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陣子的海外書報攤上，領袖人物個人道德的行情有見漲的趨勢。這方面的東西有它
內在的吸引力。比如，如果誰篡一篇“毛澤東和他的護士們”，其銷量一定會超過“馬克
思哲學思想研究”。而柴玲的幾句關於流血的話，已經對海外各大報的ＧＯＳＳＩＰ事業
做出了不小的貢獻。或許，不久各報會聯合起來，請她再說兩句“用學生的鮮血染紅風采
”之類，以保證他們今後若干年的銷路吧。
毛澤東的護士和柴玲的話被副刊用做五香豆腐乾，天經地義。但是被用在冠以“反思
”，“歷史”等類字眼的文章中，當做對領袖人物的道德評價，卻跟一個評畫的故事異曲
同工。一個畫家作了一幅山水，甚為得意，拿給他的朋友看。那朋友評道“好墨”，頗令
這傢伙悲傷了一陣子。如果毛澤東知道汪東興今天怎樣用他是否跟某個女人睡過來證明他
的偉大，其感覺恐怕也好不到哪裡去。
要聊領袖的道德，我們不應該跳過列寧。列寧是個多姿多采的人物，他前庭寬闊，眼
亮而陷，天生已經是一付堅忍不拔的領袖之相。唯一破相的是其下巴和一撮山羊鬍子，兩
者的前衝力過強，說明他將成為狂熱的革命家，也會過早地到達富貴的終點。
列寧的年代，搞革命不象今天這麼容易，高中生磕着瓜子站個櫃檯，老頭子在廁所發
個手紙也算幹了“革命工作”。那時候基本上是“別人流血，自己也流血”的道德模式，
革命家得親自動手，在地窖里滿面塵灰煙火色地鼓秋土炸彈。然後混入火車站熱烈歡迎的
人群，等親王前呼後擁地出來了，“雙手緊握爆破筒”，驚天一擲，革命的，以至自己的
命運就交給它了。列寧的哥哥和中國的汪精衛就是這種驚天一擲型的資產階級革命家。
如此革命固然浪漫，可惜殺傷力不大。蓋親王實在太多，你殺了幾位，三宮六院的回
答卻是“你們能殺，俺們能生”，多加個夜班又造出來了。更不要說革命家多半是化學半
吊子，地窖里經常發生叼着煙配炸藥，配着配着轟然一聲，“出師未捷身先死”的不幸事
件。武昌起義時，就因為造炸彈時出事故，差點兒把一個大好的中華民國給炸成死胎。
多次爆炸之後，革命家們終於認識到革命也是個技術活，光有親自上陣的匹夫之勇不
靈。根據專業分工原則，得有化學家和擲彈手。可這裡就遇到了道德暗礁。讓別人流血，
你在後面謀劃，這不符合英雄主義嘛。他們不明白造反的第一個犧牲品就是簪着茉莉花兒
的舊道德色相。特別，腳上有牛屎的無產階級革命跟汪精衛主義格格不入。去地主小姐們
的繡床上滾一滾，還ＴＭＤ要套條真絲三角褲，抹點香水？這個規定嚇傻了很多泥腿子。
“省城人士”也乘機說，看看，道德問題你們不太懂，還是揍田去吧。
在這個關鍵的時刻，列寧同志來了，他對腿子們說：沒那個，革命的歷史使命就是打
破現存的基本秩序，無法不跟舊道德衝突。往大了說，社會改造成功了就是最大的道德，
往小了說，就算你親自暗殺個把親王攝政王，贏得幾聲廉價的喝彩，你能暗殺一個皇朝嗎
？大家一聽，有理。於是紛紛走出地窖，去搞“痞子運動”了。
列寧認識到，第一，新社會的脫胎好像生小孩，“充滿了血和骯髒的東西”。要當這
接生婆？行，ＧＥＴ ＹＯＵＲ ＨＡＮＤＳ ＤＩＲＴＹ。第二，要革命就得利用群眾
。群眾是最大的土炸彈，是革命的有機火藥。人這個生物有個特性，上菜攤買個菜，你多
收他兩分錢他絕對不干。可一旦放在一起運動起來，他們可以爭着用頭去撞一堵花崗石壘
的牆壁。這正如耗子。個別的耗子總是勤勤懇懇地為自己謀福利，連地上的饅頭渣都不會
放過。可聚到一起就不行嘍，它們不是互相撕咬，就是大群大群集體自殺。這對於革命家
是一個很好的啟示。學習了耗子論之後，俄國同志調整部署，組成了工兵蘇維埃，果然，
不久赤衛隊便高呼着“麵包會有的”的口號，潮水般席捲了冬宮。
毛澤東學會和繼承了列寧的做法，堅持痞子運動的理論和實踐。他的聰明在於他剛開
始玩的時候就搞清楚了這個所謂的道德問題，“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繪畫繡花，不能
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另
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他絲毫不掩飾自己的沒有禮貌。對於他來說，這已經一次性地
回答了所有的道德指控。窮其一生，除了瓜分省城人士的田產和給他們帶高帽子遊街，他
再也沒跟他們多羅嗦一句。
殺人放火，小道而已。任何一個勞教釋放犯都可以干，而且????染蟛糠指錈腋
熱心。搞革命講究的是不惜犧牲自己的一切，包括對自己的毀譽，以完成歷史交給的使命
。這就是所謂“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為什麼李逵老在前面衝鋒，宋江卻坐了頭把？如
果每一個李逵都提出這個問題，那麼聚義廳將變成反目堂，水滸將變成“一百零八人勾心
斗角記”。顯然，革命的前提就是每一個參加者都為了將來的利益做出各自的犧牲。參加
運動對李逵可能意味着鮮血和生命。對宋江，又何嘗不意味着成為外部和內部的主要攻擊
目標？當然，對宋江來說，也意味着得到更大的保護，包括吃四菜一湯，和ＰＯＳＳＩＢ
ＬＹ使用小護士。
值得注意的是，很多運動在開始時爭權奪利和成員之間的道德指控不那麼劇烈。這是
因為這時運動仍在播種，將來能下多大的雨只有天知道，因此它的危險大於利益。“憑什
麼我吃窩頭你吃烙餅”，“誰占了誰多少斤高粱面的便宜”等算術題經常是在割了一季稻
的六月，以及秋糧登場的後期出籠。這就是為什麼在危險的二七年毛澤東挺身當領袖，連
他的死敵張國燾多年後回憶，也認為是不折不扣的“英雄本色”，而他在豐肥的六六年發
動文革，卻被所有的道學家認做是爭權奪利的卑鄙行為。
在毛的早期的著作中很難看到關於分贓的討論。到了七屆二中全會，革命勝利幾乎已
經成為定局，我們才見到“不要以功臣自居”的告誡，而遲至九大，才見到“我贊成這樣
的口號，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而不贊成那樣的口號，叫做沒有功勞也有苦勞，沒有
苦勞也有疲勞”的規勸。
任何社會變革都是人的系統工程。“喚起民眾”——或配製大量的爆炸物——是革命
家的首要任務。從這個意義上說，你也可以說革命意味着欺騙和利用群眾，而每一個革命
家都是騙子。可革命家的高下也就是從這裡區分。就個人的聰明程度，周恩來大腦的ＣＰ
Ｕ和存儲芯片可能是奔騰，老毛可能什麼都不是。可周恩來的缺點是他運動群眾的水平不
高。大卸顧順章八口，南昌起義之類作品，共同的特點是脫離群眾，神秘色彩濃厚而教唆
色調單薄。後來周恩來吸取教訓，加大了跟群眾，特別是女演員扎堆的頻率，卻只造成了
小超的憤怒，以及“叫父親太沉重”之類的負效果。
而老毛呢，從一開始就走上了“喚起工農千百萬，同心干”的，氣勢磅礴的井崗山道
路，後來更做出了文化革命等氣象萬千的大幅潑墨。可以說，在玩弄群眾這一點上，周恩
來充其量是個優秀的程序員，而毛澤東則是圖靈和萊布尼滋。他的確沒計算機，但是他用
不着。如果他需要，他能給自己造一台。
鄧小平的編程造詣介乎毛澤東與周恩來之間。跟毛澤東一樣，他懂得如何給群眾以甜
頭和讓群眾吃苦頭。他的特色是設計一套操作系統，給它一套ＢＡＳＩＣ語言，比方“穩
定壓倒一切”，“不要談六四”，“搞活經濟”之類，然後站在旁邊看着。如果系統運轉
正常，他會叼根煙，眯上眼打橋牌。如果系統運行超出他給定的行為規範，他把煙屁股一
掐，立刻查找ＢＵＧ，找到後他的習慣是不由分說，“硌崩”一聲咬死。取締民主牆，血
洗六四，大腳踢胡趙都是絕好的例子。你要發現他拇指和食指是黑的，不要驚奇，看看他
掐過多少煙屁股就明白了。
當然，文革中他也有過“煙屁燙手，緊嘬兩口”的艱難處境。把他置於這個境地的是
黨內最大的煙鬼毛澤東。他們兩個在調程序方面的差距太大。鄧小平方法管教色彩濃，教
唆成分少，屬於“堵”的範疇。毛則屬於“導”和“疏”的範疇。他對系統新出現的語法
現象並不採取完全否定的態度。在必要時他甚至願意改變原設計。比如反右，他發現鳴放
的原設計不好，馬上加以改變，變成坑儒的新設計。另一個例子是他譜的大躍進狂想曲。
一開始只設計了一個互助組，後來進到初級社，高級社，直至人民公社，他把系統版本迅
速升至２．０，３．０，而且大規模投放市場。他親自導演了煉鋼，養豬，公共食堂，人
造衛星等一系列鬧劇，你可以嘲笑他的技術土得掉渣，可你也不得不承認，他用四號鐵絲
聯了一個計算機網，任何時候只要他樂意，按一下鍵，全國的ＰＣ和ＭＡＣ就會嗡地一聲
操作起來。
在鎮壓群眾上，老鄧最多玩到不按牌理出牌，或者輸了之後用廣安高腔罵兩句“先人
板板”。可老毛則會笑眯眯地跟你玩兩盤，讓你贏，然後同樣笑眯眯地掏傢伙斃了你。毛
澤東看不起鄧小平，並在文革中將其猴子般的耍來耍去，毫不足奇。這時的毛澤東已經走
火入魔，超越了革命，或改造社會這個功利主義的目的，而進入了玩的境界。他玩天，玩
地，玩社會，玩人。他給同志們規定了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但在自己的游泳池裡卻從不執
行“洗澡避女人”。他的道德就是“過把癮就死”，隨他大小便。可以構造新的系統，也
可以把系統立馬推翻，可以為了什麼，也可以不為什麼。
蔣介石算不算革命家？當然算。教唆和欺騙是他的兩大法寶。他最大的成功是在玩弄
軍閥上，十幾年間，他對各軍閥詭計百出，有的小刀子活剮，有的讓他們互相消耗，在群
雄並起的局面中，他獨樹一幟，用辛勤的勞動收拾了中共以外的所有其他軍閥。
顯然，收拾軍閥跟喝白開水不同，哪個軍閥不是擁兵自重，張牙舞爪的猛獸？馮玉祥
便是一匹來自北方的白眼狼，從大兵到十六旅，從哨長到國民革命軍副總司令，蔣介石的
把兄弟，叛變是他的拿手好戲。他習慣於以此取樂。有一次蔣開宴會，山珍海味，這丘八
來了，一身粗布褂子，從兜里掏出倆窩頭就啃。幹嗎呢，噁心你，其傲桀不馴可以略見一
斑。可蔣介石不但解了這個兵痞的兵權，而且逼得他走投無路，上泰山去讀書。想知道他
一肚子惡氣憋到了什麼程度，請讀丘八文學名著“我所知道的蔣介石”。
收拾東北虎張學良是另一個例子，蔣瞅准了日本人和他的矛盾，一槍沒放地完成了東
北易幟，其成功跟歷史上的杯酒釋兵權，和共產黨方面的平津戰役比有過之而無不及。到
後來更讓張在國人面前為他當不抵抗的替罪羊，並把他調到西北去與中共相殘，其一着着
遞進，一着着緊逼，端的是陰險毒辣，令人不寒而慄。
蔣為什麼沒把中共收拾下來，當然是由於井崗山八角樓的燈光里，坐着一位比他更懂
革命之道的人。蔣不如毛，根本原因是玩弄群眾的騙術不夠高明。毛的教唆深入到在趙莊
土牆下每一個抓虱子的人。而蔣只把銀桃子發給了張學良和馮玉祥，也許再搭上劉文彩和
趙太爺。數十年，兩個革命家都悶着頭往自己的炸彈里填炸藥，三年內戰相遇，轟地一聲
大響之後，老毛整整他油亮的大背頭，進了北京，老蔣卻連滾帶爬地逃出了這塊差點兒要
了他命的是非之地。也許這時候他才明白，土豪劣紳只是常規的ＴＮＴ，滿腦袋高粱花子
的農民卻是地地道道的鈾２３５。
觀察近代造反成功的領袖人物，沒一個不是善於利用群眾為自己服務的大師。為什麼
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不是因為他們不懂乾坤大挪移的法術，而是因為他們不懂群眾。中
國的民主派七年之間吵吵鬧鬧，到現在還拎不清一個道德問題，跟老毛相比，的確是一群
書生。
普列漢諾夫的“論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也許可以用來分析革命家到底應當有怎樣的
道德。他這本書對個人和歷史，必然和偶然做了如此透徹的闡述，以致連大革命家列寧都
拍案叫絕。我們知道列寧本人也喜歡舞文弄墨，他的某些著作跟先鋒派的詩差不多，必須
帶到冥王星去才能讀懂。但列寧卻高度讚揚普列漢諾夫，稱他為“最優秀的理論家”。直
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列寧要乘亂起事，取沙皇而代之，寫了“國家與革命”，普卻主張先
幫沙皇打贏了再說。兩個人才翻了臉。
這本書鼓吹什麼？一言以蔽之曰“時勢造英雄”。一個人成為英雄人物，既有偶然性
也有必然性。什麼是必然性？歷史選中的只能是具有某些素質的人，這是因為他們能適應
當時變革的需要。如果山中需要一個大王，又找不到老虎，那歷史一定會造出一隻猴子來
。
饑荒和暴政產生了李自成，這是因為社會經濟崩潰，王朝已無法維持，而造反的農民
大多無所依附，產生了統一指揮和協調的需要，李自成粗通文墨，具有一點智慧和遠見，
這使他成為同輩下層人物中叱詫風雲的起義領袖。戰國時期生產力充分發達，有了書同文
，車同軌的經濟基礎和社會需要，於是歷史下達了統一中國的任務。但是這個任務有比陳
勝李自成輩更合適的人完成。秦王已經掌握一定政治，軍事，和經濟實力，並且有了治理
國家的經驗。他遠比光着大腳丫子，剛下地回來的農民更能恰當地滿足這個要求，因此歷
史便選中他來完成統一中國的使命。
六四時，一群年輕幼稚，不具備政治經驗的學生站出來領導了運動。這是因為改革所
造成的分配不公產生了表達“反腐敗”和“有限開放言論”的社會需要。表達這兩個要求
並不需要高深的政治謀略和政治經驗。因而歷史所選擇的人，便是不帶有多少政治背景，
而且比較幼稚的學生。應當說，他們完整而清楚地向全社會以至全世界表達了這兩個聲音
，從而完成了他們的歷史使命。
所謂領袖人物產生的偶然性，是指為什麼選中的是李自成而不是張自成，是柴鈴而不
是戈鈴。一般而言，社會存在滿足各種需要的人才，“三條腿的蛤螞難找，”想當皇帝的
人可滿街都是，你周圍的許多人都很可能樂於變成跟朱元璋一樣混蛋的人，可誰被選上，
卻是由於偶然的因素。
偶然性可能是天下最沒道理的事。好比金庸小說解圍棋珍櫳的故事，多少聰明才智之
士想到吐血，仍然毫無進展，一個傻瓜不小心攪亂了棋盤，卻偏偏攪出了關鍵之着。一切
善良的人們都可以保留對此表示憤慨的權利，可憤慨代替不了運氣。六四中某些學領擔任
了指揮工作，絕不在於他們比別人更有道德或者更沒道德，更聰明或更愚蠢，更成熟或更
幼稚，卻是因為他們具備了基本條件，又恰好出現在那些推舉領袖的場合。如果他們不站
出來，自會同類人物在同類的場合站出來，而且其數量還多得可以用簸箕撮。
領袖的位子有限，一旦有比較適當的人被選中，其他人取而代之的可能就被取消。既
然統一中國只能由一個人完成，秦始皇的成功就必然使其他有同樣野心的人落空。我們承
認老毛有一把解腕尖刀，可這不等於他是唯一的屠夫，沒了他，大伙兒一樣給肥豬放血。
毛死後鄧的經濟搞得不錯就是明證。以毛澤東的個人能力和性格特色，他的歷史角色早在
１９４９年就已經結束。如果毛能夠體諒中國人民，自覺地早死十年左右，今天我們每個
人的錢口袋都會沉一倍。可他偏不，因此儲君劉少奇和林彪只能慘死異鄉，鄧小平只能當
十年猴子，而人民也只能在貧困中再磨鍊十年對共產主義的堅定信仰。
當客觀條件和歷史進程給英雄人物提供了舞台的時候，他們的個人能力和個人品質就
開始發揮作用。這些因素能夠加速或延緩歷史的進程，但是絕對無法改變歷史前進的總方
向。這是因為在他們的後面，有遠比他們更強大的變數在起作用。
希特勒的軍事天才令德軍的將軍們大跌眼鏡，可是他的一切戰場勝利都是在德國的民
心所向，以及德軍的高度機械化和優秀素質基礎上取得的。換一個統帥，未必能取得他那
樣的進展，可德軍仍然會在戰場上占到相當的優勢。同樣，德國在二戰中的失敗也絕不僅
僅是希特勒個人的剛愎自用所能解釋的，其根本的原因還在於德國的國力畢竟不能跟英美
俄相抗衡。我們可以把斯大林，丘吉爾或是羅斯福跟希特勒對調，戰爭的結局卻不會從攻
克柏林改為攻克倫敦。
１９５８年和１９６６年的毛澤東可以造成全國的高度統一意志和全民的瘋狂，但是
他絕對無法完成超英趕美和解放全人類的目標，這不是因為他沒有這個才智或者這個企圖
，而是因為歷史進程沒給他提供這個條件。六四可能有若干不同的結局，但是中共勢不可
能因為學生更換了幾個領袖，或者某些領袖具備了較高的世俗道德而從它的既定的立場上
再多退半步。這是因為中共仍然在中國掌勺，它不必純粹因為禮貌而把自己鍋里的肉更多
地鏟進別人的碗裡。
理解了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似乎可以得出一個邏輯的結論：衡量革命家和領袖人物
道德的根本標準，不在於他們的床上有幾個女人，或者在星期四的早上說了什麼樣的蠢話
，又如何在星期五的早上推翻，更不在於他們是否利用了群眾來達到他們的目的，而在於
他們是否完成了歷史賦予他們的變革使命。如果他們完成了這個使命，那麼他們的行動總
效果就是道德的。事實上，有時革命家和領袖人物的出類拔萃之處，正在於他們能夠突破
世俗的毀譽，充分發揮創造性和想象力，把歷史的節目用與世俗道德相悖的方式表演出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