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經有許多年了，我只是呆在家裡讀點書，寫點文章，幾乎不參加任何活動。這次由於王若望先生去世，為了表示對一位因反對共產主義而流亡海外、至死不能回家的老人的悼念，我參加了王先生的追悼會。沒想到就這麼一次活動，立刻見到令人厭惡、以至憤怒的事情。

本來，一位老人去世了，如果你對這個人不以為然，你完全可以不參加他的悼念活動。如果出於禮貌、或什麼原因參加的話，也應該在生死的界限面前有點真誠。但實在令我吃驚的是，那些平時和王先生的理念、觀點根本不同，不屑與他為伍，更毫不關心他的人，居然能坦然自如地上台發言，在給王若望冠上一堆“偉大”的政治桂冠的同時，演出一幕幕“真誠地”向王先生道歉的戲。我差點被他們的道歉感動了。

然而，他們道完歉就拉倒，他們的歉意隨後就立刻隨著王先生的遺體一起火化了，幾個小時都沒保持住，他們連瞥一眼王若望遺孀和子女的願望都沒有，更別說過問一句對他們的具體幫助。你如果僅出於禮貌參加，可以閉口不說話嘛。我不得不欽佩那些搞政治和準備從政的人們的表演能力。海外民運雖然連成功的影子還沒見著呢，但周恩來式的未來政治家們倒實在不乏其人。

追悼會結束了，還沒完全從對“玩政治”的人物們的厭惡中擺脫出來，又目睹了一幕醜陋。在大家都站在門口目送王先生靈車離去的時候，兩個民運人士居然當眾動手打起來了。這是一個老人的追悼會，一個莊重、肅穆的時刻，無論以往有多少是非恩怨，任何人的行為起碼得看場合、識大局，有點做人的起碼底線。但這兩個民運人士不僅是自己動手打了起來，而且兩邊都是全家出動，當著送葬的眾人的面，居然男男女女動手撕打起來。在場的不僅有新、老華僑，學生、學者，還有不少報社記者。這種行為真是丟死人了！一場本來已經算是很順利的追悼活動，硬是在尾聲的時候被抹上這麼一個敗筆。

面對這種非常令人吃驚的場面，我下意識地上前硬是拉住其中一對夫婦，連拖帶勸把他們帶離現場。我明確對他們說，不管你們誰對誰錯，都絕不可以在這種場合打架，這是一個老人的追悼會，你們簡直昏了頭了！你們有問題可以爭論，也可以打架，但不可以在殯儀館門口，不可以在送靈車的時候，不可以當著眾人的面。你們有能耐的話，應該像西方人那樣找個別的地方去決鬥。現在追悼會結束了，你們最好能回家，這樣這件事情就結束了。好容易把他們勸走了，道理都講得很清楚了，但一會兒這對夫婦居然又回到了現場。而那邊一家兩代又男又女連呼帶喊又要打……

我本來非常希望那件事就此結束了，最好沒有任何人報道，我也就替他們遮醜，不再說話。但現在不僅報紙上、網上都登出來了，而且兩邊當事人又都出來強詞奪理，誰也不為他們不分地點、場合、場景，不顧基本禮儀、臉面、底線的行為道歉。他們這場吵鬧，根本不存在誰對，誰錯，根本沒有什麼特務問題，根本不在內容如何，而在這種形式本身是不能容忍的。海外可能的確有特務，但葬禮不是抓特務的時候。怎麼組織王先生追悼會、中共怎麼事先知道、知道多少都只能是一個猜測，並沒有事實根據。我本人沒有參加過任何一次關於王若望追悼會的籌備會議，但有人打著我旗號似乎要給某特務定論了，簡直荒唐。

現在看到他們各自的申辯，我非常後悔當時去勸架，真應該讓他們繼續打下去，最後被警察帶走，讓法律來解決那些連追悼會都不懂得要尊重的人。

有人說他們倆這場打架只是個人行為，和民運沒有關係；但他們一個是現任“中國民聯”主席，一個是“人權呼聲”組織負責人，並自稱“某機構推舉我競選民聯主席”。他們打完了，人們都在說是民運人士打架、鬧場，能說是和民運沒有關係嗎？

這件事再次使我感到，許多聲稱要從事民主運動的人們，別說政治底線，連起碼的做人底線都還沒有學會。除了在葬禮上打，他們在美國國會聽證會上也打。除了這種不分場合、當眾打架的非成人行為之外，民運人士們缺乏基本做人底線的行為比比皆是，對此我本人也不無體會.

我基本上只和文字打交道，以為深居簡出，躲開人群就可以躲開一些令人噁心的事情，但並不是！他們作踐不到你本人頭上，就作踐你的文章。我的許多文章都被民運人士們不是改了文字，就是改了內容，甚至改了（或增加了）觀點之後在自己的網站或刊物上登出，並根本不註明原始出處。

在美國的這些年來，雖然我在寫文章的時候努力嘗試學習我一直非常欣賞的美國專欄作家們的那種尖銳，但卻在盡最大努力擺脫令人厭惡的共產語言。我是一個對文字本身非常重視、非常感興趣的人，每一篇文章在發表之前都儘量在文字上仔細修理，經常為在發表之後才發現的不滿意之處而沮喪。但你精心躲避的東西，卻被別人隨意（刻意、肆意）地硬加給你。比方說下面這類例子：

“中共領導人”被改成“共產大頭目”“中共黨匪頭目們”；

“共產黨”被改成“黨匪們”；

“支持專制政權”被改成“替共產吹喇叭”；

“中國百姓”被改成“共產愚民”；

“中國”被改成“黨國”；

“共產黨”被改成“江澤民政治流氓集團”……

諸此之類，數不勝數。更有人把我的文章整段整段刪頭去尾，然後加進他們自己的觀點，諸如對法輪功、對賴昌星案的評論等等。但迄今為止，我根本沒有寫過任何評論這些內容的文章。

而他們選擇修改、轉載的基本上都是我批評共產黨的文章，嚇得我簡直不敢寫這類文章了。你寫一篇，他們給你改一篇。你的文章可以被塗改成比一具無頭屍還難看的東西，但卻把你的名字冠在那無頭屍之上。

這些都是有名有姓的民運人士編輯的民運刊物。我曾向他們提出抗議，他們回答是，“我們這是幫你潤色，如果你不同意，我們可以署別人的名字。”這簡直就是流氓口氣。當我明確指出，你不經我的同意，轉載我的文章，再署上別人的名字，這難道不是公然的剽竊嗎？結果他們照樣還這麼做，有的在文尾加上一句：“本刊編輯部潤筆”，有的根本就不理你，照轉、照刪、照改、照添。

這種做法無論當年我在中國時，還是現在，在共產黨管理下的官方刊物上都沒有見過，起碼是對我的文章。而那些口口聲聲反對獨裁專制，要在中國建立民主法制的人，他們自己的行為簡直就是無法無天，連最基本的做人、做事底線都根本不管，有時比他們所反對的那個制度的做法還糟糕。

近年有了網絡這個自由載體，有些人的做法就更惡劣，他們把一些醜陋、骯髒不堪的文字署上你的名字發表。有人說現在對民運人士們簡直比對共產黨還得罪不起了呢，他們可以一晚上貼上幾十個謾罵、栽贓的條子。簡直不可以想像，這些生活在如此文明國度的中國人怎麼可以陰暗、邪門到如此地步。

今天人們痛恨共產主義，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由於那種制度扭曲人性，沒有法制。如果用共產主義的內容，打著民主自由的旗幟，去反對共產主義的概念，那麼這種反對不僅毫無意義，而且比他們反對的對象還糟糕。

曹長青1月1日於紐約【多維新聞社2日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