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皇帝系列第五篇

海闊天空博客|海闊天空視頻 |2025年12月4日

前言：筆者此前收錄了宋太祖，宋太宗，宋真宗和宋仁宗的君臣互動，在此繼續北宋的第六位皇宋神宗趙頊（1048–1085，在位 1067–1085；1067 年即位）即位時年僅十九歲，是北宋第六位皇帝，北宋中期最富雄心、自我定位最高的一位皇帝。他不像仁宗般溫厚，也不像真宗般柔弱，而是有着強烈的“振興帝國”的執政意志，在位期間主導熙寧變法和熙河開邊，是北宋繼太祖和仁宗之後較有作為的皇帝。本文以王安石變法、司馬光與舊黨諫諍、台諫制度的制衡及神宗最後幾年的政策調整為例，呈現北宋政治文明在神宗時期的高度成熟與複雜性。

一、 制度背景：改革時代前的北宋政治結構

宋神宗（1048–1085，在位 1067–1085；1067 年即位）即位時年僅十九歲,他不像仁宗般溫厚，也不像真宗般柔弱，而是有着強烈的“振興帝國”的執政意志。他在位十八年，是北宋政治制度與思想爭論最為激烈的時期。他既有強烈的改革意志，希望克服前朝以來累積的積弊，又必須面對士大夫集團在制度與理念上的強力制衡。

神宗朝體現出北宋獨特的“制度性張力”：皇帝推動變法，而士大夫通過台諫、經義、史官制度與“議論自由”形成反向約束，最終使政治權力在劇烈互動中呈現高度透明的公開化運作。

至神宗即位之時，北宋已形成一個高度文官化的政治體系：
皇帝居中央，但行政由三省、樞密院、三司分掌，台諫擁有公開批評皇帝的權力；史官制度“直書其事”，不可禁絕；祖宗時期形成的“不得殺士大夫”“言事者不問罪”等傳統更為士大夫政治提供了強大的安全保障。

而且北宋的詔敕制度還規定：皇帝的命令必須經中書省討論起草，門下省審核批准後才能下達，由尚書省執行。

《宋史·食貨志》：“敕令必出中書，非中書不為敕令。”
《宋史·職官志》：“門下省有封駁之權，凡制敕不當者，得封還之。”

汪聖鐸《宋代政治史稿》：“宋代皇權雖強，而無法繞開宰執體系，政令必由中書門下施行，宰相得以約束皇帝之意志。”

美國學者 Robert Hartwell（宋代財政研究）：“宋代是中國帝制時期中央文官對皇帝最強的制度性限制時代。”

因此，北宋皇帝無法直接以個人意志對國家機器下達命令，宰相辦公室確實具備制度上“拒絕或退回皇帝詔書”的權力。這是北宋政治文明的核心特徵，亦是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制度基礎。即便神宗有強烈改革意願，他的執政也必須在這樣一套制度構造中運作。這使得神宗朝成為宋代最典型的“皇帝意志與士大夫權力共舞”的年代。

二、 宋神宗與王安石：兩個理想主義者的互相成就

神宗剛登基時，北宋財政已多年積弱，邊防困窘，軍費依賴加派，積貧積弱之象已經在西夏戰爭中暴露無遺。年輕的神宗急切希望進行大規模改革，他找到了一個同樣以“天下為己任”的人物：王安石（1021–1086）。

王安石性格孤峭，自少有固志，對經術、制度、賦稅有強烈的體系化改革思考。他的《上仁宗皇帝言事書》早已廣為流傳為《萬言書》。神宗讀後非常傾心，認為其所陳法度可以富國強兵，於是召見王安石。王安石在入對時亦堅持先從理論上闡明治國根本，再談施行具體政策。兩人第一次長談（1069 年），王安石詳細闡述新法的邏輯框架：改善財政、改革科舉、整頓吏治、加強軍備、提升效率、強化國家能力，使百姓“各盡其力，各得其所”，並借制度性改革使帝國恢復漢唐盛勢。

神宗聽得連連稱善，當場決定起用王安石。此後十六年間，新法爭論所產生的政治波瀾，從根本上改變了北宋政治面貌。1069 年，神宗正式任用王安石（1021–1086）為參知政事，次年升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全面推行新法。王安石以“富國強兵”為核心目標，通過青苗法、免役法、方田均稅法、市易法等一系列政策試圖扭轉祖宗以來的財政困境。

王安石推行新法（熙寧變法 1069–1076）的哲學觀點是“天下之事，當以利民為本，而不以守舊為貴”（《上仁宗皇帝言事書》）。面對批評幾乎從不妥協，對阻力毫不退讓，“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宋史·王安石傳》這是中國政治思想史上最早明言“制度必須隨時代變革”的思想典範。

而宋神宗則如同“被王安石點燃的改革機器”，不是被動接受，而是主動要求改革更快、更全面、更不妥協。他甚至對王安石說：“卿但放心去做，有事朕自任之。”這句話反映了一個罕見的場景：皇帝主動要求臣子無視阻力，大膽推進。

神宗與王安石形成了獨特的君臣關係：

• 王安石提供系統化的改革理論；

• 神宗提供最高政治權威的全方位支持；

• 兩人互相強化對方的決心——也因此互相放大彼此的盲點。

王安石兩次罷相，是神宗的理想主義面臨現實困難的真實反映。第一次（1074 年），王安石推行青苗法、免役法引發強烈社會反彈，加上大旱災情，朝廷輿論幾乎一邊倒地指責新法。神宗無法承受壓力，只得讓王安石暫時辭去宰相。

第二次罷相（1076 年），則是因為王安石與司馬光等反對派激烈爭論出現過火現象，神宗既希望改革成功，又無法在政治上長期壓制數百名反對新法的士大夫，只得再度讓王安石離開政治中心。

神宗雖因政治壓力兩度罷王安石為相，但皆屬權宜調節。兩次罷相之間，王安石仍獲皇帝禮遇與諮詢，其新法綱領亦未停止推進，顯示神宗對其政策理念的高度依賴。

王安石最終徹底退隱是因為其愛子王雱（1036–1076）在元豐元年早逝，年僅三十二歲。王安石悲痛成疾，自覺無力復任政務，遂堅決乞身。神宗雖深惜其去，但尊重其意願，仍以師禮相待。《宋史·王安石傳》記載：神宗“禮遇甚厚，或以‘先生’稱之”，體現了師生型君臣關係。

神宗與王安石之間所形成的這種“理念認同—制度支持—情感維繫”的政治關係，是北宋歷史上君臣互動最為獨特且高度文明化的時期。宋神宗不僅認同對王安石的治國理念，而且尊重王安石的人品才能，因此給予毫無保留的信任和支持。而王安石則完全是秉承“橫渠四句”的理念要實現“為萬世開太平”，而不是為了一家皇室，一朝皇帝。

三、司馬光（1019–1086）與舊黨集體諫諍：制度性對話的典範（1070–1075年）

熙寧新法帶給了北宋內部史無前例的“公開制度改革爭論”，而與王安石同期的另外一位士大夫領袖的司馬光（1019–1086）就是熙寧新法反對派的靈魂。司馬光不是保守，也不是舊貴族的辯護者，他反對新法，是基於“改革不可傷民、不可違禮、不可過急”的原則。司馬光反對變法的主要觀點如下：

1. “祖宗之法，不可變也。”（《資治通鑑外紀》《宋司馬溫公文集》）

2. “變古者，天下之大害也。” 司馬光《論青苗法》

3. “為政寬簡，則民自生息。”《宋史·司馬光傳》

司馬光認為國家制度必須以“祖宗舊法”為根基，不可輕動；宋代根基在“寬簡之政”，新法過度干預經濟與社會；國家的職責是“無為而治”，讓百姓自己休養生息，不要政府過度介入經濟與社會。

司馬光在神宗初年多次上疏反對新法，1070 年離朝退居洛陽，持續撰寫諫書數十次，字字切中制度風險。其名言“天下之事，不可以拂意興，不可以喜怒廢”表達了宋代政治的核心理念：治理必須服從“道理”，而不是皇帝的情緒或偏好。在反覆的爭論中，司馬光還指出：“變法如弈棋，一着失誤，滿盤皆輸。”

歐陽修（1007–1072）早在神宗初年即上書批評變法之急切；呂誨等人不斷陳言“變祖宗法度，天下未必利”；台諫官甚至在朝堂公開反對王安石的主張。

富有“歷史使命感”的宋神宗在改革過程中表現出極大的決心。司馬光等人的反對奏疏不僅未能讓神宗停下腳步，反而使皇帝更加堅定：“若因小難而止，則永無成功之望。他多次在朝堂上為王安石辯護，並明確表示：“新法皆為天下利，不可輕廢。”神宗由此向所有人宣告，他才是熙寧變法的主人和決策人。

四、台諫系統的制衡：皇帝必須面對公開批評（1067–1080年各年）

從太祖開始建立的北宋政治文明的一個核心：君臣之間可以“以理服人”“以理爭論”，直言不諍不見罪。神宗朝台諫力量極其活躍。曾布（1036–1107）、陳昇之（？–1047）等人多次利用諫官權力批評皇帝的決策，包括變法的力度、財政壓力、對民間的負擔。

在 1074 年的免役法爭論中，御史中丞李定與台諫多次相互攻擊，神宗不得不下令重新審視法條。可以說，改革的每一步都必須在制度性監督下運行，皇帝絕無可能繞開諫官或史官。

雖然沒有採納司馬光等人的反對意見，神宗從未誅殺或囚禁司馬光等保守派。司馬光等人的疏奏不僅被保留於朝廷檔案，更進入《長編》《宋史》，成為後來政治討論的重要依據。因此，熙寧變法並非神宗與王安石的意志單向推進，而是在強大的公共政治空間中展開。

北宋政治文明允許激烈辯論，允許“反對皇帝者仍能安全發聲” ，所有爭論均可公開化、文獻化，成為“堂堂正正的政治討論”,雖然皇帝擁有最終決定權力，但是也不能完全忽視反對派的意見。因此神宗王安石推動的改革始終存在制度性反向力量。“公開辯論，容許異見”正是北宋政治文明的典型特徵，可以說，北宋政治達到了“寬容文明，君臣共治”的“前君主憲政”的高度。

五、英年早逝的神宗：變法改革的經驗教訓

1076 年王安石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辭相後，新法進入調整期。神宗認識到部分法令過急過偏，開始吸納舊黨意見。此時期，呂公著（1018–1082）、曾布等文臣輪番參政，協助神宗“以緩和替代衝撞”。值得注意的是：神宗並未放棄變法目標，而是通過制度性協商不斷修正政策。他的統治後期展現出“強烈意志 + 制度制衡”的互動模式。

非常遺憾，宋神宗不到40歲就健康惡化。朝中論爭不斷，他既不願放棄改革理想，又無法承受進一步改革所帶來的政治衝擊，因此給他帶來很大精神壓力和內心痛苦。神宗在病中對近臣說過一句意味深長的話：

“朕不欲為守成之君。”他希望像漢武帝、唐太宗那樣“創製立法”，但北宋的文官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神宗和王安石的變法改革。

宋神宗趙頊於元豐八年（1085年）三月病逝前，曾對輔政大臣（如宰相王珪等）表達遺憾說：

“天下事止此矣！”
“朕在位歷年，於天下事可謂盡心，然朕所圖者，未及一二，而疾勢至此，豈非天命耶？”

可見，從小就深受儒家文化薰陶教育的宋神宗，完全遵從“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念，真心地將“平天下”作為他的歷史使命。

神宗年僅三十八歲病逝，比王安石還早走一年。其身後政治立即發生劇烈反轉，新法停廢，司馬光執政，舊黨得到全面回歸。宋神宗與王安石司馬光等士大夫的熙寧變法故事告訴我們：

·         文明政治既需要執政者的雄才大略，也需要制度的穩健與社會的共識；

·         制度可以容納改革，但不能容忍激烈的過度改革；

·         改革的成功，需要執政者的藍圖和決心，也需要循序漸進，尋求共識，不斷調整，適當妥協，贏得最廣泛的支持。

六、宋神宗：北宋政治文明的高度成熟

如果說宋太祖奠定了政治文明的框架，宋太宗鞏固了制度運行，宋真宗展現了制度對皇帝個人弱點的糾偏能力，宋仁宗則把言路自由和寬容仁政推到歷史高峰，那麼宋神宗就是那個“想要突破制度”變法圖強，但是受制於制度的皇帝。

宋神宗和王安石的熙寧變法是在文明政治中進行的，沒有任何人被下獄或被殺。雖然他和王安石的變法在他們有生之年沒有完全成功，但是為北宋的社會，經濟和財政都帶來深刻的影響，更為此後所有的變法改良提供了寶貴的經驗教訓。

例如，變法後宋朝政府的財政基礎結構發生了根本變化，從以土地稅、農稅為主，轉為重視“商品經濟 + 稅/官營經濟”的混合財政體系。這種結構本身就比傳統封建王朝更穩健、更現代化。根據《宋史·食貨志》記載，熙寧變法前（1065年），北宋中央財政年收入約6000萬貫，支出約6300萬貫，存在赤字。變法後的元豐年間（1078-1085年），中央財政年收入增至8000萬貫以上，其中貨幣收入占比顯著提高。元祐元年（1086年）司馬光奏疏提及，熙寧末至元豐初，朝廷財庫積蓄可供20年支用（但此說或有誇大）。

宋神宗是一個年輕有為，富有進取心，一個不安於現狀的典型的“制度內改革者”。他未能親眼見到改革的最終成果，但神宗朝所形成的政治爭論與制度張力，為北宋的政治文明留下了極為重要的遺產。

神宗朝展現出北宋政治文明的高度成熟：

第一，皇帝有改革意志，但政策必須經過集體政治空間的討論、爭辯與修正；
第二，士大夫集團擁有制度性表達權，反對皇帝者不會被迫害；
第三，史官常在制度使皇帝的一言一行納入歷史記錄，不可遮蔽；
第四，國家政治運行具有高度公開化、文字化與制度化特徵；
第五，變法雖激烈，但爭論始終在制度框架內進行，而非演變為暴力清洗或軍事政變。

換言之，神宗朝是北宋“制度理性”最強烈地挑戰“皇帝意志”的時期，卻同時展現了“君主與士大夫共同參與國家治理”的政治文明。

結語：宋神宗的時代及其現代意義

北宋政治文明的最高峰，不在戰爭，不在擴張，而在王安石與司馬光的思想交鋒。王安石以“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倒破千年帝制政治最根本的保守慣性；司馬光以“祖宗之法，不可變也”捍衛國家秩序的根基。兩人既是對手，也是文明的共同構建者——一人代表“因時制宜、以變救民”的政治勇氣，一人代表“以穩固社稷、以不擾民為仁政”的政治倫理。他們不是互相否定，而是共同把“為天下蒼生負責”作為政治的最高價值。

正因有這樣以“道理”而非權力為核心的政治文化，北宋才形成千年中國最文明的治理模式。而當今世界許多國家走向民粹、謊言與暴力，為權力不惜摧毀制度時，王安石與司馬光之間的辯論反而提醒我們：
文明的本質不是“強者為王，贏者通吃”，而是不同政治理念都能以道德與理性為基礎展開公開辯論，並以天下利益為歸宿。

宋神宗時期的政治實踐證明，一個國家的政治文明不在於皇帝是否擁有強烈的意志，而在於制度能否約束權力、允許思想多元、容許公開爭論。王安石與司馬光的爭論是中國政治史上罕見的“政策爭論公開化”範例，體現了北宋制度為政治提供的透明度與安全性。即便在改革激烈衝突之中，君臣之間仍維持着“以理服人”“以言相爭”的共同治理模式。

在當代民主制度受到民粹主義、個人崇拜、謊言政治侵蝕的時代，北宋神宗朝的經驗提醒我們：
文明政治的關鍵不在於強勢領袖，而在於制度能否允許批評、承認異議，並讓權力在公開討論中不斷自我修正。這正是北宋政治文明最珍貴的遺產。

主要史料出處：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206–240（變法相關）
《宋史·王安石傳》《宋史·司馬光傳》《宋史·神宗本紀》
《宋會要輯稿·食貨》《宋會要輯稿·職官》
《王臨川集》《涑水記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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