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所謂的海外“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大掃蕩在一片眾怒聲中不光彩的收場之後， 眼看獨立漢奸的攤子已經是人去茶涼，但時逢六四，他們的剩餘能量還是繼續有新 代表，為各位的獨立名狀作下更好的註腳，不可不提過來好好看看。

這回，我們的獨立漢奸已經不會再按黨的政治教科書照本宣科，提醒大家“中國共 產黨是工人階級的政黨”，也就是說要大家注意自己的階級立場，可他們自己的立場， 還是清清楚楚地表露無疑。

本來，獨立是一個好詞，叫這些獨奸們一搶註，反倒成了茶餘笑料。在六四的周年 紀念潮中，他們又出來在官方與民間的寬闊灰色地帶中，盡情地玩弄歷史，混淆理 性與鸚聲。

(一)獨立漢奸的鳴冤

獨立漢奸的冤為誰鳴？不是六四的死難平民，也不是戊戌時的譚生，而正是扼殺變 法，血染菜市口的西太后。本來這也可以是一家之言，各抒已見，但偏偏我們的獨 奸們要用一番比較來突出西太后的沉冤。那一比才真是千古奇比，“不比不知道， 一比嚇一跳”。

念念這個標題：“比竇娥還冤的西太后”。這一奇比中，前者何人？元朝異族統治 鐵蹄下的一介民女，受盡壞人欺負但不甘屈服，即使用統治階級的階級意志──法 律來壓她就範，她也是寧死不屈。竇娥的一腔熱血，直噴那六尺素練，也是中國吃 人歷史的一種寫照，她是被殺者，被冤殺者，是無辜的受害人。

提出“比竇娥還冤”，好像是說我們的獨奸也在強調自己的人民性，起碼看起來他 們似乎也同意關漢卿的那一個“冤”字。這個招牌舉得高，打得好。但是這個招牌 之後，目的是引導出另一個“人民性”，或者另一個“人民性”的沉冤惡例，那是 誰，哪一個中國歷史上的苦命女性，有比孟姜女還悲，比竇娥還冤的悲情故事？

是的，我們都看到，現代社會會造出比孟姜女還悲，比竇娥還冤的實例。男性的實 例就略去不談，就僅舉女性的悲冤來說，也真是成千上萬。比如說，張志新烈士就 算一個，跟竇娥一樣，也是叫官家抓去寧死不屈叫砍了頭去；再比如說，劉和珍君 也算一個，是為了爭取人民的權利在天安門前叫政府槍殺擺平；還可以說，天安門 母親更是一個由冤屈和不幸凝成的一個被害者團體，她們的親情叫政府斬斷在偉大 的天安門廣場上。我們的獨奸們，拿出任何一例或更有代表的實例來與竇娥相比， 我都雙手贊成──林昭、李九蓮，我們的共和國曾經製造了多少個活生生的現代竇 娥冤呀！

但是，我們的獨奸，獨立地認為，比竇娥還冤的，當數清宮曾經不可一世的西太后！ 我不認為這僅僅是一鳴驚人的標題，為的是要引起讀者的注意力；我也不會奮起大 批判，說這是混淆兩類根本不同的矛盾。我只想說，把被殺的受害者，與殺人的劊 子手相比，而且認定殺人者更冤，我是不能接受與認可的。不管是用怎樣的邏輯彎 彎繞，殺人者在殺的時候，行使的是他、她、他們的自由意志，而被殺的人，是前 者意志的承受體；即使殺人的人事後覺得有愧於作為一個人的良心，他、她、他們 的自由意志所釀成的後果，已經不可挽回：死亡是一個單向過程，這在被殺者和殺 人者的心目里，有共同的見解。

正因為二者間有對於“死亡是一個單向過程”的共同的見解，被害者的寧死不屈， 更使得她們對於人的生命與人的生活，以及更重要的，人的尊嚴的熱愛與憧憬顯得 高大：即使過得這一檻，再無回頭的可能，她們最後的選擇，也不是忍辱偷生。相 比之下，殺人者對自己的既得利益看得比他人的生命還重要的卑鄙心志，把自己的 既得利益建立在他人的白骨冢上，建立在其他母親的終生痛苦上的那種統治階級的 瘋狂、噬血、冷酷、殘忍，完全是人性中最醜惡的一面。

獨立漢奸們，在心底里為殺人者叫屈。這大概是他們“獨立”的最佳標誌。

(二)獨立漢奸的冤鳴

獨立漢奸們其實比我們一般人看得清，看的更遠。不是說向歷史的一方看得更遠， 而是說向前進的方向看得更遠。

一般的人還在為“平反六四”的“反革命暴亂”定義而努力時，獨立漢奸已經開始 為將來時的歷史恥辱樁上的惡人進行鳴冤復譽的輿論準備。一片獨立的苦心，蒼天 可鑑！為戊戌案如果今天不能指責西太后，那麼為六四的血案，明天也同理不能冤 枉我們的雙手蘸滿人民鮮血的領導人，否則，他們將會“比竇娥還冤”。

我怎麼也想不通，鄧小平比天安門母親會更冤。

對殺人者的容忍，而不是對被殺人的同情，是我們的共和國這五十年來一直在怪圈 循環的道路上脫不出身的內在意志。這又不僅是獨立漢奸的心理障礙，而是整個中 華民族的民族性之一，只不過在大家逐漸開始認識到“生命誠可貴”的普遍與具體 不可分割的時候，這些獨立漢奸還在拿別人的生命開歷史玩笑。

關漢卿偉大之處，不僅是他的文學表現手法，也不僅僅是他的鮮明的現實主義，而 是他對無辜生命的愛惜與同情。如果都跟我們的獨立漢奸們一樣，只要死的不是自 己，只要死的不是自己的親人，就不用表現或者文學表現，就不用現實主義，就只 要緊跟高舉，因為他們的心裡，絲毫沒有對無辜生命的愛惜與同情，尤其是對別人 的無辜生命的愛惜與同情。

中國人最高尚的意志，就是“活着”，而且只是“自己活着”，為了自己“賴着活”， 最好令別人“好死”。怎麼能保證自己的“賴着活”？第一，要“打入主流社會”， 也就是說，參加食人族的食者團體，食人以自肥自保；第二，如果不幸未入主流， 縮頭不去做“出頭椽子”，社會前進不前進，與我無關；第三，如果不幸獨立，趕 快向核心獻媚傳情，不能成了人家的眼中釘，俎上肉。

所以，聲稱獨立的高人，為的都是不再獨立。預先的鳴冤就是最有遠大目光的政治 投資，(當然不能說成最大的投機)。

(三)殺人或食人的策略問題

向前看，看到鳴冤，向後看，自然產生策略。

獨立漢奸們認為，紀念六四的最好方法，就是“別管六四的定性，先討論雙方的策 略”。這其實與他們的西太后之比竇娥，源出一轍。“雙方”，一方是殺人，一方 是人殺，怎麼這麼簡單就叫等同的“雙方”？

我知道，這裡的隱文是，不是鄧李下令對學生和市民開槍，而是學生自己的不檢點 的策略把他們自己引上了絕路。這樣的句子明說出來的也有，但是，那是前兩年的 過時聲浪了。今天仍舊舊調重彈，而且是更低調地重彈的，就只剩下“獨立”人士 了。

如果六四的兇殺，只不過是一場軍事演習，一場軍民合練的演習，一場未實際開殺 的沙盤操練，那麼，比畫完了，自然要接着講評一番，看看各方策略的得失。記着， 你原來可以不動那個軍，不殺那個民。可是一旦血腥成為歷史的一頁，屠刀不僅已 經架在屠刑架上的中國人民脖子上，而且子彈已經從中國青年的胸膛上穿過，那麼， 我們面臨的就不再是簡單的策略問題，而且極大的犯罪。

為什麼在血淋淋的犯罪現場，一旦提到追究刑事責任，責任兩個字就被演化成另外 的兩個字：“策略”？

討論犯罪的策略問題？這也是獨立漢奸的最大利益，最高嗜好？

許多的“如果”，現在被拿出來作假想的策略基準討論。我只提一個“如果”，那 就是：“如果當時的設計者未起殺心”。沒起殺心，那就什麼事情都好說。可殺心 一起，性質已經完全不同，後面的事就都是在“預謀殺人”的前途下的具體部署。 你可以把這些部署也叫策略，討論怎樣殺，什麼時候殺，誰去動手，誰去主刀，還 可以討論殺誰，殺幾個，在何處殺，在菜市口還是天安門，討論這些“策略”，可 能是你的興趣，其中心思想還不是在於，怎樣殺了人又不讓血污了手，把一切責任 推卸在被殺人的一方。

你想想，不起殺心時，一方面是政府，一方面是平民，可殺心一旦決定，那麼一方 面是“人為刀俎”，一方面是“我為魚肉”，你要討論怎樣開片，怎樣油煎？

如果在這之前也有策略問題，那麼應該討論的是，政府如何在不使用暴力的前提下， 正確解決人民內部矛盾。這是政府的責任，也是政府的職權。

而正因為中國政府，共和國的最高行政機構，從來沒有在不使用暴力的前提下，正 確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任何先例，他們尚不會和平處理這樣的矛盾，解決這樣的問 題，正因為他們本來就不是一個人民的政府，他們不知道要和人民對話協商調和， 他們不知道如何把人民的意志視為自己的使命。要讓人民和他們平起平坐，他們覺 得極大的羞恥，他們覺得下不來台，他們怒火中燒，他們只好動用他們唯一的看家 本領，要借用武力來把站起來敢於說話的中國人民重新放倒在血泊之中。

如果你要說，“我說的就是不要激怒老革命”，那麼我們又回到了前一節說到的國 人特色“賴着活”的信條上。

我的回答是，那不是策略問題，那是人格問題。

(四)結語

中國人為了民族的前進，已經流了太多的血，承受了太多的冤。我不認為這都是策 略的不足的結果，更不認為應該延請偽獨立者以為帝師，教會我們的統治階級如何 殺人殺得更加藝術一些。

中國人之所以流了太多的血，承受了太多的冤，是因為殺人刀沒有掌握在人民手中， 中國人民至今還是刀鋒所指、束手噤聲的受壓迫者，他們隨時隨地都可以轉化成政府 暴力的受害者，他們還沒有力量約束他們自己的子弟組成的暴力，他們還沒有辦法 化解凌加在自己頭上的懸劍。

我在上節中，為討論方便起見，採用了“一旦殺心決定”的字句，這是不符合官方 的有關無產階級專政的定義的一種權且假設。實際的殺心，是從共和國建立之日， 甚至之前就已經決定的。

如果還有策略問題，那就是關於怎樣化解這種社會暴力的具體作法。

(2002-06-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