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談“性本善”還是“性本惡” 即興

思想交鋒捲入政治漩渦，甚至達到融為一體，自於秦皇而直
至文革達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現時的中國大地上雖略有舒
緩。但仍是禁區林立，暗雷未除。這種影響的清除我看至少
還得化幾代人的努力。這倒並非僅是當權者的責任，一些爭
權者也負有同樣的責任，甚至一般的平民在發表自己見解時，
也正在以自己的言論施以影響。

在這樣的環境下，我們當努力地將思想領域的爭鳴與政爭盡
量地作嚴格的區隔。

就思想領域而言，人的本性的善、惡，實在無戰可開。如存
開戰之意，必有求勝之心。然而，這種論爭是不可能得出勝
負判斷的。這一論爭已經歷了二千多年了。如果能有勝負的
最終的判決的話，我想結論早就該有了，哪還需要我輩來爭
鳴？

存在於當前中國人頭腦中的各種思想，何論你打着弘揚傳統
文化的旗號也好，或打着時尚的現代西方哲學的照牌也罷，
歸根結底都未能跳出先秦時期諸子百家的思想巢穴。只是具
體內容，因時空環境的變化有所不同而已。

思想交鋒中的求勝之心，實際上是出於追求思想的統一。總
企望着有朝一日用自家的思想來統一中國人的思想。然而，
這種願望是永遠不可能達到的。在專制思想占統治地位時的
中國，多少帝王將相夢想用文武之道實現思想的統一。但夢
想終究仍只是夢想。其實，凡是人們永恆的追求目標，必定
是個永遠不能實現的幻境。這是不懂辯證思維的人始終不能
明白的道理。

要討論“人之初，性本善”還是“人之初，性本惡”將涉及
的第一個難題是如何界定“人之初”。是精，卵相交？還是
胎兒初成人形？還是嬰兒哇哇落地之時？我的觀點是，萬物
都由無而生有，由有而轉無。所以，“人之初，本無性”由
此，哪點作為人之初，就我的觀點而言倒是不必十分地在意
的。

在今天，“人之初”也可以是指人類出現之初，那麼就更要
追究人的起源，也就更為複雜了。

第二個必會涉及的問題是：這“性”何所指。想必應是“
德性”吧。那麼，這是指抽象的“德性”還是具體的“德性”
呢？一般人人都會同意“愛人”是人的善性。這就屬於人們
對抽象 “德性”的認同。但是，要分析社會問題，就必須判
斷某些特定的人是否具有“愛人”的善性。那就會涉及，愛
什麼樣的人才是“愛人”的問題。更會涉及如何愛，才是真
正的愛人，進而引申出無數的論題。這就不可能獲得全人類
統一的認識了。

顯而易見，就抽象的“德性”而言，性本善還是性本惡，似
沒法獲得足夠可作為論據的事實。人性本善還是本惡，其實
並非人們研究社會現象後得出的結論。相反，是部分人解釋
社會現象的起點。也就是社會中某些個人自定的“公理”，
是不容爭辯的。正因為此，中國的最早啟蒙書之一的《三字
經》的第一句便是“人之初，性本善”。如果三字經第一句
是人之初，性本惡。那麼這三字經可能就得重新寫過了。如
果有人要就存在於人心中的“公理”展開爭論，而且俱必勝
之心，似有不明之慮。

就具體的“德性”而言，你之所愛，很可能正是我之所恨。
反之亦然。因而又很難達到統一的認識。你自以為愛人的行
為，在他人看來可能正是有害於人的惡行。你說這行為體現
了人類善的本性，在他人正將此視作人的惡性的證據也不無
可能。由此，你說性本善，他人說性本惡，就是天經地義的
了。這也正是這種爭論會存在幾千年的原因。如想通過這種
爭論，使辯論對手拜倒在你的階下，這似有不智之嫌。

其實，秦、漢時儒學大師，一切有關道德的論述，多是師生
之間傳承知識時的記錄。以師言為準則是傳授的大前提。而
一切道德的說教其實原來只是為師者自己對人生的體念，進
而自身修練品性的標準。當然，有人向其請教時，這便會成
為他希望學生們接受它，作為今後學生們自身修練的道德標
准。但是，傳至如今，這道德標準卻不再被它的信奉者看作
是自身修性的規範，而是為對別人制訂的必須遵循的道德標
准了。無論別人是否願意接受儒學，都必須接受這一普世的
道德準繩。這就顯露了他們對這些道德標準的真蒂的無知了。

就如《論語》所說的“吾日三省吾身”，現在發生爭議時，
在不少人心中，它馬上就變成了“你需‘日三省你身’”
了。再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原是希望人們將其作為約
束自己言行的準則，而現在則常被用來作為拒絕別人批評的
理由，變成了“你所不欲，勿施於我”。相反，人們常將“
己之所欲，必施於人”的霸道行徑解釋為恩澤他人的大善舉
。日常生活中以“我為你好”作為將己之所好，強加於人的
藉口，是屢見不鮮的現象。而且可說這已經成為社會不和諧
的重要因素。

儘管有些人可以將《四書五經》倒背如流，但由於不明真諦，
還是會違背了孔子的“不患人之不己知也，患己不知人也”
的基本說教。當今，宣稱自己要發揚儒學精神者，我看正可
以從“知人”與“自省”起步，走上修身、齊家、治國、平
天下的道路。切忌還沒修身就以為自己已經是個曲高和寡，
身不逢時的治國、平天下的奇才了。過於地急為人知，其德
性非惡，但總稱不得至善的。

德的標準是隨時代的變遷而變異的。如果有永恆的統一的德
性標準。這標準也就失去了實際的意義。德性標準的演變，
也就會影響到人們對人之初性本善還是性本惡的判斷。在儒
家傳統中，孟子“性本善”的出現早於荀子“性本惡”。性
本善與性本惡是儒學在不同時期的不同表現。

性本善是出於原有道德標準崩壞的初期或中期，舊道德標準
雖出現危機，但根基尚未動搖。所以，孟子看到的是“善性”
還處於主流地位。這也就成為“性本善”的依據。但荀子看
到的是舊社會秩序的徹底崩潰。人們對利的追求已經壓到了
對德的操守。由此，他得出了人原本就有求利的惡性，而所
謂的善，只是對人本原的惡性的一種修飾與修正。由此可見，
無論是“性本善”或“性本惡”都是重德而輕利的儒家思想
的繼續。所不同的只是對維持或建立重德輕利的善性的途徑
有不同的解釋而已。然而，“性惡論”確實為後來的法家把
被儒家認作求利忘義的“惡性”爭得了合理的地位，奠定了
理論基礎。正因為此，荀子也就成為由儒學導出法家思想的
中轉站。

在先秦時期諸子百家是基本上處於一種相互既有區別又相交
融的爭鳴狀態。他們之間的爭鳴可說基本沒有受到全面的政
治干預。各種思想可能影響着某些君王，但是還沒有那位君
王，因為思想的不同而對思想異見實施政治迫害的記載。甚
至我很少看到不同思想家的文字中有如今網上爭論那樣激烈
的措詞。

這說明，先秦的思想家們遠比當今的理論家更獨立，更理性，
更能包容異議。其原因，主要在於當時，思想爭鳴與政爭沒
有混為一體。由先秦思想界的百家爭鳴到秦的焚書坑儒，後
來的獨尊儒學，以及期間短期穿插着不同程度的揚道，重佛。
說明即使在專制的封建年代中，也從未能達到某一思想流派
長久處於主流的一統局面。更不用說民間始終存在着的各種
思想流派了。這是很值得當今那些追求、維護思想一元化
的政治家，理論家們作為借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