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二三年至二〇二五年間，海外民運經歷了一場持續數年的組織危機。這場危機並非由單一事件引發，而是在長期積累的路線分歧、組織治理問題、領導權競爭、財務爭議以及海外民運生態變化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下逐步爆發，並最終導致組織分裂、領導體系並存以及新的政治組織不斷出現。 

危機的導火索之一發生於二〇二三年十一月美國舊金山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期間。中國民主黨全國聯合總部、中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人道中國、中國人權、中國民主人權聯盟、民主中國陣線等多個海外民運團體聯合組織兩百餘名人士前往舊金山，就中國人權、民主自由等議題舉行示威活動。全聯總青年部執行長界立建擔任活動總召集人。會議期間，示威者與歡迎中國領導人的人群多次發生言語衝突及肢體衝突。十一月十六日，界立建、王中偉等人與歡迎人群再次發生衝突，界立建隨後被舊金山警方逮捕，並被控共謀、搶奪、攻擊他人及持有催淚瓦斯等多項刑事罪名。雖然多個海外民運團體隨後聯合發起募款，為其籌集約兩萬美元法律及行動經費，並於十一月二十日獲准保釋，但此後黨內部分人士陸續質疑相關募款及資金使用情況，認為善款流向缺乏透明度，部分在APEC抗議中受傷的參與者未獲得應有補償，而界立建個人生活方式卻引發外界議論。這些質疑雖主要來自黨內人士，並未形成公開調查結論，但已成為日後組織內部矛盾不斷升級的重要因素之一。

儘管圍繞舊金山事件的爭議持續存在，界立建在組織內部的政治地位卻進一步提升。二〇二四年一月三十一日至二月一日，中國民主黨全聯總在美國洛杉磯召開第五次代表大會，鄭存柱當選主席，界立建當選副主席。會後，鄭存柱提出恢復使用“中國民主黨聯合總部”這一歷史名稱（去掉“全國”兩字），希望藉此強化組織的歷史延續性。同年七月，早期民主黨建黨參與者朱虞夫抵達美國，為組織帶來了具有象徵意義的歷史人物資源，也使其日後在組織危機中的調停角色具有特殊地位。

然而，二〇二四年八月發生的唐元雋事件再次重創組織。身兼全聯總秘書長及美東黨部主席的唐元雋在紐約法拉盛被美國執法部門逮捕，美國司法部指控其自二〇一八年以來涉嫌充當中國國家安全部的非法代理人。事件發生後，美東黨部雖然成立緊急過渡小組試圖維持組織運作，但重組工作最終未獲成功。鄭存柱隨後公開批評唐元雋未經授權擅自調整黨部組織關係，美東黨部最終於同年十月正式解散。這一事件不僅削弱了全聯總的組織能力，也進一步加劇了黨內對於領導層管理能力及組織安全問題的質疑。 

進入二〇二五年，聯總內部長期積累的矛盾全面爆發，並迅速演變為公開的領導權危機。一月二十六日，鄭存柱發布內部通知，指出第五次代表大會選舉存在重大舞弊行為，建議暫停包括其本人、界立建及監察委員會主席林正治在內三名主要當選人的職務，由朱虞夫主持臨時工作，重新組織選舉並調查相關爭議。鄭存柱此舉意味着對第五次代表大會合法性的全面否定，也開啟了組織內部重新分配權力的過程。

界立建陣營則迅速作出反應。次日，其合作者召開所謂“常務委員會”會議，在未經原有組織程序授權的情況下推舉界立建擔任代理主席，並開始以新的領導體系對外開展活動。一月二十八日，朱虞夫發表聲明，指出界立建在舊金山APEC示威活動中涉及暴力衝突，與中國民主黨長期倡導的和平、理性、非暴力原則相違背，希望其暫時退出黨務工作，以維護組織形象。此後雙方矛盾進一步公開化。一月二十九日，界立建陣營再次召開會議，宣布鄭存柱已經辭職，而鄭存柱本人則立即出席會議，當場否認相關說法。

二月一日，聯總恢復使用“中國民主黨全國聯合總部”名稱，並召開第五屆代表大會第一次總部委員會會議，決定成立由朱虞夫主持的調查及臨時執行機構，對第五次代表大會選舉及相關爭議展開獨立調查，同時宣布暫停鄭存柱與界立建二人的職務。與此同時，界立建陣營繼續以“中國民主黨聯合總部”名義發布公告，拒絕承認上述決定，並反過來指責鄭存柱從事分裂活動。至此，全聯總事實上形成兩個互不承認合法性的領導體系，圍繞組織名稱、代表大會合法性、主席職務以及組織控制權展開全面競爭，長期存在的路線分歧和權力鬥爭最終公開化、制度化。

二月十五日，朱虞夫在全聯總會議上宣讀《關於界立建脫黨問題的處理決定》。決定指出，界立建拒絕執行組織決議，脫離全聯總，自行偽造黨部文件，對外自稱“代理主席”，並於二〇二五年二月七日另行註冊“中國民主黨聯合總部”，繼續以民主黨名義組織活動，違反黨章規定。因此，全聯總宣布界立建自動喪失黨員資格及第五次代表大會產生的總部副主席職務，並聲明其今後舉辦的一切活動均與全聯總無關，相關法律責任由其個人承擔。這標誌着雙方組織關係正式破裂，分裂進入制度化階段。 界立建並未因此退出海外民主運動。二〇二五年三月，其成立“中國民主黨國際聯盟”，繼續組織街頭抗議及政治活動，使原有組織分裂進一步固定化，也形成多個相互競爭、彼此否認合法性的海外民主黨組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