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謂的市場經濟社會裡，雖然生活千頭萬緒，但歸根到底就是一句話“賺錢有理”。各種媒體當然也不例外，所以要千方百計地爭取讀者或觀眾，以求最大經濟效益。其具體指標就是“銷售”或“收視率”。但是這樣的指標需要自己的統計或專業調查，容易“摻水”和準確度不高。後來出現了網絡媒體，不僅傳播速度快、距離無限，還可以具備雙向互動的能力（如網路論），讓更多人有了享受“言論自由”的客觀物質條件。而且拜高科技之賜，不僅可以比較方便準確地統計網站訪問量，甚至還可以自動統計每一篇文字的訪問量，於是出現了一個新概念“點擊率”。從此又增添了一種“競爭方式”，成了又一個“優勝劣汰”的標準（幸虧愛因斯坦出生得早，否則他的“相對論”據說當初只有12個人能看懂，象筆者這種笨拙之人，八十多年後還不甚了了，豈不是他也要被“打入冷宮”永無出頭之日了！）。但是如果認真考慮一下，會發現這個指標的意義在大多數情況下，可能是負面的。

文字是書面的“語言”，而語言是精神思想的表達。無論天才、蠢才、庸才、歪才，出生時都差不多，既不會寫文章當明星，也不會炒股票，更不知道弄虛作假說謊話，要是意外認了猴子或狼做“奶媽”，最後甚至行為和“聲音”都跟猴子或狼差不多，成了“猴（狼）孩”。就象才從生產線上下來的電腦，裡面什麽都沒有，完全取決於後來裝什麽軟件，才能從事什麽樣的工作。人也一樣，除了個別生理上特殊的情況外，大多並無先天差異。雖然有人堅持“種族優越論”或“龍生龍，鳳生鳳”觀念，但要是要他們將子女送到大陸偏遠窮困地區去生活，恐怕就沒有人敢說這些孩子將來一定照樣能考上哈佛、北大之類，甚至哪怕一定能當上村長、大隊會計、黨支部書記之類土“執行長”的。因為他們私下裡也知道孩子的成才與否，主要靠後天的環境和教育。這是當年“亞聖”孟子他媽就懂得的學問，要不怎麽老惦記搬家（有“孟母三遷”的故事為證）呢？

但是，如果再進一步想想，出生時腦袋空空的“人”，怎麽會逐漸獲得越來越多的知識，從而具備了生活和工作的能力的？就是因為接受了教育。而人的教育，除了象動物般有樣學樣外，高級複雜一點的，都是需要由專門的學校，通過語言和文字來進行的。這就是所謂“受教育”。可是，為什麽在同樣的教育條件下、甚至同一個學校教育出來的學生，水平和素質也照樣有很大的區別呢？那是因為我們實際是生活在一個充斥着各種各樣語言、文字的社會大學校里，除了睡覺以外，隨時隨地都在直接和間接（比如在普通學校中和家裡）地受“教育”。對大多數人來說，尤其是對一個國家或民族的平均素質和表現，這才是最有決定性影響的“教育”。用這樣的認識來探討今天的民族和社會素質問題，是不會有什麽嚴重失誤的。

那麽再進一步想想，誰是這個社會大學校的“老師”和“教科書”呢？在當今時代的現實情況下，也許把那頂“桂冠”戴到各種媒體（廣播電視、報刊雜誌和信息網絡）的頭上，是一點也不誇張過分的。因為把今天社會上種種所謂“與時俱進”的現象和潮流趨勢，作一點統計歸納，恐怕是只能得出令人擔心的結論的。而且也不難發現，這些都是他們“為人師表”“推波助瀾”的結果。而那個管理社會“學校”，控制、指揮“老師”做什麽和不做什麽的“校長”，就是政府。

這一點都沒有“栽贓”之嫌，連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的新聞研究所所長夏偉，都指出媒體對美國企業經濟醜聞的發生“難辭其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