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修·奧莫萊斯基是一位人權律師，也是文化遺產保護、法律和人類學領域的研究員和英國皇家人類學學會會員。2025年11月25日晚， 他在《美國觀察家》發表評論: 中共正試圖吞噬西方國家。儘管那個“草船借箭”的比喻不當，但值得一讀：

在1957年毛澤東於中南海懷仁堂召開的全國最高代表大會第十一次會議上發表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講話中，這位冷酷無情的中共中央主席將中國的敵人定義為“一切抵抗社會主義革命、敵視或者破壞社會主義建設的社會力量和團體”。最近，英國皇家檢控署出人意料地撤銷了對兩名被控為中國政府從事間諜活動的英國男子的指控，理由是《官方保密法》只涵蓋向“敵對”國家傳遞有用機密的行為，這讓人不禁想起毛澤東的這一寬泛定義。由於沒有政府證人願意證實中國對英國國家安全構成明確而緊迫的威脅，此案必然失敗。

中國共產黨絕不會允許自己以這種方式束手束腳。中國對敵對國家的認定標準，由毛主席制定，更為寬泛，對間諜活動的懲罰也更為迅速嚴厲。今年早些時候，一名名叫劉（其真實身份和職業背景均未公開）的前中國科研院所工程師被指控向外國特工出售機密材料，隨即被判處死刑。“妄圖走捷徑上天堂的亡命之徒，”國家安全部以其慣有的傲慢語氣宣布，“都將自食其果。”這種不對稱的判例或許體現了英國對法治、正當程序和嚴謹的法律解釋的堅持，但對於其作為全球強國的未來而言，卻是一個不祥之兆。（相關閱讀：有人竟敢稱之為叛國）

如今，英國境內充斥着大量試圖推進中共政治議程的中國間諜和影響力代理人。

英國政府或許將中華人民共和國首先視為經濟夥伴，其次才是地緣政治對手，但中南海顯然將英國視為一片搖搖欲墜、亟待掠奪的廢墟。如今，這片“權杖之島”上充斥着中國間諜和影響力代理人，他們試圖推進中共的政治議程。2022年，英國軍情五處將克里斯汀·李（Christine Lee）——一位與中國海外友好協會和英中項目有聯繫的律師，曾獲得首相特蕾莎·梅頒發的“光點獎”，並擔任約16個不同機構的董事——列為“影響力代理人”。據稱，她設法在英國政界建立了一個關係網，並利用該網絡代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統戰部開展“政治干預活動”。李起訴軍情五處，試圖洗清罪名，但她的訴訟被調查權力法庭駁回，從而維持了軍情五處的干預警報。

李女士絕非孤狼。自從她滲透議會一事曝光以來，幾乎每天都有令人尷尬的爆料，揭示中國間諜活動的觸角已滲透到英國的方方面面。2023年，一份議會報告得出結論，中國已經滲透到英國經濟的“每一個領域”。次年，英國政府通信總部（GCHQ）也認定，中國間諜已滲透到英國選舉委員會的系統中。英國民眾已逐漸意識到這一日益嚴重的威脅。擬建於倫敦塔丘地區的中國超級大使館遭到反對，理由是原皇家鑄幣廠所在地正位於多條為倫敦金融城和金絲雀碼頭等重要金融中心提供服務的敏感光纖電纜線路之上。在時任首相里希·蘇納克（Rishi Sunak）的車輛中發現中國製造的追蹤裝置後，英國國防部“白車隊”的車輛現在必須張貼警告，提醒駕駛員不要將國防部設備連接到車輛，並避免在車內進行任何非官方的談話，因為中國電動汽車、電動發動機或GPS軟件的普及率很高。（相關報道：美國司法部嚴厲打擊中共間諜活動）

對於像中國這樣崛起且日益好戰的大國而言，這種複雜的網絡間諜活動並不令人意外，通常情況下，有能力的間諜和安全機構都能應對。更令人擔憂的是其在國內領域的影響力行動。最近，又一起與中國有關的醜聞震驚了英國：中國政府被曝曾開展長達數年的恐嚇行動，迫使謝菲爾德哈勒姆大學停止對人權教授勞拉·墨菲（Laura Murphy）的研究。墨菲教授的研究旨在揭露中國工業中普遍存在的維吾爾族奴工現象。她震驚地發現，她的雇主“直接與外國情報機構談判，以我的學術自由換取進入中國學生市場的機會”，最終不得不提起訴訟以恢復工作。與此同時，維吾爾族和藏族人權活動人士以及香港民主活動人士在英國境內遭到中國特工的騷擾、恐嚇和監視。按理說，他們在英國應該是一個可以免受共產主義鎮壓的避風港。（相關閱讀：數字地雷：北京的悄無聲息的入侵）

中國的影響行動無疑正變得越來越有效。在2025年11月12日德國聯邦議院人權委員會的聽證會上，台灣立法委員沈普瑪描述了中國信息操縱的三個層面：

在高層，宣傳部和其他委員會設定關鍵主題，這些主題通常通過官方媒體或官員的推特(X)賬號傳播。低層信息操縱則通過網絡水軍和愛國者散布低端虛假新聞，利用社交媒體和機器人網絡進行傳播。最後，最具危害性的直接操縱形式是關聯層面的信息操控，即由中國控制的內容農場通過自然渠道散布帶有偏見的報道和陰謀論。

沈特別提到台灣一位頂級網紅的案例，此人“在2019年曾公開表示，他斷然拒絕了數百萬新台幣的洗白中共的提議，但在接下來的六年裡，他的立場逐漸動搖。到2025年，這位曾經備受矚目的反華人士已成為統一戰線的典範，頻繁訪問中國大陸，自稱中國人，並公開支持兩岸統一。”由此可見，中國正在布局長遠。一位台灣網紅最初聲稱反對中共及其統一，但隨後逐漸與幕後操縱者的觀點保持一致，從而使其思想轉變顯得自然而然，同時每月還能獲得高達150萬元人民幣的報酬。 （相關報道：川普和梅洛尼在人權方面勝過批評者）

在這個國家，影響力行動也在進行。我們都對“方方”事件感到遺憾，據稱一名中國情報人員代表中國國家安全部，以加州等地的政客為目標，其中最臭名昭著的是美國眾議員埃里克·斯瓦爾韋爾。最近，我們看到曾擔任紐約州州長凱西·霍楚副幕僚長的琳達·孫被指控為中共的秘密特工，並陰險地利用其職位從州長辦公室獲取未經授權的官方聲明，阻止台灣官員進入紐約州州長辦公室，並使州政府的宣傳信息與中共的利益保持一致。 （相關報道：中國如何悄然智勝西方）

這些行動發生在美國司法部所稱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惡意活動的背景之下，這些活動包括間諜活動、企圖破壞我們的司法系統、騷擾個人以及持續竊取美國敏感技術”，而且這些惡意活動正變得越來越肆無忌憚。就在幾天前，由電影人朱日坤組織的紐約獨立中國電影節在朱日坤和許多參與者遭受系統性的恐嚇後被取消。正如《寒冬》雜誌的鬍子墨報道的那樣，朱的磨難始於他父親在中國打來的一個語焉不詳的電話。“他只是告訴我不要做任何對國家不利的事情，”朱寫道。這句含糊的告誡，如同地震般席捲而來，引發了一場巨大的鎮壓。一位在北京的同事被拘留，並被告知朱回國後將被起訴。她被迫轉達了這一威脅，並確認朱確實收到了。“這是要對我發動一場國際‘戰爭’嗎？”朱震驚地問道……但壓力並未止步於中國國界。美國、歐洲和非洲的電影人反映，他們在國內的家人也受到了騷擾。甚至連版主和論壇嘉賓——這些與電影並無直接關聯的人——也發現自己的親屬受到了監視。“如果我不暫停本屆電影節，”朱寫道，“任何參與者……都可能面臨威脅或騷擾。”

正如香港民主派人士在英國獲得庇護後卻遭到中國特工追捕令人震驚一樣，一位知名的中國獨立電影人因中國官方干預而無法在美國舉辦電影節也同樣令人不安。鬍子墨總結道：“朱日坤的故事，講述的是一個政權的膽大妄為，它妄圖左右世界所見所聞——即便遠隔千里。它講述的是敢於發聲的聲音被噤聲，以及一個政府令人恐懼的觸角，它不僅懲罰異議本身，甚至連異議的可能性都予以懲罰。”（相關報道：眾議院共和黨發布報告，強調中共間諜活動構成嚴重威脅）

中國的這種膽大妄為已不容忽視。法國軍事學院戰略研究所2021年發布的一份極具前瞻性的報告，就中國影響力行動發出警告：北京越來越樂於使用滲透和脅迫手段：近年來，其影響力行動的力度顯著加大，其手法也越來越接近莫斯科的慣用伎倆。這是一種“馬基雅維利式的轉向”，因為正如馬基雅維利在《君主論》中所說，中國黨國現在似乎相信“被人畏懼遠比被人愛戴更安全”。這顯然是中國影響力行動的俄羅斯化。

在英語中，很少有比“俄羅斯化”更令人不安的詞彙，這使得這一發展極其危險。中國的“戰狼”外交官們正奔走於世界各地，開展着一種對抗性和脅迫性的新型外交活動。中國國防部在對台灣人民講話時，竟公然使用流氓語言：“早晚要來收了你們！”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置頂的推文對近期公開支持台灣獨立的日本發出近乎瘋狂的警告：“你們的腦袋將在14億中國人用血肉鑄成的鋼鐵長城前被劈開，你們將血流成河。”然而，我們對大豆市場或稀土化合物的需求如此之大，以至於我們似乎不得不容忍這種卑劣的行為，即便威脅已近在眼前。 （相關報道：中國加大對台間諜戰力度）

羅貫中十四世紀的歷史小說《三國演義》講述了蜀國著名軍事家諸葛亮的一段故事。一些年輕的讀者可能在日本的喜劇逆向異世界漫畫、動畫和真人電視劇《孔明小子》中見過他。諸葛亮，字孔明，用一個巧妙的計謀解決了蜀軍彈藥短缺的問題。他派出一支由少量船員駕駛、裝滿稻草人士兵的船隊進入敵境。稻草人被箭射穿後，船隊返回基地，帶回了十萬支箭，供蜀軍弓箭手使用。因此，中國古代成語“草船借箭”與法語諺語“把棍子遞給別人，讓他打你”(donner le bâton pour se faire batter)或我們自己的“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的概念頗為相似。

自鄧小平領導中國開啟後文化大革命的“改革開放”時期以來，我們一直在竭盡全力助長中國的崛起。與此同時，我們卻對中國的全球影響力視而不見。如今，中國的艦艇、戰機和無人機在台灣上空盤旋，侵犯越南和菲律賓的主權，甚至涉足日本的釣魚島，我們不得不借用《箴言》1:31中那句不祥之語，自食其果，飽受太平洋彼岸日益險惡的敵人的陰謀之害。中國的馬基雅維利式轉向絕非落後農民的行為，我們越早認清北京的瘋狂言論和好戰姿態，對我們日益脆弱的太平洋和世界地位就越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