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來保險？”——“七一講話”剖析（討論稿）

所謂“七一講話”，確實是個“綱領性文獻”，即江澤民完全徹底背叛馬克思主義，葬送中國人民革命勝利成果，顛覆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綱領。

這個講話，也確是一塊“里程碑”，它標明江澤民在叛賣無產階級利益，迎合國內外資產階級需要的道路上，已經走得多麼遙遠。

在中國共產黨成立80周年大會上，江澤民發動突然襲擊，把這樣一個完全違背黨章的東西強加於全黨，在加強黨的建設的旗號下，篡改黨的理論與綱領，篡改黨的階級性質，使中國共產黨名存實亡，將其葬送。是可忍，孰不可忍？！

一、“理論創新”是完全徹底背叛馬克思主義

“七一講話”標榜“與時俱進”的“理論創新”。眾多吹鼓手們群起而為之大吹特吹，雲裡霧裡，不知所以。

要說這個講話有什麼“新意”，那就是當上中國共產黨總書記以來，江澤民第一次向全世界公開宣稱：“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於資本主義社會的勞動和勞動價值的理論，揭示了當時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運行特點和基本矛盾。現在，我們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當時所面對和研究的情況有很大不同。”

這正可謂“點睛”之筆，即揭示了通篇講話的訣竅，更勾畫出了他完全徹底背叛馬克思主義的醜惡嘴臉。

稍有馬克思主義常識的人皆知，列寧說過，使馬克思的理論得到最深刻、最全面、最詳盡的證明和運用的是他的經濟學說。“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於資本主義社會勞動和勞動價值的理論”，即馬克思創立的剩餘價值理論，是馬克思經濟學說的基石。資產階級全部官方的和自由派的科學，都是這樣那樣地為僱傭奴隸制辯護。馬克思的剩餘價值理論則對這種現代文明奴隸制宣布了無情的戰爭，揭破了它的“秘密”，從而揭示了現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它所產生的資產階級社會的特殊的運動規律，揭示了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這兩大階級對立與鬥爭的客觀基礎，論證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必然滅亡，敲響了資本主義的喪鐘。為創立和闡明這一理論，馬克思耗盡了畢生的精力與心血，留下了《資本論》這樣一部國際無產階級的“聖經”。有了《資本論》，唯物主義歷史觀已經不是假設，而是科學地證明了的原理。

所以馬克思的戰友恩格斯，把唯物主義歷史觀和剩餘價值理論，作為馬克思一生的兩個偉大發現。正是有賴於它們，社會主義從空想變成了科學，從而使國際無產階級有了自己解放鬥爭的科學——科學社會主義，也即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具有鮮明的無產階級性和徹底的革命性。它的精髓、核心、靈魂和實質，就是無產階級革命與無產階級專政。階級分析的方法和階級鬥爭的觀點，是它最基本的觀點。1848年問世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產黨宣言》，作為馬克思主義的奠基之作，作為世界上第一個共產黨綱領，從頭到尾，從本文到序言，對此作了至今仍然是最為言簡意賅的闡明。《共產黨宣言》中關於“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是同樣不可避免的”科學結論，關於“兩個徹底決裂”的奮鬥綱領（即同傳統的所有制即私有制關係實行最徹底的決裂，同傳統的即私有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關於“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戰鬥號召，是150多年來全世界共產黨人世代相傳、始終不渝的信仰。他們之所以號稱共產黨人，也正是因為有這種信仰。

《共產黨宣言》申明：“共產黨人的理論原理，決不是以這個或那個世界改革家所發明或發現的思想、原則為根據的。”“這些原理不過是現存的階級鬥爭，我們眼前的歷史運動的真實關係的一般表述。”馬克思主義之所以萬古長青，顛撲不破、戰無不勝，其根源就在於此。

繼馬克思創立唯物主義歷史觀和剩餘價值論之後，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列寧創立了帝國主義論和社會主義建設理論，毛澤東創立了新民主主義論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一脈相承的三塊不朽的里程碑。正是在這些理論指引下，俄國偉大的十月革命贏得了開創人類歷史新紀元的勝利，中國革命贏得了改變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世界政治格局的勝利，中國共產黨人和是中國人民至今還堅定不移地在社會主義道路上奮力前行。

稍有歷史常識的人又皆知，正是因此，馬克思主義問世之後，一直被國際資產階級和各國反動派視為不共戴天的死敵，非欲除之而後快。古往今來的資產階級御用學者，資產階級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代理人——形形色色的機會主義和修正主義者，其矛頭所向，也正是這些理論。從伯恩斯坦的“修正主義”和考茨基的“超帝國主義論”，到赫魯曉夫的“三和兩全”路線（即和平過渡、和平共處、和平競賽與全民黨、全民國家）和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就是此類攻擊最明顯的恥辱柱。又正是由於他們這些“理論”和“新思維”的作用，第二國際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頃刻可恥破產，世界上第一個也是最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在屹立於世74年之後迅即解體，使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遭到前所未有的難以估量的挫折。這反過來又確確鑿鑿地證明了背叛馬克思主義是死路一條。特別富有教益意義的，正是在20世紀末，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遭到奇災大禍之後，1999年9月，英國廣播公司舉辦網上投票活動，評選千年最偉大的思想家，名列榜首的恰恰就是馬克思，美國人卡普爾列舉他的理由說：“馬克思對資本主義運作模式作出了最好的分析。由於資本主義在20世紀末實際上已成為全世界最具代表性的制度，他的思想學說，對於幫助我們認識當今世界，仍極富參考價值。”

對於上述這些，江澤民當然並非完全無知。至少，他曾在不少場合反覆強調過。遠的不說，他在2000年6月28日的一次講話中就強調過：“只要階級鬥爭還在一定範圍內存在，我們就不能丟棄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和階級分析的觀點與方法，”2001年4月2日，他在一個講話中又一次着重強調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並且特別指出，東歐劇變、蘇聯解體，最主要的教訓是放棄了這四項基本原則，結果使得已經相當嚴重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民族矛盾進一步激化，最後釀成了制度劇變，國家解體的歷史悲劇。

但是，時隔不久，就是這同一個江澤民卻來了一個180度的大轉彎，用“揭示了當時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運行特點和基本矛盾”這句話中“當時”這一概念，把“馬克思經典作家關於資本主義社會的勞動和勞動價值的理論”，即馬克思的剩餘價值理論的現實意義，輕佻巧詐地一筆勾銷了，宣布它過時了，沒用了。這樣一來，他口口聲聲信誓旦旦的“馬克思主義”還有幾分是真的，又究竟是什麼東西呢？難怪，他在宣稱要從“不合時宜的觀念”和“對馬克思主義錯誤的和教條式的理解中解放出來”之後，大事“理論創新”了。

第一．他在否定剩餘價值理論的現實意義，“深化對社會主義勞動和勞動價值理論的研究和認識”後，給我們描繪了這樣一副當今中國社會的圖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社會階層構成發生了新的變化，出現了民營科技企業的創業人員和技術人員、受聘於外資企業的管理技術人員、個體戶、私營企業主、中介組織的從業人員、自由職業人員等社會階層。而且，許多人在不同所有制、不同行業、不同地域之間流動頻繁，人們的職業、身份經常變動。這種變化還會繼續下去。在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指引下，這些新的社會階層中的廣大人員，通過誠實勞動和工作，通過合法經營，為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和其他事業作出了貢獻。他們與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幹部和解放軍指戰員團結在一起，他們也是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而“黨的富民政策”，就是“通過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先富帶動後富，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

這就是說，儘管“我國現在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但已經沒有階級差別，只有階層之分了。在這裡，沒有僱傭者和被僱傭者、剝削者和被剝削者、個體勞動者和資產者之分了，所有社會成員統通都是“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這些“建設者”只有職業不同，身份不同，既無窮富差別，更談不上兩極分化。他們只有“先富”與“後富”之分，而且註定了“先富帶動後富，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這等美妙無比的各得其所、戮力同心、共同致富、其樂融融的社會，當然是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聞所未聞，見所未見，而且再豐富的想象力也難以企及的“新的實際”。所以，他認為什麼剩餘價值理論，什麼階級鬥爭理論，顯然不合時宜，理應作廢了。於是，眾多吹鼓手們一擁而上，炮製了一套又一套的“深化”的“社會主義勞動和勞動價值理論”，意欲取而代之了。這些“理論”，顛來倒去，人們總是會聯想及《共產黨宣言》中批判過的“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就是這樣一個論斷：資產者之為資產者，是為了工人階級的利益。”

第二．他斷言：“人類社會的發展，就是先進生產力不斷取代落後生產力的歷史過程。”就當今國際社會而言，“世界要和平，人民要合作，國家要發展，社會要進步，是時代的潮流。”“中國人民和各國人民都渴望世界持久和平，渴望過上穩定安寧的生活，渴望建立公正合理的新秩序，渴望實現國際關係的民主化，渴望促進共同發展和共同繁榮，共創人類美好的未來。”因此，他宣稱：“如果發達國家能夠本着平等、公平和互利互惠的原則，切實支持和幫助廣大發展中國家發展經濟文化，使之儘快擺脫貧困落後狀態，世界的和平與發展問題就有了解決的重要基礎。”“國際社會應樹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協作為核心的新安全觀，努力營造長期穩定、安全可靠的國際和平環境。各國應加強經濟技術的交流與合作，逐步改變不公正不合理的國際經濟秩序，使經濟全球化達到共贏和共存的目的。”他號召：“世界各種文明和社會制度，應長期共存，在競爭比較中取長補短，在求同存異中共同發展。我們將繼續同各國人民一道，為建設一個持久和平與普遍繁榮的世界而努力。”

這種“世界眼光”何等博大寬廣，無邊無際，匪夷所思！在這幅世界圖景中，古往今來反反覆覆的階級鬥爭，革命鬥爭被一筆抹煞了。現今，帝國主義無影無蹤了，霸權主義悄然隱退了，由帝國主義和霸權主義造成的形形色色、層出不窮的紛爭、衝突和戰爭都不存在了，一切都輕飄飄地化解為溫良恬靜、祥和安寧的田園詩了。在這裡，再講什麼剩餘價值論，講什麼帝國主義論，講什麼無產階級革命和民族解放運動等等，豈非大煞風景，攪動美夢嗎？相反，考茨基自稱“可以設想”的“超帝國主義論”，赫魯曉夫夢寐以求的“沒有武器、沒有軍隊、沒有戰爭的世界”，戈爾巴喬夫大肆宣揚的“全人類利益”和“全球意識”的“新思維”，倒是後繼有人，可以重新大行其道了？當年日本軍國主義者想用槍炮締造“大東亞共榮圈”和“王道樂土”，當今美國帝國主義者用高科技武器推行的“民主”、“自由”和“正義”，已被歷史和現實證明行不通；而現在，江澤民指出，人們用嘴皮子和好心腸，就可以和他們一起去搭建一個“共贏和共存”和“持久和平與普遍繁榮”的新世紀了。這是何等輝煌的“創新”啊！

第三．既然“共產主義社會，將是物質財富極大豐富，人民精神境界極大提高，每個人自由而全面發展的社會”；而且，如上江澤民描繪的圖景中，當今中國和當今世界，不說已經是，至少也是接近大同了，所以，必得重新考慮共產主義綱領問題了。江澤民說：“過去，我們對這個問題的認識比較膚淺、簡單。經過這麼多年的實踐，現在，我們對這個問題的認識要全面和深刻得多了。我們對社會未來發展的方向可以作出科學上的預見，但未來的事情具體如何發展，應該由未來的實踐去回答。我們要堅持正確的前進方向，但不可能也不必要去對遙遠的未來作具體的設想和描繪。以往的經驗教訓已充分證明，這樣做很容易陷入不切實際的空想。大家都應該深刻認識這個道理。”

江澤民講的這個道理雖說“深刻”莫測，但說白了，無非就是：再見了，共產主義！作為“最高綱領”，你只能高高掛起，可望而不可及。雖然我們號稱共產黨，不能不承認你，但是並不需要去實踐。早在1940年1月，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就指出過，必須把共產主義思想體系和社會制度的宣傳，和新民主主義行動綱領的實踐區別開來。但是，他又強調指出：“在現時，毫無疑義，應該擴大共產主義思想的宣傳，加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習，沒有這種宣傳和學習，不但不能引導中國革命到將來的社會主義階段上去，而且也不能指導現時的民主革命達到勝利。”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踐，早已證明了毛澤東的正確。但是，恰恰是在中國社會主義制度建立近半個世紀之後，在江澤民眼裡，從《共產黨宣言》開始，150多年以來，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無產階級革命先驅，對共產主義的種種設想和論述，為共產主義奮鬥的種種綱領和號召，只不過枉費心思，徒勞無用的，而且還使人們“很容易陷入不切實際的空想”，淪於“膚淺、簡單”，白白艱苦奮鬥，枉然流血犧牲，至今不見成功，一切付之東流！現在，可得“腳踏實地”，“求真務實”了。正是：“理想，理想，有利才想”啊！宣傳什麼共產主義思想體系和社會制度呢？還不如一切向錢看，一心謀發財，活着上天堂啊！

第四．在上述情勢下，誰個再要搬動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論著，講什麼剩餘價值理論，唯物主義歷史觀，帝國主義論，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講什麼反對私有制，反對剝削，反對資產階級，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和平演變，總而言之，誰個還要講馬克思主義的這些基本道理，顯然“不合時宜”了，實在是“理論創新”的絆腳石，“與時俱進”的障礙物了。所以江澤民一反十幾年來的常態，高舉起了“反對教條主義”的大旗，絕口不提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不提反對形形色色反馬克思主義思潮，也就是理所當然的了。

如此這般的東西，當然也可以自稱為“理論”，但要說“創新”，則實在是欺人之談。需知，伯恩斯坦、考茨基與赫魯曉夫、戈爾巴喬夫他們的“理論”，早都是這一路貨色，而且比起江澤民的講話來，更富有“理論”色彩哩。“七一講話”中的這類“理論創新”，充其量不過是拾他們的牙慧而已，較之於他們的“原創”，實在是膚淺簡單的叫人笑掉大牙呵！

至於把這類從根本上否定馬克思主義，完全徹底地背叛馬克思主義的東西，叫做什麼“馬克思主義理論創新”，那簡直是無恥之尤、無聊至極了。早在1890年8月27日，恩格斯致保·拉法格的信中，批評當時德國社會民主黨內那些“搞馬克思主義”的先生們說：關於這種馬克思主義，馬克思曾經說過：“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大概會把海涅對自己的模仿者說過的話轉送給這些先生們：“我播下的是龍種，而收穫的卻是跳蚤。”恩格斯還批評道：這些老兄的無能只能同他們的狂妄相比，他們在柏林的新黨員中找到了支持。厚顏無恥，膽小怯懦，自吹自擂，誇誇其談這些特有的柏林習氣，現在一下子似乎又都冒了出來。過了100多年，人類社會已經到了21世紀，中國共產黨成立也已80年，還要拿這類東西冒充為“馬克思主義理論創新”，當作旗幟來揮舞，欺世盜名，招搖於市，也實在是比“皇帝的新衣”更新又更蠢不可及了。

歷史早已證明，江澤民自己也曾講過，伯恩斯坦、考茨基、赫魯曉夫、戈爾巴喬夫一類的“理論”與“新思維”，都是為國際國內資產階級效勞，葬送無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制度，破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大害。現今江澤民都視以為瑰寶，七拼八湊集其大成，又是意欲何為呢？又能有什麼下場呢？更加要命的是，在此前，多年以來，這個江澤民作為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不知多少次理直氣壯、振振有辭地宣稱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他的這類講話和文章，連篇累牘，汗牛充棟，白紙黑字，不全都擺在那裡嗎？他2000年6月28日的講話和2001年4月2日的講話，不餘音猶在，繞梁不息嗎？可現在，正是這同一個人，卻跑將出來說，那些統通不算數了，不可信了，不合時宜了，是教條主義了。瞬息之間，如此劇變，連一點思考的餘地也不留，也不許。這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歷史上，倒確實是史無前例的創新之舉。但是這樣一來，廣大黨員和幹部究竟該相信誰，又相信什麼呢？相信以前的這個人，還是相信現在的這同一個人？相信他以前講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還是相信他現在宣揚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創新”？如果相信前者，那麼現今宣揚的顯然是錯誤的，與之格格不入的。如果相信後者，那麼以前的宣傳豈不是假意的，是蓄意欺騙群眾的？這才叫：人而無信，不知其可。聰明一世的江澤民，顯然是忘乎所以，糊塗一時了。

好一個“馬克思主義理論創新”！既然這是完全徹底背叛馬克思主義，也當然只會完全徹底暴露馬克思主義叛徒的真實嘴臉。如此而已，豈有他哉！

二、“三個代表”是無恥賣身投靠資產階級

“七一講話”的主旋律是“‘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

“三個代表”之說，是江澤民2000年2月在廣東考察時首次提出來的。說是要解決“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建設一個什麼樣的黨和怎樣建設黨這個根本問題”。

經過將近一年半的苦心經營，有論者說，由於“七一講話”的全面、系統、深刻的闡發，“三個代表”已經構成一個思想體系了，稱之為“三個代表理論”也未嘗不可了。“在我們國家，關係國家前途命運的，從政治層面講有兩個最根本的問題。第一是社會主義問題。第二是黨的問題。”“既然小平同志對什麼是社會主義的回答，深刻地揭示了社會主義的本質，開拓了對社會主義認識的新境界，那麼同樣可以說，江澤民同志對建設一個什麼樣的黨的回答，也深刻地揭示了黨的本質，把對黨的認識提高到了一個新境界。它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又一偉大的創新。（見2001年8月6日《文匯報》）。

正是這位論者曾經坦言，所謂“鄧小平理論”，其實是“由理論工作者建構體系”的。（見1999年3月10日《中國經濟時報》）而用心讀過《鄧小平文選》的人不難發現這樣建構成的體系中不少重大方面，與《鄧小平文選》中的論述是不大吻合甚至大不吻合的。1998年7月17日，在學習鄧小平理論工作會議上，江澤民就曾批評過一種現象：“有的斷章取義，各取所需，甚至把自己不正確的理解說成是鄧小平理論原意和中央精神。”只是，多少年過去，人們從來沒有見到“官方”在這方面作過嚴肅像樣的具體批評。而對批評這種“體系”的種種意見，則從來在“不爭論”的名義下被排斥在一邊，被視為“教條主義”、“僵化”、“極左”等等。因此，由“理論工作者建構體系”的真真假假、或真或假、似真似假、真假莫辨的“鄧小平理論”，也就一直香火不斷地廣為流傳，在思想理論領域中占着“主流”地位，成為中國改革開放一種指導思想。

其中，最突出的當是上述論者所說的社會主義問題。1994初，時任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的邢賁思，在其《社會主義觀上的重大突破》一文中提出：鄧小平理論對傳統馬克思主義的突破，首先是在社會主義觀上開始的。“傳統的馬克思主義十分強調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而“鄧小平同志始終把生產力問題當作什麼是馬克思主義、什麼是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以及在中國怎樣有效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思索的一個焦點，形成了同傳統的馬克思主義觀不同的新的社會主義觀。”（1994年1月15日第1120期《理論動態》）以後，他又補充說：“我認為新的社會主義觀和傳統（以往）的社會主義觀根本區別，前者突出經濟，後者突出政治。”（1997年7月29日《中國經濟時報》）

這樣的“新的社會主義觀”，與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觀截然不同自不待言，就是與《鄧小平文選》中的不少論述也大相徑庭。但是，多年來，它卻是“一本正經”地不容置疑。1997年8月5日，《中國經濟時報》的記者對赴美講學前的吳敬璉進行了專訪。吳敬璉進一步提出：“總之，我們應當根據鄧小平理論對‘什麼是社會主義’這個根本性的問題的回答和我國18年改革開放的基本經驗，確立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追求社會公正和逐步實現共同富裕，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特徵是社會公正＋市場經濟，而不是其他的思想，為我們的基本政策給出邏輯一貫的理論說明，以便營造使所有的人和各種經濟成分都奮發努力，共同締造我國的長期繁榮和政治穩定的局面。”

現在，我們已經看到了，“三個代表理論”，不僅“給出邏輯一貫的理論說明”，而且給了一個透徹至底的“理論說明”了。它不僅是要營造吳敬璉所說的那種局面，而且是已經“要根據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實際，不斷增強黨的階級基礎和擴大黨的群眾基礎，不斷提高黨的社會影響力”了。這也就是要把包括私營企業主在內的“新的社會階層”中的“優秀分子”都吸收到共產黨內來了。它不僅要在中國造成那種局面，而且意欲在全世界造成一個所有國家和各種經濟制度互利合作，共同“建設一個持久和平和普遍繁榮的世界”的局面哩。

曾被譽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總工程師”者，推出如此這般的“全面推進黨的建設的新的偉大工程”，其成功也許是不無可能的，現在不正在星夜兼程，不惜一切代價，不擇一切手段，傾力以赴嗎？但是，要把這樣一個理論和綱領已經面目全非，性質也因之而完全蛻變的黨，還像有人大拍胸脯號稱的那樣“行不改名，立不改姓”（2001年7月30日《文匯報》），仍然叫做什麼“共產黨”，並且口口聲聲“必須堅持黨的工人階級先鋒隊的性質”，那就實在是荒唐透頂，偽善至極了。說它荒唐，是因為這種做法，把一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和一部中國共產黨史當成了“戲說”，把6451萬中國共產黨黨員和天下人都當成了矇昧無知的白痴。說它偽善，是因為這種做法，正如俗語所罵：既要當婊子，又要立牌坊！

且不說如此荒誕不經的“理論”，和馬恩列斯毛的建黨學說毫不相干，就是翻遍三卷《鄧小平文選》也找不到相同之點啊！特別是，就是提出這番“理論”的同一個江澤民，當選黨的總書記不久，1989年8月21日，在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曾經義正辭嚴地說過：“分析黨內狀況時，一是不可低估國際敵對勢力企圖使社會主義國家和平演變對我們黨造成的影響。過去我們對這個問題比較清醒。改革開放之初，我們對抵制資產階級腐朽思想抓得比較緊，對經濟領域裡的犯罪行為打擊是比較有力的，但是後來對這個問題逐漸放鬆了。二是不可低估趙紫陽同志的錯誤所造成的危害。三是不可低估資產階級自由化泛濫對黨的建設的破壞。”又說：“黨的組織工作，要重視黨員的素質。發展黨員要重視質量，千萬不能單純追求數量，不能搞濫竽充數。濫竽充數的黨員放在黨內比黨外更危險。如果黨員隊伍質量很低，數量再大也沒有用。我們要非常重視發展產業工人入黨。……這些年，我們對生產第一線工人中發展黨員注意不夠。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產業工人是工人階級隊伍中的骨幹力量。”還說：“這次會議的文件裡面講，私營企業主不能入黨，我贊成這個意見。我們黨是工人階級先鋒隊，如果讓不願放棄剝削、依靠剝削生活的人入黨，究竟要建成一個什麼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在堅持公有制經濟為主體的前提下，允許多種經濟成分共存，但是，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只能是公有制經濟的補充，是拾遺補缺，不能本末倒置，不能把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強調到不適當的地位。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業還是經濟的骨幹，這條決不能變。”（《十三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冊第579、584頁）時隔12年不到，記載這番講話的書頁還沒有發黃，怎麼一下子就完全變了呢？變得連當年趙紫陽犯的錯誤都望塵莫及了呢？如此“與時俱進”的急劇變化，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又究竟是為了什麼呢？

前面提到的那位論者的文章中有此一說：“在已進入新世紀的今天，我們國家的外部環境和自身面貌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並面臨經濟、科技空前發展的新的機遇，以及國際領域的複雜競爭和鬥爭的嚴峻挑戰，還有黨在新世紀的使命更加艱巨。這就感到對黨的先進性的認識需要有新的認識。”

我們就循此軌跡來察看一番吧。

先看外部環境。1989年9月，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40周年大會上，江澤民在講話中說過：“這裡需要強調指出，國際反動勢力從來沒有放棄敵視和顛覆社會主義制度的根本立場。從五十年代後期開始，他們在武裝干涉的一手失敗以後，就把政策重點轉向‘和平演變’，運用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手段，利用社會主義國家的暫時困難和實行改革的機會，進行滲透，施加影響，支持、收買所謂‘持不同政見者’，培養對於西方的盲目崇拜，傳播西方資本主義的政治模式、經濟模式、價值觀念以及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在他們認為有機可乘的時候，就製造謠言，挑起事端，策划動亂，進行顛覆活動。階級鬥爭已經不是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但仍在一定範圍內存在，而且在一定條件下還可能激化。國際敵對勢力也正是從這裡找到了他們實行‘和平演變’戰略的根據。滲透與反滲透、顛覆與反顛覆、‘和平演變’與反‘和平演變’的鬥爭，是長期的。對於這一點，全國各族人民、全黨同志特別是領導幹部，必須保持高度的警覺。”這裡，除了關於階級鬥爭的論斷大可商榷以外，總體上是反映了中國外部環境的根本特點和根本問題的，是講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道理，也是和鄧小平許多論述吻合的。多年來，直到今年4月2日，江澤民也一直反覆強調過反和平演變，反對國際上“西化”“分化”中國的圖謀。

在進入新世紀的今天，用不着多麼深奧的“理論創新”，用不着多麼高明的“政治智慧”，每一個沒有偏見的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老百姓，只要憑自己日常的真切感受，都會發現，中國外部環境的主要之點，依然和江澤民當年講的一樣，中國人民在外部環境中遇到的所有問題，其實質也依然在此。要說有什麼“新意”，那也只是這種外部環境已經變得更加嚴峻，更加險惡。這就是說，以美國為首的資本帝國主義對社會主義中國的包圍收得更緊了，對中國的和平演變攻勢也越發凌厲了。批准中國“入世”，讓中國“申奧”成功，實際上是要把中國完全融入資本帝國主義國際體系，讓中國按他們制定的規則行事，成為對他們“負責任的大國”（有誰個否認得了中國之大呢？），是把中國當成他們發財致富的最有潛力的市場，而決不是我們有些人所自炫的什麼因為中國“政治上有威力，經濟上有實力”。這些，也是國際壟斷資產階級政治家和御用學者們，帝國主義頭頭們，一年到頭，一天到晚，無休無止，不厭其煩，在他們的競選綱領、政策聲明、答記者問和著書立說中，旗幟鮮明，肆無忌憚地大聲宣告的。這是明眼人有目共睹，有良知者都能感受得到，都能理解無誤的。

面對這樣一種外部環境，鄧小平當年提出的冷靜觀察、沉着應付、韜光養晦、有所作為，首先把自己的事情搞好這樣一種應對方針，無疑是正確的，也是有成效的。同時，鄧小平說過，我們自己要保持警惕，放鬆不得。要維護我們獨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我們絕不能示弱。你越怕，越示弱，人家勁頭就越大，並不因為你軟了，人家就對你好一些，反倒是你軟了人家看不起你。事實已經反覆證明，鄧小平講的是至理。但是，要是像江澤民“七一講話”中那樣，轉了一個180度的大彎，不是去揭露帝國主義陰謀，提高人民警覺，組織力量與帝國主義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而是一個勁地粉飾太平，美化帝國主義，向帝國主義討好，為帝國主義幫腔，麻痹人民鬥志，瓦解人民士氣，阻礙人民鬥爭，沉醉於什麼“和平、合作、發展、進步”“時代的潮流”，迷戀於和帝國主義“互信、互利、平等、協作”，追求和帝國主義“共贏與共存”，設想在帝國主義存在的條件下“建設一個持久和平與普遍繁榮的世界”，那豈不是與虎謀皮，白日做夢？更有甚者，江澤民還想用其“三個代表理論”，把一個與帝國主義鬥爭了80年而至今的革命的中國共產黨，改造成一個與帝國主義“長期共存”、“取長補短”、“求同存異”的“在全面改革開放條件下領導國家建設的黨”，來適應他心目中的“時代的潮流”，實現他“高瞻遠矚”的“戰略宏圖”。這種做法，赫魯曉夫和戈爾巴喬夫領導的蘇聯共產黨早有先例示範，其結果是不言而喻的吧？這不是步赫魯曉夫和戈爾巴喬夫的後塵，無恥賣身投靠國際壟斷資產階級，甘為他們的奴僕、走狗和代理人，又能是什麼呢？有人竟撰文《中國共產黨良好國際形象的展示》，誇耀什麼：“‘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連有些意識形態與我有根本分歧的政要也不得不對我們黨這種與時俱進、勇於創新的精神表示欽佩。”這實在是得意忘形到了不知羞恥為何物的地步了。

再來看看我國的自身面貌。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40周年大會上，江澤民在講話中曾經完全合乎實際地指出：在改革開放的問題上，有兩種截然不同的主張：一種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社會主義的改革開放；一種是主張資本主義化把中國納入西方資本主義體系的改革開放。“我們必須明確劃清這兩者的根本界限。當前四頂基本原則和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尖銳對立，可以說在很大程度上表現在改革開放要不要堅持社會主義方向這個問題上。”他完全正確地強調指出：“如果今後不堅持社會主義，而是象有人主張的那樣退回到走資本主義道路，用勞動人民的血汗去重新培植和養肥一個資產階級，在我國人口眾多、社會生產力很低下的情況下，只能使大多數人重新陷入極其貧困的狀態。這種資本主義，只能是原始的、買辦式的資本主義，只能是意味着中國各族人民再度淪為外國資本和本國剝削階級的雙重奴隸。”人們可以看到，在中國進入新世紀的今天，中國自身變化的最主要之點，恰恰就是不幸而為江澤民當年所言中。

正是在這同一個江澤民領導下，中國在1992年宣布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蘇聯解體、東歐劇變，資本主義市場一統天下的新的國際環境中，在中國社會生產力水平低下，社會主義物質基礎還不充分的條件下，這樣做是無可非議的。問題正出在江澤民否定了自己當年所說的“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只能是公有制經濟的補充，是拾遺補缺”的正確主張，來了個“本末倒置”，在1997年提出了“非公有制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樣一種新的主張，並且將之列入了黨章和憲法，“把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強調到不適當的地位”；同時，又陰一套陽一套地從種種角度貶低、削弱和排斥公有制、首先是全民所有制的主體地位。正是由於他的這種大轉變，所謂不問姓“社”姓“資”後，不問姓“公”姓“私”的“第三次思想大解放”浪潮，迅速席捲了全中國，並且又從上到下地影響了各級政府的改革開放的決策。本來已經有恃無恐、日長夜大的私營經濟，就更似雨後雜草，越加滋生蔓延，到處擠壓、侵占、掠奪、吞併和淹沒公有制經濟，在許多地方和許多領域取代公有制經濟而占了主體地位，甚至壟斷地位，其來勢之猛，其勢頭之凶，史所僅見。中國社會經濟基礎的急劇變化，導致了中國社會階級結構的急速的重新組合。一個新的資產階級在中國，大地上迅速崛起和壯大，是每一個沒有偏見的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老百姓，憑自己的日常生活經驗就可以看得見摸得着的不爭的事實。這個新的資產階級，正是憑藉中國共產黨的政策，並且是“用勞動人民的血汗重新培植和養肥”的。其骨幹隊伍之一，又正是那些號稱“共產黨員”的執政掌權的方方面面、大大小小的官員們。他們以權謀私，貪贓枉法，通過最卑劣無恥的“權錢交易”和“權色交易”乃至最陰險毒辣的“權黑勾結”，對中國億萬勞動人民在建國以後，歷經幾十年艱苦奮鬥、流血流汗、一點一滴、辛辛苦苦積累起來的國有資產和集體財產，無所不用其極地巧取豪奪，化為己有，或揮霍敗光。這個新的資產階級，自感與勞動人民勢不兩立，因而竭盡全力地投靠國際壟斷資產階級，也從他們那裡得到青睞和某種支持。總之，這種新的資產階級，帶有極其鮮明的官僚、買辦、壟斷的特色，較之當年被中國人民打倒的國民黨“四大家族”不僅毫不遜色，而且更勝一籌。因為他們還有着“共產黨”的招牌和“社會主義”的光環”啊！

上述這種局面，既證實了1995年著名的“第一份萬言書”中的分析，又大大地超過了它的預測。就是發表於2001年第五期《真理的追求》上的《共產黨要領導和駕馭新資產階級》一文中的分析，也未必能夠“與時俱進”，合乎時宜。事情已經發展到這等程度，以致曹思源這樣國內外頗有名氣的“經濟學家”，在2000年7月覺得有必要大肆公開張揚了：“我這個‘曹破產’現在想‘摘帽’了，我現在第一愛好是推動政治體制改革，第二愛好是提倡私有化，我公開鼓吹私有化，不搞背後的，在上海財富論壇上，我已經把我研究的東西送到江主席手上了。”（見2000年第8期《金三角》）他所謂的“推動政治體制改革”就是他1999年5月20日（即美國轟炸我國駐南大使館後不到兩星期）在美國一個大學的研究中心的演講中所說：“據我預測，中國將要發生的一個巨大變化就是，中國共產黨將要改名為中國社會黨，我這不是天馬行空，我有我的研究根據。”據稱其根據就是黨的十五大的報告。他號召與會者：“我們可以推動，大家共同努力來推動，促進中國共產黨改名，我們展望十六大，期待十七大。根據我的預計，大概經過一兩次代表大會的努力，這個事情也許可以辦成。”在2001年第5期《中國國情國力》上，他發表了題為《政治改革在於黨自身的改革》的文章。他說：“毫無疑問，今天共產黨要代表全國12億的利益，而不能僅僅代表5000萬國有企業職工的利益。最近江澤民總書記提出個‘三個代表’的思想，就是這方面的突破。‘三個代表’思想中，最關鍵的是：共產黨要代表最大多數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它的新意在於，淡化了階級性，而強化了全民性。因為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歷史新階段，不可能人為地劃分階級。共產黨要作為全民的優秀代表，直接為全民的共同利益奮鬥。這一提法一旦通過修改黨章來體現，應當對共產黨在新時期的活動有着全面的指導作用。”他在另一篇文章中又大談中國共產黨改名為社會黨的必要性。

由此可見，江澤民的“三個代表理論”並非真正“創新”，不過是附和了曹思源之流的高見，迎合了他們的需要，只是加以改頭換面而已。其實質和曹思源的高見是一樣的：為中國新資產階級登上政治舞台喬裝打扮，鳴鑼開道，不僅要讓他們“在政治上站起來”，還要讓他們加入共產黨內成為“先鋒隊”。但是在做法上和曹思源是不一樣的，而是如有人所說“行不改名，立不改姓”，抱着“共產黨”的招牌不放。這種表里不一、口是心非、偷梁換柱、釜底抽薪的作為，也許正是江澤民高超的“政治智慧”的又一次精彩表演，問題只是不知道究竟能哄騙得了誰？

不管怎樣，自從“七一講話”宣告“三個代表理論”出世之後，一年多來對這個“重要思想”的闡發和頌揚，也就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其呼天喊地的聲勢，其厚顏無恥的程度，着實使人瞠目結舌。為免玷污讀者眼目，這裡也就不加引用了。

江澤民在“七一講話”中，不是明明白白說過嗎，“凡屬黨的組織工作中的重大問題應力求組織廣大黨員討論，充分聽取各種意見”？但是，“三個代表”這樣一個完全違反現有中國共產黨黨章的“新世紀全面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的科學指南”，竟是如此絕對真理，絲毫不容置疑。前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邢賁思在2001年7月17日《人民日報》上昭示天下：“在江澤民同志的重要講話發表以後，全黨的認識必須統一到講話精神上來，決不容許另講一套，決不允許陽奉陰違，只有這樣，才能保證全黨在思想上、政治上的統一。”北京市委書記賈慶林講得更絕：“我們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要嚴格遵守黨的政治紀律、組織紀律，做到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與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堅決維護中央的權威，維護黨的團結和統一，確保中央政令暢通”。

這些，雖然並非曠古奇聞，卻也足夠登上吉尼斯記錄。1842年初，青年馬克思抨擊普魯士書報檢查令：“要求世界上最豐富的東西——精神只能有一種存在形式”。如果他能再世，並且有再豐富的想象力，也未必能想到，時隔了一個半世紀，世界進入了21世紀，在中國，在中國共產黨成立80周年並執政52周年之後，還竟能有這等樣子的“創新”，這等樣子的“黨內民主”，這等樣子的“高度一致”，這等樣子的“使黨始終保持先進性和純潔性，充滿創造力、凝聚力和戰鬥力”！

沒有思想講紀律，沒有理論造輿論，沒有真理用權力，不能說服就壓服，古往今來，多少獨夫民賊，包括共產黨內錯誤路線的頭子，從來就是這麼幹的。如今，江澤民及其追隨者，竟重操這等伎倆，就適足以證明：他們既沒有思想，也沒有理論，更不擁有真理，他們多年來背叛馬克思主義、賣身投靠資產階級的所作所為已經窮途末路，難以為繼，他們的“權威”早已喪失殆盡，除了自我標榜自我欣賞之外，再也沒有什麼號召力和凝聚力；因此，為了維護他們的既得利益，推行他們的既定路線，他們就只能破釜沉舟，孤注一擲，丟棄偽裝，撕破臉皮，全然不講什麼“法治”“德治”，任意踐踏黨內一切民主準則，憑藉手中還有的權力，濫施淫威，把黨變成了他們的私家工具，無所不用其極地肆意橫行，獨斷專行了。但是，這樣一來，他們也就把自己放到了與6451萬中國共產黨黨員以及13億中國人民公開對立的地位上去了。所以說，“三個代表理論”出台之日，就是他們加速自我滅亡之時。謂予不信，請拭目以待之。

三、“七一講話”是最終完成和平演變的綱領

1956年，在中國共產黨正確領導下，中國以異乎尋常的速度，基本上實現了生產資料所有制社會主義改造，建立起了社會主義制度。鄧小平在1980年也說過：“在搞社會主義方面，毛主席的最大功勞是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我們最成功的是社會主義改造。……由於我們是根據中國自己的特點採用這些方式的，所以幾手沒有發生曲折，生產沒有下降還不斷上升，沒有失業，社會產品是豐富的。”

從此，億萬中國農民告別了個體小生產的困境，走上了農業合作化康莊大道。中國工人擺脫了受資本剝削的雇用奴隸地位，真正實現了“勞工神聖”。廣大知識分子認定了為工農服務的方向，有了施展自己才華的廣闊天地。即便民族資產階級分子，也在敲鑼打鼓迎接社會主義改造後，開始變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不勞動者不得食”，這個社會主義的首要原則，開始在中國變為現實。勞動光榮，成了社會時尚。“人類的發展有了幾十萬年，在中國這個地方，直到現在才取得了按照計劃發展自己的經濟和文化的條件。”（《毛澤東選集》第5卷250頁）總之，中華民族幾千年文明史，揭開了前所未有的嶄新篇章。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有了更加堅實的制度保障。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億萬中國人民意氣風發，鬥志昂揚，眾志成城，奮發圖強，決心把中國這個古老的東方大國，改造和建設成為一個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社會主義大國，為人類作出應有的貢獻。

在中國這樣一個有着兩千多年封建傳統和一百多年半殖民地半封建烙印的農民大國，要在被帝國主義和反動派掠奪一空的廢墟上，跨越資本主義階段，建設社會主義，其艱難可想而知，不言而喻。而且，與那些戴着粉色眼鏡探視世界者的一廂情願截然相反，無情的事實是，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第一天起，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及其走狗，使盡渾身解數，無所不用其極，一刻也沒有中止在中國復辟的圖謀。中國所處的國際環境相當嚴峻。更有甚者，正當中國走上社會主義道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欣欣向榮之際，蘇聯，這個世界上第一個也是最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竟然發生蛻變，使中國的國際處境更加險惡了。

列寧曾經指出，在資產階級轉而採取更加狡猾的“自由主義”政策時，人們有時會被表面上的讓步所欺騙。“於是修正主義者就宣布階級鬥爭學說已經‘過時’，或者開始實行事實上已拋棄階級鬥爭的政策。資產階級策略上的曲折變化，使修正主義在工人運動中間加強起來，往往把工人運動內部的分歧弄成公開的分裂。”（《列寧選集》第2卷396頁）

在20世紀50年代後期，蘇聯共產黨總書記赫魯曉夫也就是這麼幹的。1956年2月，蘇共召開第20次代表大會。赫魯曉夫作了政治報告和秘密報告。在當時國際形勢相對緩和的情況下，他背棄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美化帝國主義，散布和平幻想，鼓吹“和平過渡”，並且不擇手段全盤否定斯大林。他的這番動作，被美國官方稱為“空前未有的合乎我們的目的”。緊接着，就是震驚世界的波蘭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帝國主義乘勢在全世界掀起了一股瘋狂的反共反社會主義高潮。在中國，資產階級右派分子遙相呼應，一度造成了“黑雲壓城”之勢。

當時美國國務卿杜勒斯，憑其資產階級政治家靈敏嗅覺，於同年6、7月間反覆宣稱：許多年來，第一次清楚地看到了蘇聯和社會主義各國“和平改變”的可能性，應該讓這種可能性鞭策我們更加努力。蘇聯和社會主義國家將要發生一種“演進性的變化”，要把這種假設作為美國政策的基礎。他躊躇滿志地宣告：赫魯曉夫“孩子的孩子”這一代將“獲得自由”。正是由他發軔，當代帝國主義對社會主義國家“和平演變”的戰略策略，日趨完備，一脈相傳，一貫至今。

是毛澤東，只是毛澤東，這位無產階級革命偉大領袖，在當代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以高度的無產階級革命警覺，第一個洞察了帝國主義的這種圖謀，還在1956年11月15日，在中共八屆二次會議上的講話中，他就尖銳鮮明地指出：“我看有兩把‘刀子’：一把是列寧，一把是斯大林。現在，斯大林這把刀子，俄國人丟了。……列寧這把刀子現在是不是也被蘇聯一些領導人丟掉一些呢？我看丟掉相當多了。十月革命還靈不靈？還可不可以作為各國的模範？蘇共二十次代表大會赫魯曉夫的報告說，可以經過議會道路去取得政權，這就是說，各國可以不學十月革命了。這個門一開，列寧主義就基本上丟掉了。”（《毛澤東選集》第5卷321－322頁）

毛澤東又一次充分展現了他作為無產階級革命偉大領袖的大智大勇，果斷地領導黨和全國人民，迅速地粉碎了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進攻，保住了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穩住了自己的陣腳。同時，他及時抓住了杜勒斯搞和平演變的材料，首先向黨的高級幹部，爾後向全黨和全國人民進行教育，提高人民對這種帝國主義陰謀的警覺，並且與之作針鋒相對的長期鬥爭。另一方面，在內部交鋒無效，赫魯曉夫反而惱羞成怒，背信棄義，對中國橫蠻施壓，竭盡破壞顛覆的能事，把中蘇分歧引向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公開分裂之後，毛澤東當仁不讓，以砥柱中流的氣概，力挽狂瀾於既倒，毅然決然地率領中國共產黨，發起了與赫魯曉夫為代表的現代修正主義思潮的大論戰。這場整整持續了十年的大論戰，其廣泛深刻和激烈尖銳的程度，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僅見。它環繞的根本問題就是：十月革命還靈不靈？也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還靈不靈？

這場大論戰的過程，正是毛澤東帶領全黨和全國人民，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探索着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過程。正是在這一歷史過程中，毛澤東關於反和平演變的理論和政策，後來被稱之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和政策，也日趨系統和成熟。這是毛澤東思想發展進程中的又一個高峰，是毛澤東思想的最後光輝篇章。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編輯部文章《關於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第一次對這個理論和政策作了系統表述，總是使人感到常讀常新。這個理論和政策的最主要之點是，為了反和平演變，防止共產黨變質，防止社會主義國家變色，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必須使黨和國家的領導權掌握在真正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手中，決不能讓其落入像赫魯曉夫那樣的掛着馬克思列寧主義招牌的修正主義者手中。

在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的指引下，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鞏固了自己的隊伍，鞏固了自己的政權，擊退了帝國主義反動派和現代修正主義一次又一次的兇惡進攻，在中國初步建立起了獨立完整的社會主義工業體系，並且創造了既無外債，又無內債的奇蹟。與此同時，中國不僅有了強大的陸海空三軍，還有了自己獨立製造的核武器，打破了美蘇核壟斷局面。繼抗美援朝戰爭輝煌勝利後，又取得了抗美援越戰爭的偉大勝利，從而被第三世界“抬進了聯合國”，並且迫使美國政府不得不在新中國建立22年之後張眼承認了它的存在，跑來謀求建立正常關係。毛澤東在世時，儘管中國未能、也根本不能擺脫一窮二白的困難，但在世人面前展現了理想崇高、信仰堅定、同心同德、自尊自強、剛正不阿、無所畏懼、艱苦奮鬥、同甘共苦、清正廉明、道德高尚、朝氣蓬勃、正氣昂揚的形象，受到普遍稱頌。正像鄧小平1989年6月所說：“中國本來是個窮國，為什麼有中美蘇‘大三角’的說法？就是因為中國是獨立自主的國家。為什麼說我們是獨立自主呢？就是因為我們堅持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否則，只能是看着美國人的臉色行事，看着發達國家的臉色行事，或者看着蘇聯人的臉色行事，那還有什麼獨立性啊！”

在這個歷史過程中，毛澤東自始至終抓緊黨的建設和幹部隊伍建設不放。為此，他發動了一次又一次政治運動，直至發動“文化大革命”，並且運用了“大民主”手段，來整頓和肅清黨內和幹部隊伍的不正之風。實質上，這也正是放手發動廣大群眾參與國家管理，參與對執政黨和人民政府的監督，探索真正實現無產階級民主的途徑與方法。其意義的重大和深遠是不可估量的。至少，如果不是這樣做，在強敵兇狠圍攻的形勢下，要取得上述成果是根本不可能的。

毋庸諱言，由於國內外壓力極其嚴重緊迫，更由於一切必得從頭探索，還由於主觀片面，毛澤東在這個過程中確實犯了急於求成和求純的錯誤乃至嚴重錯誤，但是，正視現實不懷偏見的人，都可以看到，前述成就是主要的，根本的，是為今後的發展打下了堅實基礎的。也正因此，毛澤東在世時，儘管廣大老百姓生活相當清苦，但實實在在感受到了作為普通勞動者的前所未有的尊嚴，是“有奔頭”的；儘管廣大幹部和知識分子受到不公正的對待，但他們大多數仍深切地感覺到在改造社會過程中自我改造的必要和艱難，所以“雖九死而不悔”；儘管成千上萬的知識青年在上山下鄉中歷盡艱辛，但他們大多數在中國社會底層經受了磨鍊，成了當今的棟梁之材，所以“青春無悔”。因為，新舊中國的鮮明對比，共產黨國民黨的天差地別，使人們在實際中逐漸服膺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深信中國必須在共產黨領導下走社會主義道路。而“在社會主義事業中，要想不經過艱難曲折，不付出極大努力，總是一帆風順，容易得到成功，這種想法，只是幻想。”（《毛澤東選集》第5卷379頁）人們也在實際生活中看到，作為無產階級先鋒隊，中國共產黨是沒有什麼黨派私利的，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對自己所犯的可以或難以避免的錯誤，是必然會也必然能夠糾正的。所以，即使“文化大革命”前後持續十年，中國共產黨依然不散，新中國仍然不垮，廣大中國老百姓始終堅決擁護共產黨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這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也許是絕無僅有的。

事情正如中國人民所期。1976年10月，“四人幫”被一舉粉碎，“文化大革命”徹底結束。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進行了撥亂反正的工作。用鄧小平的話說：“三中全會以後，我們就是要恢復毛澤東同志那些正確的東西嘛，就是準確地、完整地學習和運用毛澤東思想嘛。基本點還是那些。從許多方面來說，現在我們還是把毛澤東同志已經提出，但是沒有做的事情做起來，把他反對錯了的改正過來，把他沒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後相當長的時期，還是做這件事。當然，我們也有發展，而且還要繼續發展。”（《鄧小平文選》第2卷300頁）

問題在於，鄧小平不是理論家，他歷來偏重實幹，偏輕理論，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我讀書不多，就是一條，相信毛主席講的事實求是。”但是，眾所周知，毛澤東講的實事求是，突出強調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一般原理的指導”。鄧小平雖然沒有公開否認這一點，強調的卻是“解放思想”。這一來，就為那些代他“建構體系”的“理論工作者”大開方便之門，讓他們自己的思想，在“鄧小平理論”名義下隨意發揮，肆意縱橫了。他們根本無視“現存的階級鬥爭，我們眼前的歷史運動的真實關係”，而是以鄧小平的一些思想、原則為根據，忙於“突破”馬克思列寧主義一般原理，主要是關於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原理，並從否定農業合作化開始，全盤否定毛澤東領導中國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的偉大成就，尤其是否定毛澤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與實踐，進行所謂“理論創新”和“制度創新”。如前所述，由他們“建構體系”的“鄧小平理論”成了一種不講階級鬥爭，不突出政治，只講發展生產力和突出經濟，主張“社會公正＋市場經濟”的“新社會主義觀”；成了一種不問姓“社”姓“資”和姓“公”姓“私”的“中性”“理論”；他們中有的佼佼者甚至乾脆將之概括曰“貓論”。結果，正如鄧小平所說過的那樣，他們完全背棄四項基本原則，把糾“左”變成了“糾正”社會主義和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

這種“鄧小平理論”和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根本背道而馳，與鄧小平自己原來的思想、原則究竟有多大吻合也令人生疑，當然也就經不起社會實踐的任何檢驗。在其剛剛破土而出，但還沒來得及“建構體系”時，就起了極大的誤導作用，為害匪淺。誠如鄧小平1989年時所說：“過去一段時間搞資產階級自由化，把思想陣地都讓出去了。”（見1989年10月2日各報）其結果，也就是鄧小平1985年9月在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上所承認的：“這幾年生產是上去了，但是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的流毒還沒有減少到可能的最低限度，甚至解放後絕跡已久的一些壞事也在復活。我們再不下大的決心迅速改變這種情況，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怎麼能全面地發揮出來，我們又怎能充分有效地教育我們的人民和後代？”1986年初，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又說：“經濟建設這一手我們搞得相當有成績，形勢喜人，這是我們國家的成功。但風氣如果壞下去，經濟搞成功又有什麼意義？會在另一方面變質，反過來影響整個經濟變質，發展下去會形成貪污、盜竊、賄賂橫行的世界。”他這番言猶在耳，先是1986年的學潮，接踵而至的是1989年的政治動亂和反革命暴亂，這都是新中國建立以後從來沒有過的，在1989年動亂中，共產黨的領導和人民政權更是處於岌岌可危的境地，最後不得不動用野戰軍部隊出來“清場”“平暴”，造成所謂“六四事件”。在這兩次事件後，黨的兩任總書記胡耀邦和趙紫陽，一個接着一個下台。這也是中國共產黨執政以後從來沒有過的事情。

1989年動亂時，鄧小平講過：“這次事件的性質，就是資產階級自由化和四個堅持的對立。四個堅持、思想政治工作、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反對精神污染。我們不是沒有講，而是缺乏一貫性，沒有行動，甚至講得都很少。”他沉痛地指出：“過去兩個總書記都沒有站住，並不是選的時候不合格，選的時候沒有選錯，但後來他們在根本問題上，就是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問題上犯了錯誤，栽了跟斗。”直到1992年巡視南方時，他還重提這個教訓說：“文革”結束後，我們真正要找第三代，但是沒有解決問題。兩個人都失敗了，而且不是在經濟上出問題，都是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問題上栽了跟斗。這就不能讓了。

所以，1989年動亂過程中，鄧小平決定改換黨的領導層，“真正建立一個新的第三代領導”，而“挑來挑去”挑到了江澤民。鄧小平告誡有關中央領導不要不服氣，“希望大家能夠很好地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很好地團結。只要這個領導集體是團結的，堅持改革開放，即使是平平穩穩地發展幾十年，中國也會發生根本的變化。”

前面已經提及，初當黨的總書記時，江澤民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贏得黨和人民群眾的信任。在以他為首的黨中央領導下，在1989年動亂嚴重事件後，仍然能使億萬中國老百姓同心合力，擁護黨中央決策，堅持抵制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顛覆陰謀，使社會主義旗幟在中國依然不倒。與此相反，正是這場動亂之後，或者說正是以這場動亂為序幕，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顛覆陰謀，在歐洲所有社會主義國冢連連得逞，最後竟使世界上第一個、也是最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在屹立74年之後，也於1991年底一下子解體，亞洲的社會主義國家蒙古也隨之劇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遭到有史以來最為嚴重的挫折。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勢力在全世界捲土重來，對僅剩的中國和其他幾個社會主義國家重新形成了包圍態勢，占據了壓倒優勢，採取了凌厲攻勢。這一切，無可辯駁地證明了毛澤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是何等的英明正確，證明了其深遠的歷史意義和偉大的現實意義，證明了背其道而行之的必然受到歷史的懲罰，造成慘痛的歷史悲劇。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如果不是先前有過這樣的理論基礎，有這樣的精神準備，那麼中國的現狀也實在不堪設想。

教訓是如此慘痛，如此深刻，以至鄧小平在他異乎尋常的1992年南方談話中還特別告誡：“在整個改革開放過程中，必須始終注意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十二屆六中全會我提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還要搞二十年，現在看起來還不止二十年，資產階級自由化泛濫，後果極其嚴重。特區搞建設，花了十幾年時間才有這個樣子，垮起來可是一夜之間啊。垮起來容易，建設就很難。在苗頭出現時不注意，就會出事。”他又一次憂心忡忡地提出了問題：“帝國主義搞和平演變，把希望寄托在我們以後的幾代人身上。江澤民同志他們這一代可以算是第三代，還有第四代、第五代。我們這些老一輩的人在，有分量，敵對勢力知道變不了。但我們這些老人嗚呼哀哉後，誰來保險？”他再三強調：“中國要出問題，還是出在共產黨內。對這個問題要清醒。”他特別強調了培養人和選好接班人的問題。他意味深長地說：“現在還不放心啊！說到底，關鍵是共產黨內部要搞好，不出事，就可以放心睡大覺。”

耐人尋味的是，恰恰在鄧小平南方談話後，在一股洶湧而來、翻江倒海的批“左”大潮中，江澤民首當其衝。當時迅速問世的一本小冊子，叫《歷史的潮流》，矛頭就直指江澤民的“兩種改革觀”以及選拔幹部德才兼備觀。也許正是這一衝擊，使其有了微妙的根本性變化。他傾盡全力，主持組織了那幫子“理論工作者”，“建構”“鄧小平理論”“體系”，並且開始高舉“三面大旗”主要是“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隨着時間的推移，“與時俱進”的江澤民，在背棄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叛賣無產階級利益以迎合國際國內資產階級需要的道路上，也就越走越遠，走到了前文已經講到的境地。

1989年4月，美國著名謀士布熱津斯基，在其《大失敗——20世紀共產主義的誕生與死亡》一書中，專門寫了一章“商業共產主義”，預言“在今後的數十年中，一個更加現代化、更加強大的中國可能會在世界政治和經濟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在指導中國進行這一具有歷史意義的復興過程中，共產黨統治者們自己也在經歷着一場指導思想方面的重大變革。他們的主要觀點，甚至是他們的政治語彙變得愈來愈不像一個自稱代表了無產階級專政的革命政黨所應有的東西，而更像一個代表了正在中國興起的、商業階級專政的和致力於現代化的政黨的特點。”在本書中。他還提出了一個著名論斷：“商業共產主義可能會演變成腐敗的共產主義。”

講到當年他和胡耀邦、趙紫陽等交談，以及中國改革開放過程中存在的一些問題時，他說：“中國的領導人值得讚揚，他們沒有從馬列主義的意識形態出發。認為這些難題是資產階級的腐蝕造成的，從而恐懼萬分，並作出相應的反應。相反，他們有決心有信心，認為這些問題是正在順利開展的過程中不可避免的結果，……中國領導人露面時都象徵性地穿着各式各樣剪裁得十分考究的西裝……，並且在與西方新聞界接觸時，舉止十分大方，好像一群太平洋周邊國家的功成名就的企業家。”

近13年過去，人們不能不為布熱津斯基反共政治敏感和遠見所折服。人們不難察覺，當年帝國主義孜孜以求的，在蘇聯和東歐早已實現的和平演變，在中國也在逐漸成為事實。江澤民現今的所作所為，及其導致的後果，不僅胡耀邦難以望其項背，就是趙紫陽恐怕也只能興嘆望塵莫及。所不同的只是，憑着自己善於權變，巧於偽飾，左推右擋，八面玲瓏的特長，江澤民在“核心”之位一占就是12年多，遠遠超過了胡、趙倆人在位時間的總和。而且，不要說鄧小平1992年講的“平平穩穩地發展幾十年”，江澤民執政不過12年多，中國就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只是未必是鄧小平所期的，倒是恰恰如布熱津斯基預言的。難怪1997年江澤民訪問美國盡情表演時，中國有人將他列入了“世界級政治領袖”。到了2000年3月30日，日本《產經新聞》（晚報）報道說，“美國總統克林頓29日在白宮會見記者時評價說，‘我認為在中國現在可以考慮的範圍內’，江澤民主席是最好的領導人。（2000年4月1日《參考消息》）及至他2001年“七一講話”後，新上台不到半年的美國總統小布什，迅速改變了對中國凶神惡煞的姿態，馬上給江澤民掛了熱線電話。到了“911事件”後，小布什更是熱絡非凡，不知多少次稱讚江澤民，頻頻表示“感謝”，還和江澤民“肩並肩”地站在一起了。此等情景，實在是觸目驚心，發人深省。

21世紀到來時，當年和毛澤東一起出生入死“打江山”的一些老人，都紛紛“嗚呼哀哉”了。即便是那些還活着的，看來也少有活動能力了。江澤民似乎也因此感到再也毋需蔭庇於鄧小平，高舉什麼“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了，他迫不及待地要高舉自己的旗幟，為自己樹起里程碑了。他決心以中國共產黨來祭旗，來奠基了。“七一講話”，就是再也鮮明不過地表明了他的這種意圖。而且顯得那樣迫不及待，那樣不顧臉面。

正是“七一講話”表明，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歷經半個世紀浴血奮戰、艱苦創業奠定的社會主義基礎，差不多被侵蝕殆盡了，江澤民則決心從理論和實踐上將其剷除乾淨了。中國雖然仍舊號稱社會主義，但這個社會主義早已被偷梁換柱，內里掏空了，江澤民則還嫌不足，要進一步“制度創新”，“謀求和國際接軌”，“融入世界經濟”與國際資本主義“共贏與共存”了。中國共產黨雖然“行不改名，立不改姓”，但江澤民下定決心“與時俱進”，釜底抽薪，使它變成一個“新的社會階層”的先鋒隊了。儘管這個講話明顯違背現行黨章，但江澤民依然蠻橫地、甚至採用鎮壓手段拒斥眾多黨員和幹部的批評建議，而且無理地宣布“一個字也不改”，擺出一副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架勢。

與此同時，2001年12月11日，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應“七一講話”發表後所需，提前正式出版。有報道稱，這個報告“有助於我們進一步學習‘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加深對‘三個代表’的理解。”這個報告否定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方法，把當今中國社會分為五大社會等級、十大社會階層，報告認為，現代社會階層結構的主導階層應該是：國家與社會管理者階層、經理人階層、私營企業主階層和專業技術人員階層。至於產業工人階層和農業勞動者階層，則被歸為社會中下層。城鄉無業、失業、半失業者階層， 自然也就被劃到了底層。當今中國社會已經發生和還要進一步加深的變化，通過這個報告，也就一目了然了：絕大多數勞動人民，失去了領導階級的地位，國家主人翁的地位，重新淪落為社會中下層和底層了。但據說，各階層是可以通過妥協和合作來實現共同利益，在經濟社會發展的過程中實現“共贏”的。“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這樣被“代表”的，就是這樣去“贏”得的，如此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實在是令人匪夷所思。由此一端，人們對江澤民的“七一講話”，對他的“理論創新”，對他的“三個代表”之說，究竟是個什麼東西，難道還不清楚嗎？

總之，在江澤民主持下，中國社會主義的和平演變已經行進到了最後關頭。當年，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在蘇聯和俄羅斯，用“500天計劃”和“休克療法”，實現的“民主化”和“市場化”，即資本主義復辟，在中國，通過幾個五年計劃和“漸進”辦法，行將“殊途同歸”了。而江澤民的“七一講話”，則是向中國共產黨開刀，使這一演變最終完成的綱領。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命運危在旦夕！“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誰來保險？”——鄧小平1992年提出的這個問題，正是達摩克利斯劍，高懸在所有中國共產黨人頭上，也懸在全中國人民頭上，人們安能不察，焉能不問？！

2001年7月—2002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