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陸的“文化大革命”中，曾經大力宣傳過毛澤東的“不破不立，破字當頭，立在其中”的理論或觀點，作為對那個運動的指導思想。可以認為，其影響是極為負面、甚至可以說是惡劣的。不僅起到鼓勵不負責任、不計後果、肆無忌憚的破壞，也成為別有用心行為的擋箭牌。從破“四舊”、剪長辮窄褲腳管，打砸搶抄抓，直到只要象阿Ｑ那樣隨便拉一面旗子、喊一聲“革命造反了”就獲得權力，就可以發通告強迫改路名，甚至要把作為交通訊號的“紅綠燈”表示的意義反過來！更有一些無知或懷有其它動機的人，乘機搶劫、盜竊原來當過資本家的財物、和國家檔案機密，造成重大損失（據說在台灣的地下工作系統，因此被徹底摧毀）。凡此種種，無不都可以從中找到跟那種理論的聯繫。

更值得重視的，是因為這種理論並沒有隨文革的失敗和結束，而消失或被批判糾正，反而繼續影響着那裡的領導人。典型的代表就是後來提出的所謂“摸着石頭過河”。這種理論的實質，就是承認自己已經沒有可以吸引民眾的信仰和指導信仰的理論，要走一步看一步，甚至走到哪裡算哪裡。對於一個有着十幾億人口的大國而言，其危險是顯而易見的。歷史上無論國民黨和共產黨，在取得政權之前，都有一個明確完整的、起碼在當時是被民眾接受、認為比原有社會制度好，所以可以理直氣壯、大張旗鼓宣傳的信仰目標（三民主義或共產主義）。一旦“革命成功”，就成為制訂政策法令的根據，也是那個政府的合法性的民意基礎，無論是否由形式上的“選舉”產生（否定者難道反而要承認以前 “豬仔國會”選舉的總統嗎？）。就象後來共產黨以武力把國民黨打敗，取得大陸的統治權，成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可以認為當時絕對沒有任何其它政黨比共產黨更能獲得大多數民意的支持了。這是一個國家穩定的真正基礎，所以即使到六十年代初遭遇到巨大的天災人禍，那個國家居然能夠保持高度穩定，從而在很短的兩三年中就恢復了“元氣”（不然怎麽會有接着搞文化大革命的力氣），就是這個道理。

但是，毛為了挽回他的少數、孤立地位（儘管他的孤立未必證明他完全錯誤），採用了“破字當頭” 的錯誤理論來發動群眾，以近乎“無政府主義”的手段，達到了擊敗對手的目的。但是這種理論在文革中實踐後，同時破掉了原有的國家穩定的基礎。而後來提出的“摸石頭”理論，更是“以亂撥亂”，讓中國人徹底失去共同的目標。到了今天，連那裡所有對現實不滿的人，從“破上（體制改革）” “破下（民眾素質）”“破左（西化）”“破右（恢復毛時代）”中，也只能找到“破”這個共同點，總而言之，怎一個“破”字了得。“破”到最後除了金錢和物質享受外，就什麽都沒有、什麽都不相信，整個一“虛無主義”，這難道不是那個國家正在表現出來的精神趨勢嗎？

現在大陸似乎出現一個奇怪的現象，那就是一些相對比較有真知灼見的學者，他們的觀點往往總是好象“吃不開”，相反明明在騙人吃“糖雞屎”的，卻反而受到較多的吹捧呼應，更希望其獲“諾貝爾獎”。其實用中華文化來看，這是可以解釋的。有句中國格言曰『人生有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這句格言擴大到人類社會也是準確的。歷史地來看，可以認為，任何真正意義上的社會進步，一定是通過目標一致的共同付出的努力，甚至作出某種犧牲的結果。任何打着輕鬆愉快招牌或企圖只犧牲他人就可以達到目的的宣傳，其中一定有假，不是用心不良，就是進步方向不對。但是作為相對正確一點的學者，本身也有自己的弱點，那就是他們往往也只能以“破”的方法，去批評別人的錯誤，自己又拿不出可以理直氣壯地支持自己觀點的理論，甚至由於自己也沒有掌握什麽真正正確的理論，所以自己的觀點也不是無懈可擊的，結果其中正確的那部分，也只不過成為事後可以吹噓的“預言”，卻起不到力挽狂瀾的作用！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著名的何新先生，筆者兩年前曾就他在“兩會”期間接受記者採訪的談話，在網上發表了《中國的社會學者遇到了什麽問題？》（包括何新“答記者問”原文，http://home.computer.net/~pyd/czl20619.html），想和他探討。雖然沒有任何結果，不過筆者確信“真理”的本身絕對是沒有半點“勢力眼”或“迷信”、不會看名氣來站邊的，不信儘管走着瞧！

這也是今天海外的“民運”陷入、低谷、困境的原因，因為他們同樣也受到“破字當頭”的影響。除了只知道象五十年代初的貧下中農開“控訴會”、把一切罪過都推到地主老財頭上那樣，只會說“共產黨萬惡”、要“打倒共產黨”外，根本提不出什麽有創意而令人信服、嚮往的目標（象孫中山當時那樣）和經得起用中華文化推敲的理論，從而產生讓民眾“願意試試”的吸引力。而如果說要“走西方資本主義道路”，那麽人家現在正在“走”，也拿不出證據可以向民眾宣傳，說明自己會走得更 “出色”，更不要說萬一發現的確走不通時，自己連罵人的本錢都沒有了。

其實，不僅從自然科學領域中可以認識到，正確理論對相關科學技術的發展進步，具有重要而絕對不可缺少的事實。在人類社會發展進程中，也已經可以得出相同的結論，而且可以認為，即使未必正確的理論，也可以起到階段性的積極作用。這就是為什麽中國的唐朝，西方的羅馬帝國，以及毛澤東時代的大陸，儘管它們當時的所作所為都跟今天的“民主理論”相差十萬八千里，卻照樣可以取得相當輝煌的成功（但是只能是階段性暫時的）的原因。因為當時都有被普遍接受的理論指導性的共同信仰，這種信仰的對象，無論是上帝還是皇帝或者是主義都沒有關係。唯一不能作為“信仰”的就是“自己”，道理也非常明顯，因為這完全違背人類能夠形成社會的合作原則，破壞了它的基礎，是一種 “返祖”的退化，要是可以的話，也輪不到人在地球上“稱王稱霸”了。

所以，應該批評和清算“先破後立”的觀點，徹底肅清它在人們潛意識中的影響。建立起“先立後破，立字當頭，破得自然”這樣符合科學規律、經得起推敲的觀點。到那個時候，中國人才能不用睜着眼睛學瞎子“摸石頭”，而靠自己博大精深的文化賦予的智慧，去發現真正屬於自己的前途，在為世界作出應有的貢獻的同時，找回實實在在的自信心！

這也是整個人類社會存在的問題。可以認為，今天人類的所有有關認識自己的理論，都已經過時，既不能正確指導社會行為，也經不起別人的檢驗質疑。結果只好回頭再全面按動物世界規律，靠肉體武力戰爭的“破來破去”，來代替只有人才有資格進行的、唯一可以解決人的問題的“精神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