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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東兵：《張春橋在獄中》（第15章——20章）
作者: 望星海
日期: 2007-02-14 10:44
第十五章 什麼起訴書 純粹是胡鬧
張春橋終於冷靜下來了。現在不是說華國鋒、鄧小平實質上已經從口頭上都要徹底翻文化大革命的案，連劉少奇的案都翻了個底朝天。毛澤東親自領導的十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和結局，從現在起，已經徹底地喪失得乾乾淨淨了！回想四年前華國鋒剛剛上台，他高叫的那些“繼承毛主席的遺志”呀，“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呀，“繼續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呀，“華主席是毛主席的好學生”呀，不都像塗在他臉上的令人發笑的油彩嗎？
時間才是最無情的法官。剛剛四年，究竟誰是真正執行毛澤東的路線的人，誰是要修正毛澤東的路線的人，已經一清二楚了！
還在檢察院的特別檢察官審訊他的時候，有個檢察官就把《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關於為劉少奇同志平反的決議》給他宣讀了一遍。
儘管張春橋一言不發，但是他對決議的每一字都聽得特別清楚：
“林彪、江青、康生、陳伯達等人，出於他們篡奪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顛覆無產階級專政的反革命目的，不但對關於劉少奇的錯誤認識和錯誤處理的形成，起了極為惡劣的推波助瀾的作用，而且利用這個錯誤，憑藉其所竊取的權力，蓄意對劉少奇同志進行政治陷害和人身迫害，並把一大批黨政軍領導幹部誣陷為‘劉少奇的代理人’，統統打倒和進行了同樣的迫害……”
“根據以上複查的結果，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認為，原審查報告給劉少奇同志強加的‘叛徒、內奸、工賊’三大罪狀，以及其他各種罪名，完全是林彪、江青、康生、陳伯達一夥的蓄意陷害。八屆十二中全會據此作出‘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撤銷其黨內外的一切職務’的決議是錯誤的。”
“劉少奇同志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是為共產主義奮鬥終生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幾十年來，他作為黨和國家卓越的主要領導人之一，對我黨的建設，對我國民主革命、社會主義革命與社會主義建設，都有不可磨滅的功績。他對黨和人民的事業是忠誠的。他把畢生精力貢獻給了我國的無產階級革命和建設的事業……”
聽到這裡，張春橋忍不住冷笑起來。
“你笑什麼？”檢察官的眼睛是嚴厲的，他覺得自己受到了極大的侮辱。
就在這一剎那，張春橋恢復了原來的神態。仿佛壓根兒就沒聽到什麼話。
“張春橋，我們奉命對你的問題進行檢察，我們也給你念了黨中央的有關決議。你聽了以後，可以針對你的活動，把你認為有罪或者無罪的根據，給我們一一地講清楚。這既是對你負責，也是對黨和國家的利益負責。你聽明白了嗎？”
張春橋就像一尊大理石精工塑造的石雕，臉上沒有任何表情。
“我們是嚴格依照事實辦事的，不是你的問題，我們決不給你強加。是你的問題，我們也希望你不要推卸。”檢察官還是耐心地給他講述着那一套早以背會的道理，既沒有加，也沒有減。完全是按照預定的腳本在進行着。這一套，哪裡能瞞得過張春橋的眼睛？他很清楚，即使自己在這裡把理由說得雄辯無隙，當局照樣定自己的罪。與其浪費口舌，不如坐在這裡聽其自然……
是的，在打倒劉少奇的整個過程中，江青、康生是起了決定性的作用。林彪早就對劉少奇有看法，所以必然對毛澤東的意圖要採取推波助瀾的作用。而陳伯達是在看準了毛澤東的思想變化後，迅速採取了迎合和投機的措施而已。
其實，在打倒劉少奇的整個過程中，葉劍英、陳毅、徐向前、楊成武等人同樣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張春橋雖然那時沒有在這個重大關鍵問題上發揮什麼作用，但是，他對當時的許多情況是瞭如指掌的。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毛澤東發表《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以後，毛澤東同劉少奇的分歧和矛盾開始日益表面化。但是，毛澤東從策略和鬥爭的藝術出發，還一直在講：“劉少奇的問題還是人民內部矛盾，只要他肯改，還是可以變過來的。這個就需要大家幫啊，其實需要他自己改，不要搞兩面派。”
到了這年十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劉少奇和鄧小平分別作了檢查。在小型的批判劉少奇和鄧小平的會議上，發言的主要是葉劍英、陳毅、聶榮臻等軍隊上的幹部，中央文革小組的人大多對他的歷史不清楚，開會時也只是老在後面坐着，根本輪不到他們講話。這時的批判會，是由林彪親自主持的。向毛澤東匯報也是他和葉劍英、徐向前等人進行，其他的人根本插不上話。當時，毛澤東曾經指示批判會停止再開，說：“再開下去，劉少奇和鄧小平就成了反革命了！”
那時，江青一開始的態度是：“劉少奇的大字報不要上街。我們要聽毛主席的安排。不過，劉少奇的檢討確實不像話，在幹部中沒法通過。全國人民需要一個認識過程，我對鄧小平已經認識了十幾年了，對劉少奇是一九六四年認識的。當時我覺得我們黨處在危險之中，那時我聽了他的一個報告，長達七個多小時，完全是赫魯曉夫的報告，他反對主席的調查方法，主張王光美那樣的蹲點，王光美的蹲點是假的。她是一個很不老實的人。那年她陪劉少奇訪問印尼的時候，我當時在上海，王光美來請示我，問：‘這次去能否戴項鍊？’我說：‘不必要戴了，你是一個大國主席的夫人，又是共產黨員，不必要戴。’她後來又請示了幾次，我都沒有同意。她自己也答應不戴了，後來到了印尼，她還是戴了起來。現在劉少奇的問題還是限定在黨內，造反派揪不到。清華大學貼了劉少奇的大字報，毛主席親自讓陳伯達去制止。我們應該聽主席的。”
到了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下旬，劉少奇完全拒絕了毛澤東要求進一步對歷史上的問題和指示薄一波等人人在一九三六年寫《反共啟事》等問題進行檢查，明確的指示：“我不知道為什麼我會制定出什麼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其他的同志們也說不清楚。我是稀里糊塗地被你們把我的權力剝奪了。我現在已經靠邊站了，可是全國的武鬥、群眾斗群眾的事件愈演愈烈，中央文革小組下不了台。扣到我的頭上來了。我要求中央召開全會，讓大家來討論這個問題。現在我還是黨中央副主席嘛，提這樣的要求總不過分吧？”
毛澤東聽了這些，氣憤地說：“劉少奇要反撲呀。這個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總是不甘心自己的失敗的。如果你們解除了自己的武裝，就會讓這個落水狗上岸。那時，人家就要剝奪你們自由了。中央文革小組的人，我看一個也剩不下！你陳伯達投降，人家也不要！”
這時，許多的情報反映到毛澤東的耳朵里：
劉少奇在中南海他的家裡，給好幾個省市的負責人打電話，密謀研究對付中央文革小組的辦法和策略，他的指示是：“什麼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完全是空有其名。將來的事實證明我們的辦法是對的，毛主席將來也得用那個辦法。他用全會的辦法改組了政治局常委，我們也可以用同樣的辦法改組政治局嘛。我的意見是再拖一段時間，等到他們的辦法混不下去時再說。”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中旬，劉少奇對他的女兒劉濤說：“中南海有中南海的紀律，從這裡知道的事情，不許對外講，否則你就別跑中南海。你們對強加給你們的錯誤不要輕易地檢查。真正認識到錯了再檢查。認識不到就別檢查。一切等待歷史和實踐來檢驗。”
就在這個時候，劉少奇和中央的其他一些領導人打招呼說：“現在的紅衛兵自己開始認識到誰的路線是對的，誰的路線是錯誤的了。有些學生總是沒完沒了地揪斗我們的一些幹部，動不動就是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哪裡有那麼多的反動路線！確實是有一小撮壞人要乘這個運動整我們的幹部，可以在學生中展開大辯論嘛。為什麼這個時候不搞四大了呢？要搞，讓我們的幹部子女們也站出來講話。”
毛澤東對江青、陳伯達等人說：“最近學生中出了個什麼‘聯動’，打人、抄家、替劉少奇鳴冤叫屈，張貼反動的大字報和大標語，我看有後台。最近一個時期，劉少奇活動很頻繁。你們在睡大覺的時候，人家可是沒有睡覺，而是在活動。現在是需要你們開始反擊了。過去那些保他的話該作廢的作廢，該收回的收回！”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廿七日，江青在接見北京少數派代表時，提到不宜給劉少奇貼大字報的問題時，當場就說：“那是幾個月以前，現在形勢變了。不過，你們要背對背地揭發和批判，不要死揪。除了這條，其他怎麼做都可以。現在，兩條路線鬥爭的勝負現在還沒有定呀。許多的同志為我們黨的前途和命運而擔憂。提起許多問題時痛哭流涕，確實是擔心呀。可是還有的同志在麻痹不動，不知道現在是什麼時候了。”
還在數天之前，周恩來建議中央成立劉少奇的專案組，負責審查他的問題。毛澤東搖搖頭：“現在還不到時候，可以先審查王光美。這個人的來歷是很複雜的。許多問題可以從她身上得到解釋。”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成立了“王光美專案組”。江青說：“這個人可是有特務嫌疑。早在建國初期有人就向主席建議要審查這個人，主席說：‘少奇自己考慮吧。’這些年來，劉少奇將王光美放在了很不適當的地位。竟然讓她直接參與了黨和國家的許多重大的問題。這是要幹什麼？我們相信可以通過審查弄清楚這些問題，找出合理的解釋。”
一九六七年一月的《紅旗》雜誌第一斯發表的姚文元的文章《評反革命兩面派周揚》裡，有這麼一段引人注目的話：
“鼓吹《清官秘史》的‘大人物’當中，就包括有在當前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提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他們反對毛澤東思想的反動資產階級世界觀，他們保護剝削階級，仇恨革命的群眾運動的本質，早在建國初期吹捧《清官秘史》時就表現出來了。”
這是公開在報刊上批判劉少奇的第一個信號。
一九六七年二月一日，經毛澤東審定的《紅旗》雜誌第三期社論《論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奪權鬥爭》中又這樣點道：“誰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頭面人物，革命群眾已經看清楚了。”這裡。再一次地把劉少奇等於公開點了出來。
一九六七年二月廿六日至三月廿五日，周恩來提議，毛澤東批准，中央軍委召開了軍以上會議。四月間又召開了軍委擴大會議。這兩個會議實際上就是全國全軍公開動員打倒劉少奇和鄧小平的誓師會。三月九日，康生在會議上傳達了毛澤東在一九六六年五月問同謝胡的談話和一九六七年二月同卡博•巴盧庫的談話，強調了這次文化大革命實際上就是兩個階級和兩條道路的鬥爭。暗指了黨內走資派就是劉少奇。談話明白無誤地說明：毛澤東整劉少奇，早已準備很久了。所考慮的就是，採取什麼方式，用什麼樣的突破口或在什麼時機動手的問題。這場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和整個進展，既有毛澤東的事先安排，又有他根據形勢的發展因勢利導和隨機應變的調整策略和鬥爭藝術的技巧。
二月九日和十日，陳伯達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在會上講話，公開了劉少奇、鄧小平和彭真歷史上的各種錯誤，並傳達了毛澤東關於批判劉少奇《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的指示。三月十日，康生在大會上再次批判劉少奇的一系列所謂的罪行。在他們的講話里，都明確地給劉少奇所定的罪名是：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理人。引人注目的是，他們沒有再稱劉少奇和鄧小平為同志。
這就是一個信號，是劉少奇和鄧小平的矛盾由人民內部矛盾變為對抗性矛盾的標誌。
在那次會議上講話的還有楊成武、蕭華、葉劍英等軍隊方面的負責人，他們同樣都列舉了歷史上的許多事實，揭發和批判了劉少奇和鄧小平的所謂罪行。
三月廿二日，林彪在軍以上幹部會議上發表講話，明確地提出了任務：“我們這次會議，就是要在軍隊系統裡首先肅清劉少奇和鄧小平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影響。這是保證我們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按照毛主席的部署正常進行的關鍵。通過這幾個月來的運動看，帶槍的劉鄧路線比不帶槍的劉鄧路線更危險。就是說，通過軍隊支左，暴露了軍隊的許多的問題，反映了軍隊並不是生活在真空裡面的。劉鄧路線在軍隊裡還是有着很大的影響的。如果我們不肅清，就會出大問題。”
對林彪的這個講話，毛澤東在一九六七年三月三十日下午有個批示：“林彪同志：看了一遍，很好，請交文革小組加以斟酌，然後印成小冊子發給黨、政、軍、民的基層。其作少許幾處修改，是否妥當，請酌定。”
毛澤東所刪去的，正是“帶槍的劉鄧路線比不帶槍的劉鄧路線更危險”這些話。
當時，張春橋對毛澤東的思想看得很準。他對江青、姚文元說：“主席已經把解決劉少奇的問題放到議事日程上來了。目前這個時候公開批判劉少奇可以挽救我們黨的大多數的幹部，否則就會有更多的幹部上當受害。時機可是千萬不能錯過的呀！也就是說，毛主席要我們通過批判劉少奇來促進全黨全軍全國的團結。”
三月廿八日，王力和關鋒給毛澤東送去《“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一個組成部分》(一九六六年六、七兩月清華大學工作組在幹部問題上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情況調查)。這個材料里公開點出了劉少奇的夫人王光美插手清華大學時的問題，把所有的問題或錯誤都歸結到了這一點。
毛澤東在三月廿九日批示：“此件很好，可以公開發表，並予廣播。還應調查一、兩個學校，一、二個機關的情況。請先印發參加碰頭會的同志及其他同志看一看。”
緊接着毛澤東在中央文革小組的碰頭會議上講話時，說：“現在劉少奇等人想把打擊一大片的問題扣在我們頭上，說運動打擊面太大了。其實真正要把人民群眾和大批幹部打倒的正是他自己。對劉少奇的問題可以全面看一看，不要只是限定在這次運動中，也就是說他不僅僅是五十天的問題，而是十七年的問題，甚至更長。”
一九六七年四月一日，還是毛澤東親自批准並幫助修改了戚本禹的文章《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反動影片》。這篇文章里，公開宣布：“一定要把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拉下馬，讓他靠邊站！”同時提出了八個問題，實際上等於公開了劉少奇的主要的所謂罪狀：
為什麼你要在抗日戰爭暴發前夕，大肆宣揚活命哲學、投降哲學、叛徒哲學，指使別人自首變節，要他們投降國民黨，叛變共產黨，公開發表“反共啟事”、宣誓“堅決反共”？
為什麼你要在抗日戰爭勝利以後，提出“和平民主新階段”的投降主義路線？
為什麼你在要解放以後極力反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反對農業合作化，大砍合作社？
為什麼你要在社會主義三大改造完成以後，竭力宣揚階級鬥爭熄滅論，積極主張階級合作，取消階級鬥爭？
為什麼你要在三年困難時期，與國內外牛鬼蛇神遙相呼應，惡毒攻擊三面紅旗，鼓吹“三自一包”、“三保一少”的修正主路線？
為什麼你要在一九六二年還重新出版過去那種不要革命，不要階級鬥爭，不要奪取政權，不要無產階級專政，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反對毛澤東思想，宣揚腐朽的資產階級世界觀，宣揚反動的資產階級唯心主義哲學的、欺人之談的大毒草《論修養》？
為什麼你要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提出和推行形“左”實“右”的機會主破壞社會主義和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答案只有一個：你根本不是什麼“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
所有這些，都是在毛澤東的指示或認可的情況下進行的。張春橋不只一次地和自己身邊的人說過：“在文化大革命中，不管是林彪或者是江青，還是任何人，在決定黨和國家的重大問題上如果沒有毛澤東的指示或者經過他批准、同意，而要另搞一套，毛澤東同志是不會放過你的。林彪的下場，包括關鋒、王力、戚本禹的下場，統統都證明了這一點。我們這些人之所以能夠經受得住考驗，不斷得到毛澤東的信任和支持，就是因為我們的每一步都堅決地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走的。這一點，我們能夠經得起任何人的檢驗和考驗。除此而外，我們沒有任何個人的東西。”
張春橋想到這裡，似乎坦然得多了。他下定決心，不管在任何時候，都不改變自己的立場和觀點。他準備要揚起頭來，不理睬來自任何方面的驚濤駭浪！
時間在一分一秒的接近那個歷史的莊嚴時刻。
一九八零年十一月二日，由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任命的最高人民檢察院特別檢察庭，根據彭真的指示，完成了審查《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對林彪、江表反革命集團案起訴意見書》、案卷材料、證據和訊問被告記錄，認為此案十名主犯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鑿、充分，決定提起公訴，並經最高人民檢察院委員會討論，通過了最高人民檢察院特別檢察廳的起訴書書。
十一月五日，最高人民檢察院特別檢察廳將起訴書移送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提起公訴，並將十名主犯及其案卷材料、證據一併移送特別庭依法處理。
第二天，特別法庭召開第一次全體審判員會議，討論接受最高人民檢察院特別檢察廳移送的起訴書，並通過了特別法庭規則。又過兩天，特別法庭召開第二次會議，討論決定受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件，決定向被告送達起訴書副本。
這一切，很像早已編排好的演戲，一幕幕地按部就班地進行着。
一九八零年十一月十日早晨，特別法庭指派的由各被告書記分乘十輛嶄新的小轎車，風馳電掣地直奔秦城監獄。
舉世關注的北京大審判正式拉開序幕了。
這天，張春橋似乎已經有了預感。起了床後就站在窗口望天空。活動了活動全身，吐出幾口胸中的悶氣，咬了咬牙關，好像什麼事情正在下着決心。吃了飯後，他把碗筷自己洗乾淨了。揪了揪那件黑色的中山裝棉襖，仿佛要等待着什麼。
當監管員和全副武裝的兩名警衛戰士出現在張春橋面前，把他往外邊解押的時候，他二話不說，擺了一下手作了個帶路的手勢，大搖大擺地走出監房的大門。
進了審訊室，張春橋掃了一遍身穿法警制服的法官們，耀眼的燈光對準了他，那是給他錄像的攝影機對着他拍攝電影和電視。他聽到了書記員的聲音：
“我們是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的人員，奉命給你送達起訴書副本。根據……”
話沒說完，張春橋把身子一轉，嘴裡咕囔着說：“胡鬧！純粹是胡鬧！我不要！”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二十六條規定，被告人有辯護權，你可以委託律師給你辯護，你自己也可以辯護……”
張春橋瞪了對面的書記同一眼，還是那句話：“我不接受，我根本拒絕你們的起訴書，要什麼律師？你們完全是胡鬧！”
書記員把起訴書和鋼筆遞到他面前，讓他在送單上簽字，他斷然拒絕：“不簽！我不接受，我不要你們的起訴書！”說完，張春橋就站在那裡，再也不搭理任何人了。
張春橋被押回監房後。那份起訴書由監管員給他帶回來了。監管員說：“你可以到法庭上對起訴書進行駁斥，怎麼能不要呢？你有辯護的自由嘛，不接受是錯誤的。”
“我不要這些東西！”張春橋還是那個樣子。他背轉身，不再理睬監管員。
但是，監管員走後，張春橋見監房裡沒有人了。便從桌子上拿起了起訴書，坐在床上認真地閱讀起來……
這些，都被窺望鏡里的監視人員看得一清二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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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紅旗永不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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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452
註冊：2007年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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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ID:228573 2007-2-3 21:17:38 18 樓
第十六章 他如同聆聽當年的輝煌戰績……
一九八零年十一月二十日一早，張春橋就起了床，開始在臨時的囚房裡散步。準確地說。昨天一晚上，他幾乎就沒有睡覺。他的大腦一直在思考着問題。他已經知道了，這天將是一個令全國人民，當然尤其是他永遠難忘的日子。今天他和江青等人就要接受所謂特別法庭的審判。這場他稱為是反革命的鬧劇的審判究竟要怎樣開場呢？他在盤算着今天的開庭中可能會出現的問題。他很希望在這天會出現他所希望的一種局面，但是，很難呀！
表面上，他很鎮靜，如同原來一樣。其實心裡就像沸騰的開水，不停地上下翻着。他在想，今天的開庭，會不會見到江青？如果見到江青怎麼辦？需要不需要說幾句什麼話？考慮來考慮去，他決定還是什麼話都不說，任憑當局隨意處理吧。到了法庭上，面對數以千計的聽眾，最好的武器就是壓根兒不理睬法庭的任何動作。這就意味着自己目無他們這伙烏合之眾，或者說自己就根本不承認他們有權可以審判自己！吃了午飯，自己剛小睡了片刻，就被提押到轎車裡，朝特別法庭的方向馳去。
下午三點的鐘聲剛剛敲過，設立在北京正義路一號的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的審判正式開始。這場舉世矚目的審判，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第一次，中國人民也希望這是最後的一次。這樣的日子多了，並不是一件什麼光彩的事情……
這時，早就坐在旁聽席上的近千人，紛雜的議論聲逐漸地安靜下來，當江華宣布法庭的組成人員時，大廳一下子變得鴉雀無聲了。人們一個個伸長脖子，想象着當年的那些曾經不可一世的政治巨頭們今天的風貌。這種即將揭曉的時候，就像一種特強的磁力，吸引着在場的所有的人。就連參加審判的人員，也多少顯得有些忐忑不安了。在場的有一些人早已聽說了張春橋在監獄裡以沉默為武器進行抗爭的傳說，他們今天倒想一領這位理論家的丰采。
三點零三分，江華庭長宣布：“傳被告王洪文到庭！”
隨着令下。王洪文在兩名法警的押解下，從候審室走了進來。這位被張春橋發現和一手提拔、推薦的所謂希望之星，早已失去了當年的光色，他的頭被推成立平頭，耷拉着腦袋，滿臉霉氣，精神不振地出現在久違了四年時間的人們面前。隨後是張春橋的老搭檔姚文元。可以看出，他是強打着精神盡力挺着出庭的。他的眼光不敢在眾人中掃視，邁着驚恐的步子出現在人們面前。在江騰蛟、邱會作、吳法憲、黃永勝、陳伯達、李作鵬依次站進了各自的被告席後，張春橋出來了。人們的目光一下子對準了他。
他，揚起蔑視一切的黃臘臘的面孔，身穿一件中式黑棉襖，敞着領口鬍子拉雜，微眯着眼鯖，似乎是滿不在乎地走進了審判大廳。從他的表情里，人們可以感受到他的憤怒、不平和嘲弄。這時，人們轟動了：“張春橋沒有變，他還是原來的老樣子！你看他。根本不服氣，完全是在傲視法庭！”
最後進來的是江青。她和張春橋有所區別，也和所有的被告不同。她儼然一副挑戰者或得勝者的姿態來到法庭。看她那副表情，她不像到法庭來接受審判，而是像當年那樣來接見看望她的各界人士來了。用她的話來講：“我要吃得飽飽的，把身體鍛煉好，絕不在他們面前倒下去！”十七年前，她和張春橋決定要給她所說的修正主義一個摧毀性的打擊時，說過一句話：“也許我們要受傷，甚至被他們押上法庭。那對我要昂首挺胸，以最後勝利者的姿態來接受歷史的鑑證。”不料到現在，她的預言實現了。
江青和張春橋，在這天的法庭里，成了兩個最引人注目的角色。
張春橋看到江青時，仿佛電傳了一下，嘴角微微蠕動着，想說什麼但是沒有說了出來。但是，眼神的意思是充分表達了。他朝她點點頭，她也向他示了示意，算作互相鼓勵吧。江青從他嘴角流露的微笑里，看出了他的所謂勇敢和堅強。他在暗暗地讚賞：“春橋，好樣的，像個馬列主義者的樣子。哪怕就是剩下最後一個人，也要堅持我們的信仰和理想。我們的事業是一定要勝利的。”
下午三點十八分，江華宣布宣讀起訴書。這時，張春橋才明白，今天的開庭，大概就是這樣一項內容。他們利用這個機會，再一次地來公布一下所謂我們的罪狀罷了。不過，在他看來。這次羅列的條款，基本上接近了事實了。不過，所謂的罪狀，應該是自己的功勞。他對自己所干的一切，並不後悔。
這時，特別檢察庭庭長黃火青開始宣讀：
張春橋微閉眼睛，認真地聽着這份斷定要載人史冊的奇文。他統計過，《起訴書》共分四個小標題，即：“誣陷、迫害黨和國家領導人，策動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迫害、鎮壓廣大幹部和群眾”；“謀害毛澤東主席，策動反革命武裝政變”；“策動上海武裝叛亂”。這四個標題里，除了第三個標題里沒有自己的所謂罪狀外，其他三項都有自己的內容。哼，同修正主義鬥爭，“迫害”從何談起？我們從來是反對鎮壓群眾的，我們鎮壓的是一小撮反革命！把林彪的罪狀和我們聯繫在一起，簡直是開國際玩笑！
他臉上顯露出捉摸不定的冷笑，靜聽着法庭上那個聲音：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為了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有預謀地誣陷、迫害黨和國家領導人和各方面的領導幹部。(一)策動迫害黨和國家各級領導幹部，篡奪領導權。一九六七年一月廿三日，林彪策劃奪權，說：‘無論上層、中層、下層都要奪。有的早奪，有的遲奪’，‘或者上面奪，或者下面奪，或者上下結合奪’。並煽動迫害領導幹部，說：‘有的關起來，有的戴高帽子，有的抄家’。‘有些方式，如搞噴氣式，’‘對有些人得用這個辦法，如對彭、羅、陸、楊就很需要’。一九六七年一月廿二日，張春橋在上海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自始至終就是奪權，從基層到中央，黨權、政權、財權、文權以及其他權，’，‘我們對所有的權都要奪’。四月，張春橋在上海說：老幹部‘他們沒有一個好東西’，‘一個也不留！’一九六七年到一九七五年，張春橋在上海和北京多次說，‘文化大革命’就是‘改朝換代’。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策劃奪權，提出‘改朝換代’，暴露了他們的反革命目的就是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
張春橋狠狠地瞪了審判台上的那些人一眼，臉上露出陰森森的冷笑。你們這些愚蠢的傢伙，硬把我們和我們為之鬥爭了好久的林彪集團位在了一起。熟不知，你們所羅列的，正是林彪還沒有淪為罪犯時的功績。林彪真正的罪行是反對毛澤東和我張某人。當時這些在台上的人，還幾乎毫無例外地跟在林彪後面大喊他永遠健康呢！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下午，張春橋在北東中南海西門傳達室單獨接見清華大學學生蒯大富。張春橋說：‘中央那一兩個提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至今仍不投降’。‘你們革命小將應該聯合起來，發揚徹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們搞臭，不要半途而廢’。在張春橋的支持下，蒯大富於十二月廿五日在北京組織遊行示威，張貼標語、大字報，散發傳單，呼喊口號，公開煽動‘打倒劉少奇！’‘打倒鄧小平！’……
張春橋坐在那時，乾脆閉上了眼睛。不錯，這是鄙人的傑作。但是，這不是罪惡，而是輝煌的戰績。
黃火青還在振振有詞地宣讀：“(九)誣陷、迫害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朱德。一九六六年九月到一九六八年十二月，林彪、張春橋、吳法憲和邱會作等誹謗、誣陷朱德是‘黑司令’、‘老機會主義者’、‘軍閥’，‘野心很大，想當領袖’。”“一九七六年二月到五月，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和江青反革命集團重要成員毛遠新進一步誣陷鄧小平。二月三日，張春橋針對一九七五年中共中央一號文件任命鄧小平為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一九七六年中共中央一號文件任命華國鋒為國務院代總理，寫道：‘又是一個一號文件。去年發了一個一號文件。真是得志更猖狂。來得快、來得凶，垮得也快。’並引用古詩：‘爆竹聲中舊歲除，東風送暖入屠蘇。千門萬戶瞳瞳日，總把新桃換舊符。’這再次暴露張春橋妄圖‘改朝換代’的反革命野心。……四月五日，張春橋誣陷鄧小平是‘納吉’……”
張春橋仿佛陷入到當年的回憶里，他想道，今天有此大難，完全是當時一個接着一個的失策。這個失策，其中就包括了自己最敬愛的領袖毛澤東主席對鄧小平和華國鋒這些人的輕信和重用。他們不是口口聲聲地講什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嗎？現在，無情的事實已經證明了當年自己對一些人的提醒是多麼的正確！
就在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下旬，討論鄧小平成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時候，張春橋就對江青說：“再不能無休止地提拔這個人了，再這樣提拔他本身就是對文化大革命成果的一個否定。毛主席決定了對他使用時，我就聯想到了今後對歷史的解釋。這樣一個人怎麼能輕易地改變了他的政治態度？還是留有餘地吧。”
到鄧小平搞右傾翻案，被毛澤東停止工作，決定華國鋒擔任國務院代總理時，張春橋再次對江青說：“主席的心腸太軟了，完全是慈善的老人心腸。可是我們是在搞政治鬥爭，不是顯示公平合理。再這樣下去，不利於我們這些人發揮作用呀。”
很難想象江青是怎樣考慮的，她完全相信毛澤東對政局的決策。她說：“主席是決不會走花了眼的。他有他的長遠大計，我們就是再受委屈，也應該堅決維護主席的決策。你放心，不管是鄧小平還是華國鋒，只要我一聲令下，他們統統都得完蛋。這已被歷史所證實了的。”
那時，他就覺得這個女人已經是過高地估計了自己，過低地估計了別人。但是，他實在不想打擊她的好強和自信。他知道，人在已經被一種無形的怪物所迷惑住的時候，任何真切的語言都將失去效應。現在他最大的後悔就是沒有冒着最大的風險來做避謠的努力……
張春橋坐在那裡，一邊想着心思，一邊斷斷續續地聽着起訴書裡有關自己的那些段落：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張春橋指使王洪文、徐景賢等，借為中共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準備材料之名，編造所謂《陳毅反動言論小集》，在上海的‘九大’代表學習班中散發，誣陷陳毅‘投降帝修反’，‘為復辟資本主義大造輿論’。同時，搜集、編造了誣陷葉劍英、李先念、陳雲、陳毅、聶榮臻、李富春、譚震林等材料共七十六份，一一六三頁。”
“一九七四年至一九七六年，江青、張春橋和姚文元指揮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的‘梁效’、上海的‘羅思鼎’、《紅旗》雜誌的‘池恆’和中共中央高級黨校的‘唐曉文’等寫作班子，進行反革命宣傳煽動。姚文元、張春橋還審定馬天水、徐景賢的講話稿。這些文章和講話稿，把各級黨政軍領導機關的老幹部誣陷為‘資產階級民主派’、‘走資派’，煽動加以迫害……”
張春橋真想站起來破口大罵：你們這些東西，只能欺騙一些沒有經歷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人或對文章一無所知的人。真正參加和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人，都可以知道，自己所參與或講訴的那些話，沒有一條是自己的創造，而都是毛澤東主席和全國億萬人們的共同呼聲。現在，這些傢伙們隻字不提毛澤東，而把一切罪名都加在自己頭上，這哪裡還有半點的公平或真實！
他突然想起一九七五年八月他和上海的一些幹部談話時自己說過的一句話。
那天，幾個年輕人激動地對他說：“請春橋同志轉告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我們要堅決跟着毛主席走，在任何大風大浪中都不會動搖。我們跟定你了。”
張春橋指着牆壁上懸掛着的毛澤東的畫像說：“你們想過嗎？跟着這個人可不能只是太平無事。你們要準備吃苦甚至倒霉。你們別以為社會主義條件下的繼續革命會一帆風順，不是那麼回事。我現在才真正相信了斯大林的一句話：社會主義越是接近勝利，鬥爭越是殘酷和激烈。毛主席把鄧小平等人重新扶上來，原來就是為我們樹立一個對立面的，有他在，我們不會睡大覺。他現在搞的這一套，有多少人贊成他？你可以搞一個調查研究。我看不會有多少人的。這場鬥爭必然要有一個反覆，不經過這樣的一個反覆，人們不會認識到文化大革命的必要和正確的。所以到了一定的時候，你們會感覺到跟着毛主席不僅僅是勝利，還會失敗和倒霉。只有到了那個時候，我們才真正能斷定，誰是真正的革命者，誰是真正的毛主席的好學生。”
現在，不是充分證明了自己這句話的正確性了嗎？
“被告人張春橋，男，六十三歲，山東省巨野人。逮捕前任中共第十屆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務委員、國務院副總理、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上海市革命委員會主任。在押……”
他弄不清楚，為什麼起訴書裡要把被告人的名字放在了最後？這樣究竟有什麼的意義？但是當他聽到自己最後的這一連串的職務時，再次感到了某種滿足和自豪。說老實話，在自己剛剛參加到文化大革命的鬥爭行列的時候，可是萬萬沒有想到自己會擔任這麼多的重要職務，那個令許多人眼紅不已的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就已經使他誠惶誠恐了。但是當這些職務到手後，他又產生了一種非我莫屬的渴望。與其中央的那些最高職務讓華國鋒之類占據，不如由我來擔任更好。但是，自己畢竟不好毛遂自薦了。在一定的程度上，過分的退縮也是一種失敗的開始。現在的結局不是證明了許多的問題嗎？當初要是及早採取措施，也許歷史會改變一種寫法。
當他認為這一切都是老生常談的廢話時，他把耳機摘下來仍到桌案上，閉上眼睛，假裝打起瞌睡來……
張春橋認為他是在用一種獨特的方式在和所謂的特別法庭較量着，較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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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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哼,一幫叛徒,先打到主席,然後自己DOG咬D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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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紅旗永不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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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我對我的過去並不悔恨
張春橋回到監房後，臉上露出一絲笑容。看得出來，他的整個神情和過去產生了一些大的變化，監管員猛然覺得，張春橋似乎變得輕鬆了。是的，當他出席了第一次開庭後，他強烈地感覺到法庭的氣氛並不是像報紙上所說的那麼可怕。旁聽的人們對他來說，是一種久違了的感覺。
當醫生出現在他面前，要給他量血壓和檢查身體的其他部位的時候，他順從地聽從了醫生的要求。他輕輕地說：“你們辛苦了。雖然是例行公事，但你們做得不錯。”
“你的血壓正常，沒有什麼異常表現。”醫生對他說。
張春橋笑了笑：“我並沒有什麼壓力，’怎麼會不正常呢？作為一個共產黨員，我只是做了毛主席和黨中央要我做的事情，又沒有做過什麼虧心事，所以我心安理得，身體一切都很正常。今天聽了法庭的起訴書，根本沒有什麼新鮮的東西，他們是在審判我嗎？”
監管人員給他送來了他需要的基本馬列著作，對他說：“你這兩天好好休息休息，還沒有進行法庭調查呢，時間還長的哩。你要做好思想準備。”
張春橋把那份起訴書拿起來，反覆地看了幾遍，嘴裡喃喃道：“簡直是胡鬧！搞這些東西，一看就知道是對文化大革命一竅不通的他搞的。雞零狗碎，雜亂無章，相互混淆，沒有邏輯。怎麼能把毛主席領導下的革命說成是什麼‘顛覆無產階級專政’呢？簡直是在開玩笑！這等於說毛主席在領導人民篡奪領導權，完全是在胡鬧！”
是的，整整四年來，張春橋一直以沉默和置之不理來對付每次來審訊和與他談話的人，偶爾說上幾句，也是怒罵而已。這些，只有在政治局的成員們打交道時才會出現。即使到了這個地步，他還是牢牢地掌握着對話的身份和等級，從未肯向地位比他低的人就範。用他的話來說：“虎死威風在，人倒品格高。作為一個毛澤東培養了幾十年的馬克思主義者，我決不能在這些烏合之眾面前丟失了我的身份。”
“張春橋，你到了這個地步，對你的過去感到悔恨嗎？”監管他的哨兵和幹部這樣問他，“你站在被告席上的時候，難道不對過去的事情而慚愧嗎？”
張春橋搖搖頭：“不，我對我的過去並不悔恨。要說是我們有什麼教訓的話，那倒是可以寫很多的文章。其中一個那就是我們對修正主義分子太寬大、太沒有原則了。導致我們失敗的原因很多，但不是當局指我們的那些。他們只是站在他們的立場來考慮問題的。和我的總結基本上是格格不入的。”
不錯，張春橋是這樣來對付這次法律的審判的。從一九八零年九月，最高人民檢察院按照公安機關的偵察預審中認定的犯罪事實，和他逐條核對時，他就大聲地說：“我不是反革命，我拒絕回答你們所提的一切問題。”
訊問結束，書記員讓他看記錄時，他把臉一扭，說：“不看！”
“那我們要給你念一念審你的記錄。”張春橋搖頭：“不聽！”
“那請你能在記錄上簽字。”張春橋把遞過來的本子推開道：“不簽！”
這樣的日子一過就是四年多，張春橋就是這樣默默地生活着，除了散步就是坐在床上思考問題。偶爾的時候，他也和人們說上幾句，但絕大多數是談生活上的事情比較多些。
他已經得到了消息，原來那些政治舞台的活躍分子，包括王洪文、遲群、于會泳在內的許多的人，此刻都向當局屈服了，低頭了，認罪了。真正能夠堅持毛澤東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實踐自己當初誓言的人。真是鳳毛麟角。從這一點也可以看出來一個道理：革命，革命到底難。越是到了這種情況下，自己堅持大義凜然的革命氣節就越髮帶有重要性。讓毛澤東有靈，也為有自己這樣堅貞的革命家而感到欣慰。
這種信念，一直使他度過了整整四年的難熬日子。是的，這，他天天是在批判的聲浪中度過的。翻開報紙，他認為沒有一天不在罵他，醜化他，侮辱他。而這種批判，還在天天繼續着。到什麼時候為止呢？他還很難準確地回答。在這樣的氣氛中而不低頭地生活下來，沒有一種堅強的勇氣和對馬克思主義堅定的信仰，是絕對辦不到的。想到這裡，他為自己能夠做到這些而感到一種難以形容的榮耀。他甚至認為，他自己在將來一定會成為後人景仰和崇拜的一個楷模。所以，他不得不對自己嚴格要求了，處處在精心塑造着自己的另一種英雄形象。
這就是在特定環境中的張春橋的心理支柱。
張春橋不知怎的，突然想起這樣的一件事情：在一九七五年八月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鄧小平曾經挑尋地對他說：“你張春橋口口聲聲地要限制什麼資產階級法權，我們這些人對這些都不懂，很想聽聽你的高見，我們也見識見識。”
張春橋認為，在鄧小平的眼裡，自己是會捧着書本照抄照錄的筆桿子，理論修養很難估量。他索性給他來了個長篇大論，鄧不平坐在那裡不得不聽了好半天：
“資產階級法權的產生、發展和消滅，有一個過程。在社會主義時期存在着資產階級法權，這必然要在上層建築領域中得到反映。列寧說得好：在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不僅會保留着法權，甚至還會保留沒有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國家’(《國家與革命》)。我們現在就是建設了這樣的一個國家，還要保障資產階級法權，這一點跟舊社會差不多。但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同資產階級專政的國家畢竟有着本質的不同，資產階級總是非常虛偽地把社會主義看成是一種僵死的、凝固的、一成不變的東西。對資產階級法權也是這樣。我們要合乎規律地去認識和對待尚存在的那部分資產階級法權，因勢利導地加以限制、縮小，並創造條件去逐步消滅它。而那種要求把資產階級法權凝固下來的觀點，實際上是要變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為資產階級專政的國家。革命的辯證法，不承認有什麼一成不變的東西，保障資產階級法權決不要限制，不要縮小。我們講保障資產階級法權，正是在承認的前提下去消滅它。保障不是目的，消滅才是目的。從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從鞏固無產階級專政走向國家的消亡，這是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過程，也是對資產階級法權限制、縮小和逐步消滅的過程……”
鄧小平擺擺手說：“你講了這麼多，我總算是聽清楚了。看來，你是現在就想實現共產主義呢，是不是？你講了這麼多道理，究竟有多少符合中國的實際呢？以我看，是不是中國的實際的。你現在就想搞共產主義，脫離了中國的條件和實際，還是一種左傾的幼稚病。要不得！如果沒有物質基礎，你怎麼對資產階級法權進行限制呢？”
毛澤東聽到鄧小平在政治局會議和他的實際工作中的表現後，對張春橋、江青、華國鋒和毛遠新等人說：“鄧小平對限制資產階級法權很反感，也不奇怪。我和他鬥爭過多少次了，就是圍繞着這個問題展開的。合作化的時候，他就反對。革命他靠的是物質刺激，不要無產階級的革命理想。這個人，改也難呢。”
毛遠新說：“主席曾經說過，黨內的右傾機會主義從來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只不過是跑到無產階級革命隊伍里來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派；他們從來不是無產階級革命家，而不過是黨的同路人。我看，鄧小平也是這樣。我們反對林彪的時候，他很支持，似乎和我們的觀點和看法是一致的。但是當我們要進行社會主義的時候，他就不幹了。給了他一定的權力的時候，他就仍然要繼續走資本主義道路。”
“這種人正如魯迅指出的，他參加革命‘不過是爭奪一把舊椅子。去推的時候，好象這椅子很可恨，一奪到手，就又覺得是寶貝了。’”張春橋譏諷地說，“鄧小平就是這種已經奪上了舊椅子的人，他對我們限制資產階級法權和在上層建築進行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上的繼續革命實際上都是要反對的。這也就是他之所以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遲遲不表態支持和維護的原因。”
毛澤東對鄧小平警惕了。這促使他最後帶病發動了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鬥爭。那麼，張春橋冷靜下來思考，這個批鄧究竟錯了沒有？鄧小平是不是要搞資本主義的復辟和翻案活動呢？冤枉他了沒有呢？這些，已經人民面前作了最好的回答。他現在所干的，正是毛澤東當年所要防止的和反對的。那麼，鄧小平已經用現在的事實給了全黨一個活生生的回答。既然如此，還怎麼要把我們向毛澤東反映的問題，說成是什麼誣陷呢？究竟是誰誣陷了誰？這已經不是口頭上的爭論，而是已經用大量的事實給予證明了。
張春橋長長地吐了一口氣，想起昨天在法庭上宣讀起訴書時那些人的臉譜，又覺得有點可笑。他忍不住站了起來，走到桌子旁邊，把那份起訴書拿起來，再次閱讀：
“(八)誣陷、迫害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總理。一九七四年十月，江青誣陷周恩來等搞陰謀，說：‘他們國務院那些人，經常藉口工作搞串聯’，‘總理是後台’。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七日，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四人幫’在北京釣魚臺十七號樓密謀策劃，十八日由王洪文到長沙向毛澤東主席誣告說：‘總理現在雖然有病，住在醫院，還忙着找人談話到深夜，幾乎每天都有人去，經常去總理那裡的有小平、劍英、先念’，‘北京現在大有廬山會議的味道’，誣陷周恩來、鄧小平等像林彪在一九七零年廬山會議那樣搞篡權活動。一九七四年，江青、張春橋、姚文元指使清華大學黨委書記遲群、中共北京市委書記謝靜宜、《人民日報》總編輯魯瑛和上海寫作組負責人朱永嘉等利用輿論工具，編寫煽動在全國範圍內批‘現代大儒’、批‘宰相’、批‘周公’等文章，影射周恩來……”
張春橋又回想起了那段往事。他想，如果當時在四屆人大前夕能夠阻擋鄧小平出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和後來的中央副主席，也許歷史將不是這樣來寫。中國這個長期有着封建主義和專制主義傳統影響的國家，在一定的程度上是最講究名正言順的。只要你沒有到那個位置上，你從事超出你位置或權力範圍內的事情，就會被視為大逆不道。你要是到了那個位置上，你干的就是有點出格，也會被視為是正常的工作範圍而不被追究。不管是你有沒有先見之明，你都得照既定的條件和位置來辦事。這一點，恰恰就是限制了他和那幾個同夥。
現在無須諱言了。周恩來就是要推薦鄧小平來主持中央的工作。他對毛澤東說得很清楚：“目前還沒有比小平同志更合適的人選了。讓小平同志再帶一帶年輕人，對黨的工作極為有利。小平同志有能力、有資格也有豐富的經驗。其他人主持國務院或中央的工作條件都不成熟。”正在重病里的毛澤東同意了他的意見。
當時，鄧小平得意了。他認為毛澤東事實上已經喪失了再主政的能力，一切將聽憑於他們的指揮和安排。而張春橋就認為，毛澤東一定有當時他的難言之隱。他堅信毛澤東會明察秋毫的。當時毛澤東不讓步行不行呢？可以，但是要有風險。
已經接近雙目失明的毛澤東如果不考慮到一定的時候，有人會鋌而走險，他會作出更加大膽的選擇。但是那樣對歷史的交代和後人議論會有難以解釋的作用。政治家的冒險選擇往往是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作出的。只要還有一份奈何他們都不會拿上全局的性利益而做賭注。
老道精熟的毛澤東心明眼亮就是不說出來。他具有統帥全局的能力和水平，可以把魔鬼從瓶子裡放出來，而且還能把它再裝進去。他打出去又收回的本事使相當一批政治家為此嘆服。可是，智者千慮忘記了他的一失。他沒有想到他身後的繼承人的水平。如果說是教訓的話。這便是其中一條最為沉痛的教訓。
幾個政治局委員，難道不能在一起商量問題，中央主席作若干看法的反映嗎？如果連這樣的自由都沒有，那還有什麼民主可言！
但是現在，這一條成為他們幾個人的一條大罪！《起訴書》裡的這些東西，在當時的政策和法律里，哪一條能夠稱得上犯罪？可是，他們偏偏膽敢這樣干！這還不是資本主義復辟的象徵嗎？
當時，張春橋就對江青說：“主席能不能聽我們的，可是關繫到下一步的命運和前途了。我們沒有多少時間再等待了。”
應該說，江青是聽取了他的建議的。她也同樣看到了當時許多問題的嚴重性。她當天就把王海容和唐聞生找去，囑咐她們報告毛澤東：在十月十七日晚上，政治局討論“風慶”輪問題的會議上，鄧小平和江青發生爭吵，事後揚長而去，使得政治局的會議開不下去。
當晚，他們再次把這兩位毛澤東身邊的女將叫了過去，張春橋說：“國內財政收支和對外貿易中出現的逆差，是國務院領導同志‘崇洋媚外’所造成的。鄧小平在風慶輪問題上的態度和一九六七年的二月逆流差不了多少。我們向主席講一講，目的在於使主席了解情況，不一定要干擾主席的思路。”
十月十九日，這兩位女將到醫院把江青、張春橋和他們談話的情況給周恩來作了報告，周恩來說：“我已經知道了政治局開會的事情。經過我的了解，江青同志和張春橋的指責水分太大。事情並不是江青說得那樣。而是他們四個人事前就計劃好要整鄧小平，而鄧小平容忍了很久了。”
這些，本來也不過是黨內生活的正常規律，有什麼可說三道四呢？
張春橋反對鄧小平再次出任黨和國家最重要的領導職務，是基於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是積極地支持和推行劉少奇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一條出發的。雖然他一再表示認識到了過去的錯誤，表示對運動中對他的批判真誠接受，永不翻案。但是站出來工作以後，並沒有什麼大的行動，反而和過去一些有這樣或那樣錯誤的老幹部聯繫在一起，經常圍繞在周恩來身邊，有些令人非常可疑的動作和言論。他和江青等人不斷地收到有關他和其他一些人的材料，但總是得不到他們的重視，甚至懷疑這是一些人別有用心的挑撥。所以，錯過了一次又一次的機會。但是，當周恩來和葉劍英等人積極地支持鄧小平擔任中共中央和國務院主要領導職務的時候，他和江青等人都有點慌了手腳，不得不匆匆忙忙地研究阻攔。但是，他不知毛澤東已經有了他的主意。
他認為，毛澤東的好心並沒有得到鄧小平這些人的好報。在鄧小平這些人清楚地得到毛澤東患了已經不久於世的不治之症——一運動精神原病後，他和葉劍英等人迫不及待地以整頓為名，大搞右傾翻案，而且公然拒絕毛澤東讓他主持會議制定一個正確評價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議，終於引起了毛澤東對他的憤怒和反感。這才導致了他為政不到一年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鬥爭。
張春橋依然認為，周恩來的逝世和鄧小平兩、三年來參與中央工作所造成的影響及一些政治謠言的作用，觸發了一九七六年四月的天安門反革命政治事件的爆發。毛澤東雖然對中央的最高領導層採取了斷然措施，但是還是不徹底。從政治權力的角度上講，毛澤東的留有餘地實際上是種下了隱患。老人家的防範措施沒有及時地跟上去，特別是對華國鋒的警惕幾乎沒有制定任何的限制手段，終於造成了這樣的一場悲劇。
張春橋反覆地研究了馬克思、恩格斯關於巴黎公社起義和失敗的經驗教訓的論述。對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失敗也很想總結幾條深刻的經驗和教訓。可惜這個任務是輪不上他來完成了。他的思維至今還停留在那個獨特的時代裡鑽不出來，所以他的有些行為常常使監管人員和警衛哨兵感到發笑。
“張春橋，馬上就要對起訴書指控你的犯罪事實進行法庭調查了，你可要做充分準備呀。你到時候不說話可是對你大大不利呀。”不管監管人懷着是什麼樣的目的，他還是這樣地勸告張春橋，語氣並沒有斥責和教訓的意思。
張春橋抬起頭來，望了他一眼，這和從不正視審訊人員的目光已經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起訴書你已經看了幾遍了，你感覺到裡面有不符合事實的地方嗎？到時候你可以進行辯護呀。”監管人繼續在開導他。
張春橋嘴巴張了幾下，沒有說出話來。其實，對這些道理他何曾不知道呢？但是，他不能在這裡表示自己的任何意見。他對法庭採取的是不承認這個當局革命的政府的態度，而且壓根兒就不認為自己是犯罪，甚至認為當局是在進行反革命的犯罪，他也就談不到什麼辯論或講話的問題了。在充其量是任憑當局對自己採取措施了。
“張春橋，這是十一月廿七日上午開庭進行法庭調查的傳票。”監管人和法庭的書記員依然來到監獄，行使自己的職責。
張春橋看也不看，擰着脖子不吭聲。等監管員和法庭的書記員離開後，他把那張傳票拿在手裡，像欣賞什麼物品似的看了又看，然後使勁地丟在桌子上。
儘管他在竭力壓抑着自己的情緒和煩躁，憤怒和恐懼，但是越壓抑他就越是難以安靜下來。他想睡一會兒，但是睡不着。頭腦里亂鬨鬨的，真有些坐臥不寧的味道。在法庭上，他產生了一種被人強迫地一件一件地脫下了他的衣褲，赤裸裸地露出了他的全身的那樣的感覺。甚至比那種感覺還要令他難堪。有些事情是難以用語言來說清楚的，需要用事實和歷史來證明的東西。但是，在這次法庭上，他面對着的除了是代表當局的法官外，他還要面對着自己原來同一個營壘的人的出賣或變節、投降。他們為了自己的解脫，會誇大事態，捏造令人恐怖的罪狀，甚至把一切髒水都往自己身上潑。這才是令他最為痛心和難過的。現在看來，自己所代表的這股政治勢力在短時間內是不會有東山再起的可能了，只有把希望寄托在將來的某個時候，但是自己還能看上那一天嗎？
想到這裡，連他自己也覺得太天真了，不由得搖了搖頭。但是，他沒有後悔的意思。除了遺憾外，他再沒有什麼別的祈求。
明天就是十一月廿七日了。張春橋躺在床上翻來覆去睡不着覺。儘管他也知道，開庭審判和當年文化大革命中哪種聲勢浩大的群眾批鬥大會不同，沒有那些行兇動武的表示。但是，政治的壓力和沉悶的社會空氣還是使他感到了某種說不出來的緊張。直到天快亮的時候，他還沒有進入夢鄉。他的思維一直就在這昏昏沉沉的現實里轉悠……
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五日，周恩來的追悼大會開過以後，鄧小平對他說：“春橋同志，如果你有時間的話，我想和你好好地談一談，交換一下我們之間的看法。我希望團結起來。”
張春橋側過身子，斜視了他一眼，冷冷地說：“你現在和我談話，難道不覺得已經晚了嗎”我們現在能談什麼問題呢？檢查嗎？你可以在政治局會議上講，到清華大學去見見群眾嘛。辯解嗎？我對你的解釋毫無興趣。而且我也回答不了你那些不知道從哪個防空洞裡鑽出來的奇談怪論。所以，我沒有功夫和你談那些沒用的東西。”
“談談我們下一步的工作總可以嗎？”鄧小平這個時候還想把潰敗的結局縮小在最上的範圍之內。“主席不是建議我多找一些同志談談嗎？我找你，這可是你不願意和我談呀。春橋同志，就是為了我們黨的利益，我們也應該再交換一下看法吧？”
張春橋這時才轉過身來：“小平同志，現在還要稱你為同志，至於以後叫不叫你為同志，可就不一定了。這個稱呼的主動權掌握在你的手裡。也就是說，你自己走什麼樣的道路完全由你自己來決定。不過我要告訴你，中國人民前進的步伐是絕對不會倒退的。倒退是沒有出路的。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已經被廣大人民群眾所熟悉，所掌握，所運用，你的那一套東西，早已經是被人民群眾所唾棄的垃圾了！可是，你自己還要當成寶貝，當成了不起的創造，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嗎？”
鄧小平這時也沉下了臉：“春橋同志，我和你談話，實際上是根據毛主席的指示來做的。你不願意談可以不談。不過，你講這樣的話，未免太狂妄了嗎。歷史前進的車輪不由我為轉移，但是也不會以你為轉移的。你就那麼自信？你以為人民群眾就真的是站在你那一邊嗎？我看未必！”
也許三個月後的天安門事件已經證實了這點。但是，張春橋還是不相信！如果他要是真相信這一點的話，也許會作出另外的一些措施來。人呀人，不到歷史的大幕拉開的時候，誰也看不清楚裡面究竟是什麼樣的景色。一但看清楚了後，又感到無可奈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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