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齊達內頭頂馬特拉奇的判決，類比“婁熊事件”

馬悲鳴

剛結束的2006年世界盃決賽是在法國隊和意大利隊之間進行的。

開場只有五分鐘，意大利隊的馬特拉奇在協防時踢倒了高速衝來的法國隊馬盧達。

點球！

法國隊由齊達內主罰。點球應聲破門。

惹出這個點球挨罰失誤的馬特拉奇臉色十分難看。

所幸的是，仍是這位馬特拉奇，在第十九分鐘時，頭球攻破法軍大門。這是整個決賽場上僅有的一個正攻得分。

進球後，馬特拉奇高舉雙手，一路狂奔，總算抵消了自己惹出的被閥點球而失分的難堪。

至此打成一比一平，直到九十分鐘主場結束。加時三十分鐘時，法國隊的得分主將齊達內用頭撞倒了馬特拉奇而被紅牌罰下，從而失去了為法國隊罰點球的機會。在隨後而來的點球大戰中，法軍四罰三中而痛失世界盃。如果齊達內未獲紅牌，這失手的點球由他主罰，形勢可能是另一個樣子。

事後接受傳媒採訪時，齊達內講出了原委，是馬特拉奇辱罵了自己，而令他寧可被罰下場，也無法容忍∶“他罵我是法國豢養的一條阿拉伯狗，他還侮辱我的整個家鄉人都是可憐的偷渡垃圾。”

齊達內是前法國殖民地的阿爾及利亞人。

暴力頂人的齊達內通過傳媒，向全世界看到這個不光彩場面的兒童道歉，希望他們不要向自己學習。

這個案子使我們想起1964年發生在清華附中的“婁熊事件”∶

前中國駐古巴大使熊向暉之子熊剛在食堂買飯時出言不遜，被賣飯的婁琦當胸給了一拳，引起糾紛。

此事校方先追究熊剛出言不遜在前，而沒有考慮婁琦使用暴力。暴力非法，而出言不遜屬言論自由。

事後校方改變判決，指責率先打人的婁琦。這事如果拿到現在美國的法庭，也只能這樣判決。可因熊剛是幹部的孩子，故鄭義等人便指校方偏袒，還發動全校各班的團支部給校方貼大字報。此事埋下了日後紅衛兵運動在清華附中發生的種子。

如今世界盃決賽場上意大利隊馬特拉奇因惡意辱罵而被挨罵的齊達內用頭頂倒。裁判員只把用行動犯規的齊達內罰下場，而沒有罰率先罵人的馬特拉奇，並最終導致意大利隊贏了法國。

馬特拉奇先罵人。齊達內後用頭頂還擊。齊達內被罰下場。事後還向全世界看到這個暴力場面的孩子道歉。

熊剛先罵人。婁琦後用拳頭當胸還擊。熊雖然沒教養，和馬特拉奇似的。但這屬言論自由。婁琦暴力還擊屬打人行兇，當然該罰。婁琦向全校師生公開道歉就和齊達內的道歉一樣，是天經地義的。

可四十年後，鄭義、仲維光等人仍要把這個案子翻過來，非說校方的處罰不公。

這就是所謂“人民的文革”的是非判斷標準。

如果按照法國人民的看法，自然應該判罰率先罵人的馬特拉奇紅牌下場而不是齊達內。那樣一來，失去主得分手馬特拉奇的意大利隊可就難贏主得分手齊達內在場的法國隊了。

世界盃的歷史將被改寫。

可惜人家國際足聯不這麼判！

“婁熊事件”的歷史自然也不能容鄭義、仲維光等人按“人民的文革”標準改寫。

【附錄】～～～～～～～～～～～～～～～～～～～～～～～～

始於“婁熊事件”的政治派別

但校方這種走鋼絲繩的策略在越來越緊的政治氣氛里終於失去平衡，其標誌就是發生在我們高631班的“婁熊事件”：某天，兩位同學發生口角，一位姓熊的出口傷人，姓婁的便出手當胸給他一拳。吵架和動手打架，在學校里頗罕見。次日課間操時，教導主任發表講話，對雙方都進行了批評．本來，全校點名批評在當時已是十分嚴厲的懲罰了，不料晚自習結束前，每個教室的擴音器打開並忽然宣布，校長將有重要講話。學校有極其嚴格的作息制度，晚自習後不得逗留教室，必須立即回宿舍洗漱就寢，校長發表全校講話更史無前例。空氣頓時嚴肅而緊張，同學們都不知發生了什麽國家大事。結果居然是上午已處理過的鬥毆事件。校長以極其嚴峻的口吻和偏袒的態度再次批評了婁琦，而熊剛出口傷人，挑起事端竟毫無過錯！其他班只是為校長的態度感到驚訝，而我們高631班卻議論紛紛，大為不平。熊剛是熊向輝（當時駐古巴大使，後任外交部副部長）之子。此同窗以一毛不拔而著名，父親放洋，學習用品中自然不乏洋貨，當時，這在幹部子弟中亦很罕見。他挾洋自重，連洋畫報也不肯讓同學瞧一眼，只是高興的時候在大伙兒面前晃一晃，得意地仰起頭，鼻孔朝天。熊剛學習甚佳，這在幹部子弟中甚是難得。但私心較重，在班上人緣較差，被班、團幹部公開視為“白專”典型（一個歷史的誤會）。他挨了一拳，大家都覺得有點活該，但覺得婁琦動手也不對，因此對教導主任公允的批評認可。校長的偏袒激起公憤。從第二天起，學校大飯廳里便開始出現大字報，向全校同學介紹打架經過，暗指校長處理不公。在同學們的輿論壓力下，熊剛本人也寫了大字報，承認自己出口傷人不對，向婁琦致歉。誰都能感覺出來，高631班在向校方挑戰，於是紛紛到我們班來了解情況。兩三天之內，大字報竟貼了半個大飯廳，極為壯觀。特別是以我為首的一張有三十餘人集體簽名的大字報，指責學校許多大事不抓，反在此事上大做文章，更使校方難堪。在我們“猖狂”了幾日之後，校方開始反擊。學校黨支部首先召集班上的幹部子弟開“小會”，秘密了解情況，分析形勢，商討對策，擬定名單，二樓辦公室燈火長明，以至通宵達旦。一種無形的壓力越來越大，同學們明白大事不好。在作了充分部署之後，校長、副校長、分團委書記親臨班會，試圖以勢壓人，一舉平息這次小小的“學潮”。我初生牛犢不怕虎，竟指名道姓地把平時與我個人關係甚好的在場領導一一點名，除在“婁熊事件”上堅持立場毫不退讓外，還“以攻為守”，對學校的工作提出批評。在我之後，同學們一一起立發言。高631班沒被壓垮，對立越來越大，實際上已波及全校。於是“分化瓦解”、“各個擊破”、層層開會、個別談話、“背靠背”、“面對面”種種高壓手段一齊上，“反對校領導”，“對黨的階級路線不滿”，“犯了政治性錯誤”等等帽子一古腦兒壓下來。同學們這才明白“婁熊事件”的實質原來是“打了幹部子弟”的嚴重的“階級路線問題”！嚴峻的“階級鬥爭”向我們這些從未涉足政治的十七歲中學生猛烈展開。班委會作檢查、團支部作檢查、除了十來個幹部子弟，幾乎全班同學“人人過關”。結果是紛紛倒戈，眾叛親離，把我徹底孤立起來，最後逼我檢查。在這種強大的壓力之下，我最終屈服，承認自己犯了“政治錯誤”，在“客觀上”站錯了立場，身為學生幹部起了極不好的作用。事有蹊蹺的是，氣氛如此之嚴重，事後校方竟未對我加以處分，也是一番苦心吧。直到文革初期，這疑團方解開。原來“婁熊事件”有其歷史背景，即仲文所提到的北京四中“四清運動”。導致四中學校領導垮台的原因就是沒有“保護好”□部子弟，沒有“堅定不移”地貫徹黨的階級路線。校領導一得知是平民出身的子弟打了幹部子弟，大為震驚，連夜重新處理，生怕這幫幹部子弟“通”了“天”，步四中後塵鬧個全軍覆沒。這本來是個防衛動作，以期自衛。但我們這些毫無政治經驗的年輕人竟認了死理，定要論個是非。

“婁熊事件”在今天看來不過是一件小事，但在當時的清華附中，卻是一個重要的轉折。事後，階級路線的調子越唱越高。幹部子弟迅即意識到自己的尊榮，知識分子及一般平民出身（更不用說“有問題的”出身）的同學亦清晰地意識到自己地位的卑下。一道“階級”的鴻溝把學生分為兩派，舊日因個性、愛好、同桌等“非階級”因素形成的友誼幾乎化為烏有。對於我來說，如果“反右鬥爭成果展覽”是清華附中的第一課，那麼這就是第二課。幾乎滑向“反黨”的危險境地使我更加敏感地聆聽黨的聲音。不久之後圍繞電影《北國江南》的激烈辯論之中，我們班依然是按照“婁熊事件”形成的界線分為兩派。值得思索的是，這回倒過來了：以我為首的一派平民子弟吸取了教訓，緊跟形勢，對黨所厭惡的“資產階級人性論”發起批判，本來就反對“人性論”的幹部子弟們因“對手”站在批判的立場，便本能地站在了辯護的立場。這一回合陣仗頗大，兩派拖開課桌，在教室里擺成“楚河漢界”。雙方唇槍舌劍，“上綱上線”，直嚇得老師們連旁聽都不敢。幾次大辯論之後，我們略占上風，因這回是我們站到了黨的立場上，而他們反而變得無所依持。 與此同時，高631班的團支部大會也變得劍拔弩張。我在支部里不過是宣傳委員，但實際上是一派之“領袖”。自“婁熊事件”之後，幹部子弟們想依靠“血統高貴”掌握班級和支部權力的趨勢越來越明顯。他們提出發展團員要堅持“黨的階級路線”，想讓幹部子弟都入了團，成為多數。當時我們的權力意識遠不如他們，主要是受不了他們那股驕橫，於是抓住“階級路線”的最後四字“重在表現”，要一視同仁。當時最有代表意義的一件事是王銘入團。同年級預642班的幹部子弟王銘（其父為公安部副部長），表現一般，團支部多次討論未能入團，遂寫狀紙一張，稱清華附中不執行階級路線，聲言要上交中央。嚇得校領導親自出面安撫勸慰，好歹扣住“狀紙”，強令團支部通過，並立即任支部組織委員，轉眼又升分團委委員。在這種局勢下，他們要發展“表現不好”的幹部子弟入團，我們擋不住。我們要發展平民或“出身不好”但“表現好”的同學入團，他們卻百般阻攔。本來支委會背後討論一下就可以決定的事，在高631團支部支委會上就很難有統一意見。即便填了表，支部大會上能否過關還是另一回事。於是，我們班發展團員的支部大會，就成了激烈的戰場。每逢我們班發展新團員，連外班的同學都擠進我們教室來“觀戰”。

開會之前，兩派都做好準備，上了會，便據理力爭，互不妥協，直到最後舉手表決，差一票也不行。

正是在這種尖銳對立的狀態下，文化革命開始萌動了。

文革在我們班形成的派別，就是自“婁熊事件”開始，後經《北國江南》辯論和發展團員鞏固的兩派，經緯分明，幾乎絲毫不錯。

——摘自《清華附中、紅衛兵與我》，作者鄭義，1996年秋於普林斯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