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前，中國的政治改革已經提出，但隨着王丹率眾非法割據天安門廣場，鄭義屢阻撤退而最終導致非武裝驅逐而無法收復被割據的公共場地的地步，最後以流血衝突結束。

民運是文革造反派餘孽，這已經由他們的行為和人員組成明顯地表露出來。鄭義就是當年在四川貴州發動造反，衝擊政府機關，組織武鬥的著名造反派頭子。嚴家其是「學部」造反派，劉再復是迫害他人的「學部」專案組負責人。王丹在其中屬小一輩，不過搶功搶得太過而衝到了前輩造反派的前頭。有知情者請以打聽一下，王丹的父母，尤其是母親，文革是哪一派的？我猜也是造反派，否則如何能養出一個如此胡來的兒子，居然把使用假護照這個在不管任何國家，任何時代，也不管意識形態分歧都是絕對非法的犯罪行為生給擰成個什麼“公民抗命”。

王丹這裡有着雙重的錯誤。首先，「公民」兩字就不對。「公民」是複數名詞，而楊建利是個人。沒人授權他代表全體守法「公民」。其二，使用假護照是“非法”，而非“抗命”。“抗命”先得有“命”可“抗”。

上頭下達命令，派軍隊進駐天安門廣場。學生堵軍車，阻止戒嚴部隊進入，這不叫抗命，而是阻攔國家軍事行動。而士兵拒絕進駐，這才叫抗命。王丹連抗命的主體都分不清楚，便把非法使用假護照的犯罪行為統歸在“公民抗命”的概念之中。

如果楊建利非法使用假護照是合理的“公民抗命”，那麼誰使用假護照不是合理的“公民抗命”？如果僅僅楊建利非法使用假護照是合理的“公民抗命”，而其他人，包括恐怖分子使用假護照登機出發奔向目標地不是合理的“公民抗命”，那只能說明王丹認為楊建利，進一步說，所有民運分子都有犯罪特權。請王丹給出法理根絕和判斷誰有犯罪特權，誰無犯罪特權的判斷標準來。而即使真有這種某些權貴人物的特權，也必須是事先立法規定好了的才能實施。

比如《太子和窮兒》裡那個伯爵因救了被當成窮兒的真太子，被太子給了在自己面前不必站立而可以就座的“輕君權”，——這在當時與欺君之罪無異，是可以殺頭的。等太子最後歸位，當了國王，連這位伯爵也不知道孰真孰假，便自搬了一把椅子坐在新加冕的國王跟前。衛兵當即就要來捉拿着個“慢君”者。新科國王一見，馬上制止，並再度申明自己給這位伯爵在國王面前就座的特權。

楊建利、曹長青要想有使用假護照犯罪而不受追究的特權，也必須有事先註冊，然後才可實施這項特權。但我絕對相信，他們都不曾註冊過任何犯罪特權。所以他們的非法行為與使用假護照的恐怖分子無異。

中國之所以無法進行政治制度的改革，原因無非來自兩個方面。其一是當權者戀棧不去。其二就是政治控制一旦鬆動，底下的人便自胡作非為。

隨着鄧小平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相繼到馬克思那裡去報到，江澤民已成當權老幹部里最後一位留守處長了。打天下的開國元勛已經坐完了天下，當權者已經不再有軍功可恃來強霸政壇，如今唯一妨礙中國政治改革的原因只剩下「民運」以「公民抗命」為名的胡作非為。

十三年前有王丹、鄭義、嚴家其者流的私占公共場地，非法割據。十三年後有曹長青、楊建利的非法使用假護照登機入關。王丹將一切自稱民運分子的非法活動與刑事犯罪都歸入「公民抗命」之列，就從邏輯上給中共繼任的當權者提供了非常有力的拒絕政治改革的充足理由，——“並非我們不搞政治制度上的改革，並非我們不要民主，可是一旦放鬆政治上的控制，不法分子便要胡來，君不見文革「四大」時的造反派和八九年割據天安門廣場的民運分子與現在的海外民運乎？這些人不服中國的法制倒也罷了，你看他們服美國的法制嗎？王炳章不就因為給人偽造護照辦移民賺錢而遭聯邦調查局的調查嗎？在如今美國領導的打擊恐怖主義的嚴重時刻，航空安全管制以核實登機者真實身分為主要防範手段的現在，楊建利不就公然違抗美國的法制，使用假護照登機的嗎？”

這道理，我想不出反駁的理由來。以法輪功為例，是先有法輪功的宗教信仰和集會結社自由，等他們羽翼已成，便自非法圍困報社，電台，電視台，政府機關，直到圍困中南海。我完全相信中共在打擊法輪功時有規模不小的侵犯人權，但法輪功如此胡來讓政府當局又有什麼辦法？

我2000年在天安門廣場親眼見到警車呼嘯而至，將在廣場上盤腿挽臂死死抱成一團的法輪功示威學員連拉帶扯地強行揪上警車。當三四名警察將抱成一團的法輪功學員強行拆解開，架着胳膊抬走時，該學員仍是兩腿盤在一起，成打坐的姿勢。我不知道除了用強，還有什麼辦法能將這些絕不可能合法申請，就到廣場上非法示威的法輪功學員弄走。

八九年的事也是一樣，我不知道除了武裝驅逐，還有什麼辦法能將王丹率眾開啟的對天安門廣場的非法割據結束掉。

封從德說，可以不必開槍而用兩人抬一人的辦法將廣場上的非法占領者抬走。但那必須先將廣場包圍起來，不許人員再度進入，這樣才能抬出一個少一個，抬出兩個少一雙。否則，如果沒有包圍圈的封鎖，抬出去的人沒有補充進來的人多，則政府的抬人行動反而會刺激起更大規模的進占。

抬人必須先建立包圍圈封鎖住廣場，不許人員再度進入，而中共原來也是這麼計劃的。但多次打算乘軍車開進來建立包圍圈的部隊都被學生和市民給阻攔在遠離廣場的半路上。——正當占領廣場的學生和市民歡呼堵軍車的勝利時，他們也堵住了除武裝驅逐以外的任何不流血解決衝突的機會。

如果沒有堵軍車的勝利，便有不流血解決衝突的可能。有了堵軍車的勝利，便沒有了不流血解決衝突的可能。這道理並不難懂。

在中共的開國元老仙逝之後，後繼者因無軍功可恃，威望將一代不如一代。而在和平時期合法當權的依據邏輯地應該來自選民定期的投票表達多數公民的授權意願。政治領導者經選舉產生的民主制度越來越逼近到中國的現實政治中來。這時候唯一妨礙中國政治制度改革的就只剩下這些年輕後起民運分子的胡來，比如王丹、鄭義者流。

民運要是真希望中國的政治制度能夠改革，不是成天以「公民抗命」為名去私占公共場地，非法割據和使用假護照闖關，而是伏法！

六四這麼大的流血衝突是王丹率眾非法占領天安門廣場肇始的。王丹還有十二年的刑期沒有服完就獲保外就醫出國治療他自稱的腦瘤。到了美國剛下飛機，美國醫生給他做的體檢與中國獄醫的結論一模一樣，根本沒有什麼腦瘤，全都是王丹裝的。至此從法理上說，王丹「保外就醫」的法律程序就應該結束，「保外就醫」的身分就已經失去。王丹就應該回國繼續服刑。可他卻公然蔑視中國的法律，不但不回國就刑，反而把「保外就醫」的犯人身分轉換成學生身分在美國上學。

非法占領天安門廣場的一代及其領袖公然蔑視法律，中國還怎麼能進行政治改革呢？！

中國政治改革的先決條件是民運必須伏法，楊建利必須認罪，王丹必須回國就刑。等楊建利服完了使用假護照的刑期，王丹服完了非法割據公共場地的刑期，所有通緝名單上的六四通緝犯都服完了他們應有的刑期，再來要求中共改革政治制度，逐步開放政治領導人的民主選舉，看它中共還有什麼話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