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罕默德·埃爾戈哈里（Mohamed Elgohari）是喬治·梅森大學的兼職教授。他曾領導芝加哥大學安全與威脅項目阿拉伯宣傳分析小組。2025年12月1日, 埃爾戈哈里教授在《外交事務》雜誌發文顯示，巴勒斯坦人已傾向擺脫哈馬斯：

以色列和哈馬斯之間脆弱的停火協議為結束加沙長達兩年的戰爭提供了第一個真正的契機。和平進程的框架已獲得廣泛認可，聯合國安理會於11月17日批准了美國總統唐納德·川普提出的方案，但許多政治問題仍懸而未決。其中最棘手的問題——誰將治理加沙，哈馬斯是否以及如何解除武裝並參與政治，以及如何處理以色列持續的占領——無法通過國際法令得到解答。在很大程度上，任何和平進程的結果都將取決於巴勒斯坦人自身的想法。

2023年10月7日襲擊事件發生後，巴勒斯坦人立即團結在哈馬斯周圍，並廣泛支持其武裝抵抗，以此作為結束以色列占領的手段。自那時以來，數萬巴勒斯坦人喪生，加沙超過90%的居民樓被毀。以色列入侵帶來的衝擊和消耗，使巴勒斯坦人的觀點發生了轉變。他們對哈馬斯以及武裝鬥爭的態度開始惡化，儘管許多巴勒斯坦人對其他選擇仍持矛盾態度。然而，在戰爭後期，支持與以色列進行談判解決的巴勒斯坦人比例不斷上升。越來越多的巴勒斯坦人似乎更願意接受由某種非哈馬斯、巴勒斯坦人主導的機構在戰後管理加沙。

如果這些趨勢持續下去，巴勒斯坦公眾可能會支持一個由巴勒斯坦專家和專業人士組成的新管理委員會——該委員會獨立於哈馬斯和巴勒斯坦權力機構，並得到國際夥伴的支持。但這種支持遠未得到保證，現在以色列、美國和哈馬斯有責任以一種能夠為談判和巴勒斯坦政治領導層贏得更多支持的方式來落實停火協議。過去幾周，聯合國協調的援助走廊時而開放時而關閉，人質交換斷斷續續，國際穩定部隊尚未建立，以色列的空襲也已恢復，造成巴勒斯坦人傷亡。這一切都必須改變。停火前，對日常治理的擔憂促使許多巴勒斯坦人疏遠了哈馬斯。維持這種勢頭取決於安全、援助和重建工作的有效開展，這需要向巴勒斯坦人表明，一個由巴勒斯坦人組成、為巴勒斯坦人服務、並得到國際夥伴支持的可信的文官政府值得他們支持。

民意起伏

衡量巴勒斯坦民意的最佳指標來自巴勒斯坦政策與調查研究中心（一家成立於1991年的獨立民意調查機構）開展的調查。2023年3月至2025年10月期間，該中心在加沙和西岸開展了九輪面對面調查，展現了加沙戰爭前後巴勒斯坦人輿論的變化趨勢。

在一項民意調查中，受訪者被要求選擇“最有資格代表和領導巴勒斯坦人民”的團體：哈馬斯、法塔赫（主導西岸政治的政黨）或兩者都不是。在10月7日襲擊事件發生之前，巴勒斯坦人似乎陷入僵局：27%的受訪者支持哈馬斯，而法塔赫的支持率徘徊在24%左右。迄今為止，最普遍的看法是這兩個團體都不應該領導。戰爭打破了這種平衡。在2023年12月進行的民意調查中（這是10月7日襲擊事件後的首次民意調查），超過半數的巴勒斯坦人認為哈馬斯最有資格領導巴勒斯坦人民，而選擇法塔赫或兩者都不是的受訪者人數則急劇下降。

哈馬斯的支持率上升可以從幾個方面來解釋。許多巴勒斯坦人認為10月7日的襲擊是對占領和以色列一再挑釁的合理回應，也是爭取釋放巴勒斯坦囚犯的潛在途徑。這種解讀賦予了哈馬斯在巴勒斯坦人中一定程度的道德和戰略合法性。此前尚未決定立場的受訪者被一個看似積極主動、行事果斷的團體所吸引——這是一種典型的“集結效應”。

在2024年春夏兩季，大多數巴勒斯坦人繼續團結在哈馬斯周圍。但隨着傷亡、破壞和流離失所的加劇——尤其是在加沙地帶——人們對哈馬斯襲擊以色列的行動的認可度下降，認為這是“錯誤”決定的人數比例上升。因此，到2025年秋季，認為哈馬斯最有資格領導的巴勒斯坦人比例下滑至41%。儘管對哈馬斯的支持率仍然高於戰前水平，但衝突帶來的巨大代價以及人們日益認識到戰後需要有效的治理，使得該組織難以鞏固其穩定的多數地位。

當被問及在假想的未來選舉中會選擇哪個政黨和總統候選人時，巴勒斯坦人的反應也呈現出類似的趨勢。受訪者對哈馬斯候選人的支持率在10月7日之後迅速上升，隨後開始下降。在大多數潛在的直接對決中，哈馬斯及其領導人保持領先，但隨着時間的推移，他們的優勢逐漸縮小。法塔赫現任領導人、巴勒斯坦權力機構主席馬哈茂德·阿巴斯的支持率在10月7日襲擊事件後大幅下降，並一直處於低位。但如果用其他巴勒斯坦權力機構候選人代替阿巴斯，競爭則更加激烈。巴勒斯坦受訪者更傾向於馬爾萬·巴爾古提，這位法塔赫的知名領導人目前因在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義中的角色而被以色列監禁，其支持率比任何哈馬斯候選人都高出16個百分點。

當被問及戰後治理問題時，巴勒斯坦人的偏好似乎再次隨着時間的推移變得更加靈活。2024年9月，27%的巴勒斯坦人表示他們支持由阿巴斯領導的巴勒斯坦權力機構重新治理加沙，而70%的人表示反對。但到2025年5月，40%的人贊成巴勒斯坦權力機構（PA）的治理模式，56%的人反對。2025年10月，當被問及對巴勒斯坦權力機構協調一個專業委員會管理加沙的看法時，54%的加沙居民和40%的西岸居民支持這種安排。同樣，2024年6月，23%的巴勒斯坦人支持在文官統治之外設立一支阿拉伯或國際安全部隊，75%的人反對；到2025年5月，贊成率上升至31%，反對率下降至65%。到2025年10月，贊成率甚至更高：加沙的巴勒斯坦人為53%，西岸的巴勒斯坦人為43%。

巴勒斯坦人也越來越願意與以色列進行談判。早在戰爭爆發之前，大多數巴勒斯坦人就認為兩國方案不可行。因此，當被問及在武裝鬥爭、非暴力抵抗和談判這三種選項中，哪一種才是結束以色列占領的最佳途徑時，巴勒斯坦人最普遍的回答是武裝鬥爭，這或許並不令人意外。但自10月7日事件後達到63%的峰值以來，支持武裝鬥爭的比例有所下降；2025年10月，只有40%的巴勒斯坦人認為這是最佳方案。這意味着現在大多數人傾向於非暴力解決方案。認為談判是最佳前進方向的人的比例從戰前的20%上升到10月份的36%，而現在有19%的人選擇非暴力抵抗。甚至認為兩國方案可行的巴勒斯坦人比例也從5月份的33%上升到10月份的41%。因此，儘管許多巴勒斯坦人可能仍然懷疑兩國方案能否奏效，但談判仍然具有合法性，因為越來越多的巴勒斯坦人將其視為一種切實可行的選擇。

值得注意的是，在各項調查中，加沙和西岸的巴勒斯坦人態度截然不同。10月7日事件後，西岸民眾對哈馬斯的支持更為強烈，因為那裡與軍方和定居者暴力衝突司空見慣，而且隨着戰爭的進行，當地民眾的立場也日趨堅定。加沙則走上了另一條道路：在人員傷亡、大規模流離失所和物質破壞的重壓下，加沙民眾更早、更積極地轉向談判，並對不涉及哈馬斯的混合或過渡性治理安排表現出更大的開放態度。這並非意味着加沙民眾反對哈馬斯，而是他們確實對能夠帶來救濟和重建的替代方案更加寬容：例如，在2025年10月，51%的加沙民眾支持成立一個不隸屬於巴勒斯坦權力機構或哈馬斯的巴勒斯坦權力機構來管理加沙地帶，而西岸的這一比例為41%。

重大抉擇

兩年的民意調查清晰地展現了加沙民眾的立場。起初，面對戰時的巨大壓力，大多數巴勒斯坦人默認哈馬斯是最有能力應對危機的組織。但這種支持並未轉化為戰後授權。隨着戰爭的持續，關於領導權和治理的討論不再局限於象徵性地抵抗以色列占領，而是更多地關注巴勒斯坦國的具體治理，更廣泛的訴求再次浮現——尤其是在加沙地帶，人道主義援助、平民安全和可見的重建如今才是人們最渴望看到的。巴勒斯坦民眾尋求的是一個能夠提供安全保障、公共服務和擺脫困境的可靠政府。他們希望巴勒斯坦領導層處於中心地位，許多人也願意接受阿拉伯國家和國際社會的支持，前提是外國軍隊不被明確賦予解除武裝的任務，並且其作用的範圍和持續時間受到限制。

調查結果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重要的啟示。首先，儘早取得顯著成效——例如，恢復街道平靜、通過聯合國協調的車隊運送可預見的援助物資、以巴勒斯坦囚犯交換剩餘遇難的以色列人質、制定詳細的重建計劃（所有這些都需要以色列停止空襲和軍事行動）——可以鞏固當前趨勢，鼓勵各方對談判持積極態度，並對哈馬斯之外的政治替代方案持開放態度。如果未能取得這些成果，支持武裝抵抗和暴力的呼聲很可能會回升。其次，過渡治理必須由巴勒斯坦人主導才能具有合法性。哈馬斯在10月7日事件後的授權範圍已經縮小，而阿巴斯領導的法塔赫也無法聲稱擁有自身的授權。但有證據表明，越來越多的人支持改革後的巴勒斯坦權力機構或其他巴勒斯坦替代方案，並由一支有限的區域或國際部隊提供支持。最後，西岸和加沙的政治環境截然不同。旨在為加沙新政權建立合法性的措施，包括建立救援走廊、重建和民事警務，並不能自動贏得西岸巴勒斯坦人的支持。他們更關心的是以色列的日常襲擊、定居者暴力（10月份的暴力程度達到了2006年以來的最高水平）以及經濟限制。一個成功的方案必須能夠滿足雙方民眾的需求。

停火期間的進展將決定巴勒斯坦民眾的支持是會集中在文官政府身上，還是會轉向更極端的替代方案。在最理想的情況下，聯合國安理會支持的停火能夠維持下去，從而實現平穩的政治過渡。在初期階段，暴力活動停止，援助定期到位，重建和賠償工作開始進行，囚犯和人質交換結束。理想情況下，接下來將組建一個擁有有時限授權、明確預算和第三方監督援助資金流動的技術官僚內閣。在建立起包括行動自由、媒體准入和警務保障在內的最低條件之後，將舉行選舉。只要過渡進程按部就班地進行，數據顯示，支持通過談判結束衝突的呼聲就會持續上升。

然而，如果過渡計劃的實施出現任何停滯，巴勒斯坦民眾的支持都可能受到威脅。鑑於以色列已恢復空襲、定居者暴力升級、援助物資供應不穩定，以及聯合國認可的穩定部隊的任務授權和組成仍未確定，這種情況極有可能發生。援助物資供應銳減、重建工作進展甚微、西岸地區持續遭受襲擊，以及人質交換過早終止，都可能導致巴勒斯坦民眾對談判的支持度下降，轉而更加傾向於武裝鬥爭和哈馬斯領導。這種態度的轉變在加沙的表現可能與西岸有所不同，加沙民眾會更加渴望行政管理能力，而西岸民眾則會更加反對政治解決方案。在這種不穩定的環境下，過渡當局與民眾之間存在分歧，潛在的破壞者有機會獲得公眾支持。

過渡治理必須由巴勒斯坦人主導才能具有合法性。

如果停火徹底破裂或西岸暴力事件急劇升級，那麼2023年底出現的集結效應很可能會重演。哈馬斯的支持率將迅速回升，法塔赫本已有限的復甦勢頭將徹底崩潰，計劃退出政治活動的巴勒斯坦人比例將會增加。這些民意的轉變使得試圖建立新的執政權變得極其不明智。

一種可能性或許能夠改變巴勒斯坦的輿論格局：巴爾古提或其他真正致力於改革的法塔赫成員，作為一位可信的領導人候選人出現。這樣的候選人將為哈馬斯帶來一個強大的競爭對手。儘管許多巴勒斯坦人可能仍然支持哈馬斯——如果今天舉行立法選舉，哈馬斯將贏得超過40%的選票——但一個真正的替代方案可以提高民眾的參與度，縮小哈馬斯的領先優勢，從而使選舉更具競爭性。一個可信的改革派候選人甚至可能有助於引導公眾輿論從武裝衝突轉向談判。

政策制定者和調解員應採取一些明確的行動，以確保巴勒斯坦人支持過渡計劃。援助車隊的抵達應像和平峰會一樣廣為人知，以展現巴勒斯坦方面的能力和取得的進展。一旦巴勒斯坦治理實體成立，就應公布一份由國際觀察員審計的重建賬簿。該賬簿可以採用可搜索的門戶網站、交互式地圖或每周簡報的形式，使巴勒斯坦人能夠了解承包商的授標情況、時間表和各社區的施工進度，以及提交和解決申訴的途徑。使重建進展透明化和可衡量，有助於提升對更廣泛的和平計劃的支持。

當阿拉伯國家和其他國際夥伴參與治安、監督和爭端解決工作時，必須明確界定這些角色並設定時間限制，以確保治理權牢牢掌握在巴勒斯坦領導層手中。在西岸，任何組建新政治領導層的舉措都必須輔以減少以色列襲擊、限制定居者暴力以及為巴勒斯坦人提供申訴渠道並確保申訴得到解決的措施。最後，任何新的行政機構都應避免倉促舉行選舉。民調顯示，大部分巴勒斯坦人只有在當地局勢改善後才會參與投票，因此過早投票很可能使結果偏向極端候選人，產生一位缺乏真正民意授權的獲勝者，並加深西岸與加沙之間的分裂。

在加沙戰爭期間，巴勒斯坦民眾的輿論走向清晰可見。儘管哈馬斯最初贏得了支持，但隨着衝突成本的上升以及未來治理所需條件的日益明朗，其支持率逐漸下降，公眾對由巴勒斯坦領導、國際社會支持的政府通過談判達成解決方案的呼聲日益高漲。一份真正兌現承諾的停火協議——再加上以色列願意公開接受兩國方案的目標，並遏制定居點擴張和定居者暴力——能夠推動巴勒斯坦公眾輿論進一步向支持談判和兩國方案的溫和政治中間立場靠攏，尤其是在加沙地帶。然而，一份僅僅停留在紙面上的停火協議則會將輿論推向相反的方向。民眾態度的下一步走向，取決於巴勒斯坦人是否有機會真正設想一個除了以其他方式進行的戰爭之外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