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美國反恐怖主義戰爭集中在對已經被確定為恐怖分子的恐怖分子進行軍事行動和改善美國國內和國家安全。但是，很多人士認為，長遠來看，反恐怖需要消除恐怖主義存在的根本原因—特別是貧窮和教育不良，如果希望恐怖主義活動的減少能夠持續，必須提高貧困國家的收入水平和改善教育。

例如，勞拉-泰森女士(Laura D'Andrea Tyson，前克林頓政府國家經濟顧問、前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商學院院長、現英國倫敦商學院院長)2001年12月在商業周刊上認為，地球邊緣地區的貧困和絕望可能孕育恐怖主義網絡。

但是911攻擊中的劫機者大多來自沙特阿拉伯—一個人均國民收入和教育水平並不低的中東國家。最近美國普林斯頓大學Alan Krueger和Jitka Maleckova進行的一項名為“教育、貧困、政治暴力和恐怖主義：它們之間有因果聯繫嗎？”( " Education, Poverty, Political Violence and Terrorism: Is There a Causal Connection?")的研究認為，恐怖分子並不一定來自經濟上最貧困的地區。該研究原來預定4月在世界銀行年會上發表，但是在來自科威特等等國家的世界銀行執行委員的壓力下，該研究被撤回。

Krueger-Maleckova的研究發現，在黎巴嫩人口中，基於年齡和出生地可比情況下，在1982-1994年伊斯蘭極端組織赫茲布拉(Hezbollah)—該組織被美國政府確認為恐怖組織--的129名在恐怖活動中(大部分針對以色列的恐怖活動)死亡的成員基本上受到比黎巴嫩一般民眾受到更好的教育，而且相對經濟條件要好。

同樣，對以色列-巴勒斯坦衝突中1970-1980年代在約旦河西岸攻擊巴勒斯坦人的以色列-猶太極端分子的研究也有類似發現。對27名以色列恐怖分子研究表明，他們接受的教育和收入都比一般民眾高。

對中東之外地區的極端組織的研究也有同樣的結論。例如，Charles Russell和 Bowman Miller在“Perspectives on Terrorism”一書中對全球18個極端組織—包括日本的Red Army，德國的Baader-Meinhof Gang，和意大利的Red Brigades--進行了研究。他們發現這些組織的絕大多數成員都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將近三分之二的被確定為恐怖分子的恐怖分子受到過大學教育，超過三分之二的這些組織的成員在各自國家中屬於中層或者上層家庭。

為什幺恐怖分子大多來自收入比較高的家庭，並且他們受到比較好的教育？可能的解釋之一是來自貧窮家庭而沒有受到良好教育的從事恐怖活動時候並不並有成效，此外，中東地區的某些教育可能實際上促進了恐怖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