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的惡：不是壓抑的發作，而是被駕馭的工具

2026年10月10日

陳家梁子先生有一篇文章，把江青的暴烈、猜疑和歇斯底里歸因於性壓抑：毛澤東冷落她，她的欲望和自尊得不到滿足，被壓抑的“力必多”便化作文革中的瘋狂。這篇文章抓住了一個真實的情境，那就是江青建國後長期被邊緣化，與毛的關係更多是政治性的。但它的解釋方向，我不能同意。

我的看法是：江青的惡，不是性壓抑的發作，而是毛澤東以冷落控制她、並且利用她的惡。冷落不是病因，而是韁繩；歇斯底里不是核心，而是韁繩勒緊時漏出來的一點氣。

一、先看陳家梁子先生的解釋哪裡站不住

第一，時間順序對不上。江青在上海時期就以好爭強、好惹是非、手段凌厲著稱，那時她與毛毫無關係，談不上“被冷落”。一種性格在誘因出現之前就已成型，誘因就只能是放大器，不可能是成因。讀者評論里有一句說得直白：有沒有性壓抑，她都是那個德行。這個質疑是有力的。

第二，“歇斯底里”的解釋，無法說明她發作的方向。真正意義上的情緒失控，應當是不挑對象的：壓力到了，哪裡都可能崩。可是江青的暴怒有明確的指向，她對身邊工作人員、對政治對手、對下屬可以聲嘶力竭、無理取鬧，在毛面前卻謹小慎微，處處察言觀色。一個會看對象調整“失控”程度的人，她的失控里有很大的算計成分。能夠選擇向誰發火，說明火是可控的。

第三，把文革說成“瘋人院國度的大發作”，是用病理化取代分析。文革里有大量理性的、有利益算計的行為：誰被打倒，誰上位，誰替誰擋槍，背後都有清晰的權力邏輯。把它交給精神分析，等於放棄了對這些邏輯的追問。

二、冷落是一種統治技術

文章把毛對江青的冷落，當成一個婚姻里的私人事件。我認為它應當被當成一種用人之術來讀。

看這條線索：流傳的說法是，當年黨內對這樁婚事是有條件的，要她不要過問政治。建國後，她長期沒有正式職位，主要是照料毛的生活，接待外賓，參與一些文化事務。她的地位有名分，沒有實權；有“毛夫人”的頭銜，沒有毛本人的親近。這種安排的效果是，她的一切權力和體面，都只來自毛一個人，隨時可以給，隨時可以收。

一個被這樣安置的人，會發生什麼？她不會因此安靜下來。她會時刻等待被啟用，渴望證明自己的價值，並且為了得到啟用，願意付出任何代價。冷落製造的不是單純的壓抑，而是飢餓，一種對權力和承認的飢餓。而飢餓的人，是最聽話的，也是最好使的。

1960年代中期，時機到了。毛需要在文藝界、在高層找到一把不受舊體系牽制的刀，江青被啟用，進入中央文革小組，成為副組長。名義上她不是組長，實際上卻可以在許多場合代表毛的意志。她的權力是毛當面授予的，因此也只對毛負責。這正是毛想要的結構。

三、毛要的，恰恰是她的惡

如果江青只是一個因為冷落而神經質的女人，毛沒有理由重用她。毛重用她，是因為她身上有他需要的東西：敢咬人，不怕得罪人，放得開，沒有底線。讀者評論里說，毛說她“有政治頭腦”，並不是說她是政治家，而是說她是一條好的鬥犬，這個比喻刻薄，但切中要害。

一場要打倒大批老幹部的運動，需要有人出面做那些不便由領袖親自出面的事：點名、挑動、追查、施壓、製造氣氛。江青做了這些，毛可以保持距離，留有餘地。事情順利，功歸於領袖；事情敗壞，責任可以由前台的人去背。後來的“四人幫”的名目，就是這種結構的收尾。1974年前後，毛在高層場合公開警告江青“不要搞四人幫”，並批評她有野心，這不是一個丈夫的態度，是一個使用者在提醒工具不要越過界線。

也就是說，毛並不是不了解她的性格，而是清楚地了解，並且精確地使用。她的惡是先在的，毛沒有製造這種惡，他做的是給它一個出口，一個方向，一個邊界。

四、韁繩與氣孔

到這裡，我要把自己的比喻說得更清楚。

江青像一個高壓容器，裡面的東西，是對權力的渴求、對他人的無情、報復心和控制欲，這些在她遇到毛之前就有了。毛的冷落，不是在容器里添了什麼，而是給容器加了一道閥門：不給她獨立的權力，不給她完全的信任，一切要看毛的臉色。閥門有兩個作用。一是限制，她不敢也不能自行其是；二是引導，她想釋放，就必須往毛指的方向釋放。

至於所謂的“歇斯底里”，在這個容器上，只是一個小孔。吵鬧、猜忌、遷怒、被迫害妄想，這些確實難看，也確實是壓力的外露，但它們只是慢慢撒出來的氣，危害範圍有限，是外表上的小惡。真正的大惡，不在這個小孔里，而在閥門打開之後：被她推動、參與的那些迫害，被她點名、羈押、折磨的那些人。這些不是情緒失控，是有目標、有組織、有後果的行為。

所以，把壓力歸於“性壓抑”，等於把真正的問題放在了小孔上，而沒有看見容器內部是什麼，也沒有看見握着閥門的那隻手。

五、一個必須面對的反事實

有人會問：如果毛不冷落她，給她專寵，她會不會變得溫和？

文章的邏輯暗含着肯定的回答：欲望得到滿足，歇斯底里就消失了。我的推測恰恰相反。毛的冷落，客觀上是一種約束。假如毛對她既專寵、又信任，同時授予實權，那道閥門就失去了作用。那時的江青，不再需要看誰的臉色，她的權力欲、報復心和控制欲，會獲得無限的正當性。歇斯底里的小孔也許會堵上，但容器里的東西，會以另一個量級釋放出來。

這是一個反事實判斷，無法驗證，我只把它當作推論，不當作定論。但它至少有一個現實依據：江青的惡在遇到毛之前就存在，滿足她的性和情感需求，並不能改變這個事實。

六、責任：毛是主謀，江不是工具

這裡必須避免兩種偏差。

一種偏差，是把江青說成純粹的受害者：她被冷落，被利用，所以情有可原。這樣寫，很容易滑向同情，進而沖淡她在歷史中的責任。江青不是被動的工具。她積極地爭取被使用，主動地擴大自己的權限，在運作中顯示出明確的個人意志。工具不會搶着往前衝。

另一種偏差，是把一切都推到江青身上，說文革是一個瘋女人的傑作，毛不過是被蒙蔽、被拖累。這恰恰是把毛的冷落說成一個“私人的婚姻問題”，把毛的用人之術，抹成了家務事。毛才是那個做出選擇的人：選擇啟用她，選擇放任她，選擇在需要時收回，選擇在事後讓她承擔罵名。

所以我說，江本質上是壞人，毛也是壞人。這不是為了把兩個人混為一談，而是要指出這個結構的兩端：一端是有惡的執行者，一端是懂得駕馭惡的使用者。沒有前者，後者缺少鋒刃；沒有後者，前者缺少方向。

七、結語

把江青的暴烈歸於“性壓抑”，敘事上很有吸引力：簡單，有理論背書，還帶一點悲劇色彩。但它的代價是，把一個政治機器的運轉，說成了一個女人的病；把一場權力的使用，說成了一樁婚姻的不幸。

我更願意把這件事理解為：惡，是原本就有的；冷落，是控制的方式；利用，是目的。歇斯底里不是原因，只是這套機制運轉時，漏出來的那一點氣。看清了這一點，才能看清真正該被追問的東西：不是江青的內分泌和情慾，而是一個權力結構，如何識別、馴化並使用一個人的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