顏元（1635—1704），字易直，又字渾然，號習齋，清代直隸博野（今屬河北省）人，是我國十七世紀偉大的思想家和愛國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和實踐，特別是他的體育思想和實踐，在我國教育史上，開創了使受教育者得到全面發展的光輝先例，對我國近代乃至於現代的教育思想和實踐產生了深遠影響。本文擬就顏元教育思想體系中的體育思想和實踐，做一粗淺探討，並以此就教於學界前輩。
一、顏元體育思想的形成
顏元體育思想的形成，源於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其自身對生活經歷的體驗；另一方面，也是主要的方面，是他對宋、明理學的研究與批判後的感悟。
顏元自8歲起就學於吳洞雲先生，吳先生雖然不是什麼教育家，但他多才多藝，除對傳統的經、史、子、集有較深的研究外，還擅長騎射、技擊，通曉醫術、術數，對神機兵法等亦有獨到研究。在吳先生門下近3年的時間裡，顏元受到了比較全面的教育和鍛煉。雖然顏元沒有沿着啟蒙先生所引導的路數筆直地發展下去，但這段求學經歷，無疑對他後來教育思想的形成產生了極大影響。顏元從11歲起，由於受社會時尚的影響，開始學習八股文，致力科舉，用心仕途，並於19歲考中秀才。20歲時，家道衰落，顏元在家“耕田灌園”，“勞苦淬礪”[1]，挑起了全部生活重擔。21歲時，顏元閱讀司馬光的《資治通鑑》，研究國家興衰之跡，生民休戚之事，常廢寢忘食，遂厭棄八股，廢棄舉業，絕意仕途。顏元在22歲時，為了贍養年邁的雙親，同時也更為了掌握更多的“經世致用”、“扶危濟難”的本領，開始學醫，並鑑於“宋儒不知兵法，終至屈於遼、夏，辱於金、元”，從23歲時起，開始研究七家兵書，並學技擊之術，研究戰守機宜，嘗徹夜不寐。24歲時，顏元開設家塾，教授生徒，開始了他的教育生涯，並從這一年開始為人治病。
艱苦的生活實踐，雖然使顏元意識到了讀書靜坐的危害性，但他卻未從此而遠離宋明理學，相反，在一段時期內，他竟被理學所迷惑，傾倒在理學家的腳下。
在顏元24歲的時候，偶讀陸九淵、王守仁的語錄，“始知世有道學一派，深悅之，以為孔、孟後身也”[2]。可在他26歲時，又得《性理大全》一書，“見周、程、張、朱語錄，幡然改志，以為較陸、王二子尤純粹切實，又謂是孔、孟後身也。”[3]從此以後，顏元“進退起居，吉區賓嘉，必奉《文公家禮》為矩ｙｕē＠①；奉《小學》、《近思錄》等書如孔子經文”[4]，甚至當聽到別人對諸子存有疑義時，便“忿然力辨，如罵父母”[5]簡直到了頂禮膜拜的程度了。直到顏元34歲時，他的思想才發生了徹底的轉變。在顏元34歲時，他的養祖母病逝，顏元不勝哀痛，他一絲不苟地按照《文公家禮》為其守喪，結果使得顏元連病帶餓，幾乎致死。
顏元根據切身的體驗，“頗覺有違於性情，已而讀周公禮，始知其刪修失當也。及哀殺，檢性理，乃知靜坐讀講非孔子學宗，氣質之性非性善本旨也”[6]，認為理學家們論學參雜佛學，支離破碎，“空言無用”。顏元深“痛堯舜周孔三事三物之道亡，而生民之塗炭至此極也”[7]，憤然作《存性編》、《存學編》，後又作《朱子語類評》，除系統地闡發其思想外，更對理學展開了尖銳而深刻的批判。
顏元的體育思想，也正是在他的切身經歷和感悟中，在他對宋、明理學進行研究、批判的過程中逐步形成並完善的。
二、顏元體育思想的主要內容
概括起來，顏元體育思想的主要內容為“文武相濟”，全面發展；“習行”、“習動”，強國強身。
顏元從他“目擊身嘗”中深刻體會到宋、明理學是一種“害心”、“害身”、“害國”之學。理學家們喋喋不休地告誡人們要“知學”，要“關了門，閉了戶，把斷了四路頭”[8]，鑽進故紙堆里“窮理”。而為了“窮理”，則又告誡人們必須“主敬倡靜”。“靜者，謂心不妄動”[9]，“敬，……內無妄思，外無妄動”[10]，一言以蔽之，就是“非動”。理學家們把有益於人們身心健康的打球、踢球、放風箏等體育活動與惡棍賭博、紈絝籠養等相提並論，認為這些都是“不可為”的“無益之事”，並在學規中明確規定，絕對不允許打球、踢球、放風箏等體育活動跨入校門（見鄭端所輯的《朱子學規》），也就是不要運動，要“靜坐”；不要體育，要“讀書”。其結果，嚴重損害了人體健康，使一個個活潑可愛的紅面少年，都變成了弱不禁風的白面書生，好端端的身體被理學折磨得筋弱骨脆。
顏元對此曾氣憤地指出：“朱子教人半日靜坐，半日讀書，無異於半日當和尚，半日當漢儒……”[11]，並嚴正指出：“終日兀坐書房中，萎惰人精神，使筋骨疲軟，以至天下無不弱之書生，無不病之書生”；“千餘年來，率天下入故紙堆中，耗盡身心氣力，作弱人病人無用人者，皆晦庵（朱熹號）為之也”[12]。
顏元還進一步列舉實例來論證讀書靜坐對人體健康的損害：“吾嘗目擊而身嘗之，知其為害之巨也。吾友張石卿，博極群書，自謂秦漢以降二千年書史，殆無遺覽，為諸少年闡發書義至力竭，偃息床上，喘息久之復起講，力竭復偃息，可謂勞之甚矣！不惟有傷於己，卒未見成起一才。祁陽刁蒙吉，致力於靜坐讀書之學，晝誦夜思，著書百卷，遺精痰嗽無虛日。將卒之三月前，已出言無聲。元氏一士子，勤讀喪明。吾與（王）法乾年二三十，又無諸公之博洽，亦病無虛日”，並痛切地說：“今天下兀坐書齋人，無一不脆弱，為武士農夫所笑者，此豈男子態乎？”[13]
顏元尤其對宋、明理學家重文輕武，從而給國家社會造成了極大的危害感到深惡痛絕。他曾感慨地說：“宋元來儒者卻習成婦女態，甚可羞！無事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即為上品矣！”，[14]又說：“朱子重文輕武，……，其遺風至今日，衣冠文士羞與武夫齒，秀才挾弓矢出，鄉人皆驚，甚至子弟騎射武裝，父兄便以不才目之，長此不返，四海潰弱，何有已時乎？”[15]在顏元看來，按着理學家們的教育思想所培養出來的人，只能是“弱人”、“病人”、“無用人”，而絕不會培養出“經天緯地之略，禮樂兵農之才”[16]。
顏元作為愛國的思想家和教育家，深深為國而擔憂，他之所以放棄舉業，潛心教育，其目的就是為了給國家培養“經世致用”、“扶危濟難”的有用人才，因此，在他看來，一個人不僅要博學多文，又必須掌握治國理財的真實本領，同時還要有一副健壯的體魂，只有這樣的人，才能“建經世濟民之勛，成輔世長民之烈，扶世運，奠生民”[17]，為此他提出了“文武相濟”、“兵學合一”，全面發展的主張，他說：“一學校也，教文即以教武”[18]，即除了教授學生經史子集之外，還必須教之以射、御及兵、農、錢穀之事，這樣所培養出來的人才，在平時可以“修己治人”，在戰時則可“持干戈，衛社稷”，成為能夠“出將入相”的文武全才，在“文武合一”、“兵學合一”的教育過程中，達到文武相濟的目的。
在顏元看來，這樣的教育才是理想的教育。正如他所說：“論周公之制度，盡善盡美。蓋使人人能兵，天下必有易動之勢；人人禮樂，則中國必有易弱之憂；惟凡禮必射，奏樂必舞，使家有弓矢，人能干戈，成文治之美，而具武治之實。無事時，雍容揖讓，化民悍劫之氣；一旦有事，坐作擊刺，素習戰勝之能”[19]。
宋、明理學“主敬倡靜”，顏元反其道而為之，又提出“習行”、“習動”的體育思想。他說：“宋元來儒者皆習靜，今日正可言動”[20]，在“動”的過程中，一方面可以使“心上思過，口上講過，書上見過”的東西能夠得以在實踐中得到檢驗，而另一方面，是使人的身體在“動”的過程中得到鍛煉，即“健人筋骨，和人血氣，調人性情，長人信義”[21]。顏元更為可貴的是，他把強身和強國連在了一起，強身的目的是為了更好地服務於國家，從而使國家強盛。他說：“動，小之卻一身之疾，大之措民物之安。為其動生陽和，不積痰鬱氣，安內捍外也”[22]；又說：“一身動，則一身強；一家動，則一家強；一國動，則一國強；天下動，則天下強”。[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