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潛規則》——造化的報應　　

北京街頭的十字路口有紅綠燈，紅綠燈下還有警察。通常還不是一個兩個警察，而是四五個警察。這些警察都是要拿工資的，而這些工資來自稅收，本來那是企業的利潤，可以成為生產的動力和更多的就業機會。降低稅收可以刺激生產，提高人們的生活水平，這是大家都明白的道理。那麼在警察工資方面的開支能不能減少呢？

美國的紅綠燈下沒有警察，人們仍然能遵守交通規則。人們對交通規則的遵守竟然可以到這種地步：明明沒有車輛，一個人在人行橫道的路口也會等待變燈。我在赫爾辛基就遇到過這樣的事情。一位中年婦女在馬路對面等待變燈，於是我也不好意思橫穿空空蕩蕩的馬路，一直等到紅燈變綠。在中國，這當然是極其罕見的事情。這就是說，在美國和我說的那個歐洲國家，警察的工資是可以省下來的。省了下來，交通秩序並不會變壞。(1)

但是我確信，中國不可以節省這筆錢。至少在我非常熟悉的北京街頭，紅綠燈下的許多警察是絕對必要的。如果沒有警察，只有紅綠燈，我確信，這個路口就如同沒有紅綠燈一樣，必定會擁擠得一塌糊塗。不用說別人，我本人也會跟着人們一塊去擠。我經歷過這樣的事情，如果我單方面謙讓，別人肯定不會讓我，我永遠也沒有過路的機會。道德的約束本來就是非常脆弱的。如果有幾個人不理睬紅綠燈硬闖，這條路就要堵塞，我們這些打算遵守交通規則的人也就不能遵守，也沒有必要遵守了。

當然，警察的工資也不是絕對不可減少。譬如，四五個也可以減少到兩個。只要在崗的人認真負責，應該可以維持交通規則的威嚴。如此威嚴久了，再將人降低到兩個，最後減少到一個，也是可以的。但是這要求警察的工作量和責任心大大超過國家公務員的平均水平，似乎有些不合情理。

我想由此說明的是，中國人自我約束意識弱，道德水準低，導致了政府的臃腫和稅收的增加，導致了社會生活質量的下降。這原因不在別的地方，其實和我們每個人都有一些關係。我們活該。僅僅收入減少倒也罷了，我們非常在乎的國際面子也大受影響，我們的個人尊嚴因此蒙上了陰影。

歐美的紅綠燈無須警察壓陣，這已經顯出了人家的公德水平。德國的地鐵竟不用驗票，因為人人自覺買票，這更顯出了人家的高超。而我們中國人在國外幹什麼呢？在日本打投幣電話，竟然在中國人中流傳着一種訣竅，用線拴住硬幣，用完了再將其吊出來。這真是極其鮮明的對比。我的一個非常能幹也很有教養的朋友在德國吃飯，他說自己遵守了一切禮儀，也按常規付了小費，但是仍然能清楚地感覺到侍者對他的輕蔑。他說，他知道這不是對他本人的侮辱，侍者看不起的是他所代表的民族。我們中國人自己也看不起自己，只要條件相同，寧可與外國人做生意，躲開自己的同胞，因為他們失信和欺騙的可能性更高。

於是，我們的民族就遭到了報應，變成一個令人厭惡也彼此厭惡的民族。變成一個只講利害關係，一有機會就坑蒙拐騙的人群。為什麼會這樣呢？為什麼歐美國家的公德水平比我們高呢？為什麼我們的人民不肯遵守明明對自己有利，誰都知道是非常必要的交通規則呢？按說，交通規則並不是什麼複雜問題，並不需要多麼高超的理性和信仰支撐。

二

我有一個猜測，可以部分解釋為什麼騎自行車的人缺乏自覺精神，非要警察監督不可。我承認一些人自制力差，像兒童一樣需要父母監督。但這不足以解釋大眾的行為。畢竟在大街上走的多數是成年人，他們在工作單位里很能忍氣吞聲，自制力並不弱，他們所欠缺的似乎只是公德心。而公德心是對一種對自我與公共事務的關係的判斷和肯定。

中國老百姓認為自己是什麼人？在與國家的關係方面，他們到底是什麼？

如果我們果真把自己當成了國家的主人，就像理論上應該的那樣，我們交了稅，僱人來管理交通，這些交通管理人員是我們的公僕，那麼，我們會如何看待我們委託他們照應的這些事情？--我們大概會像一個主人那樣，自覺小心地關照家裡的秩序，並且提醒警察要認真負責地維護秩序，好好幹活，不要偷懶。畢竟我們是給他開工資的。我們不會把公共交通當成那些官吏和衙役的事情，我們明白這是我們的事情。

這使得我想到了一個朋友說到的故事。他說他在美國見過一件事情，印象很深。一個老頭，看見路口堵車，很生氣，就下車把維持交通的警察訓斥了一頓。說我們交了稅，應該得到好的服務，你怎麼把交通弄成這樣？警察畢恭畢敬地聽他訓斥。這在中國顯然是不可思議的。至少對我來說，很習慣聽警察的訓斥，從來沒有妄想過訓斥警察。在我的體會裡，中國的警察和司機的關係，屬於典型的貓和老鼠的關係。

老鼠--這就是中國百姓心目中的真實的自我形象。貓和老鼠--這就是真實的自己與公家的關係的真相。中國百姓很少有人當真認為自己是國家的主人。因為這不是事實。公共事務一直是皇上和官吏們壟斷的事情，老百姓一直在躲避他們的懲罰、勒索和敲詐。在這方面，老百姓就是缺乏責任心，因為這確實不是百姓能夠負責的領域。如果有誰不懂事，企圖按照主人的方式行事，對了領導的心思則已，對不上就會碰得頭破血流，海瑞和彭德懷就是證明。那些地位甚高的名臣尚且如此，更何況普通百姓。

按照傳統習慣，也按照我們對現實的認識，公共交通搞得好，這是領導有方，是皇上聖明和皇恩浩蕩。我們要感謝政府把北京的交通整頓得那麼好，讓我們生活得那麼方便。譬如出租車不許在長安街路邊停靠，據說是為了方便管理。如果我們人民真把自己當成主人，這豈不成了僕人為了自己方便而禁止主人進家門？主人又如何能心平氣和？還有一個例子是高官的座車通過大街，所有的立交行人天橋都要封鎖。我曾問過封鎖交通的便衣為什麼要這樣，他教育我說，要服從國家利益，要遵守國家的紀律。國家利益和紀律在此又表現出了和我們正常走路的老百姓的對立。這樣的經歷多了，我們自然會認為國家的事情不是我們的事情，那是官員的事情，讓他們自己操心去好了。

在這樣的關係中，中國百姓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在根基上，他就不認為自己是主人。主人進了家門，難道還需要他聘請的小時工提醒他，要換掉沾滿了泥的雨靴再踩地毯麼？反過來說，如果我們踩地毯前沒有換鞋，而我們又不是不懂事的小孩，恐怕正因為這裡不是自己家，連親戚朋友的家也不是。我們不認為那些換鞋的規矩是自己的規矩，那是官們制訂出來管制我們的規矩。其實，不僅在紅綠燈前，就是在官場上，這種糟蹋地毯的心態也是很常見的。官員不過是皇上的雇員，能偷懶不妨偷懶。皇上吃香的喝辣的，進進出出還要讓小兵小官給他站崗開道，本來心理已經不那麼平衡了。憑什麼還要對他忠心耿耿？

我願意遵守交通規則，至少不想首先破壞交通規則，是因為我把自己看成一個好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人。說得自負一點，我恥於把自己降低到那些搶紅燈搶座位的人的水平。我覺得自己比他們高得多。而我的這種自我期許的基礎又來自哪裡呢？我曾經以為自己是一個憂國憂民憂天下的人。國家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民族的事情也是我的事情，人類的事情還是我的事情。我是真把自己當成主人的。秩序是我的秩序，交通是我的交通。我不認為那是警察的事情。我還用警察管麼？我那麼低檔麼？

我的這種認識和期許最初來自輕信，來自少年時代不加驗證地接受的某種關於主人的理論，以為自己真是國家的主人，至少也是主人的接班人。後來我保持了這種自我期許，則是因為西方經濟學關於公共服務的道理講得透徹，從中我看到了理想社會的邏輯。按照這種邏輯，假如我真想成為憲法意義上完整的公民，我就不能妄想只享受公民的權利而不理睬公民的義務。這兩種關於主人的理論，一個來自過去，一個來自未來，都不是現實的產物。

從這個意義上說，民主制度的真正實行，也是提高公德水平的一個重要的前提條件。因為公德無非是主人翁的道德，不是主人翁，繼續當臣民甚至奴才，這道德便沒了根基。

把上邊提到的比喻再發揮一步：如果我雇小時工或者保姆來家打掃衛生，沒想到他反客為主，仗着自己膀大腰圓在我家裡當上了主子，這時我會作何反應？我被迫出去掙錢養家糊口，被迫給他發工資，這完全是因為沒別的辦法，不這樣就會挨揍。那我還會在乎穿着雨靴踩地毯麼？只要這室內衛生的事情還歸那位當上了就不肯下台的小時工管，我才不在乎他忙不忙呢。累死他才好，累跑他更好。我怎麼會體諒他的辛苦？他是貓，我是老鼠，我體諒貓的心情幹什麼？以皇帝為最高代表的統治者，就是這樣的公僕。公僕如此德行，我的公德應該是什麼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