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事是需要三思的。未出國的時候，我與國內的朋友保持100%的一致意見。換句話說，是祖國的花朵、少年的憤青、工人的兄弟、農民的朋友、知識的分子、商家的夥伴，黨和國家未來事業的接班人----少年先鋒隊員應該都唱過“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吧！

剛出國的那陣，雖然學的是帝國主義精華中的精華，心中委實有些不屑。其法律繁瑣極致、羅嗦至極，在我看來，正好體現了美國人的膚淺無知、狂妄自大；其社會分工極細、各自為政，在我想來，正好反映了美國人的雜亂無章、一盤散沙。

日子漸久，尤其是養成閱讀英文報紙、暢談美國時事的習慣後，不知不覺開始“自由化”。看來老鄧在80年代始終不渝、旗幟鮮明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還是很有見地的，至少從他老人家的政治立場看來。以老幺如此“又紅又專”、曾經在93申奧失敗後通宵難眠的“說不”一族，不到幾年就“腐化墮落”，被資本主義完全洗腦，“自由化”的威力可見一般。

於是在這麼一段時間，我似乎獲得了新生，思想上是毫無顧忌，態度上是敢打敢拼，行動上是勇往直前，結果上是戰無不勝。由此可見“自由化”對人性的尊重、利益的追求、人才的使用、潛能的發揮有着獨特之處。就象老幺的文章，童年時代就“妖氣”太盛，作文少有高分。經過多少人苦口婆心、多少年循循善誘，終於走上“正道”，能夠寫出“有板有眼”、“有理有節”的文章。高中時代以我數學連年滿分的背景竟然可以混上“語文課代表”，讓人簡直不敢相信。可惜“自由化”就象打開了潘多拉的盒子，“回歸人性”馬上把我打出“原形”，“妖氣”再現。

這就是第二階段，用某些“精英”的詞彙，是從“義合團”成長為“五四青年”。出國前一直以為“義合團”是個褒義詞，當人家不是心懷敬佩、而是極富同情地稱呼某某為“義合團”時，我才意識到海內外的語境是如此地迥異。如果說未出國階段“宛如處女”，對外界抱着極大的不信任感，兼帶些許的妄想症；那麼剛出國階段就形同初戀、類似新婚，認為自己發現了世間最大的真理，嘗到了人間最大的幸福，天真地相信憑藉自己的熱情與火焰就可以燃燒整個世界。所以從“半專制半自由社會”到“完全自由社會”，就象當年的五四青年意識到“人竟然也是可以離婚的”，紛紛拋棄“包辦婚姻”下的原配，鼓勵自由戀愛、自由結婚。於是乎，五四的中華大地，尤如今日的北美大地，“全盤西化”似乎成了唯一的、不二的、絕對的、排它的選擇。從“堅決跟着共產黨”到“CCTV就是謊言TV”，從“中國的人權是最好的”到“中國的控制太多了”，從“怒其不爭”到“哀其不幸”。

這一階段持續了很久，直到有一次我回國。面對曾經的同事與朋友，我突然覺得自己那麼地突兀，那麼地多餘。夜半反思，我為自己深感可恥。我所擁有的幸福與自由不僅於昔日的夥伴沒有任何裨益，而且從某種程度上正是建築在他們的平凡與無奈之上。同樣聰穎、同樣努力的他們或者忙於出國，向我追問海外的點點滴滴；或者沉迷紙牌麻局，在虛擬世界追尋成功與滿足；或者極端物質，為功名利祿不擇手段，滿臉虛假、內心脆弱的笑容。不錯，每一個人都有夢想。然而現今的中國，依然存在那麼一種力量，無所不在、無所不包，遏制每一個人的夢想。從口誅筆伐到人身攻擊，從護照拒延到網吧被關，從敲詐姚明到傳令大郅，舉不勝舉。然而新一代的中國人是不會為這種力量所退縮的，該出國的還是出國，該奮鬥的還是奮鬥。老幺曾經說過，“如果每一個中國人都實現了自我，中國也就富強了。”這是繼“義合團”、“五四青年”後的第三種境界，“新生代”的境界。

如果說“義合團”象徵着熱情、愚昧、自大、無知，言談中堅決為“說不”，行動上表現為排外(如拒絕日貨)；“五四青年”代表了火焰、激情、全盤西化、打倒孔家店，手中舉的自由女神，口中罵的腐敗專制；“新生代”追求個人利益與國家利益的結合，看到人民利益與政府利益的異同，相信“以民為本”、“以國為榮”。一方面，如政治課本上寫的、許多海外人士忽略的，個人的發展離不開國家的發展，中國人的尊嚴離不開中國的尊嚴；另一方面，如美國所推崇的、許多國內同胞沒有理解的，國家的發展離不開個人的發展，只有個人發展好了，國家才能從根本上取得成功。舉個簡單的例子，CBA呼籲王治郅回國效力。有一位網友說得好，如果王連NBA的飯碗都保不住，怎麼為國效力？政府的職責應該是給每一個公民創造成功的機會，幫助每一位公民取得成功。如果王能夠成為NBA的一線球員，中國不正是其最大的受益國嗎？

經常有人說要“振興中華”，也常聽到有人“唱衰中國”。中國唱是唱不衰的，但要“振興中華”，首先就是要“振興自己”。如果自己一無是處，卻指望別人如何“振興”，就是“己 所不欲，勿施於人”；相反，如果自己“振興”好了，同時鼓勵周圍人也“振興”，“中華”的振興也就不遠了。

與同胞共勉！

Laoyao2008@yahoo.com.cn2002年7月17日，於美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