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維讀者網記者溫畢熙評論文章：“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1970年4月24日，中國首顆人造衛星發射升空，並向全世界播送《東方紅》樂曲，在中國科技進入了太空時代之際，中國的個人崇拜也達到了高潮：“他為人民謀幸福，呼兒嗨呀，他是人民大救星”。

一個時代的荒謬與錯位，把一個追求平等的社會主義和一個大搞個（活）人崇拜的極權主義奇蹟般的揉合成1970年代的中國，既有“從來就沒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的社會主義聖歌《國際歌》到處傳唱，也有“大救星、帶路人”的極權主義諛詞《東方紅》四處演奏。其間的矛盾與對立，無知和無恥，又何止是流芳百世、遺臭千年這類名詞所能形容的？

1980年代中國短暫的“傷痕文學”，為後人揭開了毛澤東極權主義之下的恐懼和罪惡，無數本痛苦、仇恨和懺悔的傳記和回憶，借着共產黨言論的放鬆，終於把毛澤東請下了“神壇”。個人（活人）崇拜作為極權主義最有效的工具和最外在的特徵，成為共產黨和幾代中國人永難磨滅的記憶。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去世，一個月之後的宮廷政變，毛澤東的妻子、侄子及眾多親信被拘捕，後被審判入獄；毛澤東王朝，一個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時代，在鞭炮聲中被終結。

30年之後，一個以乾屍崇拜為特點的“毛澤東熱”重回中國：天安門廣場上毛主席紀念堂的訪問者有增無減，居民家中掛毛澤東畫像以保平安，知名人士動輒援引毛澤東語錄，尤其是胡錦濤接任總書記之後的西柏坡訪問，更加推動了“毛澤東熱”的熱度。無怪乎西方媒體驚呼：中國又出個“毛澤東”。

從活人崇拜，到死人崇拜，毛澤東終於借着中國後改革時代所造成的社會不公、貪污腐敗、官僚主義，重新回到了中國的神壇。一個人所共知的獨裁者、現代暴君，卻成了社會弱勢階層反抗改革掠奪、爭取社會平等的打鬼鍾馗，毛澤東地下有知的話，可是得深深感激後來政權的倒行逆施。

毛澤東的身後榮，昭顯了中國政府的當下辱。(www.creaders.net 記者專稿 轉載請註明出處)

從一個擁有全部國家暴力，依靠割喉（張志新）、槍斃（林昭）的而製造出來的活人毛澤東崇拜，到當下民間自發形成的乾屍毛澤東崇拜，中國在短短的三十年時間，演繹了一個新的宗教的誕生；這既體現了中國政府翻燒餅一樣的變臉，從一個極端跳到另一個極端，也體現了中國言論、思想和宗教信仰的不自由，以致出產了“毛澤東宗教”這樣一個藉助於中共話語體系縫隙而誕生的怪胎。

乾屍毛澤東已經成為一個巨大的符號，任人幻想、任人解說，他再也揮動不了那條抽打中國人的上帝之鞭。工人把它揮作公正、平等的旗幟，農民把它認作翻身解放的恩人，愛國憤青把它臆作國家自主、不畏強權的棟梁，弱勢階層把它用作反對貪污腐敗的武器，維權群體把它當作自己權益的法律，即便是胡錦濤，也渴望着把它充作自己合法繼承人的護身符。

對毛澤東的乾屍迷信，將如同中國歷史上所製造的關公（義氣）迷信、趙公明（財神） 迷信一樣，成為未來中國文化新的迷信種類。值得諷刺的是，它還是抽打今日中國極右化政權最好的鞭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