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理·柯克在“美國回歸之旅”演講時頸部中槍身亡。Getty Images

喬納森·阿爾珀特(Jonathan Alpert)是一位在紐約市和華盛頓特區執業的心理治療師，即將出版新書《治療國度》。他於10月3日下午在《紐約郵報》發出呼籲, 抵制政治暴力的興起——呼籲受害者文化:

美國曾一度爆發政治暴力，引發近乎普遍的恐懼和譴責。

1981年，羅納德·里根總統的評價極具爭議——但當他被槍殺時，他的外科醫生說出了一句名言：“總統先生，今天我們都是共和黨人。”

正如上個月查理·柯克遇害後我們所看到的那樣，這一原則正在逐漸消退。

在曼哈頓的一家商店裡，我無意中聽到一位顧客討論這條新聞：“我同意他很邪惡，但我認為他不可能被比他更邪惡的人槍殺。”

“川普現在會變得更糟，”收銀員回答道。

他們的語氣很隨意，仿佛在談論天氣。

兩人似乎都認為，如果暴力的目標是“正確的”敵人，那麼它就可以被原諒——而這比任何一次襲擊都更危險。

這是我在心理治療實踐中經常看到的一種心態。

病人可能會把老闆形容成“有毒的”，或者把前任形容成“邪惡的”，然後突然間，幻想就冒了出來：如果這個人消失了，生活就會更好。

健康的治療會反擊，而不健康的治療則會點頭附和。

我們的政治越來越像不健康的版本——鼓勵怨恨而不是挑戰它，認可憤怒而不是冷卻它。

在2024年針對唐納德·川普的暗殺企圖之後，我的一些病人承認，他倖免於難，這讓她很失望。

“這本來可以讓我們生活沒有川普的四年，”其中一位直言不諱地告訴我。

另一位說，她覺得槍手沒打中, 她“被騙了”。

最讓我不安的是，兩位病人都期望我會同意。

這種心態並非一方獨有。一旦對手被視為邪惡而不是錯誤，暴力就開始變得合理化。

柯克遇刺案和川普遇刺事件引發的政治分歧表明，我們已經從團結走向了所謂的”正義”——這是一個危險的轉變。

心理治療也朝着同樣的方向發展。它常常使怨恨得到認可，而不是增強韌性。

對於那些情緒不穩定的人來說，暴力是怨恨走向極端。

媒體進一步強化了這種傾向。柯克遇刺後，兇手被描繪成一種奇怪的同情形象。

他討論這起犯罪的文字被稱為“感人”，而柯克本人則被重塑為仇恨的象徵。

這樣的詞語不僅僅是描述事件，它們塑造了人們的思維方式。當兇手被浪漫化，受害者被妖魔化時，道德界限就變得模糊。

暴力開始不再像犯罪，而更像是正義。

這種趨勢應該讓每個美國人感到擔憂。如果只要暴力的目標是“另一方”，它就被容忍，那麼保護我們所有人的原則就會崩潰。

如何解決這個問題？法律和政策固然重要，但文化更重要。

我們需要的是不再宣揚怨恨的領導人，拒絕將殺人犯美化的媒體，以及在暴力被正當化時奮起反抗的公民。

這就是重新定向的意義所在。

在治療中，當病人說某人“活該”死時，我不會就此作罷；我會把這句話轉化為直接的問題，讓他們聽到自己的想法。

如果病人告訴我：“川普活該被槍斃”，我會打斷他們，然後問：“所以你認為政治分歧可以成為殺人的理由？”

當病人聽到自己的話被這樣重新表述時，原本漫不經心的誇張突然變得荒誕不經，迫使他們直面憤怒背後危險的邏輯。

這種交流令人感到不適，但這種不適可以激發清晰的認識，並幫助病人開始擺脫脆弱和受害的心態。

我們在日常生活中也可以這樣做。

如果朋友開玩笑說某個政客“自作自受”，不要跟着笑。問問：“你真的是這個意思嗎？”

如果家人因為受害者來自另一黨而對襲擊不以為然，那就追問他們：“所以你認為如果暴力的對象是你不認同的人，暴力就是可以接受的？”

避免尷尬對話的時代已經結束了。

禮貌和視而不見或許會讓人感覺更安全，但沉默卻會讓危險的想法滋生。

你認為親戚或同事的言論無害，但有一天，他們可能會付諸行動。

對暴力視而不見的支持者和實施暴力的極端分子有着相同的情感，而這種情感必須受到挑戰。

這些小衝突重申了必須堅守的道德界限。

美國以前也曾面臨過嚴重的分裂。但通過戰爭、彈劾和暗殺，人們仍然共同認為政治暴力是錯誤的。

這種共識正在瓦解。

是時候恢復一條從未動搖過的文化界限了：無論目標是誰，暴力都是不可接受的。

絕不姑息。絕不軟化。

如果我們不能堅守這條界限，我們失去的不僅僅是生命。

我們失去了美國這個用選票和辯論而不是子彈和仇恨來戰鬥的地方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