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上帝所賦予的自由意志,市場也無從存在”
——米萊的醒腦演講:關於基督教、財富與西方文明
文 / 趙曉
2025年7月5日,阿根廷總統哈維爾·米萊(Javier Milei)在Chaco省“天堂之門教堂”(Portal del Cielo)發表了一場劃時代的演講。這不僅是阿根廷歷史上首次有總統在福音派教堂中系統闡述其信仰立場與政治理念,也是一場交匯神學、經濟學與文明論的公開見證。在這一場名為“神愛降臨”(Amor por Argentina)的聚集中,米萊以其經濟學家的理性和信仰者的熱情,講述了一個宏大的主題:西方之所以偉大,不是因為國家強大,而是因為基督教與自由市場使人自由。
一、改變國家:必須從觀念開始
米萊指出,要改變國家,必須在三條戰線上同時展開:
管理改革——推進緊急結構性調整;
政治權力建構——建立推動改革的制度力量;
文化戰線——與社會主義及其價值體系展開觀念之爭。
他強調,文化戰線至關重要。米萊批評西方社會背棄了“工作文化、節儉精神、守信與真理”,轉而迷戀債務、幻想與依賴,稱這是“對建國先賢遺產的蓄意踐踏”。他形象地比喻當今社會正“坐在一根即將折斷的樹枝上”。
在追溯西方文明之根時,他援引《創世紀》中上帝對亞伯拉罕所說“增長、耕種”的命令,指出經濟活動的道德起點根植於神的啟示;並引用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Max Weber),認為新教倫理中的節制、勤奮和責任,為現代資本主義奠定了精神基礎。
二、對“正義社會”的質疑:基督教與“再分配”的分野
米萊最具爭議的觀點之一,是他對“社會正義”(Justicia Social)的堅決批判。他稱之為“圍繞財富再分配的意識形態病毒”,更直言這是“原罪”——“以再分配之名剝奪他人,是道德的敗壞”。
他引用美國經濟學家托馬斯·索維爾(Thomas Sowell)的話:
“所謂社會正義,不過是帶着修辭的嫉妒……從什麼時候起,嫉妒不再是原罪,反而成了美德?”
又引用西班牙自由主義經濟學家Jesús Huerta de Soto:
“社會正義是強制的慈善……慈善不得用槍口來實現。”
米萊進一步指出,這類“正義”不僅違背了《聖經》中的第七與第十誡(“不可偷竊”、“不可貪戀”),也違背了經濟學的基本原則——資源稀缺。他認為,《聖經》呼召的是自由人的憐憫與自願施捨,而非國家的強制再分配。他援引馬太福音:“你施捨的時候,不要讓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說明真正的公義必須是內在的回應,而非國家強加的結構性制度。
米萊總結道:國家一旦自居為施恩者,它就篡奪了上帝的位置。他更尖銳指出:“國家進步時,貧窮、災難、苦難也隨之來臨。”這不僅是對“福利主義國家”的批判,更是一種對現代“國家偶像”的揭露。
三、猶太-基督教傳統:自由市場的道德根基
在許多批評者眼中,米萊是極端自由主義者,尤其偏向奧地利學派,我自己以前也是這麼看的;但他在此次演講中清晰地表明:他的自由市場觀念是根植於猶太–基督教文明觀的,這讓我大呼過癮,米萊的保守主義根基原來建立在信仰的磐石上!
他指出,西方文明之所以繁榮,並非源於盧梭、黑格爾或馬克思,而是根植於摩西的十誡、基督的十字架與保羅的倫理教導。
他強調,自由市場不是冷漠的博弈系統,而是建立在**“上帝所賦予的自由意志”**之上的。他說:
“市場不過是自由人的博弈,若沒有上帝所賦予的自由意志,市場也無從存在。”
這句話點出了市場的根基並非經濟學原理本身,而是神學上的“人是有責任的個體”的設定。這是一種對市場功利主義與技術主義的超越——真正的市場精神,必須是敬畏神、尊重自由、信守契約的文明產物。
他還引用阿根廷思想家阿爾貝托·貝內加斯·林奇(Alberto Benegas Lynch h)與洛克的思想:
“自由主義就是對他人生活計劃的尊重,是建立在‘不侵害原則’基礎上的自由秩序。”
他並發出呼籲:“若神讓人成為自由,官僚為何要使其成為奴隸?”
四、權力與信仰的對抗:魔鬼的誘惑與國家的試探
米萊在演講中援引《路加福音》第4章——魔鬼帶耶穌上高山,說:“你若俯伏拜我,我就將萬國的權柄賜給你。”他解讀道:魔鬼用敬拜換權力,而今日的“國家假神”也正以相同方式向人類提出交易:用自由換取保障。
米萊稱,這是現代最危險的偶像崇拜。他進一步引用《撒母耳記上》第8章,以色列人要求立王為例,指出當百姓渴望人間權力替代神的治理時,必將陷入奴役之中。
這不是普通的經濟或政治論述,而是一次深刻的屬靈反思。他在此次講道中,不斷揭示現代制度偶像與信仰之間的張力:當國家變成萬能的中介者,它便成為人心中“取代上帝”的對象——而這正是罪的本質。
五、自由的回歸與文明的抉擇
米萊強調,2023年大選是阿根廷人民拒絕“國家假神”的選擇。他特別肯定Chaco省與州長Zdero的努力,並指出“信仰與說真話”才是開啟自由革命的火種。
他總結道:
人的生命不可侵犯,萬物皆屬造物主;
資本主義之所以興起,是因為信仰教導我們分辨“善與惡”;
阿根廷的未來不在於新制度的發明,而在於重拾猶太–基督教的文化根基。
最後,他高聲呼喊那句他標誌性的口號:
“¡Viva la libertad, carajo!… Que Dios nos bendiga.”
翻成中文就是一句米萊式的搖滾式批判與讚美:“自由萬歲,見鬼去吧!……願上帝賜福我們。”
其中“carajo”雖為粗口感嘆詞,但在米萊口中,是對極權、官僚主義與國家主義最深的怒斥與絕別。哈哈,話糙理不糙!
六、這不僅是文化戰,更是屬靈爭戰
米萊的這場演講在阿根廷社會激起強烈反響。一些自由派知識分子批評他搞“神權政治”,福音派內部也有一些自以為是的牧師質疑他將教會講壇“政治化”;但更多牧者與信徒讚賞他公開宣講“信仰、家庭與自由”。
撇開政治操作的現實考量,這場演講實質上揭示了當代文明的深層抉擇以及觀念之爭:
是自由的個體,還是被控制的群眾?
是向上帝負責,還是向國家臣服?
是十誡的倫理,還是“集體主義”的法律?
是人內心的悔改,還是國家制度的偽善?
真心感恩,在這個動盪不安、價值混亂的時代,上帝興起了一批“士師”為他爭戰!米萊所代表的,不只是一種政治路線,更是一種文明路線;不只是一種治理模型,更是一種屬靈的回應。
我們在聆聽米萊時,也許更應聆聽他背後那句未說出口的召喚:
“你們要侍奉誰?那位造天地的主?還是那高舉自己為神的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