６月１５日，鄭州大學升達經貿管理學院因為校方在發放畢業文憑承諾上的欺詐行為引起騷亂，千餘名學生遊行示威並砸毀校園設施。

　　１０月２０日，江西南昌贛江學院同樣因為學校的文憑承諾不能兌現而發生數千學生的騷亂，期間也發生了嚴重的打砸搶燒行為。

　　１１月１０日，四川廣安市因一起醫患糾紛引起市民公憤，市民以及廣安友誼中學的大批學生與警察發生了長時間的對峙和激烈的衝突。

　　據新加坡《聯合早報》的報道，從１９９３年到２００３年間，中國“群體性事件”數量已由1萬起增加到６萬起，參與人數也由約７３萬增加到約３０７萬。２００５年，“群體性事件”更增加到８.７萬起。

　　發生在中國大地上此伏彼起、層出不窮、訴求不一的騷亂事件正涉及越來越多的社會群體和階層。這清楚的告訴我們：國內民眾對當前政治和社會狀況的忍耐力正在迫近心理極限！促使革命發生的必要條件――群眾普遍感到再也不能照舊生活下去了，正在迅速地形成。

　　當然，這並不表明當前的統治秩序已經崩盤在即。騷亂頻仍卻仍然是孤立的缺乏聯繫的，訴求強烈卻仍然是具體的物質的，政府仍然牢牢地控制着局勢，並且愈益熟練的運用軟的和硬的兩種手段平息這些騷亂，使之最終成為地方性的、偶發的、可控的事件。

　　然而，今年密集出現的、青年學生對群體性事件的參與卻有可能改變這種差強人意的局面，使形勢的發展陡生變數。從上邊列舉的幾個例子來看，鄭州事件和南昌事件雖然仍是青年學生對自身直接利益的過激表達，但卻表明，從上世紀９０年代末開始直至今天仍在執行的教育產業化政策已嚴重侵犯了青年學生的當下及長遠利益，從而使他們對當前秩序產生了極端的憤恨和不滿。而廣安事件則呈現出又一個新的現象――青年學生成為其他社會階層不滿情緒的表達者和行動者（據《聯合早報》的報道，廣安友誼中學的學生因看不慣保安對患者一方的毆打上前阻止才捲入這場衝突）。

　　鑑於青年學生在中國現代史上歷次群眾性的社會動員中所起的突出的、決定性的作用，廣安事件中學生的行為決不會僅僅停留在如最近國內媒體所指出的群體事件中“無直接利益衝突”的水平，它必然要向更深的層次發展：從對自身境遇的感受擴展到對社會弱勢階層整體命運的關注，進而對當前秩序的合法性產生強烈質疑並開始採取相應行動。這種行動的訴求將不是直接的孤立的物質的，而是政治的全局的理想的。

　　雖然學生們這種政治的全局的理想的行動在１９８０年代屢次出現並引起極大的社會震動，但其時卻因為缺乏廣泛的社會基礎、缺乏其他各社會階層的支持而無可避免的陷入失敗。經過１０幾年的沉寂，當切身利益引發學生們再次行動起來時，社會各階層的命運已經發生了劇烈的變化，近３０年的改革造就了一個龐大的利益受損群體，他們的絕對和相對剝奪感越來越強烈，他們的心理和行動將與青年學生的心理和行動發生強烈的“共振”，其程度足以顛覆整個社會秩序！

　　青年學生開始捲入群體性事件，這無疑是對當局發出的一個危險的信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