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國人那種近於第二本能的不講原則、隨機應變的劣根，在經濟持續增長的背景下，在鄧小平式實用主義的鼓勵下，在傳統“厚黑學”的滋養下，也在後現代的極端相對主義的辯護下，迅速泛濫。這種毫無原則的實用主義，自然也左右著中共的外交政策和大眾化的民族主義。以恢復民族尊嚴和民族血性為號召，用流氓腔調毫無顧忌地傾瀉語言暴力、民族仇恨和好戰情緒，已經成為中國大陸網絡的一大特色。在這些針對具體事件的仇恨大發泄的背後，是延續百年的畸形民族主義的大轉向：由自卑、怨婦、控訴、譴責相混合的被動防禦型愛國主義，轉向了由盲目自信、虛幻自傲和仇恨宣泄構成的主動攻擊型的愛國主義。

　　造成這種轉變的首要條件是：在灌輸民族仇恨的同時重建民族自信，恢復自我中心的“天下意識”。受過百年外辱的中國，自卑感是民族主義的內在核心，自傲感是自卑感的變態形式。進入新世紀，主要有四種刺激，直接推動中國人向好戰的愛國主義狂奔。

　　首先，進入江澤民時代，香港的回歸成為對外雪恥和對內重建民族自信的絕好資源，９９年誤炸使館事件激起的改革以來最大的反美反西方熱潮，為好戰愛國主義注入了仇恨的動力。隨著國力軍力的迅速增強，“韜光養晦”的低調外交逐漸被高調的“大國外交”所取代，“天下心態”也以“大國外交”的形式重新復活。誰都看得出，江澤民非常渴望做大國領袖，躋身國際大政治家的行列。江政權全力提升軍力，積極經營“上海合作組織”，厚待被美國指控的“邪惡國家”……，其目的不只是針對台灣，更是想取代俄羅斯而成為抗衡美國的領袖。即便江核心在現實上的低調親美政策，也是服務於大國外交的韜晦之策，成為大國領袖的第一步，就是必須得到美國的認可。江核心，對內是“繼往開來的領路人”，對外是能夠駕馭複雜多變的國際風雲的大國領袖。

　　第二，申奧、足球、入世的成功，這一諸喜齊臨的新千年，把一個無限放大後的新世紀端到國人的面前，似乎真的應驗了“二十一世紀是中國的世紀”的預言，放大著也催化著國人的自信和自傲。雖然申奧這類儀式性的成功並不能帶來實質性的富強，反而為權貴腐敗提供了絕好的機會，但籌辦奧運，不但為官方的穩定第一、經濟優先、揮霍浪費、勞民傷財和踐踏人權提供了政治正確的藉口，更可以做成一個無與倫比的民族振興秀富強秀：中共第三代親自參見慶典並臨時決定登上天安門與民同慶，上百萬人自發地走上北京街頭，全國主要城市徹夜歡慶，向世界展示著一個日益強大和充滿自信的中國。

　　第三，國內媒體不但關起門來自吹自擂，而且專門轉發國際上關於中國正在崛起為世界性大國的輿論，甚至西方流行的“中國威脅論”，也成為自傲資本。英國人李約瑟的《中國科技史》，拿破崙關於“中國雄師猛醒”的預言，國際權威機構發布的每一項中國利好的消息，統統成為國人加強民族自傲的精神資源。西方諸國政要、世界銀行、國際貨幣組織和各類精英，不斷地重複“中國經濟一支獨秀”、“一個強大的中國正在崛起”、中國經濟總量可能在２０１５至２０２０年期間超過日本，等等，似乎印證昔日的“東亞病夫”正在變成“東方雄師”。當這一切片面的摘發又被加上諸如“驚呼”、“不可思議”、“奇蹟”等修飾後，媒體的誤導就把國人引向一種極其危險的幻覺——以為中國真的已經崛起為唯一能夠對抗美國的世界大國。

　　同時，國內精英也不斷地製造大國幻象：連年經濟高增長、迅速提高的外匯貯備、８萬億的儲蓄、每一次中國企業的跨國戰略的實施……，這些都會被誇張地大肆宣揚，做成標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愛國秀（如海爾神話）。胡鞍鋼在《中美日俄印有形戰略資源比較》一文中計算出：如果按照人均購買力來評估，中國經濟總量甚至能夠在２０２０年超過美國，躍居世界第一。林毅夫認為：按ＧＤＰ計算，中國經濟總量將在２０５０年超過美國。北京上海廣州以及東部沿海富裕地區的政府，不斷發布本地區已經進入中等發達國家行列的統計數字，北京上海廣州三大中心城市發布的人均產值，還頗有相互攀比的色彩。國家信息中心宣稱：中國的中產階級在幾年內將達到２億多人。還有許多人撰文指出：中國已經代替俄羅斯成為美國的主要競爭對手，理應擔負起反抗美國霸權的國際重任。

　　第四，一系列與中國密切相關的國際大事，特別是中美衝突的加劇，通過中共媒體的歪曲報道，以加深民族仇恨的方式從反面刺激了好戰情緒。１、中美衝突。冷戰結束後，中共政權成為獨裁制度的最大堡壘，而自由美國成為唯一的超級大國，制度之爭的最後決戰將在中美之間展開。基於此，小布什的右傾政府明確地把中國作為最大的潛在對手，制定了全面遏制中共政權的戰略。在最敏感的台灣問題上，小布什成為自中美恢復交往三十年以來最親台的總統，不僅批准了對台軍售的升級，更在所有公開的場合強調美國對台灣的承諾，毫不隱諱地表示將協防受到武力攻擊的台灣，甚至在清華大學的演講也絲毫不給中共面子，一再提及對“台灣關係法”的信守。美國又不顧中共警告，加強與台灣軍方的聯繫，破格接待三十年來第一位台灣國防部長湯曜明。在如此緊張的中美關係中，又發生過４·１撞機事件，再一次加深了國人對美國的仇恨。雖然９１１事件暫時緩和了中美之間官方的緊張關係，但是除了在反恐領域的有限合作之外，在整體戰略上，在人權、宗教自由、武器擴散、台灣問題等主要問題上，美國絕沒有任何放鬆遏制中共政權之跡象。而在民間，拉登式恐怖襲擊的成功，既宣泄著大陸愛國者積壓已久的仇恨，又提供了不擇手段的成功示範，使國人看到了美國脆弱的一面，增強了國人打敗世界頭號強國的信心。２、台灣的挑戰。２０００年陳水扁及其民進黨在台灣大選中上台執政，接著２００１年的立法大選又是民進黨獲勝，阿扁執政後一系列為台灣正名的決策，使台灣與大陸漸行漸遠，加深了國人對陳水扁及民進黨的仇恨，提高了武力統一的民意支持。３、其他國際因素，如日本重整軍備和對華日顯敵意，俄羅斯全面轉向西方，美印關係的改善，美國向中亞西亞的滲透，朝鮮難民引發的外交糾紛……，都可能誘發國人日益感到世界對中國的敵意。

　　當一個極度自卑的民族面對實力落後的事實之時，保持民族自尊的策略之一，就是緊抓住任何一點點可以自傲的歷史資源，甚至不惜惡性誇大本民族的每一點成就，製造世界第一的幻覺。物質不如人的事實不易抹去，就要製造精神高人一等的幻覺；現在不如人，就要製造曾經最強大和將來必定再次最強大的神話。近幾年，“我們曾經闊過”的阿Ｑ式言說隨處可見，歷數源遠流長的歷史和四大發明，斷定中國曾占據世界第一強國的位置１５００多年，漢、唐、宋被認定為同期的世界第一，縱馬馳騁橫跨歐亞兩大陸的成吉思汗，擴大了中國版圖的康熙乾隆，雖然不是漢族而是外來入侵者，卻由於武功赫赫而能滿足今日中國的民族虛榮，激發起稱霸心態，於是也與漢武帝並列，成為國人心中的民族英雄。１９４９年以來的經濟、科技、體育等方面的成就和國力軍力提升，皆作為終將稱霸世界的徵兆。韓戰與美國打成平手的結局，被誇大為志願軍一邊倒的勝利；越戰中美國撤軍的結局，也被片面地渲染為中國的勝利；中印、中蘇、中越的邊境戰爭中本來沒有勝利者，中共卻在掩蓋解放軍的慘烈代價的同時，對內宣稱取得了偉大的勝利，似乎中共軍隊從未吃過敗仗。還有在西方取得某些成就的華人，也被作為炫耀民族強大和人種優秀的例證。更有甚者，為了滿足民族虛榮而屢屢製造假新聞，被國內多家媒體轉載、流傳最廣的著名的假新聞有：美國西點軍校掛出雷鋒的大照片，掀起學雷鋒運動；參加海灣戰爭的美國兵人手一本《孫子兵法》，海灣戰爭就是按照《孫子兵法》的戰略戰術進行的；中國女孩吳楊留學牛津大學，剛讀大二就成了狀元，破格獲得攻讀博士學位資格，並獲得六萬英鎊獎金，這在著名的牛津大學八百年歷史上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正如一群精英們的宣言所說：“中國一千多年來一直是世界第一超級大國，被人打敗只不過１５０年以來的事”。（揚帆等）“工業革命之前的近兩千年間，中國文化、文明確實是最發達的文化，不愧為全世界最高的成就。……全世界的人到中央帝國來朝拜。”（林毅夫）

⊙　好戰也是流氓化

　　虛幻的自信自傲和盲目的仇恨好戰，使大陸愛國者泯滅了一切普世價值，沉迷於一片咒罵喊殺之中。鼓吹武力攻台和向美國宣戰的言論，成為從官方智囊、知識精英到愛國民眾的一大時尚。

　　在知識精英的筆下，這種好戰化的愛國主義，一方面表現為對西方霸權的“大拒絕”，另一反面表現為時刻準備著的“大出擊”。前者以偽學術化和偽理性化的形式出現：政治上拒絕西方的“政治霸權”，反對和平演變；軍事上準備與美國的“軍事霸權”對峙，提倡國際秩序的多極化；經濟上防止“資本霸權”對中國的控制，保護民族經濟成為不證自明的絕對前提；文化上防止“文化殖民”和“拒絕西方話語霸權”，提倡學術的本土化。有人還提出了所謂當代國際秩序的“制度霸權”：即全球化規則的制定和仲裁都由強者壟斷，弱者只能接受而無權置疑，資本全球流動的結果，是贏利主要流入發達國家；當今的主要國際組織和國際獎項，其遊戲規則和評價標準皆是由西方價值操縱，政治上的聯合國，經濟上的ＷＴＯ，軍事上的北約，文化上的諾貝爾獎、歐洲三大電影獎、美國的奧斯卡、體育上的歐文斯獎、音樂上的格萊梅獎、繪畫上的威尼斯雙年展等等，而這一切，在中國知識精英們的眼中，皆屬器物層面，而非精神價值層面，亦即西方文化及其制度並不優於其他文化，或具有普世性。

　　另一方面，國內的愛國學者中唯恐天下不亂者也大有人在，他們重提毛澤東時代的“國際衝突”論、“你死我活”論、“戰爭不可避免論”，甚至有人宣稱：台灣問題遲早要引發中美的全面交惡，中國需要一場新的“太平洋戰爭”，因為“爭取世界領導權的鬥爭必須通過打一仗才能解決”。同時，他們藉助於國際關係和外交戰略的研究，把中國的國際處境描繪成背水一戰，中美衝突將成為二十一世紀的外交主軸，要求中共政權放棄韜光養晦，轉而在政治、外交、軍事等方面採取強硬態度。在外交上，不遺餘力分化西方盟國，改善與印度等周邊國家的關係，拉住俄羅斯、殘餘共產小國和阿拉伯世界，即聯合世界上一切反美力量，明確執行與美國全面對抗的戰略。

　　有人論證，中國在古代的１５００年內一直是這個世界上僅有的超級大國，將來也一定能夠再次成為第一流的超級大國。特別是中共執政的５０年來，國力和軍力齊飛，民族文化和民族自信同步復興，現在已經取代俄羅斯而成為抗衡美國的主要大國，中國取代美國“已經指日可待！”還有人號召：中華民族的祖先建造了第一座抵禦外敵的長城，經過百年屈辱之後，從１９４９年開始，中共又帶領中國人民消滅了帝國主義奴役，擺脫貧困，重新崛起，重振民族之風，建造了第二座長城。為了保衛這座長城，中國人必須“象我們的祖先那樣，必要時我們也敢於訴諸武力付出碧血。”

　　有人專門論述：只有激發尚武精神，中國才能強大。一篇名為《尚武中國》的文章獲得普遍的好評。該文開篇就是：“要國家強大，必要拋棄奢談仁義道德、重文輕武之風。”接著從春秋戰國一路論列下來，直到當下的台海戰略。作者把是否尚武作為解釋朝代興衰的鑰匙，結論是尚武者興而輕武者亡。他推崇秦國在與趙國的長平一戰中活埋趙國俘虜４０萬的野蠻，因為這是秦盛趙衰的決定性因素；把漢朝為了一匹寶馬而消滅一個國家作為千古美談，因為這顯示了“犯強漢者，雖遠必誅”的霸氣和自信，“那是何等的嘯傲天下！”；而宋朝之所以飽受凌辱以至於亡國，就在於喜談“理學”和“心學”，“酣嬉太平、尤厭言兵”。現在的中國，既受到美國霸權的圍堵，又經常受到周邊國家的挑釁，自身又承受著人口龐大資源匱乏的壓力，作者反問道：“難道中國就應該死守一塊陸地，無所作為？”結論是：當下中國的擴軍尚武勢在必行，不必小心翼翼偷偷摸摸，而應該大張旗鼓行尚武之道，被指責為“強橫霸道”和“中國威脅”又如何？

對於台灣，中共政權屢屢進行武力威懾，御用學者辛旗甚至放言：如果陳水扁及民進黨執迷不悟，我們不惜把台灣打爛重建。中共社會科學院台灣研究所所長許世詮也口出狂言：“美國最近一連串反中行動，嚴厲干涉中國內政，美國不要忘記，中國曾因為同樣理由出兵去朝鮮半島和美國打了一戰。”再看看大陸的互聯網，愛國網民們對陳水扁一屆政府一直充斥著近於瘋狂的喊殺聲，稱陳水扁是美國的傀儡，不惜一戰，打沉台灣這艘美國反華的“航空母艦”。網上出現眾多武力攻台的戰略方案和兩岸軍力的對比，主張導彈奇襲和經濟封鎖的雙管齊下；“解放軍打擊台灣具有絕對優勢”，“打比不打好，早打比晚打好”的言論非常普遍；民意調查也不斷地放出好戰的結果：９５％以上的受訪者堅決反對台獨，８０％以上主張“武力統一”。更有心理陰暗者說：最上策是坐享其成，等到阿富汗把美國拖垮之時，中國就出其不意地一舉解放台灣。

　　對美國，中共政權和民間愛國者都視其為頭號敵人，雖然中共政權基於實力對比的實用主義立場，也基於權貴集團的經濟利益（權貴們的大量親屬移居美國，驚人資產轉移到美國），一直對中美衝突保持現實低調，但是明里暗裡都在加大軍事開支和抓緊軍備，意在對抗美國和威懾台灣：連年大幅度增加軍費開支，增加福建沿海地區的導彈部署、從俄羅斯大舉購買先進武器、跟那些與美國為敵的國家保持密切關係。而民間情緒的主流則開始抨擊“韜光養晦”，轉而支持大國外交，支持一切針對美國的強硬政策，即便在國內問題上對中共持批評態度的知識精英，在台灣問題和中美關係問題上，也與中共政權完全一致，堅持一種與美國為敵的大中國主義，甚至直呼其名地批評江澤民和朱□基對美國太軟弱。一篇署名周志宏的文章《合圍》稱：圍堵中國是“小布什政府的狼子野心”，“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打起精神來吧！獅子！！！”《聯合早報》６月１２日報道，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舉辦《美國的戰略調整、新戰略秩序與２１世紀中國的國際安全》研討會，與會的中國專家學者一致認為“美國把中國視為頭號對手”，甚至認為布什實際上已經把中國列入“邪惡軸心”或“邪惡國”。南方網發表題為《美國新戰略籠罩亞洲欲建立包圍中國的隱形長城》評論，分析布什政府“正在認真建立以美國為中心的世界新秩序”，而這一秩序得以順利建立的主要戰略前提就是圍堵正在崛起的中國。在此新戰略的格局下，美國與亞洲的傳統盟友之間的關係日益走向軍事化，俄羅斯和中亞西亞也正在融入西方，中國的傳統勢力範圍和同盟國家正在美國的利誘下，一個個棄中國而去。甚至象緬甸這樣的軍政權，也通過釋放昂山素季來尋求與美國改善關係。所以，中美正面衝突將不可避免。

　　雖然，鄧小平的發展經濟為主的戰略代替了毛澤東的階級鬥爭為綱，敵人意識和火藥味隨著小康生活的來臨而逐漸淡化，但是，一黨獨裁在本質上的權力恐懼症，不可能放棄“敵人意識”和“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暴力革命論，只不過，敵人意識由普遍的階級鬥爭轉向針對“極少數反華勢力的代理人”，由國內轉向國外，仇恨理論由階級仇恨轉向民族仇恨，暴力崇拜由“槍桿子裡面出政權”轉向“槍桿子裡面出統一和出民族尊嚴”。

　　由仇恨心理、敵人意識和槍桿子崇拜構成的野蠻傳統在愛國主義藉口下的復活，在對內統治上，構成共產信仰崩潰後的新的意識形態；在對外關繫上，構成對台灣和美國的武力訛詐。這些好戰的狂熱愛國者所依據的理由是：對於美國霸權以及台獨分子來說，他們唯一能夠聽懂的語言只有“導彈的爆炸聲”。愛國者們現在的毫無顧忌的好戰言論，很可能就是將來的為所欲為之暴力行動的準備。

⊙　兩個個案——愛國主義的流氓腔調

　　在當下大陸，做一個愛國者是幸福的，那些滿口的暴力語言和流氓腔調的網上愛國者尤其幸福。藉助於網絡的言論空間、發言的方便和匿名的安全，可以肆無忌憚的逞口淫之快，愛國在道德上迅速墮落為嗜血的、下流的、蒙面的、陰暗的流氓主義。

　　他們剛剛對女明星趙薇大耍完流氓愛國主義（請參閱我的《大陸愛國者的流氓相》一文），又有兩個美國流氓為他們提供了絕好的口水對象，發動了一場用流氓腔調對美國流氓的語言誅殺。兩件事的發生似乎還隱含著某種詭秘：它們發生在中國很有名的兩個城市——改革開放的沿海櫥窗深圳和中國的心臟北京，且湊巧的很，作案的時間都是下午，地點又都是在公共汽車上。

　　深圳，２００２年３月９日下午，金髮碧眼身材高大的美國人馬克借酒壯膽，在一輛公共汽車上當眾扯開一名中國女子的胸扣往裡看，且口出狂言：“我是美國人，我把你殺了，你們能把我怎麼樣！”洋酒鬼兼流氓激怒了車上所有的國人，大家一擁而上，將他扭送派出所，警方處以５００元人民幣罰款，馬克向受害人當面道歉並做了書面道歉。據警方介紹，馬克是心理學碩士，曾任職深圳書城中的電子工業人才培訓中心，一向下流瘋狂，經常跑到酒吧喝得爛醉，到處惹是生非，無所顧忌地用手向女學生胸部指指點點，已被培訓中心開除；警方還查實，馬克入境後，沒有按規定向公安機關申報住宿登記，違反了《外國人入境出境管理法》的有關規定。對此，警方對馬克又處以罰款並縮短他在中國停留的期限。

　　北京，２００２年４月１９日下午，在３５９路公共汽車上，一個年近４０歲的美國男子，身高１米８以上、黃色分頭、穿短袖、牛仔褲，把腳放在汽車引擎蓋上，女司機孟秋生好言勸說，此人竟大打出手，打得女司機鮮血直流，緊急停車，他還衝著上前勸阻的小伙子的額頭狠擊一拳，將其打得跌在座位上，頭破血流，他還用下流的語言和動作辱罵圍觀和勸解的群眾，威脅並追打採訪拍照的記者，大罵“Ｆｕｃｋ！”。一位會英語的女士好心為他翻譯並用英語示意他坐下，他非但不領情，還不停地罵髒話。後來他見圍觀群眾越來越多，想跳車窗逃跑，最後被趕來的巡警帶走，給予了行政處罰。

　　媒體報道美國人耍流氓、打人的事件時，還儘量注意分寸和中國特色的外事紀律，兩個流氓也都受到了有關部門的相應處罰，只是兩起普通的治安事件，與中國各地每天發生的無數治安事件沒有根本的區別。但是，因為兩人是外國人、又是美國人，這就變成了有關民族尊嚴甚至國家主權的大事。相關報道上網後，頓時成為熱點中的熱點，三大網站的帖子在很短的時間內就有了上百頁，幾乎全是謾罵聲打殺聲。

　　我隨機下載了二百條網民的評論，只有兩條是主張訴諸法律，其餘的１９８條全是類似言論：什麼“五馬分屍”、“凌遲處死”、“腰斬”、“宮刑”、“操美國豬玀”、“先輪姦後示眾再絞架”、“乾死美國佬的女人”、“把美國佬雞雞割掉”、“把他閹了，再剁成肉醬祭王偉、朱穎、許杏虎、邵雲環”、“我就恨美國人！！！用火箭筒導彈轟他！！！”、“美國的政府和雜種都是一個樣，都是欠扁的！！！！！”，“組織中國光頭黨，專揍各種蠻夷”……

　　以極端民族主義成名的王小東先生，甚至小題大做，把個人違法行為上升到兩個國家尖銳對立的可怕高度：如果中國人不用拳頭而是只訴諸法律來教訓這兩個耍流氓的美國人，那就是民族精神的陽痿。在日益激烈的世界競爭中，在唯一霸權美國的欺負下，中華民族的未來存亡還將遭遇大的危機。他專門為此寫了題為《中國人趙薇·美國人馬克·歧視·愛國》的文章，“美國流氓”的稱謂不僅取代了調戲女人的馬克之名，且由此引申出“美國本身就是當今世界的最大流氓”的咒罵。這個學者王小東甚至說：“如果是我碰上這樣的美國流氓，我一定出手，不管我打不打得過他，不管警察來了會怎麼治我而不治他。”他之所以如此理直氣壯，是因為這種暴力愛國主義被他提升到關乎民族精神的確立、民族的長遠利益和偉大復興的高度，他說：“揍美國流氓就是對於孩子們最有效的‘愛國主義教育’……先從揍美國流氓做起，如果這一點都做不到，這一點血性都沒有，這一點精神都沒有，談什麼中華民族的長遠利益，談什麼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他不愧是學者，要比其他愛國網民淵博，引經據典地論證暴力愛國的正當性，說：“中國人的祖先曾經說過：‘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這句話放在現在是什麼意思？就是說，不要說你一個小小的美國流氓，就是你美國總統，如果冒犯了中國人，你就是跑到天涯海角，我們也要把你追上誅殺。”雖然“我們現在確實還弱，確實還做不到我們祖先做得到的事。但我想，二十年吧，二十年，我們肯定可以做得到。這個美國流氓深知現在這個軟弱的中國，但他還是知道得太少，他不知道，中華祖先最高貴的血仍舊流淌在我和像我這樣的中國人的血管中，所以，歷史必定還會回到那麼一天：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

　　國人的道德殺手□是：愛國不需要理由。最近，又有一則演藝界的漢奸新聞轟動全國。一向愛國的著名演員姜文，被天津一家小報製造成准漢奸，理由是：他在拍攝抗戰影片《鬼子來了》期間，曾經去過日本的靖國神社。製造者根本不管中國人可不可以去靖國神社，姜文去幹什麼（收集素材或看櫻花），只要有去過就是漢奸，因為現在的中國，愛國主義是絕對的政治正確和道德權威，漢奸的惡名對一個人的抹黑，遠比桃色緋聞更有效。一個社會名流沾上漢奸之嫌，是可以全國共討之的。

　　姜文受惡意誣陷的遭遇就是趙薇蒙辱的翻版。事件的製造者和憤怒聲討者，根本不管趙薇是否知情、穿這套服裝幹什麼，更不會顧及趙薇的個人權利和名譽。只要穿了，就足以證明她是漢奸是賣國賊是小日本的藝妓，就應該被詛咒被打殺被強姦被挖祖墳……。

　　可怕的是，對趙薇的大批判大詛咒並非官方授意，完全是自發地來自民間，並有大批社會精英參與其中。民間多數所形成輿論暴政把完全無罪者送上了道德法庭，逼迫受害者趙薇不得不“低頭認罪”，向廣大愛國者道歉——包括那些用屠夫語言砍殺她、用污言穢語強姦她的愛國者。而以愛國之名發動的輿論暴政，離肢體暴行只有一步之遙，甚至已經有人開始向趙薇潑糞了。同樣，以愛國之名煽動起的好戰民意，離真正的戰爭也並不遙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