之間一系列看似很大、實則很小的分歧，從革命性質、革命階級，到最根本的問題——各自代表的階級利益。”不管這兩個派別口頭要的是社會主義革命還是民主革命，他們實際上要團結的是同一撥人，提出的是同一套方法，儘管“列寧道路”比“今朝”更靠近自由資產階級，但他們之間沒有不可逾越的鴻溝，都是要走民主革命路線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

五、無產階級應該怎樣看待這一系列運動和“左翼”中的爭論？

一切真誠對待無產階級解放事業的同志都應該考慮一個問題：在今天的中國，誰才是真正的馬列毛主義者？

我們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

只反對專制政府，卻不談同時也必須打倒資本主義的，或者認為自由資產階級比官僚資產階級更進步、打算跟自由派搞團結合作、高喊“言論自由”、“民主選舉”口號的，不是馬克思主義者。

口頭上反對資本主義、主張社會主義革命，實際上把各種有知識有技術的小資說成工人，把民主革命說成社會主義革命，要無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資產階級分享政權的，不是馬克思主義者。

只有在號召打倒專制政府的同時要求推翻整個資本主義，在專制政府垮台時立刻採取實際行動把工人群眾武裝起來、解除舊軍隊警察的武裝、粉碎舊國家機器、剝奪和鎮壓整個資產階級，建立真正的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公有制，才是馬克思主義者。

隨着階級矛盾的尖銳化，露骨地維護剝削的自由派在群眾中逐漸破產，新興的自由派活動者要麼像“白紙革命”頻道所宣稱的那樣“採取實用主義原則”、“不分左右意識形態”、“最大公約數是反習”，以“團結一切”的姿態來代表“人民”、吸引小資民主派；要麼為了借無產階級的力量完成政治自由的目的，套上“左翼”的紅皮混入革命隊伍，然後立刻和“列寧道路”等派別互相吸引。在許志永等老一批自由派活動者被政府宣判之際，這些人就繼承了資產階級自由派的一切任務——尤其是反革命的任務。而機會主義者正是他們在工人運動中的代理人，他們假模假樣地抨擊自由派，實際上卻是小罵大幫忙，在真正關鍵的問題上給自由派套上一層層好似有利於無產階級的偽裝。先看看紅皮自由派“中國左翼民主聯盟”在自由派媒體“光傳媒”採訪中的聲明²⁴吧：

“問題四：您怎麼看待年輕毛左群體對於俄烏戰爭（有的主張不選邊，有的則選邊俄或烏）、現在中國是需要民主革命還是社會主義革命的爭論？

答：其實俄烏戰爭可以理解為獨裁專制對抗民主等普世價值的，雖然在毛主義者來說二者都是含有資本主義，但是我想說的是連馬克思都承認民主自由的政治制度好與獨裁專制等專制制度，在民主自由的制度下的無產階級比獨裁下的無產階級更有力量，雖然這遠比不上共產主義社會，但向共產主義社會進步的空間仍是比獨裁主義國家的進步空間大的多的。

當今中國的政治局勢可以說已經退化到晚清時期，實現民主革命是第一必要的，正如孫文先總理所說的“革命尚未成功”那樣，民主二字從未在中國大陸上實現所以先要把民主二字刻在中國人的腦子裡是很有必要的，在民主後進行進一步的社會主義改革也是可以的

但是若現在直接社會主義革命，以中國的思潮，這無疑是又一場苦難的輪迴。

問題五：請談談您對後面中國毛左乃至泛左翼運動的展望？

答：後面我希望左翼聯合後繼續聯合其他各派，先推翻中共在進行建國會議。

泛左運動是有必要的，希望以後左翼的勢力和話語能比右翼高出一截並反思之前的錯誤，對毛左來講希望他們能夠接受民主，這對以後的中國無疑是非常有意的，只有這樣才能建成一個完美的中國，否則又將是一個歷史悲劇的輪迴。”

如果大家還記得“列寧道路”在俄烏戰爭、中日關係、民主革命和“勞動者聯合專政”上的主張，一定會發現他們的內在邏輯和核心訴求與這自由派完全一致！“列寧道路”是小資民主派中的特殊成分，是最反動的政治掮客，他們實際起到的作用是修正馬列毛主義來“解釋”自由派的主張，幫助自由派領導小資民主派、利用小資群眾和工人群眾的鬥爭來爭取資產階級民主。他們看似要把無產階級推上前去“領導”民主革命，實際是為了讓工人當資本家的炮灰，阻止工人獲得社會主義覺悟，讓自由派在背後竊取勝利果實。“列寧道路”、“前進報”、一切自覺主張不反對民主革命的派別都屬於此，他們身體力行地向我們示範了什麼叫“想使蘇維埃制度和立憲會議成親”。

“布爾什維克自覺地幫助無產階級走第一條路線，英勇忘我地進行鬥爭並帶領農民前進。孟什維克則總是滾到第二條路線上去，他們把無產階級引入歧途，使無產階級運動順應自由派的需要。”（列寧《論革命的兩條路線》，1915）今天“列寧道路”等派別正是要使無產階級運動順應自由派的需要。“列寧道路”勸“今朝”不要怕自由派會離開民主革命，反而要推動他們進行“徹底的民主革命”，正是因為“列寧道路”深知自由派完全可以接受所謂的“民主革命”。如果“列寧道路”之流用政治上的“勞動者聯合專政”和經濟上的“國有化”騙來了無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自由派必然會熱烈歡迎，因為小資民主派這種只針對壟斷資本的“國有化”註定軟弱無力和流於形式，絲毫也不會傷害自由派的基礎和私人資本家的根基。只要生產資料仍然被私人占有，只要自由派等資產階級政黨擁有政治自由和民主權利，就能充分利用經濟上的優勢製造輿論、操縱選舉、威逼利誘小資產階級、收買各階層中的反動分子建立新的“黨衛軍”、鎮壓無產階級（放棄了剝奪鎮壓資產階級的民主派們對此能有什麼辦法呢？），而國家機器遲早會回到資產階級手中，“國有化”的企業也隨時可以私有化或者再次變成官僚資本（政權剛到手就交了出去的民主派們對此又能有什麼辦法呢？）。甚至就連官僚資產階級都能接受這種所謂的“革命”和“民主化”，因為它畢竟保護了資本主義制度免於顛覆，保住了軍隊警察和官僚的飯碗。資產階級當然可以在議會中賞賜“列寧道路”等小資民主派幾個席位，承認他們是“工人代表”，隨便他們重彈“徹底民主”的老調、像一切議會反對派一樣發表一些無用的“譴責”。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派則要被“自由”的宣傳機器抹黑為“自由之敵”、“恐怖主義”等等，被自由派和民主派聯手用絕不亞於專制政府的力度鎮壓。所謂“勞動者聯合專政”的盟約難道對資產階級有什麼限制嗎？它只會限制無產階級剝奪資產階級！

“列寧道路”把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劃在自由資產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之間，“今朝”等民主派則劃在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今朝”們想革資產階級的命，卻不想革私有制的命，他們的立場和文革期間反對教育革命的民主派一致，要使一切資本特權在革命後復活起來，重新分化出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幻想着一旦原有的資產階級被剝奪和鎮壓，小資產階級就能憑藉不可剝奪的知識技術，在新的分化下獲利。

無產階級既要認清自由派的謊言，也要認清民主派的偽裝。民主派在“白紙抗議”中全都跟着自由派走，這是歷史的必然。在民主革命中，民主派和自由派分別是革命派和反革命，前者要民主共和國，要徹底剝奪地主土地，後者要君主立憲，要保留地主土地、緩慢實行改革，向資產階級地產過渡。而在社會主義革命中，自由派和民主派都是反革命，在現實鬥爭中，他們的界限也不會像民主革命時那樣清晰。今天他們必將合流，就像德國十一月革命中獨立黨和社民黨的合流一樣。小資民主派必然跟着資產階級，支持“白紙抗議”這樣的運動並指責我們“不參加民主運動，不領導小資產階級”，他們是有黨性的自覺分子，是不可能中立的敵人。圍繞在民主派身旁、能被我們的批判鬥爭或說服工作爭取成中立的，則是小資產階級群眾，是我們力爭麻痹和中立的中間派。無產階級革命派支持民主派去對更反動的階級做鬥爭，但不支持民主派本身。他們揭露批判中特政府、喚起小資群眾對警察和政府憤怒的地方，我們都支持；但他們模糊運動的真實階級面貌、試圖欺騙無產階級的部分，比如“燎原”叫嚷的什麼“人民白紙紅燭成為堅強支撐”²⁵，以及“革命火炬”在新年賀詞中把各地“白紙抗議”形容為“群眾運動此起彼伏”²⁶，我們都要揭露。無產階級革命派對待他們的主要方面不是團結，而是鬥爭，使他們在群眾面前破產。自由派和“列寧道路”這樣的掮客拼命要促成的跨階級“左翼聯合”，我們也要通過揭露來促使其破裂，讓自由派利用自發民主情緒領導小資群眾的企圖不能得逞——這就是為什麼“列寧道路”、“燎原月刊”、“今朝”、“革命火炬”等頻道相繼吹捧的“白紙抗議”，在無產階級革命派這裡只會得到無情的批判。

這一系列鬥爭已經過去了一年，社會矛盾暴露得越來越充分，各方的立場越來越鮮明。文章的最後，我們對各階級、各派別在這一系列運動中採取的態度作出總結：

自由派發起了“白紙抗議”，目的是爭取政治自由，為金融自由化、對國際資本開放、和國際接軌等一系列計劃鋪路，支持以國際帝國主義為主的自由資產階級奪權，運動的實質是資產階級的內鬥。自由派“悼念烏魯木齊大火”是因為這能利用小資的自發情緒反對政府、提出“政治自由”的訴求；然而改革開放以來無數工人死在礦難、火災、爆炸事故、嚴寒酷暑中，生不如死地掙扎在貧困和疾病中，因被剝奪了尊嚴和思想而日復一日沉浸在絕望、麻木和墮落中，就在白紙抗議前幾天，河南安陽工廠大火就吞噬了42名工人，自由派可曾在意過工人的生命和自由？？四通橋綱領說得明明白白：“不要文革要改革”。一旦自由派掌權，只會和今天的專制政府一樣維護資本剝削、鎮壓工人革命，無產階級絕不該為自由派當炮灰。

小資民主派附和着自由派，幫助自由派領導小資產階級群眾。他們將“白紙抗議”說成小資群眾的民主運動，要無產階級參與並“領導”民主運動、爭取“政治自由”。他們有的對民主革命路線連連稱是，有的則對社會主義革命路線陽奉陰違。無產階級革命派應該揭露他們的主張根本上符合資產階級的利益，批判他們利用群眾的企圖，促使他們在小資群眾和工人面前破產。

小資群眾和半無產者進行了民主主義的解封鬥爭。無產階級革命派支持他們向更反動的階級進行民主主義鬥爭，應在不破壞原則的情況下幫助和聲援這種鬥爭，使小資群眾麻痹和中立，但絕不幻想領導小資產階級的這種鬥爭，只跟資產階級爭奪對半無產者的領導權。我們的揭露批判不僅要使小資離開資產階級，更要使半無產者和小資分開。在將來的行動中，要尤其強調使半無產者分離、分化出來，形成獨立於小資和資產階級的組織。無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資產階級的界限在現實中（而不是民主派的抽象論戰中）是很分明的，工人普遍不認為線長、工程師、“坐辦公室的”、老闆等人和自己是一路人，把他們說成一路人的理論也得不到多少工人的支持，使工人從小資和資產階級中分離和分化出單獨的組織相對沒有那麼困難；但半無產者和小資的界限不那麼清晰，今天的貧農和中農，服務員和小店主，製衣散工和製衣場主，外賣員和外賣軟件程序員，比大工業生產中的工人更可能在資產階級的欺騙和鼓動下結成“行業協會”一類的聯盟，跟隨民主派進而被資產階級領導。我們要預見到這種傾向，並通過揭露鼓動使這種聯盟不能誕生或終於破裂。

鄭州富士康的無產階級進行了自發的、激烈的經濟鬥爭。自由派民主派詆毀他們是“被政府洗腦”，歪曲他們是“反抗清零”，因為他們想要利用卻沒能領導這個階級。但只要工人的頭腦依然被資產階級思想所占據，就只能日復一日進行改變不了工人無權現狀的自發經濟鬥爭。無產階級革命派最重要的任務正是把無產階級思想灌輸到工人中去。而要完成這個任務，革命者（尤其是非無產階級出身的革命者）首先就要摒棄與無產階級利益相悖的個人利益，改造自己的資產階級思想，真正站到無產階級立場上。切不要以為讀了馬列毛理論就叫做“掌握了無產階級思想”，這還遠得很，“一個對工人階級毫不熱愛，對剝削階級沒有仇恨，對自己占有精神生產資料所以能從事腦力勞動和享受自由時間的階級特權毫無反思和愧疚的知識分子，哪怕通讀了馬恩列斯毛的所有著作，甚至能倒背如流，也只會像考茨基一樣反革命。”²⁷

社會主義革命是解放無產階級和一切被剝削壓迫者的唯一道路。“中國左翼民主聯盟”說中國要社會主義革命就“又將是一個歷史悲劇的輪迴”，階級敵人不僅覺察到社會主義革命將給自己帶來“悲劇”，甚至要預言這是“輪迴”，無產階級專政還沒實現就開始預想復辟，自覺反動的程度令人髮指！我們要說：這當然是一切資產階級及其走狗的“悲劇”，無產階級要沒收你們的財產、討回血債，群眾大會將揭露你們的罪行、執行對你們的判決，你們作威作福的日子將一去不返。“悲劇”是你們的，社會主義革命使無產階級失去的只有鎖鏈，得到的卻是整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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