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百年大變局：習近平再造中共的險局與統一台灣的困境及中華民族大危局

作者：北京愛國學者

總目錄：

前置內容：摘要

一、振興中華與“天下為公”的偉大歷史任務從孫中山轉交到習近平

二、重新認識被嚴重誤解的愛國強人政治家習近平

三、代表革命意願與天理良知的習仲勛才是真正的革命正統

四、不忘初心：革命先烈的奮鬥成果不能落到權貴手中

五、習近平團隊所面臨的權貴官僚反噬風險

六、人口危機、改革滯後與武統台灣的三重風險疊加

七、習近平及團隊如何保障“天下為公”和自身權益

八、如何實現中共與中華民族的雙贏局面

九、習近平的困局與拯救中華民族的命運

十、習近平及繼任者如何重建並掌控真正的人民軍隊

（正文2.5萬字，摘要6000字）

摘要：

北京學者：近十幾年來，從反腐敗、扶貧、環境保護、掃除黑惡勢力、發展軍工和戰略高科技產業、以反腐敗和整治官場改善政治生態、以發展軍工和反腐敗提高軍隊戰鬥能力等執政成果來看，習近平主席的執政業績超過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領導人，也超過中國近百年來的其他所有領導人。習近平強力推進反腐敗，中國官場腐敗問題得到很大改觀，這是百年罕見之政治肅清。習近平強力推進扶貧，中國很多貧困地區的面貌得到很大改觀，這是百年未見之功業。習近平強力推進環境保護，中國的空氣污染、水污染和土壤污染等都得到很大改觀，中國北方地區的霧霾現象得到有效治理，這是百年罕見之功績。習近平強力掃除黑惡勢力，治安不善的地區和農村地區的治安得到很大改善，黑惡勢力和黃賭毒大幅降低，這是百年罕見之功業。習近平積極推動高科技產業發展，力主建設自主的完整工業鏈，這讓中國應對美國貿易戰越來越有力量，也讓歐盟和日本無法通過經濟制裁撼動中國，這是百年未見之強盛。習近平推動軍工產業和軍民兩用產業發展，讓中國軍工產業及軍工產能潛力都獲得巨大增長，達到讓美國恐怖的地步，這是百年未見之強大。習近平以軍工發展和反腐敗重建中國軍隊，讓中國軍事實力大幅增長，讓美國霸權主義已經開始恐懼中國軍事實力，這是百年罕見之雄心壯志。從習近平的理想與執政業績來看，習近平是一位意志堅定的目標長遠的愛國強人政治家。如果習近平能夠再為中國建立維持中華民族可持續發展的賢能民主制度及恢復符合真理中道的中華文化，通過經濟社會文化的系統改革解決中國超低生育率危機，習近平就是中國近百年來孫中山之後的偉大政治家。

浙江老領導和北京學者都認為：權貴集團最不希望習近平推動中國民主自由，因為權貴集團害怕失去權力所帶來的既得利益。如果習近平在執政初期就推動民主自由，就會遭到權貴集團的強烈抵制。而且，如果習近平當初表現得像父親習仲勛一樣開明，中國人民就會更加擁護習近平，這是權貴集團不想看到的局面。當時很多人擁護習近平，就是因為習仲勛的開明及奉行“權力為公”的良心，但這會損害權貴集團的利益，因而很多紅二代支持薄熙來優於支持習近平。權貴集團害怕習近平推動民主自由，因為民主自由會在制度上打擊權貴集團的利益。經過習近平兩年大力反腐敗之後，以權謀利的權貴集團就非常痛恨習近平，企圖陰險推翻習近平，比如2015年的“股災”、對異議人士和維權律師的大抓捕、推動互聯網與媒體出版的言論高壓政策，都是為了抹黑習近平，也是為了把習近平拖下水，讓黨政軍民都痛恨習近平，進而推翻大力搞反腐敗的習近平。一個開明的推動民主自由的習近平將被人民擁護，很難被權貴集團推翻。但權貴集團很容易反撲黨政軍民都痛恨的專制高壓統治，只要把專制高壓統治與習近平綁定在一起，只要全國黨政軍民痛恨專制高壓統治，權貴集團就會最終成功反撲習近平。

浙江老領導和北京學者都認為：長期以來，人們總把毛澤東、鄧小平等當作中共革命正統，這是十分錯誤的。革命正統不是誰擁有最高權力，而是誰代表革命的偉大理想追求，誰代表最廣大革命先烈的偉大意願，誰代表符合真理中道的天理良知。顯然，習仲勛等有良知的共產黨員才是主流，他們奉行“革命為公”，也就是繼承孫中山和中華道統的“天下為公”，這才是真正的中國革命正統，習仲勛就是中共革命正統的代表。毛澤東、鄧小平等人品不佳的領導人是“劣幣驅逐良幣”，不是中共黨員的主流，違反革命先烈的革命意願，也違反天理良知與中華道統，因而不是中國革命正統。孫中山高舉“振興中華”和“天下為公”，其革命理想追求符合真理中道與天理良知，孫中山是近代中國革命的先驅，也是中國革命的正統。在中共第一代領導人，習仲勛是最有良知的領導人，代表了最廣大黨員與革命先烈意願，因而習仲勛才是真正的中共革命正統，習近平是繼承父親習仲勛的偉大革命遺志。

浙江老領導和北京學者都認為：習近平是孫中山之後最高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領導人，習近平是孫中山之後最高舉中華文化偉大復興的領導人，習近平是孫中山之後最秉持“權力為公”的領導人。中共革命的目的是“革命為公”，中共政權的目的是“權力為公”，中共的最終理想是“天下為公”。中國共產黨是以“革命為公”實現“權力為公”，以“權力為公”實現“天下為公”。權貴集團企圖把中共變成維護權貴集團利益的中共，企圖把中共的“權力為公”變成“權力為私”。習近平以反腐敗打倒權貴集團，就是使中共重新回歸“權力為公”，進而實現革命先烈“天下為公”的革命理想。因此，習近平拯救了中共，也扭轉了中國歷史進程。習近平的下一步偉大目標，就應當是通過遵從天理良知的中華文化和符合真理中道的賢能民主，以最優的制度和文化確保中國實現“天下為公”及可持續發展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浙江老領導說：20世紀的中國有孫中山，高舉“振興中華”和“天下為公”的革命大旗，推翻滿清專制壓迫和帝國主義代理人，開啟中華民族的近代獨立發展之路。21世紀的中國有習近平，讓中國擁有國家強大的尊嚴，讓中國人擺脫權貴集團掌控國家的危險。毛澤東只是讓中國窮人站起來了但實際上還是繼續窮，還要讓中國人和革命戰友向毛澤東下跪（文化大革命）。鄧小平只是部分解放了中國人的勞動創造潛能，但埋下權貴集團掌控中國的危險隱患（陳雲也負有重大責任）。江胡時期雖然經濟上繼續改革開放，但讓腐敗的權貴集團也越來越大，有讓權貴集團吞併中共和國家的危險。習近平以強力反腐敗打倒權貴集團，為恢復“天下為公”的偉大理想奠定政治基礎。習近平大力發展高科技和軍工產業，以強大實力讓中國人真正在世界上與西方白人平起平坐的站起來，恢復中華民族應有的尊嚴與地位。有學者提出中國超低生育率是中華民族的新千年最大危機，只要大家提出好的解放方案，相信習近平可以解決中華民族的新千年危機。

浙江老領導說：改革開放讓中國經濟獲得巨大發展，也形成了巨大的權貴體系，這些權貴體系對習近平的強力反腐敗和奪取權力嚴重不滿。因為這些權貴集團試圖把中國變成他們的私人資產，將孫中山和革命先烈們所追求的“天下為公”變成新權貴集團的“天下為私”，讓中國共產黨變成這些權貴掠奪利益和維持利益的工具，讓革命先烈流血犧牲的奮鬥的成果毀於一旦，讓1億中共黨員的努力奮鬥變成權貴們的墊腳石。革命先烈流血犧牲奮鬥的目標與初心，就是為了打倒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打倒剝削壓迫者，讓國家屬於人民，也就是實現“天下為公”的偉大理想。如果紅二代、太子黨和官僚集團變成新的剝削壓迫者，革命先烈流血犧牲奮鬥的成果就被竊取了。但是，這些權貴集團不甘心失敗，他們準備隨時推翻習近平及其團隊，進而把中國竊取為權貴們的私產。習近平看到了這個危險趨勢，因而通過反腐敗而打垮新的權貴集團，把國家權力重新從權貴集團手中奪回來。可以說，習近平拯救了黨和國家，改變了中國發展的歷史進程。

浙江老領導說：習近平要延續改變中國的發展成果，習近平選擇李強擔任總理是非常正確的。從改革發展來看，李強的地方執政能力及業績明顯優於團派的李克強和胡春華，不少方面也超過改革著稱的汪洋。請大家不要只看學歷，學歷不等於能力和品德。受到“文革”影響的一代人，很多人學歷不高，但不代表能力不強。從浙江和上海的執政業績和親民親商來看，李強明顯優於團派的胡春華。在產業結構改革、新型產業發展、重大產業項目、營商環境和招商項目落地，李強的執政能力是非常卓越的。比如，李強引進特斯拉電動汽車項目，帶動中國整個電動汽車產業發展，又為中國機器人產業發展打下堅實基礎。團派和江曾派系曾經的地方主政領導，有幾個能夠趕上李強的執政能力？無論是習近平推動整個中國的高新科技產業發展，還是李強主政地方時推動中國高新科技產業發展，都展示出巨大執政發展能力，都遠超過世界其他國家的領導人。只不過是習近平、李強等缺乏有力的宣傳團隊及宣傳意願，導致其功績被大家忽視。請大家既要相信習近平的能力，也要相信李強的能力，其執政為國為民的品德也都是很高的，請大家一定要有信心。

北京學者：在目前中國，腐敗的貪婪的權貴集團痛恨習近平，因為習近平讓權貴集團不能再騎在中國人民頭上壓榨中國人民。因反腐敗、掃黑除惡和扶貧等受益的一般民眾支持習近平，但一般民眾缺乏權力、資本和聲音。要防止權貴集團反撲，就要以制度保障“權力為公，主權在民”，才能以人民的力量壓制權貴集團。無論歷史還是邏輯證明，專制獨裁統治與權貴寡頭統治都最終危害國家和人民，一人一票的西方民主存在“自私無知者多數人暴政”的西式民主陷阱，中國堯舜禹時期推舉賢能和賢能治國的“賢能民主”才是實現“天下為公”的最科學制度。同時，遵從天道的符合真理中道的中華文化，既是建立民族可持續發展的思想文化道德秩序，也是建立可持續發展的政治經濟社會秩序。以賢能民主和中華文化作為保障，才能實現“天下為公”的偉大理想，才能長期保障習近平以反腐敗從權貴集團手中奪取權力的政治成果，將習近平的政治功績變成偉大的歷史貢獻，也鞏固習近平及繼任者的穩定執政。

北京學者：近年來，隨着中國經濟增長下滑和就業形勢惡化，中國年輕人積累的不滿越來越嚴重，中共強制計劃生育和一胎政策最終摧毀中共以經濟增長作為執政合法性的政權穩定基礎。同時，隨着經濟發展、大學擴招和互聯網時代的到來，中國人民對民主自由法治的需求不斷提高。但是，從2013年以來，中國民主自由法治都陷入停滯或倒退，這與中國人民日益增長的民主自由法治需求越來越脫節。近十幾年的專制高壓政策，讓中國黨政軍民已經積累巨大不滿。如此，人口經濟形勢惡化與中國政治改革滯後的危機就會疊加起來，經濟惡化、就業惡化、財政惡化、債務惡化、養老費用飛漲與人民的不滿就會一起爆發，維持中共一黨專政的難度越來越高。同時，習近平又要完成統一台灣的歷史使命，而台灣人民最恐懼的就是中共缺乏民主自由，這就會導致台灣人民堅決抵抗中共統一台灣。一旦習近平武統台灣不能速戰速決，不能迅速消除台灣人民的頑強抵抗，戰爭所導致的經濟動盪和國際制裁就會使中國經濟崩潰，中國黨政軍民對習近平的不滿就會一起大爆發。如此以來，人口經濟惡化的危機、政治改革滯後的危機與武統台灣的危機就會三重疊加，導致中國黨政軍民一起迅速推翻近十幾年來的專制高壓政策，西方自由主義或權貴集團奪權。

北京學者：中國超低生育率的人口危機演變為經濟發展危機和房地產危機，繼而造成企業發展與債務危機、個人就業收入與債務危機、政府財政與債務危機。必須解決超低生育率這個經濟社會危機長期的最關鍵導火索，才能長久解決中國人口經濟危機。因此，中國必須以印錢和發行國債鼓勵生育率，以經濟社會激勵機制調整鼓勵生育（比如改革養老模式、女性就業與生育掛鈎），以恢復中華傳統文化和重建婚姻家庭道德恢復生育。通過鼓勵生育孩子刺激經濟及改善經濟長期預期，通過經濟發展及改善長期預期而改善投資、就業和收入，再通過延緩還債和通貨膨脹縮水債務，才能長期化解中國企業、個人與政府的債務危機。其中，印錢鼓勵生育，一邊增加消費需求和長期經濟投資預期，改善經濟與就業；一邊又通過印錢製造合理通貨膨脹，進而長期化解債務。

北京學者：習近平和繼任者要確保權力與政權的穩定，就要從權謀、制度、文化、升遷、宣傳、利益、政績與威望等系統化努力。首先，通過民主法治的反腐敗制度設計確保打倒腐敗的權貴集團，削弱腐敗權貴集團的權力與資本，防止其反撲的可能性。第二，建立民主法治憲政的科學完善的國家制度，通過賢能民主、選賢任能、賢能治國、言論自由，確保權力的廉潔公正、天下為公。第三，以儒家思想主導的中華文化對黨政軍進行深入靈魂的教育，在教育、媒體、互聯網及全社會恢復中華文化，並以“陽明心學”重建文化道德。第四，通過完善制度確保黨政軍領導升遷的公正透明，既讓其看到希望，又降低其不滿。第五，對執政和功績進行科學公正的解釋，繼而進行有效的宣傳。第六，科學合理的方式精簡行政及降低行政開支浪費，比如以人工智能提高行政效率並降低行政成本，然後在此基礎上合理提高官員收入，特別是對掌握巨大權力者實施適當的高薪養廉。第七，通過民主執政、科學執政和聚集智慧，以發展建設成就和功績樹立威望。第八，提升智慧與道德修養，成為德才兼併的賢能，讓黨政軍民敬仰，獲得無形的巨大影響力。

北京學者：西方左派思想主導的自由民主不是歷史的終結，而是文明的死局。因為絕大多數人自私且無知，一人一票的自由民主必然導致“無知的道德墮落的多數人暴政”，讓自由民主陷入死局。“開明專制”和“賢能民主”都屬於“賢能政治”，儒家思想和中華文化可以為中共和習近平目前的“開明專制”提供最好理論解釋。從“開明專制”過渡到“賢能民主”，擺脫專制制度的巨大弊端，擺脫西方民主的巨大陷阱，習近平和繼任者就能為人類文明指引方向。目前，世界主流思想文化是西方左派自由主義，由於自由主義把傳統文化約束人性之惡當作自由的壓迫，由於自由主義打倒維持文明精神文化道德秩序的傳統文化，導致道德墮落、婚姻解體和低生育率危機，摧毀民族、國家與文明的未來。習近平和繼任者恢復符合真理中道的可持續發展的中華文化，既是拯救中華文明，又是引領人類文明。因此，賢能民主和中華文化，就能立即讓習近平和繼任者占據人類道德高地，成為中華民族和人類文明的拯救者。

北京學者：由於東亞國家傳統文化遭到嚴重破壞，反婚姻反生育的女權主義思想嚴重泛濫，東亞國家從20世紀末開始陷入超低生育率。超低生育率就會導致超級老齡化，中老年人選票占據絕對多數，形成“老年民主的多數人暴政”，老年人以選票將沉重養老醫療負擔壓在年輕人身上，導致超低生育率與超級老齡化的惡性循環，民族、國家與文明陷入死局。西方左派自由主義文化主導的現代文化嚴重破壞傳統文化道德價值觀，摧毀婚姻家庭和生育。一人一票的平等民主導致低生育率與老齡化的惡性循環，再次鞏固低生育率危機。因此，西方左派自由主義思想和一人一票的平等民主相結合，就會導致家庭、經濟、社會、民族、國家與文明陷入可持續發展危機，導致中華民族陷入死局！

北京學者：實際上，不僅普通老百姓和基礎黨政人員痛恨腐敗且不公的政治環境，士兵和中低層將官也是痛恨腐敗且不公的軍隊環境。在過去軍隊腐敗嚴重的時候，中國軍隊將領升遷幾乎等於明碼標價，軍隊將領幾乎到了不腐敗就不能升遷的地步，這讓具有正義感的將士們非常憤怒又無奈。習近平通過強力反腐敗而減少了腐敗，但沒有建立有效的制度和文化，黨政軍腐敗仍然繼續延續。而且，依靠習近平強人政治的運動式反腐敗，讓腐敗的黨政軍領導集體痛恨習近平，這種政治強人運動反腐敗模式是不可持續的。習近平和繼任者必須擺脫依賴政治強人的運動式反腐敗，以科學完整有效的制度文化體系確保黨政軍的廉潔公正，讓各級黨政軍領導心服口服並真心擁護黨中央。因此，必須建立科學完善的賢能民主制度，必須恢復優秀的中華文化，必須通過言論自由、民主監督和綜合評判預防腐敗升遷，讓組織審核、上級評判、下級評判、人民群眾評判和媒體輿論監督等都參與黨政軍領導的升遷，實現陽光透明、廉潔公正、民主科學、選賢任能。

中國百年大變局：習近平再造中共的險局與統一台灣的困境及中華民族大危局

作者：北京愛國學者

目錄：

一、振興中華與“天下為公”的偉大歷史任務從孫中山轉交到習近平

二、重新認識被嚴重誤解的愛國強人政治家習近平

三、代表革命意願與天理良知的習仲勛才是真正的革命正統

四、不忘初心：革命先烈的奮鬥成果不能落到權貴手中

五、習近平團隊所面臨的權貴官僚反噬風險

六、人口危機、改革滯後與武統台灣的三重風險疊加

七、習近平及團隊如何保障“天下為公”和自身權益

八、如何實現中共與中華民族的雙贏局面

九、習近平的困局與拯救中華民族的命運

十、習近平及繼任者如何重建並掌控真正的人民軍隊

進入21世紀，中華民族到了新的十字路口，破壞傳統文化與生育的“斷子絕孫”的西方左派思想病毒泛濫，不可持續發展的經濟社會文化模式嚴重破壞婚姻家庭和生育，中國面臨超低生育率和未來人口大崩潰的危機，曾經人口最龐大的中華民族有迅速淪落為一個瀕危弱小民族的千年級危險。按照近年來中國1.0的總和生育率，新生人口每過一代減少55%，兩代減少80%，三代減少91%，四代減少96%，五代減少98%，600年後中國只剩下一個孩子，中華民族面臨千年級的興衰存亡危機！這種危險僅次於五胡亂華、安史之亂和日本侵華，甚至是比這些外族入侵更加危險！

21世紀的中國走到了十字路口，是選擇可能面臨“自私無知者多數人暴政”制度陷阱的西方民主，還是以權謀利的新權貴掌控中國，或者是中國找到一條符合天道的可持續發展的新型民主制度。如果是以權謀利的新權貴掌控中國，他們以各種方式壓榨中國年輕人，中國將是陷入難以自拔的超低生育率危機。西方資本主義民主是資本操縱政治、媒體與教育，國家被貪婪的資本所綁架，仍是難以走出超低生育率危機。持續的超低生育率危機將導致中國2031年就陷入超級老齡化，如果採用一人一票的平等民主，就會導致“中老年人的多數人暴政”，中老年人以選票綁架國家，沉重的養老醫療負擔壓迫在年輕人身上，導致超低生育率與超級老齡化的惡性循環。

在過去，中華民族面臨危險時，還有儒家“仁義忠孝”等精神做支撐，中華兒女自覺挽救中華民族的危機。現在，儒家思想主導的中華傳統文化道德價值觀被打倒，自私墮落的西方左派自由主義思想泛濫，真正關心民族與國家未來的人越來越少，這才是中華民族的最大危險！目前，中國面臨人口、文化與婚姻家庭的大崩潰，中華民族到了和平時期最危險的時候，中華文明正在面臨史無前例的文明大崩潰！拯救中華民族的未來，扭轉中國超低生育率危機，必須使中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全面回歸可持續發展的真理中道。這是重建民族、國家與文明，這是拯救中華民族新的千年任務，也是為拯救人類文明探索道路。

一、振興中華與“天下為公”的偉大歷史任務從孫中山轉交到習近平

在現代文明，如何拯救中華民族的命運，中國應該選擇什麼樣的國家制度，中華文明應該選擇什麼樣的思想文化，孫中山先生是第一位探索者。作為中國革命先驅的孫中興先生，高舉“振興中華”和“天下為公”的理想，推翻滿清專制統治，建立中華民國。中華民族如何應對現代文明的政治經濟文化與民族可持續發展問題，孫中山先生提出“三民主義”，希望實現民族、民權與民生的可持續發展。中國共產黨因為與孫中山先生比較相近的理想，因而跟隨孫中山先生。由於共產主義理想十分遙遠，孫中山先生的奮鬥目標其實就是中國共產黨的初心與使命，“振興中華”、“天下為公”和“三民主義”的追求就是中國共產黨的現實目標。

儒家經典《禮記·禮運大同篇》描述中國堯舜時代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翻譯成現代漢語就是：當大道行於天下的時候，天下就是人們所共有的。人們會推舉那些品德高尚、德才兼備的人，讓他們出來管理國家。人人講求誠信，彼此和睦相處。人們不只是把自己的親人當親人，不只是把自己的子女當子女，讓老年人能有個養老送終的處所，青壯年有個工作來養家糊口，年幼的孩子可以有個健康成長的地方，讓那些鰥夫、寡婦、孤兒、殘疾人、獨居老人都能得到社會的供養。男子有職務，女子有歸宿。對於財貨，人們憎恨它被白白扔掉，撿起來卻不一定要自己私藏。人們都願意為公眾事業竭盡全力，而不一定是為自己謀求私利。因此，奸邪之謀不會發生，盜竊、造反、害人的事情不會興起，所以大門也就不用緊緊關閉。這就是大同社會。

到了近代，中國民主革命先驅孫中山先生高舉“振興中華”和“天下為公”，結合現代社會的文明可持續發展危機，創立“三民主義”以實現民族、民權與民生的可持續發展。1924年，孫中山在其《三民主義》中說：“真正的三民主義，就是孔子所希望的大同世界。”孫中山又說：“我們三民主義的意思，就是民有、民治、民享。這個民有、民治、民享的意思，就是國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照這樣的說法，人民對於國家，不只是共產，一切事權都是要共的，這才是真正的民生主義，就是孔子所希望的大同世界。”當然，孫中山此處的“共產”，並不是生產資料公有制、消滅私有制的共產主義，而是指“社會財富、經濟利益全民共享”，並且進一步主張政治權力也要由人民共管，把民生主義和儒家《禮運》大同理想相互貫通。

孫中山高舉“振興中華”、“天下為公”和“三民主義”，就是拯救中國、拯救中國人民、拯救中華民族。“天下為公”就是國家為公眾所有、權力為公眾所有、利益為公眾所有，但沒有限定生產資料所有制，因而不存在教條主義囚困思想。按照儒家“中庸之道（折中之道）”和“止於至善（最優解）”的觀念，孫中山所高舉的“振興中華”和“天下為公”就是以科學合理的政治經濟模式實現人民利益最大化、國家發展最大化和民族的興旺發展，就是“三民主義”的“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就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的中國夢。1978年之後的中國共產黨，逐步回歸孫中山“振興中華”、“天下為公”和“三民主義”。當然，中共存在很大歷史曲折探索，存在“文化大革命”、“強制計劃生育和一胎政策”等嚴重錯誤，現在仍有很多不足或問題，但整體趨勢正在回歸孫中山先生所追求的夢想。

孫中山是政治家兼思想家，同時對政治經濟文化與民族人口發展有深刻理解，因而提出“三民主義”。習近平提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為目標的“中國夢”，其實就是回歸孫中山先生所高舉的“振興中華”、“天下為公”和“三民主義”。如何具體實現這些目標，需要政治經濟文化都符合真理中道，需要掌控國家權力並實踐真理中道。習近平通過超高的政治謀劃，已經從紅二代權貴、新官僚權貴和腐敗官僚手中奪回了國家權力。現在中國緊急缺乏的，就是頂級思想家探索政治經濟文化的真理中道，然後習近平以國家權力實踐真理中道，實現權力與思想的偉大結合，實現孫中山未完成的偉大理想。如果習近平實現孫中山提出的偉大目標，習近平就是近現代中國僅次於孫中山的偉大政治家。

二、重新認識被嚴重誤解的愛國強人政治家習近平

2026年5月，筆者參加了北京某智庫統一台灣研討會，官方領導的深度介紹讓我重新認識了習近平，發現習近平確實是一個目標長遠的能力很強的愛國政治強人（詳見研究報告《北京智庫：中國統一台灣勢在必行，中俄聯合取消美國霸權，中美共治世界造福人類》）。2026年8月，筆者在北京參加了一個飯局，有位來自浙江的老領導為習近平作了很多解釋，讓我更加深入了解習近平的愛國理想、堅忍奮鬥與習近平團隊所面臨的兇險局面。

大約從2015~2016年開始，西方媒體和自由民主人士給習近平戴上“獨裁者”的帽子，這存在很大誤解，或許還有系統的抹黑。實際上，習近平自幼就是一個愛國者，這是西方媒體和自由民主人士所嚴重忽視的。在習近平五六歲時，母親齊心給他買了岳飛傳等小人書，並給他講“精忠報國”、岳母刺字的故事。習近平表示：“‘精忠報國’四個字，我從那個時候一直記到現在，它也是我一生的目標。”

說實話，“精忠報國”也是筆者的追求，這點我與習近平的愛國追求是一致的。筆者兒時看到孫中山“振興中華”的理想，我就把“振興中華”作為一生的理想。真正的愛國必須找到正確道路，沿着真理道路前進才能救國。否則，在錯誤的道路上愛國就很可能是誤國誤民。因此，筆者在小學四年級就立志為中華民族的未來探索真理，以真理振興中華。為中華民族的命運而探索真理，這就鑄就了筆者近幾十年來的人生道路。

習近平從兒時就有偉大的愛國理想追求，又飽受“文化大革命”帶來的苦難，這塑造了習近平的思想認知，也塑造了習近平的人生道路。比如，在陝北農村的辛勤勞動，讓習近平非常同情窮苦農民，因而習近平大力推進扶貧工作。只有理解習近平的愛國心和人生經歷，才能正確理解這幾十年來的習近平。據習近平前妻的公開說法，年輕的習近平就有宏大理想。筆者在5月份參加北京某智庫統一台灣研討會時，官方領導說1985年習近平到廈門工作時，就有統一台灣的夢想，並為兩岸交流發展做力所能及的工作。至少從2012年11月開始，習近平就確立了發展中國軍事實力以統一台灣和抗拒美國霸權主義的戰略規劃。時至今日，習近平的一系列作為，都以習近平的愛國理想為出發點。

近十幾年來，從反腐敗、扶貧、環境保護、掃除黑惡勢力、發展軍工和戰略高科技產業、以反腐敗和整治官場改善政治生態、以發展軍工和反腐敗提高軍隊戰鬥能力等執政成果來看，習近平主席的執政業績超過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領導人，也超過中國近百年來的其他所有領導人。習近平強力推進反腐敗，中國官場腐敗問題得到很大改觀，這是百年罕見之政治肅清。習近平強力推進扶貧，中國很多貧困地區的面貌得到很大改觀，這是百年未見之功業。習近平強力推進環境保護，中國的空氣污染、水污染和土壤污染等都得到很大改觀，中國北方地區的霧霾現象得到有效治理，這是百年罕見之功績。習近平強力掃除黑惡勢力，治安不善的地區和農村地區的治安得到很大改善，黑惡勢力和黃賭毒大幅降低，這是百年罕見之功業。習近平積極推動高科技產業發展，力主建設自主的完整工業鏈，這讓中國應對美國貿易戰越來越有力量，也讓歐盟和日本無法通過經濟制裁撼動中國，這是百年未見之強盛。習近平推動軍工產業和軍民兩用產業發展，讓中國軍工產業及軍工產能潛力都獲得巨大增長，達到讓美國恐怖的地步，這是百年未見之強大。習近平以軍工發展和反腐敗重建中國軍隊，讓中國軍事實力大幅增長，讓美國霸權主義已經開始恐懼中國軍事實力，這是百年罕見之雄心壯志。從習近平的理想與執政業績來看，習近平是一位意志堅定的目標長遠的愛國強人政治家。如果習近平能夠再為中國建立維持中華民族可持續發展的賢能民主制度及恢復符合真理中道的中華文化，通過經濟社會文化的系統改革解決中國超低生育率危機，習近平就是中國近百年來孫中山之後的偉大政治家。

有人說，習近平反腐敗和集中權力是為了個人權力，浙江老領導認為這是對習近平的誤解與抹黑。浙江老領導說：如果習近平真的為了個人權力，他就應該學習江ZM和曾QH，通過腐敗聚攏官員人心並綁定在一起，這就能讓習近平像江ZM、曾QH一樣長期幕後把持權力。相反，習近平強力反腐敗，讓全國黨政軍領導痛恨習近平，這實際上是損害習近平鞏固個人權力，讓習近平的高壓反腐敗的權力模式非常脆弱。習近平的強力反腐敗，不僅使習近平面臨人身安全風險，也使習近平全家面臨安全風險。習近平反腐敗不僅針對其他派系，也針對腐敗的“自己人”，習近平痛心疾首拿下了很多他提拔的人。如果習近平反腐敗是為了個人利益，習近平就不會這樣做，因為強力反腐敗的結果反而損害習近平的權力穩定及家族的長期安全。只有真心為國為民，只有偉大的愛國情懷，才能讓習近平如此堅毅。

關於近十幾年來管控言論自由和抓捕自由派人士，北京某智庫統一台灣研討會領導的說法是中美對抗的結果，因為美國企圖藉助言論自由和自由派人士妄圖顛覆中國政權及分裂中國，進而打斷中國崛起威脅美國霸權，相關部門建議中共中央限制言論自由。這次，浙江老領導認為，這是習近平與紅二代、江曾派系、腐敗官僚等權貴集團鬥爭的需要，因為這些新權貴妄圖藉助言論自由和自由派人士之手顛覆習近平政權，也是權貴集團試圖把習近平帶入維護權貴利益的“政治陷阱”。

浙江老領導認為：權貴集團試圖把習近平帶入黑路，讓習近平向權貴集團立“投名狀”，藉此讓中國人民和西方媒體痛恨習近平，進而讓習近平與權貴利益綁定在一起。比如，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吳邦國在2011年提出“五不搞”，就是江曾派系給習近平的執政定基調，確保權貴集團的利益。比如，江曾派系的傅政華（時任公安部副部長、後任司法部長）與孫力軍（時任公安部國內安全保衛局局長、副部長）操盤和主導2015年“709維權律師大抓捕”等事件，針對中國異議人士、人權律師等進行大規模逮捕鎮壓行動，權貴集團的目的就是讓習近平的手粘上權貴們想要的鮮血，進而把習近平與權貴們綁架在一起。再如，2015年的中國“股災”，就是江曾派系等權貴集團企圖通過股市暴跌而發動“經濟政變”，企圖顛覆習近平政權。權貴集團進行各種陰謀和陷阱，就是企圖藉助各種力量黑化習近平或打擊習近平。在權貴集團的誘導下，也是為了穩固中共政權的需要，因而習近平採取言論高壓政策。但這也讓習近平走向一條全國黨政軍民痛恨專制高壓政策的危險之路，讓習近平的權力大廈非常脆弱，這也是權貴們製造的政治陷阱。

浙江老領導說：習近平一邊打擊掌控媒體與互聯網的權貴集團，一邊防止美國和自由主義陰謀顛覆，兩邊作戰的壓力再加上諸如傅政華孫立軍之流們以“投名狀”拖下水式的邪惡引導，因而被迫限制言論自由。請大家放心，這種言論高壓狀態總會過去的，企業家和各界人才不要恐懼着往外國跑，中國不會變成大號朝鮮，也不會實行特務治國和警察治國，請大家不要過度憂慮中國政治走向，請國內外企業家和各界人才放心在中國發展。統一台灣之後，言論高壓政策就可以結束。有學者提出中國大陸以放開言論自由來降低台灣人的恐懼和抗拒心理，這個建議很值得考慮。在國家媒體引導下對美國西方進行思想文化的軟實力輿論戰，打破美國西方對中國在思想文化價值觀上的圍堵與顛覆，這個建議也很好。

浙江老領導和北京學者都認為：權貴集團最不希望習近平推動中國民主自由，因為權貴集團害怕失去權力所帶來的既得利益。如果習近平在執政初期就推動民主自由，就會遭到權貴集團的強烈抵制。而且，如果習近平當初表現得像父親習仲勛一樣開明，中國人民就會更加擁護習近平，這是權貴集團不想看到的局面。當時很多人擁護習近平，就是因為習仲勛的開明及奉行“權力為公”的良心，但這會損害權貴集團的利益，因而很多紅二代支持薄熙來優於支持習近平。權貴集團害怕習近平推動民主自由，因為民主自由會在制度上打擊權貴集團的利益。經過習近平兩年大力反腐敗之後，以權謀利的權貴集團就非常痛恨習近平，企圖陰險推翻習近平，比如2015年的“股災”、對異議人士和維權律師的大抓捕、推動互聯網與媒體出版的言論高壓政策，都是為了抹黑習近平，也是為了把習近平拖下水，讓黨政軍民都痛恨習近平，進而推翻大力搞反腐敗的習近平。一個開明的推動民主自由的習近平將被人民擁護，很難被權貴集團推翻。但權貴集團很容易反撲黨政軍民都痛恨的專制高壓統治，只要把專制高壓統治與習近平綁定在一起，只要全國黨政軍民痛恨專制高壓統治，權貴集團就會最終成功反撲習近平。

三、代表革命意願與天理良知的習仲勛才是真正的革命正統

浙江老領導認為，習近平既不會走毛澤東的“文革”路線，也不會成為權貴集團的一部分。習近平將繼續其父習仲勛“革命為公”的歷史使命，秉持“振興中華”和“天下為公”的偉大理想，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的中國夢。毛澤東貪婪權力，很多錯誤政策嚴重傷害國家和人民利益，這違背了中共“革命為公”的目的，更是與孫中山先生所高舉的“天下為公”背道而馳。鄧小平的改革開放，雖然有促進國家發展的目的，但也有權貴利益最大化的目的，並不是遵從“革命為公”和“天下為公”的革命理想。

浙江老領導和北京學者都認為：長期以來，人們總把毛澤東、鄧小平等當作中共革命正統，這是十分錯誤的。革命正統不是誰擁有最高權力，而是誰代表革命的偉大理想追求，誰代表最廣大革命先烈的偉大意願，誰代表符合真理中道的天理良知。顯然，習仲勛等有良知的共產黨員才是主流，他們奉行“革命為公”，也就是繼承孫中山和中華道統的“天下為公”，這才是真正的中國革命正統，習仲勛就是中共革命正統的代表。毛澤東、鄧小平等人品不佳的領導人是“劣幣驅逐良幣”，不是中共黨員的主流，違反革命先烈的革命意願，也違反天理良知與中華道統，因而不是中國革命正統。孫中山高舉“振興中華”和“天下為公”，其革命理想追求符合真理中道與天理良知，孫中山是近代中國革命的先驅，也是中國革命的正統。在中共第一代領導人，習仲勛是最有良知的領導人，代表了最廣大黨員與革命先烈意願，因而習仲勛才是真正的中共革命正統，習近平是繼承父親習仲勛的偉大革命遺志。

浙江老領導認為，習仲勛是中共第一代革命領導人最有良知的人，毛澤東是中共第一代革命領導人最陰險狡詐的人，習仲勛所走路線一向比毛澤東更有良知更加科學。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鄧小平、陳雲等都陰險整治過其他人，把很多革命同志及有良知的人整治的很慘。習仲勛一直堅守良知，敢於正義直言，保護了很多人。但可惜，毛澤東太會玩陰謀權術，竊取劉志丹和習仲勛領導的陝北革命根據地。毛澤東到達陝北革命根據地之前，先派人整治和殺戮陝北革命幹部，再以大救星的方式出現去糾正極左整肅而“拯救”劉志丹和習仲勛等陝北幹部。然後，毛澤東派人暗殺劉志丹，拉攏習仲勛穩定人心，最後再整倒習仲勛。習仲勛為了保命，或者被毛澤東欺騙，只得說感謝毛澤東曾經拯救了他，實則是毛澤東霸占陝北革命根據地並一直陰險的收拾劉志丹、習仲勛等陝北革命幹部。因此，從天理良知的中華道統來看，從中華古聖賢到孫中山所堅持的“天下為公”來看，習仲勛、劉志丹等陝北革命領導人才是中共之中符合良知與天道的正統，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陳雲等都不如習仲勛走的路，習仲勛走的路更符合天理良知與真理中道。

浙江老領導認為：如果把毛澤東等陰險狠辣的掌握最高權力的人當作中國革命正統，就是對廣大有良知中共黨員的羞辱，就是對廣大革命先烈流血犧牲的侮辱，就是對中國廣大仁人志士革命理想的竊取。不能以權力大小界定革命正統，而應該以革命人格的偉大使命、革命理想的偉大追求、革命路線的科學道路作為革命正統的判斷標準。顯然，毛澤東陰險狠辣，不具備高尚革命品格。習仲勛具有高尚革命品格，才能代表廣大革命仁人志士。毛澤東、鄧小平、陳雲等貪婪權力與既得利益，實為秉持“天下為私”，背叛“天下為公”的革命理想，不能作為中國革命正統。習仲勛堅守良知，秉持“革命為公”及“天下為公”，追求國家和人民的最高利益，這才是真正的中國革命正統。毛澤東堅守蘇聯模式馬列主義，導致中國發展道路的嚴重曲折。習仲勛堅守符合天理良知的實事求是的科學路線，這才是正確的中國革命道路。習近平受父親習仲勛影響，也是秉持“天下為公”，冒着自身安全風險和家族安全風險而不惜代價的打擊一切腐敗勢力，就是為了防止中國落入腐敗的新權貴手中。

2013年10月，中國中央電視台播放紀念習仲勛紀錄片，溫家寶總理在片中接受採訪時說：“仲勛同志一生坎坷，為人正直，待人寬厚，敢於直言，光明磊落。他在中央，在新老幹部中間深受大家的尊重。記得我調到中辦工作不久，仲勛同志就找我談話，他待人親切、和藹、樸實，我一點不感到拘束，他對我說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來之不易，我們花了巨大的代價，要倍加珍惜，堅持不動搖。”

四、不忘初心：革命先烈的奮鬥成果不能落到權貴手中

浙江老領導說：習近平自幼就是有偉大理想的人，他和父親習仲勛都有一顆愛國心。但習仲勛被陷害的冤假錯案讓習近平很小就遭受打擊，“文化大革命”又給習近平家庭帶來沉重打擊，這讓習近平不得不學會隱忍。2006年，胡錦濤和溫家寶聯手扳倒上海幫陳良宇之後，讓江ZM和曾QH被迫尋找新的接班人。當時薄熙來過於招搖，在“文革”時對父親非常薄情，因而當時中央沒有選擇薄熙來。江ZM和曾QH都認為習近平是容易被拿捏的紅二代軟柿子，所以把習近平當作接班人。胡錦濤和溫家寶感恩習仲勛，因而也認可習近平。

浙江老領導認為：雖然是江ZM和曾QH力挺習近平，但溫家寶為習近平掌權所做的實際貢獻最大。溫家寶力主扳倒上海幫陳良宇，又非常警惕“文革”餘孽薄熙來，為習近平成為新一屆領導人創造了歷史機遇。溫家寶力主扳倒薄熙來和周永康，為習近平實際掌權鋪平了道路。據香港媒體報道，在一個有數人在場的軍方半公開場合，徐才厚曾對郭伯雄說：“讓他（習近平）干5年就滾蛋！”2012年前後，周永康、薄熙來、徐才厚、郭伯雄和令計劃結成同盟，試圖讓薄熙來替換掉習近平。溫家寶在2012年3月力主扳倒薄熙來，為習近平掌權鋪平了道路。但這讓溫家寶得罪了周永康與薄熙來勢力，他們就在海外大肆抹黑溫家寶。海外民主人士和知識分子不分黑白，也跟着抹黑及攻擊溫家寶。

浙江老領導說：習近平掌權時面臨非常兇險的局面，腐敗的權貴官僚體系已經掌控中國很多年，讓中國革命先烈的奮鬥成果有被權貴官僚體系竊取的嚴重危險。如果讓紅二代、太子黨和官僚權貴竊取中國政治經濟權力，讓中國人民再次成為被權貴壓迫的對象，那麼革命先烈流血犧牲的奮鬥意義又是什麼？當時，紅二代支持習近平，既有有良知的紅二代痛心疾首父輩革命成果被新權貴竊取，又有成為新權貴的紅二代試圖永久成為壓迫中國人民的新權貴集團。江ZM和曾QH支持習近平，就是通過習近平紅二代的身份保住中共政權，進而維持江曾派系的利益，讓中共政權退化為權貴利益集團，這完全與習仲勛等老一輩革命家的革命理想背道而馳。習近平不願革命先烈流血犧牲所奮鬥的革命成果被新權貴集團竊取，也不願中國走向西方民主的資本家掌權。通過反腐敗擊敗新權貴集團，習近平為了人民和國家利益而奪回權力。

浙江老領導說：習近平是懂得感恩的人，並不是過河拆橋的人，習近平拆掉的都是腐敗分子和自私的新權貴。習近平打擊江曾派系等腐敗勢力，拿下腐敗的兩面人部下，這是秉公執法、鐵面無私，這是公正領導人應有的偉大品格。王岐山仗着自己的紅二代身份，妄圖成為新權貴，被習近平發覺並及時收回權力。一些紅二代支持習近平，其實是出於私心，是為了維護紅二代新權貴們的利益。比如，劉源、陳元等原先支持走“文革”路線的薄熙來，薄熙來倒台之後，他們才被迫投機的支持習近平，這種支持顯然是虛心假意的。習近平知道一些紅二代要成為新權貴，因而果斷拋棄他們，這正是習近平堅守良知並奉行“權力為公”。習近平知道張又俠腐敗，但為了兄弟情義，一直忍耐張又俠，最後為了偉大理想才被迫出手。這說明習近平十分仗義，但仍然堅持以國家大局和民族大義為重。

浙江老領導和北京學者都認為：習近平是孫中山之後最高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領導人，習近平是孫中山之後最高舉中華文化偉大復興的領導人，習近平是孫中山之後最秉持“權力為公”的領導人。中共革命的目的是“革命為公”，中共政權的目的是“權力為公”，中共的最終理想是“天下為公”。中國共產黨是以“革命為公”實現“權力為公”，以“權力為公”實現“天下為公”。權貴集團企圖把中共變成維護權貴集團利益的中共，企圖把中共的“權力為公”變成“權力為私”。習近平以反腐敗打倒權貴集團，就是使中共重新回歸“權力為公”，進而實現革命先烈“天下為公”的革命理想。因此，習近平拯救了中共，也扭轉了中國歷史進程。習近平的下一步偉大目標，就應當是通過遵從天理良知的中華文化和符合真理中道的賢能民主，以最優的制度和文化確保中國實現“天下為公”及可持續發展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浙江老領導說：20世紀的中國有孫中山，高舉“振興中華”和“天下為公”的革命大旗，推翻滿清專制壓迫和帝國主義代理人，開啟中華民族的近代獨立發展之路。21世紀的中國有習近平，讓中國擁有國家強大的尊嚴，讓中國人擺脫權貴集團掌控國家的危險。毛澤東只是讓中國窮人站起來了但實際上還是繼續窮，還要讓中國人和革命戰友向毛澤東下跪（文化大革命）。鄧小平只是部分解放了中國人的勞動創造潛能，但埋下權貴集團掌控中國的危險隱患（陳雲也負有重大責任）。江胡時期雖然經濟上繼續改革開放，但讓腐敗的權貴集團也越來越大，有讓權貴集團吞併中共和國家的危險。習近平以強力反腐敗打倒權貴集團，為恢復“天下為公”的偉大理想奠定政治基礎。習近平大力發展高科技和軍工產業，以強大實力讓中國人真正在世界上與西方白人平起平坐的站起來，恢復中華民族應有的尊嚴與地位。有學者提出中國超低生育率是中華民族的新千年最大危機，只要大家提出好的解放方案，相信習近平可以解決中華民族的新千年危機。

浙江老領導說：毛澤東的能力主要是政治權謀和軍事才能，但毛澤東發展建設國家的能力是一塌糊塗，“文化大革命”對中華文化造成史無前例的大破壞，窮折騰和錯誤國際戰略讓中國錯失第三次科技革命，最後讓中國經濟科技軍事發展與發達國家的差距越來越大。相反，習近平高舉中華傳統文化，讓中國經濟科技軍事實力迅速追趕美國，用反腐敗打擊權貴集團而拯救國家和人民，這才是真正的政治家。毛澤東的政治權謀是打倒革命戰友，讓中國人民跟着陪葬，比如把習仲勛關押16年、把劉少奇折磨死、“三年大饑荒”和“文化大革命”死了很多人，這樣缺乏良知的政治才能就是中國的大災難！習近平的政治謀略是打倒權貴集團，恢復“權力為公”的政治基礎，讓人民和國家獲利，這才是有良知的偉大政治才能。毛澤東的軍事才能是打內戰，沒有打過多少日本人，這樣的軍事才能對中華民族有多少好處？習近平的軍事發展戰略是統一台灣、打敗美國霸權主義和日本軍國主義，這才是真正造福中華民族的軍事才能。實際上，毛澤東的強項就是政治內鬥和軍事內戰，這基本無益於中國，這與習近平的建設性貢獻相差甚遠。因此，毛澤東不是中國人民的大救星，習近平才是真正挽救國家和人民的政治家，毛澤東對國家和人民的貢獻真的不如習近平。

五、習近平團隊所面臨的權貴官僚反噬風險

從1989年到2012年，江曾派系逐步超越紅二代而成為中國最大的權貴集團，其勢力遍布黨政、軍隊、國安、公安、政法、情報、金融、宣傳、國企、外交、石油、電力、電信、科技、高校、互聯網、思想理論、民營企業、民營資本、長三角地區、香港與海外商業情報網略，遠比團派更有實力，其巔峰時期對中國的掌控力度超過目前習近平，目前遺留影響力仍然很大。江曾派系曾經讓胡錦濤當了十年“兒皇帝”，讓溫家寶“政令不出中南海”並圍堵溫家寶的政治體制改革呼籲。比如，吳邦國、賈慶林、李長春和周永康等江曾派系集體絞殺溫家寶的政治體制民主改革主張，不僅集體抵制民主自由，還圍剿溫家寶的改革言論。

浙江老領導說：改革開放讓中國經濟獲得巨大發展，也形成了巨大的權貴體系，這些權貴體系對習近平的強力反腐敗和奪取權力嚴重不滿。因為這些權貴集團試圖把中國變成他們的私人資產，將孫中山和革命先烈們所追求的“天下為公”變成新權貴集團的“天下為私”，讓中國共產黨變成這些權貴掠奪利益和維持利益的工具，讓革命先烈流血犧牲的奮鬥的成果毀於一旦，讓1億中共黨員的努力奮鬥變成權貴們的墊腳石。革命先烈流血犧牲奮鬥的目標與初心，就是為了打倒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打倒剝削壓迫者，讓國家屬於人民，也就是實現“天下為公”的偉大理想。如果紅二代、太子黨和官僚集團變成新的剝削壓迫者，革命先烈流血犧牲奮鬥的成果就被竊取了。但是，這些權貴集團不甘心失敗，他們準備隨時推翻習近平及其團隊，進而把中國竊取為權貴們的私產。

浙江老領導說：當年蔣介石領導人的國民黨背叛孫中山先生“天下為公”的理想，將中華民國政府變成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買辦的政府，將中國變成服務於少數權貴利益的“天下為私”。中國共產黨領導工人和農民，推翻國民黨反動派。但是，一些領導幹部嘗到權力的美好滋味之後，就開始腐敗墮落，變成新的權貴集團。如此以來，中國共產黨就可能從中國人民的解放者變成中國人民的壓迫者，從“天下為公”的偉大理想變成“天下為私”陰險圖謀，那麼中國共產黨就變成了新的國民黨反動派，中國共產黨就會被人民推翻、被歷史拋棄。習近平看到了這個危險趨勢，因而通過反腐敗而打垮新的權貴集團，把國家權力重新從權貴集團手中奪回來。可以說，習近平拯救了黨和國家，改變了中國發展的歷史進程。

浙江老領導說：習近平要延續改變中國的發展成果，習近平選擇李強擔任總理是非常正確的。從改革發展來看，李強的地方執政能力及業績明顯優於團派的李克強和胡春華，不少方面也超過改革著稱的汪洋。請大家不要只看學歷，學歷不等於能力和品德。受到“文革”影響的一代人，很多人學歷不高，但不代表能力不強。從浙江和上海的執政業績和親民親商來看，李強明顯優於團派的胡春華。在產業結構改革、新型產業發展、重大產業項目、營商環境和招商項目落地，李強的執政能力是非常卓越的。比如，李強引進特斯拉電動汽車項目，帶動中國整個電動汽車產業發展，又為中國機器人產業發展打下堅實基礎。團派和江曾派系曾經的地方主政領導，有幾個能夠趕上李強的執政能力？無論是習近平推動整個中國的高新科技產業發展，還是李強主政地方時推動中國高新科技產業發展，都展示出巨大執政發展能力，都遠超過世界其他國家的領導人。只不過是習近平、李強等缺乏有力的宣傳團隊及宣傳意願，導致其功績被大家忽視。請大家既要相信習近平的能力，也要相信李強的能力，其執政為國為民的品德也都是很高的，請大家一定要有信心。

浙江老領導特別囑咐，請大家一起幫助習近平主席和李強總理多想想辦法，如何防止權貴集團反撲，如何讓中國獲得更好發展，如何持續推動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如果習近平不能穩妥的選好接班人並穩定後續發展，如果不能通過合理的民主制度和思想文化保障“天下為公”，國家權力就有可能重新回到權貴集團手中。因為這十幾年來，習近平通過強力反腐敗和言論高壓統治而控制權貴集團反撲的可能性，但這引起全國黨政軍民的嚴重不滿，導致習近平及其團隊的權力面臨很大不穩定因素。

六、人口危機、改革滯後與武統台灣的三重風險疊加

由於維持可持續發展的傳統文化被毀、自絕未來的自由主義思想泛濫、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養育孩子成本提高、社會化養老的普及、城市化的高壓力和高房價等因素，導致中國陷入極其危險的超低生育率危機。按照近年來中國1.0的總和生育率，新生人口每過一代減少55%，兩代減少80%，三代減少91%，四代減少96%，五代減少98%！按照1.0的總和生育率，預計2100年中國人口將僅剩約4.2億，新生人口約150萬，65歲以上老人將占55%左右，中國將成為經濟衰敗且老齡化最嚴重的國家之一。

日本在1994年進入深度老齡化社會，2005年進入超級老齡化社會，完成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日本經濟從1992年開始陷入停滯。按照最新數據及1.0的總和生育率，中國將在2030~2031年進入超級老齡化社會，中國成為世界上第一個“未富先老”的國家，養老體系將瀕臨崩潰。這是因為中國在1971年開始實施全面計劃生育，1979年開始實施一胎政策，且中國政府系統性的摧毀傳統文化和生育文化，導致中國在相同經濟條件下是生育率最低的國家，也就導致中國成為世界上第一個“未富先老”的國家！由於中國工業化和城市化正在進入尾聲，新一代購房人口崩潰式減少，雖然人工智能發展部分延緩了中國經濟增長下滑，但2035年左右超級老齡化的中國必將陷入像日本1992年之後的經濟停滯狀態。

有些專家認為人工智能可以解決中國超低生育率和超級老齡化危機，這是十分愚昧無知的觀念。日本工業機器人在1980~1985年就開始爆發，但沒有解決日本人口惡化所導致的經濟發展危機。因為經濟的本質就是人的創造服務於人的需求，沒有人口的消費需求就沒有經濟。年輕人口快速減少和超級老齡化必然大幅降低消費潛力，進而使經濟增長陷入停滯或衰退。工業機器人和人工智能無法解決年輕人口快速減少和超級老齡化所帶來的創新能力下降，因而日本產業雖然有大量工業機器人也在競爭中節節敗退。就像1945年的美國擁有世界最強工業實力和軍工實力，但失去這些實力也就幾十年時間。人工智能工廠建起來很容易，但中國人口超級大崩潰導致大量人工智能工廠倒閉也很容易，這就像日本採用工業機器人的工廠倒閉一樣。

近年來，隨着中國經濟增長下滑和就業形勢惡化，中國年輕人積累的不滿越來越嚴重，中共強制計劃生育和一胎政策最終摧毀中共以經濟增長作為執政合法性的政權穩定基礎。同時，隨着經濟發展、大學擴招和互聯網時代的到來，中國人民對民主自由法治的需求不斷提高。但是，從2013年以來，中國民主自由法治都陷入停滯或倒退，這與中國人民日益增長的民主自由法治需求越來越脫節。近十幾年的專制高壓政策，讓中國黨政軍民已經積累巨大不滿。如此，人口經濟形勢惡化與中國政治改革滯後的危機就會疊加起來，經濟惡化、就業惡化、財政惡化、債務惡化、養老費用飛漲與人民的不滿就會一起爆發，維持中共一黨專政的難度越來越高。如果中共權貴集團還試圖繼續維持一黨專政的利益，就會催生革命的到來，進而使中共權貴集團瞬間喪失一切。因此，紅二代、官二代、江曾派系和官僚集團們切勿再阻止民主自由改革，否則革命將摧毀一切！

使一個政權保持健康廉潔，可以採用民主制衡、法治約束、言論自由監督和道德文化約束的方式，這是政權健康廉潔的可持續發展方式。使政權廉潔也可以短期採用政治強人的強力高壓反腐敗方式，但這僅僅是短期有效的方式，且導致黨政軍的集體不滿，這就是習近平反腐敗的困局。同時，習近平又要完成統一台灣的歷史使命，而台灣人民最恐懼的就是中共缺乏民主自由，這就會導致台灣人民堅決抵抗中共統一台灣。一旦習近平武統台灣不能速戰速決，不能迅速消除台灣人民的頑強抵抗，戰爭所導致的經濟動盪和國際制裁就會使中國經濟崩潰，中國黨政軍民對習近平的不滿就會一起大爆發。如此以來，人口經濟惡化的危機、政治改革滯後的危機與武統台灣的危機就會三重疊加，導致中國黨政軍民一起迅速推翻近十幾年來的專制高壓政策，西方自由主義或權貴集團奪權。

中國超低生育率的人口危機演變為經濟發展危機和房地產危機，繼而造成企業發展與債務危機、個人就業收入與債務危機、政府財政與債務危機。必須解決超低生育率這個經濟社會危機長期的最關鍵導火索，才能長久解決中國人口經濟危機。因此，中國必須以印錢和發行國債鼓勵生育率，以經濟社會激勵機制調整鼓勵生育（比如改革養老模式、女性就業與生育掛鈎），以恢復中華傳統文化和重建婚姻家庭道德恢復生育。通過鼓勵生育孩子刺激經濟及改善經濟長期預期，通過經濟發展及改善長期預期而改善投資、就業和收入，再通過延緩還債和通貨膨脹縮水債務，才能長期化解中國企業、個人與政府的債務危機。其中，印錢鼓勵生育，一邊增加消費需求和長期經濟投資預期，改善經濟與就業；一邊又通過印錢製造合理通貨膨脹，進而長期化解債務。

由於經濟下滑和就業惡化導致很多人陷入債務陷阱，大量年輕男性因為戀愛被騙和結婚離婚陷入債務危機，大量年輕女性因為高消費和虛榮攀比陷入債務危機。陷入債務危機的年輕男女難以結婚生育，就會進一步惡化中國長期經濟發展。中國應該實行個人破產制度，同時以生育孩子減緩債務。比如，對於房貸，生一個孩子可以暫時減半還貸並延緩還貸8年，生兩個孩子則延緩還貸16年，生四個以上孩子則延緩還貸32年。對於個人破產，生一個孩子可以延緩還債8年，生四個以上孩子則延緩還債32年。由於通過印錢鼓勵生育而製造合理通貨膨脹，負債的年輕人就能通過生孩子延緩還債及減免還債而縮水債務。

習近平及團隊需要像張良、諸葛亮、劉伯溫、王陽明一樣的大賢能或聖賢先知級思想家輔佐，才能擺脫目前的困局及解決中華民族的新千年危機。關於人口經濟危機、政治改革滯後危機與武統台灣風險危機疊加，詳見研究報告《北京智庫：中國統一台灣勢在必行，中俄聯合取消美國霸權，中美共治世界造福人類》。如何解決中國人口經濟危機，詳見作者文章《中國到了大崩潰的千年危急時刻，系統改革才能拯救中華民族大衰敗命運》。閱讀這兩篇文章請在國際互聯網搜索，或者聯繫郵箱：chenlin1968cn@outlook.com

七、習近平及團隊如何保障“天下為公”和自身權益

習近平通過強力反腐敗，從紅二代、江曾派系和官僚權貴集團手中奪回了權力，為中國實現“天下為公”的偉大理想與全面改革發展奠定了政治基礎，避免了權貴集團長期掌控中國的危險局面。歷史需要習近平這樣具有謀略的有良知的政治家從官僚權貴集團手中奪回權力，然後再把權力交給人民，實現孫中山等革命先驅所追求的“天下為公”。但是，那些企圖以權謀利的權貴集團並不甘心失敗，隨時都有可能反撲。權貴集團的反撲不僅損害國家和人民利益，也會損害習近平及團隊的家人利益。因此，“一不做，二不休”，既然習近平已經徹底得罪腐敗的權貴集團，貪婪的權貴集團對習近平恨之入骨，以反腐敗打擊權貴集團的戰鬥就應該進行到底，讓反動的權貴集團既無權力也無資本進行反撲。同時，通過反腐敗打擊權貴集團，既削弱權貴集團力量，又增加財政收入及緩解政府財政壓力。

在目前中國，腐敗的貪婪的權貴集團痛恨習近平，因為習近平讓權貴集團不能再騎在中國人民頭上壓榨中國人民。因反腐敗、掃黑除惡和扶貧等受益的一般民眾支持習近平，但一般民眾缺乏權力、資本和聲音。要防止權貴集團反撲，就要以制度保障“權力為公，主權在民”，才能以人民的力量壓制權貴集團。無論歷史還是邏輯證明，專制獨裁統治與權貴寡頭統治都最終危害國家和人民，一人一票的西方民主存在“自私無知者多數人暴政”的西式民主陷阱，中國堯舜禹時期推舉賢能和賢能治國的“賢能民主”才是實現“天下為公”的最科學制度。同時，遵從天道的符合真理中道的中華文化，既是建立民族可持續發展的思想文化道德秩序，也是建立可持續發展的政治經濟社會秩序。以賢能民主和中華文化作為保障，才能實現“天下為公”的偉大理想，才能長期保障習近平以反腐敗從權貴集團手中奪取權力的政治成果，將習近平的政治功績變成偉大的歷史貢獻，也鞏固習近平及繼任者的穩定執政。

以賢能民主制度保障反腐敗的長期政治成果，以中華文化和“天下為公”的理念深入人心，為“權力為公”建立制度與文化的雙重保障。通過民眾參與的民主監督、媒體監督和民眾輿論監督，將“權力為公”和反腐敗進入穩定的制度化，充分發揮人民群眾的力量，形成對權貴集團和腐敗官僚的長期遏制。通過民主法治和言論自由的制度保障，讓人民群眾積極參與維護國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習近平及繼任者就能收穫巨大的民眾支持，形成對權貴集團的長期壓制。習近平的愛國理想與人民群眾的力量結合起來，將愛國理想賦予制度與文化的雙重保障，偉大的愛國理想才能獲得可持續發展。

靈魂認知有誤，行為就會有誤。強制高壓政策只能暫時管住行為，影響靈魂認知才能長期影響行為。習近平通過專制高壓統治雖然暫時壓制了權貴集團和官僚體系，但沒有深入影響思想靈魂，也沒有民主法治的制度保障，終究是不可能長久的。只有符合天道的中華文化，才能長期深入靈魂，也為中華民族的可持續發展奠定文化根基。只有賢能民主制度，才能以制度機制長期保障“天下為公”，確保習近平的政治貢獻可以長期延續。

習近平和繼任者要確保權力與政權的穩定，就要從權謀、制度、文化、升遷、宣傳、利益、政績與威望等系統化努力。首先，通過民主法治的反腐敗制度設計確保打倒腐敗的權貴集團，削弱腐敗權貴集團的權力與資本，防止其反撲的可能性。第二，建立民主法治憲政的科學完善的國家制度，通過賢能民主、選賢任能、賢能治國、言論自由，確保權力的廉潔公正、天下為公。第三，以儒家思想主導的中華文化對黨政軍進行深入靈魂的教育，在教育、媒體、互聯網及全社會恢復中華文化，並以“陽明心學”重建文化道德。第四，通過完善制度確保黨政軍領導升遷的公正透明，既讓其看到希望，又降低其不滿。第五，對執政和功績進行科學公正的解釋，繼而進行有效的宣傳。第六，科學合理的方式精簡行政及降低行政開支浪費，比如以人工智能提高行政效率並降低行政成本，然後在此基礎上合理提高官員收入，特別是對掌握巨大權力者實施適當的高薪養廉。第七，通過民主執政、科學執政和聚集智慧，以發展建設成就和功績樹立威望。第八，提升智慧與道德修養，成為德才兼併的賢能，讓黨政軍民敬仰，獲得無形的巨大影響力。

習仲勛為人正直，奉行“革命為公”的偉大理想，習仲勛的開明形象給習近平留下巨大政治資本。習近平自幼就有“精忠報國”的偉大理想，懷有“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的中國夢。近十幾年來，習近平在反腐敗、扶貧、環境保護、掃除黑惡勢力、發展軍工和戰略高科技產業等方面都取得很大成效。但是，近十幾年來的言論高壓政策，近年來的經濟就業惡化，導致中國黨政軍民積累了對習近平的巨大不滿，這讓習近平的偉大理想面臨嚴重危機。由於人們對習近平的不滿，也開始質疑其父親習仲勛及習近平家族。這不應該是習近平和父親習仲勛的命運，也不應該是習近平團隊所面臨的危險局面。但是，在言論高壓環境之下，誰也不敢說真話，誰也不敢提醒習近平，這就成了習近平及團隊的最大危險。

近十幾年來，引發中國黨政軍民強烈不滿、遭到海內外華人和西方媒體痛恨的最大問題就是思想言論高壓統治。人最痛恨的專制獨裁是失去人身安全自由，其次是失去言論自由。言論自由是最基本的人權，也是最基本的民主。言論自由不僅是基礎的自由權利，也是民意表達的途徑和民主的前提條件。只有合理的言論自由才能保障“權力為公”，並讓人民和國家都變得更有智慧。真理越辯越明，言論自由促進科學決策，言論自由就是科學執政的先決條件。言論專制高壓統治不僅使真理難以誕生，也使真理難以傳播，最後是全國上下都陷入愚蠢，最終也損害專制統治者自己。言論專制高壓統治不僅導致黨政軍民的嚴重不滿，也大大加劇了執政失誤，進而損害執政的根基，最後是不滿的黨政軍民一起推翻專制高壓統治。

《國語·周語上》說：“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

現代文翻譯：堵住百姓的嘴，其危害比堵塞河流更嚴重。河流若被堵塞而決口，傷害的人一定很多，民情也是如此。因此治理河流的人要排除堵塞，讓水流暢通；管理民眾的人要疏導民眾，讓他們暢所欲言。

自由分為“良知遵從天道的自由”和“人性之惡違背天道的自由”，即“有益的自由”和“有害的自由”，也就是“自由權利”與“愚蠢邪惡”。法律與道德都在規範自由的邊界。實際上，聖賢先知根據靈魂與文明發展的需要而制定思想文化道德價值觀，已經給人類提供了最好的行為規範。真理越辯越明，言論自由的邊界可以通過自由討論得出比較科學的結論，然後依法規範言論自由。比如，反婚姻反生育的極端女權主義、破壞優秀文化道德的極端自由主義及道德墮落思想等，都可以進行法律規範。因此，言論高壓專制統治既是不科學的，也是不得人心的，最終會被人民的怒火和歷史的洪流所推翻。合理放開思想言論出版自由和互聯網自由，化解中國黨政軍民的嚴重不滿，才能長期維護執政穩定。

以言論專制打壓權貴集團的臨時手段應該結束了，以言論自由保障權力為公、人民權利和國家利益的時代應該到來了。沒有言論自由就不會有真理的自由，沒有真理的自由就不可能有完整的科學決策，沒有完整的科學決策就會誤國誤民，甚至是毀滅中華民族，比如強制計劃生育和一胎政策、縱容反婚姻反生育的女權主義、縱容反傳統文化的自由主義。比如，由於言論自由和出版環境的惡化，筆者挽救中國超低生育率危機和中華民族未來危險的百萬字著作一直無法出版，也難以網上發表救國思想，這就是中國智慧的巨大損失。通過合理的言論自由釋放智慧和集中智慧，就是民主集中制及賢能民主的制度保障，也是實現可持續發展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制度保障。

集中權力的專制可以做好事，也可能導致很多負面惡果，比如“文化大革命”、強制計劃生育和一胎政策就是缺乏民主自由的巨大惡果。由於近十幾年的言論專制高壓政策，西方媒體和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把習近平稱為“獨裁者”，儘管這有一些誤解，但這不可避免的嚴重損害習近平的形象和歷史評價，甚至是損害習近平的靈魂功德和來世福報。因此，習近平必須通過已經集中起來的權力做更多好事，才能向人民和歷史做出最好的答卷，才能不愧父親習仲勛“革命為公”的偉大奮鬥，才能向秉持天理良知的神明做出最好答辯。

目前，統一台灣這個理由還不能解釋言論高壓政策，而且言論高壓政策本身就是大幅提高台灣人的抗拒心理。以集權專製做好事，習近平及繼任者可以選擇的歷史級重大任務有：1、建立賢能民主制度，以專制手段推進最優國家制度。2、恢復維持民族與文明可持續發展的中華文化，為可持續發展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奠定文化根基。3、以專制方式結束各種危害中華民族可持續發展的法律與政策，打擊各種危害中華民族可持續發展的現象，比如，打擊反婚姻反生育的女權主義、打擊破壞傳統文化的自由主義、扭轉崇洋媚外的不良文化氛圍、以法律維護道德秩序（如恢復“通姦罪”）、改革損害中華民族可持續發展的社會化養老、女性就業與生育掛鈎以解決“母職懲罰”逆向激勵、代孕合法化提高生育率、改變鼓勵缺德撈女的左派婚姻法、改變隱瞞艾滋病等荒謬左派法律。

目前，中華民族面臨極其嚴峻的超低生育率危機，這將導致中華民族迅速大衰敗的危險命運。挽救中國超低生育率危機，需要恢復維持民族可持續發展的中華文化，需要改變不可持續的經濟社會法律政策，需要建立保障中華民族可持續發展的賢能民主制度。如果習近平和繼任者可以完成這些偉大的歷史任務，實現可持續發展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是再造中華文明並引領人類文明，習近平和繼任者就能成為比肩孫中山的歷史偉人，大幅超越毛澤東和鄧小平。

儒家思想以“天理良知”為標準，以天道為最高準則，以“止於至善”的“最優解”為真理標準，以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實現真理中道，以“天下為公”和“聖賢治國”實現最優社會理想，實現科學性與神聖性的偉大統一及真理中道的最優方案。因此，儒家思想主導的中華文化就是真理中道。中共回歸併堅守中華文化道統，就是中共政權的最好護身符。習近平團隊及繼任者回歸併堅守中華文化道統，就是習近平團隊的最好護身符。回歸中華文化道統，回歸真理中道，其戰略高度就遠遠超過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改革開放的本質是原先的極左路線嚴重偏離真理中道，被迫逐步回歸真理中道。如果習近平團隊直接回歸中華道統和真理中道，就能直接取代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就能從中華先賢和孫中山那裡直接獲得執政合法性。

西方左派思想主導的自由民主不是歷史的終結，而是文明的死局。因為絕大多數人自私且無知，一人一票的自由民主必然導致“無知的道德墮落的多數人暴政”，讓自由民主陷入死局。“開明專制”和“賢能民主”都屬於“賢能政治”，儒家思想和中華文化可以為中共和習近平目前的“開明專制”提供最好理論解釋。從“開明專制”過渡到“賢能民主”，擺脫專制制度的巨大弊端，擺脫西方民主的巨大陷阱，習近平和繼任者就能為人類文明指引方向。目前，世界主流思想文化是西方左派自由主義，由於自由主義把傳統文化約束人性之惡當作自由的壓迫，由於自由主義打倒維持文明精神文化道德秩序的傳統文化，導致道德墮落、婚姻解體和低生育率危機，摧毀民族、國家與文明的未來。習近平和繼任者恢復符合真理中道的可持續發展的中華文化，既是拯救中華文明，又是引領人類文明。因此，賢能民主和中華文化，就能立即讓習近平和繼任者占據人類道德高地，成為中華民族和人類文明的拯救者。（詳見研究報告《北京智庫：中國統一台灣勢在必行，中俄聯合取消美國霸權，中美共治世界造福人類》《中國到了大崩潰的千年危急時刻，系統改革才能拯救中華民族大衰敗命運》）

近一百多年來，無知的知識分子和政客把法家思想、帝王專制統治和滿清專制統治導致的近代中國落後歸罪於儒家思想主導的中華文化，讓中華文化遭到巨大污衊與打擊，讓中國人失去文化自信和民族自信，讓斷子絕孫的西方左派思想在中國泛濫，導致目前中國的超低生育率危機。強制計劃生育和一胎政策對中華生育文化造成巨大破壞，讓漢族陷入超低生育率危機。同時，中共過去長期的左派政策，對漢族造成很大損害，讓很多漢人十分憤怒。因此，習近平及團隊高舉中華文化，讓中國人恢復文化自信和民族自信，就能得到廣大愛國者的支持。習近平及團隊恢復漢族文化為主導的中華文化，停止打壓漢族及漢文化的左派政策，停止“一等洋人、二等少民、三等漢人”的逆向民族主義，就能得到占人口91%以上的漢族人支持。高舉中華文化，維護漢族尊嚴與利益，恢復中國人的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就能迅速提升習近平及繼任者的支持率。

習近平團隊應該積極拉攏著名的改革派，逆轉專制高壓政策帶來的負面形象。比如，讓著名的改革派元老溫家寶支持習近平，讓曾經作為習仲勛手下的溫家寶為習仲勛和習近平證明，就能讓很多懷疑習近平反腐敗和集中權力動機的人改變對習近平的負面看法。其實，無論是溫家寶高喊民主自由和政治體制改革，還是習近平從權貴集團手中奪回國家權力，都是從天理良知出發而要實現“天下為公”。“天下為公”就是至少從堯舜禹開始的中華政治經濟文化理念，被孔子繼承，被孫中山發揚，也被習近平和溫家寶內心認可。從這個方面來說，習近平與溫家寶都是“天下為公”的良知派。因此，從小學習儒家經典的溫家寶應該積極支持從小就懷有愛國夢想的習近平實現偉大愛國理想，支持習近平完成祖國統一大業，支持習近平建立賢能民主制度，支持習近平恢復維持中華民族可持續發展的中華文化。

孟子說：“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叛）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如果習近平及繼任者堅守“天下為公”的偉大理想，致力於實現可持續發展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致力於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的中國夢，持續改善中國人的權利、福祉與尊嚴，高舉符合真理中道的中華文化，恢復中國人的文化自信與民族自信，解決中國及全球華人的超低生育率危機，引領中華民族和人類文明的未來，就能贏得中國人民的最大支持，也贏得歷史的讚譽與神明的獎勵。堅守真理中道，以制度和文化維護真理中道，才能持續科學執政，進而實現“得道者多助”，才能長久贏得民心與眾多支持。將維護執政穩定與“天下為公”的偉大理想融為一體，“公利”與“私利”實現偉大融合，才能實現“多助之至，天下順之”。習近平團隊及繼任者要獲得偉大智慧的力量，需要像張良、諸葛亮、劉伯溫、王陽明等大賢能或聖賢先知級思想家輔佐。

八、如何實現中共與中華民族的雙贏局面

目前，中華文化遭受嚴重破壞，斷子絕孫的西方左派思想病毒泛濫，思想文化與經濟社會因素導致中國陷入超低生育率危機，中華民族到了和平時期最危險的時候。由於強制一胎政策和超低生育率所導致的人口經濟危機，中共以經濟增長換取執政合法性的模式正在瀕臨破產，超級老齡化和財政崩潰正在快速到來。如何拯救中華民族，中共如何挽救執政危機，需要將兩者結合起來。

現在，對現實和未來失望的年輕人躺平並減少消費，年輕人收入惡化和人口惡化導致房地產等產業崩潰，經濟惡化和觀念轉變導致超低生育率危機與超級老齡化的惡性循環。隨着危機持續加深，中國經濟危機、就業危機、財政危機、養老醫療危機與人口危機螺旋式惡化，中共以前以經濟增長和收入增長換取執政合法性的政治經濟模式徹底破產，在大學擴招和互聯網時代成長起來的年輕人對專制高壓統治越來越不滿，黨政軍民對近十幾年專制高壓統治的嚴重不滿終將大爆發，00後士兵不願幫助中共專制高壓政權鎮壓抗議者，中共政權就會迅速土崩瓦解。由於選擇鎮壓的黨政軍領導都會被清算，由於黨政軍對專制高壓統治都非常不滿，所以最後將幾乎無人維持專制政權，也就是蘇聯最後無人是男兒的困局。這樣的不幸結局既是中共的悲劇，也是中華民族衰敗作為巨大代價的歷史悲劇。

在現代民主的早期，美國、英國、法國等國家，僅是納稅男性有選舉權，這是民主理性最高的時候。19世紀中後期，左派打着“平等”的道德旗號，將選舉權擴張到中下層男性，這是民主理性質量第一次大幅下滑，導致左派政治思想文化的第一次大擴張。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民主國家紛紛將選舉權擴張到所有成年女性，導致民主理性質量的第二次大幅下滑，導致左派政治思想文化的第二次大擴張。由於西方左派思想打倒傳統文化道德價值觀，由於左派思想把女人當男人使用而破壞男女分工，導致生育率持續下滑。研究顯示，女性偏袒同性利益是男人的4.5倍，很多男性也偏袒女性，男女相同選舉權就會導致違反公正的縱容女性人性之惡的女權主義思想泛濫，女權主義具有嚴重的反婚姻反生育反公正反本國男性的傾向，進一步摧毀婚姻家庭和生育。如此，平等選舉權就會導致政治經濟社會思想文化嚴重偏離真理中道，進而摧毀民族、國家與文明的可持續發展。同時，資本為了讓感性的女人高消費，媒體和互聯網為了利益，就支持女權主義，掏空想要結婚的男人，讓男人恐懼戀愛婚姻。資本掌控政治和媒體，女性掌控媒體、互聯網審核、政府、司法、教育等，必然變成女權主義泛濫，摧毀婚姻家庭和生育，這是先進國家女權主義泛濫的基本原因。

由於東亞國家傳統文化遭到嚴重破壞，反婚姻反生育的女權主義思想嚴重泛濫，東亞國家從20世紀末開始陷入超低生育率。超低生育率就會導致超級老齡化，中老年人選票占據絕對多數，形成“老年民主的多數人暴政”，老年人以選票將沉重養老醫療負擔壓在年輕人身上，導致超低生育率與超級老齡化的惡性循環，民族、國家與文明陷入死局。西方左派自由主義文化主導的現代文化嚴重破壞傳統文化道德價值觀，摧毀婚姻家庭和生育。一人一票的平等民主導致低生育率與老齡化的惡性循環，再次鞏固低生育率危機。因此，西方左派自由主義思想和一人一票的平等民主相結合，就會導致家庭、經濟、社會、民族、國家與文明陷入可持續發展危機，導致中華民族陷入死局！

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數人手裡，絕大多數人自私且無知，絕大多數人都不具備獨立思考能力，一人一票的平等民主就是讓不具備思考能力的自私無知者決定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民族、國家與文明的未來，讓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偏離真理中道，進而摧毀民族、國家與文明的可持續發展，這是愚蠢的，也是危險的。權利對應責任、義務、貢獻、價值、能力、品德、智慧、付出、風險等，因而社會性權利並不是免費午餐。“權利平等”本質是“結果平等”，就是取消權利所對應的責任、義務、貢獻、價值、能力、品德、智慧等，導致權利秩序混亂，社會陷入不可持續發展的危機。儒家主張“權責對等”，符合權利與責任義務的對應關係，符合天道自然秩序和天理自然正義，才能實現可持續發展。西方左派主張“權利平等”，摧毀權利與責任義務的對等關係，違背自然秩序和自然正義，必然破壞可持續發展。“平等民主”或“平等選舉權”就是打着“平等”的道德旗號，將缺乏理性智慧的人也擁有相同選舉權，必然導致“自私無知者的多數人暴政”，讓平等民主變成摧毀文明可持續發展的“死亡陷阱”。

如果中共沒有及時有效改革而導致革命爆發，如果是思想開明和力主民主改革的中共內部人士獲得權力，對中共權貴的清算較低，但對維持專制獨裁的人一定會進行清算。革命爆發也很可能是激進的民間意見領袖掌權，對中共權貴進行嚴厲清算。由於是突然革命，而不是通過改革探討與共識而找到科學的民主模式，突發革命就會讓中國選擇一人一票的西方民主，資本掌權中國媒體與政治，占據人口絕大多數的中老年人霸占中國政治，中國陷入西方民主的陷阱，讓中國陷入超低生育率危機而難以自拔。因此，中共維持專制高壓統治的結果，就是中共和中華民族的共同悲劇。只有中共通過主動改革而找到科學的民主道路，人民不再清算過去的專制獨裁者和中共高層家族，才能形成中共和中華民族的雙贏局面。（更多論述詳見研究報告《北京智庫：中國統一台灣勢在必行，中俄聯合取消美國霸權，中美共治世界造福人類》《中國到了大崩潰的千年危急時刻，系統改革才能拯救中華民族大衰敗命運》）

九、習近平的困局與拯救中華民族的命運

一個偉大的政治家，就是自我實現與國家利益的偉大統一，就是靈魂升華得救和造福民族、國家與文明的偉大統一，就是心靈修德與建立功勳偉大統一的“功德”。習近平說“我將無我，不負人民”就是偉大功德的展現。但是，習近平的功業面臨巨大困局。習近平通過強力反腐敗，防止中共變成一個腐敗的權貴集團，為實現“天下為公”的偉大理想奠定政治基礎，但缺乏完善的制度與文化保護這份功業的可持續發展，權貴集團有隨時反撲的可能，並可能誕生新權貴集團。習近平以強硬政治手腕推進很多發展建設成果，但言論高壓政策讓黨政軍民都十分不滿，這讓習近平的功業與權力面臨風險。習近平想統一台灣，但中國大陸缺乏民主自由和言論高壓政策讓台灣人十分抗拒，這使統一台灣變得困難。武統台灣就會激發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美國也會縱容日本軍國主義復活而牽制中國，這讓中國建立東亞秩序面臨很大困難。在習近平想要建立青史留名的功業時，超低生育率和新生人口持續下滑讓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根基被摧毀，超級老齡化和人口大崩潰將徹底摧毀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習近平有“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的偉大理想，但缺乏民主自由的決策機制產生很多負面結果，言論高壓政策讓黨政軍民十分不滿，這導致海內外對習近平產生巨大怨氣，這不僅嚴重損害習近平的歷史形象，也嚴重損害習近平的功德，讓習近平面對歷史評價和神明評判時都面臨巨大困局。習近平有強烈的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願望，但習近平時代的超低生育率和“斷子絕孫”的左派思想泛濫注將摧毀中華民族的未來。習近平的愛國理想與中華民族的可持續發展都陷入巨大危機。只有權力與真理相結合，讓權力獲得智慧的力量，讓智慧獲得權力的力量，才能讓習近平及繼任者擺脫困局，才能真正拯救中華民族的未來。因此，習近平及繼任者需要一位大賢能或聖賢先知級思想家的輔佐。

按照儒家經典，人類文明的真理就是美德、智慧與客觀規律的偉大統一，實現靈魂與文明發展的“止於至善”，也就是“最優解”。儒家思想以“天理良知”為標準，就是科學性與神聖性偉大統一的“最優解”。無論是自然界，還是人類文明，天理與天道都是相應條件之下的“最優解”。自然界的真理是其相應條件下的最自然狀態，是客觀因果自然演變。人類文明的真理則要求可持續發展的最佳狀態，包括客觀規律和主觀價值觀的最優選擇。人類文明的真理就像數學運算求得最優解一樣，不是主觀意志所決定的，所以要有“聖人無我”的偉大客觀理性，最終以遵從天道而實現“大道至仁”。如果習近平從“我將無我，不負人民”上升到“聖人無我，大道至仁”的高度，就可以實現拯救自我靈魂與拯救中華民族的偉大統一。

如何以最佳方案統一台灣，如何以制度和文化拯救中華民族，詳見研究報告《北京智庫：中國統一台灣勢在必行，中俄聯合取消美國霸權，中美共治世界造福人類》。如何解決中國超低生育率危機，詳見文章《中國到了大崩潰的千年危急時刻，系統改革才能拯救中華民族大衰敗命運》。作者還有拯救中華民族和人類文明的百萬字著作，但由於言論高壓政策和出版自由的大幅下滑而無法出版，這是中國的巨大損失，也是人類文明智慧的巨大損失。

十、習近平及繼任者如何重建並掌控真正的人民軍隊

欲成就大事，就要掌控權力。欲掌控權力，就要掌控軍權。習近平及繼任者要維護以反腐敗打倒權貴集團的政治成果，確保“權力為公”，就要有效控制軍隊。由於紅二代、江曾派系等長期掌控軍隊，由於反腐敗引發腐敗將領不滿，導致習近平和繼任者難以有效的控制軍隊。對於軍隊中腐敗的權貴勢力，需要繼續以反腐敗進行清理，確保軍隊的廉潔與戰鬥力。更重要的是，通過制度和文化保持軍隊的廉潔與戰鬥力。

在江曾派系掌權軍隊的時期，中國軍隊嚴重腐敗，嚴重損害中國軍隊戰鬥力及戰略執行能力。2022年2月24日俄羅斯全面入侵烏克蘭之後，俄羅斯軍隊的嚴重腐敗讓俄軍戰鬥力和戰略執行力大打折扣，讓普京顏面盡失，讓俄羅斯陷入長期戰爭泥潭。因此，習近平強力在黨政軍進行反腐敗，這是拯救中國權力和軍隊體系。因為習近平強力推進反腐敗，中國黨政軍的腐敗分子們集體痛恨習近平，習近平不惜個人風險和家族未來風險，這種愛國決心是令人敬佩的。但是，如何在確保軍隊廉潔的同時又能掌控軍隊，而不是江曾派系以腐敗綁定在一起，這對習近平和繼任者確實是一個大難題。

實際上，不僅普通老百姓和基礎黨政人員痛恨腐敗且不公的政治環境，士兵和中低層將官也是痛恨腐敗且不公的軍隊環境。在過去軍隊腐敗嚴重的時候，中國軍隊將領升遷幾乎等於明碼標價，軍隊將領幾乎到了不腐敗就不能升遷的地步，這讓具有正義感的將士們非常憤怒又無奈。習近平通過強力反腐敗而減少了腐敗，但沒有建立有效的制度和文化，黨政軍腐敗仍然繼續延續。而且，依靠習近平強人政治的運動式反腐敗，讓腐敗的黨政軍領導集體痛恨習近平，這種政治強人運動反腐敗模式是不可持續的。習近平和繼任者必須擺脫依賴政治強人的運動式反腐敗，以科學完整有效的制度文化體系確保黨政軍的廉潔公正，讓各級黨政軍領導心服口服並真心擁護黨中央。因此，必須建立科學完善的賢能民主制度，必須恢復優秀的中華文化，必須通過言論自由、民主監督和綜合評判預防腐敗升遷，讓組織審核、上級評判、下級評判、人民群眾評判和媒體輿論監督等都參與黨政軍領導的升遷，實現陽光透明、廉潔公正、民主科學、選賢任能。

軍隊要在選賢任能的基礎上恩威並施，才能樹立公正的權威。首先通過反腐敗拿下腐敗無能的將領，為德才兼備的人騰出位置。其次，建立公正透明的選拔制度和反腐敗制度，通過完善制度設計杜絕升遷和採購中的腐敗。第三，通過客觀公正的評判標準與選拔模式，將德才兼備的人提拔上來。第四，適當的多晉升軍銜，讓更多將領名利雙收。第五，合理增加一些將領的收入與福利，切實幫助將士解決一些困難和問題。

筆者私下問過很多中共黨員，發現他們沒有人真心信仰馬列主義，對表面的政治宣傳學習根本不感興趣。筆者私下問過一些年輕將士，他們更不相信共產主義，對強加的政治宣傳教育更不感興趣。比如“兩個確立”、“兩個維護”等宣傳，都是在嘴上而不是在心上，並沒有多少實際效果，有時候就是“低級紅，高級黑”。因此，筆者在研究報告《北京智庫：中國統一台灣勢在必行，中俄聯合取消美國霸權，中美共治世界造福人類》中提出：以“三民主義”和中華文化智慧取代無效的馬列主義宣傳教育，儒家的“仁義忠孝”、“天下為公”等價值觀遠比馬列主義深入靈魂，這才能通過思想文化增強黨政軍的廉潔奉公及軍隊戰鬥力。

“權威”就是“權力+威望”，習近平及繼任者面臨的困境是有權力而缺威望，這讓權力及功績都可能面臨諸多不穩定因素。如果習近平和繼任者高舉“三民主義”、“天下為公”與中華文化，高舉可持續發展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的中國夢，切實為國家利益、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而奮鬥，比如建立科學可持續的賢能民主制度、積極恢復符合真理中道的中華文化、全力扭轉摧毀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超低生育率危機、建立合理的激發智慧的言論自由環境、為經濟民生與社會公正做各種實事、為正確戰略做出黨政軍民都認可的科學解釋，方能讓黨政軍民真心認可，才能建立真正的威望。確保戰略方向是正確的，法律制度與思想文化是符合真理中道的，執政業績是突出的，方能贏得全國黨政軍民的支持。偉大目標、偉大品德、偉大業績、解決痛點、拯救危機，對這些做出合理解釋並宣傳出來，才能贏得民心、建立威望，繼而鞏固權力及確保執政穩定。因此，習近平主席和李強總理需要一個大賢能當“軍師”。

作者：北京資深學者、海外青年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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