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78年至2003年的25年間，我國行政管理費用增長87倍（遠遠高於財政總支出的增長和GDP的增長），占財政總支出的比重由4．71％上升到19．03％，且近年來還在以平均每年23％的速度增長。行政經費占GDP比重從1978年的1.46％上升到2003年的4.0％。繁瑣的行政審批程序使政府機構設置臃腫，人員增加。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部副主任王健介紹，從經濟視角考察，即通過公務員與GDP的比例指標來看，我國是39人／百萬美元，大大高於發達國家（美國為2．31人／百萬美元），這表明我國公務員數量相對國民經濟發展而言確實較多。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國總人口中財政供養人口的比例為600∶1，而現在已經達到28∶1。算去老弱病殘，差不多10個勞動人口養1個公務員。從全國來說，光工資，每個老百姓就得為公務員承擔15487元（中國公務員年平均工資只有15487元，城市高達三四千元）。還有公款消費（公車、公款吃喝、公費旅遊、高檔辦公樓等）、機構重疊、職能交叉、文山會海、迎來送往、節慶和紀念活動、部門和行業利益膨脹。同樣是一輛車子，假如社會車輛運營成本每年為1萬元，黨政機關則要6到8萬元，其運行成本要比社會車輛高出6到8倍。此外行政成本增高還表現在：消耗的巨大財富的眾多形象工程、政績工程；上項目決策失誤；建設過度超前，改造追求高檔化；國有資產轉讓過程中的流失；土地出讓價格過低；透支資源、透支環境。我國的行政成本不但遠高於歐美發達國家，而且高出世界平均水平25％。一方面中國是世界上行政成本最高的國家，另一方面中國也是行政效率最低的國家。並且過多的行政人員，玉龍混珠，必然招致擾民。計劃生育就管到老百姓的被窩裡。錢太多了，人員雜了，又沒有強有力的權力制約，想不腐敗都難。“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奢華的行政成本要降下來難。上屆政府機構改革喊的驚天動地，但機構越改越臃腫,至今未走出“精減－膨脹－再精減－更大的膨脹”的怪圈。

各國一般行政管理費支出占中央財政支出的比重，數據採取從低到高排序如下：日本（1993年）為2.38％，德國（1998年）為2.7％，埃及（1997年）為3.06％，土耳其（2000年）為3.2％，波蘭（2000年）為4.06％，羅馬尼亞（1999年）為4.09％，英國（1999年）為4.19％，韓國（1997年）為5.06％，印度尼西亞（1999年）為5.1％，泰國（2000年）為5.2％，墨西哥（1999年）為5.28％，印度（2000年）為6.3％，荷蘭（1997年）為6.4％，法國（1997年）為6.5％，澳大利亞（1998年）為7.03％，加拿大（2000年）為7.1％，俄羅斯（2000年）為7.6％，烏克蘭（2000年）為8.52％，阿根廷（2000年）為9.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