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張春橋的歷史是這樣嗎？

　　審理張春橋的歷史時，華國鋒就有明確的指示：“一定要把張春橋的歷史從頭到尾審查清楚，他的問題一個都不能放過，他的醜行一定要充分地揭露。要細，要快，要把所有與他有關的叛徒和特務都利用起來。我就不信他沒有重大的問題。他說他是清白的，鮮紅的，我們一定要給他還其墨黑和發臭的本色。”

　　汪東興也說：“我們的專案要是搞得不過硬，就會給他們的黨羽留下了復辟和翻案的機會，一定要把他們砸死。就像當年毛主席領導我們給劉少奇定案一樣，‘叛徒、內奸、工賊’這三頂帽子給劉少奇一戴，他就永世別想翻身。對張春橋和姚文元、江青也是一樣，首先是按他們的叛徒，定不成叛徒挖特務問題，最次他們也是新生的資產階級分子。這是一定要抓準的。”

　　因為“四人幫”專案組的成員都是政治局委員，所以汪東興這個專案組辦公室主任實際上就擔當着具體工作的重任。

　　從張春橋的歷次填寫的歷史記載：

　　一九三九年，張春橋廿二歲的時候，在《人員登記表》裡填寫的家庭情況是：“父：小職員，母：無業。”到了一九四四年，他在親筆寫的例行《反省自傳》裡，提到他的父親時寫道：“我的父親，在二十幾歲時考上了郵務員，當了三等郵政局長。他是一個一生不得志的知識分子。我剛到延安填表時，在出身欄中，我寫了中農。應填城市小資產階級。”在一九五二年填寫的《黨員登記表》裡，他又寫道：“父親一代是醫生，近二十年來一直在國民黨——日偽——國民黨機關作醫生。家庭經濟情況，如同一般城市小資產階級一樣，靠薪金維持。”

　　經過文化大革命後，一九七三年中共第十次代表大會的代表名冊上，張春橋在填寫家庭出身的時候，便寫成了“自由職業者”，本人的成分也寫成“自由職業者”。

　　在他歷次所填寫的表格里，都寫道：“沒有參加過任何反動黨團、反動軍隊和迷信團體。”在一九五零年的《簡歷表》中，他寫道：“一九三六年四月在上海吳成志、林福生介紹入黨。一九三八年八月在延安經顧光斗、雄飛介紹重新入黨。一九三九年二月轉正。”

　　華國鋒把他的歷史看得很詳細，他看到這些時問汪東興：“從這個表里，好像張春橋在十九歲時就在上海參加了中國共產黨，為什麼還要在一九三八年在延安重新入黨呢？他是否脫過黨？或者叛過黨？”

　　張春橋的這段入黨的歷史，林彪早就派人秘密調查過。上海紅革會兩次炮打張春橋的時候，把他的有關情況弄得滿城風雨，老幼盡知。汪東興早就從他們的材料中熟悉了張春橋的歷史，他對華國鋒說：“他一九三六年四月加入的那個黨是非法的，沒有經過上海地下黨的同意和批准。這個所謂的‘預備黨員委員會’是叛徒宋振鼎組織的，其成員不少是從國民黨蘇州反省出來的自首叛變分子和脫黨分子。不久，被當時上海黨組織發現。由吳仲超同志代表黨組織宣布予以解散，並責令宋振鼎通知了所有參加這個組織的人，也通知了張春橋。張為了掩蓋他的歷史。一九三八年在延安入黨以後，仍把參加這個組織作為他參加共產黨的時間。”

　　紀登奎在旁邊插話說：“毛主席知道這個情況，曾經對周恩來說過：‘春橋的歷史是鮮紅的，無可指責。林彪抓住他老婆的變節行為大作文章，目的是為了整垮春橋。這沒有多大的意思。春橋的老婆左右不了大局，我們還要給出路嘛。就是對所有的叛徒、被俘人員，除了不准他們重新入黨外，都還要給出路的。’根據這個情況，張春橋這樣填寫表格，沒有多大的錯誤。”

　　華國鋒還是認真地看了專案組搜集回來的幾張證詞：

　　一個是宋振鼎，也就是當年化名吳志成的人於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廿五日寫的證明：

　　“我一九三二年九月被捕，一九三五年七月從蘇州反省自首出來後去上海。一九三六年四五月間，我化名吳志成與原社聯林福生(從蘇州反省院出來的)、王德明等成立中國共產黨上海預備黨員委員會，曾經我介紹張春橋參加為預備黨員。這個組織沒有黨的組織領導，是我們自己成立的。成立不久，上海黨組織派吳仲超找我談話，指出這個組織是非法的，叫立即解散。我們當即解散，並通知到所有參加的人，也通知了張春橋。此後，我再未介紹過張春橋入黨。”當年和宋振鼎談話的吳仲超，現在是北京故宮博物院的院長，他也寫了一個證明：“一九三六年在上海，宋振鼎同一些叛變自首、住過反省院和不三不四的人成立了一個預備黨員委員會，這是個非法組織。由我通知宋振鼎，宣布取消了這個組織。解放前我不認識張春橋，文化大革命中，從外調的小將們口中才知道那個委員會內有張春橋。”

　　陳錫聯看過材料後對紀登奎說：“這說明不了張春橋的任何問題，只能從旁邊說明，張春橋是老實的，把當時的情況都寫明了。此外，還說明什麼呢？”

　　紀登奎把張春橋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四年在濟南正誼中學讀書期問所謂充當國民黨特務的材料遞給陳錫聯，他特意提醒道：“這是一個罪犯寫的揭發材料，說張春橋在十五、六歲的時候就受命監視和密告領導反蔣抗日學生運動領導人，我對此材料的真實性表示懷疑。現在這場揭批清查運動比任何一次鬥爭都可怕，搞些偽證可是隨時可能的。”

　　陳錫聯不動神色地審查了那篇唯一的交待和揭發：

　　“我叫徐伯璞。又名稱徐寶琦、徐立椿。今年七十五歲。山東省肥城縣人。一九二四年參加國民黨。擔任過國民黨中央駐綏遠特派員，山東省黨部委員，中訓團區黨部委員，教育廳政治指導員，山東省濟南正誼中學校長，偽教育部科長等反動職務。追隨CC特務頭子陳立夫、陳果夫幹了近二十年。一九三二年我當濟南正誼中學校長時，張春橋是我校五五級學生。他同我關係很好。當時，張在學生運動中，表面積極，暗中告密，是個兩面派人物，經常同復興社分子學校訓育員黃僖棠、范貫三等接觸。”

　　“一九三三年，正誼中學有一次舉行周會時，有一部分學生散發傳單，鼓動罷課，要求抗日。這時張春橋曾向我密告我校領導學生運動的程鳴漢、鹿效曾、鄭慶拙等學生。我將這幾名學生的活動的表現，向偽教育廳作了報告。後來我以‘煽動罷課、侮辱師長’為藉口，將張春橋告密的幾個學生開除了，並將程鳴漢等人活動情況告訴了法院法官胡性孽，要他們嚴加懲處。不久，反動當局以共黨分子名義，逮捕了程鳴嘆，在審訊中嚴刑拷打，判處無期徒刑，死在獄中。這件事，一九五二年我在南京判刑時。做過部分交待。”

　　徐伯璞的這個親筆揭發的落款日期是一九七七年二月七日。

　　負責審查這個專案的人員還找到了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四日南京市軍管會對徐伯璞的判決決定書，判決書所列的幾條罪行里，確有所說的一九三三年國民黨當局開除、逮捕濟南正誼中學領導抗日的學生負責人的這條罪狀。但是，紀登奎等人認為，只憑徐伯璞一個人的證詞，很難說明這幾個抗日愛國學生就是張春橋告密的。他問汪東興等人：“還有張春橋參加特務的證明嗎？還有他告密的其他文字或人證嗎？”

　　沒有任何人敢於回答紀登奎的問話。

　　汪東興過了幾天，給所有的政治局委員發下一套稱為關於張春橋參加國民黨復興社的法西斯組織華蒂社的各種材料和證明。這些文件證明：一九三三年春，張春橋確實同國民黨復興社分子李樹慈和馬吉峰等人在濟南發起成立華蒂社，並創辦了《華蒂》月刊。

　　其中最可靠的第一手原始證據，是一九三四年上海《文學》月刊七月號報道的濟南消息：

　　“華蒂社：成立於一九三三年春天。最初社友有二三十個人．如李樹慈、金燦然、馬峰、吳稚聲、張春橋、孫任生等，都是發起人。華蒂社最發達的時候，社友達六十餘人，出版了兩個周刊，一個月刊。”

　　此外，一九三四年天津《當代文學》一卷五期刊登的《濟南通訊》上也報道過：“從前有很久歷史的‘華蒂社’，曾一度出過三期的月刊，社員有五六十人。馬吉峰、張春橋等，他們在從前都是華蒂社的中堅。”

　　紀登奎從上海紅革會等群眾組織送上來的材料里，看過一九三三年濟南出版的刊載有張春橋文章《銀鈴》、《秋》的《華蒂》月刊。對這個存在很短時間的組織有所了解。當時只有十六歲的張春橋只是一個文學愛好者，他怎麼能參加什麼法西斯組織呢？這個組織除了寫作辦刊物，並沒有任何活動，怎麼叫法西斯呢？

　　偏偏有兩個罪犯的證明材料：一個是李樹慈於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三寫的，另一個是反革命特務分子在一九六八年六月廿七日寫的，都具有一定的說服力。所以，紀登奎看得相當認真，並作了一定的調查研究。

　　李樹慈寫道：“我是一九三三年在濟南由黃僖棠介紹。參加‘中華革命同志會’的，後轉為復興社。在山東省的國民黨復興社正副頭目是秦啟榮、黃僖棠。一九三三年春夏，黃僖棠授意我，以編文藝刊物為誘餌，收買拉攏一批青年學生，成立了‘華蒂社’。這個組織是由我和張春橋、馬吉峰等人發起的，刊物也以《華蒂》為名。‘華蒂’暗含‘中華法西斯蒂’之意，以便這個反動組織的政治性質更加明確。我是‘華蒂社’的負責人，也是刊物的主編。開始，在國民黨報紙《歷下新聞》副本刊上出版《華蒂》周刊，後由黃僖棠向復興社要求，批准每月三十元的印刷津貼，編印出版單行本《華蒂》月刊，出版了三期，均由復興社經營的午夜書店印刷、發行。《華蒂》周刊出版後，黃僖棠就叫我寫一份‘華蒂社’社員名單交給他，以便上報復興社南京總部。名單中有張春橋、馬吉峰等十餘人。‘華蒂社’的任務是為復興社的反動政治服務的。其宗旨是：鼓吹所謂‘民族主義文學’，反對以魯迅為旗手的左翼文藝運動和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強調‘國家統一、民族統一’，擁護蔣介石反共、配合反革命的‘圍剿’。復興社給我的任務是：利用編這個所謂文藝刊物，為國民黨反動派跟共產黨爭奪青年，抵制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青年運動；通過分發、推銷《華蒂》月刊跟學生聯繫，探聽共產黨領導的學生運動情況，為復興社提供情報。張春橋是‘華蒂社’中堅分子，積極為‘華蒂社’發展組織，介紹了陳慶璋參加‘華蒂社’。張還模仿被魯迅一再痛斥的‘第三種人’的情調，給《華蒂》刊物寫了五、六篇稿子。他還拿着《華蒂》刊物到各學校去分發、推銷。”

　　陳錫聯指着這篇東西問道：“你看這個材料可信嗎？”

　　紀登奎搖搖頭：“很難完全相信。裡面的很多語言都是現在流行的，當時不會是這個樣子。張春橋當時作為一個十六歲的中學生，不會和他們搞到一起的。但是，作為一個文學愛好者和他們建立投稿的關係是可能的。這怎麼能叫參加法西斯組織呢？罪犯肯定是受了威脅、恐嚇或者刑訊逼供的情況下寫的。這個我有一種預感。不過，現在講這些沒有多大的意義。”

　　“我對馬吉峰的這個材料可是有點迷惑，他一九七零年已經病死。可材料是一九六八年六月廿七日寫的。這說明是有人讓他寫的，究竟是什麼人讓他寫的呢？”陳錫聯把一份材料擺到紀登奎面前，充滿疑慮地問道。

　　紀登奎又仔細地把署名“馬吉峰”的節錄材料閱讀起來：

　　“抗戰前李樹慈(束絲)、孫耀南(任生)組織‘華蒂社’，是要把濟南各學校的文藝團體統一起來，把濟南各學校的愛好文藝的青年都集中在他們的領導下。這種情形是與山東濟南的國民黨反動派內部的‘CC派’與‘復興社’的鬥爭有密切關係。因為當時國民黨反動派的‘復興社’抬頭了，它要把它的魔爪伸到各個角落去。‘華蒂社’就是在這種目的下組織起來的。當時參加的正誼中學張春橋、第一師範的孫耀南，濟南高級中學的李束絲(樹慈)、金燦然(欣聲)等等。”

　　“金燦然(欣聲)在‘華蒂’快垮台的時候，大概是一九三三年，對我說：‘吉峰，你知道‘華蒂’是什麼意思？’‘它不是what的譯音嗎？’‘你把它看得這麼簡單了，華蒂，這是中華法西斯蒂的含義！’‘這成了復興社的組織了！’這就是他們的組織，不然的話，黃華棠、黃僖棠他們能出錢！’”

　　“上述所供事實，完全屬實。”

　　紀登奎向汪東興詢問有關情況時，汪東興作了解釋：“這個筆供里的人員是這樣的，馬吉峰，又名馬峰，是個反革命特務分子。早在一九五九年被我逮捕判刑勞改，一九七零年病死了。這個筆供是專案組從山東省公安機關的檔中查出的。孫耀南，現在山東省。金燦然，已死。黃華棠，已經逃到了台灣。這個材料不會有假的。”

　　紀登奎說：“如果僅憑這些東西要定張春橋是個國民黨的特務分子，很難。因為他寫的作品人們都看過，將來我們的後人也是要研究的，張春橋的作品是沒有什麼問題的。這些材料說明不了多少問題。另外，馬吉峰的材料其實說明了‘華蒂’的來源，是英文what的諧音，是中文‘為什麼’的意思。這個解釋是有可能的。我好像在一次批林整風的會議中聽到過張春橋的講述。”

　　“現在顧不了那麼多了。就是弄清這些羅嗦事也是以後的問題。”汪東興滿臉不悅地說，：現在我們的任務就是採取一切措施打好揭批‘四人幫’的第三個戰役，徹底把他搞臭，不給他們的餘孽以半點喘息之機。”

　　紀登奎馬上想起了華國鋒對一九七七年發出的戰鬥任務。就是要採取一切手段，把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和姚文元搞臭，摧垮。華國鋒說明很明確：“揭發批判‘四人幫’是一場政治大革命。兩個月來，揭批‘四人幫’的群眾運動已經普遍展開，形成高潮。明年應當搞得更好。要立場堅定，旗幟鮮明，放手發動群眾，造成革命聲勢，從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深入地徹底地揭發批判‘四人幫’篡黨奪權的陰謀。接着要揭發批判‘四人幫’的反革命面目和罪惡歷史；要揭發批判‘四人幫’反革命的修正主義路線的極右實質及其在各方面的表現；還要從哲學、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理論上進行批判。通過揭發和批判，徹底肅清‘四人幫’在全國各條戰線的流毒和影響……”

　　但是，只有紀登奎深深地感到很難。專案組除了找一些已經定案的罪犯作一些證明外，其餘的第一手原始證據基本上是空的，沒有任何有價值的東西。要想說明張春橋是什麼特務，除非赤裸裸地製造假證據。而這些又是很困難的。像那些沒有說服力的東西，搞得越多越不能令人相信。誰都知道，現在找幾個犯人或有問題的人，在刑訊逼供或威脅利誘之下，讓他們說什麼，他們都會說什麼的。

　　紀登奎認為最可笑的，應該引為歷史上奇文的，是原軍統特務陳藍蓀於一九七六年十月廿三日寫的一個證明，完全是文不對題的東西，卻讓汪東興當成了寶貝。這篇東西想證明張春橋是特務，於是這樣說道：

　　“我看了《人民日報》登載的《一個地地道道的老投降派》一文後，知道狄克就是張春橋，他的那篇反動文章《我們要執行自我批判》就刊登在崔萬秋主編的《大晚報》副刊《火炬》上。現在將我知道的崔萬秋揭發如下：

　　‘崔萬秋，現年七十多歲，人稱‘崔大麻’。早在三十年代，他在上海參加了蔣匪軍統特務機構和反動青年黨，為軍統頭子戴笠收買成為軍統秘密情報人員，充當文藝界的密控，以極左姿態出現在上海文壇，利用其職業掩護，收集左聯和地下黨的情報，分裂、破壞進步文藝陣營，並發展運用人員，建立軍統情報‘內線’，是反對左聯和迫害魯迅先生的主要幕後人之一。上海失陷前夕，崔暗受軍統頭子戴笠、王新衡指示，由上海、南京到武漢，後到重慶，主編《時事新報》副刊《青光》，繼續進行特別活動。戴因崔萬秋在上海、重慶文藝界從事秘密情報活動有功，派他為軍統局‘國際情報專家’、偽國際宣傳處長，外事局長董顯光充當副手，上海臨解放前，董匪顯光逃往台灣任匪外交部長，崔萬秋隨其逃到台灣。”這個證明能說明什麼呢？既然崔萬秋是以中左派的面目出現的，又辦了一個文藝刊物，張春橋作為一個左派青年，給這樣的刊物投稿並發表作品，又能算什麼呢？陳藍蓀作為一個七五年被寬大釋放的原軍統特務的這篇證詞，應該是可信的。他沒有說明張春橋就是軍統特務，正是因為他不了解情況而決不胡說。紀登奎這樣想道。

　　相比之下，當年曾經在上海呆過的現任河南省文化局長的於黑丁的揭發就顯得蒼白無力了。紀登奎這樣想着，把於黑丁的那篇揭發連看了三遍：

　　“反黨分子張春橋三十年代在上海投靠反動文人崔萬秋，是其反革命活動的一個側面。張春橋所寫攻擊魯迅的反動文章《我們要執行自我批判》，就是發表在崔萬秋主編的《大晚報》副刊《火炬》上。《大晚報》是孔樣熙出資辦的一個反革命輿論陣地。張春橋一到上海就認識了崔萬秋，並且積極為《大晚報》效勞，是有其政治背景的。張春橋的《我們要執行自我批判》發表後，他曾對我說，這篇東西寫好後是交給崔萬秋的，崔認為文章寫得不錯，提出文藝創作方面的重要問題，這些問題，可以展開爭論。而當這篇東西受到魯迅批判後，他又惡毒攻擊魯迅是‘小題大作’，是劃‘小圈子’，‘陷於宗派之中’等等。他還說，崔萬秋也不同意魯迅的做法。吹噓‘崔萬秋為人是不錯的’張春橋這些反動活動是得到崔萬秋的支持的。”

　　這些東西，紀登奎也持懷疑態度，他試探地問汪東興：“這個於黑丁當年是什麼人”和張春橋又是什麼關係？張為什麼會和他說這些話？我們都需要認真地落實和調查。對張春橋和江青等人的任何材料，都必須嚴肅、認真，不能出任何的差錯。要經得起歷史的考驗呀。”

　　汪東興這會可是對他不客氣了：“紀登奎同志，我看你在揭批‘四人幫’的問題上可是思想右傾的厲害，你是不是擔心‘四人幫’會翻案？我可以告訴你，他們是絕對不會的。他們天怒人怨，幹了那麼多的壞事，你想想，人民會讓他們翻案嗎？這一點，華主席也考慮好了，寧可把政權交到鄧小平手裡，也是絕對不能讓‘四人幫’再上台的。你只要明白了這點，就可以想象到我們該怎樣辦了。”

　　紀登奎不再吱聲了。他在默默地閱讀着另一篇揭發，是一個叫徐錫駒的歷史反革命分子的。這個人，解放後曾經被判刑，現已刑滿就業。他在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三十日寫道：

　　“一九四六年春，我在上海和崔萬秋合編《筆》月刊時，曾改篇小說《八月的鄉村》為電影劇本，初稿寫成後，我就送給崔看，要他同意。但崔萬秋反對我改編劇本和拍攝成電影。崔萬秋對我說：‘魯迅作序的《八月的鄉村》，是被國民黨反對的。在魯迅作序的《八月的鄉村》出版後，我當時在《大晚報》就組織狄克寫《我們要執行自我批判》的文章反對過魯迅，魯迅寫了《三月的租界》來反擊，引起了一場論戰。我看見這部小說就有氣，你扣它做什麼！”紀登奎看了以後，對陳錫聯、吳德說：“我看這樣的材料大多站不住腳。看起來好像說明了些問題，實際上都是虛的。這些人的證詞，大多帶有想立功的味。張春橋的歷史果真是這樣嗎？我們和他的鬥爭，可不能因為部分材料虛假最後給我們來個徹底否定呀！”

　　聽得出來，紀登奎說這些話歸根結底還是為了華國鋒的領導地位的鞏固的。但是，卻引來了一些人對他的猜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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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紅旗永不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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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沉默是無奈 也是最好的武器

　　“張春橋，你是不是叛徒？我們暫且不提。但是，你總不能否定你的老婆文靜是叛徒吧？你和文靜的關係，總該向黨中央交待吧？現在中央審查你的這些問題，你應該老老實實地向專案組的人員講述清楚。”

　　張春橋聽完了汪東興的這句話後。已經清楚了他們的全部用意。不錯，文靜是在歷史上有變節行為，這在上海不能說是家喻戶曉，也可以說是有相當的一些人都知道這些情況。他在一九七二年的政治局會議上也主動介紹過自己妻子的問題。更重要的是，他早在文化大革命前就和江青匯報過文靜的問題。一九七六年七月，毛澤東到了上海，問起張春橋老婆的現狀時，張春橋說：“文靜同志實際上比我大一歲。她一九一六年三月廿六日出生在一個資產階級家庭。她年輕的時候追求革命，十七歲就參加了共青團。後來在天津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一九四二年，她到了晉察冀邊區，先在中共中央北方分局黨校學習，然後到北嶽區黨委宣傳部擔任宣傳幹事。但是，在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八日，日寇大掃蕩時在園坊村負傷被敵人抓走。

　　她由平山被押解到石家莊，先關在日寇憲兵司令部，後又押到日寇一四一七部隊，在監獄裡關了半年以後，她動搖自首，叛變了革命，為敵人作宣傳工作，達半年之久。對於文靜的問題，我已經多次向組織作過說明，我幾次想和她離婚，但是考慮到各方面的影響，我還是遲遲沒有行動……”

　　毛澤東微笑着說：“不離她也好，一個家庭里也要有個包羅萬象嘛。當然，文靜也是要革命的嘛，她後來的表現就不錯。我們對她也要一分為二地看問題。對所有犯錯誤的人，都實事求是地看他們的表現。只要不是死硬地反對革命，我們都要團結，都要給出路，當然有變節行為的同志不能和一直堅定革命的人一樣。”

　　“你看我是否和文靜分居好呢？”張春橋像小學生似的在請示毛澤東。毛澤東哈哈大笑：“已經二十多年過去了，再分居有多大的意思？我看這個問題以後再說吧。”

　　現在，這個問題終於又擺到桌面上來了。不過，張春橋清楚，這回可不是因為文靜連累了他，而是由於自己又牽扯上了文靜。革命了幾十年，最終還是受了她那個歷史問題的害。不過，這也是順其自然的事情。到了這一步，就是再說什麼也無濟於事的了。

　　汪東興得意地對張春橋說：“你表面上說，你與文靜已經劃清了界限，實際上你在政治上和生活上一直保持密切的關係。在文化大革命中，你還派她擔任了重要職務，是上海市革委會專案工作和清查敵偽檔案的負責人之一。後來她表面上不擔任什麼職務了，但仍參與上海市的領導。對此，你還有什麼話要說？”

　　張春橋的眼睛一直盯着汪東興，但是他一句話也不說。

　　畢竟是一個壕里呆過的，汪東興受不了那雙眼睛的刺激，也覺得尷尬了，就把一份材料扔到張春橋面前，說：“你可以一個字不寫，但是你的老婆可是要寫的。你可以看看他們的揭發材料和交待，也許對你是個啟發。”

　　本來，張春橋是什麼話也不計劃和他們講，什麼材料也不看他們的。但是聽說是文靜寫的東西，他還是拿來看了，而且看得很詳細：

　　“我和張春橋於一九四三年秋確定戀愛關係後調離工作，同年十二月在掃蕩中，我被俘自首叛變。這段歷史，我曾寫信告訴張春橋，對他絲毫沒有隱瞞，張與我於一九四六年結了婚。一九六七年張曾經提出離婚，但同時又說，你還可以好好工作，有事可以寫信給我。一九六八年上海‘炮打張春橋事件’以後，張春橋去北京回來，就不再提離婚問題，而是想辦法把我包庇下來。後來，姚篷子死了，張春橋找姚文元的老婆金英談姚母的安置問題，他叫我一起聽聽。他說：還是接來，住在一起好，免得住在外面，被人家揪住更不好。我當時意識到對我也可能採取這個辦法。有一次他對我說：‘也不會為這個問題打倒我’。在整黨期間，張春橋又包庇我，叫我請假休息，逃避整黨。有一次王洪文對我說：‘你的問題拖着吧，反正沒有開除黨籍。”現在看來，‘四人幫’都參與了這個問題。張、姚二人的直系親屬中有叛徒問題，這對他們非常不利，所以就共同商討對策。”

　　張春橋看完後，特意注意到日期是：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日。

　　汪東興問道：“這個問題總不是我們造謠吧？這是鐵的事實。”

　　張春橋把文靜親筆寫的影印件扔給汪東興，微微笑了笑，還是沒有說什麼。

　　“你還想看看你的同志的交待和揭發嗎？”汪東興帶有嘲弄的口氣問道。不待張春橋答話，他就把另一份揭發材料叫旁邊的人遞到了張春橋手裡。

　　張春橋毫不客氣地看了起來：

　　“在反黨分子張春橋的蓄意包庇下，張的老婆、叛徒特務文靜，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先後擔任過上海市革委會辦公室、材料組、聯絡組等要害部門的負責人，管過專案，抓過全市動態等項工作。為此，我曾收到機關革命同志的來信，說文靜歷史上叛變過，不應擔任重要工作。我把信交給張春橋看，張看後即把信交還給我，根本不置理。後來，從河北省來了外調人員，要調查抗戰時期和文靜一起關在日本憲兵隊的另一個人的情況，並要了解她們為憲兵隊工作的情形，也為張春橋所拒絕。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二日，市革委組織有兩位革命同志看了一下文靜的檔案，並說了幾句懷疑張春橋歷史的話。在張春橋的指使下，王洪文、馬天水、徐景賢、王少庸、王承龍等商量，由徐景賢等到組織組取走文靜的全部檔案，密封在市革委檔案室，並由王洪文派金祖敏徹底改革了組織組，對兩名革命同志進行殘酷的打擊，整了他們八年之久。此後，張春橋表面上授意文靜不再擔任任何工作，但她實際上仍過問聯絡組的工作，並經常把當時專案辦公室的負責人等找到家裡出謀劃策。在王洪文主持市委工作期間，王還常到文靜家裡去，以看望為名，商量工作……”

　　看到這裡，張春橋強咽下一口粗氣。正想發作，猛抬頭看見汪東興的眼睛正緊緊地盯着自己．眼神是那樣的幸災樂禍。他按捺住了自己的激動．繼續往下看：

　　“一九七二年底，張春橋回滬時找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密探。王洪文談了文靜的政治歷史聞題，並說張要和文靜離婚，徵求馬、徐、王的意見。但王洪文回京後，文靜仍通過子女繼續和張保持密切關係。一九七五年六月反黨分子姚文元來上海時，還專門設宴單獨宴請了文靜。據馬天水說，他早就看過了文靜寫給江青的一封長信。交代文靜自己的嚴重政治歷史問題。但在馬天水主持上海工作之後，繼續讓文靜到市委保密室看絕密文件，享受常委、副主任的政治待遇；並讓她聽取市委召開的黨員會議的重要傳達等。對這些做法，我和王秀珍以及其他常委也都是同意的。市委辦公室還一直給文靜發文件。王張江姚和我們這些‘四人幫’的餘黨，十年以來，長期包庇、窩藏文靜這一叛徒、特務，犯下了滔天的反革命罪行。”

　　張春橋一看最後的簽名，原來是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