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戰爭和建設的特殊時代背景，“民族主義”主題本身的空洞和錯亂被暫時擱置一邊了。1984年，根據小說《高山下的花環》改編的同名電影在全國範圍內上映。這本兩年前出版的小說出色地描繪了1979年對越作戰的艱難和“極左思潮”結束後民眾對民族主義的全新渴求，並獲得巨大成功，被接連改編為舞台劇、相聲、舞蹈、電視劇等多種文藝形式。電影《高山下的花環》分別獲得1985年百花獎 最佳故事片、最佳男演員、最佳男配角、最佳女配角獎，及金雞獎 最佳編劇、最佳男主角、最佳男配角、最佳剪輯 獎。民族主義情緒熱烈高昂的戰爭歌曲，例如極度煽情的《血染的風采》 和《十五的月亮》（與毛澤東時代歌曲相比，此二者的主角都是感情豐富的職業軍人，而非勇敢樂觀的戰鬥集體），也成為這一時期的主旋律。商業電影導演陳凱歌與張藝謀也在1986年合作拍攝了另一部頗受好評的民族主義宣傳片《大閱兵》。與此同時，以高度樂觀主義精神熱情宣揚後毛時代中國的“穩定”與“發展”的歌曲成批出現，其中一些描繪神州江山的大好美景 ，另一些則呼籲民眾為實現“四化”而共同奮鬥 。1980年的《年輕的朋友來相會》是此類歌曲的代表作：
……
啊，親愛的朋友們，
美妙的春光屬於誰？
屬於我，屬於你，
屬於我們八十年代的新一輩！
再過二十年我們重相會，
偉大的祖國該有多麼美！
天也新，地也新，春光更明媚，
城市鄉村處處增光輝。
啊，親愛的朋友們，
創造這奇蹟要靠誰？
要靠我，要靠你，
要靠我們八十年代的新一輩！
但願到那時我們再相會，
舉杯贊英雄，光榮屬於誰，
為祖國，為“四化”，流過多少汗？
回首往事心中可有愧？
啊，親愛的朋友們，
願我們自豪地舉起杯，
挺胸膛，笑揚眉，
光榮屬於八十年代的新一輩！
倚仗着標準化與“入世”的浮誇言辭，這種虛幻的民族主義情緒暫時地掩蓋了深層次的意識形態衝突，並在1984年的洛杉磯奧運會前後達到了頂峰。在這屆華約國家聯合抵制的奧運會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紅色獨舞獲得了空前的成功。15枚光燦燦的金牌被作為“新”新中國徹底告別所謂“閉關鎖國的極左年代”，並取得（西方資本主義）世界廣泛認同的光輝業績而大肆宣傳。然而在“成功”的背後，是新政權對其左翼遺產釜底抽薪般的持續打擊，和內部左派針鋒相對的頑強抵抗。同為1984年通過實施的《中國人民共和國兵役法》就是明證。雖然跟與其同生共死的越南同志戰事正緊，雖然右翼黨魁們主導的資本主義改革早已兵臨城下，但是作為中國共產黨革命的核心力量，以“工農的子弟”、“人民的武裝”聞名於世的中國人民解放軍 仍然堅壁清野，固守成規。當然嘍，軍隊一直都是決定中共黨內意識形態鬥爭最終動向的關鍵。人民解放軍遠非鐵板一塊；由於矛盾的發展，革命者的自掘墳墓並不算什麼新鮮事。新中國成立（所謂“革命勝利完成”）後不久，即在開國將帥們強烈要求下實行的蘇式標準化軍銜制就是一例。詩云：二十八年，革命勝利，沾沾自喜，洋洋得意，軍銜上肩，紅旗落地 ，自毀長城，任由它去。但可惜得很，這批將帥生活在反潮流的毛澤東時代，一個冷眼向洋的時代，一個同此涼熱的時代，一個軍民團結如一人的時代，一個大膽宣布“我軍的軍銜制度，是照搬蘇聯和其他國家的。過去沒有這種制度，也一樣打勝仗。實踐證明，這種制度不符合我軍的優良傳統，它是一種資產階級法權，等級表面化，助長了個人名位思想和等級觀念。不利於我軍的革命化建設，不利於同志之間、上下級之間和軍民之間的團結”的時代。到1984年， “文革”前夕由毛澤東倡議通過的取消軍銜制度的決定已經履行了二十年。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數百萬官兵仍舊一律穿戴“一顆紅星頭上戴，革命紅旗掛兩邊”的“三塊紅”制服。幹部與戰士服裝式樣的唯一區分是軍裝上衣的口袋數量：幹部四個，戰士兩個。右翼決策者們早就對此忍無可忍了。他們雖然行動緩慢，但是步伐堅定。1979年11月鄧小平掌權一周年之際，總政治部就向中央軍委提出了“恢復軍銜制度”的意見。1982年，中央軍委正式決定“恢復軍銜制”。1984年5月，《中國人民共和國兵役法》規定：“中國人民解放軍實行軍銜制度”。這年年底，恢復將帥差別、官兵差別、軍民差別的各項準備工作基本就緒。部隊元老們“對恢復軍銜制的解釋是【它將】增強組織性、紀律性，提高士氣，促進各兵種的協同作戰，完成軍隊的正規化與現代化。” 然而，恢復軍銜制的決定遭到了軍內左派出人意料的猛烈攻擊。由於他們的持續抗爭，新軍銜制在全軍範圍內的實施被拖延到四年後的1988年10月1日。如此激烈而持久的內部鬥爭為世界軍事史所罕見。
當然，鬥爭還是導致了新的統一。1985年，全軍官兵都換上了嶄新的，職業化的制服。已成為中共軍隊象徵的紅星帽徽被內鑲“八一”二字（象徵1927年紅軍反潮流遺產）的紅星徽章取而代之；六五式軍裝的紅色軟領章也搖身一變，化作內鑲金星的紅色硬領章。“三塊紅”時代悄然結束 。
逆向“民族主義”的遍地開花提供了“文革走資派”們渴求的自信。在空前自信的鼓舞下，中國的改革進入了下一個階段。“舊”體制的最後堡壘 － 為國企員工提供終身職位與相關福利的“鐵飯碗” － 即將被徹底砸爛。在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裡砸爛工人階級的鐵飯碗 － 還鄉團老爺太太的醜惡表演被《閃閃的紅星》搬上熒幕後僅僅十年，赤裸裸的階級復辟就真實展現在了中國大眾的面前。由於“劇烈而艱苦”的左派抗爭，政府最終做出讓步，宣布保留所有在職國企員工的工作安全與福利，但將對全部新職工實施勞動合同制 。雖然其先期結果令人鼓舞，但勞動用工制度改革的基礎是損害並背叛工人階級利益的 。對工人階級的徹底背叛，正是整個九十年代中國都市化、消費主義與激進工人運動的共同溫床。
城市改革與學生運動：1985-89
八十年代的改革對產業工人的影響僅在步履蹣跚的政策導向方面，而風行九十年代中國的勞動用工制度改革則遠不止此。在反“文革”和私有化的雙重作用下，昔日“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的最大受益者 － 中國工人階級，已經徹底失去了自我表達的政治載體。一些工人仍在望眼欲穿地期盼着能從後續的改革中獲利 。另一方面，經濟改革誘人的數據成就與物質生活水平的切實提高，促使那些仍熱衷於日日譴責“文革”，夜夜歡呼“先富”的中國知識分子們達成了又一個“激情澎湃的共識”：在政治領域內宣揚資本主義 。 在此期間，左翼聲音幾乎被打壓殆盡。 “崽賣爺田心不痛”，所有中國左派均被鑑定為“先天不足”（解放軍現役空軍中將、成都軍區空軍政委劉亞洲正是如此評價解放軍締造者毛澤東的）；不僅他們的政治理想 “過時了”，他們所津津樂道的中國文化也同樣“過時了”。
在這種背景下，由右翼知識分子領導的第二次五四運動開始發展壯大。同時，該運動本身的結構性矛盾也發展壯大了。到1985年，“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的大眾俗語已經變為民生事實：八十年代初期的改革確實將中國經濟（特別是在農業領域）的發展模式穩步帶回了民國時期。儘管如此，在鋪天蓋地的改革成果面前，發展模式的變更本身並不造成什麼問題。但當1985年全國糧產量經歷自大躍進以後最嚴重的一次減產時，情況改變了。從1978年到1984年，全國糧產量持續提高。可聯產承包責任制在全國的廣泛實施是1984年才開始的。換言之，“沒有毛澤東時代的大規模灌溉、防洪和技術基建”，1978-84年的糧產增長是“不可能的” 。然而到了八十年代中期，新政權對封建農耕意識的政策鼓勵（“致富光榮”與“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等“時代標語”均為拉大旗做虎皮的封建“遺毒”）使農民耕作土地的積極性不斷下降。部分地區的部分農民停止了農耕；所有地區的一切民眾皆受其害。中國農業生產的停滯與對進口糧食的依賴持續至今。
由於非集體化的作用，兩種不同形式的兩極分化開始提速：一是沿海與內陸農村地區的兩極分化；二是各農村地區內部貧富農民的兩極分化 。二者都是二十年代初期半封建中國社會的基本特徵。雖然全國城市生活水平在同期取得顯著提高，但這是統籌經濟而非市場經濟的直接結果：它主要得利於此前幾年與市場改革聯繫甚微的農業發展，而非城市工業效率的相對改善 。而到了八十年代後期，由一批青年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規劃的 中國經濟改革帶來了無休止的通貨膨脹。他們個個都要做指點江山的英雄，但可惜得很，這些英雄生就兩條短腿，卻不能直立行走；兩隻巨掌，卻只會壓迫人民；一個虎頭，卻沒有長上眼睛。在失目英雄們史詩般的大手筆面前，不安全感，極度的不安全感壓迫着所有不知所措的普通民眾，也壓迫着那些新興的，尚無力保護自己法權的資產階級。在邁斯納眼中，一旦私產入憲，中國社會之基就將徹底變為資本主義了 － 當然，是為全球資本護航的獨裁資本主義（authoritarian capitalism）。
激烈變化的內外環境不僅促進了多種並存的對抗性矛盾的相互作用，也導致了這些矛盾的接連爆發。1986年，中國開始出現大規模學潮。正如鄧小平所希望的那樣，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了。但這一部分先富起來的人並不是什麼普通大眾，而是黨內高幹老人團的後代。老人團們拍着胸脯保證要提高全體人民生活水平，但多數中國民眾卻對價格改革、通貨膨脹與其餘各項使黨政官僚遊刃有餘的改革措施怨聲載道。由於資本主義城市化的滯後，在“新”新中國獲得新生的城市中產消費階級尚未完全形成。於是，那些本應由他們共享的改革利益，被不同職位、不同地區、不同年齡的黨政官僚神定氣閒、從容不迫地分食了。作為一個整體，龐大的中國官僚體系從黨國的傳統政治控制與市場的新興經濟力量中取得了雙重收益：在修正主義改革的特殊背景下，許多官僚機構“必然地履行了資本主義企業的角色” 。自然而然地，中國人民解放軍也一躍轉化為規模空前的武器製造與出口商，並逐步成為國際貿易與金融中的重要力量。軍隊各級官僚的遠近、大小、老少親屬，充斥了兩萬餘家陸續建成的軍工企業事業單位及更為龐大的軍轉民企業 。
因此，1984年後中國政府依靠右翼獨裁制度建設市場體制 的努力，與“資產”風催生的體制性腐敗，必然喚醒了一個在理論上占有特權，卻在實際上自認為“一無所有”的不穩定的政治群體，一個扯起大旗代表“人民”的政治群體，一個內部利益矛盾重重的政治群體：知識分子與學生。這個群體的政治覺醒始於1986年。當年12月的安徽合肥，約三千名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學生由於對基層人民代表選舉的不滿，進行抗議示威 。在校方與右翼知識界的支持下，示威活動迅速蔓延到其它城市。12月20日，五萬學生占領上海人民廣場，全國性的學潮達到頂峰 。為求自保，北京立即發起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強制性地結束了各地學潮。在這場運動中，黨內剩餘的左派勢力迴光返照般地扮演了重要角色。這是 “去政治化”時代的第三次大規模鎮壓 。而十年前“華主席登上天安門”時，讓諸多民眾在天安門廣場上縱情歡慶模切率貝災兄掛磺姓臥碩某信怠Ｐ率貝牡謔輳諞慌拔母鎩背跗誄鏨難媲埃信燈潑鵒恕ＶС盅С鋇娜舾紗籩斗腫櫻ù蠖嗍槍撓乙硌д擼┍皇⑴碌牡徹⑴洹⒘鞣擰⑶稹Ｈ歡氤ご鏤迥甑娜妗扒遄蟆痹碩ń遺樵碩僥輳叭秩恕痹碩輳┫啾齲熬褪侶凼隆鋇姆醋什准蹲雜苫碩還且淮撾薰贗囪韉南暈⑹質酢Ｕ獯蝸暈⑹質趵幣桓鱸攏哉宰涎艚猶婧畛晌泄滄蓯榧嵌娼崾?。
這場運動的對象只不過是政治層面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對上層建築自由化傾向的鎮壓是必需的：其原因並非是右翼知識分子的所謂“民主理想”（八九以來，他們對“民主”的認識與實踐與自己先前的“民主理想”完全背道而馳），而僅僅是由於此時此刻，作為一個復興中的社會階層，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尚未被黨國改革所形成的寡頭利益集團所完全吸收。經濟領域的資產階級自由化非但沒有受到運動的任何衝擊，反而隨即成為趙紫陽短期執政內一項大張旗鼓的國家政策。
掛羊頭賣狗肉，賣不出去名聲臭。在以出口為導向的新國民經濟中，高調宣傳新政權的合法性，高調宣傳革命與發展的同一性，高調宣傳八十年代的“社會主義新人”已經接過瀕死的馬列主義老太婆（這就是右派暢想中毛澤東時代中國的形象）手中社會主義－民族主義的雙槍，義無反顧地走上了建設“四化”的康莊大道：這些是右翼黨魁的筆桿子、吹鼓手與傳教士面臨的“重大課題”。他們的重大成就：“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其實質是資本主義初級階段）迅速成為從中央到地方一切走資行為的天然藉口 。在此前幾代的中國馬克思主義者 “獻了青春獻終身，獻了終身獻子孫”的崇高理想與壯麗事業被徹底拋棄後（它們所有殘留的印象被總結為六個字：“那過去的故事”），幾代中國人為社會主義實踐而做出的驚人犧牲也被束之高閣，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與根本任務成了“留給後人去解決”（這多像是黨魁們撒手西歸前撇下的遺言）的問題。可口號畢竟只是口號，普通的中國民眾，尤其是普通的中國工人，究竟怎樣才能從日常生活中感受到“社會主義”的切實存在呢？1988年，趙紫陽再次推動商品價格改革。由此引發的嚴重經濟危機與金融混亂很快導致了生產資料的全面緊缺。在八十年代晚期的“社會主義”新中國，民眾終於認識到，“社會主義”已經不知去向。亂世從此開始。
1988年秋，各主要城市的當年通貨膨脹率突破百分之三十，“搶購風”席捲全國。為避免“完全亂了”，中央政府立即頒布嚴厲措施：壓縮固定資產投資及信貸規模、實行價格管制、 提高利率、集中財力。然而措施失敗，大小工廠倒閉，鄉鎮企業關張，產量縮減，失業劇增（1989年春，全國失業人口達五千萬） 。人民的不滿情緒在各地高漲，學生要遊行，工人要罷工，農民要反抗。不僅如此，封建惡習、反動迷信、青少年犯罪也重現江湖，層出不窮，推波助瀾。隨着中國社會主次矛盾的急速轉化，黨內所謂“保守左派”與“革新右派”間的爭辯達到白熱化。
局勢的持續動盪與絕大多數民眾的意願相反，也與絕大多數黨魁的意願相反。在一派喧囂中，事物再次走向反面：右翼黨魁們求穩定、圖發展的血盆大願被他們親手發動的改革衝擊得片瓦無存。由此，左右兩翼的知識分子悄然成為全國意志最堅定，目標也最明確的社會群體。這些人或引導、或誘發了各地始於八六而終於八九的學潮。在他們的眼前，兩個幻影搖曳着，虛華縹緲，揮之不去。一個是西方的幻影：幸福的洋人，浪漫的遠方。一個是自己的幻影：幫助中國實現西式幸福浪漫的天生領袖。八九年春夏之交，兩個幻影重合了。重合的結果，按次年公開紀念“六·四”而坐監兩載的李民騏的說法就是：
……民眾的不滿以民主運動的形式得到了表達。運動的領袖並非普通工人，而是迷戀舶來制度的知識分子與學生。自然地，這使任何針對都市工人的積極有效的大規模組織動員都成為不可能。而沒有他們的參與，運動的失敗是註定的 。
迄今為止，對“六·四”的不同論述是如此之多，既不可能、也不需要將其逐一剖開，逐一解析。更加重要的，是認識該事件對九十年代中國變革的深刻影響。到了九十年代，中國全面市場化的客觀條件已經成熟，而 “攪得周天寒徹”的市場化主角正是此前的學潮大軍。這樣的荒誕劇說稀奇也不稀奇。畢竟，讓八九學生廢寢忘食、挑燈夜戰的只是高不可攀的官僚系統，而非不斷深入的經濟自由化進程。在資本化的洶湧浪潮中，學生間的兩級迅速分化。幾年後，一部分學生悲哀地發現，工農群眾生死有命，學生領袖富貴在天。而他們自己，則是十三不靠，上下難料。
請跟我來：九十年代
在汪暉看來，八十年代的中國知識分子有“五項無能”：一不能提供實際的社會目標；二不能理解社會動員的全部潛力；三不能認識時代特有的社會矛盾；四不能發現基層社會運動的社會主義傾向；五不能超越冷戰的意識形態思維 。說到底，雖然對“市場增長導致的不平等” 的無意識反抗確為八九運動的內容之一，但是，與國家機器受到的衝擊相比，該運動從未對引導八十年代中國發展的似是而非的市場邏輯（與逆向民族主義）構成本質上的挑戰。其結果是，運動的主力軍，是 “在以政治與經濟權力的轉移為特點的改革進程中頗有所得” 的群體之大聯合。由於這個原因，也由於占全國人口大多數的普通工農或不理解、或不支持、或不參與，學生運動最終淪為特定知識分子籍以影響體制內權力關係的重要把柄 。這些知識分子正是今日中國新自由主義的奠基人。
在這種情況下，新自由主義者的願望是此前經濟改革的全面深化。此後不久，願望實現：“深化改革”通過法律程序，成為整個九十年代政府工作的重點。該工作的重點成果之一是歷史罕見的兩極分化。在兩極分化所孕育的各級執政精英中，右派扶搖直上，成為主角。他們的不世氣魄，讓黨魁們也不禁為之傾倒。“時代強者”們翩翩共舞，觥籌交錯。最終，二者共同催生了葛蘭西筆下的所謂“霸權聯合體”（hegemonic bloc），一個“牢不可破的聯盟”。聯盟的內部關係時刻處於轉化之中，但二者的根本利益是互惠的：右翼知識分子對深化改革的呼籲，既排除了九十年代中國民眾對安全保障的社會追求，也迎合了新政權除左出局後的政治需要。於是乎，新自由主義作為“抵抗者”的高大形象從未出現。相反地，中國各級的執政精英與新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開始親密接觸，發展“一種相互依賴的複雜關係” 。
隨着九十年代的深入，中國的新自由主義者在政治追求上的大逆轉和經濟地位上的大躍進逐漸明朗。當國家官僚體系供知識分子進出的鐵門轟然大開之時，各類學者蜂擁而入。此前十年被黨內“保守”、“革新”兩派論戰所牢牢禁錮的左右之爭頓時得到解放，成為知識精英的熱門話題。然而，中共黨內與知識界的左右論爭均忽略了兩點：一是中國民眾兩千年來封建壓迫形成的“敢把皇帝拉下馬”的造反傳統，與兩百年來革命實踐形成的打斷骨頭連着筋的左翼傾向；二是二十年來“外國月亮就是圓，中國月亮難過年”的中國教育制度造就的資本主義新人，和他們從中形成的右翼理想。換言之，在城鄉民眾普遍反對私有化並重新關注安全保障、社會正義的時代背景下，中國的左右陣營（尤其是右派）均未能真正與人民“接軌”。
在新自由主義者一馬平川，順利占領各級行政機關的同時，左翼知識界也深陷史無前例的重組之中。左翼知識分子不僅在思想戰線上，也在組織戰線上被迫退出了物是人非的國家機器。正因為如此，今日的中國左翼在本質上就是反精英的 。在九十年代中後期的中國社會，那些被標為“黨內左派”的“頑固分子”已經不是鄧記改革初期的正統“老左派”了。是的，這些前朝遺老的確是黨內的殘餘左翼勢力，但他們與所謂“文革極左派”毫無關係 － 而在“改革開放的新形勢”下，他們卻正承擔了這樣的罪責。與黨內左派相比，左翼知識分子更加游離於體制之外。九十年代至今，在“八九怎麼看”與“中國怎麼辦”兩大問題的認識上，該群體的多數成員仍舉步為艱。可無論如何，從那時到現在，左翼思潮的日趨深入都是天經地義的：其根本原因正是全體精英對所有“不穩定因素”的天然恐懼，正是黨國上下對私有化與市場改革的諱疾忌醫，也正是國內外一切反動派對另一條發展道路，尤其是對以“鬥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批判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為目的，以毛澤東思想為綱的發展道路的深仇大恨。
這種骨肉相連的深仇大恨，正是1992年鄧小平所謂“南巡” 期間“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等一系列講話的社會基礎。通過這些講話，退而不息的右翼元首“憑藉南方記者的筆桿子” ，在“北京的官方媒體正由黨內左翼理論家把持的時刻”，發動了意識形態領域的二次政變。政變的頭號功臣是奇名怪姓有影無蹤的“皇甫平”，即上海《解放日報》頭目周瑞金。周君“將鄧小平推進市場改革的觀點通過一系列令【其餘】中國媒體望洋興嘆的社論而和盤托出” 。次年，此人高升《人民日報》副總編輯，兼任華東分社社長。此時，在廣場坦克的隆隆餘音中，一場始於1978年，並由九十年代初中國的特殊背景（一是國際封鎖的確立，二是國家修正主義的倒台，二者都導致了執政黨的政治危機）而日漸激烈的路線鬥爭，正在馬克思主義的老兵頭（所謂“老左派”）與鄧小平改革的辯護士之間如火如荼地進行着。隨着1992年的二次政變，隨着由暴力確立的鄧記改革不可質疑的 “進步”形象，隨着“市場的勝利”（其實是政變的勝利） ，公開的路線鬥爭結束了。1992年，隨着黨內最後一批左派老兵的失勢，中國完全而徹底地走上了市場改革的大路。在這條大路上，地方利益集團和多屬右派的體制內知識分子情難自已、歡欣雀躍，而最大的路障 － 使八九運動席捲全國的基本矛盾並未真正得到解決 。換句話說，造成整個九十年代過度發展與分化危機的社會條件在八九之前早已形成。但是，只有在進入九十年代後，在蘇聯解體所帶來的震懾下，在大勢陡轉，羊頭紛落，修正主義繳槍轉舵的情況下，由於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急速發展及其普遍影響，人們才真正感受到這些社會條件的切實力量。在其作用下，對加速市場化的公開質疑和批判成為不可能 － 哪怕最謹小慎微的質疑和反對分子（尤其是宣傳機關中的各類人士）都可能被“視為阻礙市場至上的議程，兼為左派謀方便” 的“壞人”。於是，反思“現代性”（revisiting modernity）這個“新時代”頭十年（即1979至1989年）間知識界未曾染指的沉重擔子，就被徹底丟給了頂風而上、勢單力薄的左翼學人。
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中國的新自由主義代表了市場極端主義（market extremism）、新保守主義（neo-conservatism）和新威權主義（neo-authoritarianism）的離奇組合，其目標是“以穩定的形式激進化經濟與政治力量的演變，用權力保證動盪時期的市場化進程，並在全球化浪潮中尋求國家的完全退出” 。在明哲保身的“穩定”觀下，激進主義（radicalism）的一切表現形式（包括同被定為極左暴力的中國革命與學生運動）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持續批判，而對一切“過激行為”的本能恐懼，正是中國新自由主義者們對系統性的腐敗、市場化的社會代價、無組織的抵抗與有組織的對立等問題安之若素的思想基礎。白衣仙人在高堂，醉玉醅，賞瓊漿，這個將成為九十年代中國改革最大受惠者的群體，即便是對最關乎其利益的改革前景也未嘗提出多少建設性的批判，世事茫茫難自料，況億萬升鬥草民乎！對歷代中國民眾為之出生入死以命相求的社會安全（而非令八十年代知識分子魂牽夢繫的“民主”幻象），新自由主義者們既不能理解，更不予理會。
鄧小平九二南巡的直接成果，是沿海各“經濟開發區”與商品期貨、股票證券、房地產等市場的興起。這不僅為“新富階層”的產生奠定了市場與政策基礎，也為政治、經濟精英的同流創造了完備的條件 。南巡後的十年間，着眼於長期生產力（long-term productivity）而非即時利潤率（immediate profitability）的所謂制度性創新（systematic innovations）從未真正出現。而即便如此，直到結構性腐敗、農業大減產、貧富差距甚囂塵上的九十年代末期，中國的學界討論也未曾質疑繼續改革的合法性。原因之一是鄧小平南巡其時，八九後的國際封鎖已使中國門衰祚薄，國民經濟幾乎“到了崩潰邊緣”。在這種情形下，知識界的整體形象是灰頭土臉，見不得人的。學界驕子多求金玉其外，若衣衫破敗，顏面無光，怎麼好思考、調查、寫作、討論呢？況且，那些霸據中國學界的新自由主義者們，本來也就沒有反對市場化的道理。而此時的學界左派分化現象嚴重（九二之後，更遭降格“消音”），眾人各謀其政，無力回天。這一階段，何新 及其“國家主義”理論（即“強調一國【之整體】利益而非其轄區、別國或超國家群體之利益”；有別於“民族主義” －“強調人們對國家及其流傳之榮耀、文化與利益的效忠”） 對左派的重組產生了尤其積極而持久的影響。如祝東力 所言：
……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時代，何新以國家主義為訴求，刷新了文革結束以來中國知識界的視野。他是九十年代中國民間的民族主義思潮的早期倡導者，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九十年代中國政府的國家主義意識形態的民間設計者。……何新是中國思想界從八十年代過渡到九十年代的重要樞紐……1992年春，鄧小平通過南巡談話的方式強力推進中國改革。從此，中國九十年代的社會特徵才真正開始呈現出來，即市場經濟和威權政治之下的高速增長、貧富分化、吏治腐敗以及消費文化的興起。在許多方面，國家與市場、權力與資本結成聯盟，廣大社會階層默默承擔着經濟轉型的沉重代價。在國內環境迅速變貌的同時，國際上，由於冷戰結束，國際戰略形勢發生逆轉，中國重新成為美國圍堵打壓的對象。由於國際國內環境的巨變，我們早年關於紅色中國的記憶在經過八十年代的長期壓抑之後，開始甦醒，成為一種批判的資源。我們驚異地發現，原來曾經被看作教條的概念和命題許多都表達着真理，原來曾經被嘲諷譏笑的人物和故事許多都充滿了魅力。我們甚至觸目驚心地發現，實際上，我們今天面臨的種種困境，許多都只是應驗了毛主席當年的政治預言。
在這些條件的交互作用下，一些左翼知識分子轉而開始研究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以反思中國的當代問題。此類學者（汪暉、崔之元尤甚）雖被誣為“新左派”，卻堅決反對新自由主義先入為主的“左”、“右”劃分，認為這是一刀兩半的“冷戰意識” 。與之相反，當代中國的特殊情形使新自由主義學者們對其“右派”身份頗為驕傲，不少人或以“自由主義者” － 一個“不可褻瀆的、甚至是神化了的光環 ” － 而昂然自居。“九·一一”後的今日世界，貧富兩極劇烈分化、全面對立的今日中國，處於不斷轉化之中的左右之分空前突出，顯而易見。此外，這樣的劃分也是確實存在的，因為中國的幾億工農階級並未也無可能完全接受資產階級主流對左翼哲學的全面打壓和詆毀（在這種條件下，所謂的中國“新左派”從一開始就富含各種貶義）。一方面，沒有資產階級主流意識對工農階級的全面滲透，就沒有底層民眾的所謂“信仰危機”，及隨之復來的對神佛仙妖精靈鬼怪的原始崇拜；另一方面，沒有工農階級對資產階級主流意識和批左浪潮的無意識抵抗，就沒有1993年毛澤東誕辰一百周年時衝擊神州各地的激進懷舊情緒。十幾年後的今天，毛澤東、周恩來等人形象在底層的徹底神化、中國共產黨軍隊（尤其是紅軍、八路軍、志願軍）精神半宗教式的傳說和解放軍廟的綿綿香火，正是工農群眾這種矛盾心理最真實的反映。
經過各種矛盾的激烈轉化，令中國修正主義者們匪夷所思的事情發生了：當“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追隨西式全面私有化的面目（這就是修正主義者眼中的“光輝道路”－Shining Path）終於大白於天下之時，一批曾留學美國的學界左派卻自覺地在中國知識界展開了對西方資本主義現代性（capitalist modernity）的批判性反省（critical self-reflection），並紛紛質疑中國應否或能否將西式資本主義樹立為社會樣板。不久，在美國政府對北京申辦2000年夏季奧運會的干涉導致後者以兩票之差敗北後，左翼學人的質疑引起了廣泛的社會共鳴。從北京到廣州，難以抑制的民族主義浪潮一時波及全國各個城市 。激烈回應的背後，是辯證的心理矛盾：在城市民眾看來，六·四後中國上下對資本主義現代化鍥而不捨的艱苦追求，被美帝國主義斷了前程。連那些四年前還熱情洋溢地高高舉起所謂“民主女神”像（美國自由女神像的簡單複製）的示威者們，也紛紛宣布與自己的前任偶像為敵，號召“重新出發”，踏出一條與眾不同的發展道路來 － 而在被鄧記改革掏空之前，新中國的發展道路一直都是與眾不同的。這樣的怪誕情景，只能用《貴族之家》中米哈列維奇的詩作來加以描述：
我把過去崇拜的一切，統統付之一炬；
而對焚毀的一切，我又開始虔誠崇拜。
北洋時代結束七十年後，為尋求獨一無二的中國式發展道路，學界左翼與民族主義再次挽手共進。從1993年到1996年，一系列反對私有化及商品拜物教（commodity fetishism）之反民主（antidemocratic）性質的學界討論開場了 。
這幾年裡，民族主義的復興正以驚人的速度不斷恢復着執政黨八九後所剩無幾的合法性。因此，對這場賓客滿堂的學界討論，政府雖有所覺察，卻並未制止。但出乎統治階級意料之外的是，形勢正在起根本性的變化。九十年代的民族主義不再是純粹的偽民族主義了。這並非笑談：修正主義是“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和大批地產生着”民族主義和民族資產階級的。到了九十年代中期的中國，那些被砸爛鐵飯碗的，那些剛找到瓷飯碗的，那些在社會主義教育下嚮往資本主義的，那些在資本主義教育下嚮往民族主義的，那些在修正主義教育下嚮往社會主義的，與真假洋鬼子徹底對立的新一代民族主義者真正出現了，敢於向西化（而非向資本主義借鑑）說不的新一代民族主義者真正出現了。走在大路上的，並不僅僅是唯我獨尊的大漢民族主義者，統治階級既無從“代表”，也避之不及的空想民族主義者和毛澤東派民族主義者也在其中。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初期中國的基本形象緩緩重現人間：在一個假“為民”、真買辦的右翼政權里，觀念各異的民族主義積極分子破繭而出。他們中既有聖徒般虔誠的青年馬克思主義者，也有夫子般飄逸的孔教民族主義者，而紫禁城內的“民族主義”政權卻哪個也代表不了。
自然，在不顧爹娘也要“保洋”的當權派們眼中，民族主義的復興創造了社會的不安定因素，是異常危險的 － 在對全盤西化和歐洲中心主義（Eurocentrism）的學術批判逐漸深入流行文化（popular culture）的關鍵時期，尤其是這樣。1996年《中國可以說不》和《妖魔化中國的背後》等書的出版，宣告了這一時期的來臨。在形式上，此等書籍均系本土自由撰稿人與海歸知識分子的文章集合。兩個作者群體都宣稱，他們已從八十年代時刻受美國影響的渾噩中幡然醒悟 。這類書籍鮮明的（反美）立場和空前的暢銷，使政權無法及時使其與之合流。而《中國可以說不》中洋溢的反政府情緒 ，正是二十世紀初的中國激進青年們理想 － 那些呼籲並致使清王朝垮台，直接激勵了第一代中國左派的理想 － 的再現。
這類書籍的廣泛暢銷，與以下條件密不可分：中美衝突；八九至九二年間嚴重受損的國內市場；雜亂無序的國民經濟；將經濟發展與政治團結（political unity）、軍事實力（military strength）和社會穩定（social stability）日趨統一看待的民間傾向；學界從無視中國社會具體情況的抽象的現代性敘事（abstract narratives of modernity）到對實際變化的理論分析的焦點易位。1997年的所謂亞洲金融危機，更是全面深化了學界對新自由主義展開系統批判的社會條件。
儘管如此，正像鄧記吹鼓手們時常嘶叫的那樣，“改革是不可動搖的”。新千年日益迫近，而對新自由主義的公開批判仍舊僅是極少數學界知識分子的權利。九二年後中國實現修正主義“四化” － 商業化、都市化、私有化和兩極化（這正是資本主義全球化條件下“現代化”的全部含義） － 的速度之快，令兩百年來世界各國的一切資本家、殖民者和軍火商都望塵莫及。在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資本駿馬一日千里，“去去不可追”，而鐵蹄過處各地學界的零星譴責，只能是“不革命階級”事後諸葛的無助悲鳴。然而到了二十世紀末，帝國主義大發慈悲，中國社會再一次以遠比九六年更為激烈的民族主義浪潮回應了左翼學人的理論批判。1999年5月8日，由美國政府操控的北約侵略軍突然空襲貝爾格萊德的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三名記者遇難。消息傳來，全國大嘩。億萬中國民眾，尤其是新一代沉迷於美國夢中的青年學生，被迫睜開了雙眼。此前，北約部隊對南斯拉夫聯盟共和國的悍然轟炸已經使無數人到中年的“八十年代新一輩”惟余愕然：在他們的印象中，這是獨闢蹊徑、以一己之力對抗“邪惡帝國”的社會主義堡壘，是“改革”之初舶來文化產品的源頭，是鐵托的國度，是瓦爾特的故鄉。侵略者的連日空襲喚起了他們的記憶，讓他們想起了納粹的行徑，想起英雄的傳說，想起保衛薩拉熱窩的游擊戰士，想起“啊朋友再見”的嘹亮歌聲。當他們再一次睜開雙眼的時候，南斯拉夫四分五裂，國已不國，而中國總理朱鎔基卻擇此良時，心潮澎湃地踏上了美利堅合眾國的土地。在那裡，他留下了萬古流傳的名句：
“我的任務就是到美國來，向美國人民解釋中國的情況，使他們消消氣。”
如此感人肺腑的思想匯報，使朱鎔基“消氣總理”的美名遠揚八方。而青年學生雖將五八恐怖襲擊視為對中國（資本主義）現代化的公然挑戰，卻找不到任何能與之抗衡的表達方式。於是學生暴起，民眾忿懣，示威活動在各大城市蜂起，美國駐華大使館及各領事館風雨飄搖。
大地在顫抖，仿佛空氣在燃燒，而各界右翼卻從此被完全孤立於民眾自發運動之外。在憤怒的學生面前，中國右翼親西、媚美的立場不僅不受歡迎，而且也毫不可信了 。當各地民族主義情緒空前爆發之時，自由主義祥林嫂們驚恐萬狀地貓在鬆軟的沙發里，一個勁地叨咕：冤孽啊，罪過啊，民族的悲劇啊，歷史的輪迴啊，1900年的義和團“暴亂” 捲土重來了啊，這都是“新左派”們煽動起來的“原始民族主義”（primitive nationalism）啊，啊啊啊啊。而他們越是啊啊，民眾的逆反心理就表現得越突出，也越有人認為“新左派”的意見值得借鑑。用李民騏的話來講：
中國各大都市的反帝示威活動標誌了一個觀念上的突變。新的一代學生和知識分子逐漸理解到西方“新聞自由”的局限 － 這是由於他們看到了西方媒體作為戰爭的宣傳工具，壓制不同聲音的表現 － 並開始質疑打其旗號作戰的政治制度的本質。社會主義的詞語在多年以來首次浮出水面……與此同時，慣於為西方的點滴草木高唱讚歌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們卻陷入了嚴重的混亂。那些選擇附和西方主流媒體的人，已經表明了對普通中國民眾的情緒與願望的完全漠視。他們對最新一代學生的影響也從而遭到急劇削弱 － 如果不是被徹底排除了的話 。
這樣，到了新千年，以右開始的改革轉而向左：中國的文化環境變更了。由於各級黨政機關內左派力量的凋零，在大眾傳媒（mass media）中占據主流的新自由主義代表及其對任何異見均標為“左”的瘋狂指責，已經賦予了“左派”身份一個全新的含義。此時，中國的經濟自由化進程正在穩步跨入政治領域，將市場獨裁制度的所有不公以立法手段逐一合法化。儘管在經濟立場與政治主張上均有明顯不同， 但在共同的怪獸強敵面前，新時期的“三種人” － 即受到良好教育，卻遠未被充分代表（underrepresented），反被誣為所謂“新左派”的批判性知識分子（critical intellectuals）；積極呼應下崗工人與底層民眾對社會安全的強烈要求，並以此重奉中國革命大旗的黨內所謂“老左派”；由於反思“改革”而以“左”遭陷的一群無組織的所謂“草根經濟學家” － 逐漸走到一起，和轉入地下的民眾左翼並肩而進，開始了漫長而艱苦的鬥爭。
當“年輕的朋友們”在二十年後重新相會時，二十一世紀初期中國“美妙的春光”、城鄉的“奇蹟”和“四化”的“光榮”，只屬於他們中的極少數人。更多人已無辜淪為“時代的”、“陣痛的”、 “轉型時期的”、 “前進路上的”、“全球化進程中的”“必然”犧牲品。而“時代”恩賜他們的救命稻草，不過是輕描淡寫的“從頭再來”四個字。早在“改革開放”之初，帕特·霍華德（Pat Howard）就曾擔心“超越烏托邦主義將意味着向一種多少喪失社會理想的實用主義的倒退”，擔心對“文革”道義的遺棄將“招致對道德規範的完全遺棄”，擔心對“大規模階級鬥爭”的遺棄“將促使消滅在平等與正義問題上的鬥爭” 。像一場血雨，灑落人間去，短短二十年間，所有的顧慮就以“史無前例”的廣度、烈度、深度和速度成為了可怖的現實。好在黑夜的盡頭總是黎明，當多數西方分析家仍寄未來於中共黨內“保守派”與“改革派”間的精英鬥爭之時，中國已然進入反思市場改革的新階段。這個新階段的主要推動者，不僅是亮劍出鞘的新一屆政府，更是影響日深的上層和民間左派。
注釋
這恐怕是貝內德托·克羅齊（Benedetto Croce）最廣為引述的觀點，而其出處的描述卻非如此簡單：“作為每一歷史判斷的基礎的實際要求，賦予一切歷史‘當代史’的性質。這是因為，不管這樣詳加記述的事件的年代看來有多麼久遠，歷史實際上涉及的是當前的需要以及那些事件活動於其中的當前的局勢。” Benedetto Croce. History as the Story of Liberty, trans. Sylvia Sprigge.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41: 19.
1928年的中共六大“批判了‘左’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特別是盲動主義的錯誤”，並明確指出：“黨的內部宣傳工作基本任務乃為肅清機會主義殘餘、消沉傾向和左派盲動傾向（先鋒主義、恐怖主義、盲動主義、強迫罷工等）。” 自《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簡介》。中國網（無日期）。2007年2月26日摘於http://www.china.com.cn/ch-80years/lici/6/0.htm；《政治決議案》。中國網（無日期）。2007年2月26日摘於http://www.china.com.cn/ch-80years/ lici/6/13.htm。
Mark Seldon and Victor Lippit. “The Transition to Socialism in China.” In The Transition to Socialism in China, edited by Mark Seldon and Victor Lippit. New York: M.E. Sharpe, Inc., 1982: 3.
中國與海外的許多新自由主義學者持相反觀點，而這些反對意見的傳播之廣、氣焰之盛，不過是中國政府對知識界當權派進行招安的忠實反映。自然地，招安政策的學界贏家，多是鼓吹市場化的右翼先鋒，而非有口難言的左翼學人。
James Ethridge就是這樣想當然地進行劃分的，而他只是諸多懶學究中的一個。見James M. Ethridge. China’s Unfinished Revolution: Problems and Prospects since Mao. San Francisco: China Books & Periodicals, Inc., 1990: 267-268.
Wang Hui (2003a): 44.
同上, 第46-47頁；第193頁。
趙月枝亦曾做出相似判斷：“中國社會運動的主角們……並不單調而有節奏地叫喊着粗譯而得的自由、民主的口號。相反地，他們在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