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外交的實質

　　中國是外交戰略學的發祥地，戰國時即產生了縱橫捭闔、遠交近攻的偉大戰略思想。外交是國內政治的延續，但有別於內政。研究外交並制定對外政策，需要知己知彼、學貫東西；必須立足於對世界大勢和各國國情的深刻認識，而絕不可以一廂情願、以己度人、或單純地"以德報怨"。無論是兩國間的雙邊關係、抑或更為廣闊的國際關係的格局，實質上是各國在實力基礎上通過各種手段追求國家利益而相互博弈的結果。實力是決定格局的基礎，格局反過來又加強或削弱一國的實力。在國際鬥爭中，一國在世界上的地位不僅取決於其政治、經濟和軍事的綜合力量，還在於該國運用何種外交戰略。高明的外交手段可以在相當程度上彌補一國實力的不足。

　　外交的實質是各國在世界範圍內追求國家權力的極大化，即國家利益。因此，對外關係的指導思想必然是國家利益高於一切。處理國際關係的基本原則最早產生於西方，西方國家在資本主義興起過程中，為爭奪殖民地以及歐洲乃至世界霸權展開過激烈的鬥爭，歐洲各國為謀求自身最大優勢，進行了頻繁的戰爭和外交活動。對盟邦、敵國的判斷和選擇因時因地而異，完全取決於國家利益在當時的要求。西方外交實踐遵循的是馬基雅維里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曾經是西方殖民地的廣大發展中國家在獨立後，因襲了這種處理國際關係的指導思想和實踐。因此，國家利益至上成為幾乎所有國家制定和實施外交政策的準則§。

　　二戰後殖民地國家紛紛獲得獨立，打破了西方列強長期主宰世界的局面，但這並未能根本改變大國、強國對世界的支配地位。所謂"弱國無外交"是就其靜態意義而言。如果兩國實力懸殊，弱國又缺乏足夠的外交資源，則的確沒有太多迴旋餘地，比如巴拿馬對美國；若兩國實力雖有差距，但弱國內部團結、意志堅強、國際影響廣泛，反倒敢於與強國相抗，令強國占不到絲毫便宜，例如古巴。國家間強弱對比並不意味着在所有方面都構成絕對的差距，故弱國未必弱，強國未必強。強弱國之間控制與反控制、遏制與反遏制的鬥爭也不妨礙彼此間一定程度的合作，這種合作恰恰反映了在複雜的國際關係格局中不同國家在各種利益上的博弈關係，即一種在實力基礎上的外交智謀的較量。

　　因此，我們必須十分清晰地了解我們的對手國際行為的特點和規律、思維方式、民族心理以及相應的外交戰略。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夠有效地和最大限度地實現我國的國家利益。

　　新中國外交仍不同程度地受到"重臉面而輕實利"、"和為貴"等傳統儒家思想的影響。例如"擱置爭議"就反映出中國在解決主權爭端問題上一廂情願的和平願望，而他國則踐行社會達爾文主義，"重實利而輕臉面"。他國對爭議地區實際控制日久即為既成事實，從而令中國的願望徹底落空二.當前我國的戰略環境

　　我國的國際環境十分不利，強鄰環伺。北有強鄰俄國，東鄰心懷敵意的日美同盟，西南有宿敵印度，東南及南部海洋國土屢遭侵犯，海上交通線處於日美潛在威脅之中。我國目前的策略是：以中俄對日美；在美俄之間搞等距離外交（經濟外交重美、安全外交重俄）；在日美之間，我國的外交方略則並不明確，1996年以前一度採取過聯日制美之舉；對待其他周邊鄰國，則儘量避免衝突，主張以政治談判方式解決領土爭端；對爭議中的海洋國土，持"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態度。

　　中俄交好是出於雙方內政外交的需要，是面對遠東地區的共同威脅---日美同盟而暫時結成的有限度的合作關係。兩國都處於改革的艱難時期，經濟上均有求於西方，故在政治和外交上均保持較低姿態，都把發展對西方，尤其是對美關係置於外交關係的首位。中俄各自與西方的經濟利益關係遠遠超過兩國之間的經濟互補性，故在全球性問題上，兩國不可能全面呼應，除非兩國的國家安全同時受到來自第三國的嚴重威脅。在與西方發生政治和安全利益衝突時，各自單獨作出妥協的可能性很大。中國曾經支持過俄國反對北約東擴，但後者因內部經濟困擾最終對東擴事實予以默認。

　　一九九九年三月，北約發動侵南的科索沃空中戰爭，這是對俄在東南歐安全利益的嚴重侵犯；從另一方面講，若美國以人道主義干涉的方式推行霸權處處得手，對多民族的、尚未統一的中國就意味着主權和領土完整將直接面臨更加嚴峻的挑戰，也就是說，美國勢必將如法炮製，在西藏、新疆和台灣等問題上進一步找中國的麻煩。如果中俄切實實踐兩國"戰略協作夥伴關係"所應有的內涵，密切配合，迫使美國蒙羞罷兵、並接受中俄聯合提出的和平解決方案是完全可以實現的。那樣就將大大提高中俄兩國的國際地位和影響力，沉重打擊美國企圖維持"一極獨霸"的狂妄野心。這將對廣大非西方世界的安全，推動多極化進程產生積極影響。然而中方卻對與自身有着重要間接利害關係的北約侵略行為採取了綏靖姿態。不僅如此，還以所謂"消氣外交"的方式主動作出重大讓步以換取美國同意中國加入世貿。由此美國毫不費力地掌握了中方在科索沃戰爭和加入世貿問題上的底線，於是更加有恃無恐地加大了對南聯盟的轟炸規模，並在世貿問題上對中國漫天要價、橫加勒索；俄亦因此對中國充滿疑忌，遂一改強硬態度，轉而與西方合作。美國也不願意對十分虛弱但仍是軍事大國的俄國逼迫過甚，旋即恢復貸款，支持俄在南聯盟進行和平斡旋，並部分承認俄在巴爾幹的特殊利益、包括默認俄軍搶占科索沃機場，對俄加以安撫。中美俄三方博弈的結果是，在美俄合作和西方七國加上俄八方達成外長協議的基礎上，以安理會決議的形式體面結束了這場戰爭。中國則一無所獲，被完全排斥在這一進程之外，其間還蒙受了駐南使館遭美國蓄意轟炸的屈辱。這是明顯的外交戰略上的短視所帶來的直接後果，因為以外交空間被擠壓和西方列強步步進逼為代價所換取的經濟發展的時間和空間都將是有限的，隨之將面對的是西方壓力不斷加大的日趨嚴峻的國際生存環境。 與傳統的以軍事、政治為主要方式的國際鬥爭不同，美國在冷戰後，特別是蘇聯解體後，以維護人權為意識形態武器取得了國際道義制高點，同時以貿易和投資為誘餌使對手形成很強的經濟依附性，從而有效地對潛在的敵對同盟實施分化瓦解。從中俄來看，哪怕就具體的安全問題進行合作，採取堅決措施聯合對抗西方的短期經濟代價與長期的安全戰略利益相比，對於缺乏戰略意識的政治家和普通公眾而言，都是不可想象和難以接受的。對中國更加不利的是，俄新政府上台後，推行以內政為主，重點發展與西方國家外交關係的治國方略。總統普京性格剛毅冷峻，謀略過人，抱負遠大。上台伊始即全面加強與印度的軍事合作，而對"俄中戰略夥伴關係"僅作敷衍，反映出俄國長遠的亞洲戰略意圖和對中國的不信任。中國在科索沃危機中的行為既嚴重損害了自身利益，又疏遠了一個關係尚不穩固但在一定時期內可能成為中國重要戰略盟友的合作夥伴。綜上可見，中俄建立戰略性合作關係的基礎實際上並不牢固。兩強相鄰，長期的地緣政治目標不可能一致。俄國是一個具有擴張主義傳統的國家，民族沙文主義情緒十分濃厚，從長期來講，俄國並不願意看到在其南翼崛起一個強大的中國。俄國一直積極支持印度從西南翼牽制我國。

　　韓國出於戰略上穩定朝鮮半島局勢、進而謀求和平統一的考慮，積極發展與我國的關係。但它認為與我國存在着領土爭端，其陸地疆界（指統一後的疆界）應延伸至我國東北的一部分，它認為中朝現有邊界是北朝鮮在1950－53年朝鮮戰爭期間有求於中國而作出讓步的結果。九十年代中，韓日兩國私訂協議，劃分海洋專屬經濟區，將專屬區中與我國相向部分大肆劃入各自的管轄範圍。韓日專屬經濟區也有較大面積的重疊、相向，但兩韓與日本陸地面積相當，劃分專屬區的界限相對要容易得多。兩國均為單一民族國家，國內民族主義力量都很強大，與美國都保持着戰略同盟關係。歷史原因造成的韓日民族矛盾受到美國主導的美日韓軍事同盟體制的制約，韓日關係自然服從於美國在遠東地區的總體戰略。在處理對華關係方面韓日兩國的地緣政治目標並不一致。韓國為實現國家統一必須爭取中國的合作，日本則是千方百計要遏制中國。但韓日在與我爭奪海洋資源上彼此借重，互加籌碼。日本更在對待歷史問題上故意態度不一，籠絡韓國，漠視中國，以分化二者，其實質是集中力量對付中國。

　　朝鮮半島的局勢充滿了變數。雖然2000年6月南北方的首腦會晤明顯帶有排除大國干預，爭取自主邁向和平統一的色彩，但周邊四大國（中俄日美）以及它們間的相互關係，在未來相當時期內對於南北方各自的內政外交仍將產生重要影響。維持半島現狀、穩住朝鮮事關我國重大的安全利益。自七十年代以來，中美和解、中韓建交和中國積極在半島安全問題上與美國合作，引起朝鮮極大的不滿和怨恨。尤其是在九十年代中國的戰略環境日趨不利的情況下，中國沒有及時採取補償措施，並果斷抓住蘇聯勢力退出朝鮮的良機，盡力緊緊拉住朝鮮，卻懼於89年事件和蘇東巨變對內政的壓力，眼光向內、埋頭經濟，外交上則"不打旗幟"，以退為進，在聯合國出兵伊拉克等問題上與美國全力合作，以換取美國等西方國家早日解除經濟制裁，對朝鮮日益增強的離心傾向漠不關心、不聞不問。但是，一旦朝鮮舍我而去，我安全屏蔽和在東北亞安全問題上與美國討價還價的籌碼將徹底喪失。近來朝鮮外交新局面的開啟已預示了這一前景。

在統一問題上，朝鮮半島南北方的長期目標是一致的，即以一個統一強大的朝鮮民族國家屹立於世界。但近期雙方的意圖南轅北轍，韓國希望通過和平交往儘快完成國家統一；朝鮮更可能是希望通過促統活動本身達到擺脫經濟和外交上困境的目的。就朝鮮而言，統一需要一定的物質基礎，即經濟實力得到大幅度提高，這符合朝鮮的現實利益，因為雙方制度及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巨大差異本身就足以構成統一較大的現實障礙，除非朝鮮甘願被占有政治經濟優勢的南方所融合。在朝鮮，魅力型政治領袖、國家意識形態和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是融為一體的，由於經歷了長期的經濟凋敝和外交孤立，在開放經濟、放鬆社會控制與保持意識形態正確性之間如何平衡實乃決策上的兩難。經濟繁榮的實現必然要求改革現行的國家政治經濟體制，放鬆對社會的控制，並逐步實行對外開放。這很快就會發展成對國家主流意識形態和政權合法性的質疑。為防止社會失序，統治者又不得不隔斷或限制外部思想的輸入，致使統一進程時斷時續。朝鮮能否實現在不失控的條件下逐步推行改革開放，或是否會出現政權突然崩潰以致統一提前實現的情況，目前尚為未知數。但有一點是肯定的：一俟半島統一完成，中國的東邊將崛起一個民族主義的中等強國；中韓之間領土問題必然會突出，韓國從其自身的地緣戰略考慮，定將引入美國的勢力，以抗衡中俄。

　　日本在遠東處於中俄兩國巨大的核威懾之下。其國土狹小，無縱深，資源缺乏，四面環海，故發展日美同盟是其國家利益所在。日本此舉反映了遠交近攻的戰略思想。就中國而言，並不因此就可以得出結論：聯美制日。中美能否成為戰略夥伴，主要在於美國如何看待中國，冷戰結束使得美蘇均勢造就的中國對美戰略價值急劇下降。蘇聯解體後，美國這個僅存的超級大國不再受到制約，基於"美國特殊論"的民族意識形態、和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價值觀的政治意識形態與追求國家利益的外交現實主義相結合，成為美國在國際事務中肆意妄為，蠻橫打壓拒絕接受西方意識形態、或抗拒美國霸權的第三世界國家的主要動機。在美國對外關係史上，民族和政治意識形態與國家利益並不總是完全重合；一般而言，當在具體的外交決策中意識形態與國家利益發生衝突時，國家利益成為絕對優先的選擇。由於國家權力具有相互抵銷的不相容性，國家間的利益衝突就不可避免。美國從權力政治出發，自然地視日益崛起中的中國為潛在敵人，竭力予以遏制；因此，在當前美國視中國為其在遠東地區地緣政治主要威脅和二十一世紀最重要的敵人，且兩國意識形態又截然對立的情況下，中美之間根本就不存在所謂的"戰略夥伴關係"。美國對中日兩國均心存疑慮，美日同盟的另一面是美國利用駐日美軍監視和控制日本，但這是次要矛盾。日本是美國在西太平洋地區最重要的戰略基地和前沿陣地，其地位和作用不可替代；日本則借重美國的力量平衡中俄兩大國的影響，並積極發展海空軍，保衛海上戰略通道的安全。海上通道能否暢通無阻關係日本的存亡。除原料供應受到天然制約外，日本經濟自成體系，製造業和重化工業十分發達。軍官比例較高，素質良好，軍隊訓練有素，一旦進入戰時體制，擴軍備戰瞬間可以完成。日本國內近年來反美民族主義情緒高漲，而日本政府恰恰加強了與美國的戰略合作，足見兩國的共同利益遠遠超過二者之間的分歧。

　　美日在西太平洋地區遏制中國方面有着共同利益。核心就是台灣問題。美日竭力維持海峽兩岸不戰不和之狀態，意在削弱我國在西太平洋的戰略地位；同時縱容、慫恿東南亞國家在南中國海與我爭奪海洋權益，分散我國的注意力，轉移和激化矛盾，以使我處於被動、敵對和包圍之中。

　　在我國西南翼，1962年中印邊界戰爭中，中國輕取印度。遺憾的是，我們本可以一勞永逸收復失地：即傳統習慣線與非法的"麥克馬洪線"之間被印度侵占的部分，卻退回到戰前的所謂"實際控制線"。印度很快又捲土重來，設置行政區，將其侵略既成事實化。中國懷仁德之心，冀以妥協退讓的方式求得南部邊界的安寧和兩國關係的友好，但並未能換取印度同樣以反映儒家思想的"互諒互讓"的態度通過協商和對話來解決歷史遺留問題。相反，印度自1962年以來，一直志在復仇，大力擴充軍備，並對我國西藏懷覬覦之心。印度目前與我重開談判，是以武力為後盾和實際占領我國領土為前提的。中國的友善之舉也未贏得西方宣傳工具占支配地位的國際輿論的同情和支持，除了澳大利亞記者馬克斯韋爾所著印度對華戰爭一書中作了客觀的描述和評論外。西方文化中滲透着白人至上的種族優越感，它在國內提倡民主和寬容，在對外交往中則奉行弱肉強食的政策。實力決定利益，而利益又決定了其價值取向。國際關係中的是與非，在西方看來，根本在於是否符合它的國家利益，這就是為什麼國際關係中理想主義最終服從於現實主義的原因所在。

　　我國自建國以來在領土問題上讓步太多。這種在不是脅迫之下所作的讓步，即便日後想收回，都沒有了法理基礎。中國所作的讓步多為實質性、少有權宜性，反映出自古以來中國發展的封閉性和內向性，這就決定了中國外交態勢的防禦性特徵，而不是積極進取使國家利益延伸出去。為一時之安寧，我們不惜息事寧人，這恰恰暴露出我們對國際關係的實質缺乏深刻的認識。國家間的關係充滿了變數，取決於各國國力的此消彼長和國際大形勢的變化。因此，這種關係的好壞永遠是相對的，只有國家利益是永恆的。如果我們片面謀求和平，這種和平可能是短暫的，是以我們失去未來主動權為代價的。1999年，我國分別與越南和俄國締結了陸地邊界條約，極不明智地對越南作出領土讓步。這必然刺激越南在其後的北部灣劃界和南海島嶼歸屬談判中持更加強硬的立場，甚至提出更多的領土要求；更令人不可思議的是，面對葉利欽領導後期內政外交上焦頭爛額的俄國，我國竟然不去積極利用這段稍縱即逝的、對我極其有利的時機壓俄讓步，力爭收回至少部分領土主權，卻急於確認現狀，與俄劃定了東段邊界的全部走向。這是世界外交史上的奇聞！與此相反，二戰後，歷屆日本政府為收復北方四島作出了不懈的努力，甚至不惜長時期維持與蘇聯的戰爭狀態。結果，二戰結束僅僅十一年以後（1956年），蘇聯為離間美日關係與日本接近，雙方以共同宣言形式恢復了正常國家關係。進入九十年代，蘇聯分崩離析，取而代之成為國際法主體的俄羅斯實力銳減，在北方四島問題上幾近鬆口，日本逐步贏得主動。 二十世紀一、二十年代，蘇俄為打破帝國主義列強的封鎖，曾三次發表對華宣言，表示要放棄帝俄政府在中國攫取的權益，而到了1924年建交談判時，蘇聯所處的戰略環境已有改善，從此再也不談歸還權益。相反，還策動外蒙獨立，作為蘇聯遠東的緩衝區。而中國當時軍閥割據，南方革命政府實行"聯俄"政策，蘇聯趁機軟硬兼施，中國政府面對國內要求與蘇建交的強大的輿論壓力，據理力爭國權，最終達成基本上平等的協定。但這一紙協定並未保證兩國之間的持久和平，蘇聯利用中國的孱弱加緊滲透外蒙，並將其勢力滲入我國新疆。這一事例說明，只要審時度勢，抓住對方的弱點，儘可能地利用一切矛盾，不僅可以改變本國一時的整體戰略劣勢，甚至能為日後形成對己有利的戰略態勢奠定基礎。歷史的經驗表明：領土問題涉及國家根本利益，如為一時之安寧急於在當時達成一致，則日後不易改變；若堅持立場，雙方關係也未必惡化到哪裡去，局勢的變化會不斷創造出各種可資利用的機會。而一旦日後羽翼豐滿，則極其主動。 我國在外交上一個典型的思維邏輯就是：不能輕易得罪誰，否則就會影響周邊環境，進而影響國內經濟發展；如果我們對外強硬，則會被人指責為"中國威脅論"。照此邏輯，當今這個世界上應當風行"美國威脅論"。這種思維邏輯在實踐中（對強國不敢對抗，對弱國不敢得罪）成了掩飾外交上缺乏智慧和謀略、軟弱無能的一個藉口，是現代的"友邦驚詫論"。它所產生的一個直接後果是：嚴重挫傷了中國人民、特別是廣大海外華人同胞的民族自尊心，炎黃子孫在擺脫西方列強的欺凌後至今已半個世紀，仍不能在世界上享有作為泱泱中華大國國民應有的尊嚴和自豪。在國際關係的現實中，任何一個國家如果不能堅定地捍衛自身利益，那麼就不僅不能真正贏得世界各國的尊重，反而會被視為軟弱可欺。我們所片面強調的所謂"政治解決"，不過是處理國際爭端的手段之一，決不可能成為唯一的手段。在國家政治中，武力是大國政治權力的基礎和解決國際爭端的終極手段。因此，過分強調"政治解決"的唯一性，實際上是減少了自己的可選擇方案，自縛手腳。

　　外交鬥爭就象在對弈，國際關係格局的演化是各國外交不斷"博弈"的過程，也就是說，"博弈"的當事各方相互影響、彼此鬥智，而不是只有一方單方面地主動去挑戰另一方，或者說，一方只能被動地接受另一方的影響。國際鬥爭並不是僅僅通過外交場合進行，還有諸如心理戰、情報戰和輿論宣傳（國際公關）等。如何巧妙地綜合運用各種手段要看一國政治家和外交家的才能。反過來看，"中國威脅論"的散布者正是利用輿論手段開展針對中國的心理戰，目的是使中國產生判斷上的錯誤，裹足不前，從而使其在與我國的競爭中占據上風。故，中國的"不作為"在有些國家的眼裡並不見得是"無威脅"，而中國的"有所為"，反倒可能是維護地區和平與穩定的力量，這完全在於我們怎麼去做。所以，我們一定要打破對手的如意算盤，積極維護我國利益。周邊環境的穩定構成一國良好的國際生存空間，然而這種穩定是相對的、動態的。七十年代我國放棄對日戰爭索賠；五十年代以來，我們一直致力於中印友好。然而，日本將我國視為二十一世紀最大的威脅，印度認定中國是其頭號敵人。因此，我們必須反思建國以來我國外交方略的得與失。以我國家之大，影響之巨，可使用之手段遠比小國要多。一味遷就退讓，不會帶來真正的和平，只會令我喪失威望，更使日美等強國藐視於我。現在，甚至周圍的蕞爾小國都膽敢對我尋釁，這在世界大國中找不出第二個例子。中國是龐然大物，它一旦強硬，足以令人膽寒。周邊小國面對強鄰無非有兩種選擇：或交好逢迎，或結成反華同盟。對前者可取懷柔之策，對後者可分化瓦解，各個擊破。故示敵以強，則敵敬畏；示敵以弱，則為敵所輕。

　　中國的外交邏輯一旦被他人所洞悉，極易使我陷入被動。周邊一些國家必然會在強國的支持或慫恿下，加緊侵奪我國利益。他們都會覺得中國軟弱，多半會姑息讓步，因此，最好的辦法就是造成既成事實，並將問題國際化，來逼中國認可。中國人忙於內政，又愛面子，到時一定會妥協。而西方國家向來以其利益為標準決定外交方針，待衝突明朗時，誰也不會翻開歷史書，查看它曾於某年某月承認過中國對某一地域擁有主權，屆時它將考慮的則是如何實現地區力量的均衡並從中謀取利益。在國際關係中，只要有國家利益存在，公理並不能總是戰勝強權。國際關係格局演化中的"博弈"恰好又體現了"此一時彼一時"的道理。因此，我們的外交方略應當是順勢而為，以萬變應萬變。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一直企圖將中國納入自己的一整套遊戲規則之中，而我們也一直強調遵循國際慣例。這是一種巧合，還是我們被誘入了西方的陷阱？這是一種我們自以為主動的被動，抑或我們在不知不覺中被西方改造成了"對國際社會負責任的一員"？問題在於所謂的遊戲規則是少數而不是多數國家制定的，它主要體現了少數發達國家的意志和利益，這也正說明了為什麼廣大的發展中國家要為建立國際政治新秩序而鬥爭。因此，從政治意義上講，我國的外交如不表現出獨立的個性，而僅僅是亦步亦趨步西方的後塵，必然會引起多數發展中國家對我們的失望和不滿，我們在國際事務中就有喪失這些國家政治支持之虞。

三.中國外交戰略的反思

　　外交戰略旨在實現國家重大的長遠的利益。建國後前三十年，毛澤東以戰略家的雄才偉略，為中國在第三世界國家開闢了廣闊的國際外交空間。中國在當時意識形態上的感召力和敢於抗擊並戰勝強權的勇氣和智慧，不僅使我國享有崇高的國際威望，還吸引了大批的追隨者，積累了雄厚的外交資源，在國際鬥爭中處於十分有利的地位。但缺憾是，在經濟和主權利益上付出了不小的代價，究其原因：既有對於國際關係認識上的局限性，也有利益權衡上的失當。重大利（國家利益）舍小利在戰略上是正確的，但主權屬大利，不能輕易讓與，而經濟利益則可以適當地讓步。不過，無論哪種利益的讓與，都必須確保我國在當時或一定時期內得到相應利益的補償，即所謂利益上的"有取有予"。

　　七十年代開始的意識形態主導下的中國外交向務實方向轉化的趨勢在改革開放後得到進一步加強，但也滑向了另一個極端：完全以實用主義指導外交實踐。中美蜜月激起了中國對美國國家本性過分的幻想，對於國家安全的分析判斷被嚴重靜態化，"帝國主義"被當成了過時的概念；發展經濟的急迫性逼空了在對外鬥爭和意識形態上應有的警惕，原有的政治意識形態被逐步"空殼化"，"發展主義"被奉為圭臬，片面的經濟發展論成為內外工作的最高指針。這既反映了文革後百廢待興、需要休養生息的一種自然的政策選擇，更暴露出在當時的執政者中大思想家斷檔、無力進行意識形態創新及面對社會精神危機時的無奈。急功近利追求短期經濟增長成為壓倒一切的政治考慮。在全民族"一致向錢看"的大潮中，國門的打開更增強了民族自卑心理，導致了崇洋媚外之風盛行。享樂主義、消費主義和對西方的憧憬漸成社會時尚，相應地，"重北輕南"以及對美國、日本等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實行"孫子戰略"以換取經濟上的實惠便有了充分的依據，中國外交的意識形態基礎發生了根本性的動搖。上述背景催生了關於時代特徵的"和平與發展是當代主流"的論斷。如果說，八十年代中國利用了美蘇對抗保持了超脫的戰略地位和相對安全的處境，是該論斷成立的一個牽強的理由，冷戰結束和蘇聯解體後至今的十餘年仍反覆堅持這一論斷，則是嚴重漠視了新形勢下國際鬥爭的嚴酷現實：美國積極重整軍備，採取從經濟制裁、政治顛覆到武力干涉等各種手段對變革中的社會主義國家和廣大的發展中國家發起了一場"新殖民主義"的十字軍東征；同時，由於失去大國均勢制約，一些中小發展中國家間因民族矛盾或為了爭奪區域主導權頻頻爆發戰爭；再者，發展中國家在美蘇均勢時期保有的相對和平和發展的空間以及戰略迴旋餘地均大大縮小，發展環境趨於惡化。中國作為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國家，面臨的國際環境顯然是十分嚴峻的。但正是在片面的經濟發展論和和平發展主流論的指導下，中國的國際憂患意識嚴重不足，國防建設受到抑制，一些重要的國防技術的研製工作廢弛，甚至在"主流論"的影響、同時又在美日等國的壓力下，簽署了核禁試條約，終止了我國核武器現代化的努力，因而與美國等西方軍事強國的差距越拉越大，這就使中國受到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集團武力干涉和直接軍事打擊的可能性大增。九十年代是中國外交自建國以來受挫最大的十年。面對美國的文功武嚇，中國除了千篇一律地表示"強烈憤慨"和"堅決反對"外，幾乎無所作為。及至中國駐南使館被炸，也未能震碎中國領導人綏靖外交的迷夢，偏安綏靖仍是中國"大國外交"不變的宗旨。其癥結在於發展主義哲學對外交戰略的困擾：經濟發展被歸結為解決一切問題的根本前提，目前外交上的挫折系經濟上的不夠發展所致。因此，唯一的辦法是不管國際上如何風吹浪打，都要"緊緊扭住經濟建設這個中心不動搖"。這一邏輯的荒謬不僅有違其口頭上一貫信奉的唯物辯證法，也為國際關係史和毛澤東時代的大國外交所證明，是外交指導思想上的"閉關鎖國"！

　　況且，經濟能否發展決定於正確的發展戰略，通過改革開放全面加強民族工業的整體競爭力，這樣國家才能真正富強起來。而政治實用主義追求短期經濟增長，為此不惜掠奪式地耗用自然資源、財政資源和金融資源，並不顧後果地透支生態環境。原有的民族工業體系在政治腐敗、非國有化和外來資本的三重打擊下逐步瓦解，社會分化加劇，失業人數日增，國民經濟在經歷了短暫的繁榮後陷入嚴重衰退。政治－法律體制改革的滯後、司法腐敗和因此二者而形成的市場分割，造成商業信用的倒退和商業倫理的嚴重扭曲，嚴重惡化了企業經營的外部環境（"劣幣驅逐良幣"）。多數企業缺乏長遠目標和遠大抱負，無意於管理革命和技術創新、提高企業的長遠競爭力，而醉心於利用現有體制的不完善攫取短期的經濟利益。社會的動盪更加深了人們對未來前景的憂慮，資本外逃日益嚴重，國內企業投資增長躑躅不前。對國家多年積累和資源的分光吃淨、過度的行政分權和權力市場化改革，造成巨大的財政困難和政府的"軟政權化"，政府再無力量兼顧早已嚴重分化的各個社會利益群體，而越來越依從強勢集團的意願，從而深陷社會矛盾的核心，面臨嚴重的政治危機。

　　由於政府無力推動政治體制改革以整肅腐敗、調控不合理的經濟和產業結構、統一國內市場以動員國內經濟（1992年，時任新加坡總理的李光耀先生就指出：中國這樣一個大國，其長期增長必須主要依靠內需），而港澳台資本早在九十年代初即已達到增長極限，最後只有靠大規模引進西方跨國資本帶動經濟高速增長，緩解眼下的政治經濟困難。但西方跨國公司是為東道國市場而來，是東道國民族企業的強大敵人，與東道國政府有着權力政治上的明爭暗鬥，它們是西方強權推進全球化、對發展中國家實施經濟控制的重要工具。世界上任何國家都不會容忍外資控制本國經濟，摧垮民族產業，都會努力將其納入本國發展戰略並加以控制，這與開放與否無關。然而在中國，改革開放被高度抽象化和神聖化，成了一種新的迷信和話語霸權，這是"反左"的歇斯底里走到另一個極端的表現。改革開放主觀目標的神聖性並不表明改革開放具體措施的必然正確性。把改革開放本身當成了目的，反映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的落後和精神的貧困，也構成真正解放思想的體制障礙。中國固然可以從所謂的改革開放理論和西方自由主義經濟學說中不斷挖掘出"主動性"擴大開放的理論依據，但國內經濟的窘境和對西方經濟越來越深的依賴，使政府在被迫擴大的經濟開放中很難與西方國家周旋，達成真正的雙贏。不惜一切加入世貿即充分說明了這一點。這表明發展主義哲學在實踐中走入絕境，當局苦無治國良策而寄希望於藉助外國經濟勢力作振興中國經濟的最後一博。不幸的是，始於1995年的中國國有企業大規模裁員，和1998年開始實施的一系列減少收入預期、增加支出預期的社會改革措施，大大降低了社會購買力和中國市場對外資的吸引力，也就大大增加了中國引進外資的成本。西方列強對中國的弱點早就洞若觀火，他們利用中國的急切心理和戰術上的嚴重失誤§，成功地迫使中國為加入世貿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外交戰略是一個整體，而不是經濟外交、政治外交和軍事外交孤立進行，互不相干。三者有時需相互取捨，以達到外交戰略總體收益的最大化。60年代美國為分化蘇聯集團，將實行計劃經濟的波蘭和匈牙利拉入關貿總協定。1998年底中國一反常態迫不及待要加入世貿的表面理由是：如果1999年進入不了，其後五年世貿組織將討論新規則而不再接納新的成員；若五年後再入，中國勢必要作出更大讓步。問題的實質不在於所謂時間因素對中國的不利，而在於：中國當局沒有正確的戰略意識，已完全失去了自信，既不想、或想不到，也無能力勵精圖治振興國家，通過自身實力和戰略地位的提高逼迫美國對我妥協。相反卻懷着賭一把的心理和將改革開放帶入一個新天地的好大喜功的虛幻的成就感和"歷史感"，期待着能出現置之死地而後生的奇蹟。在談判的戰術上，中方撇開國別談判初期要價不高的歐盟，不惜付出巨大代價，與條件最苛刻的美國達成協議，以為這樣入世問題就可以得到根本性解決；不幸的是，這一做法既使歐盟感到嫉妒和憤怒，又激起它轉而提出比美國更高的要價，因為歐盟已從中國對美談判的態度中看到了中方的致命弱點：為入世不惜作出重大讓步。而讓步業已作出後，中方絕不會為再作出一些"邊際讓步"而使入世功虧一簣。事實果然如此，歐盟如願以償。而美國和其他談判方根據普遍適用原則又自動享有歐盟所攫取的"額外"利益。更重要的是，美國根本就未信守與中方約定的有關保守協議秘密的默契，不久即將協議全文通報歐盟。這不是什麼中美之間或中歐之間的"雙贏"，而是美國與歐盟的"雙贏"。中方不了解發達國家在當今國際關係中對付發展中國家方面利益高度一致的實質，卻希冀"以夷制夷"，結果反被列強所聯手反制。中方戰略上的短視和戰術上的愚蠢不僅陷自己於長期的經濟和政治上的被動，又削弱了其他發展中國家對西方的談判能力，便利了西方國家分化削弱第三世界的圖謀，使中國的戰略環境更趨惡化。戰主要來自東南海疆，而非西北邊塞，因此穩定中俄關係符合我國的戰略利益。此外，未來幾十年內，人口壓力將是我國最嚴重的內政問題，這就意味着走向海洋開發利用海洋國土資源事關可持續發展和中華民族的存亡。但爭奪海上資源的鬥爭並非幾十年後的事，而是迫在眉睫，時不我待。日本早在本世紀八十年代就明確了"確保一千海裏海上交通線"暢通的國策。韓國和西太平洋各國從七、八十年代開始，都紛紛採取軍事、政治（外交）和經濟等各種手段，加緊將國家利益向海上延伸。資源的重要性使得經濟安全成為國家安全的核心，各國錯綜複雜的地緣政治目標與爭奪海洋資源的鬥爭緊密結合在一起，將導致西太平洋地區戰略格局的重大變化，並有可能發生局部戰爭。任何國家在經濟開放的過程中都難免受到更發達國家文化與意識形態的衝擊。正確的對策是既要積極大膽地吸收一切有利於本民族利益的合理因素，又必須從國家權力政治的高度防止國外"軟權力"對民族精神的侵蝕（甚至像法國這樣的次強發達國家都對美國的文化帝國主義保持高度的警惕）。在全球化時代，西方跨國公司傳播的消費主義文化與西方價值觀和政治意識形態巧妙結合，在西方的軍事、政治和文化戰略的緊密配合下，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與文化形成強大的滲透力和摧毀力，民族生存競爭空前激烈。在此情況下，民族主義是捍衛國家利益和民族生存的極其重要的武器。沒有民族主義作為平衡器，就容易產生民族虛無主義一邊倒的情況。沒有建立在正確的發展戰略、真正的思想解放和民族主義基礎上的改革開放，必然墮入經濟上的殖民化，政治及文化上的買辦化，外交上的勢利、偏安、綏靖，和民族精神嚴重衰落的危險歧途。中國外交早已失去高瞻遠矚、大氣磅礴的大國雄風，而只能以"韜光養晦"、"不當頭、不管閒事"來聊以自慰。國家意志如此懦弱、消沉，當主權危機降臨時，不要說抵抗的實力，恐怕連反抗的意志都將大打折扣。此誠危急存亡之秋，因此，我們必須為了國家的強盛和民族的崛起，充分反思我國外交以及決定這種外交思想的全部內政基礎。只有這樣，中國的外交才能重現輝煌。

四.外交方略

　　冷戰後至今，美國通過加強與其他西方強國的軍事外交結盟，以及通過經濟政治手段瓦解潛在的敵對同盟，鞏固和加強了"一超獨霸"的局面。世界多極化的前景灰暗不明，在今後相當一段時期內，美國仍將是我國最大的戰略威脅。美國加強在東亞和東南亞的軍事外交活動和一系列戰略部署已充分表明，我國家安全的挑

　　我國欲加強未來主導局勢的能力，絕不能坐視他國掌握海上主動權；更不能片面地以"國內建設需要良好的周邊環境"為由放棄鬥爭。環視周邊海洋國家，他們一天也沒有停止過爭奪海洋權益的鬥爭，而他們怎麼不怕開罪於中國，怎麼不怕"中國的威脅"使其周邊環境變得惡劣？這是因為中國的態度給出了答案：中國是以儒家思想看待和處理國際事務："和為貴"、"以德報怨"。1998年，我國承受了維持人民幣不貶值的巨大代價，努力塑造"對國際社會負責任的大國"形象，並拿出40億美元支持東盟國家穩定幣值（其中25億美元給了印尼），以幫助亞洲國家儘快擺脫困境。然而我們得到的回報是印尼政府針對華人華僑有組織的、駭人聽聞的暴力迫害；菲律賓則重新引入美國勢力，加緊蠶食我南海島嶼。

孫子曰：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殆。我國人民必須要居安思危，真正睜眼看世界。否則，若干年後，我們要為自己的短視付出沉重的代價。應當看到，我海上面臨的形勢逼人。因此，從現在起，應大力加強軍事力量，尤其是海空軍力量，加緊新型武器裝備的研製，爭取儘快形成區域範圍內（西太平洋）海空軍遠距離聯合作戰的較大優勢，奪取制空權和制海權。近期，有必要自行製造若干艘航空母艦，形成強大的常規威懾力量。在對外宣傳上，對台灣則稱是為了保衛南海諸島；對東南亞則講是為了反對日本軍國主義。

　　美日同盟主要意在遏制中國，其聯盟的一個重要基礎就是利用台灣問題牽制中國。面對兩大強敵，中國的處境自然較為不利，戰略迴旋餘地就會減少。但台灣問題一日不解決，美日同盟的基礎就難以動搖，中國也就很難在美日之間打進楔子；從另一方面看，台灣問題越持久不決，島內離心力越強。韓德國家統一模式並不適用於統一台灣。東西德和南北韓從未因意識形態、政制分歧以及發展水平的差異而拒絕統一，韓德人民對統一的強烈認同感和共同致力於建立偉大國家的優秀的民族精神，成為國家統一的巨大推動力。

　　而在台灣，日本長期的"皇民化"教育培養了殖民地心態，加之光復台灣後國民黨政府統治政策的失當，造成台灣當地人對島內大陸人的隔閡和敵視。八十年代後期台灣民主化開始後，政治權力逐漸"本土化"，以台籍人為主體的執政的國民黨主流派與民進黨默契配合，將堅持中國統一的大陸籍國民黨非主流派排擠出政壇，加速台灣人意識的全面推進和各方面的本土化，這加劇了台灣島內"族群"分裂和對統一的中華民族認同的背棄。1996年李登輝直選連任後，開始着手破除台灣基礎國民教育中關於"大中華"思想的灌輸，鼓吹認同自己是台灣人而不是中國人，為台獨培養精神和民眾基礎。直接選舉而非經立法院間接選舉"總統"確立了行政權力優勢地位的政治權力構架，為利用執政優勢推進台獨奠定了制度基礎。2000年3月，民進黨的陳水扁競選獲勝。執政的民進黨首要目標是革除國民黨時代的各種弊政，以儘快取信於民；並分化、削弱國民黨，爭取在立法院形成優勢，兩岸關係對它而言並非當務之急。但由於受制於政黨政治和大陸的壓力，陳水扁暫時只能選擇在統獨之間走鋼絲，尋機小步邁向台獨。

　　美國的態度對於大陸和台灣均至關重要。從美國角度看，今後若干年裡，中國無論變強還是轉弱，對台動武的可能性都很大。中國變強，則兩岸軍事力量對比無疑將大大地不利於台灣；中國轉弱，則中國更有可能通過對台動武轉移視線、緩和國內危機。因此為阻止中國"冒險"，美國一方面加緊在遠東地區部署對中國的戰略包圍，包括建立戰區導彈防禦系統、增強在關島的遠程打擊力量，以及加快在其本土國家導彈防禦系統的試驗，力圖大大削弱中國的報復能力，提高中國使用武力的代價，並壓縮中國的地緣政治空間；另一方面，提出"戰略模糊"概念，即：（一）中國軍隊在未受到挑釁的情況下進攻台灣，美國將進行干預。（二）台灣宣布獨立，美國則不干預台海衝突。這似乎與美國對華作出的"三不"承諾前後一貫。實際上，美國正可以通過對"模糊"設定的兩個前提作出模糊的解釋，使自己牢牢掌握兩岸局勢發展的主動權。台獨分子只要"作而不述"，就沒有突破美國的"戰略模糊"情形之二，美國則繼續有理由保持對台灣的安全承諾。當前，民進黨執政伊始，根基未穩；美國對華軍事圍堵、通過貿易與投資的自由化（即全球化）使中國經濟邊緣化，以及進一步推行文化帝國主義瓦解中國民族精神的一整套戰略的實施尚需時日，台美此時都不會過分去刺激中國，逼其動手。待到台獨時機成熟，中國大陸被迫"不怕流血犧牲"訴諸武力時，美國到時就會把臉一抹，祭起早已準備好的意識形態工具："民族自決"，"台灣的命運只能由那裡的人民來決定"等等。中國屆時在政治和軍事上均會陷入相當的被動之中。因此中國必須積極應戰。不能再把思路停留在過去二十年事實已證明沒有任何實效的"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僵化模式上。台灣要的是和平、不要統一；要兩制、但不要一國。即便是力主國家統一的台灣新黨，也不接受"將台灣從中央政府降為地方政府"的"一國兩制"方案。台灣政治演化至今，政治和社會多元化局面已經形成，台灣和台灣人利益至上的理念與政黨政治已形成彼此互動加強之勢，這是任何台灣政治人物都無法迴避的現實。更重要的是，海峽兩岸缺乏共同的民族精神的基礎，這是與朝韓和兩德最大的區別。台灣以一切藉口迴避統一，已徹底喪失了民族大義。大陸僵硬的政治宣傳、無可信度的武力恐嚇、和因對美國投鼠忌器而對台實際上的一退再退，大大助長了台獨的囂張氣焰和台灣對大陸的輕蔑。

　　中國在1978年和1982年與美國談判建交和售台武器時，因發展經濟的需要，急於與美國妥協，留下了今日美國售台武器持續不絕、甚至公然突破8·17公報的原則，大幅度提高售台武器的質量和數量的嚴重禍患。如果當時中國在售台武器問題上態度強硬到底，美國會出於聯合中國遏制蘇聯在中近東瘋狂擴張的戰略考慮而接受中國的條件。這已為美國官方近來解密的外交文件所證實。沒有了售台武器這個尾巴，中國大陸再審時度勢、創造性地提出和平統一方案，必能在當時已遭美國徹底拋棄、情緒沮喪的蔣經國先生治下的台灣引起共鳴，中國將會順利地完成統一大業。

　　時過境遷，當年一切有利條件均已成過眼煙雲。我們現在必須正視現實、勇於面對挑戰，而不能機械地將解決港澳的"天才構想"應用於台灣。那種"寄希望於"式的呼籲和不對症下藥的政治軍事恫嚇，是無視台灣社會政治演變的無的放矢；那種持"台灣是中美關係的麻煩製造者"之論、以及自以為一旦海峽形勢惡化，只要揪住美國講過的話，就可以阻止美國直接支援台灣的觀點，更是本末倒置的無稽之談。凡此種種要求我國必須從速解決統一問題，徹底擺脫美國利用台灣對我採取的戰略挾制。和平方式徒具宣傳價值，已根本不可能解決統一問題。1683年，康熙帝收復台灣，後者與清朝實力懸殊，康熙帝尚須加兵威於外，何況現在，中國同時還面對着一個居心險惡的、軍事帝國主義的美國。

　　但戰爭絕非莽撞之事，必須從事關中華民族未來生存發展的戰略高度認真運籌謀劃。要善於打各種牌，在國際社會中巧於周旋，積極爭取國際輿論的同情。台灣此次大選，西方普遍予以很高的重視，認為是政治民主化再次向前邁進了一大步。繼之陳水扁表示願意訪問大陸及開放"小三通"，西方的政界和輿論界對此給予了高度評價，認為他充滿了善意和和解精神。台灣的演化和陳水扁的輿論公關頗符合西方的價值觀，這容易使其在國際輿論動員方面占上風。我們必須以更高的智慧影響和動員輿論，使"曲在彼"，否則在西方輿論對政府對外政策傾向有很大制約的情況下，輿論上的被動將會在戰時陷我國於經濟和外交上更大的被動。

收復台灣時機選擇及其重要。雅爾塔體制崩潰後，經濟全球化浪潮興起，在全球市場趨向統一的同時，爭奪資源和市場的鬥爭也愈演愈烈。伴隨着發達國家的經濟入侵，輸出國文化和價值觀的滲透必然引起輸入國為保衛自己文化和文明的獨特性而進行激烈的鬥爭。舊的世界秩序瓦解後，整個世界將長期處於"無政府狀態"，民族主義的崛起、宗教勢力的抬頭，將使世界長期處於動盪之中，世界性熱點將屢屢出現。這既會迫使美國尋求與我國的合作，也將使其頻頻分心於其他世界熱點。這就非常可能產生可為我方利用的有利時機；而我方若能適時大大加強軍事實力，包括改進武器裝備水平、加強三軍協同作戰和兩棲登陸（含大規模跨海運輸）能力、提高針對外來干預者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數量和質量等，則劣勢可去，優勢可得。

　　時機一旦成熟，則對台灣實行立體封鎖，以圍促降，力爭以"不戰而屈人之兵"。如其在我方設定的時間內拒絕和談，則立即跨海作戰，在美日得以作出反應之前以閃電之勢將其打垮，並占領全島。應努力避免久功不下，致使台軍堅守待援的情況。如果出現一定的膠着狀態和美軍介入，則立即進行局部或全面的戰爭動員。考慮到最壞的可能性，在統一戰爭打響前，必須對全體國民進行廣泛的政治動員，制訂將國民經濟必要時轉入戰時體制的詳盡方案，和應對戰後西方制裁的各種對策，以及在攻取台灣後肅清殘匪、穩定經濟、管理社會和爭取民心的各項方針措施。美國（包括日本）為維持其在遠東針對中國的地緣戰略優勢、堅守所謂支持"民主社會"的承諾，並維護其世界霸主的威望，必拼死反對中國武力統一台灣，中國與之關係必然惡化。我們手中並非無牌可打。經濟上不遵循美國人的所謂規則，限制美日在華經濟利益，加強中歐、中俄經濟合作；外交上，在安理會投否決票，反對美國的重要提案，支持俄國在國際事務中發揮更大的作用；國內，激發全國人民的愛國主義熱情，並不惜舉傾國之兵與美國一戰，歷來現實主義的美國在碰到意志堅決、十分強硬的對手（實行戰爭邊緣政策）時將不得不面對現實，權衡利害。

　　台灣的光復，意味着西太平洋的戰略格局將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即中國的戰略地位上升，美日受到削弱。從此往後，我國將逐步具備以台灣----我們自己永不沉沒的航空母艦為基地，收復釣魚島及東進威脅日本海上通道的能力。這將大大加強我們的戰略主動權。不過，一俟統一完成，美國有可能放手日本武裝。對此，我國可以聲明，如果日本重新武裝，將危及亞太和平，中國將放棄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對日本給予嚴厲警告。我國軍事力量的強大對於維護我國家利益至關重要。當我強大的武裝力量挾光復台灣之餘威出現在南中國海時，我國的主權絕不容再談判，屆時，南海問題的解決易如反掌。

　　要迫使美國合作，必須抽掉其手中的籌碼，同時要使其明白，中國是遏制不住的。如果尋求對抗，美國的失要遠遠大於得。這樣才有可能使雙方以對等的姿態謀求長遠的合作。台灣統一後，中美在新的國際形勢下最終會走向和解，從長遠來看，中美戰略合作對我國家安全和穩定世界局勢意義重大。我國遠交近攻方略的順利實施，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中美之間能否在尋找到真正戰略共同點的基礎上建立夥伴關係。需要指出的是，美國人現在所說的對華戰略夥伴關係實質上是其對華"超越遏制"和"全面接觸"戰略的具體體現，即企圖在經濟上支配我國，並通過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的滲透，使我政體發生演變，最終既削弱我國，但又不至於使我失去對國內秩序的控制，政治經濟上對美國高度依賴，在國際事務中無心也無力向其支配地位發出挑戰，外交上唯其馬首是瞻。

　　在我國以順時針方向依次解決海疆問題後，再行解決邊塞問題。重點目標是印度。我國目前在與印度舉行的邊界談判中不宜急於以讓步的方式達成協議，否則，可能進一步助長其對我西藏地區的野心。印度積極侵占我西藏南麓，其意在控制軍事上的制高點。試想，若我方軍事力量部署在位於喜馬拉雅山南麓的傳統習慣線，就能居高臨下俯視印度的恆河平原。如果由此進攻，則可勢如破竹，直搗新德里。這將使我方具有很大的戰略威懾優勢；然而，目前是印度實際控制約九萬平方公里的我國領土，如果印度空軍對我川藏、青藏公路實施戰略轟炸，我方仰視地勢如此之高的青藏高原，後勤補給和反攻的難度都相當大。印俄關係由來已久，俄國一直視印度為其在南亞的盟友，因此，它絕不願意看到印度被削弱。故，我國應支持巴基斯坦牽制印度，並借美國之力平衡俄國的影響。前者不難做到，後者須看美印關係如何發展。

　　在正北方，與蒙古的關係事關我國長遠的地緣政治利益。蒙古原為我國的外蒙古，本世紀二十年代被蘇聯控制，成為拱衛蘇聯西伯利亞（包括重要的西伯利亞大鐵路）南部的緩衝區。1966年，蘇蒙結成軍事同盟，百萬蘇軍推進到中蒙蘇邊界，此地與北京的直線距離僅680公里，對我國家安全構成嚴重威脅。1973年蘇聯遠東部隊曾舉行過代號"東方73"的大規模軍事演習，目標是七天之內攻至北京城下。外蒙的喪失對我國北部安全影響極大。我國華北的國防線等於內推了一千餘公里。在現代戰爭中，有遼闊的戰略縱深可以令敵人不敢貿然發動地面進攻，並為防禦來襲的導彈提供寶貴的預警時間，儘管這種時間可能非常短暫。1991年蘇聯解體後，俄蒙關係有所鬆弛，但俄國仍保持着最重要的影響力。近幾年來，美日在蒙影響力上升較快，這有利於沖淡俄國的傳統影響。目前，俄國因自身經濟上困難重重，對蒙古的影響力呈下降之勢。我國應不失時機地全面加強與蒙古的政治經濟合作，增加在蒙投資，並大力加快內蒙古自治區的建設，努力爭取使蒙古成為我國可靠的友好盟國。

　　五.結束語

　　常言道：弱國無外交。但弱國在一定的時機和條件下也能夠創造奇蹟。如，滑鐵盧之後的法國外長塔列蘭和一次大戰後德國魏瑪共和國的外長施特萊斯曼，均成功地利用了列強之間的矛盾，在力量懸殊的情況下，為本國爭回了重要的利益。我國的國力並不算太弱，在當今國際舞台上縱橫馳騁的空間很大，更應積極進取，維護和實現國家利益。國際關係向來就不是一成不變的。外交是內政的延續，是為內政服務的。外交上的成就反過來可以緩和國內矛盾，振奮民心士氣，增強人民對政府的信賴和支持。而這又表現為政府的組織動員能力，這種能力是國家凝聚力的象徵和國力的一個重要標誌。在我國五千年燦爛的文明史上，出現過無數傑出的政治家和外交家，現在，我們更有條件譜寫新中國外交史上更加輝煌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