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維爾·謝爾(Orville Schell)，亞洲協會美中關係中心主任，曾任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新聞學院院長。他是一位資深漢學家、駐外記者，曾擔任美國公共廣播公司（PBS）、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和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的艾美獎製片人，著有小說《我的故鄉》，並與約翰·德勒里合著了《財富與權力：中國邁向21世紀的長征》。2025年10月20日，奧維爾在 《外交事務》雜誌 發文，介紹父親習仲勛的人生及其對習近平的影響：

鑑於近年來有關中國的書籍如潮水般湧現，人們或許會認為世界其他國家早已洞悉了這個充滿爭議的國家。然而，中國的歷史演變過程在很多方面仍然難以被西方理解，其許多領導人也依然令人費解——尤其是中國共產黨總書記、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我曾近距離觀察過他的官方訪問——一次是2015年與美國副總統喬·拜登的會面，另一次是2017年美國總統唐納德·川普訪華期間。我很少遇到像習近平這樣，肢體語言和面部表情如此難以捉摸地透露內心想法的領導人。習近平臉上永遠掛着蒙娜麗莎般的微笑，他的神情令人難以捉摸。

根據約瑟夫·托里吉安（Joseph Torigian）在其巨著《黨的利益至上：習近平之父習仲勛生平》中所述，習近平或許從小就學會了不透明的本領。托里吉安援引中國歷史學家高文謙的話說，在目睹父親在中共內部失勢後，習近平學會了“隱忍克己，不表露真面目”的藝術。習仲勛是毛澤東的親密戰友，他對黨和革命事業忠貞不渝，但最終卻遭受政治迫害、虐待、監禁和流放。習近平正是在這樣的環境中成長起來的。

正如托里吉安所觀察到的，中共內部動態史對學者，尤其是非中國學者來說，是“世界上最難研究的課題之一”。他們不僅要克服巨大的語言障礙，中共對公開其醜聞也極為敏感，不遺餘力地用宣傳手段歪曲歷史記錄，並將令人尷尬的文件拒之門外。結果，官方歷史被精心修飾，唯恐暴露任何瑕疵。

然而，揭開面紗，一個截然不同的現實便會顯露出來：一個充斥着權力鬥爭、詭計多端、傲慢自大、背叛和欺騙的弱肉強食的世界——同時也伴隨着巨大的犧牲。托里吉安以如此非凡的細節刻畫習仲勛的一生，幫助讀者揭開面紗，理解父子二人是如何在政治的熔爐中“鍛造”的——兩人都用“鍛造”這個詞來形容革命的艱辛和鬥爭是如何塑造他們的。

“習仲勛的垮台是中國歷史的轉折點，”托里吉安寫道。這也是習近平家族的一個轉折點，此後他們的家庭陷入了悲劇。1962年，習近平年僅九歲，他的父親，毛澤東政府的一位高級官員，因莫須有的罪名遭到清洗，罪名包括批准出版一本關於他導師的小說。習近平因此遭受了16年的政治排斥和暴力——他被毒打得一隻耳朵失聰——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1978年鄧小平上台，文化大革命結束。

正如一位前同事回憶的那樣，習近平的清洗給他造成了“心理創傷”。然而，儘管遭受了種種虐待，習近平仍然堅稱他只想“為黨奮鬥一生”。人們不禁要問，為什麼——以及習近平家遭受的所有不公正和侮辱又如何影響了他的孩子們。

習近平的童年飽受創傷，以至於1969年被“下放”到農村，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度過了七年赤貧的歲月，並“向農民學習”，這讓他感到如釋重負。當然，他一直生活在父親的陰影下，父親被打成“反革命分子”，這在中共的劇本中是最低級別的政治譴責之一。正如托里吉安所寫，習近平因被迫譴責父親而“遭受了特殊的虐待”。人們可以想象，他十幾歲時申請加入共青團——這是每個孩子都夢寐以求的正式黨員的先決條件——卻被拒絕了八次，這是多麼屈辱。然後，在文化大革命最終結束之前，他的妹妹也飽受折磨，絕望地上吊自殺。

為了避免任何流行心理學的痕跡玷污他嚴謹的學術研究，托里吉安堅稱，他的書“並非旨在對這段父子悲劇進行弗洛伊德式的分析”。相反，他寫道，他的意圖是“用一個相當獨特的人物的一生來講述20世紀中國共產黨的故事”。通過利用主要來自中國境外的新的中文、英文、法文和俄文資料，托里吉安不僅做到了這一點，還做得更多。很少有兒子能擺脫父親的影響，托里吉安僅僅通過講述這段父子故事，就幫助讀者更深入地了解習近平的成年曆程是如何成就了他如今的。

奮鬥篇

托里吉安認為，習仲勛被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前景所吸引，“更多的是情感而非意識形態”。1913年，清朝末代皇帝退位後不久，習仲勛出生於一個農民家庭，在中國西北貧困的陝西省只接受了基礎教育。托里吉安寫道：“習仲勛是一個具有沙文主義傾向的硬漢，他從職業革命家的自我犧牲和奉獻精神中找到了動力。” 他對共產主義革命的理想化始於20世紀20年代初，即使在黨以最非理性、最殘酷的方式攻擊他時，這種理想化也始終貫穿着他的一生。

20世紀30年代初，習仲勛首次捲入黨內權力鬥爭。當時，他還是個年輕人，與陝西省兩位最著名的共產黨領導人劉志丹和高崗共事，卻遭遇了一場殘酷的大清洗，數百人被處決。習仲勛被指控“右傾”——對處決地主和鄉紳等“階級敵人”不夠熱心——並因此遭到毆打和監禁。然而，在蒙受恥辱的過程中，他始終堅定地忠於黨和革命。“我相信中央一定會澄清這件事，”他樂觀地宣稱，“我絕對不是反革命分子。”

他的命運在1935年發生了改變。當時，毛澤東為了躲避被圍困的長征，跌跌撞撞地來到陝西地區，結束了這場清洗。習仲勛被平反後，被指派負責國民黨的“統戰工作”。國民黨曾暫時與共產黨聯手抗日。之後，他前往共產黨的首都延安，擔任西北局黨校校長。

黨內沒有中間地帶。

毛澤東對敵人的偏執和對意識形態統一的渴望在1942年達到頂峰，當時他發起了“整風運動”。當時，包括周恩來總理在內的許多高層領導人被迫進行了數日屈辱的自我批評和坦白。習仲勛被派往商業繁榮的綏德地區，在那裡他協助組織群眾集會，揭露所謂的間諜、敵方特工和其他假想的政治人物。托里吉安將這些集會描述為“一種集滑稽和恐怖於一身的迫害狂潮”，並質疑如何確切解釋習仲勛的這些極端行為，在他看來，習仲勛是一個相對溫和的人。

“習仲勛是黨員，”托里吉安推測道，“所以當他被要求尋找間諜時，他就這麼做了。”他的目標是“盡一切可能表明他對毛澤東的忠誠”。結果，毛澤東最終送給他一塊白布，上面寫着“黨的利益至上”，這是他珍視的信物。儘管習仲勛被迫忍受各種政治極端主義，托里吉安卻形容他是一個更喜歡“平衡”的人，而這種平衡在毛澤東時代很難找到。

隨着習仲勛事業的騰飛，他獲得了新的職位，責任越來越大，知名度也越來越高，最終被稱為“西北王”。然而，1944年，他與郝明珠八年的婚姻破裂，兩人育有三個孩子。同年，他與17歲的齊欣結婚，並育有四個孩子，其中包括習近平。

20世紀40年代末，隨着共產黨在國民黨勢力中取得進展，習仲勛加入了毛澤東的土地改革運動。這場運動導致數百萬地主被“斗”並被處決。他對這種策略表示質疑，並試圖為一條更為溫和的“中間路線”辯護。但那是一個極端的時代，習仲勛在毛澤東接下來的反“反革命”運動中繼續順從地支持他。習仲勛甚至慫恿他的手下“殺人要足夠多，以製造敬畏和恐怖”——托里吉安解釋說，這種邏輯的前提是“黨能夠以某種方式實現‘正確’的處決人數”。

1949年，毛澤東領導的人民解放軍最終在國共內戰中戰勝國民黨軍隊後，習仲勛在新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任過多個中央政府職務。他曾擔任宣傳部長，並負責處理與當時的社會主義“老大哥”蘇聯的關係。1956年，他加入中共中央委員會，三年後成為周恩來領導下的國務院副總理。托里吉安報道，正是在那裡，習仲勛了解到毛澤東倉促推行的農業公有化，即所謂的“大躍進”，造成了人類歷史上最嚴重的饑荒之一，而“周恩來的首要任務不是好的政策”，而是“政治生存”。

到1962年，一系列令人費解的指控再次使習仲勛陷入困境。由於莫斯科與華盛頓關係緩和，以及俄羅斯總理尼基塔·赫魯曉夫強調“去斯大林化”，蘇聯成了中國的敵人；毛澤東開始擔心習仲勛可能感染了赫魯曉夫的“修正主義”病毒。當時，習仲勛勉強批准出版了一本關於他陝西老導師劉志丹的小說，而劉志丹現在正受到一些對手的批評。習仲勛被指控“與莫斯科有不正當關係”，批准了一部不正確的小說，並且是“反黨分子”。即使在無數次認罪、自我批評和道歉之後，他還是發現自己再次被他畢生為之奉獻的黨開除出黨。

“三十六年的感情一下子毀了，”他寫道，與此同時，新一輪的羞辱開始了。他告訴一位朋友，他感覺自己就像“從十八層樓上摔下來的人”。

這一切都發生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之前。毛澤東認為黨的總部和國家機關過於官僚主義和資產階級化，於是組織紅衛兵反抗。習仲勛被流放到河南省的一家金屬加工廠。在那裡，他遭受了侮辱和傷害。他被一群紅衛兵綁架，送進監獄，然後被綁着胳膊遊街示眾，在擠滿批評者的體育場裡遭到毆打，人群高喊着“倒台！放火！炸！”。後來，他被關進監獄，被反覆批鬥，並遭受了更多的毆打。

絕望之下，習仲勛給他的老戰友毛澤東和周恩來寫信求情。儘管兩人都沒有回信，但托里吉安指出，習仲勛“從未放棄對毛澤東的感情”，也從未放棄對黨的忠誠。儘管習仲勛一再向毛澤東和黨屈服，甚至迎合他們，但他仍然給人一種好意的印象：他被困在屈服與生存之間，與反對與被壓制之間。黨沒有留下任何中間地帶。

“打倒習仲勛！”

習仲勛不在的時候，他年輕的第二任妻子竭盡所能地照顧着孩子們。但由於丈夫的垮台，她在她工作的中央黨校被列入了“黑名單”，不久後就遭受了無數次身體上的攻擊。這讓她的孩子們陷入了痛苦的境地，需要那些不再可愛的父母。

“我既無法忍受看到她臉上青一塊紫一塊的傷疤，又擔心同學們會圍着她看不起她，我會感到羞愧，”習近平的哥哥寫道，當時他母親送他上學時感到很尷尬。“我經常默默地哭泣，因為我為母親和家人感到羞恥。”

習近平的一位老師回憶說，他因為父母而遭受了“極其不公平的待遇”。比如，在他母親的工作單位，只有他年幼的習近平被一群成年人拉出去公開批鬥。由於害怕自己遭受更多迫害，這位少年不得不忍受母親高呼“打倒習近平！”的口號。後來，一天晚上，習近平偷偷溜出學校，跑回家向母親乞討食物，遭到母親的斥責，並把他交給了當局。15歲時，他被帶到一個拘留所接受訊問和拘留，他後來聲稱自己在那裡“病倒了”，“甚至想過死”。1969年，他作為“知青”被送到陝西一個貧困的村莊，做了七年艱苦的體力勞動，這讓他感到如釋重負。

很少有兒子能逃脫父親的影響。

1976年毛澤東去世後，鄧小平重掌大權，習仲勛終於獲准返回北京。他形容當時的心情“既高興又忐忑”。儘管飽受官場謾罵，他仍然視再次為中國發展貢獻力量的機會為“光榮使命”。他被任命為廣東省委副書記，負責清理文革留下的爛攤子。他還被指派協助啟動深圳經濟特區建設。深圳是鄧小平批准設立的四個經濟特區之一，旨在引進外資，用市場力量振興中國落後的社會主義經濟。1980年，習近平率領中國首個州長代表團訪問美國。

習仲勛證明了自己是一位精明的改革領導人，並以思想開放而聞名。然而，儘管習仲勛及其家人最終得以復職，托里吉安表示，“列寧主義體制的核心問題”——正是這些問題導致了他們遭受政治迫害——仍然懸而未決。正如中共在1989年下令軍隊向抗議者開槍時充分表明的那樣，該黨並沒有放棄以嚴厲懲罰、甚至往往是殘酷的方式應對現實和想象的政治挑戰的習慣。因此，當習仲勛於2002年去世時，他的子孫後代不得不與他所認為難以解決的中國政治體制矛盾作鬥爭。

十年後，習近平登上中國最高領導人的寶座，滿載着父親在執政最後幾年所激發的所有希望。許多人錯誤地認為習近平會追隨父親的改革腳步，認為中國可能會逐漸演變成一種更加集體化的領導模式，採用法治體制，並擁抱更加自由的經濟。托里吉安的著作提供了豐富的線索，解釋了為什麼這些特徵最終未能成為習近平任期的顯著特徵。

比紅更紅

托里吉安承認，“一個因為家庭關係而被剝奪參與偉大革命冒險的孩子，承受的情感壓力一定非常巨大。”但他不願正面探討習近平從父親狂躁的人生歷程中汲取了什麼教訓。儘管他更願意讓讀者自己得出結論，但他留下了一條易於理解的線索。

習近平曾坦言：“父親囑咐我兩件事：不迫害人民，講真話。第一點是可能的，第二點則不可能。”當然，讀者或許會疑惑，在現代中國，這第一件“事情”是否也並非不可能。但讀完這部家族傳奇，讀者會更全面地理解，為何對習近平而言，不透明和虛偽成了生存的最佳保障。“諷刺的是，”托里吉安寫道，“要猜測習近平對他父親‘真正的想法’很困難，部分原因在於他成長於習家——在那裡，一個人從小就學會了謹慎和緘默。”

十幾歲時在陝西上山下鄉的習近平似乎還吸取了另一個教訓：避免被視為叛教者的最好方法，就是變得比任何人都更正統。正如托里吉安引用的一份報告中一位美國大使館官員所寫，習近平得出結論：“通過變得比紅更紅”，他既可以緩解自己對父親的尷尬，又可以讓自己免受進一步的批評。

然而，比父親如何影響兒子更具挑戰性的問題，卻是貫穿全書的主題：像中國這樣的一黨制國家，該如何應對一場革命？這場革命的領導人——並非來自外部殖民者、帝國主義領主或剝削資本家——竟然以“解放”的名義，成為社會的主要壓迫者。這樣的領導人，我們能指望他們坦誠地接受政府的過去，承認造成的損害，更不用說做出彌補了嗎？

德國人完成了這樣的反思，但那只是在徹底擊敗納粹之後。直到1970年，西德總理維利·勃蘭特才在華沙猶太隔離區紀念碑前跪地道歉。“面對德國歷史的深淵和數百萬被殺害者的重擔，我做了我們人類在語言無法表達時會做的事情，”他後來在回憶錄中寫道。

由於中共仍然掌權，中國面臨的挑戰遠比德國嚴峻。對於習近平或其他黨的繼任者來說，如果他們要同樣反思國家的歷史，實際上就必須把懸掛在天安門廣場天安門上的毛主席畫像取下來。這種行為將背叛所有像習近平的父親一樣，畢生致力於毛澤東革命神聖事業的人的遺產。習近平仍然崇敬黨，並將對其歷史的批評視為“歷史虛無主義”。事實上，他不太可能承認黨對他或他的國家犯下的罪行之嚴重，更不可能放棄他從父親那裡繼承下來的合理化解釋：革命的艱辛或許包含過度行為，但這些行為是可以原諒的，因為它們有助於為中國創造更美好的未來。

托里吉安似乎對中國的這種困境感到苦惱。他以這樣一句話結尾：“這段敘述遺漏了革命事業給人類帶來的巨大苦難——這筆浮士德式的交易在習仲勛的一生中清晰可見。”

尚不清楚習仲勛是否明白，要想在毛澤東時代的中國繼續保持忠誠，他必須出賣至少一部分靈魂。但顯而易見的是，儘管中國取得了諸多成就，他的兒子也面臨着同樣的挑戰。習近平最近在北京的一次閱兵式上，與俄羅斯總統普京和朝鮮領導人金正恩並肩作戰，宣稱“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勢不可擋”。隨後，他又用近乎美國式的語氣宣稱：“中國人民堅定地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站在人類文明進步的一邊。”

然而，習近平的言論絲毫沒有暗示他願意誠實面對中共的災難性歷史。這恰恰是中國成為一個真正受人尊敬的大國的主要障礙。如果習近平要直面歷史，他就必須打破共產黨關於中國共產主義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良性、富有成效的力量的偽裝。迄今為止，沒有任何跡象表明他有足夠的決心去忠實於歷史，從而做到這一點。但中國的未來幾代人，那些不受習近平家族包袱束縛的人，或許有一天會發出自己的聲音，想要推翻毛澤東的虛假舊秩序。諷刺的是，如果他們真的這麼做了，他們或許會發現，思考毛澤東最具標誌性的口號之一“不破不立”會有所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