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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大赦記
送交者: 袁一平 2006年08月25日16:22:23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一些西方國家,每隔一些年就要頒布大赦令,使其境內滯留的非法移民居留合法化。
巴西亦然。

巴西歷史上已對非法移民進行過三次大赦。從上一次的一九八八年葛洛總統簽署大赦令,到一九九八年卡多佐總統第四次頒令大赦,滯留在巴西的外國人,望眼欲穿地整整等了十年!

大赦是非法移民恢復做人的尊嚴,從不被社會所承認的“黑人”,變成合法僑民的一個轉機。
當他(或她)從昔日望而生畏的聯邦警察局裡領回來一張身份證時──
從此,就再也不必遇到警察膽戰心驚,東躲西藏了;
從此,也再不必忍氣吞聲去打黑工,遭受殘酷盤剝了;
從此,便享有了經商開店,購屋置產的合法謀生權利;
從此,還享有了去公立醫院免費就醫,年過六十五歲免費乘公車地鐵,以及子女接受義務教育等等的各種社會福利。

一張身份證在手,昔日非法移民的苦難命運即刻改變。事情就這麼簡單!
然而,大赦前因無身份證,難倒了多少背井離鄉的英雄好漢!
為了謀求這一張小小的身份證,又發生了多少令人心酸的故事和催人淚下的人間悲劇!

無證的難言痛苦和心酸遭遇

巴西,是一個有着近五百年歷史的移民國家。這個土地面積排名世界第五位,人口居世界第六的南美第一大國,有着八百五十萬平方公里廣袤肥沃的疆土。

據巴西國家地理統計局的資料,巴西是一個以平原和高原為主,少有高山峻岭和沙漠、戈壁灘的國家,其可耕種面積到目前為止,只開發利用了五分之一,五分之四幅員遼闊的沃土尚在沉睡之中。

被稱為世界之肺的亞瑪遜原始森林,從地圖上看雖地跨南美洲多國邊境,但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森林面積在巴西境內。難怪亞洲人到巴西觀光旅遊,乘車到郊外一看,到處都是一片綠茵茵的草地叢林,青山綠湖,其間偶然可見零星果園。使人納悶的是,幾乎不見耕地農田,不知道巴西人在哪裡種地種菜,這一點和亞洲國家郊外到處可見田野耕牛,人歡馬叫的田園風光迥然不同。

此外,巴西還有着一億五千萬人口的龐大消費市場,以及冬無酷寒、夏無酷暑的宜人的氣候。這一切,都磁石一般吸引著各國的移民絡繹而至,入不思返。

通常,滯留巴西的非法移民中,有持留學、旅遊、商貿簽證入境而逾期不歸的,有簽證他國過境跳機的,有跋山涉水偷渡邊境的。入境的方式途徑雖不同,但目的大致相同,都是為了發財致富,開拓海外事業天地,實現異國淘金美夢。當然,也有少數人在本國作奸犯科,畏罪潛逃,來巴西躲避懲罰,逍遙法外。

因為是非法入境和非法滯留,他們有著一個共同的困擾,就是沒有身份證,成為被聯邦警察稽查的對象。

無證的“黑人”被社會打入另冊,他們不得登記工作,不得入院就醫,不得入校就讀 ,不得簽約租房,更不得置產購房和註冊公司從事商業活動。
即來到巴西,就得設法謀生。為了生存,他們只得藏身地下──打沒有登記註冊的黑工,住沒有擔保的黑屋,開無營業執照的黑店,過著提心弔膽、度日如年、受人欺侮的非人生活。

自從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出境出國的大門開啟了,出國的人數逐年遞增。在大批合法出國的人流中,也魚龍混雜,摻入了非法出國的移民。

來自中國東北某城某鎮的小馮,先花錢簽證到玻利維亞,再由玻利維亞偷渡入境。在蛇頭的帶領下,他和幾個中國人穿越荒無人跡的原始森林,趟過齊腰深的山澗河溝,夜間宿在又破又黑的小客棧里。當他歷經千辛萬苦和心驚膽戰來到聖保羅時,已是精疲力竭,身上盤纏不但用盡,還倒欠了蛇頭幾百塊錢。
小馮在國內並不是荷包鼓鼓的大款,能夠出國全靠借了在他看來是天文數字的巨債,才得到一張玻利維亞的簽證,和買下一張往返南美的機票。國內高築的重債,如一座無形的大山壓在他的頭上,使他不敢在海外偷閒一天。
來到聖保羅後,他不敢耽擱一天,立即去找工作。但因為沒有身份證,而到處碰壁。後來經過朋友介紹,他才來到一家中國人開的飯店裡打工。老闆事先和他說好,管吃管住工資一月一百美元。這也算是照顧了,其實老闆並不太缺人手。看小馮是剛到的新僑,又和老闆恰巧是同鄉,就動了惻隱之心收留了他。
白天小馮在飯店裡摘菜,洗菜,刷碗,搞衛生,干的是最累最髒的活。他沒學過烹調技術,既上不了灶掌勺,又上不了案配菜,幹這些打雜活是初來乍到者別無選擇的。晚上,飯店打烊了,他說是下班卻下不了班。既然和老闆同住一個屋檐下,為了知恩感恩討老闆歡喜,他還要義不容辭地幫老闆娘哄孩子。
這一位曾經當過個體戶小老闆的小馮,在家裡也是個甩手掌柜,連自己的兒子小時候都沒給他換過一塊尿布,如今卻要給老闆娘的孩子端屎倒尿涮尿片。他幹得雖不十分情願,但卻十分認真。他不是不知道這份活很累很苦工資又低,靠它根本無法還上為出國而借下的十二萬人民幣的高利貸,但無奈眼下自己是無證的“黑人”,哪個老闆肯輕易雇用自己?因此,想去找既體面又收入豐厚的好工作根本不可能。
無證的痛苦和國內十二萬巨債的壓力,再加上對家中妻子兒子的思念和牽掛,使小馮幾乎夜夜都被噩夢縈繞難以熟睡,白天則精神恍惚,住進飯店只一個多月,就愁白了兩鬢。他不時在心裡悽然嗟嘆:早知現在,何必當初!
小馮後悔不該聽信蛇頭把國外吹得天花亂墜的荒言,後悔不該聽不進妻子的規勸而盲目出國。他不知什麼時候才能熬到有身份證,即使有了身份證也不等於有了錢,那巨額黑債何年何月才能還上呢!他的面前是漫無盡頭的長夜。
年輕貌美的徐小姐來自廣東,她乘的飛機經過二十幾個小時的飛行抵達巴西。一走進聖保羅國際機場,她就和幾個結伴的男性,一起被聯邦警察扣留了,理由是他們所持的簽證是假的。
徐小姐他們並不知道簽證是真是假,他們只知道,一到聖保羅國機機場,就有內線人接應他們出關。誰知這一天,負責接應的人因故沒有到,於是他們就露出馬腳來,被一網捉住了。

在巴西,偽造和使用假證件是很嚴重的犯罪行為,徐小姐被聯邦警察送往聖保羅市的女監關押,巴西聯邦警察要想通過他們,知道是誰在製造假簽證和販賣假簽證。
她與十幾個販毒的、殺人的、偷竊的巴西女犯同囚一室。身材頎長瘦弱的徐小姐,萬沒想到被辦她來巴西的人害得這樣慘。出國前她變賣了家裡所有值錢的東西,又向親戚朋友借了許多錢,才實現了出國的夢想。誰知,到頭來的結果是,剛下飛機還沒看清聖保羅是什麼樣子就進了牢房。
走入電網高牆圍繞的監獄,最初的幾天,她不吃不睡,終日淚水洗面。她不會說葡萄牙語,她害怕被同室的犯人欺負,她更害怕在巴西監獄裡,因無親無故、孤立無援,不知自己會被關到哪年哪月。好在同獄的女犯,不像她想象的那麼可怕,看她是一個外國人,既非偷又非搶,很同情她,都來勸她不要哭,還幫她與外面的中國人聯繫。在巴西女犯們的幫助下,一位開角仔店的廣東老華僑得知了徐小姐的遭遇,經過律師的幫助把她擔保了出來。
徐小姐出獄後沒有身份證,又有持假簽證入境的前科,自然是找不到一份稱心如意的工作。她只好去巴拉圭跑單幫,把大包大包的進口貨從巴拉圭的橋頭市搬到巴西,再販賣給中國的店家。這個活雖然很辛苦,但收入還是可觀的。
因為沒有身份證,她曾被商家欺負過,也被地痞勒索過。跑貨的途中一旦碰到稅警盤查,她乾脆把貨丟掉走人。沒有身份證,棄貨保人是跑單幫的上策。為此,幾年來她累積丟掉了價值幾萬美元的貨物。
她說:“如果我有身份證,我可以和那些巴西人一樣,和稅警去吵去罵去爭抗,但我無身份證哪敢呀!警察僅憑你是非法移民這一條,就可以送你二進宮再去蹲板房。
有一次,徐小姐跑單幫回來,在去市中心給店家送貨的路上,被一輛突然右拐的汽車撞倒傷了腿。好心的司機要送她去醫院檢查,徐小姐爬起來一看骨頭沒有斷,只是擦破了皮肉流了血,她咬著牙、忍著痛,一瘸一拐地匆匆離去,生怕遇到趕來處理事故的警察。
她明明是被人開車撞傷了,事故的責任者是開車的司機,她理應去醫院檢查和治療,理應得到對方的賠償,但她卻帶傷忍痛落荒而逃。為什麼?就是因為她口袋裡少一張身份證呵!
無身份證給非法移民帶來的厄運和痛楚,感受最深的莫過於浙江青田籍葉燕媚女士了。
這位四十多歲的葉女士出國前,已是三個孩子的家庭主婦了。她的三個孩子中,兩個讀初中,一個念小學,她的丈夫在鄉鎮企業工作。孩子都大了,雙方家庭的老人身體健壯,用不着她和丈夫去照顧,沒有多少家務負擔的葉女士,聽說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於是決定趁年輕到國外闖一闖。青田是中國浙江有名的僑鄉,她很早就開始羨慕周圍那些有錢的華僑家屬了。
與其他人不同的是,別人家出國都是男人先行出國打天下,等在外生活穩定下來,再把老婆孩子接出來。而她卻讓丈夫在家留守,自己先出來衝鋒鋪路,一但扎住根再讓丈夫辭去鄉鎮企業的工作,帶孩子出國團聚。
一九九八年六月,葉女士取道巴拉圭來到巴西聖保羅。在同鄉的幫助下,她找到一個和人合租的公寓住下,並在別人的指點下,做起了走街串巷,提包賣鞋的生意。
九月四日是葉女士到巴西才三個多月的一天,這天上午十點多鐘,葉女士正要出門去推銷鞋子,突然她所住的公寓摟道里傳來嘈雜的聲響。她從房門上的貓眼望出去,只見幾個警察正在樓內進行搜查。與她住鄰居的幾個中國人被戴上了手銬,舉手趴在走廊的過道牆上等待搜身,而且警察還在繼續搜查每一個住有中國人的門戶。可怕的腳步已經接近了她的房門!
剛到巴西不久的葉女士,從沒有見過這種可怕的場面,她想,不僅沒有身份證,更重要的是屋裡還堆放了兩位合租房子的東北人的貨。在她看來,丟了別人的貨,可比什麼都嚴重,都無法交待!
她嚇懵了,在屋裡手足無措地轉了幾圈,情急之中鬼使神差地爬上窗台,未加思考地就從三樓縱身跳下……
當她醒來的時候,她已癱在一樓的台階上。她想掙扎著爬起來跑,但怎麼也站起不來,她定睛一看,右腿斷了,白白的骨頭刺了出來;腰椎也像斷了似的,巨痛難忍。完了,全完了,終身殘廢是一定了的!葉女士當時這樣想。
葉女士在一樓的台階,上足足等了半個多小時,才被人發現並送往醫院搶救。值得慶幸的是,雖然她的右腿摔斷,左腳受傷,膀胱失禁,但萬幸的是脊椎骨沒有斷只是錯位。否則,等待她的,真的是終身癱瘓臥床的命運了。
沒有身份證,沒有親人在側,又語言不通,葉女士面臨的,將是一條看不到光明的黑暗之路。
然而,她不幸的遭遇被當地的青田同鄉會知道了,幾位青田同鄉會的負責人前往看望,並發起了救助捐款倡議活動。
青田同鄉會的捐款活動,通過《巴西僑報》傳遍青田籍華僑,於是在很短的時間裡,同鄉們就為葉女士捐籌了六千多美元的醫療費。這期間,朱敏群會長去探望,朱恕忠副會長聯繫安排住院,青田籍僑胞中有的人甚至關了店門,放棄做生意去醫院照料葉女士。
葉女士遠在家鄉的父母、丈夫、孩子們,聞訊後哭成一團,焦急掛念萬分,卻又不能前來探望照顧。當得知青田同鄉會和同鄉們伸出熱情之手,關心照顧著葉女士時,感動萬分,寫信給青田同鄉會表達最衷心的感激之情。
葉女士的父親,在事後托人贈送給巴西青田同鄉會的錦旗上,繡了八個大字:情系故鄉,恩重如山。
筆者在採訪葉女士時,曾問她當時是怎麼跳下樓來的。她說她記不得是怎麼跳下樓的,當時她除了害怕警察入室搜查外,腦子裡全是一片空白。
當她眼裡噙着淚花,敘述了自己遇到的不幸,而又有幸得到同鄉們的熱情幫助後,套用了國內文革期間家喻戶曉的一句歌詞,來表達她的感慨:
“爹親娘親不如同鄉會親!”
沒有身份證被抓的事件,同樣發生在筆者的身邊。
一九九四年九月二十三日,兩輛神秘的小轎車,停在了筆者工作的報社門口。車門打開,三位便衣聯警走下來,其中一位留下來把守在大門口,另兩位氣勢洶洶地衝上樓來,亮出聯警證件後,開始查驗全報社員工的身份證。
在巴西辦中文報紙,十幾年來還從未遇到過警察上門“非禮”,故以往報社在聘用人員時,並未要求必須持有身份證。
這一突擊檢查的結果為:本報四人沒有身份證,三人有證但沒有隨身攜帶,或只帶了身份證的複印件(巴西法律規定,外僑須隨時攜帶身份證供查驗,並不可使用身份證複印件替代原件)。
上門的聯警是鐵面無私的,未被兩位本報小姐的眼淚所動,用兩輛小車押走了七位涉嫌非法移民的報社同仁。
令人難堪的是,在前往聯警總部的路上,兩輛小車掛出了警燈,一路拉響刺耳的警報招搖過市,使沿街的路人向這兩輛小車上的中國人,投來驚詫的目光。他們不知這些中國人,犯下了什麼彌天大罪。如果知道只是因為沒有身份證而被帶往警局,他們或許會認為拉警報似乎是大可不必的。
這次事件給既使有身份證的僑胞一個提醒:出門千萬莫忘攜帶身份證原件!
當天下午,筆者開車去聯邦警察局接回獲釋的同仁才知道,聯警這次的突擊檢查行動,是於同一時間,兵分兩路,在兩家中文報社同時展開的。突擊檢查的起因為,另一家《美洲華報》有人從大陸寄護照來,聯警認定有人在搞假簽證,於是展開了這一次十幾年來第一次對中文媒體的稽查行動。
在這次稽查中,本報有七位同仁被帶走,而那一家《美洲華報》,也有四位員工被帶往聯邦警察局。這一次突查行動,幾乎使兩家中文報紙差一點停刊一天。
此事件的查處結果是:凡無身份證者,護照上被敲了驅逐出境的印章並予交納罰款後,限期七天離境。沒帶身份證或使用身份證複印件者,在交納了罰款後被釋放。
“九·二三”事件,成為巴西中文報史上的“蒙難日”。

其他國籍非法移民生活境況堪憂

滯留巴西的非法移民中,其人數居首位的並非中國人。為了避免給讀者一種只有中國人才偷渡國外並非法滯留的誤導,筆者也採訪和查閱了有關資料,了解了其他國籍無證非法移民在巴西的生活境況。
巴西雖被化為第三世界國家,但巴西有着可以和第一、第二世界媲美的富裕數據,如巴西擁有四千架私人飛機,居世界第二;巴西的戶均汽車占有量已超過每戶一輛。巴西於軍政府當政的七十年代,曾大舉借貸巨額外債,在債台高築之下大搞國家建設,創造過每年經濟增長七%的“經濟奇蹟”。儘管七十年代的奇蹟已經靜止在了歷史書上,但在南美洲、非洲、亞洲一些國家的居民看來,巴西這個人均年收入超過五千美元的國家仍是他們心目中的天堂。巴西的地大物博和較淡薄溫和的民族歧視,以及對外來移民的寬容,吸引着眾多的同是第三世界國家的移民,甚至包括像意大利、德國、西班牙等發達國家的移民前來創業。

據巴西政府的統計,一九九三年以合法身份進入巴西就業的外國人有五三七六名。這些年來外籍勞工人數一直呈有增無減的勢頭,四年後的一九九七年,在巴西登記註冊的外籍員工達二四五0三人,增長幅度為356%。至於通過各種途徑滯留在巴西的非法外籍移民就更多了。

此外,巴西還是國際難民問題日內瓦協議締約國之一,從一九五一年簽約以來一直在恪守協約接納各國因政治迫害和躲避戰亂來的難民。僅一九九八年巴西就正式接納外國難民二二0九名,這還不包括已經入境,並遞交申請尚沒有被批准者。巴西慷慨接納難民的政策,也是吸引非法移民入境的原因之一。

然而,大多數以難民身份進入巴西的外籍人士,真正入境的原因並非是政治迫害,而是為了窮則思變,追求更好的物質生活。這一點與接納難民的條件並不相符。
二十六歲的玻利維亞姑娘奧卡·德烈莎,因家鄉貧困的生活和婚姻破裂,離異後帶着一歲的兒子奔巴西來尋求新的生活。誰知她還未入境,就在邊境地區的一家小旅館裡遭到色鬼的強暴。她羞辱難當,如果不是為了兒子,差點喪失了活下去的勇氣。來到聖保羅後,因沒有身份證,找不到好的工作,她經同鄉介紹到一家玻利維亞人開的成衣工廠里打工。她和幾十個玻籍打工仔,住在又小又陰暗潮濕的房子裡。每天從早晨七點開始工作,一直干到晚上十一、二點,有時活多了還要干通宵。在她工作的頭兩年裡,她每月只能領到相當五十巴幣(相當四十美元)的工資,兩年半之後老闆見她技術熟練了,工資才長到一百廿巴幣。
因為沒有身份證,老闆不讓她們出去,她們也不敢出門;除了吃飯睡覺就是工作,她們彷佛變成了老闆賺錢的機器。來巴西僅幾年時間,原本眉目清秀的奧卡·德烈莎,臉龐就青春不再,變得乾瘦憔悴。來聖保羅幾年了,她很少上街,連電影都沒看過一場,更沒有進過飯店。即使這樣小心,不知怎的工廠大量雇用非法移民的風聲還是走漏了,終於有一天聯邦警察上門突擊檢查,查封了這家成衣廠。她和幾十個波籍打工仔都失業了,她只好帶着孩子到處打游擊。有很長一段時間,她是在市中心一家由天主教會辦的庇護所里過夜,白天她則跑到外面去給人家打零工,干的是諸如到人家家裡打掃衛生的活。
為了生活,她和一個比她大十幾歲的巴西男人同居了,她本以為這下子可有了靠山,她和這個貧窮的男人連生了兩個孩子,一個一歲多,一個才幾個月,這個男人卻有一天突然不辭而別,扔下了她和孩子,她的生活更無着落了,陷入了哭天嗆地也無回應的困境之中。
像奧卡·德烈莎這樣命運多舛,身陷困境,既無金錢又找不到工作的外國非法移民,在巴西各大城市到處可見。聖保羅有一家移民援助中心,每天都接待很多求援的外國人,除了德國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還有俄國人、智利人、阿根廷人、古巴人、克羅蒂亞人、塞爾維亞人、伊拉克人以及非洲人,更多的是波利維亞人。倒是很少有中國人前往庇護所,因為黃皮膚的中國人多喜歡投親靠友。
三十二歲的社會學家阿優是賴比瑞亞人,一九九五年八月他偷偷爬上一艘停靠在碼頭上的貨輪逃出了內戰六年的賴比瑞亞。他說:“我必須逃出去,因為我不想被人殺死,在我們國家內戰期間,百姓光天化日下走在街上都有可能被捉去砍頭。簡直就是生活在人間地獄!”
求生心切,逃不擇路,阿優爬上貨輪時甚至沒有弄清這艘貨輪是哪個國家的,它要開往何處,哪兒是他理想的逃難生存之地。當時他只有一個念頭:逃出去,快逃出去!
阿優躲在貨艙里靠着一點點食品和水渡過了五天,第六天又餓又渴的他,差點要死掉了,實在受不了才走出藏身的貨艙。在船艙通道上,他碰到一位婦女。這位婦女見到他大為吃驚,但明白他的情況後表示同情。她沒有去向船長告密,而是告訴他,哪兒可以弄到食品,哪兒可以洗澡。這時他才知道這艘船是巴西的,它正橫越大西洋駛往巴西的山多士港。
在十幾天的海上航行中,他終於還是被船長發現了,不過船長沒有把這個偷渡客抓起來扔進海里,也沒有在輪船到港後把他交給移民局,當阿優臨下船時船長從腰包里掏出三百美元送給他,作為他初到巴西的生活費。
因為沒有身份證,阿優初抵巴西也經歷過找不到工作,生活沒有着落的痛苦日子。好在賴比瑞亞使用英語,阿優靠私下裡給人教英語賺錢渡日,眼下他只有耐心等待巴西頒布大赦或通過他遞補交的難民申請,只有拿到身份證,他才能發揮精通英語的才能,他夢寐以求的理想是在巴西開辦一個英文補習班。他知道巴西很需要教授英語的人才,但正規開班教授英文課必須有合法的身份。
據悉,進入巴西的不同國籍的非法移民,在謀生的道路上往往選擇各自喜歡和傳統的行業。比如,會英語的非洲尼日利亞人,往往以教授英語為生活出路;逃避內戰的剛果人習慣於在旅館裡當侍應生或當電工;古巴人和委內瑞拉人則常常在教授拉丁舞蹈課;玻利維亞人多在成衣工廠里打苦工,秘魯人情願風耗日曬在街頭擺攤賣雜貨,中國人則多在中餐館廚房裡打工或提包沿街兜售小商品。


五花八門的謀求身份證途徑

沒有身份證的痛苦不幸和生活不便,使得非法移民開始通過各種途徑去謀取身份證。販賣假身份證的掮客,和那些高價辦理身份證的律師,眼睛盯在了這群望證心切的非法移民身上。

假身份證通常有兩種:一種是花錢,通過有關辦證部門的“內線”辦的。這種身份證與真身份證,表面看上去沒有什麼兩樣,在電腦里甚至也查得到資料。然而,一旦那一位給你辦身份證的“內線”調走了,你的身份證資料,也就神秘地隨之在電腦里消失了。所以有人稱這種身份證是,“內部”臨時身份證,用它倒是可以唬唬一般的治安小警察和街頭上的市民衛隊,此外,還有一項功能,就是給自己壯壯膽。

第二種假身份證,叫冒名頂替身份證。這一種身份證 一般都是前一次大赦中,有人在本人未到場的情況下,用搜集來的護照去填表申報領到的空白卡。大赦一過,就賣給後到巴西來的無證者。一個白空卡賣兩千美元到五千美元不等。空白卡因已登記着別人的名字,年齡也與購買人不符,要麼大幾歲,要麼小几歲。

買到空白卡後,你可到聯警去按手印,交照片,辦理正式身份證。這種身份證,手印是你本人的,照片也是你本人的,可是名字卻是別人的,出生年月日自然是牛頭不對馬嘴。用這種冒名頂替的身份證,在巴西生活是沒有問題的,但是按下大逆不道改了祖宗姓氏且不論,最大的後遺症是,不能接親帶眷來巴西團聚。因為你已改隨他姓,在國內的戶口本上,你和你的父母、妻子、兒女的姓氏完全風牛馬不相及。當然當地公證處無法給你出具出生證明以及親屬關係的證明。

一位改嫁到某國去的女士,就因為持有這樣一張冒名頂替的身份證,在巴西生活的那些年都平安無事,但改嫁到另一國家後,苦苦挨到了入籍的年限,卻因為無法在國內原居住地取到出生證明,而不能如償入籍的宿願。
有些巴西律師看準了機會,亮出了辦理合法身份證的招牌,但要價卻獅子大開口,一個投資移民的永居身份證要價一萬二千美元;一個工作聘請的臨時身份證,也開價八千美元,而當第二年、第四年續辦時,再敲一敲竹槓。

據說,聖保羅的一位巴西律師,就專門吃這碗飯,幾年間就為上千個中國人辦過身份證,收取辦證費用達幾百萬美元。

花不起重金辦身份證的人,天無絕人之路,還有別的廉價渠道:要麼與巴西人假結婚,要麼“借胎當爹”,要麼隨便找個巴西籍的異性懷孕生子。
按巴西的法律,凡是出生在該國境內的孩子,就是當然的巴西人。那麼,看在你是巴西人父母的情份上,並且要擔負撫養這個巴西孩子的責任,就獲得了在巴西永久居留的權力。另外,按巴西的法律,巴西人的配偶也可以取得在巴西永久居住的權力。因此,和巴西人真聯姻或假結婚,也是獲得身份證的一條途徑。
北方某海濱城市來的小賈,在朋友的策劃和“拉郎配”下,曾經演出了一場不成功的假結婚戲。
朋友給小賈物色的“妻子 ”,是聖保羅州內一個偏遠小鎮上的窮苦黑女人。事先有約在先,辦一個假結婚,小賈付給那位黑女人三千美元。等小賈領到身份證後,“夫妻“兩人再辦離婚手續。
小賈付錢後,與黑女人辦好了婚姻登記手續,以為這一下子大功告成,只等着領身份證的通知單了。誰知他的“妻子“黑女人突然又提出假戲真做的要求,讓小賈必須搬到她家與她同床共枕。說是如果不這樣一起同居,就通不過聯警上門調查這一關。
這黑女人說的倒也是實情,在巴西,想通過與巴西人結婚來搞一張身份證的事例太多了,因此凡是異國婚姻,聯邦警首先懷疑裡面有假,而必定會去住處在鄰居中深入調查。
小賈在國內,家中有讀研究生的嬌妻,出國前又信誓旦旦地保證絕不找其他女人,再說他還有可愛的兒子,他豈肯和那個混身散發異味的黑女人同居。如果不幸再搗古出個黑小子來,他如何向家中的妻子兒子交待,又怎能和這個黑女人一刀兩斷扯得清!另外,將來他如查因為有了個黑小子,在僑界裡又怎麼有臉見人。

巴西有華人華僑十餘萬人,不乏與此間的白人、亞裔人通婚者,但還沒聽說過有哪個中國人與黑人結婚。嘴裡口口聲聲說無種族歧視的中國人,其實在婚姻上排斥黑色人種是百分之百的。而在巴西的白種人,與黑人結婚是司空見慣的,日本後裔中倒也有人與黑人聯姻。
小賈不肯就範也不敢就範,於是,一出淺嘗輒止的假結婚鬧劇,就這樣草草落幕收場了。床可以不上,但錢沒法退還,小賈辛辛苦苦掙的三千美元,像在湖面打了一個淺淺的水漂,就消失得無蹤無影了。
不過有人說,小賈懸崖勒馬是明智之舉,如果一旦上了那黑女人的床,可就上床容易下床難了。因為巴西法律有一條規定,一旦發現申辦身份證過程中存有舞弊現象,任何時候都可以取消作弊人的居住權並將之驅逐出境。
“借胎當爹”,是借別人肚裡的孩子當自己的孩子。當孩子出生時,在醫院的出生證明“父親”一欄里,填寫上假父親的名字。
一位來自上海的年輕人趙某,就曾與一個身懷六甲被人遺棄的女人同居過。這位有身孕的女人是日本人的後裔,她生下的孩子,自然會是一張東方人的面孔。趙某和日裔女人協商後,就搬進了她的家,成了孩子未來得來全不費功夫的“爸爸”。
這位日裔女人當初願意扮演“妻子”,是為了一筆可觀的認子費。當孩子生下,趙某順利地拿到身份證後,兩人該分手了。但由於兩人在一起扮演夫妻的時問達八個月之久,不知不覺中那女人愛上了趙某,然而趙某在國內已有妻室,不能搞異國兩妻,只好克制感情,按協議付給了女方“認子費”後,兩人就各奔前程,相約永不再見。
靠自己的肚皮,自力更生生孩子,可謂是一勞永逸解決身份證的最佳辦法。
我認識的一對有婦之夫和有夫之婦,是四年前在聖保羅一次僑社的活動中邂逅的。男的出國前,是一個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工人,女的是大學畢業生,又出身於一個書香門第的家庭。出國後,兩人在那次僑社聚會中相遇相識,並在交談中相互同情,留下了各自的電話。後來又在孤獨中相互安慰,並在困難中相互幫助,進而終於同居了。
沒有身份證使這對同居者的男人,沒有辦法登記註冊開店,只好在路邊擺地攤,一聞聽稅務稽查來了,兜起攤布就撒腿快跑。那位女人,因沒有身份證,儘管她會英語又善長文秘,但幾家大公司考慮再三還是不敢聘她。
他們深感沒有身份證的痛苦,痛苦中使他們未加提防地懷孕,並又心照不宣的生下一個女孩。對他們來說,與其是生孩子,倒不如說是生身份證。
孩子落地後,兩張永居的身份證到手,不但非法移民的生活結束了,還有了接家眷的權利。於是,兩人不同的個性,不同的文化層次和志趣的矛盾凸現出來。而且兩人都不能忘懷自己的前妻、前夫,生活中齪齬多起來了。終於有一天,女方接來了前夫,男方接來了前妻,這個同情和互助下臨時組合起來的家庭破裂了。
男女雙方各自與家人團圓了,接下來,為“身份證”──巴西生的女兒,歸誰撫養的問題出現了頭痛的事。雙方的配偶一看到“身份證”,心中就醋意厭感翻騰,怎麼可能去愛這個因對方不檢點造就的產物呢?可是沒有這個“身份證”,兩個家庭又哪有機會團圓呢!他們說不出是該感激這個“身份證”,還是該憎恨這個“身份證”。
可恨的身份證,它釀成了多少人生的苦果和家庭的悲劇!
當然,也有原配夫妻以生兒育女來解決身份證問題的。但如果是在不該生育的時間和地點生育,也常常令人困惑煩惱和啼笑皆非。
一位徐娘半老的王大姐,在國內的大女兒都已成婚,並為人之母了。為了搞一張身份證,王大姐找私人醫生摘了避孕環,再次勇敢地挺起了與歲數很不相稱的大肚皮。
十月懷胎,孕期反應,再嘗一次挺大肚子的痛苦和希冀後,小女兒倒是平安的生下了,她憑醫院裡一張女兒的出生紙,如期拿到了那張桔紅色的身份證。但這位王大姐因高齡生育,肚皮吃了長長一刀剖腹產的苦頭不說,貌相彷佛也一夜之間變成了老太太。一眼看上去,昔日徐娘半老的風韻蕩然無存,抱着女兒老態龍鍾走在街上,就像祖母抱着小孫女。畢竟她頭胎的大女兒和末胎的小女兒年齡相差了整整兩旬呀。


大赦終於盼來,遺失護照掀小高潮

巴西歷史上對非法移民實行過三次大赦,分別為一九六九年、一九八一年和一九八八年。
有人總結出一條規律:巴西的大赦,總發生在老總統將要去職下台,新總統剛就職履新的日子裡。持這種說法,是從攏絡獲取民心的“政治答謝”和“情感投資”角度上考慮的。
因循這一個規律,當簽署一九八八年大赦的葛洛總統因涉嫌貪污而遭國會彈劾,副總統伊達瑪補缺上台後,“今年要大赦”的傳言不脛而走,給了黑暗中的非法移民一線光明曙光和些許欣慰。
然而,伊達瑪披上黃綠兩色相間的總統綬帶,入主總統府高原宮後,只忙於整頓他的朝政和鞏固他的勢力,並無心體察非法移民的疾苦而去搞大赦。於是,人們又把大赦的希望延期到他的下野,說是伊達瑪臨下台前,可能會發慈悲進行大赦。然而,隨着伊塔瑪總統任期終止,依依惜別離開總統府,大赦的希望再次在望眼欲穿中落空。
當新總統卡多佐總統上台後,大赦的消息再度傳來,而且這一回說得有鼻子有眼了。誰知一晃又是三年多過去了,大赦在千盼萬望中就是不出來,直到連選連任的卡多佐總統,在第一任期將屆滿的最後一年,即去年的五月間,大赦的消息才姍姍來遲地終於傳來。
第一個披露大赦消息的是一家巴西的報紙,它用的是豆腐塊大小的篇幅,充其量是一則簡訊,但對上萬非法移民來說,這個消息比任何通欄標題下的重大新聞都重要不知多少倍。
大赦消息見諸報端後,華人們聞訊奔走相告,漏夜傳播喜訊。無身份證的僑胞驚喜不已,他們的親戚朋友也為之高興。但歡欣之餘不乏質疑者,這一回大赦是真的嗎?會不會又是一次“狼來了”。當兩家華文報紙搶登出司法部發布的大赦新聞,生活在地下的“黑人”臉上綻開了深信不疑的笑容,呵,大赦終於盼來了!身份證終於要到手了!為一這張身份證,有人等了十年呵!在當非法移民的日子裡,有的人,國內親人重病不能回去探望,有的人,父母去世了不能奔喪,所受的痛苦一言難盡!
十年一逢,大赦着實來之不易,千萬莫錯過機會。機會可遇不可求,機會稍縱即逝,逝不再來!
未雨綢繆。按照以往的經驗,首先要準備一本清白的新護照。如果你的老護照有不良記錄,可能就會被排除在大赦範圍門外。欲辦申請大赦居留證的人們,在聽信了莫衷一是的傳言後,這樣固執地認為,並把尋求一本新護照付諸了行動。
於是,從九八年五月份開始,《巴西僑報》上的護照遺失廣告日漸增多。據筆者的統計,五月份刊登於《巴西僑報》上的護照遺失為二十三本,六月份為四十二本,七月份猛增至八十四本……到大赦申辦身份證截止的十二月份,總共有三百三十五本護照在《巴西僑報》上宣布遺失並聲明作廢。僅此一項報社就收入了一萬多塊巴幣,可謂在廣告費上發了一筆“意外之財”。
護照在巴西不能替代身份證使用,也少有人攜帶在身,何以遺失不止,並在大赦期間形成遺失高潮呢?
總算有幾位誠實的丟照人,道出其中原委:
一、偷渡入境的,換發新護照為的是消除劣跡。
二、假簽證入境的,唯恐被劃為非大赦之列,必須換一本新護照。在巴西法律上,沒有簽證入境問題倒不很嚴重,持假簽證入境問題就相當嚴重,嚴重到甚至可以判刑下牢。
三、在非法滯留期間,犯有走私及其他罪行曾被抓被驅逐出境的,換本新護照以隱瞞罪行。
四、已有一本冒名頂替的身份證,想藉此機會還其真實姓名,也需換一本新護照。
五、手中的護照尚在有效期內,但馬上就要過期,並不可能得到延長簽證,換一本護照也趕大赦。
六、大赦令頒布以後入境的,換本護照隱去入境時間,也混水摸魚擠上大赦的末班車……
凡此種種,不一而足。這些理由,有的對申請居留證確有幫助;有的則是庸人自擾,多此一舉;有的弄巧成拙,反而給申請辦居留帶來麻煩。然而,這些大赦前躁動不安的非法移民,寧可花冤枉錢,也要多辦一本護照在手,似乎這樣才是萬全之策,才是有備無患;才能高枕無憂,才能把心放在肚子裡。
在遺失護照廣告每天數個刊登的同時,一些律師和一些身份不明者,其代辦大赦身份證的廣告,也昭然上報。
其實,如果申辦居留證的人,本人直接前往聯邦警察局辦理,只需交幾十塊錢的手續費就可辦妥。可是那些代辦者,藉有人不諳葡語,收費翻倍,高的七八百塊,低的也要二三百塊,他們看準了這些非法移民不算鼓的荷包,要不失時機地從這些人身上賺一筆。十年才碰到這樣一次難得的機會,能輕易放過它嗎!


總領館官員不求感激但求理解


凡在報紙上刊登護照遺失的,到頭來都要到使館、領館補發護照。除了遺失的護照,有人要以老護照換新護照,有人要公證這樣那樣的各種文件。這樣一來,就遠不止三百三十五本護照的事情了。

這麼多的人要補照,要換照,要延照,中國大使館、聖保羅總領館、里約總領館,業務量一下子翻了幾倍。巴西全國九十%以上的華人居住在聖保羅,九十%以上的非法華人也滯留在聖保羅,自然聖保羅總領館的業務量也就最大。

對於換照補照,國家是有規定的,使領館須按章辦事,不可自作主張。護照畢竟不是逛公園的月票,隨丟隨補,只要你肯花錢就行。因此,前來補發護照的人,一聽說補照時領館要向國內原發照機關發函調查核實,就火氣不打一處來,總認為使領館有意刁難、無故設障。於是吵的,鬧的,出言不遜的,時有發生。

其實就拿聖保羅總領館來說,上至總領事,下至辦事員,人人都銘記維護華僑合法權益,是一個外交官的神聖使命和職責。為了迎接大赦的到來,聖保羅總領館早在大赦的非正式消息剛剛傳來,就開始着手做各種準備工作了。

七月份的一天,霍淑珍總領事和呂凡副總領事,前往聖保羅州的聯邦警察局,拜訪了聯警的負責人。此次拜訪有兩個目的:一、了解大赦的有關事宜和規定,做到心中有數。二、與聯警建立密切的工作關係,為將來工作交涉建立通道。

拜訪回來後,霍總領事、呂副總領事與領館有關官員,根據所了解到的以往的大赦條款,開會分析了華僑中非法移民的現狀,列出了二十多種無身份證的情況,然後根據條款來對號,看哪些情況符合條款可以辦理大赦申請,哪些情況不符合條款,但經過變通使之具備條件也可以辦理大赦申請。

八月份,巴西大赦的條文正式出台,由國會表決後呈交高原宮,只等共和國總統簽署。辦理大赦的工作,即將巴西全面展開。
聖保羅總領館再次開會研究大赦問題。會上霍淑珍總領事明確指出:“大赦為無證僑胞辦理證件工作,是當前總領館工作中的頭等大事,除了負責領僑工作的同志要全力以赴外,其他部門的同志也要盡力配合。我們大家都知道,華僑中不少人等這次大赦等了十年、盼了十年,作為總領館是非常體諒和同情他們的,應該充分離用這次機會,為華僑辦證提供便利,解決他們長期沒有機會解決的居留問題,只有使他們安居才能使他們樂業!”
大赦於一九九八年九月七日,由卡多佐總統簽署實施;聖保羅總領館從九月十一日開始,大批接待辦證的華僑。

總領館的院子裡,一下子湧進那麼多的辦照辦證人員,原先接待簽證的窗口已不敷使用,那小小的房間幾乎要撐破了。為了能縮短接待辦證華僑的等候時間,領館的院子過道里加擺幾張辦公桌,能上陣的工作人員都上陣,多頭接待辦證人員。
在九月份至十二月份的三個月裡,每天來領館辦證的人少則幾十個,多則一、二百,最多一天一下子湧入了三百餘人。

十月一日是法定的國慶假日,見來辦證的人有增無減,呂副總領事、高領事與霍淑珍總領事一商量,決定取消總領館十月一日和二日的假期,利用這兩天假日照常接待前來辦證件的僑胞。

在辦證期間,工作量最大的要算負責領僑使工作的高國輝領事、顧雲芬領事和呂凡副總領事了。他們天天要加班加點做證件和護照,早則干到晚上十點,晚則干到半夜一、二點鐘。換照的期限,也隨着大赦截止日期的臨近,以及僑胞的要求而越來越短。由正常的一個月時間取照,縮短到十天、七天、五天、三天,以至到了大赦最後的幾天,當天送件當天取照。

聖保羅總領館的幾位領事夫人,本不在編制內,沒有工作任務,但她們見領僑工作這麼忙,也主動來幫忙,加入了接待工作。儘管她們一工作就是大半天,但她們一分報酬也沒有,純屬義務幫忙。

對於高領事、顧領事、呂凡副總領事來說,加班加點幾乎是天天的,但是沒有一分錢的補貼費。所有加急辦照辦證收的加急費,總領館也一分不能截留,全部如數上交國家。在那不同尋常的三個月裡,高領事累瘦了五公斤,呂凡副總領事也掉了三公斤肉。

可是一切,僑胞們很多人並不了解,反而稍有事不稱心如意,就埋怨責怪,怪話連天。吵吵鬧鬧的有之,罵罵咧咧的有之,更有人恐嚇威脅道:“今天老子沒有帶槍來!”
有個別僑胞,因不符合辦證辦照的條件,暫未給他辦理,為泄私憤,他就在僑社中到處散布謠言,說到領館去辦證,不塞錢就別想辦成事。

有一天,一位不符合辦證條件的華僑被高領事拒絕了,當同時又負責水災捐款工作的高領事,在接待一位來捐款的僑胞時,這位華僑眼睛一亮,彷佛抓到了有力的攻擊把柄,當眾大聲叫道:“看啊,高領事在收黑錢嘍,不給黑錢就不給辦證!”
不明真相的僑胞們,立時把目光轉向高領事。
高領事很生氣,嚴辭駁斥:“你說話要負責任,要弄清事實,不要混淆事非,這是行賄的黑錢嗎?這是僑胞們向國內水災地區的捐贈的水災捐款!”
那個惡語中傷的華僑,在確鑿的事實面前無言以對;旁邊來交水災捐款的僑胞們,憤憤不平,都火了,要動手揍他。
又一天,一位身材高大的華僑來到領館,一進門就問誰是高領事。
高領事說:“我就是。”
這位大個子忙親熱地上前握手寒喧:“聽說你是東北人,咱們是老鄉呀,見到了老鄉我辦證的事就沒有問題了!”
高領事卻一笑道 :“那倒要看看你是什麼情況,如果符合規定,不是老鄉該辦的也得辦,如果不符合規定,是老鄉不能辦的還是不能辦!”
高領事詳細詢問了解了他的情況,見他符合大赦辦證的條件,幾天后就給他辦好了。
那位大個子來取件時,很是感激,非要請高領事吃頓飯。高領事婉言謝絕,道:“你的情誼我領了,但我工作太忙了,實在是沒有時間去吃飯。你看,那麼多的僑胞都和你一樣着急地等待辦證,我去吃一頓飯,至少又要少辦七八本護照,又有七八個僑胞着急!”
為了方便僑胞們辦證,總領館設了一個諮詢處,專門詳細解釋和回答關於大赦辦證的疑問,指導僑胞們正確和便捷辦證。
有一天,一位在領館指導下,為飯店工人辦妥了大赦白卡的飯店老闆來感謝總領館來了,進門就當眾拍下了三百美元。他高興的說:“我們飯店的幾個工人,都順利地拿到了白卡,大家都很感謝領事們的幫助,這是大家湊的一點錢,僅想略表一點心意。需要聲明的是,這錢不是來行賄的,你看看領館的同志們,為僑胞們辦證,眼都熬紅了,人都累瘦了,這錢叫廚師拿去給領事們加幾個菜行不?”
加幾個菜本算不上什麼違紀的事,但領館還是堅決不收這筆錢。老闆難違工人之託,領館難收無名之贈,雙方推來推去差點吵起來。
看好事眼看鬧成僵局,高領事提了個建議:“如果你們實在不願意把錢收回去,那可以捐給國內的水災災區。這樣領館倒是可以代收這筆錢。”
店老闆一聽點頭同意了,高領事當場開捐款收據,問老闆收據開誰的名字,結果老闆堅決不具姓名,收據上只好落款“無名氏”捐款三百元。
由於領館的努力工作,使上千人在這次大赦中獲得了合法居留證。事後很多僑胞都來電話或親自登門感謝,有人還送來禮品,都被婉言退回。
呂副總領事的一段話,說出了領館同志的心裡話:“大赦期間,儘管我們工作很累,但通過我們的工作,給華僑們解決了居留問題,我們感到比什麼都高興。看上去,我們有時是在為一個僑胞辦理居留證件,但其結果有時往往是救了一家人;有時彌合了一對長年分居而將離異的夫妻的感情;有時解決了僑胞的孩子上學和工作的人生大事。這使我們有了一種工作的成就感,有這一點也就足矣。”
霍總領事則說:“這一次大赦中為僑胞辦事,是我們的職責和義務。我們不求僑胞感謝,但求僑胞理解,理解比什麼都重要!”

三萬多外僑獲居留權,嚴查非法移民警報又響

一九九八年六月,政府公報正式公布了對境內非法移民大赦法令。
法令開頭這樣寫道:巴西共和國總統依據憲法及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九日第九六七五號法第二條有關規定頒布如下:
第一條,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九日以前入境非法居留的外國人,可申請臨時居留登記。
第二條,下列情況為非法居留:A、偷渡入境者。B、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九日以前正常途徑入境,但逾期滯留者。C、根據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二日第七六八五號法領取臨時居留證後,未依照該法第五、第六條規定辦理永居手續者。
第三條,臨時居留證將向居留在境 內的外國人確保憲法賦予的一切權利義務。
第四條,為確認臨時居留登記權,非法居留的外國人應在自此法公布之日起九十天內向聯邦警察的某一機構報到,並填寫專門表格,須隨身攜帶如下文件:
……
以上大赦令經國會通過後,已呈交卡多佐總統簽署。據司法部的非正式統計,當時巴西境內有非法移民三萬餘名,而大赦法案提案人、國會議員若澤·德·阿布雷烏卻認為,巴西的非法移民多達二十餘萬人。這些人當中,有的生活相當艱苦貧困。因此,政府欲借大赦來改變境內非法移民的政策,受到了巴西全國天主教聯合會、巴西律師公會及聯合國難民組織的支持和讚揚。
一九九八年九月七日,適逢巴西獨立節。是日,卡多佐總統在大赦法令上鄭重地簽上他的名字:“非爾南多·恩黑克·卡多佐”。
於是,從九月七日這一天起,到十二月七日的九十天內,便成為非法移民前往聯邦警察局設在全國各地辦事機構,辦理大赦申請登記的期限。
外國非法移民大都集中在聖保羅市。聖保羅是巴西最大也是南美最大的城市,它不僅是巴西的經濟中心,也是南美的經濟和金融中心,它的一千五百萬人口的消費市場和巨大的生產加工能力,成為歷來吸引各國移民的首選城市。
聖保羅聯邦警察局,在辦理大赦工作的最初幾天,對情況的估計不足,他們仍在二樓的老地方接待前來申請登記的非法移民。幾天后二樓的大廳空間就顯得擁擠不堪,前來登記的人排成長龍,龍尾一直甩到大街上,堵塞了樓梯和走道,至到這時才不得不在樓下的走廊里加了幾張辦公桌,接待熙來攘往的申請居留者。
來辦申請的人各懷不同的心情,有人喜形於色,有人忐忑不安。喜形於色的人,在為終於熬到了領證的一天而高興;而忐忑不安的人,卻在為自己的前科會不影響這次申請居留證而擔心。
一位在華文報社從事編採工作的小伙子,一大早趕到聖保羅聯警大樓辦理大赦手續。填完表格遞交進去,剛拿到身份證取件憑證後,馬上就大步昂然蹬上三樓,敲響聯警某主管警官的房門,對這位警官進行起有關大赦方面的採訪來。
幾分鐘前他還是一個非法移民,但現在他不是了,作為一個中國報紙的記者,他是來理直氣壯採訪聯警有關負責人的,在他看來,警方理應提供這方面的情況。
小伙子來巴西五年了,第一回這麼神采飛揚,這麼揚眉吐氣。而就是在這同一座大樓里,三年前他曾因沒帶他的一年留學身份證正本,而被帶到這裡交了一次“學費”。而後他又因為身份證過期,想進而不敢再進這裡。今天,雖然他事先未與警方約定採訪時間,但聯邦警官還是很客氣地接待了這位不速之客。
當然,這位警官不知道,就是面前這位華文報紙的記者,幾分鐘前還在樓下填寫大赦申請表呢!其實,就是這位警官知道小伙子是大赦申請登記人,你又能怎麼樣?領到了臨時身份證取件憑證者,就是合法僑民,這是大赦法律所賦予所有的非法移民一定時期內的權利。
九十天的大赦申請登記期限轉眼即逝,十二月七日是大赦登記截止日。在這最後的一天,趕來辦申請的人達到了高峰,聖保羅的聯警不得不加班加點到翌日凌晨,才辦完了最後一個人的申請手續,為巴西歷史上的第四次大赦畫上了句號。
據聯邦警察總局第二天的統計資料,本次大赦全國共有三萬七千四百七十七人申請辦理了臨身份證,由於有些州還未向司法部提供全部材料,司法部長相信這次申請居留證的外國人接近四萬人。在已統計出來的人數中,非法移民最多的是玻利維亞人,共三千九百八十人,其次為中國人,共一千九百九十五人,韓國人六百四十四人,智利人五百五十八人……以州而論,聖保羅州所接到的登記申請最多,達二萬三千四百九十七人,里約·熱內盧州七百十八人,巴拉那州五百四十六人。聖保羅的人數占全國總數一半以上。但在地域廣大的亞瑪遜地區,幾乎沒有人出面申請居留,在西部與鄰國交界的幾個州,原以為前來登記的非法移民也不少,但實際情況正好相反,前往申請的人寥寥無幾。
十年一逢的第四次巴西大赦,十二月七日深夜落下了帷幕,司法部在前一天發布的通告中宣布:本次大赦不再延期,從九月八日起,聯邦警察將在全國各地展開稽查行動,一旦有非法移民被逮捕,將遞解出境或遣返原居住國,此話並非聳聽危言!
言出法隨。果然,第二天聯警警車的警鈴,又在大街小巷裡響起來。
大赦是有期限的,然而非法移民的入侵是無期限的。一批批老的移民,千辛萬苦熬到了居留權,一批批新的移民,又頑強不斷地湧來了。大赦截止後的第二個月,《巴西僑報》上的護照遺失廣告,又猛然增多就是一個佐證。
然後,這一批批的後來者,又開始了年復一年的艱辛等候,等候着下一個大赦的到來!
大赦,自由民主的移民國家的一個暫無休止的主題!

後記:
目前,偷渡來巴西的華人以每天100人的速度在增加着,他們從陸路來,他們從海上來,他們從空中來。不斷人蛇滾滾來。
目前花費據說是每人總花費一萬美元,包機票。
雖然巴西沒有歐美第一世界發達富饒,但是在巴西生存不需要高學歷,不需要托福,不需要身份證。巴西的法制並不健全,也不需要健全,他們的總人口和他們的資源面積相比,
還差的很遠很遠。華人在這裡找到新大陸,在新的地平線上奔跑起飛。
巴西是一個民主人性仁慈的國家,不會餓死人,凍死人,也不會被遣返或者進監獄。
巴西名牌的大中小學都進入了大批華人子弟。
這裡將是華人的天堂。

編後記:

袁一平:巴西南美僑報總編,作家。山東人,早年從軍。91年移民巴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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