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一看到我的貼子的題目，就知道我其實是右派而不是什麼左派了，但我這個人是搞理工科思維的，研究的結果是什麼就是什麼。因此，我要提出標題上的觀點，就是說，現在的中國社會，這麼一個貧富懸殊的社會，可能正是由窮人創造的，是窮人們想要的社會。是廣大的窮人們，在改革開放以來，一直暗中推動着政府，創造了這麼樣的一個令他們生活很悲慘的，貧富懸殊的社會，或者說，他們的生活的悲慘，有相當的程度，是他們自找的。

　　什麼是計劃經濟的社會？照我的觀點，就是一個基本上平均，但是“不允許賭”的社會。而什麼是市場經濟社會呢？就是一個“允許賭”的社會。

　　那麼，一個窮人如果生活在一個“不允許賭”的社會中，他會不會高興呢？他是不會高興的，不高興的原因，就在於這個社會“不允許賭”。

　　比如說，現在中國的社會人均年收入是一萬元人民幣，那麼，如果中國政府創造一個制度，使得所有公民的收入一律一萬元，誰也不允許多，誰也沒有多的機會，在這種情況下，這個社會是會顯得挺好的樣子的，可以做到人人有工作做，每個人的營養，穿衣，取暖，享受，都一樣，就是每年一萬元，每月八百元左右的水平，每一個人家裡統統都有彩電，冰箱，每一個人都有十幾平米的居住空間。在這種情況下，窮人們，當然，這個時候無所謂窮富，但是我還是說窮人們，吧，生活在這樣的社會會不會高興呢？是不高興的，不高興的原因，就在於這個社會“不允許賭”。而窮人們則是盼望政府“允許賭”的，當然，每個人之所以盼望“允許賭”，肯定不是希望自己受窮，而是希望自己在賭局中勝出，是別人受窮，自己勝出，是自己成為人上人，萬眾敬仰。但是，賭的結果，當然是大多數賭徒們一定不能夠滿足自己的願望，大多數人一定是把錢輸光的。

　　比如現在中國的這個福利彩票，是窮人們擁護的制度。如果說，政府宣布福利彩票不再抽獎，而是號召大家購買，購買了之後什麼回報都沒有，就是為的社會福利，那你就會發現窮人們都不去購買福利彩票了。而現在的情況是，定期抽獎，而且確實每一個人都有一個很低的概率，有勝出成為百萬富翁千萬富翁的機會，你就會發現窮人們都紛紛去購買彩票了。當然，最後的結果還是大多數人買了白買，買了你也成不了千萬富翁。

　　好了，現在還是假設中國社會人均年收入是一萬元人民幣，而且我這裡假設一個“允許賭”的起點，就是說，在這個時間之前，政府是“不允許賭”的，是絕對平均的，人人都有一萬元人民幣的年收入。從某一個時間點開始，政府宣布“允許賭”，這個決定會受到廣大窮人（其實無所謂窮人）的擁護的，這樣廣大的窮人就都成了賭徒。當然，賭的結果，必然是極少數人勝出，大多數人賠光。而參加賭博的賭徒中，當然大多數人都希望是自己勝出，別人輸光。

　　好，那麼以此為起點開賭，所有的人都擁護“允許賭”的政策，賭到後來的結果，是有一百個人中的九十九個把自己的一萬元的年收入，輸成只有五千元，生活降低了一半，而有一個人勝出，則年收入就是自己原來的一萬元，加上贏得的其它賭徒的九十九個五千元，那就是五十萬五千元的年收入，這個人過上了這種日子，想起原來的年收入五千元的日子，當然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當然是一想就是“往事不堪回首”，還是新的政策好，要不是“允許賭”的政策，哪有我的今天？

　　那麼，這個時候問那九十九個輸了的人，回到“不允許賭”的政策之前，大家還是年收入一萬元，好不好？那九十九個窮人會回答說“不好”。因為，他們中的每一個人都在想“雖然我現在年收入只有五千元，但是因為允許賭，未見得我明年不會發大財，成為百萬富翁，如果我回到從前，雖然收入增加一倍，但是就永遠沒有了成為百萬富翁的機會了，那我不干。”也就是說，如果一個窮人過上年收入五千元的日子他難以忍受，但是如果讓他過上年收入一萬元的日子，但是永遠沒有機會過上年收入五十萬元的日子，沒有這種機會了，這對於他來說也是難以忍受的。

　　因此，一個社會最具活力的時刻，是從“不允許賭”的絕對平均狀態，到“允許賭”的狀態的切換點的時刻，這個時候只聽一聲發令槍響，大家就開始拼命地競爭了。

　　而競爭到後來，貧富懸殊的格局已經形成了，這個時候社會反而又開始缺少活力了。

　　此外，所有那些輸得精光的賭徒們，也就是大多數的窮人，對於這個結果當然不高興，因此他們需要發泄，需要找原因。他們首先要找的原因，就是這個賭博的規則，公平嗎？

　　但是很遺憾，這個賭博的規則，是不公平的，的確是有權有勢的人在競爭中獲得了優勢，的確是他們更具有勝出的機會，的確是有不少的人在賭博的過程中出了老千，作了弊。這成了窮人要鬧事的原因，要表達不滿的原因。

　　但是其實呢，即使賭博的規則是公平的，是極公平的，是沒有任何人作弊的，大多數人在一個極為公平的賭局中最後獲得悲慘下場的命運，仍然是註定的。

　　那麼還要問，那些勝出的賭徒，是因為他們有本事嗎？可以認為他們的賭術要高明一些的。比如說一個賭場通過打麻將來定輸贏，那麼最後勝出的賭徒，打麻將的本事的確還是可以的。但是其實呢，那些輸掉的大多數賭徒們，有許多人打麻將的本事也是可以的，但仍然是要輸掉。而且，如果復原到賭博開始的情況，再重新賭一次，就有可能是另外的同樣有本事的賭徒勝出了。

　　那麼，那些勝出的賭徒，會認為“自己的財富是通過辛勤勞動換來的”，這裡面的“勞動”，如果解釋成“剝削”也是可以的，因為有同樣辛勤“勞動”的其它的賭徒，是把錢輸給了這個勝出的賭徒的，在這種情況下，這種“勞動”你說是勞動，其實也可以說成是剝削。因此把“允許賭”的制度視為剝削制度，是講得通的。但是，廣大的窮人，仍然擁護“允許賭”的制度，反對“不允許賭”的制度。

　　比如說超女這個節目，就是廣大的踴躍參與這個節目的女子們所擁護的節目，她們樂此不疲，雖然她們中間絕大多數人歌其實唱得不錯，表演技術也行，但仍然可能早早被淘汰出局的，最後勝出者仍然是極少數的超女，當然，勝出者歌的確也唱得不錯，但是沒有勝出者中，也還是有許多人歌也唱得不錯的。如果說取消這個節目，勢必受到廣大想參與這個節目的女子們的反對，雖然她們不反對，勝出的機會仍然是微乎其微的。

　　在一個“允許賭”的社會中，報紙上也會專門挑一些勝出的賭徒們，讓他們作為社會的榜樣，讓窮人們學習。比如某某下崗工人，下崗之後自強不息，現在發展到了一個有着幾千工人規模的私企。這樣的故事是不是真的？當然是真的。但是同時可能有另外一千個下崗工人，也自強不息地努力一通，最後老本賠光，債台高築的。這和當年號召大家“向雷鋒王傑學習”不同，雷鋒王傑到死的時候不過是個汽車兵，不過是個班長，這是大多數人如果努力都能夠做得到的。如果讓你向一個勝出的賭徒學習，你即使採用了和他一樣的辦法，使用了高明的賭術，最後勝出的機會仍然是微乎其微的。

　　拿炒股票這件事情來講，我是認識幾個通過炒股票發大財的人的，也知道一些人最後炒輸了。這些人炒股技術都是一流的。但是仍然有人富，有人窮，為什麼呢？所謂炒股票就是選擇適當的時機買進一些或者賣出一些股票，但是這個“時機”永遠不可能是“恰好”的。任何人在賣出他手裡的股票的時候，心情都是不愉快的，除非他正好是在這個股票到達某個最高峰的時候賣掉，但是最高峰的出現，只不過是特別短的一個時間，可能就只有幾分鐘。因此，當他賣股票的時候，如果這支股票昨天的價錢更高，他會後悔“我為什麼不昨天賣掉？”，如果明天的價格更高，他會遺憾“我為什麼會沉不住氣不多放一天”？即使兩個人炒股技術完全一樣，可能在關鍵的時候，一個人上了一次廁所，拉肚子了，晚了五分鐘，這晚五分鐘有可能是禍，有可能是福，那是不知道的。因此當一個炒股的勝出者向大家大談他炒股的經驗的時候，其實是有另外幾千個具有同樣經驗的炒股者賠光的，那些賠光的人，當然就沒有資格在電視台上向大家介紹經驗了。

　　其實，炒股票這件事情和釣魚這件事情差不多，你看那些釣魚的人，靜坐在岸邊，絕大多數時間都是安靜地無所事事的，但是最關鍵的時候，就那麼幾秒鐘，起杆不能夠遲也不能夠早，抓住機會大魚就上釣了，但是具有同樣技術的人，有的人就是運氣不好，大魚正好就沒有游到他身邊。

　　當然，在一個允許賭的社會賭到最後，產生了廣大的窮人，這些窮人心裡當然不高興。因此，他們需要發泄。這個時候產生一些發泄的對象是有必要的。比如抓住了一個出老千的人，把他給槍斃了，這能夠使窮人的心理獲得某種平復，算是一種社會心理的治療辦法。但是來說香港社會，香港社會是一個相當公平的賭場，但是大多數人仍然賭輸了，這是必然的。尤其是在九八年之後，一個外來的大賭徒索羅斯弄走了不少錢。但是香港社會公平，而許多窮人仍然生活困難，香港社會是全世界貧富最懸殊的地區，因此窮人仍然不高興，幾十萬失業大軍仍然沒有出路，因此他們需要尋找發泄的對象，因此董建華梁錦松就成了他們發泄的對象。其實，董建華和梁錦松就是把他們的錢財均分給香港所有的窮人，也不能夠使他們的生活待遇有什麼明顯改善。香港的窮人還拿共產黨作發泄對象，因此專門挑在七一舉行反共遊行。其實他們的窮並不干共產黨什麼事，共產黨就是從政績考慮也不願意讓香港衰的，那在面子上是不好看的。

　　那麼，寫到這裡，本貼子的意思是不是在罵窮人？或者對窮人進行道德譴責？不，我沒有說窮人的想法是對還是錯，沒有進行道德批評的意思，不過是理工科思維，試圖尋找社會的運行規律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