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曉回復劉亞偉先生：文明轉型的本質與日本案例的普遍啟示

劉亞偉（著名中國學者）：

占陽老師提出的問題很要害很有現實意義。讀了趙曉先生大作，我把自己的收穫歸納如下：

從文明涉及一種增長與持續增長；指出比增長更為本質的是從“人吃人到人容人”這個人際關係的變化，抓住了文明的本質；

進而指出這個變化能夠實現的要緊處，在於把如何公權力關進籠子；又從憲政制度為何起源和發展於英美這個現象，解釋了基督教特別是清教精神與文明演化的關係，進而說明了英美新教文明對於人類文明演化的引領作用，以及市場過程對於每個人文明規訓的意義。

總之很受教益，引發思考，謝謝兩位。

有一點個人觀點，也一併說一下：

個人以為，對日本社會在保留天皇地位下的現代文明改造，是麥克阿瑟的一個既大膽，又具有獨創性的案例。的確對後發外生社會具有重要啟發。

個人以為，保留皇權，除了之前大家談論到的意義，可能還有一個重要的意義在，巧妙大膽地借用了日本社會傳統的去神化後的精神秩序，來保障英美憲政民主的政治秩序的穩定與運行，這個創設具有普遍意義，尤其是對於中國。


趙曉：

亞偉兄，非常感謝您的精彩回應！——特別開心！珍貴的回應，透徹的解讀，精闢的歸納。

的確，“從人吃人到人容人”這才是經濟學對文明的本質的穿透性認識，或許是經濟學“帝國主義”最成功的一次入侵。文明學，不應停留於器物層面的認識和界定，而是要從掠奪、壓迫、榨取，叢林法則，轉向基於平等與自由的包容性穩定秩序的探求。

而文明轉變的關鍵，就是如何關住公權力的“猛獸”，但同樣重要甚至更加重要的是，如何關住人性中罪的“猛獸”。

更讓我興奮的是，您對日本保留天皇的現代轉型模式的獨到見解！

您的總結——“巧妙大膽地借用了日本社會傳統的去神化後的精神秩序，來保障英美憲政民主的政治秩序的穩定與運行”，可謂一語中的！這一點，值得深入探討，因為它不僅是日本的特殊路徑，更可能對中國及其他後發國家提供現實啟示。

以下，我嘗試從您的觀點，進一步展開討論。

一、日本的文明轉型：去神化 vs. 保留秩序

1. 為什麼保留天皇？麥克阿瑟的“大膽與巧妙”

戰後，日本社會面臨兩個關鍵問題：

一是如何從根基上徹底摧毀軍國主義，避免重蹈覆轍。

二是如何讓英美新教憲政民主真正紮根日本，而不僅僅是“外來的制度嫁接”。

麥克阿瑟做出的關鍵決策，就是“去神化”天皇，但保留其象徵地位。 這是一種“有限破壞+巧妙承繼”的策略，避免了全面顛覆傳統所帶來的社會混亂，同時又為憲政民主的建立騰出了空間，是保守主義的經典之舉。

去神化：拆除軍國主義的精神支柱

1946年，裕仁天皇在盟軍壓力下，發表《人間宣言》，否認自己是“現人神”。

這等同於宣告：天皇不再是神聖統治者，而只是國家的象徵。

這一舉措，從精神層面打破了日本軍國主義的思想基礎，使日本人不得不重新思考國家權力的合法性來源。

保留天皇：維護社會秩序的連續性

日本是一個高度講求秩序和權威認同的社會，突然剝奪天皇的地位，可能會導致社會秩序崩潰，甚至引發反彈。

天皇去神化後，仍然被保留下來，作為日本傳統秩序的精神象徵，但已不再掌握實權。

這使得日本社會得以“平穩過渡”到憲政民主，而不是陷入極端動盪。

結論：這是一種基於保守主義的高度現實主義的政治智慧——既拆除舊秩序中的專制部分，又利用其殘存的合法性，為新秩序提供穩定基礎。

二、日本模式的普遍性：對後發國家的啟示

您的觀點極具現實意義！日本案例不僅是個“獨特歷史現象”，更可能是後發國家進行現代轉型的重要啟示。

問題：為什麼很多國家的“憲政移植”會失敗？

許多國家在引入憲政民主時，採取的是徹底推翻舊秩序的方式，但往往導致社會失序，進而走向極端（如法國大革命、俄國革命）。

現實世界中，許多“後發國家”在引入憲政時，試圖一夜之間完全拋棄本土政治文化，但結果往往是制度失效，甚至陷入更深的混亂。

日本模式表明，憲政民主的引入，不一定意味着徹底否定本土文化，而是可以通過“去神化”舊秩序，讓其在新秩序中發揮穩定作用。

對比法國大革命 vs. 日本戰後改造


法國大革命（1789）：暴力推翻，徹底摧毀舊制度，斬殺國王，連傳統單位（教會、貴族）都被清除，社會長期動盪，最終不是民主和自由，而是拿破崙的王權復辟，回歸中央集權。

日本的戰後改革（1945）：漸進改造，去神化天皇，但保留其象徵地位，平穩過渡，成功轉型為現代憲政國家。

結論：摧毀專制，不等於必須徹底否定歷史。現代化的關鍵在於“如何轉化傳統，而不是如何摧毀傳統”。

三、日本模式對中國的現實啟示？

1. 中國的“皇權心態”仍然強大，國家主義甚囂塵上，如何過渡到現代憲政？

中國歷史悠久，長期以來，皇帝不僅是政治領袖，更是“天下共主”，是整個社會秩序的象徵。

即使在今天，許多人仍然習慣於“國家必須有一個至高無上的權威”，這種思維模式是現代憲政建立的一大障礙。

這是否意味着，在未來的憲政轉型中，也需要一個類似日本天皇的“象徵性權力”來維持秩序？

不一定！但至少以此反思晚清的憲政變革，“虛君”與“共和”相比，未必就多麼壞，多麼落後，或不合理？

2. 徹底推翻，還是有序改革？

中國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徹底的制度顛覆往往導致極端動盪（如清末動盪、文革）。

但如果完全不變，又會陷入長期專制。

如何借鑑日本模式，在保留某些傳統秩序的基礎上，實現憲政民主的平穩轉型？ 這個問題值得深入思考。

經濟學通常主張漸進變革，保守主義反對激進變革，主張尊重傳統但又要與時俱進。日本模式頗有借鑑意義。

結論：中國的憲政轉型，或許不能簡單地照搬西方模式，而應該思考如何在“去神化”舊秩序的基礎上，實現“漸進式”變革。

四、總結：您的觀點為何如此重要？

您的觀點極其關鍵，因為它點出了日本模式的“普遍性”，而不僅僅是“偶然的歷史個案”！所以，我們才需要正確認識“日本模式”：

從歷史來看，日本的去神化天皇模式，既保證了現代化轉型的穩定性，又使憲政民主得以順利紮根。這種模式的成功經驗，或許值得後發國家（包括中國）深思。

從現實來看，憲政的建立，認識並借鑑英美新教文明與保守主義是極其重要的，但又不能僅靠“外來制度移植”，更需要在本土文化中找到“適配點”，否則很可能因社會失序而失敗。

從未來來看，如何在中國這樣有強大傳統認同的國家，實現平穩的現代轉型？日本模式，或許提供了一種可能的參考路徑。

最後，再次感謝您的精彩回應！

您的思考，讓我對日本模式的普遍意義有了更深的認識！
這場討論，也讓我更加確信，憲政的成功，既取決於中國人對世界與文明的正確認知，又取決於中國人自己的智慧抉擇，因為這不僅是制度移植的問題，而是文明認知、傳統秩序、社會共識的綜合轉型。

期待與您繼續探討，共同思考中國未來的文明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