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結束後不久，中國外交決策層在沿襲鄧小平“韜光養晦”遺訓的前提下，試圖與各大國建立一種模糊性的夥伴關係。由於當時的美國外交政策一直處在調整期，因此，此一策略基本成功。阿富汗戰爭之後，美國執意於單極霸權，在台灣問題上態度日益強硬，形勢同以往大不一樣。中共十六大即將產生的新一屆領導集體，將不得不對中國外交進行必要的調整。筆者以為，這種變化應立足於美國外交的基本特點，一方面在軍事上加以制衡；另一方面在功能性領域主動出擊，構築外交戰略的縱深地帶。

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美國外交有四大顯著特點：例外主義、榜樣主義、救贖主義和代價合理主義。例外主義指自認為與眾不同，美國精神是自由、民主、法治、科學與創新的同義詞。而歐洲負荷沉重的歷史包袱，第三世界充滿無知、腐敗甚至罪惡。榜樣主義指美國自建國以來就力圖充當人類理性進步的先驅，深信自己的模式值得全世界效仿。救贖主義指美國人一直自承的歷史使命感。美國外交蘊涵着濃厚的以我為尊的傳教士情結，它要傳播福音，把人類從罪惡中拯救出來。在這種精神的驅使之下，美國很難與一個集權國家真正妥協。

不可能成為真正朋友

中國人應當銘記的是，美國對社會主義制度的寬容永遠是有限度的。代價合理主義與美國根深蒂固的資本主義精神相關。成本與收益的觀念一直嵌於美國的對外行為中。美國人願意付出，願意充當救世主，但不願付出過高代價。

從美國外交的特質中可以看出，它一直致力於約束和引導世界各國。美國確實有實力充當世界領袖，問題在於，大多數國家不願主動接受。中國作為一個擁有獨特文明和輝煌歷史的政治實體，更是拒絕抄襲美國模式。撇開現有意識形態差別不論，單是看新近崛起的以崔之元為代表的“新左派”所倡導的“體制創新”論，人們就會明白未來中國的命運只會掌握在中國人自己手中。中國有可能闖出一條極富個性的發展道路來。

在這種背景下，新一屆領導集體想繼續搞求同存異、拋開價值差別與美國交朋友，實際上是一廂情願。首先，中國國內條件不允許。要求堅持本土化原則，超越傳統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模式而探索嶄新道路的力量日益強大，使得過度親美態度在政治上變得危險。其次，外在條件也無法使中美成為朋友。美國外交的四大特質不會輕易改變。美國人從與日本、韓國和新加坡等儒家文明國家打交道的經驗中，知道中國最終可能會選擇相異於美式自由主義的模式。價值差異的長久化，加上當前國家利益的衝突，決定了中美決不可能成為真正的朋友。

基於這種現實，中國新一屆領導集體應該把對美外交的目標定位於非敵非友，維持冷和平狀態，不應高調追求中美友誼。

既然美國不是朋友，也不是敵人，那麼中國對美外交就要植根於現實利益，討價還價，商業化運作，也就是進行功能主義外交。除了在軍事上防患於未然之外，還要在外交上，利用美方弱點，開闢新空間，為己取勢。要從非政治性的經濟、技術和學術等層面着手，從事務性和文化性的聯繫中培養相互了解和相互依賴，由此構建共同的價值和利益基礎。　

增加美國對華政策成本

對中國而言，功能主義外交最重要的是逐步介入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中美兩個大國在經濟合作方面具有巨大的潛力。只要新一屆領導集體能確保國內經濟持續增長，中美經濟相互依賴程度就會進一步加深。在目前的雙邊經貿關係中，中國更多地依賴美國，但七八年之後，中國的經濟總量將迅速擴大，勞動密集型企業將大規模轉向資本與技術密集型。技術密集型產業的勞動分工，會在兩國間形成一種實質性的相互依賴。

目前中國對美打經濟牌，能在一定程度上左右部分大公司，實為成功之道。然百尺竿頭，尚需更進一步，要儘量擴大對美國普通民眾的影響力。一旦中國企業能極大影響美國選民的就業、工資、投資方向等國內事務，這種能力通過選票自然而然地會轉化為政治性權力，充當中美關係的穩定器。一些美國政治家即使有不利中美關係的企圖，也不得不考慮其政治代價。國際關係的自由主義學派對此種現象做了深入研究，已有大量建設性成果，足為中國決策者所用。

功能主義外交要求中國着手建立以我為主的事務性國際組織。政府可以出面推動組建或主導全球性行業組織。中國生產的一些輕工產品已在世界市場占到數一數二的份額，完全可以影響甚至主導這些行業的規則制定。中國甚至還可以組建國際中國畫組織、國際圍棋組織之類純文化機構，在國際舞台發出聲音，擴大影響力。

功能主義外交也要求中國推動地區性國際組織的發展。中國與東盟（亞細安）致力於自由貿易區的建設，這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上海合作組織最近有邊緣化和空洞化的趨向，但只要審時度勢，正確引導，賦予它更多的事務性內容，不增加過多戰略安全性內容，其成長與壯大並非臆想。中國在國際組織影響力的加大，無論其是全球性的還是地區性的，都會逐步增加美國損害兩國關係的成本。相信代價合理主義的美國決策者在處理雙邊關係時，會更加謹慎。

中國發展功能主義外交，一定不能忽視推動全球華人團結運動。海外數千萬華人是中國繼續推進改革開放政策的寶貴資源。中國的外資企業中，華人資本占了相當大的份額。對新一屆領導集體而言，團結海外華人，更具有深遠的政治意義，中美關係將得到更多助益。通過在美華人影響美國政府，有時比中國政府本身更有效。美國政府必須考慮到對華政策中的這一成本。　

在外交上營造道德高地

功能主義外交也要求中國高度重視國際學術論壇的作用，推動學術交流，鼓勵學術創新。在西方國家，以媒體、金融、法律、會計、旅遊等為代表的服務業已成為國民經濟的重要支柱。服務業是高度規則化的產業。這些規則是一些國家、公司或組織共同協商的結果，而協商的過程與內容是由西方社會科學來支撐的。社會科學不同於自然科學的最大特徵，在於它是討論性、選擇性而非必然的。中國學術界不能真正介入國際社會科學的討論，是國家在國際服務業為人所制的根本原因之一。政府應支持社科界走入西方，以“中國學派”在世界範圍內營造自己的外交道德高地，摧毀美國人自冷戰結束以來的盲目自信。

那麼，針對美國外交的基本特點，中國學界可以從何處入手來達致這一目標呢？筆者有如下建議。

第一，中國學者可在南北矛盾的課題上做出一些突破，挑戰美國的例外主義。第三世界充滿愚昧，制度腐敗，不應該獲得西方的經濟援助，這是美國的一貫立場。西方的福利不向境外開放，加深了民族國家間的矛盾。美國堅持例外主義立場，實際上阻礙了人類歷史的進步。

第二，中國學者可強調多元文化精神，加強對後現代主義、新保守主義、新左派、民族主義等理論的研究，挑戰美國的榜樣主義。在承認自由、民主等終極價值的前提下，藉助後現代主義的解構能力，破除對美國模式的制度崇拜。

第三，中國學者可以世俗文化傳統來挑戰美國的救贖主義。美國文化附麗於基督教。“文明衝突論”正是以此為背景來號召西方的團結，其實質是力圖以一種居高臨下的姿態來同化其它異質文化。湯因比曾言，中國傳統“和合”理念鼓勵多種文化平等共存，就維護世界和平而言，比救贖主義更合乎理性。中國學界宜大力彰揚。

最近，普京帶領俄羅斯進一步靠攏西方，使其成為北約准成員國，中方以俄制美的意圖受挫。國際形勢的這一重大變化不能不說是一件好事。它提醒中國外交決策層要逐漸減少對春秋外交縱橫捭闔之術的偏愛，認真考慮一下切合現代脈搏的功能主義路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