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海一梟現象”的出現說明了什麼？

一、緣起

拙作《文盲孔丘與文盲魯迅》推出後，東海一梟先生化名“平昌老人”，自稱是什麼世外高人，是東海一梟的師父，以“左右互捧術”撰文賦詩，肉麻吹捧自己是萬籟無聲之時的唯一“大言”，是中華唯一的民族魂，是天下眾流的真源，是補天的女媧，“是文化的象徵、智慧的代表、慈悲的化身。鬥戰勝佛一身本領，大唐群雄文韜武略，其來有自”，等等。此外還對我那篇文字作了“批駁”，一再歡呼“十年蘆名毀於一旦”，並反覆糾纏着我要答覆他的“批駁”。

對此鬧劇，我本不想理會，因為我和東海先生毫無交流可能。在某種意義上，我和他的區別，也就和當初胡適與舊紅學索隱派的區別，後者不過是中國傳統文化中腐惡的那部分的沉渣泛起，而前者從西方學來的先進的思維方法，用來整理國故。兩者當然沒有什麼交流餘地。

更何況東海先生的本意已經表露得清清楚楚了，那就是為了他揚名立萬，必須“一洗萬古凡馬空”，要無情粉碎一切“米粒之珠”，好讓他那夜明珠灼灼生輝。要做到這點又有何難？我公開承認被他第Ｎ次“打得滿地找牙”不就完了？如果我再答覆，豈不是太不知趣？

但無奈東海先生不知見好就收，非要逼我答覆。所謂恭敬不如從命，只好勉為其難，再度雞同鴨講一番。好在他那些低級錯誤在“國粹派”中頗有代表性，剷除這種劣等智力垃圾或許會有普遍的療愚意義。

二、“文盲”正解

這闖了禍的“文盲”我在那文章一開頭就作了定義，說得清清楚楚：

“這當然是誇張之詞，準確地說，應該是‘文明盲’才是，而那‘文明’自然指的是西方文明。……那公元前５、６世紀的老子孔子，用今日眼光來看，乃是絕對而非相對的文盲，什麼科學文化知識都沒有。以當時的原始蠻荒狀態來衡量，他們當然是偉人，但時至２１世紀還要把這倆死人頂在頭上，甚而至於用殭屍壓殺活人，那就絕對只能是????之邦的????分子才能幹出來的????把戲了。這種智力笑話，請問與胡錦濤同志前往景頗山，三顧茅廬，禮賢下士，恭恭敬敬地把某部落的文盲智者請來作國師有何區別？”

就算是景頗山上下來的同志，也該看明白我這兒說的是什麼意思吧？可惜東海先生就是不懂。我只好用白痴也能看懂的提綱重說一遍我的意思，虔誠祈禱上天千萬讓他福至心靈，這次能看懂了：

１、古代思想家如老子孔子等人，在當初那個時代，當然是偉人。

２、但他們的思想是在那個原始蠻荒的時代形成的，用今天的眼光來看，雖然不乏智慧閃光，但徹底缺乏現代文明內容，絕大部分教導在今天根本就過時了，再沒有指導意義。從這個意義上來看，這些古代賢人乃是不折不扣的現代文明盲。

３、所謂“現代文明”，其實就是西方文明，不敢承認這一點，不過是缺乏敢於承認事實、正視現實的學術勇氣罷了。

再說明白點：建設現代文明社會的藍圖是無法從古書上找到的，因為古人不懂西學，而現代文明社會是按鬼子發明的一系列理論構建的！如果真能找到，也等不到今天這些國學盲來顯身手──東海一類黑板報宣傳員的“國學修養”，再深湛也超不過終生只看線裝書的毛澤東吧？更不用說晚清和民國的大儒了。那些人怎麼沒靠國學把中國從西方文明衝擊的危機下解救出來？

４、西方文明當然不是完美理想的文明，但它從美學意義上說更博大精深（國粹派死不同意這點也罷，並不影響下面的論述），從功利意義上看更強大，更富於侵略性，別的文明根本招架不住，只有挨打的份，因此它在與中國傳統文明發生碰撞時，便使得中國陷入文明危機，脫出了兩千年不變的運行軌道，永久喪失了祖傳的最適生活方式。近現代中國發生的一系列悲劇，就在於中國人缺乏日本人的調適能力，迅速調整自己，在保留原有文明的同時吸納外來先進文明，迎頭趕上。

這結果就是造成了持續至今的“文明脫位”，一方面，原來最適合國情民俗的生活方式在另類生活方式的對照下，突然給比襯得弊病百出，顯得無比黑暗，使得許多國人特別是知識分子再也無法接受，再不是最適生活方式了；另一方面，中國人又無法真正領會並接受西方價值觀念以及文化習慣，改用西方生活方式，於是西方生活方式也始終無ㄐ緯墒屎瞎�日f納�活方g健Ｕ庋�，中国人便脫]辛俗釷屎獻約旱納�活方g健Ｕ飩峁�就是所有的却T級匝矍安渙疾繪降納�活方g講宦�意，删l崾�去另槫浦X榷ǖ悖�必然处哉C中�动荡之中。震q褪茄黃�战争以来掉[泄�历寿E?

這就是本人上網以來一直在宣傳的觀點。我認為它就是中國問題的根本所在。

５、中國之所以無法像日本那樣迅速採用先進生活方式（起碼是功利意義上的先進吧），一個主要原因就是有從徐桐到東海那種抱殘守缺的頑固守舊派。這些偶像崇拜者把孔孟老莊當成上帝崇拜，把斷章取義的零碎語錄當成天憲，不但抹煞良心把中國傳統文明吹捧到天上去，而且立意刻舟求劍，問道於盲，緣木求魚，企圖用原始時代的偉人隻言片語來指導現代人建設現代文明社會。就是這些死硬昏庸的腐儒，構成了中國現代化的逆流和阻力的一部分，使得中國無法如同日本那樣，迅速調適應變，妥善解決文明危機。

６、為了破除這種禍國殃民凡一個半世紀的偶像崇拜（準確地說是“死腦崇拜”），本人寫了那篇《文盲孔丘和文盲魯迅》，主旨無非是重彈多年老調：不要站在巨人胯下，要讓巨人站在你的胯下。巨人是讓你爬到肩頭上去的，不是讓你俯伏跪拜的（請參閱拙作《站在巨人胯下》）。那些巨人的光榮歲月早就過期幾千年了，他們留下來的教導，在現代人眼光里看來，不過是科盲甚至文明盲的胡言亂語而已。這並不是讓大家去超越時空嘲笑古人，而是讓大家解放思想，不要像東海那類黑板報宣傳員一樣，靠背誦不求甚解、斷章取義的聖人語錄，以此去“帶着問題學、活學活用、立竿見影”，而是要學會鬼子的思維方式，敢於並善於使用自己的腦袋去作獨立的批判式思考，不是背名言而是自己說出名言來。只有這樣才配作現代知識分子。

就這麼明白的意思，而且是我上網將近７年一以貫之，說了又說的軲轆話，東海先生竟然曲解到八萬竿子也打不到的地方去，說什麼：

“關於魯迅，我的認識與以前有所不同，那是另一篇文章的話題了。有必要指出的是，魯迅是與孔子對著干的，蘆笛把他們燴成一鍋，蓋上‘文盲’的鍋蓋，真有點笑熬醬糊的味道。蘆文最後說，‘當時被魯迅嘲罵的那夥人，自胡適直到梁實秋，哪怕是他與之勢不兩立的顧頡剛也罷，個個是學貫中西的大知識分子。中華文明不想復興則已，要復興，這些人才是真正的棟梁材。’這又是他給自己的一記耳光。因為‘被魯迅嘲罵的那夥人’中，不少人象我一樣對孔子和國學葆有相當的尊重。 ”

看過那篇拙作的常人都該知道，我豈是把孔丘和魯迅“燴成一鍋”？被迫和這種毫無理解力的同志文字往還，豈不晦氣？

更可笑的還是這段話：

“蘆笛口口聲聲西方文明，卻大犯‘用科學取代哲學、把知識當作智慧’的常識錯誤，不知西方文明不僅只有物質文明科學知識，更不等於會開平方。用孔子不會開平方來指責孔子為‘文明盲’，恰證明了他自己盲於文明。

如果用懂不懂現代科學知識乃至會不會開平方作為文明人的標準，豈但‘那公元前５、６世紀的老子孔子，用今日眼光來看，乃是絕對而非相對的文盲’，包括釋迦、耶酥在內的中外古今大量哲人偉人無疑全都是絕對的文盲。按照蘆笛的邏輯，豈但儒家？全世界基督徒、佛徒及各種宗教的信徒和中西傳統文化愛好研究者，全都成了“用殭屍壓殺活人”的“拜死人教”的教徒！ ”

您說這人難道不是長了一雙高聚焦隧道眼，只看得見針尖大的那點地方，竟然抓住“開平方”一語，以為我認為西方文明只有自然科學！

我這兒是用這個事實形像生動地告訴大家，孔老二那個時代非常原始，無論是物質文明還是精神文明都極度落後，連今天學童視為當然的雕蟲小技，那個時代的人都不懂。所以，他的偉大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不是超越時空的，把那個時代的偉人當成今天的偉人崇拜，這絕對是只有中國白痴才會弄出來的時空錯亂。

東海先生沒受過什麼教育，看不懂我寫得再明白不過的文章，才會以為我把“知識當智慧”，其實我在舊作中反覆告訴大家的主題，就是學習的目的不是單純積累知識，而是學會合理的思維方式，這就是俗話所謂“聰明”，所謂“智慧”，而傳統“學問”非但不是西方的知識，更只能摧殘人的思維能力，使人變得連大老粗都有的common sense（普通智慧）都喪失了。我已經在舊作中列舉了大量例子作為證明。東海如果真識字，要做的事就是去駁倒那些例子，證明中國人確有他說的“大智慧”。

更可笑的是，他連“教主”和“思想家”都分不清，用釋迦、耶酥（穌）來“論證”孔子的偉大，把“全世界基督徒、佛徒及各種宗教的信徒和中西傳統文化愛好研究者”熬在一鍋里，用那證明他在網上用儒學給大家洗腦是應該的！

請問東海先生，您主張用儒教改造國民精神世界，到底算是宗教信徒呢？還是“傳統文化愛好研究者”呢？若您這種靠吃語錄飯混日子的政治指導員也算“傳統文化愛好研究者”，那當年那些政治指導員統統都該進社會科學院了不是？您就連算個孔教信徒都不及格，因為如下文將要指出的，您不過是個低級奸孔犯而已。您知道的“儒學”，恐怕還沒洪秀全知道的“基督教教義”多！

時至今日，“國學盲”不再是什麼恥辱，而“文明盲”倒確確實實是恥辱。直至中共毀滅了傳統文化之前，中國從來就沒少過真正精通國學的大師，但這些人並未能完成現代化轉型，他們的國學知識絲毫沒有派上用場。相比之下，中國緊缺的從來是精通西方文明的知識分子，不造就出一大群這樣精通現代文明的學人來，中國社會要引入西方人發明的民主、法治、自由、人權觀念，推動社會轉型根本就沒有指望，辛亥革命就是殷鑑。

退一萬步說，就算是按東海先生限於智力的誤解或是別有用心的曲解，我說的“文明”只包括“科學”，那隻懂科學不懂哲學也絲毫不妨礙為現代人。除了尼采哲學和馬列哲學兩個例外，哲學乃是智力貴族的高雅智力遊戲，或曰“高級魔方”，對國計民生根本沒影響。日本從來沒出過什麼大哲學家，有誰敢說人家不是現代國家而是中國那樣的前文明國家？

把“國學”和“哲學”混起來乃是東海的獨家笑話，下文還要詳論。這裡只想指出：不管“國學”是否含有哲學成分（我本人觀點早說過了，在佛教傳入之前，中國根本沒有哲學，老莊不過是原始萌芽。此後的宋明理學受佛家影響，確實有了非常粗糙原始哲學成分，但仍然不能稱為成熟的哲學），它如今已成聾子耳朵。現代人不懂孔孟老莊程朱王毫無關係，但不知道牛頓、達爾文就連糊口都成問題。

乾脆打開天窗，再說句難聽的，如今國學的存在意義主要是三個：

第一，比較研究價值。社會學家通過研究比較東西方社會文化思想傳統的區別，找出中國完成文明社會轉型的障礙和阻力何在（就像我一直在作的微弱嘗試一般），開出對症下藥的方子來。

第二，感情價值。在很大程度上，國學如同西藏，如果略去其國防價值，則那荒原對咱們來說只有感情價值：失去了它必然要對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形成嚴重打擊，但毫無實用價值。因此，需要大量的專業人士去從事研究國學，但那並不是如同東海一樣作黑板報文宣員，以聖人語錄取代毛語錄改造現代中國人的精神世界（只有頭腦極度錯亂者才會有這種病態雄心），而是正宗的社會科學研究特別是史學考證研究（例如現在正在進行的斷代工程）。

第三，藝術價值。作為豐富的文藝寶藏，國學仍然為現代中國人的文化藝術創作提供豐富營養。不用說才子李劼先生，哪怕比較一下老蘆和東海的文字水平，就算是盲人，也立刻就能看出國學在這方面的價值來——老蘆再不濟，總不至於寫出“東海體黑板文”來吧？這就是國學浸潤度的直接反映。

三、孔教是“內向哲學大智慧”麼？

東海先生那搞笑傑作，開宗明義便是：

“宇宙間一切知識學問浩如煙海，細而分之千門萬派千奇百怪，綜而統之可分子科學哲學兩大部分：科學是關於宇宙萬象、天地萬物的知識，哲學是關於心靈、道德、生命本原、宇宙本體的智慧。前者分散萬殊，後者綜會一理，前者針對客觀世界、外部現象，後者針對主觀世界、內在本質，前者逐物於外，尋求發掘外部世界的秘密，探索和改造自然；後者返求諸己，探索把握內在世界和超越世界的奧妙，認識和修養人生（科學與哲學、知識與智慧當然不是截然為二的。它們之間互相推動促進並有常有聯繫、交叉和重疊之處，茲不詳論）。

儒學解決的是心性修養問題（個體安身立命）和政治制度問題（社會長治久安），不插手自然科學範疇的問題。蘆笛口口聲聲西方文明，卻大犯‘用科學取代哲學、把知識當作智慧’的常識錯誤，不知西方文明不僅只有物質文明科學知識，更不等於會開平方。用孔子不會開平方來指責孔子為‘文明盲’，恰證明了他自己盲於文明。 ”

就連老毛那超級現代文明盲（亦即西方文明盲）都不會鬧出這種笑話來！東海先生再不濟，初中總該上過吧？我記得當年初二語文教科書上有毛的文章《什麼是知識》，開頭就說：

“什麼是知識？世界上的知識只有兩門，一門是階級鬥爭的知識，社會科學是它的概括和總結；一門是生產鬥爭的知識，自然科學是它的概括和總結，而哲學則是這兩門科學的結晶。”

毛澤東和東海的共同笑話，乃是對科學和哲學之外的無數學科視而不見，其中最打眼的就是文化藝術和生活藝術：語言文字、文學創作、音樂、戲劇、雕塑、繪畫、建築、烹調、服裝、裝飾……等等,難道這些都不是知識？雖然有的學科有科學滲透（如建築不光是藝術，而古文字學研究如今也被科學滲入了）或哲學滲透（如文學作品），但它們畢竟是獨立學科，並不能歸入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和哲學那三大部類里去。

除此之外，還有的學科既不屬於科學，也不屬於哲學，更不屬於藝術，例如形式邏輯就是這樣，它不是科學，因為研究對象並不是客觀外界而是思維本身，其發展建立並不依賴於社會生產進步（基本框架早在亞里士多德手上建立了，那是古希臘還根本沒有自然科學）。此外，儘管至今學術界還有爭議，我個人認為數學也無法算成自然科學，理由已在舊作中講過了。

東海超過毛的第一個驚天笑話，乃是他根本沒有社會科學的概念，用“兩分法”把“學術”一分為二：哲學和科學，他那所謂“科學”其實是指自然科學，所以才會說出“前者（科學）逐物於外，尋求發掘外部世界的秘密，探索和改造自然”的話來。很明顯，這並不包括社會科學在內──連文盲都知道，社會科學並不“探索和改造自然”。

東海應用這兩分法的結果，便是把孔教硬划進了“哲學”範疇。其實我說而又說：孔孟之道毫無哲學成分，乃是一種獨特的“倫理政治學”。論本質它是倫理學，但孔子把個人道德修養放大到社會範疇去，把宏觀的治國平天下問題歸結於微觀道德修養完善的問題。所以，如果用現代分類方式，儒學應該算是由兩個學科雜交出來的東西：既可以算成是倫理學，又可以看成是古典政治學。原始儒家的微觀倫理學至今仍然有寶貴价值，但其政治學思想在現代就不算反動，也是過時了的。可憐東海連世上有政治學、倫理學都不知道，這才會鬧出這笑話來。

東海超過毛的第二個驚天笑話，乃是他的獨家“哲學”定義：

“哲學是關於心靈、道德、生命本原、宇宙本體的智慧。……針對主觀世界、內在本質……返求諸己，探索把握內在世界和超越世界的奧妙，認識和修養人生。”

這兒的“生命本原”“宇宙本體”字樣，大概是從識字課本上抄來的。可憐他根本不懂意思何在，以致鬧出驚天笑話來。原來，探索宇宙的本質竟然是 “針對主觀世界、內在本質”？！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是“返求諸己，探索把握內在世界和超越世界的奧妙，認識和修養人生”？！

其實剝去那些黑板報文宣俗氣點綴，東海無非是想說，這世上有兩門學科，一門是內向的，那就是哲學，一門是外向的，那就是科學。因為孔子學說沒有科學內容，所以它當然只能是哲學，因而當然也就是內向的。

這兒暴露出來的文盲錯誤之多，說不勝說：

第一，哲學不是什麼“內向”的學科。所謂哲學，乃是關於宇宙觀的學科，或曰形而上學（不是指萊布尼茨建立的狹義的形而上學），也就是探索用自然科學手段無法解決的所謂形而上的難題，諸如存在（包括主客觀世界在內）的本質是什麼，是物質的還是精神的，空間到底是有限的無限的，存在是一元還是多元，是運動的還是靜止的，生命的本質是什麼，是物質的還是精神的，等等。這些問題根本無法靠自然科學實證主義的手段解決，哲學於是得以問世。它不是什麼“內向學科”，即使是唯心主義，也有“客觀唯心主義”和“主觀唯心主義”之分。

第二，內向的學問不一定與哲學有關，例如倫理學強調的懺悔式的思想改造，跟回答哲學的基本命題有何相干？難道曾子的“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這種為孔子提倡的典型的“見其過而內自訟”，不屬於倫理學範疇，竟然是形而上領域？如此說來，對照毛主席教導檢查自己，改正錯誤，也是哲學研究了？

第三，孔教並非全部內向，其實質是“內向格物致知修身，外向齊家治國平天下”，只看見孔教內向的倫理學那面，忽略了它的政治學內容，絕對是只有東海才能鬧出來的文盲笑話。

第四，任何一個粗知孔子學說的人，都不會把孔子當成哲學家。《論語》裡就說得再明白不過：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子不語怪，力，亂，神。”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鬼、神、生、死、怪、神、性、天道等等的奧秘，本來是最容易觸發原始社會（說明：這“原始社會”是指落後狀態，並不是社會發展史上嚴格的原始社會）哲人們的形而上好奇心，可是孔子竟然反常地缺乏這種好奇心。不但《論語》裡除了點庸俗宿命論（那根本不是哲學，否則迷信鄉農也算哲學家了）的自慰或自憐外，徹底缺乏這些內容，就連他弟子都從未聽到過這方面的教訓。

如今東海先生卻出來告訴大家，孔子乃是了不得的大哲學家！那“根據”除了把“反求諸己”當成哲學的笑話外，似乎就是孔子“編創”了《易經》。本人無知，還真沒見過這“編創”，只見過“編篡”。想來東海先生的意思是說又編輯又創作吧。我還真不知道孔子參與了《易經》的寫作，更不知道他確立了哪些哲學思想，這就請東海先生向大眾報告他的獨家發現，謝謝！

就這麼一個不折不扣的文盲，不但有那膽子去作奸孔犯，而且在爆出這些驚天笑話來後，還居然智珠在握，勝算在胸，把我不屑理睬當成了大獲全勝，連連歡呼“十年蘆名毀於一旦”！

四、傳統中國帝制是“開明專制”麼？

我在網上搜索《朱子語類》下載點時，偶然發現東海先生在提倡“滅人慾存天理”的文章里幾乎逐字逐句地剽竊我的觀點，他這次冒充“平昌公”也忘不了再次剽竊一番：

“我們不能用現代的標準去苛求古人。確實，儒家經典中是有一些維護等級制度和君主專制的言論，可以視之為原儒因時制宜當機說法，是儒家政治現實主義和歷史經權思想的一種表現。如果尊重歷史，就得承認在現代民主制度出現之前的相當漫長的歷史時期里，開明專製作為一種‘善的等級制’，無論對統治者還是被統治者，無論對民眾還是民族，都是最佳制度選擇。所以，儒家為君主專制服務的言行有其歷史合理性。 ”

他在那鼓吹“滅人慾存天理”的文章里好像還原文照抄了“孔孟之道是傳統中國的最適生活方式”，這兒卻要自作闕如的聰明，改成“最佳制度選擇”，這一改便成了笑話，哪怕是景頗山下來的原始人都難免要問：這麼說，中國人民，“無論是對民眾還是民族”，都曾經有過選擇自由，自願選擇了傳統帝制？難道古代中國也和古代西方一樣，曾經有過古希臘城邦民主制以及古羅馬的共和制？

那“傳統中國帝制是開明專制”一說最搞笑，說明東海先生不但絲毫不知道西方社會發展史的ＡＢＣ，以為民主制度是近代才出現的，而且連孟德斯鳩的經典著作《論法的精神》都從未看過，這才不知道他老人家的對政體的經典分類。這對任何一個敢到網上來談政治的嚴肅寫手簡直就不可思議：難道當今世上真有這種渾人，連政治學的起碼啟蒙讀物都沒看過，憑一部儒教十三經，就敢來網上指手劃腳？

老孟說：

“政體有三種類型：共和政體、君主政體、專制政體。即使是最沒有學識的人們的見解也足以發現其性質。我假定三個定義，或者更確切地將它們稱之為三個事實：共和體制就是全體人民或部分人民擁有最高權力的體制；君主政體意味著只有一個人統治國家，只不過遵循業已建立和確定的法律；至於專制政體非但毫無法律與規章，而且由獨自一人按照自己的意志以及變化無常的情緒領導國家的一切。”

這說的是三種政體的實質（用他的話來說是“性質”），支配這三種不同政體運作的機制他稱為“原理”（英譯“principle”，中文通譯“原則”，我覺得不如譯為“原理”準確，今姑從通譯）。他指出，共和政體的原則是品德，君主政體的原則是榮譽，專制政體的原則是恐怖。換言之，支配這三種政體運作的槓桿分別是品德、榮譽和恐怖。

上引經典語錄已經說明了，無論是共和政體還是君主政體，都通過法律治國，這就是它們和專制政體的根本區別。老孟特地指出，在專制國家裡，政體的性質要求人們絕對的服從；而且君主的意志一經發出，便不容置疑地生效，不可逆轉。 在專制國家裡，絕對沒有諸如調節、限制、和解、平衡、商榷、進諫可言；完全沒有對等或更好的建議可以提出；人作為一個生物只能服從另一個生物的意志。在那裡，人們不能對未來的厄運表示出更多的恐懼，也不得將遭遇歸咎於無常的命運。人的命運與牲畜並無二致，只有本能、服從與懲罰。

任何一個粗知東西文明的讀者立刻就能看出，老孟在這兒列舉的三種政體，頭一種指的是古希臘羅馬的共和政體（可以進一步分為民主和貴族政體，因與本文無關，從略），所謂“君主制”乃是指歐洲的君主政體，其操作原理是靠貴族們的榮譽感作為建功立業的動力，而所謂“專制政體”指的就是東方的君主制。

老孟是從研究波斯的君主制中發現專制政體的性質和工作原理的，但這些發現也基本適用於中國的傳統帝制，後者起碼在兩大方面滿足上述條件：第一，以君王個人意志而不是君民一體凜遵的法律治國。第二，臣民只有服從的責任，毫無抗命的權利。而這都是儒教的突出特點，儒家提倡的是嚴格維護身份等級制度的禮治，並非法治，東海就是翻爛了儒家的全部經典，也只能找到勸戒臣民服從君上，“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言”，絕對找不到臣民的“權利”這個概念。

而今東海先生卻告訴我們說，傳統帝制是“開明專制”！鬧出這文盲笑話來，當然也不完全是他的錯，背時中文不能辭其咎，蓋中文詞彙貧乏，無知輩如他者一談“君主制”，就以為東西方的君主制是一回事，而那一定都是“專制制度”。所以，開明專制當然也是專制制度的一種，只是比較開明罷了。其實這些概念如果用西文表達，就絕不會出現這種望文生義的笑話。

老孟那所謂“專制制度”，在英文中乃是despotic government，而所謂despotism乃是個很臭的詞，和“獨裁”、“暴政”緊密聯繫在一起，和“君主制”（monarchy）根本就不是一回事。而中文所謂“開明專制”，用鬼子的話來說則是enlightened monarchy，與咱們的傳統帝制相距就更遙遠了。這開明專制我已經向那些倒共人士解釋過，其最主要的特點是君王實行宗教容忍、言論出版自由、尊重私人產權、培育藝術、科學和教育。最重要的是，君主不能武斷專行，必須遵守法律，並對所有臣民公正地實施法律。這和中國傳統帝制完全是兩回事。

開明專制的提倡者伏爾泰在世時，適逢西方掀起了“中國熱”。他出於對中國的極度無知，任意美化中國，以為中國乃是柏拉圖提倡的由哲學家作國王的理想國。這種天真的幻想在18世紀後期歐洲人首次接觸到中國後立即被打破了。伏爾泰等人因為歷史條件限制鬧出這種笑話來不足奇，奇怪的是東海先生把符合孟德斯鳩界定的“專制國家”性質與原則的古代中國，當成了比歐洲一般君主國家還要先進的“開明專制”，還說那是中國人民當時最好的選擇！這種笑話，恐怕連大字不識的景頗山胞都不至於鬧出來。

那麼，我為何說孔孟之道規範下的傳統帝制是古代中國的最適生活方式呢？理由早在一系列舊作里說過了，那所謂“歷史上的合理性與必要性”，乃是功利意義上的。在古代中國那種原始落後的農耕社會裡，人力是最廉價最豐富的資源，要充分利用這種資源去彌補生產工具的落後，就需要一個強大的集權的中央政府，能夠大規模動用民力去完成大規模公眾工程諸如國防工事（長城）、道路、運河、水利（治黃）等等。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把人民培育成忠誠的奴才，把無條件服從君上看成是絕對不容質疑的天經地義。孔教為此應運而生，充分滿足了這一歷史需要。

但這一套最大的問題是只能在封閉狀況下工作，一旦中國失去了地理上的隔離，被迫和西方比較生活方式時，保守的孔教就立刻變成了求新求變的巨大阻力，使得中國喪失了應變能力。要獲得救亡圖存的生命力，必須非擺脫這剎車不可，這就是為何五四運動要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口號來。

可惜東海先生一如既往，用不求甚解、生吞活剝強姦孔丘的一貫絕技剽竊蘆說，自然要弄得面目全非，竟然說出這種昏話來：

“在現代民主制度出現之前的相當漫長的歷史時期里，開明專製作為一種‘善的等級制’，無論對統治者還是被統治者，無論對民眾還是民族，都是最佳制度選擇。所以，儒家為君主專制服務的言行有其歷史合理性。”

這“善的等級制”其實也是我在舊作《試論孔孟之道對人性認識的偏離及其流弊》中首次指出的，只是我沒有用這個詞罷了。我指出，孟子提出“天爵”理論，把孔子維護的貴族等級制化為基於道德的等級制，這在歷史上是一個偉大進步，可以說是一種平等訴求，可惜那只不過是孟子的一廂情願的幻想，從未兌現為現實，根本也就沒有任何可操作性，等到孔教墮落為宋明理學，對私德的過分強調就有效地把國家變成了偽君子之邦，使得野心家們以裝聖賢的模樣來欺世盜名，飛黃騰達。一直到今天，東海先生還在沿着這條王莽開創的輕車熟路迅跑，可見流毒之深廣。

更可笑的是，我在《從吳晗說到李澤厚》中指出：

“儘管孔孟之道是為統治集團服務的，但在一定程度上（當然比較有限），它也同時為人民服務。孟子的‘天命’論和‘仁政’說，對後世儒生影響很大，在他們，‘愛民’與‘忠君’非但不像後世馬列邪教認為的那樣是水火不相容，反倒是一個硬幣的兩面：唯其愛民，所以忠君；唯其忠君，所以愛民，根本就是一回事。這道理很簡單：君王受命於天，代老天爺主宰萬民，如果不愛民，就要失去上天歡心，導致國破家亡。因此，愛民才是真正忠於聖上的表現，而真正的忠臣就一定要身體力行這個原則，不但自己愛民如子，清廉如水，而且還敢於對不愛民的昏君進行苦諫。

……

用今天的眼光來看，孔孟之道當然極度原始甚至可以說是反動的，但歷史地看，它確實有足夠的存在理由。照毛澤東的匪徒理論，只有起來造反才能推動社會進步，但可笑的是，連毛共理論家自己也不能不承認農民造反並不可能造出一個消滅了剝削壓迫的新制度來，那既然如此，起來造反除了周期性屠殺人民並大規模毀滅社會財富還有什麼鳥意思？難道社會進步竟然是以人民大規模喪生為標誌？這是何等土匪理論！既然古代中國人沒有足夠的想象力為自己設計個別樣活法，那唯一明智的選擇不就只能是在維護現體制的前提下儘可能修修補補，緩和社會危機麼？”

後來我到東海當斑竹的論壇去，他和高寒依靠地利人和，聯手圍攻我，竟然引用這段話“證明”傳統帝制是開明專制，說我反對提倡孔學和這段話自相矛盾！您說這位“21世紀的最偉大的思想家”（東海自詡）的腦袋究竟出了什麼問題？

更有趣的還是他的這段名言：

“孔子的‘克己復禮’，孟子的‘道尊於勢’董仲舒的‘天人感應’，宋儒的‘天理’說，其實都是儒家限制君權的一種努力。不得不承認，這種種努力效果有效也有限。道與勢之間，也就是儒家道德政治理想與專制政治現實之間，歷史上長期存在著相當的緊張。而這不正是儒家文化品格的優秀所在麼？”

這人強姦古人真是到了肆無忌憚的地步，除了孟子之外，請問孔子的“克己復禮”，董某的“天人感應”，宋儒的“天理”怎麼是“儒家限制君權的一種努力”了？一部《論語》和《春秋》，從頭到尾只看見孔子譴責那些僭禮犯上作亂的亂臣逆子，何時試圖限制君權？所以孟子才說“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如果老孔真是“努力限制君權”，孟子何不說“孔子成《春秋》而暴君懼”？莫非您這位當代大儒，竟然比亞聖還結棍？我看有可能，人孟子似乎從來就沒假借神漢巫婆之口，吹噓自己是什麼“半神半人”，是什麼“智慧的象徵，慈悲的化身”。

最搞笑的還是那“宋儒的‘天理’說…是限制君權的一種努力”。我在《試論孔孟之道對人性認識的偏離及其流弊》的經典著作中指出，由孟子賦予特殊重要意義的傳統天命觀對君王確實起到了一定的震懾作用。東海先生看到這話，因為有個共同的“天”字，他竟然就此以為宋儒的“天理”和孟子的“天命觀”是一回事。世界上再沒比這更大的風馬牛笑話了。這只能說明東海先生不但沒看過程朱的任何文字，就連《四書集注》都不曾看過，最起碼是看不懂。

五、“引用《可蘭經》讚美耶穌”

東海先生教導我們：

“對一個龐大複雜的學術體系，要對它整個體系根柢疏析清楚，從而提綱握領，抓住它的中心、主旨和要點，而不宜抓住它具體歷史環境中一些具體的規範進行無限上綱，更不能摘其具有針對性和特殊性的片言隻語進行惡意歪曲，象蘆笛所做的那樣。”

這段話的主旨其實是從我的舊作《從“大同世界”看最常見的國學陷阱》中抄襲來的，需要糾正的只有幾點：

１、孔子的學說根本稱不上什麼“龐大複雜的學術體系”，不過是一堆零言碎語而已。東海的毛病，乃是既不知道將原始儒家和後世儒教相區別，也不知道在原始儒家中將孔孟荀相區別。

２、孔子學說易招致誤解或曲解，乃是因為他“述而不作”，沒有什麼對其基本思想的介紹和系統論證，與戰國時代的學者完全是兩回事，並不是因為他有什麼“博大精深”的思想。即使如此，孔子思想的主旨還是可以把握的，但那必須在通讀《四書》和《春秋》的基礎上，以他的語錄互相印證，如上舉對“君子和而不同” “孔子聖之時者”的理解然。

３、上引東海語錄，只需將最後一句話改為“……更不能摘其具有針對性和特殊性的片言隻語，用現代觀念進行蓄意歪曲，肆意吹捧，象東海所做的那樣”，就“盡美矣，又盡善也”。

的確，東海先生唯一的本事就是專打“語錄戰”，特點是“動機先行，活學活用”，不是從某個具體的個人目的出發，去尋找聖人語錄吹噓自己，或給自己壯膽（例如他多次自吹：“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便是愣把現代文明概念塞給聖人，硬要把專制理論的發明人說成是民主思想家，簡直是“用‘東海版可蘭經’歌頌孔丘”。

前者不過是私德問題，不足評論，後者倒有着普遍的警示意義。此類錯誤在不懂國學者中頗常見，有必要講解一番，則他人庶幾可以避免其文盲覆轍。倘若此，那便是東海先生的網絡存在意義的圓滿實現。

我在舊作中反覆強調指出，古漢語的單字乃是一種“沉積岩”，同一個漢字，歷幾千年傳到現在，形式基本一樣，內容卻滄海桑田，變了無數次，在不同時期具有不同的內涵。因此，要理解古籍，先得稍知所謂“小學”，也就是知道閱讀的那段古文中使用的關鍵詞的原初文義。

例如“集大成”乃是現代漢語的常見成語之一，可那兒的“成”，原義指的乃是樂曲的休止符，孟子借用這音樂術語讚揚孔子，強調的是傳承始終關係，根本也就不是後人理解的意思。

那“金聲玉振”更容易引起誤解，現代人常以為那是用玉杵去敲擊金子作的打擊樂器，卻不知道古文中的“金”含義極度模糊混亂，既可以泛指金屬（亦即古人知道的五金），又可以指金銀（所謂黃金和白金），而此處指的其實是銅鑄的大鐘發出的鐘聲引起了玉磬的共振。

古人早就明白了這個道理，所以程子才會說：“凡看文字，須先曉其文義，然後可以求其意。未有不曉文義而見意者也。”

然而東海先生就是這種“不曉文義而見意者”。他和宋儒的區別，是那些人還真有學問，精通小學，作的註解因而具有了語義學價值，而東海先生用現代字義去穿鑿古文，則絕對只有娛樂作用。

第一個笑話便是“君子和而不同”。孔子說：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據東海先生，此話反映了孔子提倡多元的言論自由。

我當即告訴他，不能這麼用現代漢語的字義去穿鑿孤零零的一句話，那“同”字並不是現代人理解的“同意”、“意見一致”的意思，否則無法解釋“小人同而不和”：小人之間沒有什麼意見分歧，卻毫無和平可言，這到底算是什麼白痴話語？

其實朱熹早就把這話解釋明白了，他說“同者，有阿比之意”。據此，原話的意思其實是“君子禮讓不爭，但並不結黨營私，而小人雖結黨營私，卻爭權奪利”。作此理解，則文義圓滿自洽。

證之以整部《論語》，這理解完全成立，類似的意思孔子幾次重複過：

“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

可見這的確是正解。這“和而不同”乃是孔子提出的個人行為準則，與他以禮樂統一臣民思想言行的政治理想毫不矛盾。只有東海才會以為那“和而不同”便是“具有孔教特色的民主”。

我還告訴這大思想家，古文的一個致命缺點，乃是不同詞性的詞在外在形式上毫無區別。例如“和而不同”的“同”乃是動詞，而“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道不同，不相為謀” 與“鳥獸不可與同群”的“同”是形容詞，等句，後儒偽托的“大同”的“同”字則是名詞，它們的意思根本就不一樣。連詞性都弄不明白就胡說一氣，豈有不鬧笑話的？

此例充分反映了西方文明盲們的先天視野缺損，任何一個懂點外文的同志都知道，在西語中，不同性質的詞彙形式一般都不相同，形容詞有形容詞的形式，動詞有動詞的形式，名詞有名詞的形式，從外表上一看即知。英文算是最不嚴密的，但也只有小部分動詞和名詞具有相同形式，形容詞與動詞或名詞在形式上是明確分開的。不幸，這恰恰是中文的一個嚴重缺陷。現代中文還由先賢儘可能作了點人為區分，古文裡這問題就更嚴重了。所有的古代字書都不知道作詞性區分。初學者若不知道這個陷阱，就註定只會變成東海一木鳥，與他的至聖先師“木鐸”先後輝映。

最精彩的東海奸孔案，還是 “孔子聖之時者”的絕大笑話。

我多次指出，孔子乃是等級制度的死硬維護者，其基本精神與現代民主南轅北轍。東海先生不同意，吹噓孔子“與時俱進” ，所以當然孔教也能“與時俱進”，不會形成中國民主化的文化障礙。如此嚴重的立論，根據卻只有一句話，那就是孟子曾說老孔是“聖之時者”。

可惜這隻暴露了這位21世紀最偉大的思想家（東海自詡）連該怎麼思維都沒摸到邊。凡是受過正規初中教育的學童都該知道，這兒要澄清的第一個問題就是，那“聖之時者”到底是什麼意思：是指聖人的為人處世，還是指他的政治主張？這完全是兩回事。一個極乖覺圓滑的人照樣可以提出一種非常保守僵死的政治主張，而孔子恰是這種人。

所以，就算孔子本人為人處世通權達變，也不等於他在政治上也主張通權達變，就算他的著作真的通權達變，也不等於後來才形成的儒教教義通權達變（其實使得儒教變成事實國教的“教父”董仲舒的著名主張就是“天不變，道亦不變”），更何況用孟子這話來證明孔教不會成為中國文明化的障礙，完全是愚蠢而暴烈地強姦老孟。

孟子的原話是：“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

老孟這兒是將孔子與伯夷、伊尹、柳下惠三個儒家供奉的聖人相比較而作出的結論。他認為伯夷是清高的聖人，伊尹是負責任的聖人，而柳下惠是中和的聖人，而孔子則是集這些聖人大成的通權達變者。如果處在伯夷的位置，他一樣會清高；處於伊尹的位置，他一樣會對天下負起責任；處於柳下惠的位置，他也一樣會態度中和。他是那種從智力判斷開始，以德的成就告終的有始有終者，其道一以貫之，就像用金屬鑄的大鐘發出的響聲引起玉磬的共鳴一樣。鐘聲是樂道之始，共鳴是樂道之終。

誰都能看出，孟子這兒說的完全是老孔的人生態度，並非他的學說性質。宋儒對此倒是完全理解了，例如程子就說：

“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如孟子。”

這意思是說，可以做官就做，應該去職就去，可以長做就長做，應該短做就短做。這就是《易經》的道理，而孟子就最懂這道理。

朱熹也沒有誤解，解釋說：

“此言孔子集三聖之事，而為一大聖之事；猶作樂者，集眾音之小成，而為一大成也。成者，樂之一終，《書》所謂‘簫《韶》九成’是也。”

這意思是說，孔子把三位聖人的行為合起來，達到了一個大聖人的成就（儒家的“三位一體”，嘿嘿），這就跟奏樂一樣，把眾音的小成集為大成，而所謂“成”就是樂曲終止。《書經》說的“簫《韶》九成”就是“九終”的意思。

因此，“孔子聖之時者”，翻譯成難聽的大白話，就是孔子其實是個老滑頭，雖然大唱無比迂闊的道德高調，但自己為人處世則知道審時度勢，能做官就做，能做多久就做多久，不能做就拉倒，決不像後代那些聽信了他的教唆的忠臣孝子那樣傻傻地搞“文死諫”，斷送了卿卿性命。

這理解可以從《論語》、《春秋》或其他典籍中找到大量證據，例如“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道不行，乘桴浮於海”，等等，可見孔子非常精通活命哲學。

不僅如此，他甚至還精通怎麼逃避道德責任。例如孔子雖然為了維護君臣大義，維持了“趙盾弒君”的冤獄，但他在感情上還是同情趙盾的，這才會說：

“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

在老孔看來，老趙若逃出晉國國境去，就沒有道德責任，也就不會背上弒君的黑鍋了。他沒有這麼做，真可惜！聖人這不是教人逃避道德責任麼？誰都想得出來，如果孔子這位“聖之時者”遇到這種事，肯定是逃之夭夭。既不敢違反君臣大義，支持趙穿弒君，又不敢維護君臣大義，要求趙盾討伐弒君犯趙穿，能做的事就是逃出國境去迴避這道德難題。至於百姓臣子們如何在暴君下受罪，他是根本不管的！

由此可見，所謂“孔子聖之時者”，並不是說他的政治主張有什麼靈活性或隨時代改造的可能，也不是魯迅穿鑿的“摩登聖人”的意思，而是“孔子是個極度善於明哲保身的聖人”。從這點上看，東海先生倒真得了真傳。

這裡只想重申給東海先生的忠告：若您真有無法戒斷的“奸聖癖”，建議您還是避實擊虛，專門強姦零言碎語的孔丘算了，不要弄到論述相當詳盡、“可奸度”相對甚小的孟子身上去。

六、“克己復禮”是“限制君權”麼？

正因為東海先生長就了一雙見葉不見林（還不是“見木不見林”）的高聚焦隧道眼，這才會不但看了我對孔學的精闢介紹後一無所獲，反而“下士聞道，大笑之”，胡說什麼：“孔子的‘克己復禮’，孟子的‘道尊於勢’，董仲舒的‘天人感應’，宋儒的‘天理’說，其實都是儒家限制君權的一種努力”！

現在來看“克己復禮”到底是什麼意思。原話是：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任何一個有點正常清晰思維能力（亦即養成了西式邏輯思維習慣）的人，看到這段話，都該作出如下理解：

１、“克己復禮”乃是孔子“平天下”的宏觀政治綱領。一旦實現了這個綱領，則“天下歸仁焉”。

２、該綱領的具體操作內容亦即所謂的“目”，是著名的“四不准”，亦即不許視、聽、言、動一切不符合禮教規定的事物。

３、這宏觀的政治綱領是通過微觀的個人努力來實現的，這從“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的反問句中可以看出來。用現代話語來表述，也就是實現“仁”的境界，得靠每個社會成員自覺的主觀努力。顏淵明白了這意思，當即向老師表示他將身體力行這一教導。

４、根據“四不准”可以看出，那“克己”乃是“戰勝自己”的意思，換言之，“復禮”的前提乃是戰勝自己的不符合禮教規定的貪慾。

對思維訓練有素的同志來說，下一個問題就是澄清“復禮”的內容，首先要解決的就是“什麼是禮”？在這點上最能體現受西方清晰思維習慣影響的讀者與習慣於搗中式模糊漿糊的木鳥的區別。例如某網友就曾問我，到底什麼是“禮”？是不是英文裡的ethics（倫理）？這種問題，東海先生便下輩子也不會問他自己。這就是黃仁宇先生的治學方式和東海式黑板報文宣的本質差別。

要解決這個問題，就得去通讀《春秋》、《論語》，若有餘力，再去看看《禮記》，如此則不難發現，如“仁”一樣，“禮”乃是一個模糊概念集群，其中既包括古代文物典章制度，又含有延用至今的“禮貌”、“禮儀”、“禮節”的意思。但無論如何，可以作出這麼一個大致不差的西式邏輯定義：

“所謂‘禮’，就是由社會強加給社會成員的旨在強調社會不同等級尊卑的外在區別特徵以及社會成員的行為規範，這些外在區別標誌和行為標準涵蓋了社會成員的言、行（行為）、衣、食、住、行（交通）等一切方面。”

凡中國人都該知道這是什麼意思吧？某擁共網友曾警告我，只有帝王才能出文選，蘆笛沒有資格，否則就是犯上作亂。忽略這兒的文盲笑話亦即“只有帝王才能出文選”，他這警告其實深得禮教要旨。而這禮教一直延續到毛中國：行政13級以上才是高幹，在衣食住行各方面都表現出其地位與中干、低干和民眾的區別：具有看《大參考》、吃小灶、出差坐軟臥等等的資格，而這些資格是平民絕對無權享受的。

所以，張戎她母親小產前腹痛如絞，請她父親用小車把她送回家去，卻被她父親斷然拒絕了。那倒不是因為她父親天生心狠，而是因為他堅持“禮教”的原則。在他看來，張戎的母親不具備坐小車的資格，當然就不該坐，否則就違反了神聖的“組織原則”。

類似地，改革開放之初，最先發起來的個體戶大款們打破了毛共神聖的新禮教，靠財大氣粗，住進了原來根本沒資格住的高級賓館，坐上了原來沒資格坐的軟臥，也在老幹部、老工人之中引起了極大的憤懣。我自己就聽見過許多這種抱怨，那跟溥儀發現他弟弟溥傑偷穿“明黃色”內衣而大發雷霆也差不多。

而這就是孔子的正義的憤怒。時至春秋，西周當初那套嚴格的身份制度完全被打破了，各國諸侯由自然人性支配，成了弱肉強食的叢林中的猛獸。孔子拒絕接受這“禮崩樂壞”的無情現實，多次對那些僭越的行為發出了憤怒的指責：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 ‘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在第一例中，季孫享用了只有天子才能享受的待遇，使用了八列舞女跳舞娛樂。在第二例中，這季孫放肆到竟然去祭祀諸侯才能祭祀的境內的泰山。在第三例中，季某的財富竟然超過了西周的功臣周公，而在第四例中，管仲身為相國，竟然和齊國國君一樣，在家裡使用了屏風以及同樣的獻酬禮節。

在孔子看來，這些都是大逆不道的罪行，應該恢復西周的那套嚴格禮教規定，使得全民建立牢固的尊卑上下觀念，知道敬重國君，他將實行禮教的政治目的說得明明白白：

“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可見實行禮治的目的是使得“民莫敢不敬”、“民莫敢不服”、“臣事君以忠”、“民易使也”，而使用刑罰並不能達到這個目的，只能使“民免而無恥”──雖然不犯罪，但也沒有羞恥心，只有使用禮治才能使人民“有恥且格”，也就是讓人民建立對統治者有利的恥榮觀：

“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

所以，如果中國真要復興這套把戲，大眾最先要唾棄的就是“居下流而訕上”的東海先生。這裡哪有一個字暗示過克己復禮“是儒家限制君權的一種努力”？！

孔子克己復禮的心事，完全被後儒理解了，孟子本人就作過連白痴都不會誤解的解釋：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這裡說得明明白白，春秋亂世頻頻出現的臣弒君、子弒父引起了孔子的恐懼，他為此編篡了《春秋》，是為天子效勞，震懾潛在的亂臣賊子。

荀子更是說得直截了當：

“知夫為人主上者，不美不飾之不足以一民也，不富不厚之不足以
管下也，不威不強之不足以禁暴勝悍也，故必將撞大鐘，擊鳴鼓，
吹笙竽，彈琴瑟，以塞其耳；必將錭琢刻鏤，黼黻文章，以塞其目；

必將芻豢稻粱，五味芬芳，以塞其口。然後眾人徒，備官職，漸慶
賞，嚴刑罰，以戒其心。使天下生民之屬，皆知己之所願欲之舉在
是於也，故其賞行；皆知己之所畏恐之舉在是於也，故其罰威。賞
行罰威，則賢者可得而進也，不肖者可得而退也，能不能可得而官
也。若是則萬物得宜，事變得應，上得天時，下得地利，中得人和，
則財貨渾渾如泉源，汸汸如河海，暴暴如丘山，不時焚燒，無所臧
之。夫天下何患乎不足也？”

司馬遷也說得明明白白：

“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豪厘，差以千里’ 。故曰‘臣弒君，子弒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 。……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

就連千年後的宋儒都沒有誤解，例如朱熹就說：

“愚謂政者，為治之具。刑者，輔治之法。德禮則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禮之本也。此其相為終始，雖不可以偏廢，然政刑能使民遠罪而已，德禮之效，則有以使民日遷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又當深探其本也。”

這意思無非是說，德治和禮治才是治國的根本，因為它能用統治者的倫理道德去為百姓洗腦，使百姓在不知不覺之間“改惡從善”，這才是維持社會秩序的根本途徑，而政令刑罰不過是輔助手段而已。

必須承認，這一套確實很高明，比主張嚴刑峻罰的法家高明多了，但兩者的目的都是要臣民敬畏君主，區別只在於手段的軟硬不同導致的效果不同而已，法家用的只是嚴刑峻罰的恐嚇威懾，亦即革命的硬的那手；儒家主要用的是洗腦改造的革命的軟的那手，輔以刑法威懾。這仍然是毛共的治國方針，而現代中國的形勢倒有點像當年春秋戰國時代：人慾橫流，禮崩樂壞，使得我黨徹底失去了洗腦的軟的那手，只留下法家的狼牙棒。

這或許就是當代大儒東海先生應運而生，出來復興儒教的時代需要所在吧？只是這位“大儒”的絕技乃是專把驢唇縫到馬嘴上，竟然力破成說，連“克己復禮”都有本事說成是什麼“限制君權”！強姦孔子不足奇，強姦到這種南轅北轍、徹底翻轉君臣大義的地步，那就應該去申請吉尼斯世界紀錄大全了。

就是這種“動機先行，斷章取義，蓄意吹捧”的作法，使得東海先生一而再，再而三地強姦他家至聖先師。我在舊作中引用了《論語鄉黨篇》中門人對孔子待人接物的忠實描繪，告訴大家孔丘乃是專制制度的衛道士，翻轉運用東海的市儈毒罵來說，便是“喪家的專制制度的勁????”：

“朝， 與下大 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君在，踧踖
如也。與與如也。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入公門，鞠躬
如也，如不容。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攝齊升堂，
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
翼如也。復其位，踧踖如也。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
授。勃如戰色，足縮縮，如有循。”

東海先生在引用時故意略去“入公門”以後的文字，然後振振有詞地質問：

“在不同的場合對待不同的人，態度神態都有所不同。在鄉有在鄉的樣子，
在朝有在朝的樣子，外交有外交的樣子，開會有開會的樣子，沒有什麼不對
呀？”

還說什麼：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是《鄉黨》中最受垢病的一章。如果國君召見，
孔子不等車馬駕好就先步行走去了。似乎一付奴性十足的模樣。其實這裡指
的是孔子有官職在身的時候忠於職守、負責任、有時間觀念的表現。要麼不
干，要干就兢兢業業干好。孔子為了施行仁政、追求王道而跑官，故行藏出
處以道之能行與否為標準，強調在朝為官應‘以道事君’，對君主勿欺而犯、
直言而諫。孔子是怎樣出仕、為何求官的，其出處去留表現得何等尊貴，一
梟在《跑官原有道，出仕豈為私》一文中已有介紹，不贅。”

這說明此人死也不會開竅。其實《鄉黨》之所以讓現代人肉麻，還不是它暴露了孔子那副肉麻醜態──中國歷史上專拍君王馬屁的無恥小人還少麼？多一個孔丘算什麼？

問題恰在於孔子並非這種無恥小人。明眼人一望即知，《鄉黨》和《春秋》一正一反，相輔相成。《春秋》是貶刺那些不守禮法的亂臣賊子，從反面強調了君王那不容質疑的絕對權威，而《鄉黨》則是由孔子本人作個樣子給大家看看，臣子應該如何嚴守旨在尊崇君王的禮法，從正面強調君王的絕對權威。孔子那些做作，並非“為私”而是“為公”──不是為了他自己干謁利祿，而是垂範千古，為千秋萬代的臣子作崇君的表率，而正是這點才最讓人痛恨。此所以我要說他是“喪家的專制制度的勁????”，那真是實至名歸。

這點孔子自己已經說得明明白白了，可惜東海先生就是有眼如盲看不見：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諂也。”

我已經在舊作中解釋過了，孔子那些肉麻表演，即使在當時也倒了大眾胃口，時人譏之為馬屁精；孔子於是解釋道：我不是拍馬屁，是嚴格按照禮法服事君主。說到底，還是出自那“克己復禮”的政治綱領的要求，那目的就是前節已經講過的，使得“民莫敢不敬”、“民莫敢不服”、“臣事君以忠”、“民易使也”、“民有恥且格”。

對此苦衷，古人一向看得明明白白。如上所述，孟子就直接指出了“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引起了“孔子懼，作《春秋》”。因此，孔子本人在《鄉黨篇》中作的“事君盡禮”的具體示範，和他編輯《春秋》的動機完全一致，就是被當時層出不窮的臣弒君、子弒父、強人崛起奪人之國的現實嚇壞了，想用恢復禮教的迂腐辦法“撥亂世反之正”，恢復維護絕對君權，而這番苦心確實被後儒理解了，才會出了那麼多在亂世為了維護君臣大義冤枉送命的糊塗蟲。

最可笑的是，宋儒明明在《鄉黨》總注中把這意思說得明明白白，而東海先生也竟然引用了：

“關於《鄉黨》的主題思想，朱熹《論語集注》作了總結：楊氏曰：‘聖人之所謂道者，不離乎日用之間也。故夫子之平日，一動一靜，門人皆審視而詳記之。’尹氏曰：‘甚矣孔門諸子之嗜學也！於聖人之容色言動，無不謹書而備錄之，以貽後世。今讀其書，即其事，宛然如聖人之在目也。雖然，聖人豈拘拘而為之者哉？蓋盛德之至，動容周旋，自中乎禮耳。學者欲潛心於聖人，宜於此求焉。’”

這前面還有至關重要的一句話：“楊氏曰：‘聖人之所謂道者，不離乎日用之間也。故夫子之平日，一動一靜，門人皆審視而詳記之。’”這就是說，孔子日常生活中的所有舉措，都體現了他的 “道”。而尹氏更強調指出，學者必須嚴格進行思想改造，使得按禮法規定行事成為本能。這說明這些人完全明白孔門弟子把孔子的日常生活行為舉止記錄下來的苦心，那就是身體力行他的政治主張“道”和“禮”。

可就是這昭如日月的話語，東海先生就是看不見，您說，這位當代大儒到底出了什麼毛病？！

七、千年沉渣泛起

方今之世，類似春秋戰國時代，用孟子的話來說就是：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着，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

所以，如今國內什麼蔣慶先生出來撥亂反正，我完全理解，這才是真正的孔教傳人，也就是出自對禮崩樂壞的的恐懼，挺身出來“補天”，如同孟子那樣：

“吾為此懼，閒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詩》云：‘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如果東海先生是那種人，則那也不足為怪，奇是奇在此人竟然號稱“民主自由鬥士”！“民主大儒”這種類似“火熱的冰”的怪物問世，而且竟然能在網上招搖撞騙多年，這一無情現實，構成了對國人智力的嚴峻拷問：熱衷於談論政治的許多現代中國人，到底有無能力理解中國文化遺產？到底有無能力理解包括民主理論和實踐在內的西方文明？

從東海先生的答捲來看，這兩個答案都是否定的。“東海現象”的出現，表明了自程朱開了濫觴後，由徐桐和毛澤東們發揮得淋漓盡致的文化狂妄以及由此導致的積極反智主義已經成了國民的“集體無意識”，以致就連東海先生那樣一個粗通文墨的人都能無師自通，無比嫻熟地將這功夫使出來，竟然說什麼：

“從政治角度理解儒學，蘆笛的能力不僅離五四反儒健將們差得遠，比起
文革批孔小將們來也有所不如，肆口妄言，不值識者一哂；至於儒學高明
圓融的宇宙論、本體論、人生論，蘆笛連它們的邊都沒摸著。如熊十力根
據孔子編創的《易經》所闡發的心物不二、體用不二、天人不二等觀念，
致廣大而盡精微，比起基教高設全知全能之上帝為一超越存在的宗教迷情，
比起西方形而上學‘第一因’說以及單一幼稚的唯物唯心論，高明先進到
不可以道里計。敢說出‘孔文盲再說也沒什麼鳥意思，反正如今除了專業
人士和沽名釣譽之徒，沒誰去看那些爛玩意兒’諸如此類p話來，不僅文
盲，而且德盲心盲。可笑不自量！”

竊以為，沒有什麼比這段話更典型地代表一代又一代的那些抱殘守缺的守舊派的井蛙心態了。而這種井蛙心態大發作，其實是國民自信心面臨全面崩潰的曲折反映。從心理學來說，它是所謂的“自卑情結”（inferiority complex），唯其如此，這才會在表觀上以驚人的無知、淺薄、狂妄、傲慢、輕狂為醒目特徵，正如徐桐大師在上世紀之初為咱們表演過的那樣。

東海先生以絕對哲學盲、科學盲、國學盲之身，鬧出第一驚天笑話來，愣把毫無哲學成分的孔子政治倫理學理論當成“哲學”，進而認為這就是什麼了不得的“大智慧”，哪怕到了今天也能作為國民精神指南，這種無知導致的狂妄淵源有自。我早在舊作中指出了，那就是孔教墮落為程朱理學後出現的積極反智主義，朱熹把這點說得非常明白：

““三代之隆，其法浸備，然後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
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
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眾子，以至公、卿、大
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
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

自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
過於大學而無實。其它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家眾技之流，所以
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又紛然雜出乎其閒。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
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晦盲否塞，反覆沈痼，以及五季之衰，而壞亂極
矣！”

如我在近作中指出的，它就是毛澤東的“政治是靈魂，政治是統帥”的來源，也是他的“哲學狂妄”症病因何在，馬列毛的一個通病，就是以為哲學是“萬王之王”，“科學的科學”，一旦掌握了“真正的哲學”亦即所謂辯證唯物主義，也就“綱舉目張”，抓住了牛鼻子，洞察了宇宙間萬事萬物的根本規律，能夠以外行之身去胡亂領導內行，而就是這種無知導致的極度狂妄，給中國人民帶來了難無從描述的巨大災難，有如說毛中國是毀於邪惡，倒不如說是毀於大老粗的愚昧與狂妄。

如今東海先生鼓吹的根本不存在的孔教“大智慧”，不管他本人意識到了沒有，本質上就是從程朱而徐桐再到毛澤東的千年沉渣泛起，完全是反文明、反智慧的逆流。

我早在《試論孔孟之道對人性認識的偏離和流弊》中指出，孔子“克己復禮”的政治學理論，即使用當時的眼光來看，在道義上也是反動的（雖則在功利上或許是必要的），蓋他在理論上把“克己”的任務平均分攤給了“君臣父子”，而具體操作重點卻極不公平地指向了“亂臣賊子”，完全是捧上壓下的護院狗腿子。幸虧孟子出世，才改變了這種作法，認識到“君君”才是重中之重，把“克己”的思想改造主要當成了君臣的共同道德責任，並把“愛民”當成了“君君”的具體內容，由此增加了孔子學說中原來根本闕如的民本主義和人道主義思想內容，引出了由後世優秀儒生繼承的“君君愛民”的寶貴傳統。但宋儒卻再度去捏軟柿子，“克己”再次成了臣民的事，“君君”被“清流們”方便地忽略了，而且臣民的“克己”竟然蛻變為徹底違反人性的“存天理滅人慾”，由此引起了有宋以降的文明墮落，而這種禁慾自虐狂傾向到毛中國竟然達到最高峰，給全民帶來了巨大災難。

因此，就原始儒家而言，唯有孟子給後人留下了最寶貴、最優秀的文化遺產，至今仍可借鑑，某些語錄甚至可采入憲法（例如我曾建議應該把“民為貴，國家次之，黨派為輕”、“黨之視民如草芥，則民之視黨如寇讎”等語寫進憲法去），但從整體而言，整個儒教相對於西方文明是反動的，宋明理學尤其如此。中國要現代化，要成功融入世界先進文明，需要的不是不通村夫出來叫賣吹噓陳年舊貨，需要的是完成五四先賢的未竟大業，將西方先進價值觀念和思維方法全面系統地引入中國。在這過程中作深入的文化比較研究，以便在充分照顧到國情民俗的前提下，建立能持久存活的新文明傳統。

這就是我為何在本文第二節乾脆說白了：方今之世，對草民而言，除了專業人士、文學家、藝術家們之外，不懂毫無用處的國學毫無關係，更非恥辱，但不懂西學則寸步難行。從政治上來說，百姓越不懂孔子那套“春秋大義”，便越利於中國順利完成向民主社會的轉型。

而對於真正有志於和平改造中國的政治家來說，儒教的唯一意義只在於起到反面提醒作用，告訴他們現代化中需要警惕什麼傳統陷阱和雷區。對這些人來說，特別需要掌握的，乃是最起碼的現代文明常識特別是科學常識。否則就一定要像毛澤東那樣給全國人民帶來災難。比較後毛時代的小知領袖們和毛時代文盲領袖的政績，立刻就能看出這一點。如果毛當年不是在長沙第一師範如東海先生那樣，所有的自然科學科目都是零蛋，畢生只會看線裝書，則大躍進那千古鬧劇也就不可能出台。

2006年9月12日－19日初稿
2007年1月23日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