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三年，中國大陸進行了歷史上第一次人口普查，結果表明，截止到一九五三年六月三十日中國人口總計６０１，９３８，０３５人，估計每年要增加１，２００萬人到１，３００萬人，增殖率為千分之二十。

　　這次人口普查引起著名經濟學家、北京大學校長馬寅初的注意，他對人口普查的結果表示懷疑。因為這次人口普查是採取抽樣調查的方法，即將出生率減去死亡率得出實際增長率。馬寅初認為這種調查方法不能概括全貌。據他了解，僅上海一地的人口淨增長率就是千分之三十九，能否用一個簡單的算術公式就能說明中國的人口增長率為千分之二十呢？

　　馬寅初經過三年的調查研究發現，中國人口的增長率是每年增長千分之二十二以上，有些地方甚至到達千分之三十，這實在是太高了。如此發展下去，五十年後，中國將有二十六億人口。由於人多地少，恐怕連吃飯都成問題。於是，他將自己的研究成果寫成“控制人口與科學研究”一文。一九五五年七月，一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召開，馬寅初將寫好的文章作為發言稿，交人大代表浙江小組討論徵求意見。馬寅初曾描述過當時的情況∶“小組會上除少數人外，其餘的代表們好多不表示意見，好多不同意我的看法，且竟有人認為我所說的是馬爾薩斯的一套，也有的認為說話雖與馬爾薩斯不同，但思想體系是馬爾薩斯的，雖然他們的意見我不能接受，但我認為都是出於善意，故我自動地把這篇發言稿收回，靜待時機成熟再在大會上提出來。”

　　九月，周恩來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報告中指出，“為了保護婦女和兒童，很好地教育後代，以利民族的健康和繁榮，我們贊成在生育方面加以適當的節制。”馬寅初看過報告後非常興奮，他認為節育問題被中國共產黨中央提上了議事日程，看來可以公開談論控制人口的問題了。

　　一九五七年二月，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馬寅初再一次就“控制人口”問題發表了自己的主張∶“我們的社會主義是計劃經濟，如果不把人口列入計劃之內，不能控制人口，不能實行計劃生育，那就不成其為計劃經濟。”馬寅初的發言當即受到毛澤東的讚賞。他說∶“人口是不是可以搞成有計劃地生產，這是一種設想。這一條馬老講得很好，我跟他是同志，從前他的意見，百花齊放沒有放出來，準備放，就是人家反對，就是不要他講，今天算是暢所欲言了。此事人民有要求，城鄉人民均有此要求，說沒有要求是不對的。”毛澤東還特別注意到，積極倡導計劃生育的邵力子就坐在馬寅初身旁，似乎是在表示對馬寅初的支持。毛澤東一語雙關地笑着說∶“邵先生，你們兩人坐在一起。”邵力子和馬寅初聽毛澤東這麼一說，互相看了看，也開心地笑起來。

　　三月，在全國政協第二屆第三次會議上，邵力子就計劃生育問題做了長篇發言。他強調指出，現代人在生活、學習、工作等方面都可以有計劃，在生育方面也必須有計劃。他針對衛生部嚴格限制人工流產規定，提出“不造成以法令或權力限制人工流產”，建議修改婚姻法第四條“男二十歲，女十八歲，始及結婚”的規定，主張提高結婚年齡，宣傳遲婚。他還主張大力向農村推行節育工作，不要對持久性避孕手術進行限制，等等。邵力子的發言，立即得到醫學專家鍾惠瀾的支持。同時，也得到馬寅初的大力贊同。但是，馬寅初在計劃生育採取什麼方法的問題上卻與邵力子有一點分歧。他們都主張避孕和推遲婚齡，但馬寅初堅持反對人工流產。他認為有比人工流產更好的辦法。這就是“最好是一對夫婦只生兩個孩子，對只有兩個孩子的父母加以獎勵，而對超過兩個孩子的父母要抽稅。”

　　四月廿七日，馬寅初在北京大學大飯廳發表人口問題的演講，這是他四九年後第一次公開的學術演講。在講演中，馬寅初講述了幾年來調查研究的結果。他懷着憂慮的心情說∶ “ 解放後，各方面的條件都好起來，人口的增長比過去也加快了。近幾年人口增長率已達到千分之三十，可能還要高，照這樣發展下去，五十年後中國就是二十六億人口，相當於現在世界總人口的總和。由於人多地少的矛盾，恐怕中國要侵略人家了。要和平共處，做到我不侵略人家，也不要人家侵略我，就非控制人口不可。”這句話，很快就傳到了毛澤東的耳朵里，毛澤東見到馬寅初時，嚴肅地對馬寅初說∶“不要再說這句話了。”馬寅初也意識到自己說錯了話，馬上寫了一張大字報，貼在北大校園裡，公開做了自我批評。後來，他在撰寫《新人口論》時，就確實沒有再提出上述觀點。六月，馬寅初將《新人口論》作為一項提案，提交一屆人大四次會議（全文發表於七月五日《人民日報》），這篇文章以十個方面論述了為什麼要控制人口和控制人口的重要性與迫切性，以及如何控制人口等問題。

　　然而，這時一場由毛澤東親自發動和組織領導的波瀾壯闊的反右鬥爭，已經開始席捲全社會。馬寅初當然也被波及，有人說他是借人口問題，搞政治陰謀，也有人說《新人口論》是配合右派向党進攻……，在這場撲面而來的急風暴雨中，馬寅初弄不清這到底是怎麼回事，為什麼幾個月前計劃生育問題剛剛受到毛澤東的讚揚，而現在卻又受到人們的批判…… 　　實際上毛澤東對於人口多一些好還是少一些好，內心一直是矛盾的。直到“大躍進”開始，糧食衛星飛上天，毛澤東的思想才確定下來，毛澤東說∶“現在看來，搞十幾億人口也不要緊。”

　　此時，馬寅初並不清楚，他的理論已經面臨着最高決策層的挑戰。陳伯達在北京大學舉辦六十年校慶的大會上，就指名道姓地說∶“馬老要為《新人口論》做檢查。”劉少奇在中國共產黨八屆二次會議上作報告時，也不點名地批判了馬寅初。

　　七月九日，毛澤東召見邵力子、陳叔通、黃炎培、章士釗、李濟深、張治中等黨外人士，聽取他們對“大躍進”的意見。為遭到批判的馬寅初而擔憂的邵力子，並未因此而放棄自己的主張，他抓住時間向毛澤東進言，希望毛澤東支持節育，毛澤東堅持自己的觀點說∶ “ 人口問題，目前還不嚴重，可以達到八億時再講人口過多。”但又應付了一句∶“但對計劃生育，仍應實施”。

　　毛澤東此時正陶醉於各地大放高產衛星的喜悅之中，以為事實再一次證明了他的英明預見，“在共產黨領導下，只要有了人，什麼人間奇蹟也可以造出來。”

　　而此時的馬寅初面對對他不公正的批判卻變得愈加冷靜。他認定自己的理論是正確的，並於五月九日和七月廿四日－卅一日在《光明日報》上發表了《再談我的平衡理論中的‘團團轉’理論》和《再談平衡論和團團轉》兩文，但馬寅初也並沒有認為自己的理論已經十全十美，所以，從八月開始，他多次走出校門，到外地搞調查，以求證實和完善自己的理論。

　　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後，全國再次掀起批右高潮。周恩來特意約馬寅初談了一次話，勸馬寅初不要過於固執，從大局着眼，還是寫個檢討好。別人勸馬寅初，馬寅初還可以不放在心上，周恩來勸馬寅初，馬寅初就不得不認真對待了。

　　這次談話後，馬寅初仔細地對《新人口論》進行了梳理，看看是否真有什麼錯誤。但梳理的結果，證明並沒有錯。他仔細閱讀了報刊上發表的批判他的文章，對這些文章的主要觀點一一進行反駁，又寫成五萬餘字的《我的哲學思想和經濟理論》一文，文章的後面還有兩篇附帶聲明，其一是“接受《光明日報》的挑戰書”，其二是“對愛護我者說幾句話並表示衷心的感謝”。馬寅初將手稿送到《新建設》雜誌編輯部，要求儘快發表。

　　馬寅初的倔強是出了名的。馬寅初常對人說∶“言人之所言，那很容易，言人之所欲言，就不太容易，言人之所不敢言，就更難。我就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敢言。”

　　《新建設》雜誌編輯部收到馬寅初的文稿後，不敢擅自作主，將文稿送中國共產黨中央宣傳部和中央理論小組審閱。當時任中央理論小組組長的是康生。

　　康生是靠整人起家，善搞“莫須有”的老手，有兩種人他是絕不放過的，一種是對他的政治前途有影響的人，一種是可以為他的政治生涯鋪路的人，馬寅初當然就屬於這後一種的人。

　　自從毛澤東發動“大躍進”以來，對人口問題有過多次論述，特別是毛澤東在上年八月講過“人口的觀念要改變”，康生就一直等待機會，當他看到馬寅初的文章和附帶聲明中的 ∶“我雖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敵眾，自當單身匹馬，出來應戰，直到戰死為止，決不向專以壓服不以理說服的那種批判者們投降。”就大發其火，決定向馬寅初動手了。

　　十月廿四日，康生召集理論界和有關報刊負責人開會，部署對馬寅初的全面批判。他得意地說∶“馬寅初送給《新建設》的文章，原來我擔心他會把辮子藏起來，改變觀點。現在看全部未變，他的觀點暴露出來了，有辮子。對馬寅初過去在《光明日報》上發表的文章進行批判，沒有正規地搞，《人民日報》沒有搞，還沒有正規戰，只是游擊戰。現在他挑戰，應當應戰。”

　　他還要《新建設》趕快把這篇文章登出來。一次全文發表，而且要快發表。為了掩蓋他的鬼魅之心，他還布置對黨外先不要講“批判”。

　　十一月初的《新建設》全文刊登了馬寅初的文章。發表編者按。十二月初就組織大批判。康生指使說∶“批判他的文章不一定多，份量要重，可以和他過去的理論聯繫起來批判。馬寅初是一個代表，要花點功夫把他的經濟理論看看。不要說他胡說八道，資產階級學者就是這個水平。”還指示，“北京市委、中央宣傳部要考慮∶馬寅初還當不當得成北大校長？批判完了要準備換人。可以儘量揭露，不要給他戴錯帽子，但是適當的帽子不可不戴。” 　　馬寅初的文章發表後，報刊上就開始發表批判文章，北大也組織了“批馬”座談會。一天，康生親臨北大座談會現場，聽到發言者都不能擊中要害。他越聽越覺得有必要“定個調子”加以引導，於是他打斷別人的發言說∶“馬寅初曾經說過，有人說他是馬爾薩斯主義者，但他不同意。他說馬爾薩斯是馬家，馬克思也是馬家，而他是馬克思的馬家。我看這個問題，現在是該澄清的時候了。我認為馬寅初的《新人口論》，毫無疑問是屬於馬爾薩斯的馬家。”在康生的直接指揮下，北京大學掀起了圍剿馬寅初的高潮。鋪天蓋地的大字報布滿了北大校園，連馬寅初的住宅燕南園卅六號也貼滿了大字報。全校的批判會連續不斷，語言越來越粗暴，帽子越扣越大。對此，康生還不滿意，十二月廿三日，康生以個人名義給理論界和有關報刊負責人寫了一封信，指使他們∶“在批判《新人口論》的時候，要學習毛主席的六評白皮書，特別是《唯心歷史觀的破產》一文，要像批判美帝國主義分子艾奇遜那樣來批判馬寅初。”

　　面對來自全國上下的文攻謾罵和政治高壓，馬寅初胸懷坦蕩，無所畏懼。他幽默地說∶ “有的文章，說過去批判我的人已經把我駁得‘體無完膚’了，既然是‘體無完膚’，目的已經達到，現在何必再駁呢？但在我看來，不但沒有駁得‘體無完膚’，反而駁得‘心廣體胖’了。”馬寅初的幽默畢竟還帶着一些苦澀，為什麼一個學術問題帶來的不是友好的討論，而是敵意的謾罵。

　　在馬寅初受到批判圍攻時，就有人暗示他已不適宜再做北京大學的校長，勸他辭職。馬寅初不願受職務所累，於一九六○年一月三日到教育部提出口頭辭職，翌日，向教育部寫了書面辭職報告。很快國務院就批准了馬寅初的辭職。隨後，又罷免了他的全國人大常委的職務，只留下一個全國政協常委的名義。與此同時，也剝奪了馬寅初發表文章的權利。馬寅初也由此從政治舞台和學術論壇上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