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9日，香港反修例運動後和《國安法》頒布以來，涉案人數最多的“47人案”宣判。其中45人獲罪，刑期從4年2個月到10年不等。

   從2020年《港區國安法》頒布以來，累計已有數百人因涉該法被捕，而反修例運動後涉觸其他相關法律的有上千人。“47人案”不僅是規模最大的，也是判決較晚的，更是涉及香港反對派核心人物最多的。

   如戴耀庭、梁國雄、黃之鋒等本次被判刑人士，長期作為香港政治反對派的領袖，在反修例運動之前就活躍於香港和國際舞台，頗有知名度和影響力。其他如區諾軒、毛孟靜、林卓廷、朱凱迪、何桂藍等，要麼是前立法會議員，要麼是參與政治的媒體新星，也都是社運骨幹人士。

   這些反對派骨幹，在反修例運動後紛紛被捕、長期羈押。根據香港政治環境與其個人處境，已基本宣告他們政治生命的終結。而“47人案”的宣判，則更具象徵性的反映了港內政治反對派的集體告別、香港百年政治風雲歸於寂靜。

   曾幾何時，香港的公民抗命、社會運動此起彼伏。今日判刑的諸人面孔，曾長期活躍在香港各區街頭和港內外媒體平台。自港英時期，香港就有活躍的抗爭性政治。無論是20世紀初的“省港大罷工”，還是1945年香港重光後的政治風波與暴力，當時的政治活動主要針對港英當局，要求民主及改善民生，且有不少左傾的、社會主義色彩的運動。1997年香港回歸後，香港社會的泛政治化色彩有增無減，同樣在要求更多民主和改善民生，只是批判的目標變成了中共及香港特區政府。香港本土主義也在2009年及之後日益崛起，成為攪動香港的重要勢力。

   香港這個彈丸之地，在清末至2010年代的一百多年裡，長期是亞洲政治風暴的中心之一，並連接着中國與世界，在各方勢力政治角力中有着極為重要的地位和獨特價值。

   香港不僅有各種知名的羈旅者和過客（如張愛玲），也湧現了許多祖籍大陸、紮根於此的名人，如金庸（查良鏞）、董建華、司徒華、劉夢熊等，皆是時代弄潮兒，並對陸港政治頗有參與。而到了2010年代，又一批政治新秀嶄露頭角。如黃之鋒、羅冠聰、游蕙禎、何桂藍等，以頗為年輕的面孔和本土主義立場，在香港引發了不少爭議、捲入甚至主導了多次政治風暴。

    這些香港政治名人的名氣和活躍，既是香港曾經作為亞洲重要政治活動策源地的環境造就，也反過來助推了香港政治和世界局勢的波瀾激盪。

   1997至2020年，這二十多年裡香港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唯一有着較大政治自由的特區（澳門因多種原因，政治自由有制無實、反對派較為低調），是中國極特殊的存在。許多公開反中共的標語旗幟，可以在這塊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上的街頭展示，細思是令人感嘆的。

   香港作為中國大陸與世界連結的樞紐、政治經濟金融地位的重要，與香港政治反對勢力的強大，讓北京對這塊彈丸之地愛恨交織，政策也多有變動和反覆，對待泛民主派當然也是頗多壓制的。但無論如何，2020年前的香港都長期保持着一定的政治反對勢力的存在，以及北京方面對香港對街頭政治活動的較大容忍。“一國兩制”在那23年裡確實得到了實行。

    但2020年《國安法》頒布及前後一系列“清場”行動，徹底改變了香港的政治生態。不僅街頭的政治反對消失，2021-2023年相繼進行的立法會選舉、行政長官選舉、區議會選舉，行政長官和議員均被建制派包攬，除極個別中間派當選議員，政治反對派已無一席之地。

   本次宣判的“47人案”成員，據信大多數都是以非暴力方式表達政治異見（起碼未直接參與和指揮暴力活動）、與北京及港府抗衡。其中除少數本土派，多數也都持反對“港獨”的立場。但其中45人仍被定罪、以“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等罪名，被判超過4年的徒刑。這意味着，在香港以非暴力方式反對北京和港府也是非法，批評政權即為試圖顛覆，並會獲重刑，等於宣告了政治反對力量不允許在香港存在的事實。

   自反修例運動被制壓後，北京和港府不僅不再容忍暴力反抗、激進抗爭、本土和港獨勢力，即便是建設性的、溫和的、明確愛國愛民的泛民主派力量，也予以取締或軟硬兼施的壓制。如民主黨、社民連等名義上仍存在的老牌泛民主派政黨已實質停止運作。未來的香港，幾乎不可能再見到曾經司空見慣的各種政治抗爭標語，街頭的呼喊也難以尋覓，議會也鮮有唇槍舌劍，一切都看起來更加“和諧”與靜謐。

   如果未來中短期內的中國大陸和香港，沒有特別巨大的政治變動，本次“47人案”即象徵着持續一百多年香港政治自由、政治多元化的結束，及香港回歸以來建制派與泛民主派的鬥爭的落幕。香港將全面迎來由親北京建制派壟斷政治、控制社會的新秩序時期。香港本土也不再是亞洲政治風暴的中心之一，而會日益沉默和邊緣。但這並不意味着香港社會矛盾和弊病的終結，種種風潮會更多轉化為暗涌，繼續擾動深圳河兩岸的官場與民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