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題《最後的革命：中國僭主政治的終結者》

一，亡國奴心態

人是應該活得有尊嚴呢？還是一味信奉那些“西方的真理”，把自己拖入一輪輪改造的地獄輪迴？家園破毀，親人喪失，從祖先的光榮中墮落，被迫向"蘇聯老大哥"乞討"援助"，老大哥死後，又向日本、美國、歐共體乞討"援助"、"投資"－－洋人的內心，因此充滿對中國的蔑視。

這樣的乞討意識主導下的改革開放，其實不過是亡國奴心態的投射。

現代化對亡國奴意識的先鋒隊們，只是墮落欲望的藉口。那些土頭土腦、貪得無厭的幹部，晝夜以權謀私，惶惶不可終日。除了走私販毒的買辦、登堂入室的洋奴外，哪有一個正派的中國人喜歡僭主巧取豪奪的"改革開放"？完全沒有人民授權的改革開放，無異於朝令夕改、貪贓枉法、今是昨非、流離顛沛。

甚至，就連暴發戶和他們僱傭的經濟學家們，也並不真的喜歡這種生活，他們不過是以此舔痔，弄假成真。這些洋奴只愛現代化的享受，不受現代化的生產，所以，中國盛產的是投機成性的風派倒爺，不是西方的浮士德式的企業家。中國的秀才不同於"修道院裡脫胎換骨一千年"的西方知識份子，只是奏摺專家，體改秀才－－好一個西學為用的東施效顰、中學為體的邯鄲學步：對香水、捲髮、西服、電影、電腦、汽車、摩天大樓、飛機導彈……的典型的第三世界式的熱情，只是某種動物本能，和"現代精神"並無聯繫。試問，這樣的"追求"怎能不淪為無根的漂泊？

中國人，正有變成猶太人的危險。中國難道不是面臨古埃及種族滅亡、文化斷絕的深淵？這樣東施效顰、鄧施效顰（鄧效顰）的第五個現代化，是典型的墮落；這樣的第五個現代化，是民族生命的深淵，與人的尊嚴背道而馳。

兩千多年前的歐洲古典世界，"現代化"也曾是一股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但它也不可抗拒地衰落、毀滅。它是由希臘人帶來，半生番的馬其頓人由之而興，東向擴張，抵達印度邊境。生番而善學的羅馬人後起直追，建立"地中海世界帝國"。這些全生半生的蠻族，當然都"託了希臘化的福"。但當時就具有"五千年光輝燦爛歷史"的埃及人，卻因此大難臨頭。同時，擁有"獨特文明又不肯同化"的猶太人，就要流離失所了。對他們來說，希臘化即當時的現代化，正是一條自殺之路。埃及、猶太，前者由於適應希臘化而滅亡，後者由於拒絕適應希臘化而流亡。兩千年後的中國人，面對相似的難題，該如何選擇？

現在，許多中國居民染上了"埃及病"－－寧要現代化而不要自己的祖國。有的共產黨博士嚎叫說，中國應該再做三百年殖民地，像斷了脊梁骨的香港一樣才好。有的共產黨教授院長賭咒說，應該解散中國。然而，共產黨與中國何干？中國何辜？真該沉淪！

不。中國並不等於僭主，僭主政權，不論它從屬那個黨派或是個人，怎能代表中國？

這些僭主走卒，是中毒太深呢，還是私心太重呢，是不肯承認自己和父母曾同流合污於僭主的事業呢，還是要為xxxx諱呢？這倒也罷了，總不該如此詆毀中國吧。中國，是五千年歷史的中國，不是僭主集團所能抵押的。再健忘的人們，也該不會忘記：正是在"現代化" 、"超英趕美"的口號下，僭主集團創造了中國歷史上最突出的政績，活活餓死五千萬民眾。

二，土法煉鋼的中國

土法煉鋼使中國自絕於現代世界，不僅喪失主導世界潮流的機遇，而且破壞接軌國際規範的可能，至今，我們仍在品嘗中共"外行領導內行"的大量苦果。中共倡導的"愛國主義"．完全是以中國國運，來祭祀僭主專政，所謂慶父不死，魯難末已。要說慶父是魯國的愛國者，正如說共產黨徒是中國愛國者一樣，無異於黑色幽默。不錯，在面對共產主義的徹底絕望中，中共先後祭起了權威主義、保守主義的旗幟，企圖配合虛假的愛國主義，在中國推行赤裸裸的軍事統治。他們偷偷以"民族主義"的名義，打出公然的反革命旗號，否定辛亥革命，以便為鄧小平垂簾聽政、私相授受僭主專政予江澤民等倒行逆施，製造理論依據。他們僱傭一批銜用文人，有些甚至是偽裝成自由知識份子的變節者，來極力鼓吹中國人民應該永遠忍受共產黨的奴役，不該反抗，不該着手建立新的政治秩序。

我們都知道，中共的權威已經伴隨它的社會信譽的完全破產而徹底爛悼，而中共政治理論和政治實踐的完全失敗，更表明中共的權威根本不可能通過小修小補來重建，根據這種國情，在中國重建政治權威的前提，是必須清算中共的政治遺產，是必須掃除中共殘餘的政治影響，從而為新的政治理論、政治實踐及其權威的出現，開闢道路。這才是健康的、唯一可行的"新權威主義"，回顧近代中國的最大問題，是社會的全盤失軸狀態，現在，重建中國社會軸心的使命，已經責無旁貸地從腐敗的共產黨身上，轉移到了廉潔的非共力量的肩上，中國人民需要張開自己的雙臂，來迎接這樣的力量登上歷史舞台。而實現這樣一場規模宏大的轉移，缺乏剷除腐敗勢力的決心是根本不行的。中國近代史一再證明這一點。

把中國現代化歷史和日本現代化歷史作一對比，就可以發現，中國的最大問題是在追蹤現代化時，發生了越演越烈的社會紊亂、文化癱瘓，從而走上了一條革命的、最終導向不斷暴力鬥爭的道路。而日本在實現現代化的過程中相對穩定地保持了社會的向心力，主構沒有解體，襯會變化而不紊亂，文化換血而不癱瘓。跟中國相比，日本獲得了順利發展的機會。中國問題，實際上不是一個單純的政治或經濟制度失調的問題，而是一個牽扯到社會病態與精神病態的全盤問題。許多人津津樂道:日本現代化靠明治維新為轉機。但明治維新何以能完成這一轉變?靠天皇制所提供的精神凝聚力、社會平衡力一一綜合性的主軸力量。而中國革命則迄今沒有完成類似的再生，沒有一個傳統主軸來支撐社會巨變。其結果導致傘柄脫落，傘架鬆散，傘面皺摺不堪、毫無生氣。為重建主軸，中國步步走上"黨國"的道路，以黨建國，以極權政黨作為建立民族國家的手段；結果卻演為以黨為目的的共產黨餡主政治。共產黨成了自慰、自謀幸福的特權集團，把"紅色江山"化做他們傳子傳孫的傳家寶；結果中國的大好河山被共產黨徒大言不慚地宣稱"是我們打下來的"，可以象私家車那樣私相授受。其典型，就是臭名昭著的"高乾子弟－－太子黨"現象。中共的高乾子弟，已經像清末的八旗子弟一樣腐化墮落；中共的太子黨，已經像清末的宗社黨一樣人人喊打。但無論清末的八旗子弟－－宗社黨和現今的高乾子弟－－太子黨如何垂死掙扎，都不能逃避日薄西山的命運，因為他們所依附的主軸(滿清皇權)或主軸的代用品(如共產黨僭主專政)，已經完全朽爛，無從修復了。這樣的障礙，不掃除行嗎？

中國傳統的主軸瓦解，基於三個因素:

(1)對外戰爭屢遭失敗，喪權辱國，從而喪失了統治的權威，權力中心發生動搖。在滿清，對外戰爭主要體現為軍事鬥爭；在中共，對外戰爭主要體現為經濟鬥爭。共產黨整人有術，治國無方，連國民黨反動派也遠遠比不上，便自己的政權完全缺乏說服力與合法性。

(2)西方的共和主義、民主思想對滿清政權的滲透，以及人權保障、富裕生活對中共政權的否定，改變了中國知識階層的世界觀，從而動搖了傳統結構最隱蔽的心理基礎。

(3)排滿與非共的民族意識的崛起。在清末，以華僑和租界為前鋒；在現今，則以現代通訊與出入國人員為媒介，傳播開來。我們知道華僑在辛亥革命中的動力作用；租界的基地作用，是因為它接近西方共和主義，又能逃避滿清專政力量的迫害。它們傾向於反對滿韃子政權，敢於懷疑中國傳統並向之挑戰。然而辛亥革命提出的根本思想卻是"驅除韃虜，恢復中華"。這是典型的中國思想而非西方思想。所以，要結束中共的僭主專政，僅僅依靠民主思想、人權意識、富裕生活的召喚，是遠遠不夠的。我們還需要民族尊嚴的支持，需要民族自豪感的鼓舞，並以之作為超越個人經驗和社會得失的槓桿，才能走出時代的黑暗。

反觀中國的歷史和現實，我們可以看到，中國所面臨的社會轉型之路，先後被一個壁壘即幾百萬人口的旗人集團和幾千萬人的共黨集團所阻(他們分別占總人口的百分之一和百分之三)。旗人集團並不屬於中國傳統社會的結構性部分，即，中國傳統社會並非發展到某一時刻就命定要遭異族統治。只是由於十七世紀中國社會形勢和東北邊陲局勢的巧合，滿洲軍事蠻族的統治籠罩中國，並延續了兩個半世紀。這種統治違背中國人意志，因此不能按照"現存的即合理的"說教去推斷是"中國人民選擇了滿清政府"。實際情況只是滿洲人和共產黨相似，具有較強的集團組織力和社會組織力，使它有可能利用廣泛的社會統一戰線，以各個擊破中國人分散的集團性反抗(由於明末社會內耗的白熱化，中國人終於沒有形成統一的反抗，對滿洲的戰鬥只是停留在集團性和地區性反抗的水平上)。從而以其策略性和暴力性，建立了一種不自然的、奴化的秩序。這個偶然的壁壘，後來就成為十九世紀以來中國現代化進程的一大障礙了。在這一點上，中共集團與滿清集團太是相似了。中共也是一個邊緣人集團，不是中國社會的結構性部分，而是在內憂外患中，把自己的意志憑藉武力強加給中國人，而建立的一個僭主專政。隨着它造反初期的極度社會動員能力的退化，中共已經越來越成為中國社會的包袱而不是資源了。

以滿八旗為主的旗人集團，在中國不僅是一個異源文化集團，有其特殊的風俗習慣，且是一個政治特權集團。國家不惜工本地豢養着它，以證明政權的合法性。八旗子弟享有政治上的特權和經濟上的優惠，這個"天生的統治階級"憑藉肉體生育的力量自我延續，他們是真正的剝削階級－－非生產性的政治販子和寄生蟲。他們的存在，顯然並不與奉行了一千年之久的中國科舉制度在結構上默契。也就是說，八旗子弟是一個打入了中國科舉制度和官僚體制的楔子。它先是導致壓制性的僵化，後是招致了開放性的腐化；在這兩個階段中，它的壟斷性與排他性都比中國官僚體制本身，更嚴重地阻礙着中國的現代化。

同樣，共產黨僭主集團，也是一個來自共產國際（相似於國際游牧人集團）指令的一個異源集團，這個特權集團甚至也有其特殊的風俗習慣和內部紀律，是中國的國中之國，它強迫國家不惜工本地豢養它，黨庫通國庫，高乾子弟享有政治特權和經濟特惠，它憑藉"老子英雄兒好漢"的血統論繁殖，自我延續，是真正的民族吸血鬼。這個超經濟的剝削階級，是喪失了生產能力的政工幹部和社會寄生蟲。他們的存在，同樣要麼導致壓制與僵化，要麼帶來開放與腐化，嚴重阻礙中國的現代化。

顯然，現代化要求機會均等，這樣方能激活每人的主觀能動性，所以它廢除身份特權，予平民以同樣的競爭機會。沒有這種政治革命，經濟起飛是不可想象的。但作為人口上的少數民族，文化上的落後民族，軍事上的野蠻民族，政治上的統治民族，滿清八旗子弟與中共高乾子弟卻不願打破種族與階級界限，不願放棄特權，它害怕機會均等將取消其社會政治上的人造優勢。在特權庇護下，他們不勞而獲，倒買倒賣，性情越來越懶，能力日益退化，養花鳥、賣古玩、玩女人、賭博抽大煙。他們對自食其力的競爭，根本沒有思想準備。民主改革意味這些低能的傢伙，將在自由競爭的洪流中淹沒。

正是在這種意義上，在中國境內最有組織性的集團－－過去的幾百萬享有特權的旗人，現在的幾千萬享有特權的共產黨徒，構成了中國現代化道路上的最大壁壘，而從歷史沿革上說，這些廢物和垃圾的合法存在，完全是因為滿洲首領竊據中國的帝位或因為中共"四個堅持"的符咒繼續作法。只要滿洲首領依然竊據帝位或只要中共繼續僭主專政，那麼八旗子弟、高乾子弟這些人渣就難以掃除乾淨。因為他們本能地意識到，中國改革成功，他們的特權就將抹去。不論滿清可汗和中共僭主如何粉飾自己的不義起源(這尤其表現在他們的欺騙性宣傳和權術至上的性格中。所以，他們必定要藉助文字獄黨同伐異、剪除異己)，卻無從改變：他推行和維護的，是不自然的異族或異文化(如馬列統治或留髮不留頭)；而以少數人統治多數人，必定要依靠一個堅硬、殘酷而嚴密的組織，推行奴化，所以反過來依賴這個組織。如中共在改革過程中，首要照顧其組織利益，而一旦這特權組織與改革過程發生衝突，改革就必須讓位、停滯。在這裡，滿清和中共奉行的基本原則，同樣是"組織("旗"或"黨") 高於國家、政治特權優先於經濟效率。

誠然，光緒皇帝和胡耀邦都曾有強烈的現代化決心，所以他們決心逾越滿漢藩籬、"調整黨群關係"，欲置八旗和高幹的特權於不顧，但結果如何？他們不僅未能打破這幾百萬人、幾干萬人的消極反抗，反被決心固守特權與傳統的滿洲親貴、中共左派給監禁、殺害，戊戌變法和八九民運的失敗證明：日本的舉國一致的明治維新之路，斷不能通行於中國。在日本，大名們可以奉還版籍、放棄傳統的特權，因為他們和天皇一樣，與被治階級同屬一個民族和一種意識形態("神道")，歸屬感極強，因此他們並不真的害怕會被革新的潮流吞沒掉。所以西鄉隆盛領導的"薩摩藩叛亂"，不僅太晚了，也太孤立了。而在中國，即便對八旗與高幹最有號召力的滿洲可汗、中共僭主，也無法說服他們放棄特權，加入現代化的行列。

那麼，還有什麼平民能夠以和平方式除去這些廢物和垃圾呢？顯然，除了徹底的政治與社會革命外，中國已經無路可走。

決心不惜代價也要推進中國現代化的人們，日益認識到：要取消八旗與高幹的反動特權，就不得不粉碎這特權的最後麇集地－－滿洲可汗與中共僭主。因此，現代化要求先是民族認同，繼之以民主意識的結合－－形成綜合的革命力量。這股綜合力量，既容納關心民族事業的愛國志士，又鼓勵熱愛民主事業的自由黨人。即便在革命黨內部也同時包容這兩股力量，所謂"國父"孫中山也同時並存這兩種要素。早期他是民族志士，以興中會為代表。到後期，他是自由黨人，以同盟會為標誌。革命力量的這種綜合，也是革命勝利的中國局勢特別複雜的根源。因為在上述兩種思潮之間的人們，是迫於特殊的社會形勢和大敵當前，並非出自民族志士與自由黨人之間的認同。

對當前和未來的中國，我們需要一位足以綜合民族力量的人物。以便同時吸取兩股合力，造就一個新國家。對中國來說，主張廢除專制政治的，並不是單純的共和主義思想，如法國人革命那樣；也不僅僅是專制制度在對外鬥爭中的挫敗，如土耳其的廢除蘇丹；中國廢除專制政治的最直接的理由，當是為抵禦列強而掃除障礙：以便在政治動員與社會平權的矛盾中，開闢民族前進的道路。現代化的衝擊力與八旗子弟－－高乾子弟的壁壘之間的決戰，是不可避免、無法調和的。

八旗和高幹的特權，較之同族或是同種意識形態統治的專制國家(如明治維新前夕的日本)，具有更大的爆炸性、中國人在此面臨歷史的抉擇：要麼被這頑固的壁壘阻隔在現代化之外，要麼擊潰這壁壘的最後支柱。

當前中國的局勢，與清末極相似：高乾子弟就像八旗子弟一樣遊手好閒、玩世不恭、腐敗喪德、禍國殃民。所謂"中共第三代領導人"－－以江澤民、李鵬等人為代表，實際上是高乾子弟的中堅份子，等而下之者，則為形形色色的官倒、買辦、盜竊國庫份子。中國的命運掌握在這批人手裡，決不會有光明的前途，他們比他們推行階級鬥爭、民族自殘的父兄更為墮落，和清末垂死掙扎的"宗社黨"如出一轍。

老一代共產黨人不學無術，以外行領導內行的腦袋，胡亂指揮，禍國殃民；而太子黨、秘書黨等高幹餘孽，則以父輩餘蔭、巧言令色禍國殃民，如果不排除他們，讓新的政治力量執政中國，我們民族就只能在窄路乃至絕路中徘徊，進一步、退一步，無法走上人道和活路，無法穩步前進。依據共產黨歷史性失敗的教訓，新的政治力量必須具備兩個不同於中共的特點：專家治國，摒棄中共外行領導內行、假公濟私的惡習；政治民主，消解中共僭主專政的叫花子遺產。

三，僭主集團的蛻化變質

現在共產黨已經完全蛻化變質。高乾子弟被外商收買，與土匪出身中共官府層層勾結，掠奪瓜分地皮，出賣國家資源，進口外國垃圾甚至核廢料……他們手持外國護照，隨時準備開溜，因此不顧人民健康，杜絕子孫後代的出路。他們盜竊國庫，把國有資產轉移到私人名下，並通過共產黨壟斷的銀行，把大量國家資金，偷偷轉移到外國銀行，存入他們的私人帳戶。對這樣大規模的、制度化了的犯罪行為，共產黨官僚機關不僅拒不審理，而且公然保駕護航，甚至對敢於稍加披露的新聞報道，以"泄露國家機密"的罪名，嚴厲打擊，比挖了他們的祖墳還要驚恐萬狀。

共產黨控制的公檢法機構，以黨同伐異為最大職能，因此只會保護而不會打擊這樣的犯罪。公檢法機構本身已經成為貪贓枉法的大本營，因此夥同海關和軍隊一起走私甚至販賣毒品，罪行累累，罄竹難書。這樣的政權除了垮台並受到公正、獨立的司法審判，還應該有什麼別的出路？

中共這樣的政權，因為知道自己十惡不赦，所以特別頑固地拒絕和平改革，他們害怕司法獨立和新聞公開，會把他們的醜聞和罪行，交付公正的法庭，予以清算。

中國革命曾經是世界歷史上最慘烈的革命，因為它是"遲到的革命"。遲到的革命越演越烈，致使中國文化遭到廢棄，社會結構全面瓦解，人民生活徹底紊亂，在這影響深遠的過程中，社會中堅與文化階層完全雕零沒落。

我們曾經做着一相情願的好夢，相信廉潔與效率會隨着共產黨統治而逐漸強化。但那陰陽怪氣的炸雷(毛澤東在天安門上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只讓千百萬人頭落地。命運註定我們還要承受苦難，用鮮血把荒蕪人煙的魚肚白，染成鮮紅鮮紅的朝霞！－－靜默不語的人們，是被這偉大莊嚴的景色迷住了，還是被這深刻的恐怖嚇傻了？是由於個人的感情而做逃兵？還是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中國的革命故事已經夠長夠長的了。難道中國的古裝戲演得還不夠？難道天安門上"猶頭馬臉"的化裝舞會，開得不夠濫？蒼白的唯物主義邏輯、娓娓動聽的解放全人類的大道理，帶給中國人的，僅僅是布滿血絲的眼晴、青筋暴起的手臂。冬天的，太冬天了！冬天的壓迫，應該讓位給春天的喜悅、夏天的戰鬥！

在共產黨統治前，中國已經身染沉疴。民族沉淪，容忍外人樹立"狗與華人不得入內"的廣告；在喪盡民族天良的身家性命中怡然自得……墮落成了快樂源泉！所以我們看到，凡共產黨肆其統治的任何一個社會(俄國、中國、越南、古巴)都是陷入國家破產的社會：俄國是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而破產，中國是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而破產，而越南和古巴乾脆就是法國和美國的殖民地。所以任何地方的共產黨僭主專政的殘暴，一半出自階級鬥爭教義，一半出自國家破產的社會危機，以及對危機做出的變態反應。共產主義的病態反應，因此一方面殘暴，另方面也註定長不了，每一個中國之子啊，面對蛻化變質、日益腐爛的共產黨統治，再不要自命清高，以潛台詞為"除我之外"的埋怨，來譴責"中國人的無生命、無血色"！我們要捫心自問：我還有生命嗎？我還有血色嗎？

自身墮落的道義責任，當然要由自身來負。佯裝天真、推諉罪責，實在令人厭惡。如果我們有救，中國必定有救；如果我們不可救藥，怎能委過於中國？

－－共產黨蛻化變質的"罪魁"是誰？是內部興起的野蠻主義嗎？不是。內部野蠻的狂風，是在廢墟的倒塌所激起的，而不是它造成了廢墟。

灰沙瀰漫，並無破壞城堡、折斷廣廈的能力；而摧枯拉朽、掃蕩廢墟、打開新基者，必定有待新的力量。很明顯，"背後的罪魁"是外部世界對中國的壓力，它的另一面相，是中國對現代世界的不適應性。多年來，我們習慣於把這罪魁叫做"西方帝國主義的侵略"，但這並不全面，為什麼西方帝國主義的侵略，摧毀不了日本？因為日本適應了，並進而成為兇惡的列強之一。中國卻沒有適應，結果淪為列強宰割的對象，並淪為日本起飛的墊腳石。中國的災難因此變成雙重的，被西方打敗了，被日本比輸了。現在，當西方的衰落迫使他們降低了侵略性的時候，中國的不適應性在共產黨領導下卻增加了：中國的人均產值排到了一百二十幾位。

比文明比敗了，只有比野蠻？！比報酬比敗了，只有比貢獻？！

依照血淋淋的列強準則看來，精魂的游離、結構的崩潰、生活的混亂、文化階層的解體，不失為"千年一次的巨大機會"、所以當我們看到"中國革命的惟一結果，即為國家權力的強化"，就絲毫也不會吃驚了。和野蠻主義互為表里的"革命運動"，無異於一架超級推土機－－其使命是，掃平強國之路上的一切障礙！惟其如此，我們才不致事後聰明地指責中國革命中的瘋狂變態……

真的，為了適應西方帝國主義對中國的打擊，一切常規的努力先後失敗了，除了"用野蠻來回答文明"，中國的選擇幾乎是零。唯一的希望僅僅是：隨着世界壓力的增長，中國的內應力也要增強，否則"單方面維持和平"的願望，是不能維持和平的。而內應力的增強，體現為個人自由、"非整體性權利"的剝奪。正如孫中山曾經疾呼的，中國不是個人自由太少，而是個人自由太多！依靠自由散漫，是無法對抗專制獨裁的。所以，如果人民缺乏"健康的自由必有的前提－－自律"，中國如何走出專制獨裁和自由散漫的徘徊，一統就死、一放就亂。

共產黨曾經作為中國實行徹底的社會動員所藉助的工具，而登上歷史舞台，他們六親不認，具有遠大的理想、鐵血的意志、殘忍的心腸、狡猾的策略、骯髒的手段，所以戰無不勝、攻無不克，以最原始的方法，實現了中國社會最初步的現代動員。但是，絕對的權力導致他們絕對的腐化，物換星移，當今的共產黨，已經墮落為中國社會進一步動員道路上的最大障礙，成了中華民族解放事業的最大公敵。中國要富強，必須新的動員，必須撇開共產黨這個腐臭的絆腳石。

在中國實現新的社會動員之前，中國社會只能作為西方世界的附庸，而無從獲得全球意義的地位，無法坐在世界的圓桌會議上。中國的太陽尚未興起、發光，"中國"就依然還是一個模糊的地理概念、文化概念甚至歷史概念，而不是一個嶄新的政治概念、經濟概念、戰略概念。今天，有誰能自豪地宣布:"我們是一個中國公民"？現在，中國多麼暗淡！這不是因為"太陽還沒有從中國升起"，而是因為"中國還沒有找到太陽"！是的，並不是太陽拋棄了中國，而是中國拋棄了太陽！

今天的中國，仿佛陷落無邊的黑暗，於是日本人誇下海口、散布無知："東方的太陽在日本，中國僅僅屬於過去。"共產黨配合日本占領了中國，甚至配合日本證明中國業已死亡，但是，新一代的中國人將起來，看看中國的太陽。

當它破曉的時候，慘白的曙光令人詫異。長期的沉淪使人麻木，突然的甦醒帶來震驚－－但相信吧，新的太陽，已在地平線下面滾動着……為此，我們需要一位"忘我，並因忘我而不可一世的民族精神的化身"－－他能夠把命運的力量緊握在手，把中國拖出日益沒頂的共產黨深淵。

一個超道德者，而不是喪失道德者；一個忘我者，而不是自我中心者；他是中國的動力，他是未來中國的見證，他不要光復舊物，而要鑄造未來。他結束共產黨的貪污腐敗低效率，激勵中國、動員中國。

我們不需要問他毀滅了什麼，犧牲了什麼，而要問他創造了什麼，贏得了什麼？

如果世上還有真理，那無非就是：中國民族若要自救，就必須拋棄"不奮鬥也能苟活下去的最後希望"！

四，僭主集團的無法無天

中國的僭主統治缺乏法律基礎，既不是建立在君權神授的理論上，也不是建立在人民授權的普選或是任何憲政基礎上的；而是建立在槍桿子和筆桿子聯手作戰的強盜邏輯上，因此除了槍桿子暴力機器的強迫，共產黨還擅長筆桿子進行宣傳、洗腦，其法寶，就是馬克思所謂的"社會發展五階段論"。

社會發展五階段論以十九世紀盛行的歐洲中心論為前提，規定所有人類社會都要經過"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最後達到"社會主義社會"，而經過列寧－－斯大林主義的修正後，為達到社會主義社會還必須經過"無產階級專政"即無限制反人性的僭主獨裁（號稱"無產階級專政"）；又經過毛澤東"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第二修正，僭主獨裁被延伸為漫長到無止境的甚至要長達一萬年的"全面專政"（"一萬年以後還有左中右"）。這種假定，為共產黨政權殘暴的極權統治提供了某種理論說明，就像"人民主權論"為法治國家的存在，提供了合法性似的。按照此說，整個人類文明史，是階級鬥爭創造的並且持續推動的，其言下之意，一旦階級鬥爭停止(如階級差別的消亡而自行中止)，人類文明必失去動力。所謂"不鬥則退"、"不鬥則垮"這類口號，確是點破了馬克思主義社會發展五階段論的血腥本質。而階級鬥爭的最高形式就是共產黨武裝奪取政權，如馬克思主義者所組成的僭主集團通過奪取政權和實行專政，來建立所謂"社會主義社會"。這種理論賦予中共的胡作非為以"犯罪的合法性"。這種合法性是和任何一種可以長治久安的社會合法性，是格格不入的，不是建立任何可以預測的基礎上。

在毛時代，中共的社會就是這樣以階級鬥爭為綱，中共的政治成為一切社會生活的統帥，階級鬥爭一抓就靈，武裝鬥爭被看作是推動社會發展、國家進步的主要方式，戰時共產主義體制被看作是發展社會主義經濟的最佳方式，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所包含的理解力，就是如此簡單明了，和石器時代差不多了。它把社會生產等同於戰時動員，把人命等同於生產工具，結果在中國恢復了秦朝以前和蠻族入侵年代（五胡、沙坨、遼金元清）的人身依附關係的農奴制，把工廠的工人也變作工奴，全國人民都像蒙古時代一樣，被迫充當共產黨的"兵"("八億人民八億兵") ，一種毫無人格尊嚴的"螺絲釘"、圍繞這種戰時共產主義建立起來的社會組織系統，僅僅具有社會發展五階段論的意義、無產階級專政的意義。從當代世界流行的人民主權論的法治社會的觀點看，這種先鋒隊實行獨裁的僭主專政，由於拒不普選，其合法性是不能成立的。

如果我們"超越意識形態分歧"、"超越制度分歧"，屈尊同意馬克思所創立的社會發展五階段論的分析與判斷，承認強化階級鬥爭、武裝奪權並進而建立強制性的僭主專政的政治結構，用戰時共產主義的方式強化社會積累－－因其人為地"推動歷史前進"，也就一時聲名大噪，甚至"階級鬥爭為綱"的政治模式和依附這種模式的生活方式("艱苦奮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等草菅人命的虐待狂做法)，也是以社會發展五階段論的"超前性展望"為依據的，因此雖然不切實際但畢竟因"現存的就是合理的"而獲得了某種合法性……但是且慢，鄧小平的"改革"卻無異宣判了中共的合法性已經蕩然無存，因為中共建立在五階段論之上的全部理論與實踐，已經逐漸退出"現存的舞台"。實用主義原則，就是沒有原則；通過改革開放而日益暴露其左右失據的非法性質。

當然，中國現代史上有過民主運動，但還沒有形成民主制度。民主社會的文化對中國來說，更是可望不可即的奢侈。但這種現狀並不能反過來證明中共政權依然合法。正因為中國的民主運動還沒有成功，從而造就民主的制度和民主的文化；所以中國社會的全面現代化也就始終只能停留在藍圖里。所以更需要指出起源於共產國際的中共已經完全喪失了中國意義的合法性；不僅遠離人民主權論的合法性，甚至不合無產階級專政的僭主獨裁的合法性。我們知道，經濟現代化的社會前提是法律現代化，而不經歷一場社會民主革命並建成一個法治的憲政國家，中國的經濟增長只能導致信用瓦解、貪污盛行、治安惡化、道德淪喪，任何方面的現代化，都沒有成功的指望。而和平的民主變革在今日中國所遭遇的日益增大的困難卻表明，改革的進程正日益逼近其核心障礙：共產黨是否放棄僭主專政。

在中國要推進和平的民主變革，就須以民族利益為先，超越黨派意識形態情結，但在中國，意識形態情結說到底不單是意識形態問題，而關繫到社會權力建構的合法依據。而在共產黨僭主專政國家實行政治改革，必定意味對共產黨意識形態的社會整合力進行修改甚至讓渡。

民主進程和自由表達意見是互為表里的，但在一個缺乏法治的僭主專政的社會裡，這卻是"不合法"的，要遭到嚴酷鎮壓的，而在共產黨的語彙里，"鎮壓"往往是和"處決"、"槍斃"、"開膛取腎"同義的，而沒有民主進程甚至民主運動的支持，任何民主制度都無從形成。

從總體看，民主制度所認可的大眾參與，也是民主進程和民主運動最重要的特徵與遺產。所以，如果大眾不是積極參與社會政治生活，則民主政治的合法性，無從確立，並缺乏支持。但在中國，不論是推進民主運動，還是建立民主制度，面臨的難題卻是"爭取民主是非法的"這一壁壘，因為中共社會的權力結構是建立在專政理論上的。儘管為了經濟改革救亡，共產黨賭咒發誓要使文革式的鬥爭永不再現，要在中國建設民主政法治，但"六四大屠殺"卻表明，這終究是是一派謊言。由於採取頭疼醫頭、腳疼醫腳，黑貓白貓抓住老鼠是好貓的土財主做法，鄧小平這個自封為設計師的四川土地主完全不懂宏觀設計，摸着石頭過河幾年下來，才發現他的"改革"本身已經遭遇沒頂之災，遭遇到合法性危機。

如果我們承認建立在五階段論、階級鬥爭學說之上的共產黨政權是合法的，那麼，鄧小平改革就完全沒有合法性；反過來，如果確認人民主權論的憲政原則的合法性，則建立在階級鬥爭創造歷史之上的共產黨政權，從一開始就錯了，等於是沒有合法性的強盜運動。顯而易見，一個政權不可能擁有兩套互相牴觸的合法性；"天無二日、民無二主"的現代理解是,兩套合法性無法在一個社會內部和平共處，一國兩制完全是鄧小平式的混淆黑白的瞎貓謊言。

目前中國社會面臨的一系列困難，就是由於妾身未明、兩種合法性的交戰，而造成的。

五，僭主集團的最後掙扎

為了在合法性瓦解的垂死狀態下，重振疲軟無力的權威，中共祭出"愛國主義"的法寶，企圖在半個多世紀的賣國求榮的共產主義革命之後，通過盜用"民族主義旗幟"，來號令反民族的殘餘共產主義勢力。

本來，中共的"國際主義"是對愛國主義的背叛；中共的階級鬥爭是對民族主義的殘害；但現在，窮途末路的中共，再也不顧廉恥，重施故技，把以前盜用"自由"、"民主"旗號來實行獨裁、專政的看家本領，轉換到對"愛國主義"、"民族主義"的強姦上來了！

難道，我們還可以認同這種強姦嗎？中國人民真的就是這樣下賤無恥嗎？

二十世紀對中國的良心，是場連續不斷的惡夢。它以拳民暴動和八國聯軍的硝煙作為開幕式，繼之以日寇的入侵和中共的奴化，紛擾殺戮，迄今未已。"二十世紀的中國"，堪稱"苦難"的代詞，也是對中國民族主義和愛國熱忱的磨練，並以革命和戰爭的巨額犧牲，列入世界之最，從器物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諸層面看，這是一個極度貧乏的、沒有任何生育能力的世紀，而它造成的破壞，卻需要至少一兩個世紀方能消除。但惟獨在心理文化的意義上，二十世紀的慘劇也許向中國提供了某種"建設性"，也就是說，它創造了某種"新的但是野蠻的國民性"，至於終究是禍是福，眾說紛壇，不能一概而論。

命運何其如此不公？災難深重的二十世紀，向中國索取了那麼多，可是給中國的補償，卻這麼少。

急劇顛簸的二十世紀，其對中國的索取仿佛劫奪，仿佛摁住中國的狗頭，強迫它吐出帝國時代收穫的擄物和虛榮。祖宗歉下的債，要出子孫來償還？！一百來的中國，殺人盈城的結果，僅僅是建立了兩個"民國"(或曰兩個"共和國")，這兩位該死的難兄難弟相反相成，在鬥爭中相扶至今，這也算是中國的二十世紀從嗜血的命運女神那裡獲得的"報酬"？但時值今日已經看得很清楚：即使這麼一點可憐的賜予，也沒有多少持久的價值。現代中國的一切，無不是現出"過渡時期的匆忙"、"青黃不接的紊亂"－－太多種不協調的雜質紛陳不已，其典型的雜拌毛澤東，還被他的走卒林彪冊封為"偉大的頂峰"，這是雜拌的頂峰、亂黨的頂峰、厚顏無恥的頂峰。

我們終於看清冰冷的事實：不僅二十世紀，而且連二十一世紀的大部分時期，中國都將是一片全方位的不毛之地，一片由"類人"而不是"人類"組成的沙漠！沒有陽光，沒有空氣，沒有繁殖甚至沒有生存的餘地：

"西方的衝擊"，比蒙古、滿洲的奴役，給中國留下更深的創傷，並孵化了一批文化雜種，好像蒙古人、色目人（回民）、日本人在中國留下的生物雜種。這些人生不下子嗣，這群騾子儘管任重道遠，卻只是為來者開道。他們的事業，註定只是浮橋甚至只是天邊的虹霓，而不是什麼"彼岸"，甚至連一座汪洋中的荒島都不是。儘管他們以各種各樣的"主義"宰割着中國的良心，並把碎屍萬段的殘忍封為"愚公移山"。縱火燒山，彼譽為"開墾梯田"；把污染河流，叫"工業建設"！

兩個人種的雜交的，只能是雜種；而雜種的遺傳是不穩定的，好壞的差距常常驚人。－－因為雜交引起種屬特症的紊亂，多數子嗣在許多方面明顯弱於父系或母系。兩個文化的雜交也是如此。文化雜交要產生穩定的新品種，沒有數百年淘汰和同化的過程，是根本不行的。

中國以前與外來的印度文化雜交，達到新的平衡，花費了四百零五年時間(184－－589年)。而現代和歐美的這一次雜交，已經用掉至少一百六十年時間（1840－2001年)，但整個過程，至今不過走了一半。推進中國與歐美間的同化過程，也是中國的自新過程。它的功能除了無意識的雜交，還需要有意識的使命：剔除中國在這雜交過程里產生的種種雜質，淘汰不利於中國文明發揚廣大的因子，不惜以痛苦的方式，使新型的中國文明成為可能，在這種意義上，中國百年革命的最終結束，猶如一場猛烈的錘擊之於渴望成鋼的廢鐵；猶如劇烈的抗生素加之於敗壞了的血液！而結束中國百年革命的最後一場光榮的革命，就是結束共產黨僭主專政，在中國確立憲法統治。

中國百年革命的最後階段，不是反革命，而是"革革命"－－以毒攻毒，以革命結束革命！這仿佛不做完最後的縫合手術，病人只能流血不止，無法健康痊癒。不縫合，則無法將革命的手術與康復的建樹，形成一個有機過程。為此縫合，中國需要一場空前規模的調整。包括社會調整與精神調整。這樣的手術，不得不通過冷靜高明的鐵腕來實現："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道德經》)難道，這樣的手術和淘汰是"不道德"的嗎？不。這樣的手術和淘汰才最符合古今中外一切道德的核心：只有讓該死的死掉，才能保全生命、淨化生命。有意義的揀選，是新生命的開始，也是新政治的開始："天聽自我民聽；天視自我民視。" (《書經·皋陶謨》)

在共產黨僭主專政下，鞋匠治國，結果社會問題日益嚴重，甚至危及中國的生態平衡，茫茫中國竟無一片淨土。生態危機又反過來加劇中國的社會問題，如此惡性循環，結果中國大地年年洪水泛濫，顆粒無收，人民流離失所。在這樣比蘇聯、東歐遠為惡劣的社會和生態條件下，"結束革命的最後一場光榮革命"，不僅要肅清社會病態，而且要肅清生態的病。只有以不計毀譽的愛國精神，才可能為了中國不惜背負贖罪的惡名，避免中國的生態結構遭到徹底破壞，大好河山被拖入萬劫不復的絕境。如果我們僅僅把這視為"解決人口爆炸危機" 那就太皮相了－－事實上，中國的人口危機只是生態危機的一部分，並加重了生態危機；而生態危機本身，卻是和西方文明衝擊中國的全過程密切相關的。只有實現了中國社會文化的純化，生態危機才能緩解，並最終解決。不應把這純化僅僅理解為"拒絕西方的垃圾"(包活精神垃圾和物質垃圾)，那只是消極的純化。中國所需要的積極純化，還包括對自身傳統的純化，對中國不適應現代世界挑戰的疲軟狀態的純化。只有供上如此豐盛的祭品，中國的本來才可能是"屬於中國"的。

欲創造一個新的民族，必先創造一種新的精神！欲創造新的精神，必先創造一個新的動機！而後新的精砷才從無邊的荊棘叢中，茁壯而出。而後，新的民族才從亂石堆里，頑強湧現。

嬰兒首先發出的呼叫是"媽媽"，"媽媽"－－這是雛烏啁啁聲與小羊咩咩的人類形式，"媽媽"，是人遇到危險和困難的求救信號，所以人稱關懷者為"媽媽"。"媽媽"的呼叫－－並不表示欲望本身，而是欲望的前奏。而一個民族的媽媽，就是他的精神故鄉。

嬰兒會說的第一個字是"要"，然後才是"不要"。所以共產黨僭主的"不破不立"－－是錯的；中華民族的"不立不破"，才是正確的。嬰兒不僅會說，還會用神情、眼色、劇烈的肢體痙攣、拼命扭動的身軀，來宣告欲望，不達目的，誓不罷休。"要"與"不要"－－這也是民族意志的最初呼聲，是民族意志的最終形式：要憲政，不要專政；要愛國士義，不要共產主義。"要"與"不要"的選擇，關乎民族的興衰，並成長為民族精神的歸宿。尤其是一個新的民族，更是如此。對他來說，世界還是新奇的，無限的存在近乎朦朧，他的唯一願望，是使朦朧的變成清晰的，並使新奇的變成陳舊的！因此他必須學會用自己的語言說話，而不是用租來的語言("租界裡的語言"或是"共產國際的語言")，不知所云地喋喋不休。"世界上沒有白吃的午餐"－－租借異族的語言，必使自己異族化。為此，新的中國人必用自己的神情、自己的動作，摸索、表達並支持自己的語言！石破天驚的新民族，用自己民族的語言高呼"要"，用自己民族的語言堅定着"不要"－－因為，"要"和"不要"正是一個民族盛衰興亡的命脈所在。"要"與"不要"的內容，決定他往後數百年間的幸與不幸。簡單而命運攸關的抉擇，擺在這閱世未深的民族面前－－這不是"主觀能動性"的陳腐說教，不是共產國際的理論愛滋病；這是中華民族幾百年的苦難凝固而成的認識。

請永誌不忘,並不是為了自己和朋友們的利益，中國人才要掀起這樣的浪潮！

醒來吧，中國！

不要害怕幽谷和深淵，要發出自己的"要"與"不要"！這激切之音，將幫助我們渡過深淵、飛躍幽谷，接近自己民族的祖輩精神，暴雨滂沱般的天外奇音，將是新的民族語言的內核！它將衝決，《共產黨宣言》與共產黨僭主專政的血腥鎮壓！

現有的共產黨執政，已然只是垂死掙扎，它只是自保而不再保衛中國。中國的方向，是在我們的腳下：結束中國百年革命的最後一場革命，就是中國下個世紀的歸宿：而為了保持民族前進的步伐，為了回歸民族的精神故鄉，我們必須超越共產主義，實現民族和解與民族認同！

六，僭主集團的遺留問題

中國在日寇入侵的亡國危機下，遭到國家破產．社會瓦解的厄運，這時僭主集團趁勢崛起、建立了壟斷國運的全面專政。在這種意義上，僭主集團曾經不愧為"肩負天命"的。所以幾十年來，儘管無數民族志士前赴後繼，流血犧牲，依然改變不了中共僭主政權的性質，殘酷的事實無異告訴國人，僅憑人的力量，驅逐不了共產黨。在中華民族最絕望的時刻，我們只有祈求上天，讓共產黨這外來的僭主專政，儘快逝去！讓已經悔過自新的中國人，得以回到民族的本位！現在，共產黨的天命已近尾聲，現出氣數已盡的種種種惡兆。現在，是到了做好準備的時刻，迎接後共產主義時代的到來。

世界上有兩種解決問題的方法："天解決"與"人解決"。人解決，也叫"改革"、"改良"、"修正"、"和平演變"；天解決，也叫"首義"、"革命"、"鼎革天命"。在人解決已經屢遭失敗的地方(如中共僭主專政所建造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天解決的場地已經騰空。革命並不是萬妙靈丹，恰恰相反，革命是"沒有辦法時的最後解決辦法"，是"沒有出路時的爆炸性局勢"，正因為天的解決方式是"對人力和人智都無法解決的事物進行強制性解決"，它的爆炸與"破壞"最終成為"水到渠成的建設"、"聽之任之的生長"。它不是慈愛的園丁，而是殘暴的法官！它的狂風令人敬畏，不遺餘力。中國的歷史，是一部人不能勝天的歷史，人的解決最終要留待天的解決，那些撰寫中國歷史的殺人放火的豪傑們，從來都是天解決的絕頂大師！因為中國政治生活的現實，早已在他們的第二本能中，打上了"盼望天解決的喜出望外"："天解決"是對"人解快"的補救。"問題像一條鎖鏈，永無了結的一天。舊問題去了，新問題來了，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如此看來，"最終解決問題"於是成了誘餌，成了生活的動力，成了不切實際的動機，直到人們被心甘情願地榨乾、壓垮，並被丟進歷史的垃圾堆……但勇者還是勇敢地面對現實，像刑場上的好漢猛然撕去那以"人道"蒙住他雙眼的黑紗！因為光輝的業績在他身後留下，聊勝於無。你將看到，"中國問題的最終解決"也是勇者的動機，甚至百發百中地事與願違！但它提供給我們的動力，卻取之不盡，用之不竭。一切意義的"技術主義"在此都是軟弱無力的，因的惰性太大，離此之道(天的解決)，無從克服。儘管天的解決需要付出更高的代價，但其效果，無疑比人的解決更徹底、更牢固－－天無人眼，天無人慾，人間的悲劇不過只是天的喜劇罷了。在這意義上，一切巨大的社會工程的背景，都不得不面臨前此的"末日問題"，歷史因素的腫瘤，是以五雷轟頂的電擊予以革除的，如中國所有秦始皇體制("二十四史"所記載的中央集權的官僚制)的王朝史所顯示，局部性的"人解決"總無一例外失敗，並徹底讓位給了全局性的"天解訣"－－病得越長，天的解決越是迅疾；腫瘤越大，革命行動必定徹底，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悲喜劇，正如秦與隋的悲喜劇一樣，是在革除前代的分裂弊端的腫瘤之後，繼續革命，以利刃不停地大動干戈，徒使社會血肉橫飛，歷史的傷口彌久不合。－－這又何嘗不是"宿命"！所以，那"特殊材料製成的鋼刀"中國共產黨(及其本錢"人民解放軍")，也會像它那兩個特殊材料製造的前輩王朝(秦王朝及其本錢"大兵團"、隋王朝及其本錢"府兵制")一樣，極端有餘，中庸不足；幹勁有餘，智慧不足，他們熾烈而短促的歷史是由於，他們的動力是外來的(秦依託於犬狨，隋依託於鮮卑，中共依託於蘇聯)，他們的利刀因而易鏽。這些插在中國脊梁上的尖刀，也會面臨自己的末日：殺人成性的尖刀反過來威脅宿主。而這個宿主，就是他們原先聲稱要代表的主人－－"人民"！

被玩弄的人民心懷怨恨，他們盼望壓迫的王朝淪為廢墟－－群眾閒得發慌，為解開窒息，還有什麼事情干不出來？中國將在天的解決中成為一座火鍋－－劫後餘生的人民，將把酷烈的復仇，作為淘汰舊物、鍛煉新生的必由之路！－－新的革命精神，將從悶葫蘆的高壓中產生並爆發，現有的詞彙，豈能描寫它們。一些激昂的人，將從致命打擊下逃脫並興起、發光，歷史將發明一套新的語彙，為他們發布文告、撰寫傳奇－－天解決的快刀，斬斷亂麻，無辜生靈也慘遭塗炭。它看待即將死亡的對象，如虎狼之看待牛羊。天的解決乃是對人造品的清算：以中國近代史而言，李鴻章、康有為、袁世凱的革新，都以徹底失敗而告終；只有他們的"破壞"還留下！中國近代史上一切革新，只有作為"破壞"而出現並發揮作用時，才有經久意義。這無疑說明，近代中國的人解決，只有作為天解決的預演和導火線，才有經久意義。人解決，一面用細節的調整推遲了天的解決，一方面又在總體上為天解決準備更猛烈的炸藥。其時越被緩阻，其勢越難扼殺；天解決，於是將遠遠超過人的預先期望，飛躍極限，在這凌厲的攻勢下，問題不是被解決，而是被根本超越。當此神奇時刻，通行的原則，將不是"均衡合理"而是玉石俱焚！天解決，不是對人慾的滿足，而是痛擊人慾，所以它不能被耽欲之徒視為善，而只能被貶為惡，但正是在惡的極限中，人慾的絞索被炸開，問題迎刃而解。舊的困境，因舊人物的死亡而消失；舊的矛盾，因舊條件的瓦解而剷除。

"人解決"的道路，早在一百年前甚至一千年前，就堵死了。羅馬帝國崩潰後，歐洲通過一千年的苦修，抵達文藝復興的世俗化幸福；但秦－－兩漢帝國崩潰後，東亞僅僅用了四百年就駛入了唐宋的繁榮。中國的復興太快了，其間缺少了整整六百年的苦修！中國人遭受足夠漫長的異族統治，但因為沒有經歷過"中世紀的充分野蠻"，所以還不配直接進入文藝復興和現代化。

現在，凡是對中共的現狀具有深入了解的人，都同意"全民共腐敗"的用語。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沒有一塊乾淨的地方，甚至很難見到一位乾淨的活人！即使你是清白的，但你的社會關係足夠清白嗎？即便你無心作惡，但你的苟活卻是對民族的犯罪！

在未來的中國，實現社會生態層面的變革，也許包含恐怖的意義。因為除了以毒攻毒的可能，一切美好高貴的東西都已宣告不治！我們歷盡艱辛，在茫茫苦海中失去目標，漂行，這時我們知道了"絕望"的滋味：淪為苦力且罪惡滔天，"苦力"成為現代中國人即支那人的外號。真摯的感情遭人恥笑，生存本身也受到質疑……這都是因為，作為一個病弱民族的成員，我們在巨大的染缸中，歪曲了祖輩遺傳的高貴天性！於是我們知道：只有救活了民族，我們才能實現自救！只有洗滌了父輩的罪惡，我們才能面對祖輩的榮耀。民族的罪孽，必須通過民族革命來滌除，哪怕以物理療法來達到生理和心理的健康。請準備好滿滿一生，以洗滌達到自新，以苦役達到榮耀。

"支那人的劣根性"－－歸根結底一句話："麻木不仁"，因為長期的異族統治造成的社會良心的麻痹症。烏龜般的"不出頭"、地獄般的沉默、蒼蠅般擁擠從眾、麻雀般嘈雜饒舌……這就是亡國奴的寫照：人，若失去了尊嚴，和貨物有什麼區別？所以日寇的七三一部隊，把他們用作生物實驗的中國人叫做"木頭"。

中國群眾的"不仁"，還是對長期依賴天解決的象徵("仁者")的報應。這就是中國歷史的"社會生態環境"。七百多年前，文天祥被蒙古韃子的走狗張宏(洪？)范拘捕時，出示《過零丁洋》"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張漢奸"一笑置之"，並勸降說，"識時務者為俊傑。"自從我們的亡國奴父輩，拋棄文天洋而屈服蒙古韃子後，張漢奸的"識時務者為俊傑"，就開始實際支配了中華民族的精神，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不幸反倒成為具文。從此，中華民族忘掉了祖輩的美德，以爭當父輩亡國奴的"孝子"，來替自己甘願為奴的劣根性辯解！從此，清軍來了迎清軍，國軍來了迎國軍，黃軍來了迎黃軍，共軍來了迎共軍；從此，"不識相"成為對人的咒罵，"認清形勢"成為竊國大盜（如袁世凱、毛澤東）恐嚇百勝的咒語，"見風使舵"成為人生智慧的別名。痛哉！中夏亡國的痛史，至今鐫刻在我們的骨頭上？硬骨頭對此刻骨銘心；軟骨頭對此仿佛健忘；等而下之者對此津津樂道。但是，我們不必為當今群眾的政治冷漠症、小算計的殘忍、無原則的狡詐、蒼蠅般的逐臭，而有憂慮。因為這並不能阻擋中國命運的轉折，因為是歷史造就了群眾，而不是群眾造就了歷史。恰恰相反，這樣無賴的群眾、這樣卑賤的民族，才是最終的天解決的雷霆震怒的前提。群眾的靜態麻木，正是仁人志士動態創造的前提！社會生態的相反相成，就是如此取得平衡。

現在，中國是在"黑雲壓城城欲摧"之下，"識相地"苟延殘喘；由於英雄失去用武之地，由於建設性精力的無處發泄，所以連"絕路"也仿佛充滿了生機。而"悶得發慌"，正為中國風暴的興起，提供了獨一無二的心靈準備！山雨欲來風滿樓：天的解決，是脫胎換骨的契機！

偉大的仁者！你在荒野中，不為滾滾紅塵所識；

偉大的仁者！你獨享寂寞，悄然數着天解決的歲月；

偉大的仁者！你會來臨－－盡天性，揚潛能，作為不可抗拒的氣數，剝開中國前進的道路。民族的消化不良症，將因你的電擊而消失；中國群眾將因為受到消化，而歡欣鼓舞。

偉大的仁者！空前的劫難，因為你的指引而變成生命的道路，千百萬渣滓，將因你的名，而成為堅強的戰士！一個不再崇拜戲子和商人而是崇拜武士和仁者的時代，就要被恩准降臨在中國！讓我們為它準備－－準備更大的壓力！

壓力是最好的護育，壓力是最好的教化。世間一切有靈性的東西，無不成於壓力而毀於放怒：中共的人解決越是無望，中國的天解決就越是輝煌。

在中國歷史的夜半時分，讓我們面對天意，潛心無言的祈禱：願天解決的風暴，再猛烈一些！

七，沉思僭主時代的功罪

僭主鐵蹄下的中國，沒有思想的交流。流行的，只是互相欺騙，"用官方語言隱瞞真實的思想"－－最多，是以官方的用語，來表達略微的諷刺、隱含的情義而已。思想的"場"被炮火粉碎，四下飛揚的都是人心的隔膜！相似的意念也被截斷，到處橫亙屍體建造的壁壘！截斷我們民族的命脈。

其實，這一精神的黑暗時代，早在一八四0年英國發動的鴉片貿易戰爭後，甚至在蒙古入主中華後，就揭幕了。而在一九五0年的共產黨發動的集體大屠殺後，就制度化了，並不斷綿延至今。由於西方的堅船利炮和共產黨槍桿子大刀的疏離作用，在僭主政治的登峰造極、今日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隨便挑出一百個人來，他們就能產生一百零三個思想意念！因為，一百個人裡面就有三個人已被逼瘋，或被迫裝瘋。於是，他們每個人便擁有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思想，一是內心的獨白，一種是對黨的表態。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臣民，就這樣各懷鬼胎，"約有億兆眾，億兆心。"－－這樣分崩離析的社會，如何產生並凝聚"現代化的動力"？

但是，向前的動力，卻是不可阻擋的，洞察命運的先知已經出世，儘管還需要一些撞擊、撕裂、聚合、磨練，中國才能形成一個思想的場，一個虔誠的、富於生長力量的民族廣場！為了新的信念運轉乾坤，中國需要最後一滴血的膏潤。

中國百年革命之千頭萬緒，但最終的功能無非是，締造一個召集新民族的廣場。

民族的廣場，就是溝通民族一切成員的思想與行為的巨大引力場。它，或是有形的，像一再流血的天安門廣場；或是無形的，如新聞監督、法治系統。儘管今日的中國還沒有這樣一個場，但任何一個現代民族的前提，就是建設並成就這樣一個生命場！

一九一九年的"驅逐國賊、打倒帝國主義"－－

一九三七年的"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刻"－－

一九六六年的"打倒壓迫人民的共產黨走資派"－－

一九七六年的"秦始皇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一九八九年的"全國人民動員起來，肅清腐敗，實現對話"－－

都是以各自的方式，在實現同一個"民族廣場"的建設！每一次衝突，是一次生長；每一次生長，是一次流血。還要流多少血，才能克服民族精神的分裂障礙，那麼，就請不要客氣的迴避吧！

不同的意識形態、不同的權力意志，實際"是在追尋這最終的引力場"！不同的路線、殘酷的鬥爭，實際上是在匯聚共通的元氣！殊途同歸。

天安門，你因此成為中國命運的見證！

天安門，你因此成為中國命運的化身！

天安門，你笑的時候，中國就歡欣鼓舞；你哭的時候，中國就痛不欲生？

－－命運對先知說：到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一百周年"的時候，天安門，將成為一個勝利凱旋的民族廣場！那時，新民族的巨大引力場，將初步實現。

－－命運對先知說，到二0四0年"鴉片戰爭二百周年"的時候，中國，將成為一個走向世界的民族廣場！那時，新民族的巨大引力場，將改寫全球歷史。

命運說，你們也許還要感謝僭主的專制，就像僭主毛澤東感謝日寇的侵略。因為這是為一個新民族的誕生，準備必要的壓力。我們個人的抑鬱與犧牲，最後將匯集成民族的爆發力。

當先知者在散沙般的人海中，孤佇悵望時，個性特點仿佛磨滅。然而，先知的能量不會消失，而化為民族的特性。個體的理性，遭到射殺、麻木不仁的時候，世界的感情將興起、打通"場的隔閡"。當他踽踽獨行於市街，默察委頓的萬象，卻透過現象之海，看到本相時，他哭了。他的淚水，中國的滌罪劑。中國的活力，根植在他的劫難中。

如果我們沒有一個民族的廣場，無異於永恆的流浪者！此刻，甚至死亡，也不能使我們落葉歸根，因為民族的根脈業已斷絕！除了建立民族廣場，我們無法安身立命，無法確信任何確定無疑的事情。

謝天謝地，我們還沒有老到害怕流浪的地步－－精神上的流浪，總要勝似精神上的死亡，勝似苟延殘喘在不平等條約下！於是，先知者從人沙里逃走了，走向渺無人沙的原野。他說:"我的眼晴什麼也看不見了！除了那越夾越清晰的民族廣場！"那無緣之象，是為至象。－－萬象的源泉，天地的元氣，就這樣落在人跡罕至的地方。

是的。命運迫使我們現在致力於書寫。符號的力量，難以預計，它也許是來自天上的力量，讓我們把最大的敬意，投向這力量的匯集。

好的書是什麼？

是生命的啟示而不是枷鎖。

中國民族具有博大、頑強的生命力，有的先行者在一九00年燒毀西方的宗教，並對西方的科學萬能打了一個極大的問號－－史稱"義和團"。這是因為他們預感到，西方的"書"將在整個二十世紀戕害中國人的生命力。雖然，這種單純的拒絕，因其愚昧的形式而流於失敗，但他所代表的生命力並未死去，而繼續尋找更好的表達。

一九六六年，第二次義和團運動爆發，史稱"文化大革命"。這次，人們不僅燒毀西方的書並斥之為"資本主義"，而且燒毀"冒牌為東方但其實為西方變種的蘇俄"的書，並斥之為"修正主義"；那時，為了重新獲得生命的原力，人們甚至挖了自己的祖墳（除了人民公敵毛澤東）。這其實是和往昔大力修築祖墳的動機，合若符節，就是要活得好一點；因此，為了毛澤東的後代好，必須給他們補課，必須發掘他們的祖墳。毛澤東的祖墳被開掘之日，就是中國革命完全結束的一天。

經－－史－－子－－集，統統消滅了。

佛經－－道藏，完全徹底付之一炬。

唐－－宋禪燈、宋－－明語錄，灰飛煙滅。

即使對二十世紀以來泛濫成災的中西雜交的混種，如自由主義、實用主義、蘇維埃主義等等，也實行了堅決而有系統的消滅政策！

人們興高采烈，自稱"反對封－－資－－修的勇士"。但支持他們的，卻只是一種假的宗教、真的強盜邏輯－－它自封為"毛澤東思想"，它要"衝決人類歷史上的一切污泥油水，讓群眾自己解放自己"，仿佛恢復久已凋謝的民族自決能力；其實，不過是毛澤東、共產黨徹底縱慾敗德的一個藉口。所以，人們又一次犯了技術上的錯誤。人們很快發現，這把火已經反過來成了套在中國人頭上的最冰冷柳鎖！追求精神自由和社會解放的人民，淪為毛澤東思想的最卑賤的奴隸。

好在，中國民族五千年的生命力，並沒有這樣沉默安息，並被"扔進歷史的垃圾箱"。她終於看清，毛澤東思想，只是"為了破壞而破壞的符咒"，它對建設一個新民族的精神廣場，是絕對無用的！而不焚毀這死亡的符咒、不祛除這黑夜的魔法、不揚棄這變態的詭論，中國民族指向大洋彼岸的利劍，如何蓄勢待發？

－－中國，你怎能繼續沉默無語，這對你生命的再次褻瀆、無恥浪費？

命運說，當然不會。義和閉運動－－不夠。

第二次義和團運動－－也不夠。

我們，新的民族，還需要一次"狡兔死、走狗烹！"－－命運說，"在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中，惟一沒有遭到銷毀之劫的魔書：《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寧全集》、《斯大林全集》、《毛澤東選集》 毛語錄、毛詞等，將在我們百年革命的最後一役中，像無用而擋道的癩皮狗一樣，遭到焚殺！"

是的。過去，這些魔鬼曾經激勵我們革命，以毒攻毒，衝擊一切阻擋中國大前進的幻影，實現初步的社會動員，我們至今感謝他們。但中國畢竟是自己的主人而不是洋人的妓隸！我們怎能在廢除了政治的不平等條約之後，卻自願委身於精神的不平等條約？我們怎能長期蟄伏在，馬恩列斯這四大魔鬼種族和他們的買辦共產黨僭主政權的腳下？

燃起來！沖天烈焰！新的中國，需要你的洗禮。

中國，要徹底廢除精神上的不平等條約，還我一個精神自主的中華！

一種純真的民族感情將起來，取代衰老和因衰老而虛偽、醜陋的洋奴思想。因為喪失自信而格外殘暴的科學社會主義老人幫，將人頭落地；中國民族，將從這壯烈的祭儀，再次恢復青春年華。中國思想，在歷經百年浩劫後，重新抬頭，變得純淨，變得年輕，變得無畏，變得謙遜。

那時，將不會有人譴責這次焚書；因為這是為了永遠不再有焚書，而進行的最後一次焚燒魔書的祭儀。

那時，不該害怕世界均勢的傾斜。因為這最古老、最頑冥、最有適應性的民族，已從文化的立體凍結、符號的全面射殺、生命的徹底淨化中，走了出來－－走向自己，走向世界，走向鳳凰的浴火再生。

歷史垂青中國，給她如此劇烈的輪番親吻。衝破晨霧的神女姜原，上天感孕，成為新民族的始祖。她仿佛震撼舊屋的雷聲，像是地球的讖語閃爍靈光，愛與生殖的原力，於是復活。

請不要效法孬種的饒舌，"共產主義僭主已經威望掃地，信用破產，何必鞭屍？"

我們說，"歷史的進程，是需要相應的儀式的！沒有儀式的節日般慶典，舊的不能撕盡，新的如何茁壯？所以人間既需要婚禮也需要葬禮，缺一不可。沒有葬禮，遺體將遺臭，危害人的健康，所以葬禮比婚禮，更為生命所急需。以身心衛生的名義，讓我們替僭主政治收屍！以民族的名義，讓我們為洋奴思想、精神上的不平等條約，舉行隆重的葬禮－－在中國大地，來一次新的焚書運動！"

－－這不是復仇，而是出於愛，出於最深刻的人道主義動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