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76年以來的中國左翼復興
中史俞
一看中國歷史，就可以明白它的龐雜無序。一看過去卅年的中國歷史，就可以明白它的盤根錯節。除此之外，還可以明白些什麼呢？理論無窮多，方法無窮多，“事實”無窮多，認識也無窮多。那麼，從哪裡開始呢？總要從最重要的一處開始。哪個是最重要的一處呢？不論哪個“最重要的一處”，不論誰的“最重要的一處”，都統統是要被拉到超高倍放大鏡下固定、剖開、審視、分析的。哪個是本文理解的“最重要一處”呢？這就是轉化，矛盾的轉化，狀態的轉化：經濟上，從類集體社會主義到市場獨裁主義的轉化；政治上，從“滅資興無”到“滅無興資”的轉化；意識形態上，從全面平均主義到過度精英主義的轉化，從以長遠國家利益為中心的國際主義到以短淺表象含義為中心的“逆向”民族主義的轉化，從空想實驗主義到絕對發展主義的轉化，從單槍匹馬逆水行舟的支流的左翼堡壘到與全球新自由主義同舟共濟的主流的忠實保鏢的轉化。
每一種轉化都是特殊矛盾關係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群體的具體反映。雖然把所有這些客觀存在的矛盾關係羅列於此的主觀意願並不現實，但是依然可按上述重點對其進行儘量準確的評析。下文是評析的開頭。
左翼是一元化的嗎？
沒有定義就無法評析。在中國談“左翼”，談中國的“左翼”，談來談去，它究竟是什麼意思呢？任何定義都必須決定事物的特性；不決定事物特性的定義是無用的。但是，定義左右翼，把“左”“右”完全對立起來，不是又要退到歷史的錯誤循環里去了嗎？是嘍，誇大地講，對任何事物的準確定義都是“扣帽子”，不扣帽子的定義在哪裡呢？真空裡或許是沒有扣帽子的，但人類卻早以扣帽子的形式發現並定義了真空。有人說：“我們在這個問題上已經犯了太多錯誤。” 不錯。但是，難道今天就沒有在以相反的形式犯同樣的錯誤嗎？左右難道不是確實對立的嗎？它們的統一和鬥爭，難道是哪位神仙靈機一動想出來的嗎？矛盾是普遍存在的，對立是普遍存在的，為什麼左右就不是普遍存在的呢？極左派對左右含義的錯誤理解鬧出了大亂子，把多少人民內部矛盾視同敵我矛盾，這是明確的，不可迴避的。可難道必須就此否定極右派更加錯誤的理解嗎？難道極左派紅衛兵的“反右擴大化”就是罪過，極右派還鄉團的“反左擴大化”就是聖旨？天上地下都沒有這個道理。兩者的錯誤都是顯而易見的。但他們層次分明的錯誤理解恰恰證明了矛盾的真實存在，對立鬥爭的真實存在，左右的確實存在，恰恰證明了重新出發，重新定義的必需。這個重新定義的關鍵，正是要承認歷史與現實，承認創造歷史與現實，互相作用並緊密相連的普遍和特殊條件，承認中國左翼這個不斷發展的統一體中不可開交的矛盾，承認如果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 ，則即便是這個新定義也不能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完全解釋中國左翼在特定歷史階段的一切內容，更不能完全解釋每一個中國左派對左翼陣營歷史遺產的全部看法。
左翼、右翼並非一成不變的頑石，而分別是複雜的、不斷發展的社會矛盾關係的統一物。兩個統一物在根本上格格不入，這是其對立性的體現；但是同時，它們卻有着千絲萬縷的相互關聯，這是其統一性的反映。緒論中在回顧兩個中共早期領袖陳獨秀與瞿秋白的鬥爭時，對此已有所提及。無視農民革命潛能的陳獨秀在離職後被中國共產黨批評為右傾投降主義的代表。如此看來，與陳獨秀進行堅決鬥爭的瞿秋白就是左派了？錯嘍，瞿秋白的路線被認定為“左”傾盲動主義 。這樣的歷史回顧所闡明的並非是事物的不可知性，而是重視矛盾複雜性的必要。此外，要完全明白這種複雜性，還必須清楚，一切公開的官方文獻及數據都業已經過精心篩選，而篩選的原則是“突出那些被指控對此前政策性錯誤負責的政敵們的失敗” 。
在中國近三十年的“改革開放”過程中，廣大左派正是這種政治指控的主要受害者 。此處所指的左派，並非近卅年主流媒體一直宣揚的所謂“黨內左派”。主流媒體的邏輯是什麼呢？它們的邏輯是：在中國共產黨及一切共產黨內，保守派（或保皇派）都是左的，改革派（或革新派）都是右的 。而改革派的形象是多麼積極，保守派的堡壘又是多麼堅固！在主流媒體的心目中，右派前赴後繼，“捨身炸碉堡”的形象是多麼可歌可泣！當然嘍，“捨身炸碉堡”的本來意義在這裡被翻了個底兒掉，共產黨員董存瑞為社會主義新中國摧毀國民黨反動堡壘的捨生取義，被轉化成右派精英為拯救百姓於中共專制堡壘的水火之中而殺身成仁。這樣的故事我們已經麻木不仁地聽了三十年。到了二十一世紀初，這些大殺四方，逢人便扣極左高帽的右傾安徒生們終於不那麼吃香了。他們對左右定義的混亂不堪也開始完全顯現出來了。到了二十一世紀初，中國的新既得利益集團 － 尤其是志得意滿地把自己在毛澤東時代的右派歷史作為政治資本而公開宣揚的舊人們和“舉起杯，挺胸膛，笑揚眉”，高呼右派光榮的新人們 － 已經在過度的市場獨裁制度（即國家強力監督下的市場極端主義）的選擇性光輝下取得了無與倫比的社會地位與財富。領導這種轉化的核心力量是欲藉此解決其合法性危機的中國共產黨，指導這種制度的理論基礎是新自由主義。由於這種情況，當代中國與世界的權力結構已經完全變更了 。
新自由主義在中國與西方的右翼淵泉把大多數對抗其霸權的人們歸於左派，不論他們是情願的還是被迫的。因此，任何在中國的社會運動及民間 － 尤其是工人階級 － 對新自由主義自覺不自覺的反抗都蘊含着強烈的左翼傾向。在這一點上，汪暉持相似看法。他區分了國家社會主義（state socialism）與“在新的市場擴展中發生的以社會自保為目標的運動”。後者在他看來是自然趨向於追求社會平等與正義的，而由於受到社會主義價值觀的影響，這種追求本身就是帶有社會主義傾向的，更不消說在一個後社會主義（postsocialist）秩序里的情況了 。
若將汪暉文中的“社會主義”一詞直接改為“左翼”，則一個更大的團結，一個更廣泛的知識分子和民間對（集經濟正義與政治平等於一身的 ）社會安全 的共同追求就可以完全明白了。這種對社會安全追求的不同理解，正是區分今日中國左右翼的核心標準 。這個定義絕非一紙空文；它的本質是相當實際的。今日的中國右翼要三樣東西：一曰市場原教旨主義（market fundamentalism），二曰國家的最小化干預（minimal state interference），三曰全面私有化（full-scale privatization）。三樣都是以新自由主義為基礎的。而凡是能在實際中抵抗這“右三樣”的，都是今日中國左翼的武器。
雖然這些抵抗新自由主義的武器在根本上是左翼的，但它們並非就一定是“社會主義”的。而中國左翼遺產之豐富，在國內外一切右派意料之外。讓我們先從最直接、最透明的地方開始吧：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的中國，一場勢如水火的學術辯論悄然興起。辯論的主角是自稱“自由主義”傳人的新自由主義者們與一群他們口中的所謂“新左派”。自世紀之交而始，尤其是2003年以來，這場論戰逐漸升級，從學術界的二畝三分自留地滲入了大眾文化，它先是大張旗鼓地在主流媒體中出現，隨即勢不可擋地在互聯網上發展壯大。左右論戰在網絡上的急速擴張主要原因有二：一是網絡技術在城市地區的普及化，二是階級矛盾在廣大農村的尖銳化。由於這些條件，普通的中國工農就不僅是右派統治下新自由主義政策的主要受害者，也成為與其鬥爭的天然同盟軍了。與此同時，在轉化的同一性的作用下，由於新自由主義“帽子工廠”的空前強勢，一個知識分子的左翼聯盟也被迫 誕生了。這個聯盟既包括那些自覺從屬於各左翼支流的知識分子，也包括那些雖苦於引“左”上身，但由於他們對特定領域內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堅決鬥爭，而被中國右派結實刻上“左派”銘牌的知識分子。
這樣一個由各階級的暫時團結七拼八湊而成的左翼大聯合，這樣一個紮根於轉型社會秩序中的矛盾集合體，能有什麼意義，能有什麼作為呢？一看歷史就可以明白，這不過是“春去春又來”的自然現象，主要矛盾轉化為次要矛盾，次要矛盾轉化為主要矛盾的必然結果而已。中國左翼的歷史根基正是這樣一個七拼八湊的統一戰線。在五四運動中反帝反封建的正是這樣一個統一戰線，在新文化運動中向封建主義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發動資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以改變整個社會的精神面貌的正是這樣一個統一戰線，激發並鼓舞了第一代中國共產黨人的也正是這樣一個統一戰線。正是在這樣一個統一戰線中，同時瀰漫着決定論與意志論，空想唯心主義與辯證唯物主義，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浪漫主義與現實主義，精英主義與民粹主義。今天的中國左翼也是如此。沒有這樣的辯證理解，就不能夠明白中國左翼的甲乙丙丁 。中國左翼從來也不是鐵板一塊，更不是一個意識形態上嚴絲合縫的統一體（即便是，也只不過是矛盾的統一體）。在三十年中國社會主義和三十年市場獨裁制度的實踐後，它的範疇空前擴大了，矛盾也空前突出了。但是，只看內部矛盾而不看統一戰線的做法是錯誤的。因為一旦這樣，就無從看到新自由主義“把人變成鬼“的全球化時代裡中國左翼主次矛盾的確實轉化。他們的反對目標是明確的，主要矛盾也是明確的。其餘一切矛盾，都被暫時拋到一邊，擱而不論了 。當代美國馬克思主義學者弗雷德里克·詹姆遜（Fredric Jameson）把馬克思主義看作阿爾都塞筆下一種“問題意識”（problematic）的看法或可借鑑：“【馬克思主義】可被如是鑑別：並非依靠特定的立場（不論是政治、經濟還是哲學意義上的），而是依靠對一系列特定問題的聚集之歸附 － 與其研究對象（即資本主義自身）一樣，該聚集的組成是動態的、不斷重組和重建的。”
“物極必反”
物極必反 － 這是幾千年前的中國人就反覆論證過的道理，是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基本原則之一，也是後毛澤東時代中國發展的最根本主題。這個過程以新領導層“針對激進社會分析的運動” 開始，與自己的左翼遺產與革命歷史一路高唱反調：在國內以“標準化的”（即一切向“標準”、“規範”、“職業”看齊的）新自由主義教條推動全面商業化和所謂“去政治化的”話語（“depoliticized” discourse），在國際上重新融入資本主義世界，以“成為國際社會【與】文明社會的一員” 而韜光養晦地奮鬥。左翼思潮是新共產黨的領導層避之不及的，但新政權的反調本身就已經創造了左翼思潮復甦的基本條件。最令右翼領導人們叫苦不迭的是，中國共產黨自己正是在“文革”中公開鎮壓右派，公開支持左派，公開提拔基層代表，公開鼓勵群眾首創精神的“燈塔” 。於是，這些“文革”的口號和實踐就變成了隱隱作痛的智齒，難以消除的魔咒，無可名狀的頑疾；它們“形成了中國意識形態新動向下不為人知的支流，【並】以其此前的經驗” 繼續對現政權施加着持久而強大的壓力。在“造反有理”的廣泛流傳下，在共產黨自己鼓勵“公民通過大字報、批鬥會、揭發會等公開形式表達其私人批評” 的歷史傳統內，在中南海新華門左側影壁牆上“中國共產黨萬歲”標語的對立面 － “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的標語 － 邊，在門內影壁上周恩來手書的“為人民服務”的題字外，在天安門廣場四周唯一免費向群眾開放的毛主席紀念堂前，要將一切對現政權不利的革命印跡痛快淋漓地付之一炬，是不可能的了。與此相對應的，是同樣被縛住手腳的中國新富階層。當他們終於可以開始“利用外部力量達到特定的國內政策議程”時，這些托“衛星上天，紅旗落地”之福陡然而富的年輕後生們的“願望及宣傳他們議程的自由，”卻被“外部力量和內部的政治論爭” 牢牢鉗制住了。換句話說，黨解決不了自己的固有矛盾，新自由主義霸權也無法全面控制整個中國。
自然，所有這些矛盾的發展都是長期鬥爭的結果。同其復興一理，自1976年以來對左翼的鎮反及以之為必要條件的資本主義復辟持續了三十年之久。在這段漫長的時間內，對鎮反及復辟的自發鬥爭從未停止。按毛澤東的理論，“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 ；而“物質是無限可分的” 。後毛時代中國所經歷的，正是一條對黨內左翼鳥盡弓藏、持續鎮反的道路。最“左”的“文革極左派”在毛澤東去世後立即被捕，從此永不得見天日；其後被勒令結束政治生命的，正是在逮捕“文革極左派”中功勳卓著，一度風光無限的“英明領袖”華國鋒及全部剩餘的“文革左派”；這樣，在中國人民解放軍內的那些更加“不左”的左派就沒有任何理由繼續存在了；待到從槍桿子裡爬出來的黨內左派全部無影無蹤之後，最後的，也是最無着無落、軟幫軟底的高層“左派”（全新領導層中相對左的）還鬧個什麼勁？1992年，他們悲壯而無效的華彩被正式扼殺。直到這一年，即毛澤東時代結束後十六年，中國共產黨對體制內左派的多年鎮反才取得了最後的勝利 。但是，體制內左派的沒落，反而給既受“改革開放春風”哺育，又蒙“西方發達國家先進教育”教誨的新一代左派知識分子的崛起鋪平了道路。在他們之後，是改革開放“春風吹又生”的民間左派。這種屢試不爽的矛盾的同一性是黨內右派們始料未及的。
轉型與轉型時期的戰爭: 1976-79
如汪暉所言，“轉型”是當代中國討論里最關鍵的、不言而喻的前提：“【轉型】預設了現實的不平等過程與一個最終的理想之間的必然聯繫。因此，用國家干預的存在來拒絕承認新自由主義的霸權地位是完全不得要領的。” 這裡提到的既是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型”，也是從所謂的“十年文革”到“改革開放” － 一個並非始於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卻被那些把鄧小平的加冕等同於改革的經濟成就，又把改革的經濟成就等同於自己的飛黃騰達的新自由主義精英們肆意宣揚的正在進行時 － 的“轉型”。然而，“轉型”並非鄧小平的發明。自1958年以降，毛澤東全部努力的最終意圖都是探尋一條以獨立自主為本，以階級鬥爭為綱的中國式發展道路。這條路線下的中國社會一直處於獨特的“轉型”狀態中。這種獨特的“轉型”狀態持續到毛澤東的逝世。此時，中國的社會制度“既非明顯的資本主義，也非正統的社會主義。”
和毛澤東幾乎同時在1976年秋天駕鶴而去的，是此前一直主導社會主義中國的以長遠國家利益為中心的國際主義思想。天安門城樓上毛澤東畫像的兩側依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與“世界人民大團結萬歲”的大幅標語。但它們的全部剩餘意義，不過是提供“一個可見的過去，一個可見的延續，一個可見的最初的神話” ，以打消黨內左派與普通國人對中國是否仍在堅持“革命理想高於天”的疑慮。
毛澤東生前曾經明確表示希望火化 ；然而在他去世後不久，華國鋒 － 傳言中毛的繼任者 － 就在10月8日宣布了建立毛主席紀念堂的決定。毛澤東的遺體將被永久安放在紀念堂正中的水晶棺里。正如十九世紀法國路易·波拿巴假借拿破崙·波拿巴名義而成的霧月政變一樣，中國的新領導層不僅有對毛澤東的“歪曲模仿”，在所謂“第二次思想解放”時期的開端，在一個左翼的斗篷下，他們還有毛澤東本人，“以他必須出現的形象被模仿着” 。在宣布決定的前三天，“十月里響起一聲春雷”，華國鋒與葉劍英借政治局常委會而發動的突然政變背叛了 － 當然，也可以說是辯證地繼承了 － 毛澤東造反的一面。在四個人組成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中，這兩個人逮捕了那兩個人。這兩個人是“功勞真正大”的“英明領袖”與“葉帥”；那兩個人是“四人幫”中的張春橋與王洪文 。此後，江青、姚文元等一干人眾被依次逮捕。次日，除華國鋒以外的唯一政治局常委葉劍英提議華國鋒任中共中央委員會主席、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在葉劍英看來，把毛澤東的妻子、侄子、女兒及“四人幫”的其餘三人逮捕並隔離審查只不過是“繼承毛主席的遺志”而已 。10月15日的《人民日報》更是誇張地高呼：“這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 。但世人皆知的是，隨着“勝利的十月”政變，隨着“四人幫”的倒台，毛澤東時代正式結束了。十幾名最重要的“文革左派”被從此清除出正面舞台。“反潮流”先是在華國鋒領導下搖身變為一個短命而病態的主流工程，而後又被鄧小平“順（全球資本主義之）流而進”的思想代替。
何希誠所言不謬，溫庭筠名句“象床寶帳無言語，從此譙周是老臣”正中後毛時期中國的靶心。華國鋒政權的邯鄲學步，是對毛澤東時代逆水行舟般獨特轉型的絕妙諷刺。1977年2月，華國鋒公開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定，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 華國鋒的所謂左，比“四人幫”要弱得多了。其所作所為，無不令人想起馬克思分析路易·波拿巴的切入點：“【國內的】階級鬥爭怎樣造成了一種局勢和條件，使得一個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雖然其改革方案在根本上與1975年鄧小平的政策殊無二致，但華國鋒從未將發明權賦予1977年7月21日正式復出的鄧小平 ，而是如履薄冰地將宣傳重點押在了毛澤東“繼續革命”的思想上 。8月，華國鋒宣布：“歷時十一年的我國第一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以粉碎‘四人幫’為標誌，宣告勝利結束了。但這決不是階級鬥爭的結束，決不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結束。我們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導，把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進行到底。”
1978年，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確認了該主張的合法性。憲法序言加入了如下表述：“第一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結束，使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進入了新的發展時期。” “實現四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在這個新的發展時期的根本任務。然而，這個根本任務並不屬於已經風雨飄搖的華國鋒及其所代表的所謂“凡是派”。到1978年11月為止，通過批准有關部門《關於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請示報告》及《貫徹中央關於關於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決定的實施方案》，黨中央已經在全國範圍內摘掉了所有毛澤東時代右派分子的帽子。次年一月，一切“多年遵守政府法令，老實勞動，不做壞事的地主富農分子以及反革命分子、壞壞分子”（即舊剝削階級及其幫凶） － 也被“撥亂反正”的黨中央當作“正”的代表，慷慨絕倫地“一律摘掉帽子，給予農村人民公社社員待遇”。 而與此同時，多少人以所謂“極左”獲罪、被整、被殺，並永世不得翻身！毛澤東的文字仍然發人深省：“人們反對扣帽子，這只是反對共產黨扣他們的帽子。他們扣共產黨的帽子，扣民主黨派左派中派和社會各界左派中派的帽子則是可以的。”
黨內盲目的自由主義者們似乎應該雀躍了：你瞧，“政治工作是一切經濟工作的生命線，在社會經濟制度發生根本變革的時期，尤其是這樣”，高瞻遠矚的黨中央終於落實了政策，右翼“革新派”高頭大馬地“又回來了”，左翼革命派統統被趕回二姥姥三舅舅家了，“錦繡前程黨指引，萬里山河盡朝暉”，全國形勢一片大好。對一些人而言，全國形勢當然“就是好”：在政治重組工作基本結束的1978年底，“碰巧”出現了多人狂貼大字報、矛頭直指黨中央（這些大字報筆下的“黨中央”是毛澤東的“黨中央”，是華國鋒、汪東興與所謂“凡是派”的“黨中央”，並不指向身處“桃花源中”，“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的鄧小平）的所謂“西單民主牆”事件 。在很短時間內，對大字報的集中討論就轉化成為在北京中心地帶的政治示威活動 。
外頭哇哇地叫，裡面嘩嘩地鬧。在擁鄧、批華、反毛的（向以華國鋒為首的黨中央的）示威聲中，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於12月中在北京召開。此時，鄧小平業已巧借毛澤東之口將其“欽定”接班人及所謂“凡是派”牢牢按在了自己的五指山下：“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5月10日，由鄧小平的“好學生”胡耀邦審定的同名文章在中央黨校的《理論動態》上發表。這篇“從根本理論上”否定“兩個凡是”的文章在第二天被《光明日報》以特約評論員名義發表，新華社轉發；次日，《人民日報》與《解放軍報》亦予轉載。而《光明日報》發表該文之際，恰逢中國“朝內無君”之時，“那知自己歸來喪”的“英明領袖”華國鋒正在朝鮮進行國事訪問。待到他13日返回北京並被告知此事時，惜哉，大勢去矣。感到該文有“反對毛主席，反對黨中央”的傾向的華國鋒與汪東興 －五人政治局常委會中僅存的兩名“文革左派” － 匆忙陸續召集高層宣傳工作者開小會了解情況。然而，時不利兮 － 形勢已無可挽回了。此年8月至11月間，中國32省、市、自治區和各大軍區的35名主要負責人分別表態支持鄧小平對“凡是派”的批判 。這場關於所謂“真理標準”的討論從不是什麼學術討論，更不是什麼哲學討論，而是一場上屋抽梯、決勝千里的政治鬥爭，一場始於“以華國鋒同志為首的黨中央萬歲”的口號，而終於“以華國鋒同志為首的黨中央兩歲”的事實的鬥爭。鬥爭的結果是建立了新的統一。黨中央的主導意識形態由溫和的文革左翼思想徹底轉化為“標準化的” 自由主義右翼思想了。這樣的主導思想確立於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並一直延續至今。
1978年12月22日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公報》首次強調，不論其目的如何 －《公報》義正辭嚴地聲明，“毛澤東同志發動這樣一場大革命，主要是鑑於蘇聯變修，從反修防修出發的” － “對於文化大革命，也應當歷史地、科學地、實事求是地去看待它……至於實際過程中發生的缺點、錯誤，適當的時候作為經驗教訓加以總結，統一全黨和全國人民的認識，是必要的，但是不應勿忙地進行。”此外，全會高度讚揚了鄧小平1975年主持中央工作期間的成就；撤銷了“中央發出的有關‘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和天安門事件的錯誤文件”；借毛澤東之口，確認了“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鬥爭”的“基本結束”；借華國鋒之口，通告了“把全黨工作的着重點和全國人民的注意力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決定（即以經濟發展為全部目標的事業）；按功排定了在鄧小平出山後各路人馬的座次；成立了以清查“四人幫”、其“餘黨”及文革中“極左派”錯誤為綱的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 。鄧小平終於成為了“黨中央領導的核心”。
三中全會迅速取得了右翼勢力渴望的國際影響。1978年12月，美國《時代》雜誌將鄧小平評為“年度人物”（“Person of the Year”）。而鄧小平也將恢復中美關係作為了他的首要考慮。“當他戰勝了盛裝的敵人，並且認真演起自己的皇帝角色”，戴上毛澤東的面具裝作真正的毛澤東以後，這位右派領導人又一次把自己“平凡而令人生厭的特徵” － 它們在短短兩個月後就完全暴露了 － 隱藏在了毛澤東的“沒有生命的鐵面具之下” 。這是一個已經成為“他自己的世界觀的犧牲品”的矛盾角色：為了展示對毛澤東外交政策 － 尤其是對美政策 － 的完全繼承，鄧早就躍躍欲試了。但他所繼承的既非“表”也非“里”，而僅僅是空無一物的“外交”兩個字本身。於是，一個集蔣介石之拘謹與宋美齡之風度（當然還有二者共同的犬儒主義）於一體的新時期復古外交家在1979年初的中國出場了。
這個外交家所代表的中國已經不是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了。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是一個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重重封鎖下的中國，是一個沒有被美國老爺們承認合法的中國，是一個中國新自由主義者眼中貧窮、野蠻、專制、極權的中國。至於她受到西方封鎖的緣故，新自由主義者們抹着眼淚說，那是毛澤東落後、自閉、頑固、無知的性格的必然結果。這個邏輯的錯誤是本末倒置。必然結果是有的：毛澤東時代中國的“自力更生”就是一個 。正是舊中國的歷史條件和社會矛盾引發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正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創造了新中國，正是一個反帝反封建的新中國導致了帝國主義的瘋狂封鎖，正是帝國主義的瘋狂封鎖激勵了中國人民的自力更生。是嘍，沒有革命就沒有這一切，但沒有革命，大多數中國人早就沒有命了。在這樣一種腹背受敵的國際環境下，中國的外交策略只可能是與同仇敵愾的第三世界和不結盟國家聯合起來。這樣的策略不僅是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合法席位 的根源，也正是在1970年毛澤東“現在世界上究竟誰怕誰？不是……人民怕美帝國主義，而是美帝國主義怕世界各國人民” 的“五·二零聲明”後兩年內就使美國總統尼克松飛抵北京，在 “全世界被壓迫人民、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的巨幅標語下走過的根源。七年後，復古外交家鄧小平僅僅繼承了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 － 尤其是美國 － 發展外交關係的事實本身，而這個事實卻被作為“改革開放新紀元”的成就而大加宣揚。同時拋棄的是幫助第三世界人民自力更生，“把這深情厚意送往那四面八方”的“國際主義義務”。
而美國政府更沒有什麼對中國政府和人民的“國際主義義務”；她的合作是有條件的。1979年1月底鄧小平在中美兩國正式建交後的訪美活動是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事件（他的外交魅力不遜於幾十年前的宋美齡），但更具重大歷史意義的事件在此之後立即發生（鄧的政治魄力也不遜於幾十年前的蔣中正）。這個事件的主人公身上聚集了外交魅力與政治魄力；然而在一個西方世界最浪漫的日子裡，他的魅力與魄力卻以最不浪漫的方式打破了東方社會的含蓄與羞澀。1979年2月14日，中共中央發布了《關於對越進行自衛反擊、保衛邊疆戰鬥的通知》 。越南一直是中國共產主義的傳統盟友：且不消說越南勞動黨最傑出的兩名領袖長征與胡志明同中國的深厚淵源（長征之名的由來正是中國工農紅軍的二萬五千里長征），就在前十幾年，中國政府還調遣了三十萬解放軍戰士赴越與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一道進行抗擊美帝國主義的武裝鬥爭 。但在1977年底與蘇聯政府簽訂《越蘇友好合作條約》後，越南立即入侵了北京明確支持的民主柬埔寨共和國，並占領大片領土。次年12月，越南又正式發動對柬的全面侵略。可是，這並不完全構成向一個與中國生死與共、唇齒相依的社會主義鄰邦悍然宣戰的正當理由。真正的理由在哪裡呢？在越蘇關係與中美關係的並肩發展上。美國政府對復古犬儒外交家的盛情款待是控制全球市場的國際右翼勢力發給中國的通行證；中國的對越戰爭是中國右翼勢力還贈美式資本主義的感謝函。在持續冷戰的國際環境中，中國退出“反帝反修”的獨立道路，正式加入了美帝國主義的所謂“自願聯盟”（“coalition of the willing”），與蘇聯社會帝國主義在各個領域內針鋒相對。在這個聯盟中，中國政府是美國政府的先鋒隊，美國政府是中國政府的後援團。用汪暉的話講就是：“【中國的對越】戰爭本身成為中國融入以美國主導的經濟秩序的真正開端，它從另外一個方面揭示了市場化與暴力之間、開放與全球權力結構之間的歷史聯繫。”
在僅一個月的越南境內作戰後，中國人民解放軍就結束了主要戰鬥。在修正主義“光榮復辟”與右翼全面復興的大勢下，中國政府意在“教訓越南”（並警示蘇聯）的戰爭的“勝利”不過是符號性的。為了這個符號性的“勝利”，解放軍付出了極高的代價。不僅如此，兩國間的邊境爭執與小型戰鬥一直持續到1990年。
過渡時期的鬥爭與鎮壓：1979-80
“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在新中國政權成立三十年後，槍桿子裡面又打出了一個新政權。這個新政權在過渡時期的新任務是對現存體制進行大規模改革，“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為了完成這個任務，它必須首先清除一切政權內的“舊人物”。這些其眼中的“舊人物”正是十年前的“新人物” － “文革”中“勇敢的闖將”們 － 所有殘存的 “文革左派”。為了清除“文革左派”，必須首先重新定義“文革”。直到此時，“文革”仍被認定為一場雖有“缺點、錯誤”，卻終以“粉碎極左派四人幫”而勝利結束的歷時11年的大革命（1966-1977年）。1978年底的三中全會公報對“文革”的客觀評價弦猶在耳：“至於實際過程中發生的缺點、錯誤，適當的時候作為經驗教訓加以總結，統一全黨和全國人民的認識，是必要的，但是不應勿忙地進行。”但是四個月以後的1979年3月，鄧小平就匆忙地向全黨和全國人民公布了他的個人認識：“我們已經擺脫了林彪、“四人幫”所造成的十年混亂，獲得了一個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 如此簡單而唯心的類分法是對1976年以降中國官方一切對“文革”認識的公然逆反。然而，正是這樣一種將“文革”定義為1966年至1976年間的全國大混亂、大崩潰、大暴力、大黑暗（即右派暢想中的“文革四大”）時期的類分法，從此統治了神州大地 。永遠高舉鄧小平的“文革混亂”法則，用“文革混亂”法則武裝全國人民的頭腦，堅持在一切工作中用“文革混亂”法則掛帥，從此成為中國共產黨政治思想工作最根本的任務。而這種將穩定放在動盪對立面，秩序放在無序對立面，和諧放在混亂對立面的兩分法 － 其實質並不比幾千年前芝諾（Zeno）的阿喀琉斯（Achilles）悖論高明多少 － 恰是中國新領導層向“標準化的”新自由主義大廈的轉化之經典表現。不久後，這種轉化就全面深化了。深化的表現之一即是鄧小平在八十年代末的“社會動盪”及1992年左翼激烈論爭期間所謂“穩定壓倒一切”、“不搞爭論”、“發展是硬道理”等等的一系列“講話精神”。
幾乎與此同時，鄧小平親手締造了當前中共意識形態的另一重要組成部分。到1980年，毛澤東提議加入的“文革四大” － 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 － 已經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裡安居了五年 。而當民主牆們終於開始對他領導下的新政權發表異議的時候，鄧小平惱火了。1980年8月，根據鄧的建議，兩年後頒布實施的1982年憲法廢除了“文革四大”與工人罷工權（即“罷工自由”條款）兩個條款 。在這兩條的廢墟上，鄧於1979年樹立了“四項基本原則”：“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必須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 。
此時的中國改革與對“文革”天翻地覆的重新評價並不是孤立存在的。 “文革”確實創造了對其重新定義的客觀條件，使“不管黑貓白貓”的右翼改革在中國成為可能。但是，自1979年3月至今，對所謂“十年文革”時期的暴力是不是被渲染過頭了（似乎革命就應該是請客吃飯，是做文章，是繪畫繡花，如同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當然，不過分渲染是不行的，因為積極渲染它的正是當下“普遍的話語框架” ，而這個框架的根本前提正是對“文革”時期無政府主義性質的全面譴責與否定；一旦脫離了這些，當前框架內極度右傾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制建設”就難以實行了。在民主牆們以發展“社會主義民主”之名被源源不斷地押抵那些重新開張的勞教所的時候 ，誰還記得在短短十幾年前的“文革”初期，在“砍監放犯”、“不要強迫改造”、 “大部不抓、一個不殺”、 “不需要這麼多監獄，把監獄裡這些人放到群眾中改造，這個辦法好，天塌不下來”、“採取鎮壓、壓迫的辦法，他們寧肯死”等一系列最高指示下，中國各地有多少勞改單位被拆除，又有多少在押犯被清理回原籍 ？誰還記得1968年12月批准執行的《關於撤銷高檢院、內務部、內務辦三個單位，公安部、高法院留下少數人的請求報告》？誰還記得由此精簡了多少公檢法幹部 ？誰還記得湖北省在1968年全年“將原公、檢、法幹部精簡90％” ？誰還記得那些今天被廣泛批評的勞教、少年管教和強制勞動制度曾在1966－1970年間被徹底廢除 ？俱往矣，俱往矣！“文革”後不久，右翼領袖們“一朝權在手”，立即重走修正路，再不想回（革命的）頭。這條修正主義回頭路全面恢復了“文革”前新中國的司法體制，並按“標準化”的方針政策繼續大規模擴編、擴監：1978年末，高檢院被重建；此後被重建的是同於1959年撤銷的司法部與監察部；1980年，中央政法委成立……與此同時，新政權下警察隊伍、勞改場所、監管單位及各地監獄的數量開始呈幾何倍數的增長 。
所有這一切 － 鄧小平的先期改革、“文革”前司法體制的恢復與擴張、對“文革”的重新評價、對憲法“文革四大”及“罷工自由”條款的廢除 － 的根本前提，是新政權以“粉碎四人幫”為名，卻以合法化1976年十月政變為實的兩手攻勢。十月政變後，一場“揭發、批判、清查”（即“揭批查”）所謂“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運動在全國範圍內迅速展開。待到1981年判決兩個“反革命集團”期間，已有百餘名全國聞名的造反派領袖及數萬名各地方上的造反派被審判；他們的罪責是在“文革”初期的“造反行為”，以及“積極追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進行犯罪活動”。可是蒼天在上，“在文革初期根本就不存在一個‘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只有‘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在號召‘造反’。而無論是鄧小平還是陳雲，都是這個黨中央的一員，都是對發動文革的綱領性的文件《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條》投了贊成票”，也公開支持並鼓勵群眾造反的 ！這場由黨內右翼官僚集團一手主導的歷時兩年的運動“在不少兩派鬥爭本來就嚴重存在的省市迅速地演變為一場專門針對造反派的新的‘清理階級隊伍’。成千上萬參加過造反的群眾又一次被關被斗、致傷致殘。”
在所謂‘去政治化’的面具下，鎮壓民主牆們的名義正是令多少“文革”受害者心嚮往之的“法律” 。此後的十年，即今日中西史學家眼中的市場改革的十年，也恰恰正是“法制建設”的十年。在這十年裡，對“法制建設”和“市場改革”的公開異議在中國境內幾乎聞所未聞，彷佛任何形式的政治激進主義都已經和對“十年動亂”負全責的“四人幫”及“極左思潮”一起“告別中國”，被統統掃進了歷史的垃圾堆一樣。
“一九七九年，那是一個春天”，中國的改革開放時期正式拉開序幕。這場規模史無前例的經濟改革做出了提高人民物質生活水平的保證，而為其打頭陣的，正是據稱個人利益與管理權力在此前三十年內被盡數剝奪的幾億中國農民。四月，中央政府引入實驗性質的責任制。以家庭為基本單位的獎勵系統取代了在此後四年內被逐漸取締的人民公社制度 。五月，八個國企改革試點同時開工。兩個月後，廣東與福建兩省關於建立經濟特區及相關政策的一攬子提議得到中央政府的首肯 。再加上對物價平衡體系翻天覆地的調整，這一年內全國接二連三的改革新動向證實了汪暉的觀點：“1979年標誌着改革的真正開始” 。
在高歌猛進的經濟改革的表皮下，與其血肉相連的政治鬥爭也愈演愈烈。1980年，中共高層內所有殘存的“文革”左派均被徹底清除。這些遠比“四人幫”溫和妥協，卻已成為新領導集體中最“左”（即最不妥協）的犧牲品的代表，是汪東興和陳永貴 。在十月政變中功勳卓著的汪東興，從政權更替之日起便逐漸失寵。而大寨 領袖陳永貴 － 這位在“卑賤者最聰明”的大旗下由毛澤東一舉提拔為副總理、中央政治局委員和中央常委的農民代表 － 也在當年8月被解職。一場系統的反陳永貴運動由此開始。運動的背景是中共中央對“農業私有化的政策批准” ，運動的目標是陳永貴及其大寨模式所代表的集體農業。突然之間，成就卓越的大寨被批判、詆毀為阻礙農業發展的“極左”典型 。同時應運而生的是對“十年動亂”期間（這就是背景）學大寨運動中“極左路線”導致的141例非正常死亡案件的報道。當然嘍，“天亮了，解放了” （這就是背景），這141例案件中已被新政權平反了140例 。
在這場令人目瞪口呆的高層政治鬥爭中，八億人民飄搖其間，卻又逍遙其外。在普通民眾的立場上，這一年最難以忘懷的戲劇化事件只有兩個：一是劉少奇的平反 － “叛徒、內奸、工賊” 劉少奇之死 被鄧小平轉而定性為“我黨歷史上最大的冤案” ；二是“新”新中國與西方資本主義陣營對莫斯科奧運會的聯合抵制 － 抵制的原因是蘇聯對阿富汗的軍事侵略。而此時，中國右翼政權為討好西方資本主義世界而發動的對越戰爭仍在繼續。
農業改革、反抗與民族主義：1981-84
到1981年，“左”在中國的定義已經轉化成了“任何對新政權改革主義的經濟政策缺乏熱情的” 人、事、形式和機制。鄧小平對“文革”期間國民經濟的總結則轉化成了短短四個字：“完全亂了” 。一切過去和當下問題的癥結都被公開歸於“文革”。問題太多了，太多了，太多了。為什麼呢？ － 《人民日報》的一篇文章吐沫橫飛，不遺餘力地宣稱：“相當多的幹部仍然受着左的意識形態影響” 。也就是說，“左”代表的已經不僅僅是對改革負面而保守的態度（右派們說，改革就是大眾物質生活的根本保障，反對改革就是反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而是一條反現代、反進步、反發展、反革命的“思想黑線”。
這條“思想黑線”的持續影響使更大規模的改革成為不可能。因而，新政權必須立即在中共基層展開一場全面而徹底的“清左” 運動 － 其對象將被刻上“四人幫遺毒”的死咒。1981年6月，中共中央通過並發布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在將毛澤東謹慎保存為民族主義合法性之象徵的同時，《決議》把毛澤東1957-1976年間的執政概括為左傾錯誤、個人崇拜、經濟災難、政治內亂、混淆敵我（ 黨內“走資派”是我非敵）與自相矛盾（毛澤東反對“毛澤東思想”）的結合 。左翼造反者毛澤東被扣上偏離馬克思主義與毛澤東思想的雙重罪名 ，從公眾視野中徹底消失；中共官方香火不斷的僅僅是作為標準化權威的開國領袖毛澤東 － 象徵着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合法性，而“非虎非猴”、去左無害的毛澤東。自此，毛澤東被中國官方膽戰心驚地奉為封建社會中一脈相承的（看不見也摸不着的）“天”，中共的最高領導也無一不正襟危坐，以“奉天承運”的“天子”自居。新政權的市場改革藉此保持了中國革命的連貫性：改革的公開目的是完成毛、周、朱等老一代革命家的未竟之業，實現“四個現代化”（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科技現代化、國防現代化）的偉大夢想；改革的公開方法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
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點上，中央的確言出必行。在經濟領域（至少是在數字上），改革的成果極其可觀。然而，即便是同樣的數字統計也可以導致多種不同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解釋；衡量改革成敗的政治指標從來都是多方面的，充滿爭議的 。一方面，改革初期關於增加收入及鼓勵（包括強制性“鼓勵”）私營企業的一系列政策帶來了農業收入的穩定增長，並得到廣泛歡迎。而在穩定增長的另一面，資產階級法制機器（這就是標準化發展的右翼邏輯在國家政權中的具體反映）死灰復燃，並有條不紊地開始了對其政敵勢如潮水般的鎮壓。在大規模的非集體化（decollectivization）、分權化（decentralization）與私有化浪潮中，中共中央1981年關於開展全國性“嚴打”的通知影響深遠 。而軍隊系統也同時見證了三項重大變化：一是民兵體系的瓦解；二是常規部隊的大規模裁員；三是1982年武裝警察部隊的成立 。與毛澤東時代“軍隊革命化”的根基完全相反，這些變化的目標是國家官僚系統的職業化。然而遺憾得很，二十多年後的今天，“職業化”的結果與其目標也是完全相反的。“職業化”中國的管理費用遠遠超過毛澤東時代，而其效果卻遠遠不及。今日的中國政法界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至今經歷了四次（一些人認為是五次）犯罪高峰期：“頭三次產生於1978年以前的計劃經濟時期。在此期間，中國的犯罪率保持在萬分之五左右” 。而相比之下，僅八十年代第四次犯罪高峰期內的刑事大案總數就達到了前三次高峰期刑事大案總數的兩倍 。
1983年黨的十二大後，一場為期三年的黨內整風運動使“揭批查運動”對“文革”後“階級隊伍”的“清理工作”得以延續。“三種人” － 即所謂“追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造反起家的人，幫派思想嚴重的人，打砸搶分子” － 被中共中央認定為“還沒有完全清理”。中央同時宣布，這三種人“思想、作風、組織上的嚴重不純”對黨的危害極大 。一場始於黨內的整風運動迅速波及全國。在鑑別與“清理”所謂“三種人”過程中，雙重標準無處不在，令人觸目驚心：所有僅存的1966年至1976年間為“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而被提拔至各中、基層黨政機關的中共幹部幾乎全部被劃為“三種人”。而與此同時，黨內右翼領袖們自己在“十年動亂”期間駭人聽聞的宗派主義暴力卻只消他們吐出“違心的”三個字（或者“時代的悲劇”五個字）就被徹底寬恕，既往不咎了 。
在農村地區，毛澤東時代深厚的基層左派遺產也同樣被付之一炬。到1982年，全國農村已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生產隊建立了不同形式的農業生產責任制。雖然少數地區依舊堅持反對非集體化的潮流，但是作為毛澤東時代農村主要組織形式的集體公社已在全國範圍內解體。同時，中共中央在1982年1月1日《全國農村工作紀要》的批語中指出：“農村一部分社隊基層組織渙散，甚至陷於癱瘓、半癱瘓狀態，致使許多事情無人負責，不良現象增長蔓延” 。這是非集體化在基層帶來的必然結果。為避免以“左”獲罪，無數基層黨政幹部幾乎是狂熱地向農民宣傳並強制推行新政策。而直到天災降臨時，清左運動和對個體承包成就的過度強調才在農村真正顯露出它的弊病：以群眾路線起家的黨再也不能將那些被不斷分化的農村大眾組織起來了，因為基層政治動員已經成為“極左往事”。在毛澤東時代的集體經濟被強行拆散後，“個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封建意識捲土重來，再度成為中國的主導意識 。
非集體化浪潮四處蔓延。1982年憲法規定，人民公社需向鄉、縣政府移交管理職能 ；1983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正式發布《關於實行政社分開，建立鄉政府的通知》 。隨後展開的，是公社集體經濟與福利職能的私有化，和以1984年中央批准農產田恢復契約制為標誌的土地使用的私有化。1985年，此前一直由國家壟斷的農購計劃也終被契約制代替 。
以農業為重點的改革結束於1984年，為曠日持久的新自由主義市場改革揭開了序幕。黨內精英認為，由於後毛時代改革的“勢頭業已涵蓋了整個經濟體系” ，此後改革的重點應是大規模的都市化（massive urbanization）。此前一年的“嚴打”和反精神污染運動已經通過全國性的擴警、擴法、擴監、擴捕為進一步的改革與鎮反黨內左派奠定了基礎 。左派在兩場政治運動中的積極參與並不意味着右派就是運動的主要受害者，因為“嚴打”和反精神污染運動的對象並非哪個特定的意識形態群體。按照官方邏輯，“嚴打”的背景是不久前才在無法無天的“文革”基礎上重建法制，從而煥然一新的中國社會，其目標是打擊法外分子。而反精神污染運動更不過是黨內“老革命們”對新興的消費主義與享樂生活在大眾（而非政治）層面的一次（緩慢而無效的）反擊而已。
“在社會經濟制度發生根本變革的時期”，推動經濟改革的是政治暴力，維持經濟改革的是上層建築，全新的，以新政權的右傾市場導向為綱的上層建築。通過把中國革命的遺產解釋為與民族主義相符，與市場獨裁主義相符，與團結在二者旗幟下的中共新政權相符，與新政權“建設四化”的“歷史使命”相符的1981年《決議》和1982年憲法，這個全新的，“與時代接軌”的上層建築在中國正式登台了。從此開始了“造反有理”的革命遺產向“致富光榮”的“民族主義”的加速度轉化。然而，由於革命遺產依舊重如泰山，革命意識仍然深入人心，矛盾不可避免地貫穿了轉化的全過程。“今天的民族主義和前天的共產黨革命有關？”在“文革”中吃了苦頭的知識分子們忿忿地抱怨：“跟昨天的‘文革’才有關呢 ！什麼破民族，不過醬缸二字，還配談民族主義！封建迷信，野蠻愚昧，幼稚落後！” 諸如此類對中國文化遺產的系統性批判是整個八十年代大眾文藝的基調。其中聲名最盛的是所謂“傷痕文學”。“傷痕文學家們”說，“文革”和新中國成立後知識分子的“苦難歷程”不過是歷史的延續；中國文化本身就是反現代的，我們應當另尋高明，取而代之。可嘆他們整日“文學”來“文學”去，原來也只是嘴硬腳軟鼻頭長的“聞靴” － 聞別個的臭腳。把台灣、新加坡的資本主義發展奉為亞洲典範的“傷痕聞靴家們”，卻不知兩地發展的基石恰恰正是他們眼中“無能”的中國文化 ，比之新文化運動中欲與封建中國文化決裂的陳獨秀，此輩真是不如遠矣！
自毀長城者失去的只是人格。他們獲得的將是萬世惡名。對中國傳統價值的自慚形穢，很快轉化為對中國革命的全盤否定。八十年代中後期，否定革命的浪潮此起彼伏，最終招致了政府的大規模鎮壓，因為共產黨革命的合法性是新政權宣揚民族主義的底線。令中南海為難的是，同早期的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們一樣，八十年代知識界對中國文化的一味指責蘊含着強烈的媚外傾向 。在一個剛剛通過數十年的暴力革命戰勝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使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的社會主義國家，開闢一條艱難而錯誤的媚外民族主義之路 － 這正是後毛澤東時代中國民族主義的最大矛盾和弱點。偽民族主義（包括今日中國盛行的偽沙文主義）的特點有二：一是沒主見，只會拱、不會看；二是沒福氣，活不長、玩不轉。這叫“從來只見????拱，一窩倒比一窩熊”。中國的民族主義學者王小東稱此種現象為“逆向種族主義”（reverse racism） ；阿里弗·德里克（Arif Dirlik）將之視作“早先東方主義的逆轉”（reversals of an earlier Orientalism） ；保羅·匹克威茨（Paul Pickowicz）則把中國“民族主義”在九十年代大眾文化中的衍生物命名為“逆向東方主義”（reverse Orientalis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