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民居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末期，成都平原相繼發掘出一批史前城址，主要是新津縣寶墩古城、都江堰芒城、溫江魚鳧城和郫縣古城遺址，這時古蜀人已經開始築城定居。距今約4500～2900年的三星堆遺址，發現了古居民的生活區和大量密集的房屋遺址，其出土文物反映出當時居民已過着密集定居生活。古蜀人的居住方式，按其建築結構來看，主要有干欄式和石碉建築。干欄式的主要特徵是在密集的木樁上建立建築基礎，以抬高居住面，下面架空，避免潮氣侵襲，牆體和屋頂用竹木綁紮與榫卯相結合的結構。石碉主要是用大石壘砌起來的碉房、碉樓，是川西北高原少數民族普遍採用的建築形式，大多獨戶使用。一般三層，底層為牲畜房及儲藏草料，中層住人，頂層為儲藏室。也有的高達十幾層。碉房平面方正，多用石塊砌牆，逐層上收，形似碉樓。帳房則是川西北高原畜牧業部落的主要住房形式。

秦漢是巴蜀建築上一個非常輝煌的時期。秦入巴蜀後，巴蜀內地的建築風格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秦移萬戶居民實川，這些外來統治者及移民帶入各地的城邑建築思想和築房技術，尤其是張儀經營西蜀，大規模修建成都城，在把城郭的中原制度帶來的同時，也必然把中原的宮室制度引進來。這一時期，隨着鐵工具、磚瓦技術及其他一些科學技術的應用，給四川的城市建築增添了新的活力，巴蜀城邑建築的一個變化普及了城牆，普遍採用了關中地區的板築法；盆地內的建築，過去以竹木結構為特徵，以草或木片為瓦，秦入巴蜀後，開始出現磚瓦結構，迄致漢代，城邑中以普及磚瓦建築，當時房屋多用條石，牆體下半部多用磚，木構架，使布局規整化，延長了使用壽命，提高了安全係數。漢代蜀地城邑中住房以“院”為單位組合，木構架為主，建築以平面鋪開，彼此銜接，相互配合，構成了整體的布局，已不同於過去那種彼此孤立，互不相連的村寨式的零散布局。西漢仍以平房為主，但以出現樓房。住家主要是臨街、臨巷建房，稱為街巷式，以適應巴蜀潮濕、多雨和夏季悶熱的氣候。這一時期，隨着鐵工具的普及，以石料為建材的農村房屋建築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巴蜀地區石材豐富，過去主要是以不規整的石板石塊壘牆，而鐵錘鐵鑽鐵鑿這些鐵質工具的使用，以整塊的石板石塊為建築材料廣泛使用，還可以雕刻石刻圖案，四川許多地方建有石室石庫。

蜀漢兩晉南北朝時期，戰亂頻繁，經濟凋敝，人民生活困苦，人口急劇減少。這一時期，城邑皆空，野無炊火，這種殘破的政治局面必然導致城鎮頹廢與毀滅，是四川建築發展的低潮期。

隋唐五代時期是巴蜀城鎮建設的又一個高峰期，這一時期，社會安定，農業、手工業復甦，經濟繁榮，有“揚一益二”之稱，各行各業均超過前代，交通的四通八達，加強了和外省及周邊少數民族地區的聯繫，巴蜀的城市建設有了大步發展。當時在農村已出現了定期交換商品的集市貿易，謂之草市，這是四川場鎮形成的最初形式。唐代傑出的石窟寺摩岩造像，以及前蜀王建陵墓建築高超的科技水平，說明了隋唐之際巴蜀建築及城鎮建設的璀璨，具有非凡的表現藝術和科技成就。

宋代巴蜀經濟繁榮，城市建築呈現空前繁榮的盛況。成都已成為全國性的大都市，是西南的經濟中心。這一時期，城市繁榮，商業發達，唐末五代在這裡已興起季節性的貿易集市，

元代四川農業凋殘，手工業、商業遠不及宋代昌盛。民僅十二萬戶，縣城由宋代的180個減少到元代的96個，僅存者亦呈頹敗蒼涼之貌。而明末在四川地區長期的農民戰爭，在城鎮建設方面遠遜於宋代，與宋代“萬井雲錯……層樓復閣盪摩乎半空”的城市景觀，已不可同日而語了。

明初四川的移民大量來自湖廣地區，使得“戶超過土著”，這種人口構成特點，必然把包括建築的習俗帶來四川。同時又影響着城鎮的建築空間構成和特色。此已成為改造宋以前純正綺麗城鎮空間的開始，使得四川建築逐漸染上移民色彩的開端，這時主要是湖廣地區的建築影響。

明末清初的長期戰亂，自然災害深重，人口銳減到不足9萬人，加之木構建築易遭火楚，潮濕朽敗，天災人禍，把明以來本已漸自衰敗的城鎮和建築幾乎毀滅。

清初“湖廣填四川”是巴蜀城鎮再度興起的轉機，也是當代巴蜀城鎮及建築特色的開始。

這些移民主要來自湖北、湖南、福建、廣東、廣西、陝西、山西等省，雖然習俗各從其鄉，但經過大量、廣泛的通婚，在人口素質上已具備了南方人纖細耐勞，北方人耿直粗獷的特點，表現在城鎮和民居的建築風貌上，亦同是南北風格的大融會。根據各省移民聚居地人口的多寡，使得融會程度也有所不同，比如涪陵是客家人聚居區之一，那裡分布着客家人在內地也罕見的大型土樓，其形貌已和原鄉有所區別，融會了不少中原特色在其中，然又保存了不少客家土樓成分，正是這些新品種恰又構成了巴蜀建築特色。在遍布巴蜀的城鎮中亦是同理，尤其小城鎮更加昭著，一目了然是各省會館建築的區別，但它們又相安與一場一鎮，這就構成了巴蜀場鎮雜而有序的空間景觀，這樣的整體空間形態和國內其他省區的小鎮的區別是很大的。

清初“湖廣填四川”帶來的建築風格的特色，最為顯著的就是會館建築和古鎮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