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謬的邏輯前提——評最新時局和新右派對新左派的“集體喊話”

李憲源

以“新西山會議”公開提出“中共上台為非法”結論和北京官媒發文公開吹噓西方“金權民主”具有“普適性”為重要標誌，針對由新左派人士、社科院政治研究所副所長房寧最早提出的、本人在《新毛主義重建中國方案》http://www.wyzxwyzx.com/Article/Class16/200602/4592.html 中積極呼應支持的“社會主義和諧”理論及“和諧新政”努力，在“黨內走資派”的幕後唆使鼓動和國際資本勢力的全力支持下，中國新生資產階級精心構築的政治、經濟、文化精英“鐵三角利益同盟”，在經濟領域選擇的突破口，就是全力以赴推動“物權法”過關，以確保“私有化改制”瘋狂掠奪全民所有資產成果“合法化、固定化、永久化”。在政治領域，則是參照所謂“英國光榮革命”的路子，在承諾確保中攻既得利益階層政治經濟利益的前提下，試圖平穩順利地一舉脫掉中國黨內外資產階級忍耐已久的“社會主義”外套，實現能夠名正言順推進維護和“有序”調整新生資產階級內外利益的西方資本主義“憲政民主”制度，徹底剷除黨內外左翼力量通過“路線糾錯”方式和恢復加強毛時代中央集權“專制模式”有效扭轉中國資本主義走向的任何可能性。

要完成後一種難度更高、牽涉面更廣的“政治體制改革”“攻堅”，在政治上日漸成熟狡猾起來的中國“私產黨”政治經濟文化精英聯盟，公開盜用“統一戰線”這一中共革命傳統法寶，專門出動“自由新右”三大巨頭，通過秦暉在“烏有之鄉”發表《當代中國的“左與右” 》http://bbs.tecn.cn/viewthread.php?tid=172921&page=1的演講，徐友漁最新撰寫的《新左派與自由主義的分與合》 ，以及王思睿的《共同底線與憲政平台》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6/200701/14741.html三大要文，時間高度地緊湊，主題空前地一致，圍繞“以公正與憲政的共同底線為基礎，形成左、中、右聯盟”的“統戰”主題，指名道姓地對中國新左派陣營，展開了一場“動之以情、曉之以理”的“集體喊話”。

秦暉在講演中似是而非地比較分析了一通中外左右派和中國左右派之間的異同之後，特地用一段強調中國左右兩派必須“攜手合作”共同對付“權力”的以下高論，作為演講畫龍點睛的結尾：

“有一次會議有一個教授就說了，他說我搞不清楚你們中國現在到底是左派得勢還是右派得勢，他說如果你們是左派得勢，為什麼你們對勞工權益那麼國民。我們知道凡是對外談判上，只要一提到勞工權益，這個話沒有什麼可談的，我們絕對不跟他們談這個問題，人民幣匯率可以談，就是勞工權益絕對不能談。西方最右的右派也不能這樣，那很右了。可是如果你們說你們是右派當政，為什麼你們現在整天批新自由主義，自由化如何如何不行，好像你們又很左。後來我說其實這個道理也很簡單，你們那裡的左派和右派在我們這裡大概都不可能得勢的，因為你們的左派右派都挺討厭，你們左派老要追究統治者的責任，你們的右派老要限制統治者的權利，這兩者都很討厭。我們不能讓他們得勢。但是我們這裡的統治者也需要左派右派，他需要什麼呢？他需要左派為他擴大權力，前提你不要追問他的責任。他需要右派為他推卸責任，但是你不要限制他的權力。所以現在在中國得勢不得勢不在於你是左派還是右派，而在於你乖不乖。你如果乖的話，你當左派你為他擴大權力，你當右派為他推卸責任，最好是你既左又右，既為他擴大權力，又為他推卸責任。但是最糟糕的也是你既左又右，你既要限制他的權力，又要追究他的責任，這他絕不能容忍了，既比左派更不能容忍，也比右派更不能容忍。所以我覺得你們這個左右派的概念恐怕用在中國是不太合適的。”

徐友漁則專門開列“兩派的共同敵人”的標題，用大段文章強調新左派與新右派之間的爭論，“是一場被人為擴大了的爭論，按理說雙方應該是有很多共同點的，分歧本不該如此嚴重，比如說雙方都對當今社會的嚴重不公感到憤怒與擔憂，都希望擴大民主，等等。但由於對問題癥結的診斷以及所依據的學理不同，得出的結論也就不同，爭論到最後，雙方似乎都把對方當成了自己的敵人，而把真正的敵人給忘了。事實上，二者的觀點從本質上說並不矛盾，因為新左派針對的是新權貴而自由主義針對的是舊體制”。

為了達到中國右翼精英“黑三角”聯盟交辦的“統戰”任務，徐友漁喋喋不休地強調中國左右兩派的共同敵人，“是（否定個人的）國家本位”，“是長達數千年的專制傳統”，“是以實質正義為藉口來侵害個人自由和權利”，是“缺乏對規則的基本認同”，“是在長期的黨國體制、計劃體制下已經嚴重扭曲的國家”。

令人遺憾的是，徐友漁的這些循循善誘和慷慨陳詞，卻絲毫經不起現實和事實的檢驗。比如，妄圖依靠壓倒性政治、經濟和媒體資源霸持占有強行通過“物權法”的“國家本位”勢力和“長達數千年的專制傳統”，難道真的可能成為“自由新右”與拒不認同“物權法”為暴富階級非法掠奪結果提供合法保護實質之“新左派”的“共同敵人”嗎？

目前“最高國家權力機構”一心要強行通過的“物權法”所要確保的，不就是暴富階級在“善意所得”名義下可以任意轉移“化公為私”之贓物的“自由和權利”？以“權力精英”為核心的中國“黑三角聯盟”所害怕的，不就是底層平民大眾和新老左派“缺乏對規則的基本認同”、並以“實質正義為藉口來侵害（少數非法掠奪者們的）個人自由和權利”嗎？

對照這幾條答案一目了然的、在“權力”面前左右人士做出截然不同尖銳對立之反應的追問，“自由新右”大腕在上述“集體喊話”中自欺欺人地叫喊“國家權力才是中國左右兩派共同敵人”，豈不使人笑掉大牙？

秦暉徐友漁之輩所以會在樹立虛假“共同敵人”問題上出現如此明顯突出、如此經不起社會現實對照檢驗的謬誤，歸根到底，乃是為了達到欺騙民眾、誤導輿論的目的，有意無意地犯了一個非常非常低級的邏輯錯誤。他們竟然把在概念修飾範圍上更加寬廣的“左右”主概念，與範圍相對狹隘和明顯帶有從屬關係的“國家權力”這一子概念，滑稽荒謬地當作平列關係來處理對待，並站定這個錯誤的邏輯基礎，蹦蹦跳跳，大作文章。

任何具有基本政治經驗和社會常識的人都知道，在當今這個世界上，只存在左翼、右翼或帶有“中間色彩”的“國家權力”，哪有不受“左中右”限定的、在概念內涵外延上跟“左右”定義互不相干並具有同等詞義涵蓋力的“國家權力”呢？

很顯然，要論清中國的問題，只可能從“左中右”的思想框架及其各自代表的利益區分框架內，去審視檢驗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權力運作的真實內容和實際差別，從中鑑別發現哪些“國家權力”是在真心實意地落實推進“社會主義紅和諧”的概念，哪些國家權力是借“社會主義和諧”為名，實質上是在拼命兜售落實其實在中國根本實現不了的“資本主義白和諧”騙局。

把絕不可能生活在階級利益真空中的“國家權力”，單獨開列出來，作為跟中國左中右社會派別和思想群體互不從屬關聯的、需要“共同敵對”的一個平行實體來談論，不過是中國自由新右慣用的一種“攪混水、好摸魚”的伎倆。

相比較而言，曾在當年北京重大事件中扮演過重要角色、政治經驗更為豐富圓滑的陳子明，在其大作中除了反覆解釋嘮叨秦暉那套有關“公正和憲政平台”之“共同底線”的陳詞濫調之外，唯一值得一提的有三條：

一、為了在統戰“新左派”的過程中進一步迷惑對方和廣大讀者，這個“王思睿”在把“自由新右”自我標榜和拖拉進“中派”行列中去的時候，竟然不顧此人一向崇拜之西方學術界的普遍共識，竟然把臭名昭著的西方極右政治代表人物里根和撒切爾，與所謂的“自由民主主義”和“新自由主義（或新保守主義）”之類，統統划進了據說跟“新左派”具有廣泛共識和相同追求的“中派”陣營。陳子明所以公然違背起碼政治常識肆意玩弄這類“左中右”概念“位移”的拙劣把戲，目的就是要在中國語境中，把“極右派”打扮成“中間派”，把“中間派”拉扯成“左派”，以便在今後可以把不服從他們“統戰”意圖和定位的左派，隨時定為新自由主義、新權威主義和新國家主義人士一致要求必須使之“徹底邊緣化”的“極左派”。而最重要的意圖，就是要把在中國最具民眾基礎、最具思想影響力和政治威脅力的、原本就被他們打成“極左”的毛左派，劃入在未來“憲政平台”框架中必須打擊鎮壓的“不齒於人類”的“社會公害”和“極端異類”。

二、陳子明在文章中自問自答地說：“當發達國家的左、右派在憲政平台上縱橫馳騁、各顯神通時，中國的左、中、右派能不能首先為搭建憲政平台而攜手呢？筆者以為是可以的。”這樣一種偷梁換柱式的表述，歪曲了一個最為基本的事實真相：

能夠在所謂“發達國家憲政平台上縱橫馳騁的”所謂“左、右派”，不過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精英統治內部階級利益基本一致的不同派別，對平民大眾的利益是否給於和應該給與多大兼顧的策略分歧和觀點爭論。而中國的左、右派，實質上反映和代表中國資產階級與平民階級之間的尖銳利益衝突和對抗。因此很顯然，前者不僅可以攜手，不同派別議員在“左、右派”政黨中跳來換去，乃是司空見慣之事。而在中國因為左右派別的階級屬性和利益代表性之根本不同，陳子明所鼓吹的“攜手合作”，自然也就成為了“水中月、鏡中花”。

三、耐人尋味地是，在“喊話”中同樣把“國家權力”列為“左右公敵”的陳子明，專門以讚嘆惋惜的口吻提到：“以公正與憲政的共同底線為基礎，形成左、中、右的連線或聯盟，這是許多人都在爭取的一個目標。左翼陣營中的一員大將楊帆曾經在思想整合方面做過許多努力，但沒有獲得成功。”如果人們聯繫楊帆眾所周知的竭力主張“強化國家機器力量”的一貫立場，“新右派”震天價響不停叫喊的“限制權力、監督權力、制約權力、削弱權力”之類口號，豈不顯得滑稽？人們不禁要想：如果楊帆那麼符合“新右派”期待和政治目標的“思想整合”取得成功，被優先“限制、監督、制約和削弱的權力”，會是一再公開鼓吹“決不要被網絡民意左右的”、當今企圖以勢壓人強行通過“物權法”的高層右翼“國家權力”嗎？肯定不是！

中國“自由新右”和他們安置在左翼陣營內部之“特洛伊木馬”所要堅決“限制、監督、制約和削弱的權力”，必然會是仍然希望回到以工農聯盟為基礎、以公有制和共同富裕為主要特徵、決心通過發揚人民大眾民主重歸社會主義的左翼“中央集權”。

不管是毛左派，老左派，新左派，在有關“國家權力”地認識把握上，必須具備一個清醒的認識：在經歷過毛澤東發動文革洗禮錘鍊的中國，雖然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已經大部陷落、但共產主義信念在包括大批中共元老後代在內的共產黨內，仍然具有強大感召力和思想政治基礎，加上另一自由新右大腕茅于軾所憂心忡忡的懷念毛時代的90%以上平民大眾，加上“自由新右”急欲改變的社會主義上層建築某些形式，加上與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一起形成的強大法理基礎，再加上中國人民通過奉獻千千萬萬成員的鮮血與生命跟中共政權簽訂的神聖“契約”關係……，所有這些在其它發生“顏色革命”之國度並不存在或很少存在的重大因素，相互聯結、捆成一團，對新生資產階級在中國實行“英國式光榮革命”的圖謀，構成了風險極大、難度極高的幾乎難以逾越的巨大障礙。在這樣一種錯綜複雜的政治格局和社會形勢之下，接受“自由新右”的欺騙蠱惑把“國家權力”看作“鐵板一塊”的、與左右勢力同時作對的獨立整體，看作左派不惜“與魔鬼結盟”共同推翻打倒的革命對象，絕對是“為人作嫁”的愚蠢行為！

如果把徐友漁、陳子明、秦暉三大“自由新右”頭目上述最新文章結合起來看，很顯然，這是中國黨內外資產階級針對楊帆“思想整合”中國左派失敗、著名“新左”人士黃紀蘇所編《我們走在大路上》之類“階級調和”論的最新冒頭，精心醞釀和編練出場的一套最新“組合拳”，專捅“新左派”陣營中具有“大路和合”意念人士的軟肋。通過採用這套“團結大多數、孤立一小撮”的典型毛派戰術，如果“自由新右”真能使毛左派代替當今暴富權貴的位子，成為“過街老鼠人人喊打”的目標，資產階級新貴們在中國實行“英國式光榮革命”的成功幾率和可行性前景，就能一下子大大提高——多麼美好的如意算盤！

至於這一頗有來頭、氣勢洶洶、前呼後應的聯合“喊話”，對廣大新左派與毛左派人士會起多大實際作用與影響，我看除了使極個別本來就是“身曹心漢”之士決然捅破掩蓋真實面貌的一層紙之外，委實改變不了啥。在著名左翼論壇《主人公》上，主張“跟自由資產階級聯合推翻官僚資產階級專制統治、利用資產階級民主制度推動社會主義革命”的高妙策論，早就粉墨登場，時隱時現，斥之即退，伺機復來，翻來覆去一套不經一駁和不敢正面交鋒對陣的胡扯。

一個足以使“自由新右三巨頭”感到萬分沮喪的最新事態發展是，“新左派”陣營中一向與毛左派合不大來的另一名思想大將曠新年，在作為“新左派”主要發言陣地的最新一期《讀書》上，針對“新左派”內部以黃紀蘇為代表的“和合之路”思想苗頭，義正詞嚴地發出了“我們不是一個人類”的響亮吶喊！並以異常犀利深刻的分析一針見血地指出：

在黃紀蘇看來，中國現代歷史的第一步是推翻1840年以來強加於我們的“近代史”，通過學習西方，使中華民族“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但是，中華民族向虎狼學習僅僅是一種手段，最終必然克服虎狼之道——“以虎狼之力覆虎狼之道”，“沿着‘美的規律’為人類另闢蹊徑”，而不是在這一過程中迷失掉自己的本性。在《我們走在大路上》這個戲中，有兩個基本的東西，一個是民族國家的觀念，一個是人道主義思想。一方面，黃紀蘇對民族國家利益有着清醒的意識，他意識到中華民族只有克服分裂才能在這個虎狼世界中獲得生存的機會；但是，另一方面，他又看到民族被貧富分化所撕裂，他看到民族被分成了天差地別不同的階級，他看到了民族內部的“競爭”和踐踏，他看到了同一個民族被分成了吃者和被吃者。他看到一方面是陳良宇、周正毅，一方面是孫志剛、王斌余；一方面是踐踏、侮辱，一方面是被損害、被侮辱；一方面是巧取豪奪、無所欲為，一方面是命如草芥、哀苦無告。他克服分裂的藥方是古老的人道主義。他向精英階級發出人道主義的吶喊，呼告：我們同屬一個民族。他認為，在一個民族的內部，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應該是相互攜手，而不應該是互相踐踏：“握着他的手，不管他智商多低/握着他的手，不管他能力多差/握着他的手，不管他模樣多慘/我們是曠野上的一趟車，是苦海中的一條船…… ”王煥青說，黃紀蘇站在普通的大眾身邊，他站在改革開放以來，在發展主義的過程當中，在這條大路上無力往前走的人，那些被踩在腳下的人，那些被忽略的人的立場上。在本質上，黃紀蘇是一位像杜甫一樣的“詩史”性的詩人。他有着悲天憫人的情懷。他說他不喜歡打打殺殺，不喜愛“競爭”，寧願看到的是風花雪月、男歡女愛的場景。然而，他是一個“空想”社會主義者。結尾“我們一起走”的這種想象是美麗的，然而卻是無力的。圍繞着這個戲的上演所發生的知識界左右翼的爭論，也清楚地說明了“共識破裂”，說明了利益和思想深刻的分化已然是一種不爭的現實，“我們一起走”是根本不可能的，借用最近讀到的吳君的長篇小說的書名，“我們不是一個人類”。在野獸的叫嘯中，人道主義的呼聲是沒有力量的。

黃紀蘇儘管一方面反對新自由主義，可是另一方面卻將新自由主義的思維方式不加懷疑地接受了下來，他很自然地按照當前新自由主義的思路，把人劃分為強者和弱者，在某種程度上不由自主地落入了新自由主義的圈套之中。他把人類社會與自然界進行類比。他戲劇中人物分成兩類：強者和弱者。他把精英等同於強者，民眾等同於弱者。他戲劇中這種基本的分類方式本身就是值得質疑的，人類社會和自然界是根本不同的。黃紀蘇沒有意識到人類社會中的強者和弱者與自然界的強者和弱者有着根本的區別。比強比弱，並不是像自然界一樣是比智力拼體力，社會上的強者和弱者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社會結構，是由權力配置，而不是他們自身的能力而決定的。黃紀蘇在某種意義上將強者和弱者本質化、自然化了，從根本上來說，強者和弱者都是由社會造成的。實際上，要從根本上推翻弱肉強食的現象，首先是要揭露這種強者和弱者的秩序是一種人為的社會結構，而不是一種自然現象。由於與社會權力以及財富結合的不同方式，人們才被分化成了強者和弱者。要改變強和弱的對比，只有從根本上改變社會的結構，創造新的話語和遊戲。因此，要從根本上改變一個社會弱肉強食的現象，不能依靠道德、良心，不是幻想感動“精英”、“強者”，而是需要產生一種反抗“強者”的思想，賦予“弱者”以知識的武器，使“弱者”認識到他們自己的力量。歸根到底，必須使“弱者”產生集體和認同，使他們組織團結起來，從而形成政治力量。因此，思想的本質就是“非神秘化”，就是使“熟悉”的東西變得“陌生”，使“陌生”的東西成為“自然”。真正革命性的戲劇應該是對統治邏輯進行強有力的、毀滅性的爆破的戲劇，革命性的思想就是一切使權力非神秘化的思想，批判就是將一切裝神弄鬼的意識形態打回它的原形。黃紀蘇的《我們走在大路上》還沒有很好地實現這個目標。黃紀蘇實際上是站在“精英”的立場上向“精英”呼籲，尤其把眼光停留在知識精英上，他實際上根本“無視”大眾和底層的力量……。

使我比《我們不是一個人類》文章本身受到更大震動和鼓舞的力量，或許是新年伊始，一向追求四平八穩發表傳播“新左派”思想的《讀書》，在我記憶中似乎是破天荒第一次，公然發表了一篇旗幟鮮明運用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階級分析”傳統左派立場與基本方法的、帶有強烈毛左派色彩的尖銳評論文章。這樣幾乎是未卜先知地正面回應和有力抽打中國資產階級幫閒文人集團的十分虛偽的“統戰”繆論和“集體喊話”，不僅需要巨大的思想勇氣和責任承擔，而且預示着以汪暉、韓毓海、崔之元……等一大批真切關注中國和世界工農大眾命運的“新左派”人士們，面對國內外資本勢力依仗中國右翼政治權勢構成的深重壓力和捆綁夾擊，毅然決然地向汪暉一再肯定讚揚的反抗資本主義“現代性”之“毛澤東牌號”的“現代性”，邁出了意味深長的最新一步！

“自由新右”那些堅拒採用階級分析方法認識中國社會矛盾、統領時勢發展大局和制定有效解決辦法的聰明傻瓜蛋們，老是在政治計謀和鬥爭策略的浮表層次猛費工夫瞎化力，最終難免大失所望，乃是不易他們個人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必然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