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適逢“鄧小平去世10周年”，或“鄧小平‘南巡’”15周年”，按理，這兩大標題中的任何一個，都足以構成中共當局“隆重紀念”的理由。畢竟，鄧曾經被中共稱為“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然而，中共方面，似乎並無多大動靜，若干紀念活動，規格小，調子低。官方媒體發了一些不痛不癢的紀念文章。零零星星，如此而已。

歌頌鄧小平，折射奴性人格

仍然為鄧唱頌歌的一方，調子往往是：沒有鄧小平，就沒有“改革開放”；沒有鄧小平，就沒有經濟繁榮；稱之為“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還不夠，還要稱之為“改革之父”。這種“沒有某某人，就沒有國家的什麼什麼......”或者“沒有某某人，就沒有人民的什麼什麼……”的公式化造句，猶如當年的“兩個凡是”。折射的，無非都是奴性人格。

有些文盲個體戶的說法，把這種奴性人格，表現得淋漓盡致：沒有鄧小平，咱哪開得上摩托？沒有鄧小平，咱哪建得起小樓？與一些愚昧小農的說法，如出一轍：沒有鄧小平，俺哪啃得上白饃？沒有鄧小平，俺哪娶得上媳婦？

一個名叫黃四高的四川人，就生動而典型地體現了這種根深蒂固的奴性。因為在深圳搞運輸發了財，在外國記者面前，黃說：“多虧了鄧小平。毛澤東給了我們一個飯碗，而鄧小平往裡放進一大塊肉。他改變了許許多多中國人的命運。”這個黃四高，不如乾脆說：他是毛澤東或者鄧小平生的，沒有毛澤東或者鄧小平，他連來到人世間的機會都沒有。

政治上，毛鄧一脈相承

有人說“鄧小平改變了中國”。其實，鄧小平改變的，只是毛澤東的黨內路線。毛奉行“以階級鬥爭為綱”，鎮壓民眾，迫害異己，連鄧本人，都一度淪為受害者。一當鄧大權在握，改變毛的極端路線，就毫不令人感到意外。尤其平反被毛打倒的黨內高幹，為鄧徒增黨內聲望，收攬黨內人心，何樂而不為？

這種手法，在歷史上並不鮮見，前朝皇帝株殺大臣，後朝皇帝平反昭雪，一殺一撫，王室自然安穩。比如南宋時期，宋高宗枉殺岳飛，宋孝宗平反岳飛。宋孝宗為岳飛昭雪之日，宋高宗還在世，並且是“太上皇”，可見父子兩人的默契。

回到現代，毛鄧二人，猶如一個唱黑臉，一個唱白臉。前者把壞事做絕，後者把好話說盡；一個製造極端，一個扭轉極端，人心自然不難收拾。在政治上，鄧小平與毛澤東，實則一脈相承。毛對鄧讚賞有加，呼之“人才難得”。早在三十年代，毛在江西濫殺紅軍，鄧就是毛路線的代理人，以至於，當毛受到來自上海的中共中央查處時，鄧就成了替罪羊，首先遭到關押和審查。

五十年代的“反右”運動，由毛澤東策劃、鄧小平主持，故當需要為“右派”“摘帽子”的時候，鄧小平就只准“改正”，不准“平反”。聲稱當年“反右”是“必要的”，僅僅犯了“擴大化”的“錯誤”。並親自裁定，將包括章伯鈞、羅隆基等近百名人、以及各地知識分子一萬多人，保留為“右派”，“不予改正”，留下尾巴。

毛澤東之罪惡，遠遠超過斯大林。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為日後蘇聯民主巨變埋下伏筆；鄧小平卻包庇毛澤東，為更多的鎮壓和屠殺預留了空間。果然，鄧小平主導的中國“六四”大屠殺，與戈爾巴喬夫引領的蘇聯民主演變，幾乎發生在同一時期，形成倒退與進步、黑暗與光明的強烈對照。一出“六四”屠城，就足以抹煞鄧小平的一生。鄧臨死，就只能吩咐，連骨灰都不留了，更莫提上八寶山。

1979年2月，鄧小平調遣二十萬中共軍隊，對越南開戰，一個月間，中國軍人陣亡二萬多人，傷者無數，慘敗而還。而這場戰爭的起因是：由中共指使和縱容的柬共（紅色高棉），屠殺了柬埔寨人口的四分之一，其中也包括中國和越南僑民。越共以保護其僑民為由，揮兵柬埔寨，推翻紅色高棉，順帶將柬埔寨民眾從地獄中拯救出來。中共出兵，意在報復越共，力挺柬共。迄今，紅色高棉早已土崩瓦解，餘黨正等候候國際法庭的審判。證明，由鄧小平挑起的中越戰爭，不僅在軍事上一敗塗地，而且在政治上輸得精光。九十年代之後，中共與越共重歸於好。無數年輕生命，白白充當了中共的炮灰。連“改革開放”後的花花世界都還沒有見識，就長眠異域。

經濟建設，鄧理論後患無窮

至於經濟建設，以輕視甚至破壞態度相對待的，古今中外統治者中，畢竟只有毛澤東一人。即便在中共黨內，力主經濟建設者，也早就大有人在，彭德懷、周恩來、林彪、劉少奇等，都屬此列。其中，任何一個人，如能有機會在毛死後主政，都會提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絕非鄧小平一人而已。

但在經濟建設中，鄧小平的人治陋習和獨裁思維，卻給中國社會留下無窮隱患。比如，鄧自稱“摸着石頭過河”，就是“臨時拍腦袋”的典型人治手法，導致“一哄而上”，讓中國社會白白錯過本應由制度改革做起的有序過渡。

又比如，鄧要求“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在沒有解決權力監督的前提下，官商勾結，權錢交易，富起來的，自然就是中共權貴及其親屬。迄今，中國億萬富豪中，90%以上為高乾子弟，就是明證。貧富分化，貧富懸殊，貧富仇恨，都是鄧小平一句話惹的禍。有的貪官入獄後，甚至用“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鄧語錄，對抗審訊，是滑稽還是諷刺？令人啼笑皆非。

中國污染，成為世界之最，鄧小平也難辭其咎。因為，他留給中南海的遺訓是，“先富起來再說”。爭指標，逐數字，由此產生的種種問題和後遺症，按鄧的口頭禪，都“留給後人”。一句“擱置爭端，留給後人，”就把一個釣魚島，也交由日本方面“實際占領”和“有效控制”了。一遇到疑難問題，都“留給後人”，作為當權者，也未免太省心。歷史責任何在？

鄧小平挽救的，不是中國

人治與獨裁為伴。這一點，連外國人都看明白了。一位在中國居住了二十多年的美國官員，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國的問題，其實很簡單，就是那麼大約500個特權家庭的問題。他們壟斷權力，形成利益集團，竭力維護現狀，並製造了“一旦民主，就會天下大亂”的謊言。十幾億中國人民，都成了這個小集團的人質。

說穿了，鄧小平挽救的，不是中國，而是中共。甚至連中共都不是，而是中共機體頂端的“小圈子”。當中共得以暫時挽救和苟延之際，中國民眾卻瀕於危殆。當中共崛起為經濟和軍事暴發戶、而揚威國際之日，中國民眾卻承受起看病難、上學難、住房難的“新三座大山”（又何止“三座大山”！）。

黨內岐見日深，毛鄧都被淡化

每逢毛澤東誕辰或忌日，中共方面都極盡淡化，年甚一年，規格遠不如孫中山。如今，鄧小平又成為另一個需要淡化的人物，紀念規格還不如胡耀邦。在中共黨內，毛澤東至少被認為是"犯了嚴重錯誤"的；如今，鄧小平也漸遭否定。雖然不徹底，或者，有人只做不說。這多少應驗了一句古話：“公道自在人心”。而可以斷言的是，有朝一日，江澤民死亡，有沒有紀念，抑或，是紀念還是鞭笞，都很難說。由此等現象觀之，中共執政的正當性與合法性，連中共自己，都沒有信心。

還有一句古話：“知恥者近乎勇”。但願當今中共高層，知恥而改。勿再重蹈毛鄧江等人的暗淡結局。據說，兩年多前，胡錦濤前往鄧小平故居時，婉拒了種樹紀念。而形成對照的是，九名政治局常委中，其他八人都先後在鄧故居雕像前種樹紀念。胡錦濤的“特立獨行”，莫非另有乾坤？

（原載香港《開放》雜誌，2007年3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