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來，面對西方列強的侵凌與國家衰弱的困境，尋求民族復興與國家富強成為中國人的核心訴求。其中一個關鍵的解決方案是實現“將一盤散沙凝聚起來”的國家構建目標，即廢除傳統宗法家族的束縛，建立起強大的國家主義體系，從而將所有民眾直接納入國家的有效管轄之下。通過這種方式，國家得以廣泛而直接地動員民眾，擺脫宗法家族的牽制，形成強大的集體力量。

從歷史脈絡來看，土地改革可視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延續與深化。五四運動旨在將個體從傳統的“父權”和“夫權”壓迫中解放出來，轉而投身於現代國家建設。而土地改革的核心作用，即在於徹底瓦解農村的宗法家族權力。在階級鬥爭理論的語境下，農村鄉紳階層與“地主階級”具有高度重疊性。因此，對“地主階級”的鎮壓與消滅，實際上等同於摧毀了中國傳統社會的宗法家族根基。

在傳統中國社會，“皇權不下鄉”，農村事務主要由依附於宗法家族的鄉紳階層掌控。這並非源於皇帝不願直接治理鄉村，而是受制於當時通訊與交通技術的落後。然而，近代洋務運動帶來的技術進步，為國家直接控制鄉村提供了物質基礎，而新文化運動所倡導的價值觀變革，則為這種控制提供了合法性與動力。

國民黨在統治時期也曾試圖將權力延伸至鄉村，設立鄉長、保長等職位。然而，由於未能根本性地觸及宗法家族和鄉紳（即“地主階級”）的權力基礎，其在鄉村的行政效能受到了嚴重製約，無法有效動員農民資源，正如電影《抓壯丁》中所描繪的王保長形象，其權力在地方豪強面前顯得微不足道。

相比之下，共產黨在共和國成立前，已在解放區大規模推行土地改革。正是通過對鄉村權力的掌握，共產黨才得以高效動員農民參與革命，並最終取得勝利。因此，在共和國成立之後，將土地改革推廣至全國，成為確保對全國農村實現有效控制的必然選擇。通過重新分配土地，打破了經濟資源在少數人手中的壟斷，從而消除了具備財力與社會影響力、可能挑戰政府權威的鄉村精英（如《讓子彈飛》中黃四郎一類角色）。這為基層組織在鄉村的建立與鞏固奠定了基礎，實現了對農民和農村的全面掌控。

從歷史發展的脈絡來看，“土改”是中國社會從傳統郡縣制向“黨國制”轉型中的關鍵環節。在此之前，有“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思想指引；在此之後，則有“農村合作化”、“人民公社”及“大躍進”等一系列運動。這些運動的共同目標，皆是通過消除個體差異和個性化表達，將國民納入一個高度統一、具有強大動員能力的政權體系。這一體系可能會暫時顯示出巨大的威力，但卻是以犧牲民眾利益為代價的。而且，維持這樣一個高度集中的體系，其運行成本與內耗相當巨大，不能高效運轉和難以持久維繫。

二、階級鬥爭理論：瓦解宗法家族結構的有效工具

馬克思列寧主義及其階級鬥爭理論無疑是西方傳入的“舶來品”。然而，在近代中國諸多外來思想，唯有馬列主義得以廣泛傳播並占據主導地位。魯迅先生的《拿來主義》說得明白：凡是對自身有益的外來事物，便加以吸收利用；無益者，則棄之。因此，與其說馬列主義是被動接受，不如說是中國根據自身需求，主動選擇並加以“拿來”的。

那麼，階級鬥爭理論對中國建立國家主義有何功用呢？其最核心的價值在於能夠徹底摧毀根深蒂固的宗法家族制度。經過“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洗禮，中國政治領袖和知識精英普遍達成共識：國家若要強大，必須將個體從宗法家族的束縛中解放出來，轉而效忠於國家主義旗幟之下。

然而，國民黨在實踐中，主要採取鼓勵精英分子脫離宗法家族、投身革命的方式。他們並未試圖從根本上摧毀宗法家族，將所有民眾從家族束縛中解放出來並置於國家主義之下。從這一角度而言，中共認為國民黨領導的革命不徹底，也有幾分道理。

相比之下，中國化的馬列階級鬥爭理論則展現出強大的顛覆性。它將“地主階級”視為舊中國的“三座大山”之一，認定其為阻礙國家強大和進步的落後勢力，必須予以徹底打擊和消滅。而馬列主義理論體系中的“地主階級”，正是傳統社會中具有田產、擁有聲望和權威、並對家族成員具有管束力的宗法家族勢力的具象化。

由此可見，“五四新文化運動”反對儒家“孝道”的理念與階級鬥爭理論之間存在着傳承關係。階級鬥爭理論實則是五四新文化解構宗法家族的進一步升級，它將思想宣傳轉化為實際行動，並從城市擴展至農村。階級鬥爭理論無疑是一件威力巨大的武器，所到之處，宗法家族無不解體，個體被迫完全融入國家主義的權力結構和話語體系之中。

因此，正是中共運用馬列階級鬥爭理論，才最終徹底完成了“五四新文化運動”所提出的“摧毀宗法家族”的歷史任務。然而，值得深思的是，中國人從宗法家族、父權和夫權中解放出來後，是否真正獲得了自由？現實是，個體反而被一個比傳統皇權更為強大、以國家面貌出現的強權所全面控制。

三、土改及階級鬥爭：消除個人在財產占有上的差異

集權主義或國家主義得以建立並維繫的一個重要前提，是社會個體之間的高度同質化或差異的最小化。這種現象在蜜蜂或螞蟻等社會性生物群體中表現尤為明顯，其個體被簡單劃分為少數功能性群體（如工蜂、公蜂），且在各功能群體內部，個體差異微乎其微。

因此，國家主義的實現往往以犧牲個體個性為代價，以達成其整體利益和目標。它要求個體在思想觀念、行為模式乃至外部表徵上保持高度一致和標準化。極端的國家主義甚至會推崇統一着裝。

共產主義可以被視為國家主義的極端形態。在此基礎上，我們可以對“階級鬥爭”提出新的解釋。階級鬥爭並非僅僅為了消滅剝削，其更深層的目的和作用在於，通過消除個體在財產占有上的差異，進而抹平所有個體間的其他差異。因為財產差異不僅是能力、努力等其他差異的體現，它同時也會反過來製造並強化新的差異。因此，在國家主義的構建與維繫中，消除國民在財產占有上的差異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

儘管國家主義通過消除差異化能夠在短時間內集中所有人力資源，形成強大的集體力量，但這種力量往往缺乏持久性，且其運作效率必然不高。自由主義對此種以犧牲個體個性來換取整體利益的做法持強烈反對態度。因為它不僅扼殺了自由，也無法實現整體利益的最大化。顯而易見，要實現整體利益的最大化，必須最大限度地發揮每個個體的創造性和能力。而國家主義抹平個體差異的結果，必然是“就低不就高”，阻礙和壓制了個體成長的空間，最終可能導致社會整體陷入平庸和停滯。

四、“土改”有論功行賞和中介的雙重作用

歷史上，中國過去的朝代更迭，儘管戰爭主要依賴冷兵器，但由於生產力低下和醫療水平落後，戰亂往往伴隨着饑荒與瘟疫。戰場上的直接傷亡人數或許少於熱兵器時代，但飢餓和瘟疫的殺傷力驚人，導致人口急劇銳減。

因此，在天下安定之後，往往存在大量無主土地，人地關係呈現出“人少地多”的局面，倖存者得以成為地主。清初的“湖廣填四川”便是一種“人改”而非“土改”的典型案例。然而，隨着時間的推移，土地兼併日益嚴重，許多人再度失去土地，淪為佃農、僱工甚至流民。

而近代戰爭，儘管對生產系統造成嚴重破壞，但其破壞程度普遍低於過去，較少導致大面積饑荒和瘟疫，人口沒有像過去那樣斷崖式下跌。

因此，在中共奪得政權後，論功行賞，給那些支持革命卻無地的民眾分配土地成為必要。然而，此時大部分土地仍有其原先的戶主，因此，推行“土地改革”便成為必然。這是中共推行土地改革的原因之一，當然，如前所述，更深層次的原因在於國家意圖直接掌控土地。所以，農民通過土改獲得的土地，後來又通過農村合作化運動和人民公社的形式，最終歸為集體所有。

這樣一石而鳥，先滿足了農民得到土地的實惠和批鬥地主的“殘暴的歡愉”，然後，又通過收繳農民的土地實現了政權對農村和農民的控制。農民則充當了中共沒收地主土地的中介和工具。到頭來，一場空，農民成為了國家的農奴，被殘酷壓榨和剝奪，被戶口等控制手段牢牢地禁錮在了農村和種田上，既失去了過去可以給不同地主打工的機會，或者進城務工的機會，也喪失了過去通過勤勞致富擁有土地成為地主的希望。

2026年1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