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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春橋在獄中 (1-3)
送交者: 師東兵 2007年02月15日14:43:49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序言 一個文革政治家的肖像和思考


寫完我的《文化大革命紀實系列》長篇紀實文學後,我的重點轉移到一些當年重大事件的參與者和組織者等具體人物命運上來。我計劃選擇一些非常具體的、有代表性的典型人物,用文學的筆觸來剖析他們的歸宿和靈魂,使我的這套紀實系列能更為完整地給那場被稱為大革命的運動畫上一個句號。因為人們對所謂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評價並沒有真正的結束,起碼還沒有在理論上給予最後的結論。儘管飽含傷痕的一些作家對那場給無數人帶來災難的“革命”已經有了許多的批判和揭露,但是真正從根本上或者說從實質上進行了剖析的作品不多。黨內元老式的黨史專家胡喬木以極大的憤怒說:“讓我們永遠詛咒所謂的‘文化大革命’!”但是,這絕不是簡單的罵一罵或者寫上幾篇文章、作上某個決議就能解決問題的。沒有科學的、實事求是揭露和再現當時的真實。後人是不會像今天的當事人那樣對此採取同樣的態度的。所以。就有了我的一系列的創作計劃和具體的安排。

張春橋.就是我這個寫作計劃中的一個重要的人物。研究文革。離開了這個人物簡直是不可思議的。或者說。那是絕對不可能的。

他是一個貫穿文化大革命的發動、高潮以至幾個回合的驚心動魄的較量,最後到結束的一個最為典型的政治家,稱得上是地地道道的文革領袖人物。他一生最精彩的就是文革中的經歷,人們感興趣的也是他在文革中的表現,重點是他參與策劃一系列機密的那幾段鮮為人知的歷史。本書繼續體現作者一貫追求的風格,將在這裡真實地剖析張春橋的真實靈魂和真實的思想以及他所參與策劃的種種可以公開的或者不可告人的那些點點滴滴。

關於張春橋的書籍已有不少,公布的材料僅限於他得勢時的講話、活動和他垮台的揭發、批判,其實他的另外的活動人們知之甚少。本書將把視角剖析的重點放在了這裡。對他的思想和靈魂。對他的背後的活動和機要問題的再現,對他的對手的真實情況的揭示,都是我們需要研究和了解的。沒有正反兩個方面的對照,就不會有真實的歷史,也不會有正確的結論和研究。

張春橋,現在已經成了一個歷史人物。我們對他的關心是從研究那段令人永遠難忘的歷史開始的。所以,我歷來主張對這樣的人物應該撇開一切這樣或那樣的因素,就從歷史來研究他的整個一生,就是為了顧全他為之奮鬥的那個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目標。無庸諱言,他是那個理想和目標的信奉者和犧牲品。作為政治家,他是無可奈何的失敗了,但是他並沒有放棄他的目標和理想,這是他賴以生存和傲笑今日人間的信仰支柱和動力。他和他的同夥採取了截然不同的策略。

在毛澤東發動和領導的所謂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除了毛澤東和先他死去的各類政治家外,只有兩個政治家始終不渝地堅持信奉這場所謂革命和實踐:一個是江青;另一個就是張春橋。

不管人們對他有這樣或那樣的譴責,他始終是一位在文化大革命的歷史上有着舉足輕重的作用的人物。這個歷史地位決定了他的價值和意義。人,有時依仗了事件,會成全了自己。時間,往往隨着一些人物的存在,變得珍貴起來。不管哪種原因,我的這部作品都會給歷史留下點滴痕跡的。因為我選擇了一個無法叫歷史遺忘的人物。

所以,對張春橋的研究,就成了研究文革史的一項重要的內容。撇開了對這些具體人物和具體事件的來龍去脈的探索和求真,就無法準確的總結那段歷史,也無法得出科學的結論和有益的經驗教訓。

我始終認為,現在做理論的探討應該是時候了,但是我偏偏卻選擇了一條用文學再現這段歷史和再現那些人物的道路。我認為,把那段難忘的歷史風雲用文學的形式表現出來,也可能比用理性的語言更為準確,起碼在現在是這樣的。物競天擇,在文學上,各種風格的花朵都有開放的權利和義務。作家,面對歷史、生活和現實,可以有用筆馳騁的自由,這和政治家用自己的言行寫歷史一樣,作家只是追尋着他們的腳步前進。只有在相當長的一個歷史時期後,各式各樣的人物才能在作品裡找到他們眼裡的美和丑。

如果說文學是人生的幽默,那我只能首推帶有哲理的我的這些紀實作品。我自信這裡會有政治家智慧那耀眼奪目的閃光和帶有哲理的啟迪。這裡的哲理是一切熱愛生活的人們所追求的。一切熱愛生活的人們都會從中得到情、理、美的升華。我從來就不想醜化或美化什麼人,因為這決不是屬於作家範疇的任務。我也不想對歷史作什麼這樣那樣的評論,這也不是作家的職責。我認為,作家只有真實的再現歷史和把真實告訴人們或讀者。其餘的讓給專門的歷史學家和理論家們來做。

這裡只有真實的人生和鬥爭,而沒有空洞的說教和灌輸。這就是我的所有這類書的特點。當無數的騙子和偽君子們強姦歷史、愚棄人們多少年後,我們把它公布出來,再現出來,究竟有什麼不好和不利因素呢?聰明的讀者和所有看了此書的人們是會得出自己的結論的。作家,永遠面對着的是一個廣闊的五彩繽紛的世界,也永遠面對着一個神秘的或深邃的內心世界:正是這兩個世界的衝撞,產生了一系列的不朽的文學作品。但是,我從來不敢奢望自己的作品會有這樣的待遇。

聰明的政治家從來不干預作家手中的筆,他們相信歷史的公正和無私。無論對他們的貶和褒,都是歷史的一部分,自己走過的路程的一部分。既沒有必要刪除也沒有必要喝斥,因為那都是你自己的影子。只有愚蠢的政治家才精心的編造他們的故事而指定作家必須這樣寫而不准那樣寫,結果會成為他們自己的歷史而被人評說。對他們感興趣的人會作出一切他們認為正確的說法的。

作為政治家,張春橋已經走完了他的道路。這條道路屬於歷史了,也就是說,人們有權對他的道路加以各種評說了。這裡既不存在侵權,也不存在誹謗,而只是給人留下了這樣或那樣的思考。這種思考同樣屬於另外的人們,而絕對不會屬於張春橋或類似他那樣的人物。

與史同存是一種幸福,也是一種痛苦;是一種榮耀,也是一種恥辱。只有在這兩者中不斷地生活和選擇,一個人的生命才會放出永恆的火花。

不要回顧失去的機遇,那是屬於別人的東西;應該永遠面對着未來,那裡必定有屬於你的一份。

鮮血不一定珍貴,淚水也不一定可惜。有時廢墟更會對人們有所啟發,往往失敗才是最為輝煌的記載。

當我寫着這本書的時候,總感到有許多的話永遠也寫不完

師東兵

一九九六年六月廿二日晚上七點半於書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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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紅旗永不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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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鐵窗 對張春橋來說並不突然


  對張春橋來說,他永遠忘記不了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晚上的那個所謂的政治局常委會議,實際上是一個誘捕他的騙局。就在他準時來到中南海懷仁堂的時候,等候他的是早已布置好的抓他的警衛,還有組織這次行動的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華國鋒、葉劍英,還有那個跟隨毛澤東幾十年、卻並沒有得到毛澤東真正信任的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

  就是這三個人,竟決定了中國自毛澤東逝世以後的整個命運。看起來並不出眾的人物,一旦他們擁有了權力,果然能在政治的天平中產生重大的傾斜。這使張春橋相信了那句名言:強和弱從來就不是絕對的,關鍵要看機遇之神是不是對你青睞。當你失去了機遇之神的時候,懲罰就會緊跟而來。

  在華國鋒宣讀那張對自己進行隔離審查的決定時,張春橋就緊緊盯着他的眼睛。他看得很仔細,那位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的手,在微微抖着,他的厚厚的嘴唇也在索索地哆嗦。話語也不流利,好幾個字竟然發錯了音。是的,他從骨子裡就沒有看得起過這個人,料定他將來肯定經不起大的風浪。可是,今天他卻干出了這種事情!這可是他萬萬沒有想到的。只有葉劍英的眼睛裡,對他明顯地閃出憎恨的火花。那種火光,他看見過幾次。但是,這一次比任何一次都清楚,都感到觸目驚心!他和他是老冤家了,從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兩個人就開始較量上了。他認為,原來這個花花大帥是想依靠林彪來遏制中央文革小組的,但是林彪不上他的當。林彪並沒有把他作為自己的基本力量,他寧肯組織黃永勝之類的將軍,也不敢使用送上門來的元帥。這也好,使得這位開國的元帥另起爐灶,形成了一個被毛澤東一度稱之為“老右集團”。林彪摔死後,毛澤東從平衡權力的需要出發,重新啟用了這些“老右”們,沒想到,他們並不對毛澤東的大度表示任何的感激,反而要不斷地搞“右傾翻案”,終於觸惱了奄奄一息的毛澤東,在撤銷鄧小平的同時,強令葉劍英“因病休息”,把軍權交給了陳錫聯。現在,他對自己的仇恨的起因,只有他自己能夠說得清楚。

  汪東興沒有坐在椅子裡,但是一看他那副打手的臉譜,他就斷定他在這個政變里起了關鍵性的組織作用。他曾經秘密派人調查和監視着外面的軍隊進軍的動向。但是沒有得到任何這方面的情報。從站在身邊的警衛戰士和幹部來看,全部是中央警衛團的人。這足以說明了此人所起的作用。是的,他曾經在一九七○年八月的九屆二中全會上跟着林彪、陳伯達大罵過自己,但是自己並沒有計較過他,批陳整風和批林整風時,毛澤東一再保他,自己也說過他的好話,但是他還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最後和他們終於勾結上了。

  張春橋臨出門的時候,再次和汪東興打了一個照面。那是一張永遠也忘記不了的照面。張春橋的臉色蒼白,眼睛裡充滿了仇恨的血絲,他怎麼也想象不到他自己認為多年的戰友行列里的人會對他下了這樣毒手。張春橋自己感覺到他的手在嗦嗦地抖動了兩下。但是那顯然不是怕。而是出自恨。

  “華國鋒同志宣布對你隔離審查的決定,你聽清楚了嗎?”汪東興跟着他出來後,重重地問了他一句,張春橋扭過頭來,哼了一聲:“你們經過政治局討論和研究了嗎?你們這是非法的,是反革命政變!你汪東興應該知道這樣做究竟意味着什麼!”

  汪東興反唇相譏道:“現在說什麼也是多餘的,你還是回去好好反省你自己的過錯吧。”

  張春橋對此已經意識到了,現在說什麼話也不頂用了。對他們已經失去了說服的可能。他曾經設想到了在未來的中央全會上會發生的分歧至鬥爭,那將是一場決定命運的關鍵時刻,而那一切都是通過中央委員們的表決來決定的。只有到了最後揭曉後。自己才會對有些人採取一定的措施。但是,他就是沒有想到看起來溫順、忠厚的華國鋒和他一直認為對毛澤東忠心耿耿的汪東興會採取這樣的極端手段。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八日,張春橋曾經讓蕭木給上海傳達他的指示,那個指示里概括了他的擔心和思路:

  “階級鬥爭形勢你們要經常地研究,一方面要提高警惕,另一方面要提高我們的信心。馬克思主義剛出來時,中國這麼一個大國還沒有人知道;後來到了列寧,中國懂得馬列的人也很少。現在毛澤東思想在中國、在世界傳播開的,比起那時候懂得的人不知道有多少倍,所以要建立信心。當然要看到曲折,看到資產階級還有力量,問題是誰掛帥。這個掛帥人物,我們要看準。鄧小平不行了,不等於修正主義就沒有勢力了,他們還要和我們較量。究竟誰勝誰負,還有一個較量的時間。至於上海的工作。轉告上海方面不要着急,不要多出頭,許多事讓外地去搞,我們把工作做得紮實一些。上海不搞,別人還會拿出幾條來講你。老實說,上海還沒有真正經受過嚴重考驗,林彪、鄧小平要搞上海,都沒有搞成。林彪搞成的話,上海有大考驗,要打仗的。”

  還在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廿六日,也就是毛澤東八十一歲生日的這天,毛澤東在聽取完周恩來和王洪文關於四屆人大籌備情況的匯報以後,對他們說:“我現在正考慮這一重大問題,關繫到黨和國家的命運的大事,那就是列寧為什麼說要對資產階級專政,要寫文章。要告訴春橋、文元把列寧著作中好幾處提到這個問題的打出來,印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讀,然後寫文章。要春橋寫這類文章。這個問題不搞清楚,就會變修正主義。要使全國知道。”

  周恩來、王洪文回到北京後,在政治局會議上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後,汪東興曾經對張春橋說:“主席認為你才是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權威,你在理論上可是要多幫助我呀。主席說的這個理論問題多麼嚴重,你可以先講講。我的理解是在專政問題上含糊不得,你不對資產階級專政,資產階級就要對無產階級專政。文化大革命前,資產階級就專了我們的政。要不是文化大革命,他們就更加厲害了。”

  張春橋開玩笑地說:“你手裡有槍桿子,中央的警衛大權在你手裡。資產階級要專我們的政時,你手裡的槍桿子幹什麼?就要和他們干呀。汪主任啊,我說這話也可能不是多餘的,說不定真要有這麼一天。林彪當初就要這樣搞,只不過沒有搞成。他說搞成不等於別人就再也不想搞了。所以,你要有這個準備,就是不等敵人動手,我們就要動手。”

  現在,這句話成了一個絕妙的諷刺!

  是的,當時對毛澤東和周恩來、王洪文的談話,張春橋思考了好久。在他們倆整理的那個談話記錄上,他選了四段,畫了好多的紅道道,以便加深理解。這四段話是:

  “我同丹麥首相談過社會主義制度。我國現在實行的商品制度,工資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級工資制,等等。這只能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加以限制。”

  “所以林彪一類如上台,搞資本主義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點馬列主義的書。”

  “列寧說,‘小生產是經常地、每時每刻地、自發地和大批地產生着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工人階級一部分,黨員一部分,也有這種情況。

  “無產階級中,機關工作人員中,都有發生資產階級生活作風的。”

  張春橋和姚文元反覆討論和理解毛澤東這些指示後,張春橋說:“主席在這個時候講這些話,不同尋常呀。主席認為我們現在的制度搞資本主義很容易,得出這樣的結論是很大膽的。說明主席已經把問題研究透徹了。從林彪的政變綱領來看,他們的活動和對我們的攻擊是有政治和經濟的基礎的。如果不從這個問題上研究和討論.我們將無法認識許多的現象和問題,我們要分一下工,我寫上層建築,你就論述林彪的社會基礎。”

  他們經過幾天的翻閱馬列著作,選出了三十多條論述無產階級專政的語錄。張春橋認為最重要的是以下三條:

  一條是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的話,毛澤東經常在他的講話中加以引用,即:“在資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一個從前者變為後者的革命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相適應的也有一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

  張春橋說:“這就很深刻地講清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必要性、性要性和它的歷史任務。我們現在好多的同志並不一定了解這一點,把這個任務看得簡單了。”姚文元說:“有些人根本就了解什麼是無產階級專政,特別是在上層領域裡的專政。究竟該怎麼專政法?如此對黨內走資派怎麼專政?抓起來?還是交給群眾?好多問題需要我們研究。”

  所以,張春橋就找出了馬克思的第二條,是這位導師在《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的文章里的一段話:

  “這種社會主義就是宣布不斷革命,就是無產階級的階級專政,這種專政是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差別,達到消滅由這些差別所產生的一切關係,達到消滅和這些產生關係相適的一切社會關係,達到改變由這些社會關係產生出來的一切觀念的必然的過渡階段。”

  姚文元說:“這些話,別說普通老百姓,就連我們政治局裡的絕大多數也未必能理解馬克思這些話的真正含義。就像周總理和鄧小平也未必同意這些觀點。”

  張春橋笑了:“你以為政治局裡的人都是馬克思主義者嗎?錯了,他們絕大多數的人是事務主義者和經驗主義者。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就是在政治局裡也是少數。所以,毛主席才把這樣的任務交給了我們倆。”

  第三段話是列寧在《國家與革命》裡的論述:“既然在消費品的分配方面存在着資產階級的法權,那當然一定要有資產階級的國家,因為如果沒有一個能夠迫使人們遵守法權規範的機構,法權也就等於零。可見在共產主義下,在一定的時期內,甚至會保留沒有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國家!”

  張春橋對姚文元說:“這就是我們寫文章的靈魂。毛主席給我們講的也很清楚,和我在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五日發表的《破除資產階級的法權思想》的觀點是一致的。就是按勞分配、商品制度和貨幣交換中所體現的‘資產階級權利’是產生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重要經濟基礎,必須對它們加以限制。現在有的大官們,出入有小轎車,配備有公務員,有特殊供應,這和資本家有什麼區別?比資本家要厲害得多!”

  經過一番緊張的研究後,姚文元寫出了《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經過政治局討論和毛澤東批准後,於一九七五年三月一日在《紅旗》雜誌上發表,《人民日報》全文刊登。

  一個月後,即一九七五年四月一日,張春橋的《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也經政治局討論後,毛澤東批准,在《紅旗》雜誌第四期上發表,《人民日報》全文刊登。

  張春橋的文章特意強調:“……‘衛星上天、紅旗落地’的歷史經驗,我們任何時候都不要忘記,在決心建設強大國家的時候特別不能忘記。應當清醒地看到,中國仍然存在變修的危險。因為不但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念念不忘侵略和顛覆我們,不但老的地主資產階級人還在,心不死,而且新的資產階級分子正像列寧講的那樣每日每時地產生着。”他講解了一番馬克思、列寧的論述後,斷言:“必須看到,我們的經濟基礎還不穩固,資產階級法權在所有制方面還沒有完全取消,在人們的相互關係方面還嚴重存在,在分配方面還站統治地位。在上層建築的各個領域,有些方面實際上仍然被資產階級把持着,資產階級還占着優勢,有些正在改革,改革的成果也並不鞏固,舊習慣勢力還頑強地阻礙着社會主義新生事物的生長。隨着城鄉資本主義因素的發展,新資產階級分子一批又一批地產生,無產階級和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各派政治力量的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階級鬥爭也決不會停止,林彪一類人物上台。資產階級的復辟,仍然可能發生。”

  一年半後,這種危險不是活生生地變成了現實了嗎?張春橋這樣咬牙切齒地認為。

  汪東興在逮捕張春橋後的一月後,奉命和張春橋進行了一次談話。那時的張春橋已經沒有了往日的風度和氣派,他臉上的肌肉鬆弛下來,高度近視鏡後的眼睛無精打采,眼睛裡還是布滿了血絲。足足有幾天沒有睡覺似的。但是,當他看到汪東興進來後,馬上強抖了精神。

  “春橋,我是讓你來寫檢查的。”汪東興對他慢慢地說道,“事到如今,我想你應該清楚了,你的問題傳達以後,受到了全黨的批判,你只有趕快採取主動,才能爭取到黨和人民的寬大處理。”

  “你是來勸降我的?是嗎?”始終一言不發的張春橋從牙縫裡擠出了這幾個字,“你們這是妄想!除非你們能認識到你們的錯誤和罪行,否則我和你們再沒有什麼話可講,我和你們從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晚上八點鐘起,就沒有什麼共同語言了。說什麼也是多餘的。”

  汪東興問道:“你難道真要抱着花崗石腦袋去見上帝嗎?我告訴你。就連王洪文也寫了檢查,認了罪,你還有什麼可硬頂的道理呢?”

  張春橋哼了一聲:“我再次告訴你,我是一個共產黨員,是毛主席親自培養起來的馬克思主列寧主義者,在你們沒有認識到你們的錯誤之前,我沒有什麼可向你們談的。”

  “你難道就沒有一點錯誤嗎?”汪東興大聲問道,“你就連一點自我批評的精神都沒有嗎?你這個人是從來不知自我批評為何物的。這就是你垮台的教訓,我作為你們專案組辦公室的主任,我有權力審訊你!”

  “我也有權力拒絕你的任何問題。”張春橋一字一句地說,“你們這是胡鬧!是對毛主席事業的背叛!你們沒有資格和我談話!”

  “我們代表黨中央和人民,就是要批判你!就是要摸一摸你老虎的屁股!”

  張春橋把身子一轉,果真給了他一個屁股。

  汪東興冷笑道:“我再次提醒你,你這樣的態度對你的處理沒有任何好處。”

  張春橋雙手一背,乾脆在房子裡散起步來,仿佛壓根兒就沒有聽見汪東興說什麼。後來,就不管汪東興再說什麼,他也不開口了。

  是的,對他將會遭受這種鐵窗的生涯,他不是沒有考慮過,也作過充分的準備。

  他對他的老婆文靜和孩子們經常講:“我是隨時準備為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和無產階級的事業獻身的。赤條條來去無牽掛。不但我,就是毛主席自己都多次講,他要準備五個不怕:為不怕殺,不怕坐牢,不怕老婆離婚,不怕開除黨籍,不怕撤銷一切職務。在文化大革命剛剛開始的時候,江青就和我講:‘進了中央文革小組,可就沒有退路了。否定了這個機構,我們都去坐牢。到那個時候,天大的事情我一人擔,能保存一個就保存一個,我可以和主席離婚,保存我們主席。’話傳到毛主席那裡,毛主席說:‘你們別想好事,到了那一天,一個人也剩不下,你就是跪在人家面前,人家也是不會要的。投降也不要。社會主義革命,到了一定的時候比戰爭年代還要殘酷。’你們說,我沒有這種準備行嗎?”

  這些,現在都靈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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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全國奮起聲討時他的頭腦冷靜下來了


  張春橋盯着一張一張聲討和批判自己的報紙,異常冷靜。他已經清醒地意識到,現在想要把這些倒回去是完全不可能了。勸阻華國鋒和汪東興回頭是岸,也很不現實。自己已經落入羅網,完完全全是那麼一種龍困沙灘、飛鳥囚籠的味道。

  “張春橋,你別抱任何的幻想了。”專案組派來的人以華國鋒的代表自居,他似乎很有把握地說:“現在對你只有是從嚴處理,還是從寬處理的選擇,而沒有其它任何可以復辟的可能了。就是你們統治了十幾年的上海,現在也已經完全回到了人民的手裡。你們的同夥全部落網,你們已經陷入了人民群眾憤怒聲討的汪洋大海之中了。如果你能揭發江青,和她劃清界限,把你們的非法活動交待出來,華主席還可以考慮給你一個機會。”

  張春橋坐在屬於他的椅子裡,紋絲兒不動。是的,他所期待着的上海肯定會有行動,從報紙上的動態來看,戰友們的抗爭肯定也失敗了。但是他固執地認為,造反派們反覆辟的鬥爭即使失敗,也不過是鬥爭的延遲而已。他就不相信經過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鍛煉和考驗的這些革命派會容忍這種反革命的右派統治!

  “胡鬧,你們簡直是胡鬧!”張春橋連聲說了幾句,不再答理專案組的人們。

  就在這時,他注意到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下旬,中共中央召開了第二次農業學大寨會議。一段時間沒出現的華國鋒亮相了。華國鋒的一個最大的變化就是他的腦袋由原來的小平頭變成了毛澤東似的背頭,看樣子是故意蓄了一段時間頭髮。張春橋將刊登他照片的報紙狠狠地摔在地上,罵了一句:“這個無恥的叛徒!”

  華國鋒在十二月二十五日的會議上,對多事的一九七六年作了一個極為形象的概括:

  “一九七六年即將過去,一九七七年就要到來了。全國的形勢和任務,是同志們所關心的。我想在這裡簡略地回顧一下一九七六年我們的戰鬥歷程,展望一下一九七七年我們的戰鬥任務。”華國鋒的眼睛長時間地掃視了一下會場上的人們的反應,繼續說:“一九七六年,在我黨的歷史上,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上,是極不平凡的一年。這是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經受嚴峻考驗的一年,是我們取得偉大勝利的一年。這一年,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進行了激烈的大搏鬥,粉碎了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四人幫’反黨集團,使我國避免了一次大倒退、大分裂,使我們能夠繼續沿着毛主席指導的航向,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推向前前進。一九七六年我們黨同王張江姚‘四人幫’的這場歷史性大決戰,是在毛主席逝世,我們黨面臨巨大的困難的情況下進行的,因而具有特殊的嚴重性……”

  張春橋在刊登這個講話的報紙上寫下了這樣的話:“歷史記住了這個日子,是毛主席的革命紅旗將要倒下的開始。他連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都不提了,我看用不了多久,他將要把鄧小平扶正上台。這樣就完成了他反革命右派復辟的最後目的。”

  他還在華國鋒的如下講話上,畫上了幾條粗黑的槓槓。因為這裡沒有人給他紙和筆,他除了在報紙上作些特殊的記號以外,再沒有其他表示自己意見的方式:

  “這一年,我們最敬愛的偉大領袖和導師、我黨我軍和我們人民共和國的偉大締造者、領導我們黨和人民奮戰了半個多世紀的毛澤東主席,還有毛主席的久經考驗的親密戰友、我們敬愛的周恩來總理和朱德委員長,先後逝世。在去年,康生副主席、董必武副委員長逝世。這樣短的時間裡,有這樣多的在人民中享有威望的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相繼逝世。確實給我們黨中央的領導帶來了極大的困難。尤其是毛主席的逝世,是我們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的無可估量的損失,我們的悲痛是無法用語言來形容的。”

  華國鋒這樣講道:“這一年,我國又發生了嚴重的自然災害。在我們這樣一個幅員廣大國家裡,每年總有局部地區發生自然災害。但是今年不僅一批地區旱、澇、低溫、早霜等災害相當嚴重,而且龍陵、唐山、松潘地區發生六級以上的強烈地震。特別是唐山地震,對人民生命和財產造成的損失,是歷史上少有的。黨中央迅速採取了強有力的措施,幫助災區人民恢復生產,重建家園,領導廣大群眾進行抗震救災的英勇鬥爭……”

  張春橋看到這些文字時,眼前浮現出那時的嚴重局面。他已經預料到那樣複雜局勢下,不同的人們和不同的政治力量以及不同的政治家們將要有一場不同的考慮和不同的表演。但是,他就是沒有想到華國鋒會冒天下之大不韙,採取那樣的手段!但是,華國鋒卻使用了一副顛倒黑白的語言來形容那時的情形:

  “就在這時刻,王張江姚‘四人幫’反黨集團,卻喪心病狂,利用黨和人民的嚴重困難,企圖實現他們蓄謀已久的篡奪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的野心。在毛主席逝世以前,他們對抗毛主席、黨中央一系列指示,批鄧另搞一套,在思想上政治上造成了很大的混亂,經濟上造成了很大的損失。毛主席逝世後,他們認為時機已到,加快篡奪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的步伐,舉行了空前猖狂的進攻,妄圖一巴掌把黨和人民打下去。如果他們竟然一時得逞,那就會造成黨和國家的大倒退、大分裂、大內戰,他們就會直接投降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依靠侵略者的刺刀維持兒皇帝的寶座。這樣就會內亂外患一起來。我們面臨着黨變修、國變色,資本主義復辟的十分現實的危險。中國的天空一時烏雲亂滾。這樣的嚴重局面,建國以來所未有,建黨以來所罕見……”

  張春橋激動地在巴掌大的天地里走來走去,思考着華國鋒這些他認為是????的內容將在全國全世界引起的反應。是的,他佩服這篇講話的起草者耍弄文學的技巧,再通過這位欺世盜名的他自稱為溫順、敦厚的高級政治騙子之口講出來,就具有極大的煽動性了。

  他特別注意到了華國鋒講話里所說的“批鄧另搞一套”的提法.他立刻料定了華國鋒一定要為鄧小平翻案或者是他在別人的壓力下要為他翻案。實際上,在毛澤東生前所搞的重要文章和文件。都向黨中央主席作了匯報,得到了他的批准和支持,“另搞一套”從何談起?華國鋒這樣說,就是要先造成一個假象,好像在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這樣的鬥爭時,主持中央工作的人正是華國鋒自己。他對當時的鬥爭從來沒有提出過任何異議,現在卻來了個豬八戒倒打一耙,完全嫁禍於我們這些人,這是什麼政治鬥爭?純粹是栽贓陷害,在光天化日之下偽造歷史。張春橋這樣想道。他知道,鄧小平之類的人早已就把整倒自己,作為了他們最終實現所謂整頓的目標。現在,這個目的通過華國鋒之手實現了。

  張春橋很想把這段歷史記錄下來,以便將來正本求源。但是,現在怎麼能夠做到這點呢?他又開始犯愁了。

  毛澤東在發動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時候,曾經當着華國鋒和張春橋等人的面說過:“我又批江青,是因為她的工作方法有問題。但是我同鄧小平之間的現在的鬥爭,是原則問題。江青和你們的工作方法問題,不要大驚小怪,慢慢解決,提高水平。上半年解決不了,下半年解決;今年解決不了,明年解決;明年解決不了,後年解決。但是批鄧,則必須要抓緊。這是國內最主要的任務。關繫到將來。”

  是的,就在一九七五年冬天,全國形勢急轉直下,毛澤東對鄧小平態度發生重大變化,從支持鄧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到開始批判他。這就使相當多數的人們惶惶然地注視着政局的變化與發展,關心起鄧小平的政治命運來……

  其實,事情的發端正是開始於華國鋒。

  一九七五年九月底。華國鋒兩次約張春橋和江青談話,告密說:“鄧小平幾次在一些場合散步毛主席的日子已經沒有多少時間了。醫生說他患的是運動精神元病,預計只有一年半的彌留,希望政治局做好應變準備。”他特別強調說:“鄧小平對文化大革命極其不滿,對劉少奇在幾個場合下表現出同情,中央應該對這個現象引起注意。”

  張春橋建議華國鋒,把這些情況通過聯絡員毛遠新向毛澤東正式匯個報。於是,華國鋒分三次和毛遠新進行了談話。

  為了準確地表達華國鋒等人的意見,毛遠新起草了一個匯報提綱,和華國鋒、張春橋、紀登奎、陳錫聯等人作了商量和研究。這個提綱的內容是:

  “今年以來,在省里工作,感覺到一股風,主要是對文化大革命。(1)文化大革命怎麼看?主流、支流,十個指頭,三、七開,還是倒三、七,肯定還是否定?(2)批林批孔運動怎麼看,主流、支流,似乎遲群、小謝講了走後門的錯誤干擾,就不講批林批孔的成績了。口頭上也說兩句,但陰暗面講得一大堆;(3)劉少奇、林彪的路線還需要不需要批,劉少奇的路線似乎也不大提了。”

  華國鋒當時對毛遠新說:“這三點抓得准,擊中了當前一些人的要害。小平同志的要害就在這裡。”

  毛遠新的匯報提綱里還寫道:“工業現代化主要強調加強企業管理,規章制度,但工交戰線主要矛盾是什麼?農業、財貿戰線也有類似問題,教育革命主流、成績是什麼?這些都必須弄清楚。主席已經對許多的問題作了明確的批示和指示,但是現在主持中央工作的人似乎都想否定。從周恩來一九七二年反極左就有這種矛頭,等等。總之,文化大革命中批判了劉少奇林彪的路線,批判了十七年中各條戰線中的修正主義路線,還應不應該堅持下去。”

  華國鋒當時也說:“這樣就抓住了事情的關鍵。這樣提出問題,非常明了。”

  毛遠新的匯報提綱尖銳地說:“對文化大革命,有股風,似乎比七二年批極左還要凶。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講話,我感到一個問題,他很少講文化大革命的成績,很少提批劉少奇的修正主義路線。他那三項指示為綱,其實只剩下一項指示,即生產上去了。根據這些情況,我擔心中央會出問題,怕要出現反覆。”

  華國鋒當着好多人的面讚嘆地說:“遠新同志的這個意見很重要,很有份量。我們為了在全局上堅持毛主席的既定路線,防範有人否定文化大革命,必須及時地向毛主席匯報這些問題,供他老人家及早決策。我早已看了出來,毛主席支持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是讓他更好地發揚文化大革命的主流,恢復全國的安定團結,把國發經濟搞上去。毛主席的希望和小平同志的整頓思想,可是格格不入的,這就要出問題呀。”

  江青聽到華國鋒的這個態度後,很高興地對張春橋說:“國鋒同志看問題還是很尖銳的,他在重大的關鍵時刻是會站到我們這一邊的。我聽主席講過,這個人辦事情,會靠得住的。你看,鄧小平就是聽到主席得了那麼一個怪病,就想另想爐灶,要和主席唱對台戲了。他的暴露是必然的。我從鄧小平這裡又聯想到了《水滸》裡的宋江,宋江打起了‘替天行道’的旗號。他心目中的‘天’就是皇帝和朝廷;他所行的‘道’,就是孔孟之道.就是要幫助宋王朝瓦解和鎮壓農民起義,以鞏固地主階級的反動統治。他口口聲聲說要‘保國安民’:‘保國’,指的是保衛地主階級的反動政權;‘安民’,就是自己當奴才,還要別人也跟着他去當奴才。就在梁山‘大舉義’那天,宋江乘興寫了一首《滿江紅》下令樂和單唱:‘望天王降詔,早招安,心方足。’現在,鄧小平這個宋大哥,也是迫不及待地要為劉少奇那個王朝的人招魂呢。結果在梁山伯山寨激起了一片的反對聲。但這絲毫沒有能動搖宋江‘主張招安,要改邪歸正,為國家臣子’的反革命決心。他一投降,就馬上率領大軍打方臘,打不‘替天行道’的強盜去了。他代表的是哪個階級的意志的願望,難道還不夠清楚嗎?”

  華國鋒肉麻地說:“江青同志一下子就把評論《水滸》的現實意義講透了,到現在為止,我才真正理解了主席評論《水滸》的目的。好,今後在文化上我看江青同志和春橋同志的了。跟着你們絕對不會錯。”

  華國鋒等人支持毛遠新向毛澤東匯報了上述看法後,得到了毛澤東的肯定和支持。毛澤東明確地認為:“鄧小平的這種態度.一是對文化大革命不滿意,二是要算賬,算文化大革命的賬。看來他是想翻案呢。他要把他的許諾和保證收回去了呢。”他要毛遠新找鄧小平、汪東興、陳錫聯開會,把他的意見全講出來。毛遠新當即在十月三日召集這些人開會,轉達了毛澤東的意見,特意強調:“主席要小平同志主持會議,起草一個決議,對建國以來的十七年修正主義路線和劉少奇的資產階級和修正主義路線的回潮也作個批判。這是當前的一項任務。”

  鄧小平則斷定這是毛澤東的身體危機的信號,就頂道:說毛主席為首的中央搞了個修正主義路線,這個話不好說嘛。你說回潮,我認為值得研究。從九號文件以後全國的形勢是好一點,還是壞一點,這可以想想嘛。對九號文件以後的評論,遠新同志的看法是不同的。是好是壞實踐可以證明。昨晚上我問了主席,這一段的工作方針怎麼樣,主席還說是對的嘛。怎麼又有這樣的情況呢?”

  毛遠新當即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說:“主席的指示是經過了深思熟慮的,你突然問主席一句,主席怎能給你一個準確的回答呢?再說,你給主席轉送的清華大學劉冰等人告遲群和小謝的材料,主席當時並沒有看。主席看了以後很生氣,再次說:‘小平為什麼對那些人的告狀感興趣?再不改正,就要出修正主義。’”說完,就從文件包里取出了毛澤東對鄧小平轉交的劉冰等人信的批示。鄧小平沉默了。張春橋一字一句地研究了毛澤東的批示,心裡感到非常的舒心解氣。是的,自己是主管文化和教育的副總理,清華大學的幾個小將一直是自己支持的造反派。鄧小平就是想通過整倒遲群和謝靜宜來達到最終整垮自己的目的。這個企圖,從一開始他就預料到了。現在,毛澤東的幾句話點破了主題:“清華大學劉冰等人來信告遲群和小謝。我看信的動機不純,想打倒遲群和小謝。他們信中矛頭是對着我的。我在北京,寫信為什麼不直接寫給我,還要經小平轉。小平偏袒劉冰。清華大學所涉及的問題不是孤立的,是當前兩條路線鬥爭的反映。”

  根據毛澤東的指示,中央政治局幾次開會,討論針對文化大革命的問題和毛澤東對清華大學的批示,展開了對鄧小平的批判。

  華國鋒在講話時說得非常清楚:“主席希望在文化大革命的基礎上統一認識,達到團結,你鄧小平為什麼現在一反常態,要和毛主席唱對台戲,這個問題你鄧小平心裡最清楚。主席提出由小平主持作一個肯定文化革命的決議,總的評價是三七開,七分成績三分錯誤。你鄧小平為什麼要拒絕?你說你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無論魏晉。你說得倒好聽,文化大革命就是從對你和劉少奇開始的,怎麼能說是不清楚呢。能說你主持制定這樣的文件不合適呢?你應該清楚-一點,你站出來的時候,是由於你承認了錯誤。願意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上來,才得到毛主席的支持的。而決不是中國離不了你。這個問題你要有個正確的認識。”

  至於張春橋在發言中對鄧小平的批判,比起華國鋒來說,調子要輕得多:

  “毛主席對劉冰等人的信的批示,回擊了鄧小平同志在教育革命上的許多奇談怪論。為什麼毛主席要批示這封信?因為從一九七五年八月十三日和十月十三日,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劉冰、惠憲均、柳一安和黨委常委、政治部主任呂方正四人,先後通過小平給主席轉來兩封信,污衊遲群和小謝在政治上、思想上、工作上和生活作風上存在着什麼嚴重問題。說他們狼狽為奸,爭權奪利,專橫跋扈,在清華大學搞法西斯統治,甚至誣陷遲群在黨的十大和四屆人大以後,沒有當上中央委員和部長,對毛主席和周總理不滿,公開攻擊中央領導,在群眾中造成了甚為惡劣的影響。其實這都是編造的。用主席的話來說:‘他們是打着我的旗號來打擊我的力量,和林彪用的手法一模一樣。’這封相同的信他們還給吳德和李納同志也寫了,都是要把他們打倒。這些人胃口大得很!這樣就挑起了這場鬥爭。”

  華國鋒馬上接着說:“我們黨從來就有個規矩,這就是決不允許誣陷好人。毛主席最近又強調了這一點。遲群和小謝是好同志,是堅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的。”

  張春橋又說:“一九七五年十月二十五日,清華大學人事處負責人林均萬同志給毛主席也寫了一封信,揭露了教育部長周榮鑫在組織上任人唯親,搞宗派,想把遲群在政治上搞臭,組織上打倒,把他從教育戰線上趕走。同時肯定了遲群在文化革命中,以自己的實際行為為教育革命作出了應有的貢獻。毛主席對這封信也作了批示:‘先作調查、然後討論一次。’經過調查,斷定了劉冰的告狀是誣告,這才作了批示。這裡我要問鄧小平同志,你是怎麼做的呢?說穿了,劉冰和周榮鑫的觀點都是在你的支持下進行的。你才是教育戰線上創造各種奇談怪論的總根源。”

  政治局會上對鄧小平的批判傳出來後,清華大學從十一月三日起,展開了所謂教育革命的大辯論,實際上是對鄧小平的不點名批判。

  十一月八日,清華大學召開了有一千三百多人的黨委擴大會.張春橋責令周榮鑫作檢查。十一月十八日,又召開了全校大會,公開批判周榮鑫和劉冰,實際上也把矛頭對準了鄧小平。於是,清華大學出現了成千上萬的批判右傾翻案內容的大字報、大標語,張春橋指示全國各地的教育界單位派代表參觀。到了十二月一日,《紅旗》雜誌第十二期發表了北大、清華大批判組的文章《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文章根據張春橋的講話精神寫道:

  “在大好形勢下,必須看到教育領域裡的階級鬥爭、路線鬥爭仍然是尖銳的、複雜的。最近,教育界有一種奇談怪論,說什麼文化大革命以來,教育革命這也不行,那也不是,教育革命的方向‘總沒有解決好’,因而‘就是要扭’。這無非是說,教育革命搞過頭了,搞糟了,要把教育革命的方向扭回去。問題很明顯,當前爭論的焦點在於:是堅持教育要革命的方向,把無產階級教育革命進行到底,還是為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翻案,復辟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舊教育制度?我們必須抓住問題的實質,批判否定教育革命的錯誤思潮,分清路線上的大是大非,繼續鞏固和發展教育革命的成果,加強無產階級在上層建築領域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

  鄧小平被停止職務後,華國鋒主持了全國的全面工作。這年的十一月下旬,由他主持了對黨政軍幹部的打招呼會議,並發表了講話。直到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的天安門事件發生後,都是華國鋒在主持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當然包括了對鄧小平的批判。現在,這個篡奪了中共中央大權的所謂主席,竟把一切都推到了我們身上,說我們另搞一套。那麼後人難道不需要好好地查一查,究竟是誰在另搞一套呢?這個天大的冤案難道不需要翻嗎?張春橋憤然地自語着。

  可是,華國鋒在全國第二次農業學大寨會議上的講話里,卻是如此渲染他的勝利:

  “大家在想:過去有毛主席親自掌舵,千難萬險,我們不怕,現在毛主席逝世了,我們能不能頂得住王張江姚這一幫的猖狂進攻呢?中國的前途將會怎樣呢?是光明的中國還是黑暗的中國呢?這種種憂慮和擔心,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人民是歷史的主人。人民回答了問題。經過一九七六年兩條路線的尖銳複雜的鬥爭,特別是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決定性戰鬥,我們黨中央採取果斷措施,一舉粉碎了‘四人幫’篡黨奪權的陰謀。在這場偉大的鬥爭中,在黨的領導下,我們英雄的人民,英雄的軍隊,廣大的黨員幹部,表現了高度的覺悟和堅強的團結。黨中央一聲號令,廣大群眾奮起響應,立即行動,一槍未響,一滴血未流,就解決了問題。全國軍民,一片歡騰,形勢非常穩定。就以上海來說,‘四人幫’苦心經營多年,自以為統治很穩固了,但是,上海工人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深受‘四人幫’的壓迫和欺凌,對‘四人幫’的倒行逆施早已深惡痛絕,埋藏在心頭的憤恨,像火山一樣爆發出來,其勢迅猛異常。上海已成為埋葬‘四人幫’的汪洋大海。毛主席說:‘中國如發生反共的右派政變,我斷定他們也是不得安寧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不會容忍的’,‘四人幫’策劃反共右派政變陰謀還沒有得手,就迅速覆亡,完全證明了毛主席的英明論斷……”

  張春橋狠狠地朝地上跺了一腳:“這個華國鋒真是臉皮厚,竟敢公開引用毛主席給江青信里的話!明明這些話都是當年毛主席針對着今天他們這樣的事情而講的話,現在他竟然套到我們頭上了,類似這種真假猴王的醜劇到底要演到何時為止。”

  當他看到華國鋒得意的誇口:“中國人民滿懷勝利豪情地向全世界宣告:我們經受住了嚴峻的考驗,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指引下,我們黨勝利了,無產階級勝利了,人民勝利了,光明的社會主義的中國勝利了!”

  張春橋從心裡暗暗地罵道:“小子,你別高興得太早了,我倒要看看你這個吃裡扒外的傢伙究竟有什麼樣的下場!你演的這套把戲,對鄧小平來說,則是理所當然,對你來說,就是大逆不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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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寫檢查?笑話!你們還配讓我寫檢查?”


  人生的樂趣,不僅是在歡笑里陶醉,也是在痛苦中苦熬。沒有形形色色的生活衝撞,就不可能純潔你的靈魂,也不會燃燒你的熱情。張春橋早在十幾年前和江青一塊搞樣板戲的時候就有過這樣的話:“作為英雄,如果沒有眼淚和生死考驗,就會淡如清水。”

  今天,輪到他來品嘗一下這個滋味的時候了。

  從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一日至三十日.全國二十九個省、市、自治區及人民解放軍各部隊先後舉行盛大集會和遊行,慶祝粉碎“四人幫”篡權陰謀的偉大勝利,香港、澳門各界人士也舉行各種慶祝活動時,張春橋就對看守他的戰士說:“你們別看他們人多勢眾,其實都是背後有人操縱,人民並不了解多少情況,一旦人民知道了真實的情況,成為階下囚的就不是我張春橋了,而是華國鋒這個竊國大盜。”

  “你別放毒!”戰士指着他吼叫。張春橋望了他一眼,哼了一聲:“人民解放軍呀,應該聽從毛主席的指揮,可是……”他沒有再往下說。

  十月十四日,首都一百萬軍民,在天安門廣場舉行集會,慶況華國鋒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和粉碎“四人幫”的偉大勝利。除了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以外的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人大常委會、全國政協的領導人。以及在京的黨政軍其他領導人和群眾組織的負責人都參加了這次大會。華國鋒身穿軍裝,如同當年毛接見紅衛兵那樣地在天安門城樓上向群眾招手,一臉春風得意的笑容,那掩飾不住的神情活活顯示了他在政治上的無知。張春橋本來不願意看電視。但是他被警衛強拉硬拽地到了電視機旁邊,目睹了這場他稱之為“小人得志就猖狂”的盛大場面。

  張春橋看到了年已八十五歲的郭沫若寫的《水調歌頭•粉碎“四人幫”》後,把這張報紙放在手裡掂了掂,像要秤秤他的份量似的。隨後,他把報紙扔到地上,但是他卻記住了那首詞:“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幫’。政治流氓,文痞,狗頭軍師張,還有精生白骨,自比則天武后,鐵帚掃而光。篡黨奪權者,一枕夢黃梁。野心大,陰謀毒,詭計狂。真實罪該萬死,迫害紅太陽!接班人是俊傑,遺志繼承果斷功績何輝煌!擁護華主席,擁護黨中央。”

  “????不通!”張春橋罵了一聲,走到了窗前。但是,外面黑黑的,什麼也看不見。這時,他想起了一九七三年秋的一天,他和江青前去看望郭沫若時的情形:

  “我要檢查,我要徹底地同過去的尊孔反法的觀念決裂。”郭沫若一見張春橋,搖晃着他的手連聲說,“主席給我寫的幾首詩全看到了。我都會背了。”說完,還當真背了兩首:“郭老從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產黨,崇拜孔二先。”“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事業要商量。祖龍魂死秦猶在,孔學名高實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讀唐人《封建論》,莫從子厚返文王。”

  張春橋看到他比較緊張,就說:“郭老,我們這次來就是要告訴你,雖然要批判你過去的錯誤思想,但是毛主席還指示我們要保你。批和保,都是為了鞏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而不是為了把你老人家打倒。這點,我們可以明確地告訴你。”

  “好好,毛主席英明偉大呀,我早在文化大革命剛剛開始的時候,就宣布過我過去寫的那些東西,都應該統統燒掉。我這個觀點沒有收回。”郭沫若說:“我對毛主席的指示從來是堅決執行和深刻領會的。作為一個文人,我沒有多從政治需要來作學問,這是一個缺點。要不是老了,我會和你們一道來搞這場鬥爭的。”

  江青說:“主席讓我們來看看你,一是告訴你一下,中央要批林批孔,這是徹底清除修正主義垃圾的一個重大措施。二是希望你也行動起來,寫一點文章,爭取儘早和那個反動的孔孟之道劃清界限呀。主席希望你能繼續革命。這也算是對你的一個重新做人的開始。你的意見怎麼樣?”

  可以看得出來,郭沫若滿臉不悅,但是沒有發作,只是說:“我倒是想寫點東西,但是力不從心,年紀大了,抓不起筆來了……”

  張春橋對郭沫若從來是看不起的。他從青年時代起,就開始研究馬克思主義,就下決心要創建一個屬於無產階級的文化領域。但是他崇尚魯迅而厭惡郭沫若。在他的眼裡,這位太陽社的創始人不過是一個革命高潮來時喊口號,革命進人低潮就溜走的投機商而已。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年紀只有十七歲的他專門寫了一篇文章《關於藏克家》,其中幾句話,就掃了郭沫若一下子:

  “以《烙印》那冊詩集而成名的青春詩人臧克家在最近已經算是頗為沉默了,臧克家並沒有能夠完成時代賦予他的任務。在《烙印》沒有結集以前他也的確曾經寫過許多不好的詩,所謂不好的詩,便是說他也吟酒弄月過的。假如說他現在正作長篇的史詩,我們也不感到可喜。現階段,‘天災人禍’下的我們,對於自身的感受不說,而借古代的事情來寫作,這無疑是故意拋開現實去尋求過去,用過去來表現現在。這是百分之百的不正確。郭沫若是一個時期這樣作的。他作品裡裝滿了作者的熱情,借古代的屈原、聶瑩等來表現他的思想。表現是表現了,卻並不能人人那麼感動。對於克家我們也是這般想。我們只希望克家對於自己看重些。”

  文化大革命剛剛開始的時候,陳伯達曾經把張春橋三十年代裡寫的一些文章送給毛澤東看,毛澤東看了以後對他說:“張春橋的文章寫得有骨氣,有思想,並沒有多少不當之處。他對郭沫若的評價很客觀,沒有絲毫的人身攻擊,是從學術出發的。當時一個十七、八歲的年輕人有如此的見解,就不容易了。”

  一九六六年八月,張春橋在和毛澤東談話時說:“我對郭老的許多觀點不贊成,有人一直要批判郭老,我都把他們的文章壓住了。你看可以嗎?”毛澤東說:“現在不是批判他的時候,他在學術上錯誤,政治上還是站在我們這邊的。我不想在政治上過多的使用他。他長期以來信奉的是孔夫子那一套。將來也是站不住的。”

  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九日,張春橋在上海研究革命大批判的會議上,在講到一篇《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和孔家店的反動》的文章時說:“孔夫子肯定是要批的,而且要徹底地批,不能只是開一兩槍就算完了。郭老是尊孔的,他不是一個人的問題,而是時代的一種代表,我們同他的交鋒是不可避免的,他的書遲早是要批的。但現在不是時候,毛主席已經講過,對他要講究方法,他在中國有一定的代表性,不能亂批。范文瀾老先生的《中國通史》也是尊孔的。你們可以按順序寫下去,在碰到他們的時候也不要迴避,實事求是給他們一定的評價就行了。”

  林彪事件發生以後,張春橋思考了很久,對毛澤東說:“現在,通過林彪的暴露,特別是他那個‘五七一’政變綱領的傳達,那些對文化大革命採取懷疑、觀望以至抵制、反對的人一定會和林彪們產生共鳴。以我看,肯定還是否定這場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革命,將是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內,兩個階級、兩條道路、若干政治集團鬥爭的焦點。據說,郭老認為林彪集團的滅亡,標誌着文化大革命的失敗。使我們黨的許多理論和方針宣告了破產。他的說法和理論都是錯誤的。但是,為了從根本上解決人們的思想問題,我主張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因為他們的理論核心都是尊孔的。”

  毛澤東說:“郭老的觀點好多是錯誤的,有很大的代表性。但是他在政治上沒有什麼勢力,你們不要大驚小怪。但是,他的觀點可以被一些大人物所利用。就像孔夫子被人利用一樣。我們可以再從理論的深度查一查。”

  一九七三年七月四日,毛澤東召見張春橋和王洪文時,講了許多令人瞠目結舌的話,實際上成了張春橋後來許多講話和理論的根據。

  “郭老在《十批判書》裡頭自稱是人本主義,即人民本位主義,孔夫子也是人本主義,跟他一樣。郭老不僅是尊孔,而且是反法的。尊孔反法,國民黨也一樣啊!林彪也是啊!我贊成郭老的歷史分析,奴隸制以春秋戰國之間為界。但是不能大罵秦始皇。秦始皇在歷史上有功勞,要作全面的分析。現在不讀歷史了,造反派沒有歷史的經驗怎麼能革命?”毛澤東在作了許多歷史的解釋後,話鋒轉到了現實的政治鬥爭上來了。“你們注意我們的對外宣傳嗎?現在好多的提法變了。近來外交部有若干問題不大令人滿意,我看是有什麼人認為自己可以了,沒有什麼後顧之憂了,想走走別人走過的路了。”

  這句話,引得王洪文瞪大了眼睛,但是張春橋卻非常沉着,顯得十分老練。

  毛澤東繼續說:“我經常吹什麼國際形勢是什麼大動盪、大分化、大改組。這是從根本上來講的,說明了世界革命的可能和必然。但是現在有人忽然來了一個什麼大欺騙、大主宰,是否要和我唱對台戲?我看多少有那麼一點。總而言之,在思想方法上他們是只看表面,不看實質。搞修正主義的人總是要從國內開始,從上層開始,從我們執政黨內開始。這是我的話,後來被林彪引用,大家以為是他的話,其實發明權在我這裡。現在危險的苗頭歸納起來,結論是四句話:大事不討論,小事天天送。此調不改動,勢必出修正。我現在給你們說一下,將來搞修正主義,莫說我事先沒講。”

  張春橋馬上接着說:“主席,我已經清楚了。你老人家可以放心,不管發生了什麼樣的事情,只要我還有一口氣,上海在人民的手裡,修正主義就別想得逞。”

  “所以,我今天要和你們說這些話。”毛澤東說:“從來,我就說我對上海抱有很大的希望。我為什麼讓你和文元一直在上海任職務,就是不願把上海輕易地讓出去。打起仗來,上海是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的。”

  當時。張春橋激動地流出了眼淚。

  現在,郭沫若寫詩詞來表達他對自己的仇恨,完全說明了他對當時的形勢是採取兩面三刀的態度的。張春橋想,這沒有什麼了不起,完全符合階級鬥爭的規律。到了這種時候,誰是什麼人,誰是什麼臉譜,統統都顯露出來了。

  就在這時.中央專案組的人接二連三地前來提審張春橋,張春橋一概採取了置之不理的措施。不管提審的人說什麼,張春橋除瞪他們一眼外,根本拒絕回答。

  這天,張春橋又被帶到了離他關押地很近的一間小房間裡。

  他一抬頭,楞了一下,原來對面站着一個人,是紀登奎。他對紀登奎過去並沒有什麼惡感,紀登奎從來都是積極地支持他的。但是,張春橋沒有想到他會來提審自己。

  張春橋不能不說話了:“你也參與了他們的行動?”

  “把你抓起來以後,我才知道的。”紀登奎坦然地說:“我是一個共產黨員,我得服從黨的紀律。在這個問題上,我已經失去了選擇的餘地。春橋,我希望你現實一點。”

  “你是勸降?還是審?”張春橋的眼睛裡射出令人恐怖的寒光。

  “我先不說什麼,你先看看這個,你總要對事實說點話呀。”紀登奎把一份材料遞給了張春橋,接着說:“這東西,你最有發言權,你可以說明一下嘛。”

  張春橋接過來,看得仔細:

  張春橋,山東省巨野縣人,一九一七年出生於官僚、地主家庭。其父張開益是長期為國民黨、日寇效勞的反動官僚、漢奸。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四年,張春橋在濟南正誼中學讀書期間,充當國民黨特務,積極進行反共活動,密告領導反蔣抗日學生運動的負責人和積極分子。一九三三年春,國民黨復興社在濟南建立反法西斯組織華蒂社,張春橋是華蒂社的發起人之一和中堅分子。一九三五年五月,張春橋到上海,在國民黨復興社特務崔萬秋的指使下,從事擁蔣反共活動,瘋狂反對魯迅,積極參加國民黨的反革命文化“圍剿”。一九三七年九月,張春橋返回濟南,在山東省復興社特務頭子秦啟榮指令下,由復興社特務趙福成掩護,伺機潛入我根據地,一九三八年一月混入延安。張春橋隱瞞了他的國民黨特務身份和反革命歷史,隱瞞了他的地主家庭出身和他父親的反動歷史,於一九三八年八月混入黨內……”

  張春橋看完材料,慢慢地扔到地上,嘴角露出一絲笑意,問紀登奎:“林彪整理我的那些材料你都看過嗎?和這些差不了多少。起初,他們說我是叛徒,我從來就沒有被捕過,叛徒從何談起?把我抓起來以後,找一些有問題的人寫一些顛倒是非、造謠污衊的東西,毫不奇怪,也費不了多少的力氣。這些東西,還需要我解釋嗎?不,我根本沒有必要解釋。你紀登奎應該是什麼情況都明白。”

  “我這次來,華主席讓我轉告你,只要你肯合作,向黨中央開始寫檢查,其餘的問題一切都好說。我們黨的政策從來都提批判從嚴,處理從寬的。這個你應該懂得的。”

  “檢查?華國鋒還配我給他們寫檢查?簡直是笑話!”張春橋指了指桌子上的一張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五日的報紙,上面刊登有兩報一刊的社論《偉大的歷史性的勝利》,說:“你看看你們說的是什麼,‘粉碎這個反黨集團,為黨鋤奸,為國除害,為民平憤,黨心大快,軍心大快,民心大快。’你們想過沒有?你們這樣宣傳,究竟把毛主席置於何種地位?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置於何種地位?把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置於何種地位?這樣的語言完全是鄧小平的語言!反革命的語言!在這種情況下,你們還配我寫檢查?簡直是妄想!本來我是不想和你們再說什麼的。但是,是你紀登奎來了,我免不了要和你說幾句。你別再受他的欺騙了。事情不會像你所說的那麼簡單的。”

  “但是你還應該相信,華國鋒同志為首的黨中央是堅決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的。毛主席這面旗幟,不管是誰掌了權,也是要高舉的。”紀登奎說:“你看。華主席在第二次學大寨會議的講話里說的很清楚:‘我們黨同王張江姚反黨集團的鬥爭,是在我黨歷史上又一次大的路線鬥爭。王張江姚反黨集團是一夥極右派,他們的那條反革命的修正主義路線是一條極右路線。他們右就右在披着馬克思主義外衣,搞修正主義。搞分裂,搞陰謀詭計,千方百計地篡奪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權,顛覆無產階級專政.復辟資本主義。在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革命的首要問題上,他們蓄意顛倒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敵我關係,把自己打扮成‘左派’、‘革命派’,而把堅持馬克思主義的黨政軍各級革命幹部當做他們的‘革命’對象,這就從根本上篡改了毛主席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的偉大理論。”這些話,我承認都是空的,但是你能不能從這一點做點檢查,好讓華主席對你們作出寬大的表示呢?這樣大家都好執行毛主席的路線,不讓一些別有用心的人陰謀得逞。我想你還是好好地考慮一下,從當前的大局和現實出發來考慮。”

  “不!大大的不一定!”張春橋說:“像華國鋒這樣的人到了一定的時候,除了造謠和胡說八道,他還能把歷史的真像說清楚嗎?他敢嗎?所以,到了最後,他非把毛主席的這面旗幟丟了不可。我真是沒有想到,毛主席這面偉大的紅旗就要毀在這個????旦手裡了。你回去告訴他,我張春橋拒絕回答一切問題,讓他們看着辦吧。我早就說過:赤條條來去無牽掛,你們願意怎麼說就怎麼說,願意怎麼辦就怎麼辦,反正我已經失去了一切說話的權力和自由。你們也不敢給我另外說話和寫東西的自由。”

  “這麼說,你是連一個字的檢查也不寫嗎?”

  “無錯可檢查,應該檢查的是他華國鋒,違背組織原則,違背黨的紀律,採取反革命的突然襲擊。名曰毛主席的接班人和什麼好學生,主席逝世不到一個月,抓了主席的夫人、侄兒、女兒,幾乎把主席的所有親屬統統一網打盡,他還有什麼高舉和繼承,無恥至極!”說到這裡,張春橋站了起來,背着手走到牆角。等他再回過頭來的時候,紀登奎早已離開了。

  桌子上留下了一份文件,還是那篇華國鋒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第二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上的講話。名曰學大寨,其實文不對題,講的全是所謂四人幫的罪狀,張春橋稱是“東拉西扯,完全不能自圓其說”的傑作。

  一陣風吹了進來,那篇文章掉到了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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