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大衛·科茨

轉自《真理的追求》，2000年第7期

（編者按：美國馬薩諸塞州大學安姆赫斯特分校經濟學教授大衛·科茨，近年對蘇聯解體的原因作了較為深入的研究，在美國出版了《自上而下的革命》一書。應中國人民大學邀請，科茨教授今年來華訪問，於5月24日就蘇聯解體的原因作了一次專題講座。以下是他講課內容的摘要，由任大海同志記錄整理，標題為整理者所加。）

1991年下半年，我訪問蘇聯，直接觀察到蘇聯解體過程中的若干情況。近幾年，我根據當時的見聞和大量的歷史資料，對蘇聯解體這一重大歷史事件做了系統的分析。我寫的《自上而下的革命》一書概括了這個研究成果。這本書以翔實的資料說明了蘇聯解體後，俄羅斯等國在試圖建立資本主義制度的過程中給國家和民族帶來的災難。

關於蘇聯解體的原因，西方的主流觀點包括兩個方面：一，計劃經濟是走不通的。早在80年代，蘇聯的計劃經濟就開始崩潰了，所以，蘇聯別無選擇，只有實行市場化和私有化。二，這是蘇聯人民的選擇。在社會主義國家，一旦給人民真正的民主和自由，人民就會廢除社會主義而建立資本主義制度。

蘇聯迄今是進行社會主義試驗時間最長的國家，曾取得過舉世矚目的成就。用上述觀點來說明解體的原因，在我看來是缺乏說服力的，因為這不符合實際。

讓我們回顧一下歷史。

蘇聯的計劃經濟體制建立於1928年，從1928年至1975年大約50年時間，蘇聯經濟發展的速度是非常快的。不管我們用蘇聯官方的統計數字，還是西方資料，都可以證明這一時期蘇聯經濟發展的速度超過除日本以外的所有資本主義國家。而蘇聯經濟發展的前提是“實現最大的社會公正”，在這一點上，資本主義國家更做不到。由於實行了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了計劃經濟體制，早在1940年前後，蘇聯就從一個落後的農業國建成為一個工業化國家。西方有個統計，30年代蘇聯工業機床進口量的比例曾達到85％一90％，二戰開始後，全部由蘇聯自己生產，這反映了蘇聯工業和技術的進步。從1950年到1975年，蘇聯國民生產總值年增長率為4-8％，面美國同期的增長率為3．3％。西方的統計還表明，在原東歐社會主義國家，計劃經濟體制下的經濟，發展速度也大大快於西方國家。當然，這不等於說，蘇聯建立的計劃經濟體制不存在缺點和問題。

從1975年至1989年，蘇聯經濟發展速度開始放慢，這是相對於前幾十年而言，並沒有崩潰。第一次出現絕對下降是1990年夏開始的，其原因並不是由於蘇聯經濟體制的內在矛盾。1990年3月，葉利欽當選為當時蘇聯範圍內最大的加盟共和國俄羅斯共和國議會的議員，同年6月，他通過一次驚人的選舉，當選為俄羅斯的主要行政長官。這時，葉利欽和他的助手們開始採取一系列政治手段，破壞國家的計劃經濟，導致國家經濟出現明顯下降，降幅約為2％左右。1991年，葉利欽領導的俄羅斯又在更大範圍內破壞中央計劃。他把俄羅斯稅收的絕大部分截留下來。不上交中央財政。當年，蘇聯經濟下降13％。可見，90年代初蘇聯經濟中出現的問題，根本不在於體制內部，而是人為破壞的結果。

對西方主流觀點的第二點怎麼看?據我了解，1990年前後。為研究蘇聯改革的走向，美國等西方國家的許多民意測驗機構在蘇聯進行了多次民意測驗，結果表明：支持實行資本主義的人在5％-20％之間。高達80％的人民都希望堅持社會主義。1991年5月，美國一個民意測驗機構在蘇聯進行了一次一千人規模的民意測驗，其中一項內容是：“你是否贊成在蘇聯實行美國式的自由市場經濟?”只有17％的人表示同意，83％的人表示不贊成。由此可見，蘇聯公眾的大多數並不想取消社會主義而建立資本主義。

下面是我從歷史事實得出的研究結論。

蘇聯解體的真正原因來自蘇共內部，我這裡指的是大約10萬人左右的占據着黨政機關重要領導崗位的“精英集團”。正是這個“精英集團”想實行資本主義，以便他們享有更大的權力，擁有更多的財富。所以我把我寫的書定名為《自上而下的革命》。我並不認為這個“精英集團”的每個人都贊成資本主義，如雷日科夫就與大多數黨政領導幹部不同。我在1992年與他進行過一次交談，發現他是一個堅定的社會主義者，為蘇聯的社會主義改革最終走向資本主義道路而感到無比痛苦。但在蘇聯“精英集團”內部，這樣的人太少了。他們中的多數人要走資本主義道路，並且與城市中那些持相同觀點的知識分子組成了一個強大的聯盟。

下面，我提供一項來自美國的調查。1991年6月，美國一個社會問題調查機構在莫斯科做了一次關於意識形態問題的調查，調查對象是掌握着高層權力的黨政要員。調查採取特定小組討論的方式，一般要同調查對象進行4—5小時的談話，通過談話以確定他們的思想觀點。分析結果是：大約9．6％的人具有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他們明確支持改革前的社會主義模式；12．3％的人具有民主社會主義觀點，擁護改革，並希望社會主義國家實現民主化；76．7％的人認為應當實行資本主義。作為一個在世界上存在最長、影響最大的社會主義蘇聯，黨的幹部隊伍內竟有那麼多的人主張實行資本主義制度，實在令人震驚。

讓我簡單地分析一下這種現象。從1975年到1985年，蘇聯經歷了十年的緩慢發展時期，此時蘇共黨內醞釀着一種力量，就是要求改革。戈爾巴喬夫作為改革派的代表而當選為中央總書記。戈氏在改革初期試圖通過改革，克服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以來存在的若干問題，使蘇聯走上經濟、政治民主化之路。具體說，就是政治上實行分權，經濟上引入市場機制，意識形態領域減少控制。這樣做的結果導致蘇共的權力削弱了，威信降低了，由此引發了黨內三種力量間的鬥爭：一是堅持要對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進行改革，二是要回到比較傳統的社會主義道路上去，三是有人公開主張用資本主義代替社會主義。葉利欽是第三種力量的代表，他當過政治局委員、莫斯科市委第一書記，其言論和政治影響是巨大的。

90年代初，葉利欽當選為俄羅斯行政長官後，事實上形成了蘇聯境內兩個政權並列的局面，一個是蘇共控制的中央政權，另一個是葉利欽掌握的俄羅斯政權。由於俄羅斯的人口和領土面積在蘇聯占絕對優勢，葉利欽逐步占了上風。根據蘇聯憲法，作為加盟共和國的俄羅斯是沒有自己的軍隊的，葉利欽不是靠軍隊的支持，他的基礎是蘇共黨內那些主張搞資本主義的“精英”們。據我研究，70年代蘇共領導集團還是由理想主義的革命者組成的，到80年代就完全不同了，占據蘇聯黨政機關要職的“精英們”開始放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代之以典型的物質主義、實用主義。儘管這些“精英們”還在不斷重複官方的論點，但相信者是極少數；他們開始考慮實行什麼改革方案對自己最有利。許多人認為民主社會主義會減少自身的權力，改革前的社會主義雖然賦予他們某些特權，但又限制了他們把權力傳給子女和聚斂更多的財富。顯然，實行資本主義最符合“精英”集團的利益，這樣，他們不僅是生產資料的管理者，而且可以成為生產資料的所有者；既可以實現個人財富更快的增長，又能合法地讓子女繼承權力和財富。所以我認為，葉利欽之所以能夠採取較為和平的方式迫使蘇聯解體，就是由於共產黨內那些主張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精英”們的支持。那些“精英”支持葉利欽，使俄羅斯順利地向資本主義過渡。

1991年夏天，我在莫斯科同一個叫尼庫拉亞夫的蘇共高級幹部交談，他在世界上的許多熱點地區工作過，估計是個克格勃成員。我問他：“你是不是一個共產主義者?”當時蘇聯還存在。他說：“我是一個共產黨員，但不是一個共產主義者。”我聽了感到不可理解：現在我清楚了，他的回答明確無誤地揭示了蘇聯解體的思想基礎問題。這裡順便說一下，那些想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前蘇共精英們並沒有想錯，如今俄羅斯最富有的人正是當年黨內的“精英”。比如切爾諾梅爾金，80年代他當過蘇聯天然氣總公司的總經理，1992年後天然氣公司私有化了，切爾諾梅爾金搖身一變成了天然氣股份公司最有實力的控股人，他控制着全世界40％以上的天然氣資源，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幾個人之一。前蘇聯共青團中央書記科爾科夫斯基，利用自己的職位創辦了一家大銀行，把原屬於人民的財富變成了他個人的財產。

關於蘇聯解體事件，還有許多誘發因素。如1989年至1991年的煤礦工人大罷工，葉利欽和他的盟友們巧妙而充分地利用了這個事件。再就是黨和政府的傳媒控制權落人了企圖實行資本主義的知識分子手中，以及民族矛盾和圍繞議會選舉展開的各種鬥爭。但從根本上說，是蘇共的“精英集團”搞垮了蘇聯。

下面我想說明的是，為什麼一個由黨的精英集團和城市知識分子組成的聯盟，竟能不顧廣大蘇聯人民的反對而把國家推向資本主義道路呢?我認為，在蘇聯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條件下，廣大人民確實在生活上得到了很多好處，但在政治上是比較被動的，缺乏政治權利。當“精英聯盟”要搞資本主義時，廣大人民群眾不能採取有效的抵制措施來捍衛社會主義制度。當然，在葉利欽掌權初期，也還是顧忌到人民對制度的選擇的，他在各種公開講話中儘量掩蓋其真實思想，不暴露他準備建立資本主義的企圖。葉利欽說，他要通過改革，引入市場經濟，逐步消滅政治精英的特權。這與那些公開宣稱要在蘇聯進行一場資本主義革命的人比無疑是高明的。

社會主義的蘇聯解體了，這並不說明社會主義已經失敗，也不證明資本主義比社會主義更優越。相反，要把一個農業社會轉變為一個工業化社會，最優越的制度仍然是社會主義制度，這已為1917年蘇聯十月革命後的歷史所證實。人民選擇社會主義，不僅在於更有利於社會發展，而且在於這個制度有利於實現最大範圍和最高程度的社會公正。蘇聯解體的教訓在於，由少數精英管理下的社會主義國家，一旦老一代革命家過世，很難保證繼承者們不想通過實行資本主義而為自己獲得更多的好處。我相信，社會主義在經歷了一個長過程的發展後，會逐步解決上述問題，真正實現大多數工農群眾不僅有受教育的權利，有勞動的權利，還有直接參與和管理國家事務的權利。這樣的社會主義肯定比資本主義優越，而且必將作為一種持久的社會制度而存在。

關於美國在蘇聯解體中的作用，有人認為，由於里根總統時期美國大幅度增加軍費，迫使蘇聯也搞軍備競賽，結果蘇聯把自身的經濟拖垮了。如果這是里根政府為了炫耀削弱共產主義的政績，那就無可非議；如果對歷史負責，那麼我就要告訴大家，據美國的資料顯示，80年代蘇聯軍費開支的絕對數雖然增長較大，但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與50年代是完全相同的。應該說，對蘇聯的解體，美國和西方確實起了很大的作用，但這種作用主要不是政治和經濟方面的，而是以自由主義為代表的意識形態，非常有效地滲透到了蘇聯知識分子和黨的幹部的思想中。1991年，美國經濟學家研究了蘇聯經濟學家的思想傾向，並將其與英國經濟學家比較，發現他們更擁護市場化和私有化。其實，蘇聯經濟學家接受的不過是最簡單、最天真的19世紀的自由主義觀點。

同蘇聯的改革相比，中國的改革取得了很大成就，20年間，大多數人口的生活質量有了明顯改善。中國經濟改革的措施是把國冢的有效控制和市場結合起來，到目前為止，不能不承認這是一種成功的模式。但是也要看到，在中國社會群體中，不平等的現象在大幅度增長，失業人數在增加，個人在社會保障方面所獲得的福利在逐步減少。如果說在前進中有什麼危險的話，我感到，危險主要來自於新自由主義思潮的擴展，這一思潮正在為越來越多的人所接受。按照新自由主義的觀點，中國的繼續發展必須打破政府對資本和商品流通的有效控制，把企業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上。我認為這是錯誤的，要知道，美國的自由主義模式不會給中國帶來什麼好處。據我研究，凡是過去實行計劃經濟和公有制的國家，一旦採納新自由主義模式，實行完全的市場化和私有化，最多只能成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附庸。現在俄羅斯已經走上了這條路。我想中國的領導要比俄羅斯人高明，不會成為新自由主義詞彙的俘虜，不會重蹈俄羅斯的覆轍。