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底至12月初，在“馬英九基金會”搭橋下，來自中國大陸多所高校的師生與奧運冠軍前往台灣交流，訪問了台灣多所大學及自然人文景點。

   但訪問期間，訪問團遭遇台灣一些民眾和學生抗議。而來自復旦大學的陸生宋思瑤在訪問期間，以“中國台北隊”稱呼近日奪取棒球世界冠軍的“中華台北隊”/“台灣隊”，更引發從民進黨政府官方到台灣部分學生和民眾的不滿，抗議聲浪更甚。大陸師生路過時，許多抗議者舉着“這裡不是中國台北”、“中國同學來交流民主……”、“台灣獨立”、“新疆集中營”、“藏人人權”、“中國民主化”、“六四天安門”、“白紙革命”、“性別平等”等標牌並呼喊口號。而大陸訪問團包括青年學生，普遍低頭或無視抗議，沉默不語，匆匆的從抗議人群身邊穿過。

    大陸訪問團在台九天，幾乎每處公開活動都遭遇了抗議者舉牌和呼喊，但訪問團師生沒有一句回應，也拒絕接下抗議者塞來的傳單，以幾乎完全靜默的方式渡過了抗議浪潮。面對抗議，不少大陸學生還表現出明顯的避讓、慌亂、羞澀，並被鏡頭記錄、遭台灣綠營人士及其他反對者嘲笑。

    這樣的情景並非孤例。無論是以前陸台交流中的大陸訪問人員（包括大陸官員和民間人士，如2008年大陸海協會會長陳雲林訪台）被攻擊，還是中國留學生在歐美等國參與官方與民間活動遭遇政治抗議，或就爭議性的政治議題交流、交鋒時，中國大陸留學生等來自中國大陸的人士都更多以沉默相對。尤其當對方展示和提及在中國大陸屬于敏感的政治話題或禁忌名詞時，陸生更是避之不及。在許多敏感又重要的議題，中國大陸學生都是“失語”的。

    中國大陸學生面對敏感政治議題和抗議，如此的迴避和“失語”，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因為中國大陸特殊的政治體制和言論審查機制，讓中國大陸學生在接觸和提及這些議題時，面臨着各種不確定的風險。出於個人安全和前途考慮，大陸學生對這些可能給自己帶來麻煩的議題，選擇一概沉默和迴避。

   但更根底性的，是中國大陸學生在特殊體制和環境下，自身從思想上、價值觀上、行為模式上，已經喪失了面對若干敏感但卻重要且需直面的、政治和國際方面的議題時，積極認知和思考，並妥善應答的能力。

    最近數十年來，包括青年學生在內的中國大陸人，普遍處於對各種政治爭議、較濃厚意識形態問題冷淡、沉默、迴避的狀態。雖然互聯網上也有一些“鍵政（線上討論政治）人”，但只局限於熱衷政治和國際議題的少數人，且“鍵政”仍然受到各種限制（例如刪帖、封禁）。而且這些討論幾乎都以線上的、匿名的方式進行，而並不會在線下、校園、實際工作生活中公開表達，更不會進行示威遊行等政治活動。大多數中國學生/青年人，要麼鑽研專業課、為就業掙錢奔忙，要麼“歲月靜好”風花雪月享受生活，或二者兼而有之，但都遠離政治，對敏感問題避之唯恐不及，做“精緻利己主義者”。

    中國大陸的教育體系和實踐，也往往迴避對民主專制、統一分離、族群關係、性別不平等與平權、言論管制與新聞自由等爭議話題的多角度、批判性、思辨性討論，也不講授太多相關知識，提到時一般都以“政治正確”式空話（例如“中華民族共同體”、“兩岸一家親，同胞血脈相連”、“人民民主專政”、“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自由”）加以概括和定論，而不許異議和爭論。中國在通識、邏輯、多元化等方面的教育幾乎是空白的。

    於是，面對爭議性議題，即便有的中國大陸學生有興趣，但也無法有效的、系統性的獲取相關知識，也沒有能力去較準確理解前因後果、合理判斷是非曲直。即便有些事情占理，卻因為不熟悉國際通行的基於普世價值、但又頗多“彎彎繞”的複雜話術和規則，不懂現代民主文明體系中的各種隱秘的“套路”，缺乏反駁對手、爭取同情支持的技巧，有理也不會說，勉強說了也沒有說服力感染力。

    這樣的中國大陸學生，當然難以招架住經過公民教育、對“敏感問題”司空見慣、對論辯駕輕就熟的港台或外國學生的批評質問了。當然，也有一些大陸青年知識豐富、也懂得民主社會的各種規則、有表達和論辯技能，卻仍然出於自私、不願陷入爭議而沉默，利己犬儒。

   在中國大陸的國力、經濟社會狀況處於上升勢頭的2010年代，也有一些親政府的、建制派的、中華民族主義傾向的大陸學生，在與香港人、台灣人、外國人論辯時“積極表達”（例如所謂“出征”），但卻是重複諸如“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等空洞口號、貼網絡表情包、說一些“鍵政”中的諷刺性“黑話”/“俏皮話”，以及重複罵“NMSL”之類髒話，來回應各種批評政權及中國大陸的聲音。

   這並不是正常的、有效的、實質的政治表達，相反充分反映了中國大陸青年、學生、網民等從精英到大眾的很多大陸人知識的欠缺和語言的貧乏。一些留學生在當時的香港、台灣及歐美，各種蠻不講理的流氓做派、線下辱罵和肢體攻擊異見者，更是缺乏教養和正常交流能力的表現，還涉嫌違法犯罪。這些國人的低劣“表達”，也損害中國國家形象、污名和連累了中國人。

   而到了最近幾年，中國大陸內外交困、處於輿論弱勢時，青年學生在內的大陸人，又普遍變得極為低調和沉默（包括那些曾經積極參與反台獨、反“辱華”“出征的“愛國者”），甚至完全“失語”。哪怕在一些大陸方占理，或起碼可以通過論辯來釐清是非、剖析事情複雜性的涉華及國際關係議題上，如港台、日本、歐美一些針對大陸人的種族歧視和仇恨行為、全球保守民粹風潮下中國何去何從、統獨及政治體制之外較易討論的兩岸差異與紛爭、中國的新疆西藏政策及族群關係、其他一些重大歷史和現實政治爭議等議題，也選擇沉默。

    一些外國高校邀請在校中國留學生參與相關論辯，中國學生往往拒絕參加、置之不理，或只是旁聽而怯於發言。這樣的“政治冷漠症”，當然不止普遍存在於學生之中，也包括更廣泛的中國大眾及海外華人華僑。甚至許多已經入籍外國的華裔學生和公民，也對政治頗為冷淡、迴避爭議性問題。

  而據筆者直接耳聞目睹和間接了解，世界其他族群和身份群體，無論白人黑人，還是基督徒或穆斯林及無神論者，無論印度人還是阿拉伯人，無論伊朗裔還是韓裔僑民，以及台灣人與海外港疆藏人……總之各族群人士（尤其各族群高校學生）都積極參與公共議題包括政治話題討論，並為自己族群發聲代言。

    而占世界人口超過六分之一、也有大量在海外的留學生的中國大陸漢族/華裔人士，卻普遍沉默和“隱形”。面對爭議性的、需要表達自己立場和維護自身利益的事情，及面對抗議活動、爭議輿論，要麼重複官方的陳詞濫調而無獨立見解，要麼沉默不語。這些人也並非完全不關心自身權利，但更多關注自己的“私事”和“私域”，而沒有民族共同體意識、對同胞的愛護與責任心，缺乏對整個族群和國家的“公事”與“公域”的關懷、討論、參與，不願捍衛公共利益和族群尊嚴。

    這就導致與中國大陸及大陸人相關的重要國際議題（也包括陸港、陸台議題）上，嚴重缺乏中國大陸人的（尤其具體個人的、民間的，反映大眾境遇、情感和訴求的）聲音。而中國大陸知名院校青年學生、各行業精英的“失語”，是最為令人憂慮的、潛在損害最大的，意味着國家核心、民族未來的“失語”。而聲音的微弱、話語權的缺失，也就意味着這個國家及國民在權利、尊嚴、利益上必然吃虧，以及族群不被國際理解、被他者污名化的惡果。造成這樣惡果的原因很多，中國大陸人尤其青年學生因缺乏表達能力和欲望，加之現實條件所限，而在重要爭議話題上“失語”，是最直接的原因。（當然，也有一些激進反政府人士，包括一些留學生和青年人，走上不講道理的“逢中必反”、不分是非仇恨中國人的另一條歧途，同樣是錯誤的、悲哀的、可恥的）

  而同時，在中國大陸內部媒體和自媒體平台、涉及大陸內部的事件，中國民眾同樣主動或被動的“失語”。這與大約十幾年前傳統媒體和互聯網雖有限制、但仍有一定自由度和開放性的輿論環境截然不同。而大陸人對外的“失語”，和對大陸內部事務的“失語”，不僅時間上是頗有重合的，也是相關的。當大陸/國內沒有正常的教育、信息流通、言論自由，以及較敢言和秉公的媒體平台與發聲管道、良好的論辯環境，大陸人又怎麼可能在涉及大陸與外部紛爭的議題上積極又理性的參與、在論辯中不失下風呢？

    近日陸生赴台遭抗議事件及陸生的集體沉默，只是中國大陸學生、青年、大眾在國內外輿論中“失語”的一個典型例子、冰山一角。這樣的“失語”是不應該的。沉默寡言與封閉內心，不是青年人應有的狀態；患“政治冷漠症”的大眾普遍“莫談國事”，也不是一個民族共同體應有的風貌，更嚴重了損害國家民族及每個國民的話語權、輿論場和公共域中的存在性與價值、方方面面的現實利益。

   筆者也完全明白，許多國人之所以“失語”和“政治冷漠症”，也是中國幾十年來大環境塑造而成，不應過於責備個體。但每個人也有主觀能動性、有在各種條條框框中閃轉騰挪的能力，有作為公民的義務。尤其身份和階層較高、家境較好、學識較廣的中國人及海外華人華僑，顯然有更多條件為同胞發聲，所以也有更大責任為弱者吶喊，而不能因為有些環境限制和鉗制，就選擇完全緘默不語（或稱頌體制、粉飾太平）。而且越是黑暗壓抑、萬馬齊喑，人們打破沉默的發聲也更可貴、更必要。

   中國的體制、社會各界，都應該創造利於青年人和大眾積極討論時事、就爭議話題勇敢發言、在國際上敢於觸及和應對敏感議題的能力和氛圍。今日的中國和國人，應回歸一百年前新文化運動和五四時、民國時、1980年代時，那種百花齊放、百舸爭流的輿論環境，關心國計民生、既為自己也為同胞發聲吶喊的國民責任心。

   尤其重要的，中國大陸青年人、各高校學生，應“擔負起天下的興亡”，對工農大眾和各弱勢群體有“人飢己飢、人溺己溺”的同理心同情心，在考慮自身處境和安全情況下，儘可能大膽的參與對公共事務討論、對爭議的辯證思考、在必要時的獨立積極表達。這樣的大陸青年，才是中國的希望；有這樣青年的中國，才能真正獨立自由、繁榮富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